谢选骏全集第125卷： 人民主权造成种族主义

 人民主权造成种族主义

People's Sovereignty and Racism

《外星看地球》第2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5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5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互为因果——不论在中国的王朝统治之下还是欧洲的教会统治之下，种族归属可以忽视，至少列为次要。但在人民主权之下，群众不会容忍异己的存在。于是种族主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为了转移对于犹太人的歧视，于是煽动阶级仇恨，瘫痪世界各国，激发世界大战，为犹太复国主义开辟了道路。

Synopsis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racism are mutually cause and effect-whether under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dynasty or the European church, racial affiliation can be ignored, at least as secondary. But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the masses will not tolerate the existence of dissidents. So racism rose to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In order to diver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Jews, Marxism incited class hatred, paralyzed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spired a world war, and opened the way for Z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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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星看地球”，就是“超越地球观察地球”——从一个“对等的位置”而非“从属的位置”来看地球上发生的林林总总的现象。

上帝宗教 God Religion《外星看地球》第1卷

宗教战争 Religious Wars《外星看地球》第2卷

天子与人 The Son of Heaven and Human《外星看地球》第3卷

全球策 Global Strategy《外星看地球》第4卷

G2-中美联合体 G2-Chimerica《外星看地球》第5卷

两个世纪的内战 Two Centuries of Civil War《外星看地球》第6卷

病毒瘟疫 Virus Plague《外星看地球》第7卷

从暴民到暴君 From Mob to Tyrant《外星看地球》第8卷

党府论 On the Party Government 《外星看地球》第9卷

废垃论 On Human Waste《外星看地球》第10卷

历史人物 Historical Figure《外星看地球》第11卷

书面人物 Written Characters《外星看地球》第12卷

新闻人物 News People《外星看地球》第13卷

共产党 Communist Party《外星看地球》第14卷

政权杀戮 Regime Killing《外星看地球》第15卷

国家妖孽 National Devil《外星看地球》第16卷

科学与文化战 Science and Culture War《外星看地球》第17卷

历史力学 Historical Mechanics《外星看地球》第18卷

六四余波 The Aftermath of June 4th Massacres《外星看地球》第19卷

蒙古后清黄俄黄犹 Yellow Russian Yellow Jewish《外星看地球》第20卷

民主攘扰 Democratic Disturbance《外星看地球》第21卷

民族交汇 Ethnic Intersection《外星看地球》第22卷

难民行为学 Refugee Behavior Science《外星看地球》第23卷

权力碰撞 Power Clash《外星看地球》第24卷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 People's Sovereignty and Racism《外星看地球》第25卷

社会窃取 Social Steal《外星看地球》第26卷

猪义社会 Pig Right Society《外星看地球》第27卷

书评文论 Book Review《外星看地球》第28卷

台湾中国 Taiwan China《外星看地球》第29卷

网络主权不是主权网络 Internet sovereignty not a sovereign Internet《外星看地球》第3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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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1、PayPal是个危险的陷阱

002、U2间谍飞机是个多余的物件

003、阿留申群岛曾经属于黄种人

004、澳大利亚白人没有为土人发声

005、澳大利亚被人血馒头撑死了

006、八国联军互相杀入彼此的首都

007、巴黎时尚源于多重杂交

008、白俄罗斯人就是没和鞑靼人杂交过的俄罗斯人

009、白种人不怕孤独

010、白种人的负担到沦为负担的白种人

011、白种人优越论——具有金毛而且搜刮金毛

012、北欧海盗的赎罪之旅

013、北欧人双重的殖民掠夺史

014、超越种族之爱

015、大众种族主义与精英种族主义

016、东欧是黄祸的入口

017、对人民主权论的证伪

018、俄罗斯为何是蒙古杂种

019、俄罗斯真会冒充白人

020、还是高加索人种好

021、美国是律师干出来而非谈出来的

022、美洲黑人的祖先是白人强奸犯

023、逆向猎巫行动时代

024、欧洲人其实还是亚洲人

025、欧洲一体化的幻影

026、气候暖化与白种人灭绝

——白种人的命运会不会像北极熊一样？

027、驱逐马列主义，解放中国人民

028、人民主权的资本主义缺德了

029、人民主权论犹如地心说

030、日本对冲绳琉球民族的种族灭绝

031、日本人对白种人的恐惧

032、日本和亚洲各国的种族主义

033、煞气世纪——1917年—2017年

034、数学成绩中的种族因素

035、斯金纳为何像个种族主义者

036、为何监狱里的种族壁垒更为分明

037、卧薪尝胆的恶毒邪恶

038、希特勒的足迹预示白种人的遗迹

039、性格由不得自己而是时代的产物

040、杨百翰大学的伪科学

041、野蛮的阿肯色州

042、野生状态对于人类的益处

043、一个中国与一个欧洲

044、医疗品质下降有助种族生命提炼

045、医生的魔鬼附体

046、移民最反对移民

047、移民最该得到SAT逆境分数

048、移植记忆培养认贼作父的奴才

049、遗产真是遗祸无穷

050、以毒攻毒的超级霸王车

051、英国脱欧，白种人的最后挣扎

052、英国王室玩弄种族意识的花招

053、荧屏能够改变基因吗

054、勇敢的新世界来到我们身边

055、用放纵对抗放纵

056、用极端主义对付极端主义

057、用纳粹的方法反对纳粹

058、有关黑人暴乱的阴谋论

059、有两个真相就有两个阵营

060、有其父必有其女

061、有其母必有其子

062、有钱能使鹰变鸽

063、恶鬼赞美苏联的亡灵

064、有一种事实承认叫做坚决反对

065、幼儿哪里比黑猩猩聪明

066、娱乐至死的奶头乐

067、原子弹更新了武士道

068、原罪观念的生物学基础

069、越战失败才有冷战的胜利

070、早知华为今日，何必苹果当初

071、斩首领袖的新时代

072、智人的灭亡咎由自取

073、种族斗争没有“解放”可言

074、种族隔离合乎自然

075、种族平权就是种族歧视

076、种族歧视是人类进化的杠杆

077、种族是文明的基础

078、种族是一个文化概念

079、猪的智慧领导人类

080、种族主义的依据是种族差异吗

081、准备苟活的欧美人

082、最后通牒的起源

083、醉生梦死的白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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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

People's Sovereignty and Racism

《外星看地球》第2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5

【001、PayPal是个危险的陷阱】

《利用“PayPal”诈骗 网络卖家需警惕》（综合新闻 2014年12月13日）报道：

在网上卖掉你用过的东西，这已经是现代生活中稀松平常之事。但是骗子也无孔不入，他们利用某些信誉良好的在线公司行骗。

消费者保护协会（FTC）说，骗子利用“Paypal”行骗，骗局通常是这样：你发布消息卖一件高价值的商品，比如一辆旧车。几乎同时，你就收到一封来自买家的邮件，声称愿意全价（或更高价）购买该商品。但是，条件是他只愿意通过Paypal付款，或者坚持立即进行交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这是一种骗取个人信息、钱财或商品的诡计。

以下是一些在网上销售需要警惕的可疑情况，以及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

情景一：买家声称他只愿意通过Paypal付款；你没有Paypal账户？骗子说，没关系。他会发一封邮件给你，附一个链接，你可以建一个自己的账户。

这时应该怎样做呢？千万不要上钩。发给你的链接将把你带到一个假的Paypal网址。你输入的任何信息都会被假买家搜集起来用于诈骗。如果你需要建立一个PayPal账户，请直接登录PayPal.com申请。

情景二：检查你的邮件。买家称他会多打一些钱到你的PayPal账户，以便你可以把货物尽可能快的发出去。但是他又会要求你通过一个金钱转账服务返还多余的钱。这其实都是谎言，包括买家说的多余的钱。

这时你应该登入你的PayPal账户，发出货物前，确保已经被付款。千万不要使用陌生人邮件提供的链接。最安全的方式是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在地址栏输入PayPal.com，自己登录。还有，如果买家声称打了多余的钱，要求你返还多余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大大警告。

场景三：买家通过一个真实的PayPal账户，也确实打了钱给你，你就把车发给了他。问题在于，这个PayPal账户其实属于另一个人。结果是，你需要将钱退还给账户的主人，尽管骗子已经拥有了你的车。

这时需要联系PayPal，要求他们展开调查。公司对卖家提供保护，因此你不应当为未经授权的交易负责。然后向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当地警察局投诉。

想了解如何识别和避免网上受骗，或已经受骗，请通过spoof@paypal.com联系PayPal，该公司会听取你的意见。

谢选骏指出：向投诉PayPal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这个公司伪装成为一个信用卡公司，但却不会承担信用卡公司的任何责任，而且会收取额外的费用。

《駭入PayPal詐騙 華人賣車損失3000元》（記者林佩錦／聖蓋博市2019年02月19日）报道：

近年來網路交易盛行，線上二手交易、拍賣平台越來越多。在網上轉售使用過的物品已是稀鬆平常，付款方式也更為簡便。不過有不法分子利用PayPal線上支付公司詐騙，近日聖蓋博市一位華人受騙損失超過3000元。

PayPal是全球商戶和消費者喜愛的電子支付方式之一，除了標榜自己是最安全的付款方式，許多線上拍賣平台也都使用PayPal作為付款方式，讓民眾誤以為透過PayPal做金錢交易萬無一失。

兩周前，聖蓋博市居民林先生於網路上刊登賣二手車的消息，不久收到買家簡訊，聲稱願意先付款再領車，但只願意透過PayPal交易。林先生在簡訊中詢問買家要不要先來驗車？買家回應，他人在軍中，貼文中介紹的車況非常清楚，不需要驗車，交易成功後，會請搬運工人代領車輛。

林先生開始覺得很奇怪，買家不需要驗車。但自己過去幾年在線上交易，都曾使用過PayPal交易，加上PayPal是個信譽良好的全球大公司，就給了對方真實姓名以及PayPal帳戶資料。

不久，林先生的PayPal帳戶收到買家的全額匯款，接著買家表示隔日會請人替他將車子領走。林先生想著錢都入帳了，還能有錯嗎？便將二手車的所有權直接過戶給了買家。

上個周末，林先生接到PayPal財務部的電話，表示林先生帳戶裡收到一筆沒有經過授權的私人交易活動，也就是那筆賣車款項。PayPal財務部人員表示，匯款給林先生的帳戶已被駭客入侵，PayPal要求林先生將金錢全數歸還。由於林先生帳戶內沒有餘額，PayPal財務部人員要求他立刻從銀行匯款至帳戶內，不然一切後果自行承擔。

林先生表示，對於PayPal讓未經授權的款項交易成功感到很無奈，由於商品是買家親自領取，並不符合PayPal賣家交易安全保障的資格，目前只能等候PayPal調解中心的調查結果，他也希望不要再有人上當受騙。

聖蓋博市警局表示，如果民眾碰到類似案件，請立刻聯繫PayPal公司並申訴。警局呼籲，類似高單價商品，面交同時付款才夠安全，當買賣家要求私下交易，民眾更需提高警覺。檢舉PayPal假帳戶或可疑交易，民眾可發送電子郵件至spoof@paypal.com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则而报道相隔四年多了，但事情依旧一再发生。世人健忘，事隔几年，还对PayPal公司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而不知道PayPal是1个危险的陷阱。

【002、U2间谍飞机是个多余的物件】

《U2：难以被替代的高价值老牌间谍飞机》（BBC 2021年1月4日）：

这架洛克希德U-2侦察机的宽度几乎是长度的两倍，它是美国空军中最具特色的飞机之一，也是最难飞行的飞机，赢得了“龙女”(Dragon Lady)的绰号。

U-2的机身较薄，长63英尺(19米)，两个高面向、类似滑翔机的机翼以及强大的发动机设计，目的是要将飞机推进到7万英尺(21公里)以上的高空。重要的是，停在那里不动。

U-2在这样的飞行高度运作，最大速度与失速速度之间存在极窄间隙，飞行员称其巡航高度为“棺材角” (coffin corner)。在那里执行任务一次要持续数小时。

这架飞机的细长设计有时很难看清。通常情况下，它被吊舱、尖天线、神秘的凸起物和隐藏传感器、雷达、摄像机和通讯设备的鼻锥所覆盖，这些都是完成任务所需要的。这些不同的传感器可以插到飞机上，就好像人做模型一样。有一种都市神话说，这样的凸起物或荚膜中有一种隐身装置，即电子信号，使它不被雷达发现。在7万英尺及以上的高空，“龙女”号仍然基本上独自拥有平流层，就像65年前首飞一样。在这样的高度，飞行员更像是宇航员而不是飞行员。在U-2的茧状加压驾驶舱内，飞行员穿着笨重的加压服，戴着巨大的球形头盔，呼吸着100%的氧气。这个装备的一些特点仍然可以在今天使用的宇航服上找到。

在这么稀薄的空气里，生与死的距离也就那么窄了。事实上，飞行员经常面临缺氧和海拔引起的减压病的危险。像任何飞机一样，U-2必须飞行得足够快，以确保飞机不会失速，也不能太快导致飞机解体——U-2飞行员面临的挑战是，在7万英尺的高空，每小时可能只有几英里的差距。控制装置上一个意外的轻推可能会带来灾难。

接近地面的飞机的机械控制，容易在高空操纵，现在采取肌肉力量。U-2的轻量设计使其易于在跑道上方漂浮，如果着陆过于艰难，飞机会反弹到空中，而且对侧风非常敏感。这种轻便的自行车式起落架使飞机在减速过程中保持直线和机翼水平非常困难。

驾驶舱内的能见度非常有限，当飞机即将着陆时，飞行员不得不依靠另一名U-2型驾驶员的指令，驾驶一辆车冲向跑道。这些追逐车已经达到了140英里/小时(224公里/小时)的速度。

U-2侦察机的设计目的是侦察苏联领土，以监视苏联的军事行动。

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U-2项目副经理格雷格·伯索尔(Greg Birdsall)说：“U-2确实吸引了那些想说'我驾驶的是库存中最难驾驶的飞机'的飞行员。他们把一名飞行员候选人安排在教练机里，让他和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官一起坐在后座，看他们如何适应飞机的特殊操纵特性。”申请加入该计划的飞行员只有大约10-15%能够接受。

在自动化和算法时代，人们很容易想象，这些间谍飞机及其飞行员拥有"合适的装备"是冷战的遗物——但这是错误的。在柏林墙倒塌后的31年里，U-2一直在拦截语音或文字，获取电子信号，拍照，并使用一种特殊形式的雷达捕捉数字图像。

U-2也获得了新的角色，像数据中继。它能够在高空飞行，这意味着处于将战场信息传递给总部的完美位置。在这一过程中，它比竞争对手的飞机寿命长，并赶走了本该让它变得多余的监视卫星。

现在，美国空军舰队的31架u -2侦察机即将进行价值5000万美元(3780万英镑)的升级，并获得一项新任务，可以再飞行30年。也可能看到与一架秘密无人驾驶飞机正面交锋，它的存在尚未得到官方承认。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U-2项目主管艾琳·海利(Irene Helley)说：“我们不会放弃这个项目，我们正在大力投资让U-2进入新的任务环境。""在这个新时代，没有计划终止的日期。”虽然没有遗留下来，但U-2肯定是冷战的代名词。20世纪50年代，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领导的政府曾因苏联的核能力受到几次冲击。这是由于智力差距。苏联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央情报局很难渗透进去。在合适的地方缺乏间谍，这意味着总统需要一架高空间谍飞机来告诉他苏联到底在干什么。他很快就需要它了。

U-2侦察机的着陆面临着一些非常特殊的挑战。在工程天才凯利·约翰逊(Kelly Johnson)和秘密“臭鼬工厂”的团队中，洛克希德公司指定为他创造飞机的人。1943年，约翰逊和他的工程师仅用143天就设计并制造了美国空军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机身，臭鼬工厂的神话由此诞生。1954年末，他们开始研制这架秘密间谍飞机。

飞机必须维持飞行在70000英尺以上，航程3000英里(4800公里)，并携带700磅(212公斤)的设备。仅仅8个月后，即1955年8月1日，U-2在内华达州的一个偏远地区进行了首次飞行，该地区现在被称为51区。很明显，约翰逊和他的团队想出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U-2标志着向技术情报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不是由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式的地面间谍来解决情报问题，而是通过先进的技术，”加州和西部亨廷顿-南加州大学研究所航空航天历史项目主任彼得·J·威斯特威克(Peter J Westwick)说。他著有一书《隐形:发明隐形飞机的秘密竞赛》(Stealth: The Secret Contest to Invent Invisible Aircraft)。他说：“U-2确实是技术智能领域的首次重大技术飞跃。”

U-2侦察机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1966年，它的前途黯淡；最初建造的55架u -2中只有15架仍在使用。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决定重启生产，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因为很多工程师已经退休了。从重建生产线上起飞的飞机看起来和原有飞机很相似，但比原来的飞机大了近40%，并采用了新的模块化设计，以便携带更多、更重的设备，并且更容易切换到不同任务中。

目前正在服役的u -2型侦察机的运载能力是原侦察机的近三倍，飞行距离是原侦察机的两倍，飞行时间是原侦察机的三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进行了大幅更新；这个升级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

到目前为止，U-2已经排除了至少5个替代品。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第一代无人机(无人驾驶飞行器)。类似鲸鱼的诺斯鲁普·格鲁曼公司RQ-4全球鹰是最新的高空遥控侦察机之一。当U-2于1998年首次亮相时，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为了支付U-2的升级费用，24架全球鹰将不得不报废。

随着"全球鹰"的退出，U-2的发展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对飞机的改进将包括更好的航空电子设备，触摸屏驾驶舱(可以与压力服一起使用)和一个新的任务计算机，使飞机运行新的开放式任务系统(OMS)。它有点像间谍飞机，相当于手机上的Android系统，OMS将使U-2之类的飞机轻松地与坦克、舰船、飞机、卫星甚至网络武器的计算机系统进行对话。

“U-2还能再服役30年，这真的要归功于设计这架飞机的天才们，”海利说。“当我们推出新版本飞机时，是为了拥有更多的动力和空间——模块化的重新设计方式……允许我们不断升级或装备它，以服务于不同类型的任务。”“我们可以把一些东西从概念带到演示飞行，然后在几周或几个月内进行实地测试。”

U-2的经验是一个好处。“它的高海拔性能已得到证实，”海利说，“还有一个认识是，它的机身基本上仍然是青少年。大约还有80%的设计使用寿命。载人平台在处理突发事件方面也比计算机强得多。他说："如果你看看太空和其他类型的监视能力，就会发现它们依赖大量预先计划来提供所需的信息。相比之下，U-2侦察机是随时待命的，可以随时准备就绪。”

“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卫星不能实现U-2的功能？”克里斯·波考克(Chris Pocock)说，他曾是一名航空记者，写过几本关于U-2的书。“嗯，他们现在有惊人的能力，但轨道可预测。这意味着低轨道间谍卫星不能在任何一个区域停留很长时间，而U-2可以在一个特定地点停留很长时间。”卫星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反措施的影响，如激光可以使间谍卫星失明，干扰甚至导弹可以破坏或摧毁重要卫星。

U-2侦察机率先使用数据链路向数千英里之外的地面站传递情报，首先将信号反射到其上方的卫星上。

现在这个角色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美国空军的雄心是让所有的计算机，不管是哪家公司生产，都能彼此通话。新的传感器或摄像头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便宜地从飞机上安装和拆卸，并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

U-2确实有一个问题：它的隐形能力不是特别好。这意味着不能在其他国家不知情的情况下飞越其他国家的领空。一架U-2侦察机最近在中国南海军事演习上空被中国军方发现。现在看来，美国国防承包商诺斯鲁普·格鲁曼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绝密无人机舰队，看起来就像它的B-2轰炸机，来完成这一任务。一些人认为它可以取代U-2。

波音X-37B太空飞机有一天可能会发射微型卫星，执行U-2的一些任务。这些尚未分类的、通常被称为RQ-180的高空长航侦察无人机必须有隐形装置，因为只有奇怪的照片似隐似现，这在数字时代是一个惊人壮举。隐身设备是一种虚构的隐形技术，可以让飞机或航天器隐形，而这架绝密无人机有着不同寻常的浅色，使其难以被发现，因此闻名。这为它赢得了“大白蝙蝠”的绰号，或者更异想天开的“鹿卡卡”，电影《王牌创投2》中虚构的一只神圣的白蝙蝠。波考克说：“我说的任何话都必须是临时的。如果它要进入禁区或者像u - 2侦察机一样在友好领土上执飞，那么一定要隐形，但我不认为会取代u - 2侦察机。因为它非常昂贵，并且不允许在许多(只有7次)情况下禁飞。”

微型卫星对U-2的未来构成了更大的威胁。重量在10到100公斤(22-220磅)之间，足够小，可以从像波音X-37这样的航天飞机上发射。波考克说：“这些微型卫星可以从一次火箭发射中发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它们开始克服近地轨道间谍卫星的弱点。如果你有10个或更多的卫星围绕地球转，那么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回到地球上的同一个地方，而不是几天。”

不过，海利相信，U-2将像以前一样，击退来自未来对手的威胁。“U-2还能在环境中发挥什么作用呢？”她问道。“我们认为U-2是实时信息收集和传播的一颗北极星。”伯索尔补充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试图开发某种东西来取代它，甚至在那个海拔高度对它进行补充，都不会很快出现，也不会很容易，并且成本非常高昂。既然它已经拥有了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能力，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谢选骏指出：U2间谍飞机其实是个多余的物件——如果1945年美军没有停顿在西德，而是一举攻克柏林、席卷东欧，趁着自己独握原子弹的历史瞬间击溃苏联……那么，U2间谍飞机就是一个多余的物件，而构成的也不可能占领东亚了！

【003、阿留申群岛曾经属于黄种人】

《“风的诞生地”——曾经属于俄罗斯的美国岛屿》（BBC 2018年8月19日）报道：

遥远的阿留申群岛（Aleutian archipelago）中的乌纳拉斯卡岛（Unalaska Island）在二战期间曾是战场。

遥远的边缘地带

美国偏远的岛屿乌纳拉斯卡岛位于北太平洋与白令海（Bering Sea）的交汇处，跨越了北美向亚洲西伯利亚过渡的边界海域。这个岛比夏威夷更靠西；它位于东亚的尖端，是阿拉斯加州（Alaska）最偏远和独特的社区之一。

美国偏远的岛屿乌纳拉斯卡岛位于北太平洋与白令海（Bering Sea）的交汇处，跨越了北美向亚洲西伯利亚过渡的边界海域。这个岛比夏威夷更靠西；它位于东亚的尖端，是阿拉斯加州（Alaska）最偏远和独特的社区之一。

"风的诞生地"

阿留申群岛是一个长达1100英里的火山群岛，向西弧形延伸600英里，一直到达俄罗斯堪察加半岛（Kamchatka Peninsula）。乌纳拉斯卡岛是阿留申群岛的一部分，是地球上除极地以外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之一。常年狂风吹袭的海岸线崎岖不平，大部分险峻陡峭，几乎全无树木。

由于阿留申群岛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Pacific Ring of Fire）——世界上地震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地震非常普遍，岛链上的70座火山中有一半在过去250年里爆发过，其中包括乌纳拉斯卡岛上活跃的马库申火山（Makushin Volcano）。"风暴的摇篮（Cradle of Storms）"和"风的诞生地（Birthplace of Winds）"是阿留申群岛两个当之无愧的绰号。在邻近海域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天气系统会导致气旋风暴、飓风、暴雨和浓雾，对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和美国大陆的天气造成显着影响。

九千年的文化

今天大约有5000人以乌纳拉斯卡岛为家，包括渔民和当地的乌南加人（Unangax，音Oo-Nung-akhh）。乌南加人也被称为阿留申人，已经在群岛和阿拉斯加半岛的部分地区生活了至少9,000年，创造了一种利用陆地和海洋所能提供的一切资源，物尽其用的生活方式。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由于疾病和紧随殖民主义而来的本土文化的逐渐衰退，乌南加人的人口急剧下降。今天，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大约只有3,800名乌南加人。其中约有200人依然居住在乌纳拉斯卡岛，包括24岁的莎伊拉·莎士尼科夫（Shayla Shaishnikoff）和她17岁的弟弟塔隆（Talon Shaishnikoff）。

俄罗斯在美国的一部分遗产

乌纳拉斯卡岛的圣升天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scension）是为数不多的保留下来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之一。1741年，丹麦探险家白令（Vitus Bering）和他的俄罗斯同事奇里科夫（Alexei Chirikov）成为第一批造访阿留申群岛的欧洲人。此后，大批蜂拥而至的俄罗斯皮货商聚集到这个群岛，捕猎海獭（sea otters）和海狗（fur seals）。在18世纪晚期，这些岛屿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如今，许多居民仍保留俄罗斯姓氏。

俄罗斯东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追随毛皮猎人而来，在岛上建造小型的教堂，并使得许多乌南加人皈依东正教。虽然美国在1867年从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时获得了对阿留申群岛的控制权，但俄罗斯东正教的遗产却保存了下来。乌纳拉斯卡岛的圣升天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Ascension）是为数不多的保留下来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之一。建于1896年，是北美最古老的十字形教堂，其原址上曾于1808年和1825年建过更古老的教堂，已经无存，但现今的圣升天教堂内还保留早期教堂的原始圣像和室内部分。

"一个难以置信的荣誉"

然而，尽管如今居住在岛上的100多名乌纳拉斯卡人接受过东正教的洗礼，但只有大约不到12人会参加贝雷斯金神父每周的崇拜仪式。贝雷斯金（Evon Bereskin）神父是乌纳拉斯卡岛唯一的基督教东正教神父，也是圣升天教堂的守护者。作为一名乌南加人，他在2013年接管了该地区的宗教事务，现在负责监管阿留申群岛的乌纳拉斯卡岛、尼古拉斯基（Nikolski）、阿库坦（Akutan），以及普里比洛夫群岛（Pribilof islands）的圣保罗岛（St Paul）和圣乔治岛（St George）的所有教区。他对我说，"我是这座惊人的遗迹建筑的守护者，对此我身怀敬畏，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荣誉和责任。"

自从成为教会领袖以来，贝雷斯金神父已经开始筹集资金以修复饱经风雨和岁月侵蚀的教堂及教堂的圣像。他还将他的崇拜仪式改为英语（之前是用乌南加语和旧斯拉夫语），以便参见崇拜仪式的信徒更容易接近。

遭受攻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在阿留申群岛的驻军和商业活动很少。阿留申群岛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东亚地区，因此在日本轰炸珍珠港（Pearl Harbor）事件后很容易受到日军攻击。

1942年6月3日和4日，两艘日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袭击了位于乌纳拉斯卡岛北部海岸的乌纳拉斯卡镇荷兰港（Dutch Harbor），造成50人死亡。美国海军在战争中征用的客货载运蒸汽船"西北号（SS Northwestern）"在日本对荷兰港的袭击中被摧毁。其锈迹斑斑的船体今天仍然浮在海面之上，如同幽灵一般，提醒人们这里曾有一场血腥的战争。几天后日本军队入侵吉斯卡岛（Kiska）和阿图岛（Attu），这两个岛位于阿留申群岛的最西端(分别距乌纳拉斯卡岛670英里和850英里)，目的是对美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打击，并迫使美军从中央太平洋战区，即中途岛之战（Battle of Midway Island）即将开打的海域撤退。这是自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以来，美国本土首次被外敌入侵。

被遗忘的战役

随着岁月的过去，发生在这里的战役基本上被世人遗忘了。在荷兰港遇袭后的几个月内，美国和加拿大部署了14.5万名士兵保卫和夺回被占领的阿留申群岛。他们建堡垒、大炮和地堡保卫这些岛屿，就像这张在荷兰港停泊的邦克山号航空母舰（Bunker Hill）上拍摄的照片里所见。

一个可以俯瞰乌纳拉斯卡湾和几英里外的白令海的更大的基地，位于附近的巴利胡山（Mount Ballyhoo），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舒瓦卡堡（Fort Schwatka）。这座军事要塞曾经包括100座建筑，建造标准能抗地震和飓风级风暴。

一场史诗般的但又惨烈无比的战役在这荒凉恶劣的地带爆发。战斗双方都有数千人阵亡——其中许多人是因为遭遇了岛上恶劣的天气。到1943年8月，日军被驱逐出阿留申群岛，随着岁月的过去，发生在这里的战役基本上被世人遗忘了。

痛苦的记忆

照片中的乌纳拉斯卡社区蚀刻石板是对那段黑暗时期的纪念。在日本发动袭击之后，美国军方命令乌南加人强制撤离阿留申群岛，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并为抵达的军事力量做好准备。居民们提前不到一天才接到通知，每人只允许带一个手提箱，而且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总共有881名乌南加人被驱逐出整个群岛的9个村庄，并在阿拉斯加东南部温带雨林的废弃罐头厂被关押了3年。

许多人以前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家园，更不用说见到树木了。由于住房和卫生条件恶劣以及卫生保健设施很少，大约有10%的难民营人口死亡。那些在1945年回到乌纳拉斯卡岛的乌南加人发现，他们的村庄要么被洗劫，要么被烧毁一空。

20世纪80年代，乌南加人与同样在战争期间被拘留的日裔美国人一起，对他们遭受的虐待和权利被剥夺提出了起诉。1988年，一项赔偿法获得通过，给乌南加人财政赔偿，并由美国国会和总统向乌南加人作出道歉。乌纳拉斯卡社区蚀刻石板是对那段黑暗时期的纪念。

捕鱼圣地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乌纳拉斯卡成为美国商业渔业的中心，时至今日，捕鱼业仍在这个岛屿占统治地位。每年有来自14个国家的400艘船只在这里入港，捕鱼量达数亿磅。大比目鱼、鲑鱼、鲱鱼和几种不同种类的螃蟹都是在附近海域捕捞。荷兰港带来的海产品比其他任何美国港口都要多——这是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的热门真人秀节目《致命捕捞（Deadliest Catch）》中主打的交货港。

麦当劳的麦香鱼（Filet-o-Fish）的来源地——阿拉斯加鳕鱼占岛上所有海产品的80%，这种鱼类用于生产鱼油、鱼片（用于冷冻鱼棒和麦当劳的麦香鱼汉堡）和鱼肉酱（仿蟹肉）等产品。岛上最大的海产品加工厂"统一海洋（UniSea）"，拥有阿拉斯加所有渔场中最高的环境标准，包括可追踪的海产品和最低的意外捕捞量。

"统一海洋"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恩洛（Tom Enlow） 也是乌纳拉斯卡岛的本土居民。他说，"我们把鳕鱼的每一个部分都物尽其用，没有什么可浪费的。鱼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再生的碳氢化合物，可以为我们的工厂和工人宿舍提供能源和供暖，从而抵消了柴油的燃烧。"

丰富的海洋生物

阿留申海岸也是大量海鸟筑巢繁衍之地，海鸟数量之大，比美国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鸟类爱好者们从世界各地远道而来，观看各种各样的水禽，尤其是极为罕见的须海雀（whiskered auklet）。除了丰富的鱼类，乌纳拉斯卡岛营养丰富的水域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哺乳动物聚集地之一，这里有逆戟鲸（orcas）、多尔鼠海豚（Dall porpoise）、海獭、港海豹（harbour seals）和鲸鱼（座头鲸、领航鲸和长须鲸）。5月到7月之间，斯特勒海狮（Steller's sea lions）会聚集在被称为群栖地的孤立的岩石上交配并产仔。

陆地之上

与此同时，在乌纳拉斯卡岛的山径徒步旅行会让你探索这个岛屿的偏远角落。当你穿越起伏的高山草甸和壮阔的山峰，你能感受到阿留申群岛真实的灵魂。自然环境虽然如此之恶劣，但这些诗意的、抒情的风景则让这里严酷、有时极之难以忍受的环境也会变得柔软而可亲起来。

谢选骏指出：与其说“风的诞生地”阿留申群岛是“曾经属于俄罗斯的美国岛屿”，不如说“阿留申群岛曾经属于黄种人”——因为俄罗斯人在这个岛屿只是短暂的过客，就算他建立的一座东正教堂，现在也掌握在黄种人手里。

网文《阿留申群岛》报道：

阿留申群岛（英语：Aleutian Islands，可能来自楚科奇语：aliat，为岛屿的意思）位于白令海与北太平洋之间，自阿拉斯加半岛向西伸延至堪察加半岛。由超过300个细小的火山岛（当中有57座火山）组成，长1900公里，总面积17666km2。

群岛简介

由于横跨东经/西经180°，为美国理论上的最西及最东点。绝大部分属于美国阿拉斯加州，通常被视为阿拉斯加荒野的范围，惟极西部属俄罗斯。阿留申群岛是花彩列岛的起源，地质上位于太平洋火环北部。岛上居民为阿留申人。

位于太平洋北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西南面，有一条半圆形带状的群岛，断断续续，自东向西延伸，几乎可达亚洲的堪察加半岛附近。长达2700多千米。这真是大自然的绝妙造化，如果以白令海北端的阿纳德尔湾为中心点，再以这一中心点到阿留申群岛的距离为半径，用圆规画一圆圈的话，你便可发现，阿留申群岛自东向西延伸部分与圆的轨迹几乎如出一辙。如果把白令海比作一条河，那么阿留申群岛就恰似露出水面弯弯的一长串"踏脚石"，从阿拉斯加半岛出发，踏着这些"石头"，便可"走"到"河"的对岸。

地理概况

阿留申群岛位于太平洋北部，为分隔白令海与太平洋的火山岛群。东起乌尼马克岛，西接阿图岛，由70多个小岛组成。长约2250多千米，面积1.8万平方千米。构造上属北美科迪勒拉山系西带山脉的组成部分，大部分岛屿为火山岛，部分火山仍有间歇活动。群岛气候受阿拉斯加暖流和极地海洋气团影响，多雨雾和强风。四季温差小，冬季气温高于同纬度大陆东部。一月份在亚欧大陆内部会形成亚洲高压，把副极地低气压带切断，使它只保留在海洋上，即阿留申低压。岛上因风大无树，植被以草甸、苔藓为主。

群岛是环太平洋火山带（通称环太平洋火环：the Ring of Fire）的一段，属阿拉斯加阿留申山脉半淹没部分。大部分为火山岛，有些火山仍在活动。岸边岩石密布，受海浪冲击而磨蚀，接近极危险。陆地自海岸突起形成险峻、陡峭的山脉。群岛间的主航线有经过乌尼马克（Unimak）、乌姆纳克（Umnak）、阿穆克塔（Amukta）和塞瓜姆（Seguam）等通路。

动植物

四季温差小，风大、雨多、雾重。群岛上几乎无树，为丛生的杂草和许多开花植物所覆盖。阿留申群岛的阿拉斯加国家海洋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乌尼马克岛（东）和阿图岛（西）之间，占地11,000km2（4,250平方哩）。保护区透过控制野生动物数量（主要为海獭和海豹），使一向靠狩猎和捕鱼为生的阿留申岛人免遭饥饿威胁。饲养蓝狐为许多人带来就业机会。

群岛历史

1741年俄国派遣丹麦人白令（Vitus Beling）和俄国人奇里科夫（Aleksey Chilikov）作探险航行。船队在一次风暴中失散后，奇里科夫发现了东部几座岛屿，白令则发现了西部几座岛屿。西伯利亚猎人得知此地富于毛皮动物后即涌至指挥官群岛，并逐渐东迁，越过阿留申群岛至大陆，如此俄国便在北美有了立足点。由于俄国人的征服和屠杀，几乎使原住民阿留申人灭绝。1867年俄国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

阿留申群岛属阿拉斯加半岛的一部分，它与阿拉斯加半岛原属沙皇俄国，1867年，美国人以720万美元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手中买下。如果当初俄国沙皇知道阿拉斯加的地下埋着黄金，阿留申海域又是一个宝库，这里还有着重要的军事价值，就决不会如此廉价地卖给“山姆大叔”。就在沙俄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不久，这里就发现了金矿。1903年，作为美国第49个州的阿拉斯加一年内就向美国政府上缴了950多万美元的税收。此后，阿拉斯加的鱼、皮毛和黄金的产值每年都在1.5亿美元左右。地图上的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是以上弦月的形式横断着北太平洋，为美国在太平洋迤北一带的战略要地，处于日本和远东通往北美、北欧最短的路途上，又是美俄之间距离最近的地方。阿留申群岛由福克斯、安德烈亚诺夫、四山、拉特和尼尔五组群岛组成，共有大小岛屿159个，总面积约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千，其中主要是驻军，其余皆为土著人。群岛中，仅有3个优良港口，其中靠近阿拉斯加半岛东岸原荷兰港，在军事上具有战略上的价值，向来为美国海、空军基地。在阿留申群岛的西北顶端为阿图岛，是美国领域中最终的岛屿，也是毗邻俄罗斯最近的一个岛。该岛多港湾，形势险要，是天然的舰船停泊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的战略重要性人所共见。1942年日军侵占阿图和基斯卡（Kiska）岛。一年后，经过19天激战美国收复阿图岛。冷战时期，阿留申群岛各军事基地是北美大陆战略防御的重要环节。人口11942人（1990年）。

保护区

美国在群岛的乌尼马克岛和阿图岛之间建有占地1.1万平方千米的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居民主要居住在乌纳拉斯卡、埃达克和谢米亚3岛，从事渔业和驯养毛皮兽。群岛战略位置重要，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重要的海空军基地。埃达克岛和谢米亚岛为空运中继站；乌纳拉斯卡岛的荷兰港为一天然深水港，海军基地。

群岛现况

本来一片荒凉的阿留申群岛，经过美国人的辛勤建设，已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一座座新建的水产加工厂飘出阵阵鱼腥味，一排排即将落成的码头正在紧张施工，捕鱼网和捕蟹笼堆积如山。港湾里，千吨级的现代化渔轮穿梭往来，远处锚地里，锚泊着万吨级货轮，推土机和打桩机的呼呼声交织在一起，从空中不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更增添了喧闹气氛。由于群岛重要的军事地位和巨大的经济价值，这里被美国人称为“西部三角洲”。来这里开发的美国人和来自中国、越南、菲律宾的移民，正在以自己的勤劳的双手，创造着阿留申群岛新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显然，这里不适于白种人生存；这里是黄种人的天然家园。

【004、澳大利亚白人没有为土人发声】

《著名作家：被海关扣留那一刻 我恨美国》（“观察者网” 2017年3月17日）报道：

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作家曼姆·福克斯在洛杉矶机场过美国海关时，被工作人员从入境的队伍里拉了出来接受询问，这并非因为她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曼姆·福克斯”——在美国没人知道她的这个身份——此时她只是一名普通旅客。原因其实是，美国海关以为她在美国工作，却并未持有相关签证。

实际上，那天她是作为一场文学学术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发言人，正赶去参会，为此会议举办方还向她支付了酬金。但正因为会议主办方支付了她此次行程的所有开销，美国海关对她说：“我们有更多问题要问你”。于是她就被带到了一间小屋子，和另外20几个人一起等了1小时40分钟之后，她又被盘问了15分钟。

那个房间和普通的等候室相似，只是更为阴森恐怖。墙上贴着一张不太明显的告示，警告大家不能使用手机。在这个房间里，任何违反这条规定的人都被大声训斥：“别用手机！”房间里的警察态度粗鲁，他们似乎除了训斥不会讲别的话，而且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被严格监视，毫无保留。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事情真让她做为人类感到羞耻，实在太可怕了。

那天有一位大约80岁的伊朗老妪，穿着一件淡紫色的小开衫，坐在轮椅上，而美国海关的工作人员却对她大吼：“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反复厉声吼叫之后，她终于大致猜到了对方的意思，这才回答：“波斯语。”她当时就在想，老天，帮帮她吧，作为伊朗人，她面临怎样的命运？

还有一位台湾女性，海关大吼着盘问她的收入来源，但她没听懂对方的问题，于是那个海关官员就冲她大喊：“你的钱从哪儿来的？从树上长出来的吗？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样的场景太可怕了。

还有一个妇女带着婴儿，然而这个房间既没有盥洗室，也没有饮用水。设想，要在这个房间待上几小时，胸前捧着一个哭闹的婴儿，或者急需给孩子喂奶，“如果是我，我的天……我绝对承受不了，这个房间散发出的非人道气息，让我心如刀割。”

当他们终于叫她去询问时，她正在重读一本40年前自己就读过的小说——谢天谢地她手边有本小说。书名是司汤达的《红与黑》——这本19世纪的小说适合长途飞行时阅读，能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但后果是，她看得太投入，竟然没听到他们叫她的名字。她前面一个女子回过头说：“他们在叫福克斯”。然而她并不知道应该去哪个小隔间接受询问，正在犹豫之时，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突然出现了，挡在她面前并冲她大吼：“不是这儿！去那里！”她客气地道了歉，说她因为看书看得太入迷所以没听见自己的名字，他回答道：“那你想让我干吗？让我在这儿等着你看完小说吗？”——他的声音洪亮，傲慢无礼，她真得被他吓住了。

他们的问询方式也非常可怕。如果他们看到她手提箱里的书，就会知道一切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她带了一本自己的新书《我也是澳大利亚人》。这本书的主题是移民，欢迎人们到另一个欢乐的国度生活。从中可以看出她的一大人生信条：她向来看重包容性、人性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她的包里还有自己的另一本书《十个小手指和十个小脚趾》。于是她就跟美国海关讲了她带了些什么书，这些书所表达的包容主义内涵，而对方却冲她大吼：“你以为我不识字吗！”

对方年纪估计连她的一半都不到——她虽然还没到70岁，但也早就不年轻了——然而，她全程都是站着回答问题的。质询过程充满火药味，令她胆战心惊，为了安抚她怦怦乱跳的心，她不得不将右手的手掌捂住胸口。

那些海关人员也没有丝毫歉意。当对方终于得知她的《十个小手指和十个小脚趾》是澳大利亚政府赠予乔治王子（英国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长子——观察者网注）的官方礼物之一时，他伸出手对她说：“很高兴认识你，福克斯女士”。问了那么多问题，他最后的这句话让她接近崩溃，差点晕倒——这种转折实在太诡异了。

她全程客客气气、彬彬有礼，饱受他的诘难，他却竟然说“很高兴”，让她大跌眼镜——他这般百般刁难，竟然还享受其中，简直变态。

那一刻，她真得很讨厌美国，她讨厌那个国家。其实，那已经是她第117次赴美了，她也知道大部分美国人都非常慷慨热心，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待她很友善。她也知道，这份恨意过一两天就会淡去，但交朋友绝不是这样子的。要知道，澳大利亚可至始至终支持着美国人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今他们这样对待一个澳大利亚人，实在是太过于忘恩负义。

那天，她在酒店的房间里气得发抖。她打电话给一位美国朋友，她是个编辑，她在电话里向她哀嚎，她让她不妨将这段经历写下来——于是她写了两个小时。那晚，她本来打算睡足8个小时，却只睡了一个半小时就被自己哭醒了——这段经历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她回到澳大利亚后收到了美国大使馆的道歉信，信的内容让她安心许多。同时，她也接到了许多美国人和美国作家的来信，对她表示安慰与支持。

她能够理解美国海关的工作人员也许并没受到良好的训练，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拥有不可置疑的绝对权力，不管态度多恶劣、多具有攻击性都不用担心后果。于是他们像发了疯一样。一个公职人员被授予梦寐以求的绝对权力，却没接受相应的训练，其后果不堪设想。

她能说一口流利、清晰的英语，他们都能让她感到无助、渺小，那么其他不会说英语的人境遇又会如何呢？她不断地思考，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为母语的女性，又是白人，她都会遭受这般待遇，那么其他人种呢，他们又会受到怎样可怕的对待？

这一点让她伤心欲绝。要知道，她被从队伍里拉出来询问，并非因为她是个革命积极分子——“然而，我的天，我觉得我现在已然变成了这样一个革命积极分子。我在自由、尊严的前线战斗。如果我们不起身大喊，理性将无法取得胜利。因此，我将放声大喊，为人权怒吼。”

这次经历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她以前仅仅认为自己是个积极分子，但这次事件后，她变成了革命主义者。她不能让相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自此，她不会坐在沙发上自艾自怜，相反，她会给政治家写信、给各路人士致电、给报纸投稿、参加电台节目——她不会再保持沉默，不会再保持被动，她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

谢选骏指出：曼姆·福克斯女士作为白人现在也感受到了压力，但是她还是忘记了她的同胞祖先给澳大利亚土人带来的痛苦，也没有准备为他们发出声音。北京“观察者网”以为在她的作品里找到了反对美帝的材料，却只字不提澳大利亚人的万倍苦难——这难道不是充满了偏见。

【005、澳大利亚被人血馒头撑死了】

《无声的入侵 作者汉密尔顿谈中共如何利用民主摧毁民主》（2019年4月13日 转载RFA中文部与台湾网络媒体「报导者」共同制作）报道：

《无声的入侵》作者汉弥尔顿是澳洲驻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公共政策研究智库澳洲研究院的创办人，现任澳洲查尔斯史都华大学公共伦理中新哲学教授。

2500万，人口和台湾差不多大小的民主国家澳洲，为什么在短短不到15年间，彻底被中国渗透？

澳洲学者汉弥尔顿描绘了被中国无声无息入侵的原因：

「因为澳洲和新西兰环境开放，有大量中国移民，又坚守多元文化主义，是中共党国撬动美国同盟、用以测试各种渗透与颠覆手法的练兵场。」

「列宁式宣传体系的作法，不是用他们自己讲的话去说服大家，而是让媒体无暇去报导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笔交易（购买媒体）充分显示了中国利用西方制度的开放性以及主流媒体摇摇欲坠的财务状况。」

澳洲痛苦的经历，值得台湾深思警惕。

当澳洲最大的独立出版社Allen &Unwin打电话来说要延迟出版他的新书，澳洲学者克莱夫．汉米尔顿 (Clive Hamilton) 十分震惊。

「我相信，这是第一次，西方声誉卓著的出版社，必须在自己的国家审查批评中国的书籍。当然，这件事本身就证实了我整本书的论点，」现任澳洲查尔斯史都华大学（Charles Sturt University)公共伦理中心哲学教授的汉弥尔顿说。

汉弥尔顿去年在澳洲出版的新书《无声的入侵》，详细罗列了超过一千名中共的耳目、内线、间谍，全面渗透澳洲的真实事件。从政界到媒体，从大学到小学，从房地产到农牧业，澳洲的民主在中共「锐实力》入侵之下，显得天真脆弱，「简直就像童子军要对抗教父柯里昂，」汉弥尔顿比喻。

所谓的锐实力（sharp power）是指一个国家透过操纵性外交政策，企图影响及控制另一国家政治制度的行为，通常发生在威权国家想要影响他国的内政。汉弥尔顿说，锐实力和软实力不同，中共发展的锐实力并非要赢得认同和好感，而是利用华侨社团与新移民介入澳洲政治，扩大社会对立，让澳洲自乱阵脚。

根据澳洲当地媒体《法克斯传媒》（Fairfax Media）报导，澳洲议员曾认真考虑在议会特权下出版此书。

汉米尔顿的调查像是一颗深水炸弹，炸开了澳洲社会中最深层的焦虑： 当中共利用民主的开放性，渗透一个多元文化、开放包容的政体，我们该如何反击？当我们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我们是否同时秤斤论两出卖我们对价值观与核心利益的坚持？

66岁的汉弥尔顿，当他在书中清楚描绘了中共如何用民主摧毁民主时，很快被扣上「反华」的帽子，被指为重启黄祸论。

延迟出版的消息，早让此书引发国际媒体注目，《纽约时报》和BBC都报导澳洲异议之声被遏制(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71121/china-australia-book-influence)。新书去年二月一上市，更引发热切讨论，激化澳中关系。去年三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称这本书「恶意炒作」和「抹黑攻击」(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3342456)。

批评中国的书不少，但汉米尔顿在过去亲中的澳洲，大胆指出中国正企图将澳洲变为傀儡国家，短短十五年间，拢络澳洲前总理鲍勃．霍克、保罗．基廷、陆克文，将前政要变成中共的新买办，中国资金同时大笔涌入澳洲的农地、房地产、大学。无声无息间，中国摇身一变成为澳洲官界、学界、产业的最大金主，也成为澳洲第二大地主。汉米尔顿大鸣澳洲自由与法治的警钟，

「所谓中国因素，不只是香港或台湾的独特现象。这本书指出中国影响力扩及全世界，它所引发的焦虑也是全球的，」为中文版写序的中研院社会所副研究员吴介民写道。

＊ 中国是澳洲的第二大地主

根据汉弥尔顿的访谈与调查，对中共而言，澳洲是西方民主阵营的软肋。近年来，澳洲人忧心忡忡看着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蜂拥而至：与党关系密切的亿万富翁、扮演北京喉舌的媒体老板、从小被洗脑的爱国留学生等等。

澳洲是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依赖中国的国家（编按：根据2015 Forbe统计，全世界最依赖中国经济的国家澳洲第一，台湾第二，南韩第三。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1523344）。中国是澳洲最大贸易伙伴，2018年中国占澳洲出口高达34.1%。根据KPMG的报告，澳洲自2007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第二大国，累计投资达900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逾1000亿美元。中国目前在澳洲拥有的农地，也仅次于英国，是澳洲第二大地主。

涌入澳洲的资本，汉弥尔顿担心，已对澳洲主权造成威胁。

「中国的朋友们喜欢比较，中国拥有澳洲资产的总量，实际上远不如美国和日本公司。但是事实上，美国人已经买了一百年，日本人也买了五十年，中国投资巨幅成长，不过是这十年的事。这900亿美元，有鉴于我们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十三分之一，这就代表涌入澳洲的中国资本是涌入美国的十二倍，」汉弥尔顿在书中指出。

再加上，澳洲超过2500万人口数里，华人达120万，占澳洲人口5.6%，大约和华裔美国人相当。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每年为澳洲的大学系统注入180亿美元。这提供了中共一个好机会，允许效忠北京的华人冠冕堂皇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名，推进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

汉米尔顿的消息来源之一、前中国驻悉尼领事馆政治事务一等秘书陈用林告诉他，中共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对澳洲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因为澳洲和新西兰环境开放，有大量中国移民，又坚守多元文化主义，是中共党国撬动美国同盟、用以测试各种渗透与颠覆手法的练兵场，」已寻求堪培拉政治庇护的陈用林在书中指出。

＊ 红色渗透政、媒、学、商

难挡人民币魅力的澳洲政治人物，不在少数。

早在2016年，澳洲媒体就揭发工党明星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已沦为中共统战对象。他接受华裔商人黄向墨的捐款，改变他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他违反工党立场发言，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他最后被迫辞去参议员。曾撰文称呼「资金是政治的母乳」的黄向墨，也被取消永久居留权。

根据《法克斯传媒》与《四角方圆》的联合报导，和北京关系密切的华裔富豪黄向墨与周泽荣和其同伙，近年向澳洲两大政党，自由党及工党，捐献超过490万美元。

2017年6月14日，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国会议员索腾（Bill Shorten）拿出前外长毕绍普（Julie Bishop ）与黄向墨合影，质询外交部和这名富豪的关系。（美联社） 

2009年，澳洲也有报导指出当时的国防部长乔尔．菲次吉朋（Joel Fitzgibbon）与中国女商人刘海彦过从甚密。她是手头阔绰的房地产投资者，和解放军总参二部有联系，长期慷慨赞助工党。Netflix影集《秘密之城》直接影射此事。

汉弥尔顿也披露，影响西方的媒体，也是控制海外华人大战略中精心规划的一环。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曾在2016年5月悄悄造访澳洲，和澳洲主要媒体签订协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金钱挹注这些媒体，换取澳洲媒体刊登《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内容。《费尔法克斯》和《天空新闻》同意刊载和播送，《悉尼晨锋报》、《时代报》、《澳洲金融评论报》则同意每月夹带8页《中国日报》的内容。

「列宁式宣传体系的作法，不是用他们自己讲的话去说服大家，而是让他们（媒体）无暇去报导真正重要的事情。这笔交易充分显示了中国利用西方制度的开放性以及主流媒体摇摇欲坠的财务状况，」汉弥尔顿在书中评论。

即使对台湾读者而言，汉弥尔顿的发现，仍然骇人听闻。他直接点名澳洲许多大学的科技研究计划，间接助长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野心。

例如，澳洲研究理事会提供3年40万澳币的研究基金给阿德雷德大学，和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合作，该机构隶属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而中航这间国企是解放军军用飞机的主要供货商，包括歼20匿踪战机、第五代歼31匿踪战机与无人攻击机。

又例如，悉尼科技大学和中国电科缔结伙伴关系，研究大数据，研究范围涵盖了行动感测、计算机视觉、云端运算、数据储存，用来改善国防情报分析与建立公共安全预警防范。「中国电科以其科技协助中共党国提升世界上最全面、最压迫、而且是针对自己公民的监控系统。而澳洲科学家社群那值得称赞的开放合作的文化，正在被利用，」汉弥尔顿写道。

＊ 刘晓波与鲑鱼

同时，北京不断撬起地缘经济的杠杆，善用贸易、投资、经济制裁、网域、援助、货币、能源和商品政策，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用经济这把老虎钳夹住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汉弥尔顿举例，当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北京报复挪威，大幅减少挪威鲑鱼在中国市场的份额。2010年，日本在有争议的钓鱼台海域逮补一位中国船长，结果中国禁止向日本出口稀土。2012年，菲律宾反对中国入侵黄岩岛，有150柜的菲律宾香蕉被扔在中国码头上，任其腐烂。2017年，美国在南韩开始装备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中国针对南韩祭出报复措施，乐天宣布出售中国店面，撤出中国，首尔的中国旅客减少了85%，中国也封杀了韩国进口的化妆品、电器，并取消韩星演出。希腊和意大利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欧盟抛入中国的怀抱。澳洲的旅游业与观光业，同样容易受中国箝制。

「有人说，中共分支已牢牢深入澳洲各个机构的土壤，我们不能再连根拔起，但这首先取决于，澳洲人是否想从我们的社会中根除中共的影响？我们的天真和自满，是北京最大的资产。2016年俄罗斯联邦GDP是1.28兆美元，澳洲是1.2兆美元，到了2020我们的经济将比俄国还强，那为什么在俄国熊面前，我们老觉得自己是无尾熊？」汉米尔顿在书中大声疾呼。

汉弥尔顿强调，只要经济持续多元化，特别是与印度打造更强的贸易、投资、移民、留学生的联系，国防上四边安全对话—美国、印度、日本、澳洲之间非正式的安全伙伴关系—能够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抗衡力，就能勇敢站起来抵抗北京的经济欺凌。

＊ 无尾熊的反击

去年，澳洲国会通过了《反外国势力干预法》(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80629/australia-security-laws-foreign-interference)，许多汉弥尔顿在书中描述的，澳洲人被中国反利用的行动，将面临10年到20年的刑期。新法案正式增加了38条新罪刑，包括替外国政府窃取商业机密，同时扩大对间谍活动等罪行的定义。新法虽然不禁止外国捐款，但要求外国游说团体登记注册，接近目前美国作法。

全世界都在看，无尾熊是否能击退红色渗透。

对台湾而言，哈密尔顿的观察和著作，提供了理解中共战略思维一扇难得的窗。

以下为作者专访摘要，部份融合书中段落：

Q： 为什么你原本的出版社要延迟出书？

A： Allen&Unwin是澳洲最大的独立出版社，出过我之前8本著作。但这一次，他们害怕北京的报复，所谓的报复，并不是直接的威胁，而是程序冗长、要价不菲的诉讼。我出版社的朋友告诉我，新书得延迟，但对作者而言，一但延迟出书几乎要重新改写，以符合时势，而且也没有保证一定出版，这本书等于是被放弃了。所以，忽然之间，我没了出版社，其他出版社也不敢靠近我。被3家出版社拒绝后，最后，我找到Hardie Grant，他们愿意出版，因为他们相信言论自由，因为他们相信澳洲人应该读这本书。我接到电话时，当然很震惊。中共的阴影竟然已经足以令澳洲一家独立的出版社进行自我审查。当然，这也直接证明了我整本书的论点，中共正在和澳洲的民主对撞。

Q：出版后对澳洲社会和对你有什么影响？

A： 新书上市后第一天，我就被攻击是一个仇外的种族主义者。过去许多年，作为澳洲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一直强烈谴责种族主义，我来自澳洲政治光谱上的偏左。当然，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意料到会被贴标签。但是，我的一些华裔澳洲人朋友告诉我，难道不写出来，还有其他方法吗？

在这本书，我不断强调，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书，不是关于中国人民的书。不过当然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把两者混为一谈，才能合理化他们的爱国叙事。所以任何针对中共的批评会被诠释为针对中国人民的批评。

对刚刚到达西方的许多中国人来说，国家和政府的区分，是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而对民主社会来说，这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当他们确实掌握了此一区别，就会愿意成为党的批评者，而不会感到自己在叛国。他们甚至会成为爱中国但讨厌中共政权的异议人士。

针对我种族歧视的最佳反驳就是，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了。难道台北的出版社仇外吗？是种族主义者吗？但是在澳洲，仍然有很多华裔澳洲人都没有读过我的书就攻击我。这就是这本书里描述的党国宣传机器有效率之处。

Q：你是指，在120万华裔澳洲人当中，对你新书的态度十分分歧？

A：是的，十分分歧，这是因为在华裔澳洲人这个移民社群，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也是十分分歧。

Q：你会怎么描述中共眼中的120万华裔澳洲人和超过5000 万的海外华人？

A：中共非常努力要赢得海外华人的心和灵魂，来成为北京的代理人、北京的政治武器。在澳洲，中共很成功地赢得华语媒体为北京的利益发声。

同样地，也有忠于澳洲的华裔澳洲人非常担忧、厌恶中共在这片自由之土上的影响力。毕竟，他们就是为了呼吸自由的空气才移居至此。

Q：为什么北京的代理人可以在澳洲政治、媒体、学术机构、商界畅行无阻？

A：我想有很多原因。

许多年来，有影响力的澳洲政治人物都很支持中国政府。有一部分是要改善华人的地位，另一部分，较年长的智识份子一辈，对毛派思想仍然怀有浪漫憧憬。这铺垫了我们对中国的理解与思考。我们的前任总理们，常常成为中共的买办。

第二个因素是，反美情绪。有些澳洲人欢迎中国崛起，来制衡美国。

第三个因素是纯粹的财务诱因。很多商人在中国赚了大钱，或是靠拉拢中国人赚大钱。所以澳洲政府也就不管。

第四个原因，是在华裔澳洲人这个社群里，有些人就被吸收为党工作，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因为爱国心。

我一个情报来源告诉我，在国立澳洲大学里的中国学生会，会长是被中国大使馆任命和批准的，大使馆也会给钱，去开宴会或是邀请讲者。中国政府想要操控学生，有相互得利的关系。但是没有合同，没有人下笔签下这桩交易。学生会的领袖知道，但其他学生不知道。像是之前在澳大的校园里，中国学联会长要求校园药房不能有《大纪元》，校方就没有任何反应。我的情报来源反问我： 你们的学校太自私，他们想要中国学生的钱。大多数中国人对达赖喇嘛感到不快，可是谁给我们权利要求别国不准欢迎他？我的情报来源还问我：如果澳洲华人开始利用他们的人数优势来选澳洲领袖怎么办？现在只有一百万人，我们可以给你送来两千万。

所以原因很复杂。

Q：在反美情绪这一点，你认为北京容易复制在澳洲这一套到其他有反美情绪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吗？

A：我想是的，但是必须先说明，中共会依据每个国家的情况来打造渗透策略。

在澳洲，我们有非常大的中国移民社群。在日本或拉丁美洲相较，华裔就比较少，这种情况下，中共会比较倾向采用经济手段。但是，即使是在非洲，也有人开始把中国因素当成一种新殖民主义。

Q：要对抗无声的入侵，最佳的策略是什么？

A：在澳洲，过去一、两年来我们的联邦政府制定了《反外国干预法》。国会去年也通过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立法，针对去中央化的微间谍活动有了更现代的法律框架。很多我在书中描绘的间谍活动、阻碍我国政府民主程序的活动，都将被判刑。我想北京会告诉他们在澳洲的代理人，必须更小心行事。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成效。这必须仰赖政治领袖有意愿，并且投入资源去抓到罪犯，交由司法判刑。

政治的钟摆效应也会回到比较绥靖主义、讨好北京。北京不会就这样走开。我认为，正因为我们现在拉高警戒了，北京会增加资源加紧控制澳洲。在堪培拉，这样的意识比较高了，但是在伯斯、布里斯本其他城市，需要保卫我们自由的警觉意识还很低。

最好的防范策略，来自一个知情的大众。澳洲人民有多了解中国因素？有多警觉？有多少决心要捍卫我们的主权和民主机构？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谢选骏指出：中共如何利用民主摧毁民主从而实现了“无声的入侵”？利用了澳大利亚的贪婪，让他吞下了六四屠杀的肉血馒头，从而自觉自愿地成为共产党的钱奴——不是共产党强大，而是人血馒头好吃！汉密尔顿避而不谈澳大利亚的原罪，因此流于肤浅而不到位。当然，这不仅仅是澳大利亚的问题，而是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普世价值出了问题！1989年以后，比西方更加无耻的台湾、日本，甚至利用西方的制裁趁机投资中国获取血酬，还不到三十年，仅仅十年，到2000年前后就遭到报应而一败涂地了。只是在那之后的2002年，西方才开始大吃六四的人血馒头，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从而步入了台湾和日本早先已经落入其中的陷阱——现在还不到二十年，澳大利亚已经率先陷落了。由此可见，人血馒头只能致病，不能治病，澳大利亚真是被六四屠杀的人血馒头给撑死了。六四屠杀，开始了血汗工厂的长征，慢慢抽取十几亿红奴的鲜血供应全球，让世界变得一片红了！

【006、八国联军互相杀入彼此的首都】

《八国联军是这样从故宫午门进入紫禁城的》（2020-01-18《财经》杂志）报道：

1900年，八国联军从故宫午门进入紫禁城。

近日有人开车进故宫，引发公众批评，故宫方面亦出面致歉。围绕着这个有六百年历史的世界最大皇家宫殿建筑群，各种争议历来不断。而故宫作为博物院的近百年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学者和文物专家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经历的曲折，付出的代价，是外界无法想象的。我们再次推荐《财经》记者此前的梳理文章，供大家参考。

90多年前的一个冬季，紫禁城送走了她的最后一位帝王。国民军在清走宫廷内室时，皇后婉容甚至没来得及吃完手上剩下的半个苹果。不久后这里就对外开放，围观的民众挤满了城门。这座占地72万多平方米、建有9900余间宫殿房屋的庞大建筑群，第一次对民众消解了她的权威。

今天，曾经的皇城已经成了年均参观人数突破1700万的故宫博物院，成为“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建国前被皇城根下百姓称为“一堆破庙”的宫殿建筑，也将在2020年完成世纪大修，以崭新的面貌站在全世界面前。

这源于几代故宫人的接力建设。自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立以来，前后经历了6任院长。“不过，每一任院长都没什么好下场，有今天没明天。”说出这句话的单霁翔在2019年4月宣布退休，也是故宫有史以来第一位退休地还算体面的院长。“从我第一天上任以来，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单霁翔说。

如果将今天的故宫看成是一家企业，那么它的结构相当庞杂：总共38个部门，职能包括学术研究、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和日常行政；它的地位也相当重要：既是文博行业的排头兵，也是对外展示中华文化的宣传阵地，更是研究、教育、传播传统文化的中心。作为这家庞大“企业”的管理者们，需要传承的不仅是专业经验，更是管理艺术。

对前后六任院长来说，他们承担着各自的历史使命。他们的命运也是成百上千位故宫人的缩影，他们或出身世家，或起于田野，经历了战乱、革命，最终在命运的延长线上与故宫相交，而后就与这里紧紧绑定。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境遇，但他们对故宫都有着深沉而复杂的感情。

我们希望通过回顾这些管理者们的生命历程，来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故宫的困境与机遇，以及这些人如何在时代中抓住机遇，或被时代的浪潮湮没。

1950年10月，在故宫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图/FOTOE

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建院元老，却含冤离世

1924年11月8日，故宫神武门内东耳房内，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北平摄政内阁政府与清室遗老之间爆发。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为了尽快分清溥仪“私产”与政府“公产”，昭信于国人，摄政内阁筹备起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文物进行系统点查，清室遗老却以“责重事繁”为由吵着要多安排几个人进入委员会。

最终，一位民国元老出面调停了这场争论，清室善后委员会得以在不到半月后成立，并集结起了一批包括蔡元培、于右任、易培基等在内的民国大家，这些人也是后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主干力量。而这位民国元老就是李煜瀛。

李煜瀛曾参与辛亥革命，是前清重臣李鸿藻之子。凭着当时的影响力，李煜瀛出任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易培基则任首席委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对宫内117余万文件进行了初步盘点。

据善后委员会议事录记载，在盘点中，善后会发现了溥仪与清宫遗老密谋复辟的来往信件。因此，善后会认为，“应迅速成立博物院，使清宫善后之事成为公开局面，才能杜绝清室方面的复辟妄想。”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挂牌成立。当时故宫实行理事会制度，李、易等人正准备大施拳脚时，时局很快发生了变化。段祺瑞控制北平成立北洋政府，自恃为清朝旧臣，对李、易二人进行通缉。故宫一时无人顾暇。

三年后，北伐军赶走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并派易培基接管故宫博物院。著名报人刘北汜先生在《故宫沧桑》中这样形容故宫职工的态度：故宫博物院职工欢迎这条决定，希望早日结束北洋政府统治下那种混乱与飘摇状态，使院里各项工作早日走上正规。

局势不如人愿。1928年6月28日，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项议案，认为故宫为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6月29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讨论经亨颐的提案，竟通过了这一荒谬提案。

当时尚在南京的易培基听闻十分气愤。他作为当时中央政治会议成员，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力陈故宫博物院单独建院的必要性。从多方面指出经亨颐提案的不当。最终经亨颐提案被否决，一致决议维持有关故宫博物院原议决案。

这样直言果敢的性格在后来的故宫管理中频频体现，这与易培基早年经历不无关系。这位前清武官的儿子在16岁的时候就敢上书为父伸冤，青年时加入同盟会，参与了武昌起义。1916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国文，上课爱标新立异的他甚得青年学生喜爱，毛泽东就是他当年的学生。

1928年，易培基可谓风光无限。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同时，易培基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农矿部部长。但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位老院长最终因故宫一职，落得晚景凄凉。

对于当时的易培基来说，故宫是他曾接手过也一直牵挂的地方。在故宫上任后他决心整顿院务，首先是架构调整，在原来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外，又增设秘书处和总务处，将故宫开始作为一个博物馆来管理。其次是文物保护。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提案拍卖故宫文物以购买飞机500架，经易培基多方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才议决保护故宫办法，否决拍卖文物提案。

易培基在任上做的重要一事就是为年久失修的故宫争取修缮资金。一方面他发动党政军要员捐资，蒋介石、张学良等都积极响应，分别以私人名义捐献款项。另一方面他开始着手处理故宫非文物资料，为故宫筹措资金。但就是这一项举措，让易培基陷入了“监守自盗”的莫须有罪名中。

1932年，日军攻占了锦州，东北三省全面沦陷。易培基意识到了故宫危险，开始在内部组织打包文物，随时准备南迁。但院内外反对之声甚重，当时院长助理吴瀛认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院外反对派则认为，应护国土，安民心，且古物“一散不可复合”，不可南迁以防丢失。

原故宫职工梁匡忠在纪录片《故宫》中回忆，到了华北战事告急之时，故宫专门开了一次会 议，讨论南迁事宜。会上有人提到应牺牲部分重量过大的文物，被易培基否决，“国难中，虽然人人都具有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决心，但是这种表扬国光，寄付着国家命脉、国家精神的文物，却是断不可牺牲的；要是这种东西都可以牺牲的话，试问我们牺牲了一切，所争者何物。”

1933年2月5日夜晚，板车拉进了宫，南迁开始了。吴瀛后来在《故宫尘梦录》中写到，易培基披着斗篷在太和殿前指挥。当晚，第一批南运古物2118箱装上火车，至1933年5月，故宫数十万件文物先后分四批被运出北平。

而正在第五批文物准备运出的时候，有人以故宫出售非文物资料为由控告易培基贪污，且对方越闹越大，以至舆论哗然，以为易培基监守自盗，大发国难财。易培基多次反诉不成，最终只能辞职。1937年10月，他在上海寓所辞世，身边仅有两人简单料理后事。

建国后，毛泽东对“易案”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当事人已或死或逃。在其关注下，故宫第二任院长马衡特别撰文证明易培基清白，吴瀛在《大公报》上也发表了《谈文物处理工作》一文，再次声明“故宫盗宝案”是一桩“凭空捏造”的冤案，此案才算在定性上落定。

第二任院长马衡：战火中坚守国宝，却在晚年蒙冤解职

易培基被诬告后，就官司缠身无法再顾及文物南迁事宜。1934年，原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继任院长。据幼子马文冲对《三联生活周刊》的回忆，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级别很高，和五院（行政院、监察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的行政级别一样，算是国民政府的大官。

不过在马文冲眼中，父亲一直觉得做学问比做官重要。一开始接到委任时屡屡推辞，最终还是蒋介石发了话：“我看大家一致推举，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平时一直寡言的父亲回家后把这句话学给孩子们听，“我觉得父亲心里也是觉得骄傲的吧。”马文冲说。

当时马衡已经是金石研究大家，此前在北大任考古研究室主任，带北大国学门开展了第一次野外考古。后来马衡又升任史学系教授，并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

18岁就考上秀才的马衡上任前在上海的生活算得上豪华。马家在宁波鄞县是世家，马衡娶的是上海早期的工商巨子叶澄衷的女儿。结婚后马衡光是在岳父的公司里挂名每个月也有6000块大洋的工资。但在马文冲的记忆里，父亲钟爱金石，“在（书房）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

精通文物又曾参与过故宫管理，马衡在故宫上任后即进行了文物管理改革。在1934年6月呈行政院及本院理事会的报告中马衡提到，“院中最困难问题，厥惟文物之整理与保管。盖十年以来，半在风雨飘摇之中，点查则本甚粗疏，整理亦仅及局部，保管更责任难专。”为此他牵头制定了与文物保管有关的“出组规则”，针对各馆处科组制定分门别类的规章制度，成立“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对各个文物种类都设立了专门委员会。

说起马衡在任期间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成功护送文物南迁北返。1932年，日本铁蹄踏入上海，在沪文物不再安全。马衡开始组织将上海的文物运至南京朝天宫。当时马衡等人组成了“保存库建筑工程委员会”，将南京朝天宫建成了一个装有控制气温、湿度和防盗等先进设备的现代化库房，并建立了南京分院。

然而，文物刚迁到南京没多久，抗战就全面爆发，南京也不再安全。马文冲被调往淞沪战场，父亲鼓励他“不要贪生怕死”。其实当时马衡的肩头的担子丝毫不比上战场轻，文物不得不向西迁移，而具体迁移的地点，在上路之前故宫人员并不清楚，都是一路走一路探。

“其实就是逃难啊，当时大家的思想就是不能扔给日本人，就得赶紧运走。”原故宫职员牛德明之子牛晨在纪录片《故宫》中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当时故宫西迁分三路，马衡带领部分人员走中路，有9331箱文物，基本走水路，分19批经4个月运往宜昌，然后转运重庆。后又因安全问题转运乐山。

一路上马衡亲临现场选址，他谨慎的性格也让文物多次躲过劫难。运送到湖南大学地下室的一批重要文物经他审查后，他觉得地点很不安全，要求加快运输。文物运走后不到一周存文物的图书馆就被炸平了。后来马衡在1947年的北平广播电台中说，“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其实，福命背后，是尽人事。

颠沛流离15年，文物重返故宫后13427箱文物无一丢失，几乎无损毁。而就在山河破碎之 时，马衡一路上还举办各种展览，携藏品赴英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赴苏联参加 莫斯科“中国艺术展览会”等，向世界表明中国“文脉不断、决不放弃”的态度。

1948年，国民党颓势渐露。南京国府行政院电令马衡将故宫珍品装箱运往南京，后将运往台湾。马衡称执行命令，但文物装箱较慢，安全第一。辽沈战役结束后，故宫文物一箱也没运出去。

据时任故宫专门委员朱家溍对《三联生活周刊》回忆，当时马衡的学生庄尚严受命欲将一批 文物由南京押运至台湾。马衡知晓后致函庄尚严说，如果他护送文物去台湾，就与其断绝师 生情谊。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故宫免遭战火。新中国建立后，马衡依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马衡的组织下，故宫清运自清末就留下来已经堆成小山的垃圾和渣土，用这些垃圾可以从北京到天津修一条6米宽、路基35厘米的路，可见当时之破败。

1952年，渣土还没清完，“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清理“问题分子”。包括马衡在内的一大批故宫老专家被撤职审查，审问者在问到马衡是否有污时，马文冲还记得司机的话：“马院长来上班下班，从来空手来去，连包都不拿，而且他上下车全部在大厅广众下进行，怎么会贪污？”

然而，最终马衡还是被撤了职，调任北京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就在离任前后他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都捐给了故宫博物院。1955年3月26日，马衡病逝，就在那天，马文冲被当作台湾特务逮捕入狱，办案人员告诉他不能让他回京，害怕他就此潜逃，此后被关押了20年。

第三任院长吴仲超：能屈能伸，在特殊时期保全故宫

马衡被撤职两年后，故宫一直都没有院长。当时选定一个合适的又愿意担任此职位的人很不容易。

新中国刚刚建立，故宫这一特殊位置上的一把手，得有革命经验，能认清文化导向；还得有文物实践积理论素养，不然难以服众；最重要的是，还要能做好带头作用，百废待兴的中国，彼时文博事业的样板全看故宫。

最终这一任务落到了吴仲超身上，当时吴仲超主动放弃了到中央办公厅升迁的机会，出于对文物的热爱主动要求来到故宫。

从参加革命期间吴仲超就留心保护文物。自1931年起吴仲超就在上海、江苏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当时他还专门开过一家为国家征集文物的古玩店“博古堂”，收集文物的同时也探听消息。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陶喻之在《文汇报》上撰文，从1948年到1951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博古堂收集了200多箱各类文物，其中一部分藏品后来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则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建国以后，吴仲超担任中共华东局副秘书长。1954年冬，中共华东局撤消，吴仲超到故宫博物院主持院务工作，后又一度担任文化部部长助理一职。而这时候迎接吴仲超的故宫凋敝沧桑，古建筑常年失修，懂技术的老专家们都已经被“三反运动”清走。

吴仲超一上任就开始了对文物“摸家底”。有人估算，按照故宫当时的人员规模，清查多则100年，少则50年。吴仲超则组建起了100人的专业小组，在经过6年紧张工作后就对馆藏文物进行了品类划分和遴选登记。

当时要找到懂文物的专业人士并不容易。在吴仲超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魏文藻回忆，1954年，自己复员来故宫的时候，“从事业务与管理的干部不足400人，其中有300多人是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官兵”，对这批文化水平较低的职工，吴仲超专门成立教育科，办夜校，不少人甚至从中学读到了大学。“这是吴院长了不起的地方，他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魏文藻说。

此外，吴仲超还花大力气召回“三反运动”打倒的老专家们，文物专家朱家溍的女儿朱传荣在《父亲的声音》中写到，后来十年动荡期看到批吴仲超的大字报才明白，当年吴仲超招父亲这批曾“有过问题”的老专家回故宫有着怎样的魄力和担当。

吴仲超曾说“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后来证明，这批老专家以及他们培养的年轻人成了故宫文物修复鉴定的中流砥柱。

吴仲超还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在动荡时期保护了故宫未受到大冲击。1958年9月，北京市委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一律拆掉等。当时故宫内激进派也跟着提交了一份“革命性改造报告”，中心意思是，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

朱传荣在书中写到，故宫50年代曾经在东西华门两侧沿道路向北安装了路灯，闭馆时间一直到晚上8点钟，在文华殿、武英殿周边树下还有不少石凳，直到90年代之后才陆续收入铭刻库房。这才听保管的人说，都是清代晚期的石碑，当初把有字的一面翻过去就是石凳了。现在猜想，这都是吴仲超当时为了适应当时环境做出的一些改变。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记载，当晚周恩来得知红卫兵准备第二天冲进故宫“破四旧”，当即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

吴仲超在这一时期已被批倒，只能做一些勤杂事务，但周恩来总理一直牵挂着这位老同志。在故宫“革委会”向周恩来请示如何接待外宾参观时，周恩来特别提到“讲解人员要高水平的，也让吴仲超参加。”“革委会”又问如何介绍吴仲超，周恩来干脆地回答了两个字“院长”。

1967年5月26日起，北京卫戍区一营进驻故宫，实行军事保护，因此故宫宫殿及文物在“文革”中没有受到直接破坏。1971年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此前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的吴仲超于次年恢复院长职务。

1984年10月，吴仲超因病逝世。在纪念吴仲超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原国家文物局机关党委书记陈浩然还记得，老院长逝世后只剩了不到3000元。在病榻上吴老仍在关心故宫的工作，去世后，老人将自己的收藏均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第四任院长：张忠培：耿直敢言，改革触及制度根本

吴仲超卸任以后，故宫事务一时无人主事。文化部党组决定任命一位学术界巨擘来主持故宫工作，此人就是考古大家张忠培。

张忠培后来回忆，说1986年接到通知的时候并不想去，因为舍不得自己的专业，但“苏秉琦先生劝我来故宫，于是我决定来这里当‘后勤部长’为大家服务。”当时，张忠培还在吉林大学任教，他一手创办了吉大考古系，让吉大和北大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脾气大、说话直，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有些学生的文章，张老师看了就骂，几十岁的人被骂哭的都有。”张忠培的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许永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道。这种耿直敢言的性格让他在故宫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忠培成长于动荡的战争年代，小时候想当军阀，带兵打仗。和平时期到来后，他的理想就成了“好好做学问”“从历史中找寻指向中国未来的理论”。他在北大考古系读博时，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进行的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

尽管只在故宫主事三年，但张忠培为故宫的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他在任期间，实行院长负责制；他还尝试解决体制单位员工积极性问题，施行“一院多治”，鼓励业务部门以学术影响作为评价关键，而服务部门则需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他还进行了试点改革，实行生产效益挂钩的承包制，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不过，将人权、财权都集中到院长身上，意味着体制必须承担人的不确定性。张忠培后来也承认，这样的权责划分“在官本位体制下，监督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而寄希望于领导个人的廉洁奉公也很难持续。”这也为后来郑欣淼任上故宫“十重门”悄悄埋下了隐患。

上任伊始，张忠培就遭遇了一场小偷偷盗事件和一场雷电火灾。他只能笑称自己“流年不利”。为此，他提出“安全才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四处奔波，努力将紫禁城内除了博物院之外的其他14家单位请出去，以减少不安全因素。这项“得罪人”的工作持续了三任院长的任期，最终在单霁翔那一任完成。

张忠培在任时，还解决了对故宫的定性问题。十年动荡时期，为了减少政治因素的影响，吴仲超院长将故宫的性质定为“集历代艺术、古建、宫廷三大体系于一体的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而张忠培则将故宫定性为“以明清宫廷历史、宫殿建筑和古代艺术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博物院”，并且故宫博物院是中外闻名的国家级博物院，不是休息娱乐的场所。这也为后来故宫保护与利用的关系确定了方向。

结束了在故宫的任期后，张忠培继续做考古研究，并出版了多部著作。他也并没有完全放下故宫，对于其后的郑欣淼、单霁翔院长他都曾通过电话、信件等方式来关心故宫工作。

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十年低调行事，却在质疑中卸任

张忠培离任后，故宫长达11年没有再设立院长，主事的副院长倒是换了几轮。相较于此前任职考虑学术地位，张忠培之后的两位皆来自于文化部组织内部。郑欣淼继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兼任文化部副部长。

1966年底，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19岁的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故宫仍未开放，他只能登上景山眺望故宫。

后来，郑欣淼在陕西省省委工作了十五个念头后，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政策学》，正是这本书让他被调入研究室担任文化组组长。当时身边不少人都劝郑欣淼，40多就别去北京折腾了，郑欣淼咬咬牙还是抓住了这次机遇。

再从北京被调到青海担任副省长后，因身体原因他又被调回了北京，任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2002年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对于故宫和他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大机遇。

此前11年无人主事，故宫建筑亟待修缮。上任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对他说，到故宫后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故宫大修。从这年开始，国家也加大了对故宫的重视，故宫被划转文化部管理，成为文化部直属正局级事业单位。此前，故宫曾被下放到北京市文化局领导。

第六任院长单霁翔曾评价，郑欣淼在任的十年是故宫做事最多的十年。但郑欣淼当时一定没想到的是，公众对于故宫形象的认知将会在自己任上急转直下。郑欣淼曾在公开演讲中表示，任上唯一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的事就是文物清理，可见体制之内掣肘之处甚多。

文物清理的确是郑欣淼任期重要成绩之一。郑欣淼牵头花费了7年的时间对故宫文物进行了清理，并于2011年公布了1807558件这一精确到个位的数字，为几十年来文物清理最全面彻底的一次。

这也有赖于郑欣淼看文物的不同视角。在一次清理调研中，郑欣淼发现一个皇帝马鞍上有个窟窿，一问才发现是工作人员专门将马鞍上的钟表抠下来送去钟表馆展示。皇帝马鞍、帝后字画这样的文物以前都被归为历史资料，但在郑欣淼看来要完整地看宫廷遗存，也应认识到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

故宫大修则是郑欣淼任上另一要务。自2005年开始，故宫大修计划开始实施，总耗资达20亿，将于明年结束。在保留故宫整体布局基础上，郑欣淼对故宫中轴线及周围120多座单体宫殿都进行了修缮。

后来郑欣淼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中，提到自己任期上最棘手的事，是大修时宫殿仍对游客开放，而工作人员也在不停搬运东西。“我一直很担心施工工人、游客之间的协调问题。”2010年，故宫当年接待游客已经超过1300万人次，郑的担心终于在2011年5月8日这一天爆雷。

那天凌晨，一名盗贼撬开了故宫诚肃殿内的展柜，偷走了7件香港私人博物馆与故宫联合展出的展品。尽管案发58小时以后盗贼就被北京警方抓获，但是这一事件还是将故宫推上了风口浪尖。

故宫的麻烦并未就此结束。故宫后来送给北京警方的感谢锦旗上赫然出现错字，一开始还不愿承认，在网民一番冷嘲热讽之后才发布道歉信。此后，文物损坏瞒报、故宫内设高级会所、文物流失拍卖等“十重门”负面事件先后在这一年爆出，以至于郑欣淼不得不亲自回应，仍被部分民众指责“打官腔、推卸责任”。

郑欣淼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当时的故宫管理问题主要出现在人身上。一方面不少部门人员不足，管理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人员的职业素养有待提高。这背后反映当时是故宫资金不足与人员内部招聘不专业。

故宫作为差额拨款单位，国家仅提供54%财政拨款，剩余部分靠博物馆内部营收，当时博物馆作为公益单位商业化收益有限；而在人员招聘上，内部招聘是故宫的传统，不少安保人员都是“关系户”。

2012年1月10日，65岁的郑欣淼在故宫博物院的中层会议上落泪了。会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被宣布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职，从国家文物局这一机关单位调任故宫博物院这一事业单位，行政级别仍为副部级，算不上升职。因此不少媒体将此解读为“临危受命”。

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在体制内愿意做，也做成了事

设想，如果现在由你掌控一家年均服务客户超过1500万的公司，你需要争取母公司预算支撑你做好固定资产维护、产品生产研发、人员开支，还需要自己创收以投入社区服务与公益教育，老一辈核心技术人员已经退休，公司品牌又刚经历重创，你会怎么做？

单霁翔在上任伊始就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体制内解决这些问题面临的处境会更加复杂。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现在事业单位内的行政级别“非常可笑”。背后深意在于，事业单位由于靠着政府部门的预算运转，自主性不高，因此公共服务的主体意识就淡薄，难以适应公众需求。

不过他遇上了事业单位简政放权的大趋势。2013年他牵头设立故宫研究院，不再设副局级、处级，也不再提60岁以上不能担任领导，研究院几个所的带头人都是由业界专家级人员担任，“以学术影响力为本”。

单霁翔善于抓住时代给与他的机遇。少年时期遇上山下乡，15岁就在南方的水田里赤脚拔草，然后钻进腿里的蚂蟥一条条拍出来。后来他在厨房中蒸过馒头，在车间当过工人，而在这期间他也没忘了学习，很快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在清华读研读博。

在国家文物局任职期间，他更是努力抓住所有能保住文物的机会。汶川地震后，单霁翔马上赶到了当地调查羌族碉楼情况，尽管当时仍有可能余震，单还是亲自进入了存在坍塌危险的碉楼中察看。

在北京任规划局副局长期间，正值老城区改造开发阶段。一位曾经的文物局同事表示，为了保护一处文物，单霁翔“可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与见到的所有人去谈、去沟通。”

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对他而言是明升暗降，他却在故宫实现了自己的抱负。上任后，单霁翔先抓住了安全隐患这一最大的痛点下手，但遭遇过不小的阻力。

木质结构为主的紫禁城内，火灾一直是最大威胁。前任院长们也曾想全院禁烟但屡次失败，2012年故宫近1500名员工中就有400名都是老烟民。为了彻底禁烟，单霁翔规定一旦发现有人在院内吸烟，取消全部门防火安全奖金。

就这样自己人禁了烟，也给观众起了示范作用。故宫于2013年5月18日宣布禁火，当天就收了一百多万个打火机。

解决安全隐患之外，完成故宫大修计划和进行文物修复则是单的另一要务。2014年5月，单霁翔在一次巡查中发现，刚修好屋顶的太和殿又在返工。一问工程师才明白背后无奈：工程招标的队伍少有懂传统修缮技艺的，懂传统技艺的老工人又因为没有干部身份，退休后无法返聘，他们培养的年轻学徒们大多也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进不来体制单位。

“如果用这种方法修，修一栋会坏一栋。我们没法负这个历史责任。”单霁翔在那之后叫停了修缮计划，直到2015年才恢复工程。期间，他在全国政协召开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哭诉”了以上问题，并写报告呈交给全国政协领导，得到批示“故宫的事要特事特办。”

在文物修复和故宫修缮的基础上，故宫的开放面积从2014年的52%到2019年的80%，展览藏品从占总藏品的不到1%到目前的8%。

官场经验让单霁翔懂得如何用体制内的方式做成事。

吴邦国委员长在故宫视察时，单霁翔特地将故宫最大的印搬出给吴看，并提到因保存藏品的地库条件有限，这方印外壳已经出现裂纹。吴懂了意思，于是追问“改造地库要多少钱？”单霁翔一口要了4个亿，吴沉默片刻，就要求单霁翔马上打报告审批，后来吴在批示上写到：上对祖先，下对子孙，我们这代人要负责，要把这件事在当代做了。

这一点也体现在单霁翔对公众和媒体的态度上。郑欣淼任上爆发了“十重门”事件后，有故宫内部人员批评“故宫的问题不仅在管理上，还在它对媒体的态度上，更在于它高高在上的姿态。”

到了单霁翔这一任，每周故宫都会举办2-3次发布会。单本人更是亲力亲为，只要故宫因负面事件上热搜他都会马上回应，他本人更是登上《国家宝藏》《朗读者》等节目，以接地气的方式讲述故宫故事。

相较于历届管理者对故宫经营讳莫如深，单霁翔在故宫营销上则选择“亲自带货”。单上任后即通过举办故宫文化创意比赛来丰富故宫文创产品，并很快打造出了“朝珠耳机”“故宫行李牌”等多款爆品，在多常演讲中，都可以听到他对文创产品的推荐。去年年底，他表示故宫文创2019年营收已经超过了15个亿。

北京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宫廷宝贝等系列卡通人物形象。图/中新

2019年4月，这位总是充满活力的老人退休了。退休前一晚，他还在带着新一任院长王旭东夜巡故宫安保系统。单霁翔曾说，“这是一个高风险的岗位，每一任院长都没什么好下场，有今天没明天。”而就在他退休后，人民网发表时评：单霁翔值得时代给他一个美好的“下场”。

回顾过往，故宫院长们结局不同，在各个时代的核心任务也截然不同。

在军阀混战和抗战、解放战争年代，易培基、马衡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文物安全和故宫完整，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发动力量找资金支持故宫运转，但均因经济问题被诬告；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的政治环境让吴仲超这一任不得不调整故宫定位，以避免政治因素影响，而他个人在动荡期却未躲过影响；动荡期结束后，张忠培的到来为故宫发展打下了制度基础，但未解决根本问题；而到了郑欣淼这一任，才真正开始大规模的古建修缮和古物修复，但多年留下来的管理疏漏让他陷入舆论风暴中。

故宫博物院走到今天，面临的环境已和90多年前完全不同。在中国文物报社全媒体传播中心负责人王超看来，现在的博物馆馆长，首先需要得到所在领域专业人员的认同，熟悉专业规律确保博物馆在专业的道路上发展；其次还要有能力获得管理层面即官僚机构的认同，要熟悉政治规则从政府争取最多的发展资源；最后，还要熟悉博物馆这样一个公共文化单位的管理规则，要有能与公众沟通的能力与魅力。

要真正把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新一代故宫院长还需要在新环境下继续探索。

谢选骏指出：“1900年八国联军从故宫午门杀入紫禁城”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之后不久的1914年到1945年间，八国联军互相杀入彼此的首都——仅仅除了伦敦之外。不是还有一个华盛顿特区吗？不过，那早在八国联军一百年前就被英国军队攻陷过了！所以，现在留给历史的唯一任务，就是攻下德国人都没能攻下的伦敦！那样，才算圆满了！哪一个王者攻下了白金汉宫，那就是结束了旧世界，创造了新世界。彻底结束了欧洲殖民主义！

【007、巴黎时尚源于多重杂交】

《法国巴黎：位居世界时尚之都的真正原因》（BBC 2019年11月19日）报道：

著名的日本时装设计师高田贤三（Kenzo Takada）回忆起他在满怀理想的20多岁时乘轮船从海上抵达法国时的感受说：“前往巴黎是我的梦想。”这位全球时尚品牌Kenzo（中文译为凯卓）的创始人承认，尽管伦敦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一个“充满活力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国际大都会，但他向往的，并不是生机勃勃也很新潮的英国首都，而是世界花都巴黎。“我在日本长大成人，想要进入这个行业时，那个时候时尚真的是在巴黎……我一心一意要去这个时尚之都。”

对巴黎之时尚如此着迷，高田并非唯一一人。尽管在1950年代末，巴黎面临着来自伦敦和纽约的竞争, 而且法国时装的十年“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那时的许多人与高田一样认为，如果全球有个时尚之都，那仍然应该是巴黎。正如高田的同名品牌Kenzo仍然坐落在号称为“光之城”（City of Lights）的巴黎一样，纽约时装学院（New York's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正在举办的一场展览的焦点仍然是巴黎。巴黎迄今仍被视为集全球时尚大成之都会。但是原因何在？是什么让法国人如此时髦？

法国时尚的历史实际发端于巴黎郊外的凡尔赛宫（Versailles）。在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统治期间，法国宫廷在艺术和时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后世来凡尔赛宫参观的游客不仅会被自号为“太阳王”（Sun King）的路易十四，也会被凡尔赛宫的众多廷臣及仕女的华丽服装迷得眼花缭乱。正是太阳王和他的廷臣仕女们引领了法国国内和整个欧洲的时尚潮流。纽约时装学院策划的展览《时尚之都——巴黎》其策展人及介绍此展览之书籍的编辑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e）博士表示，这种对时尚的强调并非仅源自美学。她告诉BBC时尚栏目，“权力的舞台非常重要。路易十四想确保他及其朝臣的形象能符合他企图打造现代的、强大的、文明的君主的形象，要使自己看起来不再只是一位中世纪骑士国王，而是一个带有所有神话含义的真正的‘太阳王’。显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华丽时尚和礼仪性服饰……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路易十四在服饰上的投资成效巨大，他被视为完美的君主样板。斯蒂尔说：“每个人都希望模仿路易十四的衣着仪容和行为。”然而，路易十四关心的不仅仅是软实力和文化品牌。路易十四和他的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在服装时尚中也看到了巨大的经济潜力。因此，群臣一起努力阻止外国参与竞争，极力保护法国的纺织业，并为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科尔贝尔说，‘时尚之于法国，就像秘鲁的金矿之于西班牙一样。’”斯蒂尔说：“这种（信念）会成为他们经济议程的中心，可说是杰出的远见，因为三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这依然如此。服饰时尚仍然是法国经济的一大支柱。”

路易十四死后，凡尔赛宫的廷臣们开始在巴黎消磨时光。再加上玛丽·安东尼（Marie Antoinette）王后等时尚偶像的出现，这让许多人，如斯蒂尔在展览手册中所写的，将巴黎与“时尚和感官享受”视为一体。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可能让巴黎时尚曾中断一时，但由于在革命后期巴黎出现推崇时尚的贵族次文化，在服饰上追新逐奇的时髦男女，即法文中所谓的“incroyables and merveilleuses”，服装时尚潮流并没有被法国人遗忘。法国人以怀旧和倾慕之心情，至少在文化风格上，重新回顾法国大革命前的波旁王朝传统，只是时间早迟的问题。

时尚的强权——在法兰西第一帝国（First French Empire）告终后，尽管法国已战败，其世界上最伟大的超级大国之头衔，已转手给了英国，但法国在时尚方面的优势，以及所有形式的高雅文化依然存在。伦敦以男装著称，而巴黎则专注于女性时装。法国时尚的核心是称之为巴黎仕女（la Parisienne）的理念，即完美优雅的巴黎女性，时髦、有教养、有头脑，而巴黎这个词在法文中也是阴性名词，甚至巴黎这个城市也被看作是拟人化的女子。尽管享有盛名，但法国时装的经营规模一直很小，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时装设计师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沃斯（Charles Frederick Worth）在巴黎开设了时装店才为之改观。斯蒂尔说，在巴黎“当时有很多服装设计师，但他们大多是小规模的工匠。”

沃斯引入高级时装的概念，给法国时装业带来了一场革命。在法国这个国家，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生产高级时装。不过，沃斯后来不讲大规模生产，而是提倡高级定制时装。沃斯还为此成立了巴黎时装协会（Chambre Syndicale），为法国时装业提供监管和框架。斯蒂尔表示，时装协会的成立“肯定是将（高级定制时装）与同期兴起的法国百货商店出售的第一批成衣时装区分开来的手法。他声称（高级定制时装）是一种艺术形式，他是一位艺术家。”

如今，高级定制时装现通常是指高端奢侈品时装，但在法国，以及整个时尚圈，这一概念还要严格得多，只适用于满足严格标准的时装设计师的作品。不过，与流行的看法相反，高级定制服装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斯蒂尔说：“高级定制时装不是独一无二的，虽然为你量身定做，但款式并不是只有这一套。”

法国在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 1870-1871）被德国人打败，以及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短暂夺取政权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革命失败后，法国再次发挥路易十四的精神，将高级定制时装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尽管法国人显然不再是欧洲最重要的经济或政治强国，但他们至少拥有自己的文化和时装。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博士大卫·吉尔伯特（David Gilbert）在一篇题为《巴黎、纽约、伦敦、米兰：巴黎和时尚之都的世界秩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遭受普法战争的军事羞辱和随后1871年巴黎公社的创伤后，大力提倡时装系统，这不是巧合。”吉尔伯特接着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统治下的巴黎时尚……是法国对外重申其权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正如斯蒂尔所言，为了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法国人“将法国与文明划等号，将德国与野蛮划等号，而这样的观念已成为法国长期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法国人应该让太阳王感到骄傲。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即使两次世界大战为法国带来巨大灾难，已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经济中心的纽约，在很大程度上还必须从巴黎获取时尚的灵感。吉尔伯特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巴黎时装协会大力宣扬巴黎女性时尚品味卓越超群的观念，其历久不衰的力量来自这样的现象，即其他国际都市推广时尚和媒体报道时会对这种观念照单全收，几乎视为是天经地义，不需质疑或批评。没有任何地方比‘20世纪之都’的纽约更能彰显巴黎时装在本地和更广泛的时尚领域的影响力和意义。”

像纽约这样雄心万丈、实力强大的国际大都会，竟然把巴黎时尚看得高于自己的时尚，看起来似乎有些奇怪。不过正如斯蒂尔迅即指出的那样，看似奇怪，但不难理解。她说：“许多（美国）杂志，如《Vogue》和《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读者都是社会上流人士。这些名流到访巴黎，购买高级定制服装已几十年……他们为此不惜一掷千金。”斯蒂尔还提到，全球有很多人“将法国时尚与魅力相联想”，对此迷恋不已。话虽如此，法国时装在美国的流行也是一把利害兼有的双刃剑，现廉价的法国高级定制时装复制品比比皆是，许多北美人愿意接受远低于真货的价格买这些盗版货。斯蒂尔说：“你知道，一件从纽约或柏林买来的便宜货小黑裙，（看起来）和香奈儿的高级定制版非常的相似。”

黄金时代——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克里斯汀·迪奥（Christian Dior）、“可可”·香奈儿（Gabrielle 'Coco' Chanel）和休伯特·德·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等设计师开创了如今称为法国时尚“黄金时代”的潮流，毫无疑问，巴黎在女性时装的潮流中是傲视群雄。然而，到了60年代中期，潮流开始有变，在玛丽·昆特（Mary Quant）等设计师的领导下，伦敦发生了时尚界的“青年震荡”，到70年代和80年代，米兰和东京崛起，成为新的时尚之都。如果说许多日本设计师仿效高田贤三“叛逃”到法国，算是平息了来自东方的威胁，巴黎在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出现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和让·保罗·高提耶（Jean-Paul Gaultier）等著名设计师，掀起巴黎时尚的文艺复兴，但面临来自伦敦和纽约新老竞争对手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斯蒂尔说法国“也一直在奋力反击。”

通过软实力和文化品牌，高级定制时装的出现，法国人对法国时尚的坚持不懈的推广，以及海外时尚评论家和追随者对法国时尚的无限推崇，巴黎似乎享有无可质疑的时尚美誉。但是今天，考虑到伦敦、米兰和纽约等城市的时尚潮流之地位，以及时尚产业的日益全球化，正如高田贤三所说，“（时尚）几乎遍布全世界”，此时此刻，巴黎仍然能够称之为世界时尚之都吗？

根据斯蒂尔的说法，由于种种因由，巴黎仍然享有国际时尚之都的声誉。首先，世界上一些最著名的时尚集团的总部都汇聚于巴黎。她说：“时尚不再是许多小型独立企业各自独立打天下的形势，而是跨国大企业集团的生意。”全球几乎所有的奢侈品大集团，如路威酩轩（LVMH）、开云（Kering）等，尽管收购了意大利公司，并投资英国公司和美国公司，但总部均设在巴黎。斯蒂尔还相信，巴黎的时装秀的水准高于其他城市的时装秀。“去米兰并没有那么令人兴奋。我的意思是，纽约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但时装秀就没有巴黎时装秀那样充满魅力和激情。”

巴黎设计师艾格尼丝·b（Agnès b）赞同斯蒂尔的说法。她告诉BBC设计栏目：“他们在米兰、伦敦和纽约都做过尝试，到处都办过时装秀，但肯定灵感都来自巴黎。”另一位在巴黎工作的设计师伊莎贝尔·玛朗（Isabel Marant）在评价巴黎作为世界时尚之都的地位时，也持同样的观点，指出巴黎时装表演之盛大令人叹为观止。玛朗说：“在巴黎的时装周，通过时装表演的素质和水平引领时尚的方式，是独步天下。”

大型时尚奢侈品跨国集团总部设在巴黎，以及当代巴黎时装秀的无与伦比，无疑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或许历史才是巴黎一直被视为全球时尚之都的关键因素，不论这种历史渊源是有理有据的事实，还是法国人和其他与法国时尚有关者巧妙营销的结果。艾格尼丝·b说：“法国一直在……（介绍）穿衣服的新潮流。我们法国人已经引领了潮流很长一段时间。”玛朗表示赞同说：“法国有伟大的文化遗产。”她在接受BBC采访时，提到了保罗·波烈（Paul Poiret）、艾尔莎·夏帕瑞丽（Elsa Schiaparelli）和香奈儿等设计师，称赞他们“创造了新潮流，受到举世的赞赏”。正如艾格尼丝所指出的：“现在有了新一代设计师，但我认为巴黎的时尚氛围依然如故。”

不论巴黎过往的时装历史有多么灿烂耀眼，但强调到这种程度似乎也有些奇怪。不过正如吉尔伯特文章所说：“21世纪的时尚之都的地位不仅与服装实际的设计和生产有关，还与声誉、期望、历史遗产和传统有关……深远而长久的象征关联也会产生切实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而斯蒂尔说得稍微轻松一些，“讲资格的法则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历史最悠久的时尚之都，并且久负盛名，那么即或你跌跌碰碰遭受很多挫折，但结果仍然是‘哦，是的，仍然是最好的！’”

鉴于上述理据，很难否认巴黎作为时尚之都的至高无上地位。那么，未来的前景会如何？认为巴黎为世界时尚之都的人是否会认为这个至尊头衔有一天也会被其他城市取而代之？“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改变，”斯蒂尔表示。她认为，鉴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上海可能是一个竞争者。此外，尽管高田贤三和玛朗并没有特别提到哪个城市具有竞争力，但两人也提到时装业在国际上的竞争日益激烈，时装秀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玛朗承认，“许多城市（也）展现出令人很感兴趣的时尚风格和时尚才华。”如果真有那一天的话，考虑到文化遗产和历史在造就时尚之都的巨大作用，被誉为“世界时尚女王”的巴黎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走下宝座退位让贤。

谢选骏指出：法国巴黎位居世界时尚之都，其实具有多重原因，而其第一要素，乃是源于多重杂交——高卢人、拉丁人、日耳曼人……此外还要考虑到南法的地中海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巴黎。但是如果说到多重杂交，那么纽约岂不是要超过巴黎吗？为何没有形成时尚之都？这是因为，纽约还在杂交的过程之中，因此无法产生内在的风格。假以时日，也许后来居上。这就像巴黎超过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诸邦——因为巴黎毕竟是一个大的王国首都，所以超越了意大利诸邦；就像纽约毕竟是一个合众国的核心，所以很容易超越巴黎。至于中国，如果获得了自由，更有可能超越纽约了——因为那里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乡村。

【008、白俄罗斯人就是没和鞑靼人杂交过的俄罗斯人】

没和鞑靼人杂交的俄罗斯人是白俄罗斯人，换言之，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和鞑靼人杂交了的、蒙古化了的杂种，一种半欧不欧、半亚不亚的东西。

白俄罗斯共和国现有83.7%的白俄罗斯人，但是只有8.3%的俄罗斯人，可见一斑。

白俄罗斯是位于东欧的内陆国家，首都为明斯克，于1991年8月25日从苏联独立。白俄罗斯东部及北部与俄罗斯联邦为邻，南部与乌克兰接壤，西部同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毗邻，国土面积达207,600平方公里，人口达968.98万人（2008年），大部分居住在明斯克或者其他大城市附近。

1995年后，白俄罗斯语和俄罗斯语被设为官方语言，白俄罗斯宪法并无明确规定国教，惟大多数人信仰俄罗斯东正教，而西北部的一些地区则信奉天主教以及独立教派（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合并教派）。基督教的不少节日，例如复活节等等被设为国定假日。

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语字面意思是“白色的罗斯”，即“白色的俄罗斯”。中文翻译从前有“别洛露西亚”等。但现代中文译名普遍使用“白俄罗斯”。俄语中“白色”的词的发音和汉语普通话的“白”的发音相近。所以中文译名“白俄罗斯”既是音译，也是意译。

白俄罗斯名称中的白色的缘由有多种说法：

1、在1267年前没有被蒙古帝国征服的俄罗斯人为白色俄罗斯人。

2、没有和鞑靼人杂交的俄罗斯人为白色俄罗斯人。

3、13世纪到14世纪蒙古征服期间，西欧人称今天白俄罗斯大部分地方的信奉基督教的斯拉夫人为白色罗斯人。在其西部的波罗的人异教徒为黑色罗斯，在其东部今天乌克兰的人为红色罗斯。

4、白俄罗斯人（当地的斯拉夫人）喜欢白色服装，故而得名。

公元9世纪至11世纪，现代白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属于北欧海盗维京人在公元862年建立的基辅罗斯，一个由留里克王朝统治的辽阔的东斯拉夫国家。在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于1054年去世后，基辅罗斯逐渐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地方公国。在9至10世纪间，位于现今白俄罗斯版图建立了波洛茨克、图罗夫—平斯克等公国。13至14世纪起它们与立陶宛大公国合并，双方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体。13世纪的蒙古对俄罗斯的征服期间，白俄罗斯因此逃过一劫。

1386年2月2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通过两国统治者的婚姻之后结为共主联邦。更加深入的联合意向，最终促使两国在1596年经过卢布林联合成立波兰立陶宛国家。1696年，波兰语取代白俄罗斯语成为白俄罗斯官方语言，同时白俄罗斯语被宣布为非法。1486年莫斯科人伊凡三世打算以武力来并吞罗斯诸国，特别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西部的土地。

1795年，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开始瓜分波兰，迫使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联邦走向结束。从这以后，白俄罗斯这块土地才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部分。沙俄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期间，因“去波兰化”和“俄罗斯化”的影响，白俄罗斯的文化遭到压制和摧残。

白俄罗斯在19世纪开始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战将要结束的1918年3月25日，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尚在谈判中时，白俄罗斯就首先宣布了从德国的统治之下独立，成立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但随后波苏战争的爆发，导致白俄罗斯人民共和国的东西两部分领土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波兰第二共和国各自占领瓜分。1919年1月1日，苏维埃俄国在其占领的白俄罗斯领土上，宣布建立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2月17日又和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为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其后在波苏战争中，大片白俄罗斯土地被波兰占领，苏俄为了与波兰谈判，于7月17日正式解散了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苏维埃俄国于1920年7月重新占领明斯克之后，于7月31日重建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1年，波苏战争结束，战争双方对白俄罗斯的瓜分被保持下来，今日白俄罗斯领土的西部归属波兰。1922年12月30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签署了苏联成立条约，成为苏联建立时的四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苏德战争中，白俄罗斯在1941年6月22日—1944年8月期间被纳粹德国占领。其间白俄罗斯成为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里国民经济遭遇打击最沉重的一个，在那段时间里，纳粹德国摧毁了白俄罗斯290座城市中的209座，另外还摧毁了85%的工业及超过100万幢的建筑物。经过战后的迅速发展，白俄罗斯的工业得到恢复，并成为苏联西部的主要制造业中心，创造工作机会，吸引大量俄罗斯人前来就业。

1986年，白俄罗斯的邻国乌克兰发生车诺比核电厂事故，因风向与地形的关系，造成东南部的戈梅利州与莫吉廖夫州两个州受到严重的污染。

苏联解体后，1991年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布独立，国名从“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变更为“白俄罗斯共和国”。

白俄罗斯传统服饰最初受基辅罗斯时期服饰风格的影响，随后主要受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欧洲国家的影响。白俄罗斯的烹饪技术接近立陶宛，但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邻国丰富，也没有邻国那样引人瞩目。可能是由于人们普遍缺乏国家认同感，许多人丧失了传统的饮食习惯。在过去100年，强制俄罗斯化，使白俄罗斯许多传统文化消失。

独立后政府提出电台和电视台广播要符合法令，向市民推荐每日白俄罗斯语所占的百分比，但没有说明是否要在原则上必须用白俄罗斯文。

白俄罗斯是目前唯一仍然执行死刑法律的欧洲国家。

当然，俄罗斯是例外，因为俄罗斯不是欧洲国家。

俄罗斯人是和鞑靼人杂交了的、蒙古化了的杂种，一种半欧不欧、半亚不亚的东西。

【009、白种人不怕孤独】

《鲜为人知的故事：一美国人“鬼城”孤身淘银22年》（2019年7月25日 BBC）报道：

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山谷中有一个小镇叫塞罗戈多（Cerro Gordo）。多年前它盛产银矿，小镇居民主要以采矿维生，但现在却成为了一个无人居住的鬼城。

去年7月，鬼城出售，被年轻的企业家安德伍德（Brent Underwood）和比尔（Jon Bier）以14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买下。

然而，鬼城里唯一常驻居民则是一位70岁的老人戴马雷（Robert Louis Desmarais）。

如今，戴马雷已经在鬼城住了22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一个人跑到一个山中鬼城一住就是这么多年呢？

戴马雷年轻时曾是一名高中教师。他经常在学校放假时到鬼城来寻找银矿，以实现他的梦想。最后，干脆决定搬过来在这里定居下来。

山中隐士

戴马雷喜欢这里的环境，它远离城市喧嚣的人群，只有群山和星星做伴。当然，吸引戴马雷的还有这里的银矿资源。

虽然，当地银矿已经被开采完毕，荒废多年。但戴马雷相信，这里仍隐藏着银矿资源。

戴马雷的太太由于受不了高山反应，无法跟他进山。所以他只能孤身一人住在大山里，成了真正的山中隐士。

塞罗戈多

戴马雷住的小木屋在海拔2500米以上。 

鬼城塞罗戈多曾经鼎盛一时，从这里开采出的银矿曾帮助建设过洛杉矶。

戴马雷坚信这里仍有未被发现的银矿沙。这也是让他这么多年能留下来的主要动力。

戴马雷经常手持凿子和锤子，下到大约250米深的旧矿井中寻找银矿。

鬼城塞罗戈多曾经鼎盛一时。 

戴马雷认为自己在两个旧矿井中，有可能找到那些仍未被发现的银矿脉。

到目前为止，戴马雷只找到了大约相当于一个小推车量的银子。他把这些银矿石按体积大小以5美元到20美元不等的价格出售给游客。

鬼城独居

戴马雷独自一人生活在山中。 

戴马雷住的小木屋位于海拔2500米以上。他站在家门口就可以把整个山谷一览无遗。

如果有游客到访，他可以在他们人还没有进镇之前就早知道了。

除了寻找银矿，戴马雷还干点啥消磨时光呢？毕竟，一个人独居山中日子相当不易。

每天，戴马雷要自己砍柴生火。虽然山上有电，但却没有水。

因此，戴马雷通常会开着卡车到山下的小镇Keeler去取水。

精密的山谷 

Keeler曾经是一个火车站。过去，银矿石就是通过这里一路运往洛杉矶的。

距离Keeler15英里以外的另外一个孤松小镇 Lone Pine更繁荣一些。

那里有一些咖啡馆、商店、酒店以及酒吧等。这里也是戴马雷获取供给的主要城镇。

虽然，戴马雷一个人在鬼城生活，但如果有游客来，他非常乐意带他们转转。

他会给游客讲讲鬼城的历史和故事。例如，鬼城塞罗戈多史建于1865年，在鼎盛时期人口曾达到过4500人。

追梦人 

戴马雷还喜欢带游客下矿井。但小镇的新主人安德伍德和比尔不鼓励他这样做，因为毕竟矿井是危险的。

安德伍德和比尔之所以肯花巨资购买这个鬼城，也是跟戴马雷一样，认为这里仍然蕴藏着丰富的银矿。或许有朝一日会找到未被开发的财富。

安德伍德和比尔表示，过去从小镇开采出去的矿产至少价值高达5亿美元。但他们相信这还只是一半而已。这里至少仍然储藏着同样价值的矿产资源等待着开采。

多年来，鬼城的产权主人像走马灯似的来去匆匆，他们都梦想发家但又空手而归。

唯独戴马雷一个人坚定不移地守在这里，他曾给前任城主守过城。现任城主，安德伍德和比尔也委托他当管理人。

安德伍德和比尔还听从网友的建议想在这里种植葡萄，并引进山羊。山羊可以吃掉房屋附近的野草滩，以免山火蔓延到房子附近。

平时没事，戴马雷修修窗户、打打猎。他还帮着捡起那些不自觉的游客丢下的垃圾等。 

浩瀚的星空 

有人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留言，感谢戴马雷这么多年一直帮助看守鬼城塞罗戈多。还有一位网友说，希望能坐在那里，仰望星空，在篝火旁听戴马雷讲故事。

可惜，戴马雷却永远看不到这些留言，因为他没有电脑和任何电子设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老一派”，“我就喜欢动物、冒险和仰望美丽的星空。”

谢选骏指出：白种人好像比较不怕孤独，不像华人怀着“叶落归根”甚至“衣锦还乡”的中国大头梦。所以，白种人更能独辟蹊径，坚持不懈，梦想着天上来的赏赐。不怕孤独，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010、白种人的负担到沦为负担的白种人】

《绝望的美国底层白人——站在悬崖边上的群体》（数字经济智库 2019-07-30）报道：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格斯·迪顿和安妮·凯斯曾在2015年和2017年先后通过两篇论文阐述了近十余年美国中年白人群体自杀率持续升高的情况。而这个现象主要涉及的是生活在美国社会边缘的蓝领白人群体，在美国自杀率和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没有大学文凭的群体的自杀率远高于有大学文凭的群体。而蓝领白人群体和美国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群体有很大的重叠。迪顿和凯斯表示经济因素并不是导致白人群体自杀行为的主要原因，而对于自身在社会价值的迷茫以及精神层面的无助可能是更大的诱因。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教授黄亚生表示，白人群体自杀率上升并不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现象，更多的体现的是美国社会内部的问题。可能的问题包括美国相对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在越发多元的社会里，美国白人群体的种族主义所带来的绝望和失落。

全文共约2809字，阅读时长约6分钟。

美国的蓝领白人群体是2016年美国大选的焦点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帮助特朗普出人意料的赢得了2016年大选胜利。在2016年大选前，已经有学术研究表明蓝领白人群体正面临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的多的挣扎——他们人均期望寿命在降低，很多人甚至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选择了自杀。

绝望的美国中年白人

2015年和2017年，诺贝尔奖经济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和他的妻子、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妮·凯斯（Anne Case）先后共同发表两篇论文，指出中年美国白人自杀率在过去十余年间迅速上升，根据他们的统计，在2016年，每10万名美国50-54岁白人中年男性中就有55人自杀。

美国那些选择自杀的中年白人男性的主体就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白人群体。迪顿和凯斯表明，在美国，没有大学学位的群体比有大学学位的群体的自杀率明显更高（美国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群体和美国白人蓝领群体有很大重叠。而事实上，很多美国白人蓝领对于大学教育嗤之以鼻：据美国公众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数据显示，大多数（54%）美国白人工人阶级认为大学教育是一次冒险的赌博，只有44%的人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投资）。2014年，美国高中学历群体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39人。而美国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不到20人。可以说，一张大学文凭可以将自杀率减少近一半。

如果将美国50-54岁白人中年男性自杀率的增长趋势与其他族裔对比，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白人中年男性自杀率的特殊性：即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其他族裔群体。比如，在过去十多年里，美国黑人中年男性的自杀率一直维持在每10万人中10-15人，且这个数字比较稳定，没有明显增长趋势。

迪顿和凯斯表示个人收入和经济状况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中年白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且持续增长这一现象。当然，选择自杀的很多人也许是因为自身穷困潦倒，但经济原因不是决定一个美国人是否自杀的主要因素。一个佐证是2008-2012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自杀率的变化速率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

迪顿和凯斯表示美国中年白人男性自杀率持续增长背后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复杂的、长期的社会变化：中年白人男性在美国当下社会中精神支柱和寄托的瓦解，可能对自杀率的增长有着更大的影响。他们指出，“传统的社会和经济支持结构逐渐削弱，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立。婚姻不再是形成亲密伙伴关系或抚养孩子的唯一被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这些变化让人们在选择职业、宗教和家庭生活时，变得更加孤立。当这样的选择成功时，它是一种解放；当他们失败时，人们只能自己拯救自己。”

或许有人会将这样的情况归结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对社会底层蓝领群体的冲击。但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准确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原因很简单：全球化是一个全球现象，而自杀率增长是一个美国现象。根据迪顿和凯斯的统计，与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三个欧洲发达国家相比，美国50-54岁群体中每10万人因酒精、毒品和自杀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明显高出，而这个趋势是在2000年以后出现的。在2000年之后，美国50-54岁群体中每10万人因酒精、毒品和自杀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而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这个数字却持续下降。

绝望的已经不仅是中年群体

迪顿和凯斯研究了美国中年白人群体的状况，但同样的绝望也存在于美国年轻白人群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2018年年末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17年人均期望寿命进一步下滑，而主要的下降来自于男性群体。这已经是美国人均期望寿命连续第三年下滑。上一次美国人均期望寿命出现连续三年的下滑还是在一战时期。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凯瑟琳·麦克修（Kathryn McHugh）表示，“美国人均期望寿命的连续下滑不是因为老年人的死亡率的波动，而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在20或30岁的年纪去世。”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主任

罗伯特·兰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也发表声明，表示美国人均期望寿命的降低是一个危险的指标，这意味着美国社会正在过早的失去很多年轻人。

事实上，美国人均期望寿命的下滑与药物过量与自杀这两个致死原因密不可分。2017年美国有70,237人因药物过量丧生，自杀事件在同一时期超过47,000人。这两个数字在2016至2017年间均有所上升。而根据统计，美国2016年排名前十的公民致死原因分别为心脏病、癌症、意外伤害（主要指的是药物过量）、慢性下呼吸道疾病、中风、阿尔茨海默氏症、糖尿病、流感和肺炎、肾脏疾病和自杀。而在2017年，只有癌症的死亡率有所下降，而有七项的死亡率，包括自杀和药物过量，均出现了上升。

根据统计，在10到34岁的美国公民中，自杀在排名前十的致死原因中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排名第二。根据哈佛大学学者奥林·米伦（Oren Miron）的研究指出，2017年，美国15到19岁青年男性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17.9人，是上世纪80年最高数字。米伦指出，在1980年，这个数字是每10万人中18人，当时主要原因是当时年轻同性恋群体对于艾滋病的恐慌。而米伦同时发现，如果把年龄范围扩大到15-24岁，那么2017年的自杀率是19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结语

白人群体自杀率的上升是一个美国独有的现象。法国、德国和英国国内的蓝领群体也同样受到了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的冲击，但这样的冲击并没有影响这些国家在因酒精、毒品和自杀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所以即使全球化是一个因素，也不会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是由美国自身社会内部特有的问题诱发的。

那么是哪些美国独有的因素造成这个几乎是人类文明史上史无前例的悲剧？（上一次在和平期间发生人均寿命下降的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一种可能是欧洲的国家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其公民免受全球化的冲击。而美国在全民医疗保险，公民普及教育和养老保险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欧洲，也就是说美国人面临更多的风险。

为什么这个风险因素对美国蓝领白人打击更大？这就牵涉到心理和社会一些深层原因了。研究表明枪只的拥有是自杀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而美国白人蓝领是拥枪和支持拥枪的最大群体。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是种族主义。我在去年的公众号文章《黄亚生：白人支持特朗普不是因为经济焦虑，而是因为丧失了特权》中就已经谈到， 2016年大选后美国公众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调查指出，白人工薪阶层选民支持对特朗普的因素除了党派身份认同外，对移民和文化威胁的担忧比对经济担忧更突出。公众宗教研究中心和《大西洋月刊》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52%）的美国白人工薪阶层认为，对白人的歧视已经成为与歧视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严重的问题。而70%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并不同意这一观点。超过六成（62%）的美国白人工薪阶层认为，来自其他国家的新移民数量的增加威胁了美国本土文化。在美国目前的人口趋势下，少数群体的影响力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到本世纪中叶，白人有可能不再是美国的主要人种，而是成为诸多“族裔”中的一个。他们不但要和其他少数族裔竞争，还要跟女性竞争工作和社会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白人男性，尤其是底层的白人，越来越感觉失去了特权和地位，基督徒失去了思想的垄断。在这样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美国，这种种族主义的心态就演变成了绝望。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正确的话，要逆转白人蓝领自杀的趋势可以说是相当艰难的，因为它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广、太深。

谢选骏指出：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白种人的负担”咸鱼翻身，结果造成了“沦为负担的白种人”——种族的兴衰就是一条此起彼伏的跷跷板，一种动态的平衡！

《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是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的作品。诗作最初在1899年，刊登于流行杂志麦克卢尔（McClure's）之上，标题为美国与菲律宾群岛（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吉卜林藉着作品，含蓄地警告英国人，进行扩张将会带来代价。但是，左派——以及后起的第三世界反殖民理论家——却认为吉卜林在描述帝国主义的特征——将向外扩张称为高贵举措。

吉卜林创作这个作品是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钻禧，但是，他后来却写了另一首诗 ——曲终人散（Recessional），来代替这一作品。他修改了《负担》，将美菲战争定为主题。作品由七个诗节和一个采用普通押韵格式的段落组成。诗作表面上是在呼吁白人为所有人的利益，征服和殖民野蛮国家。作品因其主题，成为了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象征之一。作品在推出多年后，仍然备受世人关注，受到不同学者以多种角度分析。 

解读——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作者觉得白人有义务统治有其他文化背景的人，并且推动他们发展，直到他们拥有一定的能力独立为止。一些种族主义者认为，“白人的负担”是比喻，指对落后文化、经济居高临下的视点。一些人将这种观点视为欧洲优越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体现。另一种观点认为，作者是在说明，富人有义务强制帮助穷人。

作品表面上传达了一种支持白人传播文明、开化野蛮民族的观点。诗人称菲律宾人为“刚被抓到的、又急躁又野蛮、又愠怒、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这种观点在当时虽然十分流行，但也不乏反对者。吉卜林发表了这一作品后，美国文坛发生了有关争论，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亨利·詹姆斯都是这场论战的参与者。也有人认为吉卜林是借作品讽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吉卜林并不是在讽刺帝国主义，相反，他是支持帝国主义的人，他在其他作品中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诗作第三至第五行说明，投入殖民主义事业的人在提升其他不幸野蛮民族的时候，可能不幸遇害身亡。 

当时没有集中研究殖民官员社会地位和背景的报告。而当时在殖民地十分活跃的传教活动，也是如吉卜林所描述的那样，着重于帮助不幸的人认识主耶稣基督。部分学者认为，吉卜林作诗的目的是说服一些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国人，支持西奥多·罗斯福。吉卜林关于英属印度的著作，在美国十分流行。《负担》有可能是他分享自己观点的渠道。1898年9月，吉卜林向罗斯福写信，请求他“将所有力量集中在菲律宾。美国已经把十字镐插入一座危楼的地基之中，她可以负起责任重建这座楼房，或者任由他倒塌。”他在同年11月，更将诗作送给刚刚获选为纽约州州长的罗斯福。 

诺顿英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认为，诗作的内容合符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思想，他认为开化野蛮人是“统治神在地上的国的神圣负担”。史提芬·达比希尔（Steve Sailer）声称他是“一个完全不知道成为帝国主义意味着什么的帝国主义者，所以，可以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主义者。”不少后人都使用了诗作的主题，或者是模仿了诗作的形式。比如说亨利·拉布谢尔（Henry Labouchère）的作品棕色人的负担（The Brown Man's Burden），又或者是埃德蒙·毛莱尔（Edmund Morel）批评刚果自由邦的文章，“白人的负担”。欧内斯特·克罗斯比（Ernest Crosby）也有一篇题为“真正白人的负担”的诗作。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也有名为“白人的眼泪”（Le Sanglot de l'Homme blanc）的作品。 

原文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To serve your captives' need;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Your new-caught, sullen peoples, 

Half-devil and half-child.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In patience to abide, 

To veil the threat of terror 

And check the show of pride; 

By open speech and simple, 

An hundred times made plain, 

To seek another's profit, 

And work another's gain. 

中译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把你们最优秀的品种送出去 

捆绑起你们孩子们将他们放逐出去 

去替你们的奴隶服务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让他们背负着沉重马缰 

去伺候那些刚被抓到 

又急躁又野蛮，又愠怒 

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坚持着耐心 

掩饰起恐惧 

隐藏起骄傲 

用公开与简易的语言 

不厌其烦的说清楚 

去替别人谋福利 

去为别人争利益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吉卜林哪里知道，欧洲人的殖民扩张其实也是一种自杀，严格地说，是一种“他杀——自杀”型的自杀。因为，那种“白种人的负担”一旦咸鱼翻身，就会造成这种“沦为负担的白种人”。那么，现在的欧洲白人为何没像美国白人这样自杀成风呢？这是因为，欧洲白人的灵魂早就死于二次大战了，他们现在都是行尸走肉了，连自杀都不会了。白种人的负担到沦为负担的白种人——于是他们被反种族主义者叫做“红脖子”甚至“白垃圾”，真是丢了他们殖民祖宗的脸。

【011、白种人优越论——具有金毛而且搜刮金毛】

网文《欧洲白种人和中国黄种人的人种区别》说：

欧洲地处北纬40度以北，冬季漫长寒冷，夏季短暂不温暖，气候湿润，地形起伏不大，气候异质性很小，深受大西洋暖流影响等特点，导致欧洲地区是一个以打猎、畜牧和渔猎为主要产业，以农业为次要产业的地区，这些欧洲气候和人文地理因素决定了白种人的人种特点。

第一，欧洲白人的肠子长度短于中国人，更加符合肉食性动物特点。在白种人肠胃中分泌的消化液，其主要的功能是消化肉食品，欧洲人消化粗纤维、消化糖类、和消化碳氢化合物的能力相对黄种人不足。但是消化蛋白质、奶、消化脂肪能力较强。这一点没有什么奇怪的，在中国的维吾尔族、蒙古族人种也都有较强的消化肉食品的能力，有些还能吃生肉。

第二，白人的肝功能十分强大，而脾胃功能相对黄种人较弱。肝的主要功能是储存血液，排除解除毒素，代谢蛋白质脂肪、分泌胆汁、免疫防御，乃是“将军之管”。白种人排毒能力很强，对毒素的敏感程度也高于黄种人，所以白种人对食物很挑剔，一般食物他们不吃，不象黄种人连狗屎也可能吃两口——胃口很开，但是容易中毒。白种人和黄种人比较更加喜欢运动，运动也能排毒，因为肝本来就是运动之管。黄种人容易得肝病、肝癌、胆结石等在白人那里很少。白种人忍耐饥饿的能力远比黄种人强。

第三，造血能力增加，造干细跑的能力远远比黄种人强。这两种能力都表明一个能力，就是创伤再生能力强大，再生速度快于黄种人。这个说明一个问题，白种人有“嗜血性”和“天然的攻击性”，他的这两大特性是其超强的再生能力的要求。白人说喜欢的拳击、斗牛、决斗等在黄种人那里似乎很少出现。这个也说明一旦黄种人出现了衰老、疾病、创伤、截肢等损害，他的自愈能力很弱，个体的活力很弱，治愈时间很长，可能成为永久性残疾。痛苦和疼痛虽然能够增加人的损伤，但是同时能够激活人的再生能力和欲望，也能够增强人的生育欲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亚洲的参战国人口都出现过一次大规模增长时期，原因就在于战争痛苦增加了生育欲望，其实每一次战争以后都会出现生育高潮时期，这其实是自然界的一个人口变化的秘密，是人作为一个种群自我修复的秘密功能。

第四，白种人肾上腺激素分泌多于黄种人。肾上腺素的一般作用使心脏收缩力上升；心脏、肝、和筋骨的血管扩张和皮肤、粘膜的血管缩小。肾上腺素能使心肌收缩力加强、兴奋性增高，传导加速，心输出量增多。是一种主要的强心剂。它分泌增多代表着在性生活中，能够得到更多的快感和高潮，能够使出足够的力气做爱，能够使得做爱时间大大延长，使得男人成为男人。它分泌增多也意味着短时间内，体力能够得到足够的释放，获得足够的爆发力和突击力，这个对于追捕猎物，移动超级重物都非常重要。

第五，白种人女人的输卵管长度增加，而男人的睾丸变大阴茎增长。这些都是环境决定的，欧洲潮湿阴冷的环境缺乏食物，不利于婴儿的成活，女人生育以后也不利于产后康复，造成婴儿和产妇的死亡率增高。作为适应性变化女人的输卵管长度增加产生女人发情机会增加，但是受孕机会大幅度减小，也为产生更加健壮的婴儿提供了可能。所以白种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育社会机制，结婚的女人和男人都在外面有情人，但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依然维持，一个女人可能有几个性伙伴，而一个男人也往往有几个性伙伴。我们说，欧洲长期以来是人口稀少、人们交流机会稀少的，所以一旦有机会就发生性关系实际上是阻止近亲结婚，小范围通婚，导致人种退化的同时保证种群不消亡的生物措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所以这一点和中国黄种人完全不同，黄种女人的输卵管长度减小，受孕机会大幅度增加，在没有性快感的情况下也可能受孕，表现出食草性动物特性，追求人口数量，忽视人口质量。同时表现出一夫多妻的食草性群居动物的种性特征。

第六，白种人有较大较强的防御心理。在动物学中有一个名词叫“警戒距离”，严格讲作为动物，白种人的警戒距离大于黄种人的警戒距离。警戒距离有什么作用呢？当大于警戒距离的时候，产生安全感、好奇感和探寻欲望，而当小于警戒距离的时候出现不舒服、恐慌感、危险感、胁迫感、反抗欲望和杀人欲望。在世界历史上，长期处于人口稀少阶段，自从第一次产业革命以后，世界人口急剧增加，导致人们生活距离大大缩短，甚至超过了警戒距离很多，所以人们第一次出现相互厌恶，相互打斗，相互攻讦，最后出现大规模帮派战争，使得人类第一次发生了世界性大规模战争。两次战争以后，警戒距离加长，人们又开始出现生育热情，二战后在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痛苦产生生育欲望。

第七，白种人的感觉器官更加发达，耳朵、眼睛、鼻子和味觉都比黄种人发达，这是长期的荒原生活的进化结果。r－K策略理论讲有利于增大内禀增长率的选择称为r－选择，有利于竞争能力增加的选择称为K－选择。欧洲人在进化过程中似乎选择的是K型生活史，特点是慢速发育，大型成体，产生的后代数量少但体型大，低繁殖能量分配和长的世代周期。欧洲人的耳朵缩小，毛发较浓密，颧骨不高突，颚骨较平，鼻子窄而高，唇薄或适中，胡子和体毛发达。他们长期适应荒原人烟稀少的生活，眼睛感光能力更强，欧洲人青少年中视力差的人很少；耳朵听力更高，例如他们能够准确区分出浊辅音和清辅音，滑舌音，鼻音，舌音，爆破音，摩擦音等多种声音，其发音系统比汉语复杂。所以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耳聪目明”，感官发达。而黄种人似乎选择的是R型生活史，注重个体数量而不重视质量，个体矮小化，竞争能力弱，但是生活能力强——典型的中国人描写。

第八，欧洲人智力比黄种人发达。人类社会中作为总体的人的智力不是天生就发达，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化而发达，随着生活环境和食品营养变化而改变。在中国人中由于大量的近亲结婚，近距离结婚，和土壤中微量元素的散失，尤其是碘元素和硒元素的散失，还有大量地方病流行病的爆发，封建时代中国人总体智力在降低，人种在退化。而欧洲由于长期受海潮影响，地向起伏不大——水土流失不严重，所以总体来说微量元素含量丰富，营养平衡，加上欧洲人注重人体素质，所以他们的智商和思考能力随着社会发展一直在进步，加上漫长寂寞的冬季促使他们长期思考，其结果是他们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中生出了现代科学的大夏。而中国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发散思维能力一直就不能提高。

从人种本质的不同中，我们能够窥视到社会制度的差异，经济制度的差异，军事制度的差异，和文化思想的差异。

……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忘记说，白种人还有一大优越之处就是多毛，而且他们的毛多是金色的。希腊神话里有“猎取金羊毛”的故事。那可能是从“猎取金人毛”的现实中转化来的。一个具有金毛而且还想进一步搜刮金毛的人种，能不优越吗？

而全球文明的创建者苏美尔人，却没有金毛，只是黑发，他们自称“黔首”，就和古代中国人一样。可惜他们的成果遭到了闪族人和雅利安人的掠夺。

只是，现代华人并不知道“黔首”的这一来历，于是众说纷纭之中，忘记了文明的起源和传播——

“黔首”（qián shǒu）是中国战国时期和秦代对百姓的称呼。战国时期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同。

黔，黎也。上古传说，炎帝被蚩尤所逐逃到涿鹿，求助于轩辕黄帝、并结成联盟共同攻打蚩尤之时，战败被俘的九黎人，被称作“黎民”，和“百姓”相区别。黔首在当时有战俘奴隶的含义。

黔首（qián shǒu）黔字从黑从今。“黑”指“黑色头巾”，“今”意为“当面的”。“黑”与“今”联合起来表示“戴黑色头巾出门见人”，即以黑色头巾作为出门的行头。

黔首是秦代对百姓的称谓。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平民以黑巾裹头，故名。本业为农业与小手工业，末业是小商贾等各种不事生产的人。

因黔与黎同义，故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用黎民、三十二年碣石石刻也用黎庶称谓百姓。秦始皇三十一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的田数，向封建政府呈报，即可取得国家的承认。从此，原秦国的一套封建土地制度和法令就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历史记载

《吕氏春秋·慎人》：“事利黔首，水潦山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

汉贾谊《新书·过秦论上》：“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更民曰黔首。”参阅《礼记·祭义》：“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孔颖达疏。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下令“更名民曰‘黔首’”。这是秦统一中国后更定名物制度的内容之一。黔，黑色。

《说文解字·黑部》：“黔，黎也。从黑今声。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秦诏令称百姓为“黔首”，是由于秦为水德，水德尚黑。

《资治通鉴·安禄山之乱》中　“……若景命已移，讴歌所系，即当长驱岐、雍，饮马渭河，黔首归命，孰有出钺下之右者！禄山大悦，加杲卿章服，仍旧常山太守，并五军团练使，镇井陉口。……”

《书·尧典》云：“黎民于变时雍。”蔡沈集传：“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这里所说的“民首皆黑”，即是“墨面”、“黔首”之意。不过，这里应当指出：黎民可以被称作人鬲、“民首皆黑”的人，但人鬲和“民首皆黑”的人却并不等于黎民，因为，“百姓”也有犯法而沦为奴隶地位的，而奴隶中的黎民，或也会有因立功而改变地位为“百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变，百姓和黎民的差别越来越小，都成为被统治的平民。于是，终至将“黎民”与“百姓”联在一起，统作普通人民的一种称谓了。

……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历史的公正”。

【012、北欧海盗的赎罪之旅】

《北欧：生态、低碳的城市发展之路》（2014年12月15日 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社 曹方超）报道：

众所周知，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生态建设水平，北欧城市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纵观世界能将两者有机统一的地区更是屈指可数。在绿色、低碳理念逐渐被人们重视的今天，北欧各国的城市发展有何独特之处？

斯德哥尔摩生态新城

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的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在过去的60多年里，斯德哥尔摩已经从二战前的单中心城市转变成了战后的以地铁为骨架的多中心大都市，城市的土地使用形态也与地铁线网紧密结合，随着生态、绿色城市理论的逐步提出，其新城的建设更成为了一大亮点。

在斯德哥尔摩的众多新城中，哈马碧无疑是最吸引人眼球的一个。“在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瑞典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哈马碧又走在了瑞典的最前端。”瑞典哈马碧滨水新城的新闻官埃里克先生曾这样介绍哈马碧。

据了解，哈马碧原本只是斯德哥尔摩城市边缘的一处普通的小型工业区和码头。为申办2004年奥运会，斯德哥尔摩政府对这片地区进行了重新规划，并制定了生态可持续发展蓝图，虽未成功申奥，但生态可持续的规划却被保留并实施。

作为斯德哥尔摩市低碳住区项目的试点，哈马碧滨水新城自开发伊始就设立了一个较高的低碳环保目标，包括每户公寓都应拥有不低于15平方米的绿地；到2010年前80％的居民出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步行或骑自行车；新城内的能源供应均来自太阳能、沼气、垃圾；人均用水较斯德哥尔摩平均水平减少1／3；污水全部得到循环使用等。

哈马碧的建设者还设计了被称为“循环链”的一系列解决方案。例如,居民生活垃圾被要求分类放在不同的回收箱中；通过地下的垃圾抽吸系统，可燃烧垃圾被运往热电厂用作供电；有机垃圾则到了肥料厂转化为田间肥料。这样，除电池、化学品等需特殊处理的危险废物外，其他垃圾都在新城内得到了再利用，构成“垃圾循环链”。而“垃圾循环链”又与“供水排水循环链”、“能源循环链”等相互整合，最终形成了哈马碧地区整体上的“环境—能源循环链”。

哈马碧虽然很小，但却并不仅仅是斯德哥尔摩的住宅区，而是拥有完善的城市功能的新城。这里有小尺度的住宅，也有多层公寓加沿街店铺和办公空间，还有学校、医院等各种公共服务设施且建筑的外形符合功能，具有较强的辨识度。此外其建筑尽量采用可持续的材料，如木头、玻璃、石材等。所有剩余建筑垃圾，都会在场地附近分类收集，然后进行再利用或处理。景观设计与雨水收集、净化、处理等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据有关人士介绍，哈马碧生态城的建设成本比斯市其他地方的建筑成本高2％到4％，但环境影响却比原来降低了一半。　“手指”间的低碳城市

北欧的另一大城市哥本哈根位于“童话的故乡”丹麦东部的西兰岛上。除了是丹麦的首都，这里同时也是其商业、工业和文化中心。此外，哥本哈根还曾被评为全球“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与“最佳设计城市”，这一切都与其独特的城市规划密不可分。

二战以后，为确保哥本哈根区域的发展符合国家利益，丹麦政府一直在指导实施区域规划。“手指形态规划”及其以后不断演变的修正方案是哥本哈根城市协调发展的“指南针”。“指形规划”原则最早提出是在1947年，5根手指从哥本哈根中心分别向北、西、南方向伸出，形成一个手形的区域，手指之间的地区被森林、农田和开放休闲空间组成的绿楔分割。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哥本哈根的城市规划始终坚持这一规划原则。2007年哥本哈根正式制定“指形规划”并指出城市发展要集中在轨道交通沿线，完善公共交通设施，使居住地向交通走廊沿线分布。将一个放射形的轨道交通系统与根据总体规划修建的郊区有效地整合起来是其主要特色。

与其他发散式的城市规划不同，“手指形态规划”的核心是城市通过沿已确定手指走廊的线状发展，以保证区域内相当比例的就业人口能够使用轨道公共交通上下班。分布在绿楔中的“手指”，可以实现有效的、放射状的向心通勤，同时也有助于维持一个合适规模的中心城区。多年以来，“手指形态规划”已经成为了该区域的标志，并体现出它独有的权威性。

据了解，基于“手指形态规划”而建的哥本哈根市区及周边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覆盖面广，由区域铁路干线、城际列车和地铁组成的轨道交通网络具有良好的衔接性和通达性。7条地面轨道交通干线将哥本哈根市中心与郊区相连，是哥本哈根公共交通的核心。机场地铁线到市中心只需14分钟，为本来就不拥堵的哥本哈根城市交通进一步提供了便利。此外，哥本哈根的公共交通均提供详细具体、实时更新的时刻表和电子信息发布，列车运行预报精确到每分钟，并设有专门的网站供顾客查询最佳出行线路，减少交通拥堵。

除了轨道交通外，为有效减少碳排放量，哥本哈根政府还大力提倡市民使用自行车出行。哥本哈根市政府特意为骑车出行的市民建造了一条宽阔的自行车“高速路”。该车道经过特别设计，尽可能减少中途的停靠，使用特别的交通信号系统，可以让骑车族免遇红灯，并且中途还设有自行车充气站、修理站和停泊站，可以使骑车人更快、更安全地抵达目的地。

据哥本哈根市市长弗兰克·延森介绍，新建成的自行车“高速路”可以让哥本哈根市每年减少70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骑自行车出行还改善了骑车族的健康状况，为政府每年节省下相当于3亿元人民币的医疗支出。越来越多的哥本哈根市民把自行车作为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现今，哥本哈根已被冠以“自行车城”的称号。“哥本哈根的目标是到2025年，至少3／4的出行要通过骑车、步行或公共交通来实现。”延森说。

在大力提倡公共交通和自行车出行的同时，丹麦政府还通过提高与汽车相关税费的方式来控制汽车总量以减少碳排放总量。据了解，在丹麦购买一辆新车，除了要缴纳牌照税、25％的消费税外，其价值在7．9万丹麦克朗以下的部分还需缴纳105％的注册税，以上的部分则征税180％。过高的汽车购置税使得消费者在丹麦境内购买一辆新车，通常要付出比在其他欧盟国家高出两倍的价格。除了购买环节，丹麦还在汽车使用过程中征收各种税费，主要有环保税、能源税，此外还有车灯税、润滑油消费税、电池税等。

《北欧生态考察，D6，总结》（guofeng1 2017.11.11）报道：

本次考察活动首站斯德哥尔摩，途径乌普萨拉、马尔默，末站哥本哈根，共计7天6晚。先后与SWECO、ENVAC、TENGBO等企业的规划师座谈交流，并实地考察了哈马碧湖新城、皇家海港新城、明日之城、Restad新城。这些城市到处都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果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瑞典、丹麦正经历能源危机，工业化进程中所造成的污染严重。今日美丽的皇家海港、哈马碧两座新城曾经因环境污染变成不宜人居的棕地，也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曲折过程。政府制定专门法案，发展绿色产业，消减碳排放，建设共生城市，实现了质的转变，在区域能源技术、沼气纯化技术、真空垃圾收集技术等方面领先世界，斯德哥尔摩成为2010年首届欧洲绿色首都奖得主。

一路上所行所学有很多，包括绿色建筑设计、区域能源规划、垃圾真空收集、绿色交通与慢行系统、景观与生物多样性、海绵城市等方面都很深刻，值得我们深入细致的思考。对照产业新城的规划和建设，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入手：

1. 城市规划生态先行。概念规划首先要摸清区域生态资源特征，根据生物圈能级设定保护性廊道，构建新城蓝、绿结构，同时排除生态安全风险，为新城提供选址建议，并从专业视角提出后续生态建设重点任务，确保新城开发取得经济、社会、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2. 能源规划支撑城市运营。我们不仅仅是要建设一座新城，还有持续的城市运营。在如何利用可再生能源、降低碳排放、节约城市运营成本方面，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丹麦哥本哈根给了我们最清晰的启示。风力发电、生物质直燃发电、太阳能等多能源结构将是产业新城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3.海绵城市和生物多样性让新城更美丽。绿水蓝天、海鸟成群组成考察路上最美丽的风景，让城市更有魅力。海绵设施是北欧新城的标准配置，随处可见各种雨水花园和净化池，雨水被收集、净化、汇入河流形成景观。北欧相对寒冷少雨的气候下依然如此，我们长、珠流域更应该坚定的推动海绵城市建设。

结语：生态环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在环保技术、污染治理等项目上，我们应该加深与瑞典先进企业的交流和合作，推动双方建立合作平台，借助瑞典政府的先进经验，加速华夏幸福产业新城的绿色转变。

谢选骏指出：在低温黑冷的北方，要发展低碳甚至无碳生活，谈何容易？但北欧人正在做到。这是“北欧海盗的赎罪之旅”吗？“北欧海盗的赎罪之旅”，这不是尖酸刻薄的说法，而是说出了“由破坏转向创造的北欧命运”，其关键，就是北欧海盗接受了基督教化，经历千年，终于从屠夫变成了文人。

【013、北欧人双重的殖民掠夺史】

（一）

维京人（Viking），泛指北欧海盗，他们从公元8世纪到11世纪一直侵扰欧洲沿海和英国岛屿，其足迹遍及从欧洲大陆至北极广阔疆域，欧洲这一时期被称为“维京时期”（Viking Age），在英语中，“vikingr”是在海湾中的人，而“wicing”代表海盗；“vikingr”在冰岛的土语中也意味着“海上冒险”。维京的老家是挪威、瑞典和丹麦。他们和后代曾一度控制了大部份的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的内陆、法国的诺曼底、英国、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他们在825年时发现冰岛（爱尔兰的僧侣早已经在那里）并在875年定居下来。985年，他们又在格陵兰殖民。有强力的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五百年，他们就曾到达纽芬兰并探索了部分北美地区。

最早见于历史记载中的维京海盗是记录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公元789年一次对英国的袭击，当时他们被当地官员误认为是商人，这些海盗杀死要向他们征税的官员。第二次记录是在公元793年。以后200年间维京不断地侵扰欧洲各沿海国家，沿着河流向上游内地劫掠，曾经控制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据说他们曾远达地中海和里海沿岸。其中的一支渡过波罗的海，并远征俄罗斯，到达基辅和保加尔。有些船队远航至里海，前往巴格达和阿拉伯人做生意。而更为著名的一支维京人向西南挺进，在欧洲的心脏地带掀起轩然大波。他们大肆劫掠不列颠群岛，并且还向欧洲大陆进行了侵扰。维京（Vikings）一词便带有掠夺、杀戮等强烈的贬义。维京人对于欧洲历史尤其是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历史进程产生过深远影响。

11世纪时的德国历史学家不来梅的亚当曾在他的著作《汉堡大主教史》第四卷中记载过：“海盗们在西兰岛聚集了大量的黄金，这些海盗被他们自己人称为维京，我们称他们为阿斯考曼尼，他们向丹麦国王纳贡。”

13世纪时，挪威国王哈罗德一世下决心要将这些海盗从苏格兰及附近岛屿清除出去，部分维京人逃到冰岛。北欧的传说将他们描绘成无畏的英雄，但到了18世纪的传奇中又把他们描绘成强盗。欧洲人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农民业余去做海盗，但斯堪的纳维亚人认为可能这些人只是非法的强盗。又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斯拉夫人中的海盗逃亡落脚在北欧。

维京人从他们在斯堪的那维亚的老家散布开来，他们会以龙船（因为在这种小船的船头和船尾雕上龙头而得到这个称号）横渡海洋并突然作出攻击。他们会先作出突袭然后洗掠，在任何庞大的抗抵部队能作出攻击之前就会自行撤退，不过他们的行径却逐渐变得更为大胆。到了后来，他们甚至占领并定居在欧洲重要的地区。身为异教徒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杀害教士和掠夺教会的财产。一般欧洲人都会惧怕他们的无情和残暴，他们就像来自地狱的魔鬼。在但是他们却是卓越的工匠、水手、探险家和商人。

维京的老家是挪威、瑞典和丹麦。他们和后代曾一度控制了大部份的波罗的海沿岸、俄罗斯的内陆、法国的诺曼底、英国、西西里、意大利南部和巴勒斯坦的部分地区。他们在825年时发现冰岛（爱尔兰的僧侣早已经在那里）并在875年定居下来。985年，他们又在格陵兰殖民。有强力的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的五百年，他们就曾到达纽芬兰并探索了部份北美地区。

早期入侵——维京人首次对西方作出攻击，是在公元第八世纪的后期。丹麦人攻击和掠夺英国东北海岸的在林狄斯芬上有名的海岛修道院，这种攻击和掠夺开始成为趋势。由于突袭英国、法国和日耳曼的规模和次数增加，因此逐渐变成为入侵。

从公元780年开始，维京人越来越多的外出活动。他们需要更多的贸易市场，需要更多的掠夺场地。他们主要偷盗牲口和谷物，也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财宝。他们迅速出击，得手后同样迅速的离去。附近的居民深受其害，将维京人视作蛮人，冷血的战士。

入侵东欧和罗斯公国的建立——在公元第六和第七世纪，维京人开始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作出突击，然后再安置下来。到了公元八世纪的末期，他们就从今天的俄罗斯遁河而下，展开长期的入侵，并沿途设置要塞来作防卫。在公元第九世纪时他们统治了基辅，并于907年以二千艘战船和八万人的部队攻击君士坦丁堡。不过他们被拜占庭的皇帝以最优惠的贸易条件成功收买。

维京人奥列格与9世纪中叶—12世纪30年代在东欧平原上建立的以基辅为首都的早期封建国家Kiev Russ（基辅罗斯），又称古罗斯、罗斯国。当地人管新来的维京人称为“罗斯人”，意思为“精于航海的人”这是最早的俄罗斯国家，当时它只是一个南自基辅、北到拉多加湖、西从普斯科夫、东到木罗姆的一个东欧内陆小国。

入侵英国——公元789年，一伙维京海盗洗劫了多赛特郡，从此英格兰就受着不断的骚扰。当地人与强盗英勇的战斗过，但更多的时候，他们缴纳赎金，称为Danegeld（今天丹麦的赋税不叫tax，就叫Danegeld，可见国家起源于强盗土匪），让灾星快快离去。但钱不是总可以解决问题的，海盗有好几股，这个大王离去，另一个头领翩翩登场。在防守薄弱的地区，维京海盗很是猖獗。

当阿尔弗雷德大帝（The Great）执政威赛克斯期间，他跟主要的维京部族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定居在英格兰东北部的地区，称为Danelaw（今天丹麦的法律称为Danelaw）。即便如此，脆弱的和平还是时时被打破，因为每一方都想得到更多的土地。

在865年，大批的丹麦军队入侵英国，并一直控制大部份的英国地区达两个世纪。在1066年之前，卡努特是整个英国里面最后的国王之一，他同时统治了丹麦和挪威。在871年，另外一支庞大的舰队从塞纳河溯流而上去攻击巴黎。他们围攻这个城市达两年之久，最后才被巨额的现金报偿所买通，并被允许可以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之下，掠夺法国的西部地区。

海盗的族群众多，意味着劫掠永远不会停止，哪怕是加涅特，挪威和丹麦的国王，征服了英格兰之后，他的领地还是常常被瑞典的海盗骚扰。不胜其害之下，这位强大的君主也不得不缴纳赎金。

入侵法国及诺曼底公国——在911年，法国的国王让诺曼底的维京首领成为公爵，以换取他们皈依基督教和停止入侵。他们还建立殖民作为继续突击的基地。在法国西北方的维京人的殖民地即一般所知道的诺曼底(由北欧人的名称而来)，在那里居住的人就被称为诺曼人。法国国王“头脑简单的查理”先是老实交付了赎金，后来又学着英国人的做法，把最大的海盗头子罗勒（Rollo）封作诺曼底的大公。须知，这位强盗是征服者威廉一世的曾曾曾祖父，他的后裔在1066年终于成为英格兰的国王。这就是大英帝国的海盗来历。

自从诺曼底的公国成立后，就不断出现卓越的匪徒战士，包括在1066年征服英国的威廉一世、在1060年和1091年之间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取西西里的罗伯吉士卡特和他的家族、和由十字军战士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鲍特温一世。

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带着诺曼底匪兵踏上英格兰，他的暴戾连海盗都望而生畏，于是当地的老百姓在外国人的皮鞭下反而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年。

入侵苏格兰和爱尔兰——苏格兰离北欧很近，公元795年奥克尼群岛被维京人占领，然后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海岸线为海盗所控制。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与挪威的贸易路线，并且以此为落脚点，向更西部发展。

苏格兰是挪威人的天下，相安无事。爱尔兰复杂很多，挪威人、丹麦人还有爱尔兰海盗都不是好相处的角色，于是常常爆发大规模械斗。直到公元902年，挪威人才暂时离开爱尔兰，之所以说暂时，是因为他们于公元917年就卷土重来，占领了都柏林作为贸易港湾。1100年，都柏林才被诺曼人接管。但是众所周知，诺曼人正是丹麦海盗在法兰西留下的杂种后裔。

侵扰地中海沿岸——北海固然是满目疮痍，维京人越过直布罗陀，在地中海沿岸继续肆虐。他们与强大的对手做生意，面对弱者就成了盗贼。这正是近代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老套。

这些不法之徒甚至打劫修道院，因为修道院中总有大量储藏的食物与财宝，僧侣又不动手反抗。沿着欧洲海岸线前进的维京海盗成了整个欧洲的噩梦，只有西班牙和法国幸免于难。

公元844年，西班牙的阿拉伯军队在康多巴组织了一次成功的反登陆，伊比利亚半岛从此风平浪静，只有和气的维京商人来交易葡萄酒和奴隶。

发现冰岛——挪威人离开家一直往西远航，寻找新的家园。公元860年他们来到冰岛，原先住在这里的僧侣在一片恐慌下纷纷出逃。公元920年他们来到格陵兰开始定居，但那里的气候一年比一年寒冷，不能种植庄稼，终于在1500年，全部的维京海贼离开了这块冰冻的岛屿。

登上美洲——后人一直在寻找北欧人到过美洲大陆的证据，据称1898年在美国出土的一块北欧石刻，后来被证实为1958年的赝品。 1965年找到的维京航海图，有详尽的美洲海岸的轮廓，后来也被证明伪造。直到1969年丹麦的一个海盗墓中，终于找到了一枚石制的箭头，后经测试证实确为美洲的产物，这样“证明”海盗们确实到过北美洲。但是且慢，这块石头为什么不是别人拿到欧洲来的呢？

人们常认为哥伦布就是第一位发现新大陆的旧世界人。但是维京人说，莱夫·埃里克松早在哥伦布登陆美洲的五百多年前发现了新大陆的存在。据说他们是在到达了格陵兰之后，再向西行，到达今天的加拿大。他们在那里发现了许多有用之物资，包括木材、葡萄、毛皮等的东西。不过他们在美洲大陆待了大约十年之久，就离开了这个物产丰盛的大陆了。原因就是因为印第安人。他们在美洲大陆生活了不久，就遇上了印第安人。好勇斗狠的维京人与他们发生流血冲突，因此导致他们的报复，而这个比维京人更早到达美洲大陆的民族最终成功地把维京海盗赶出这片丰饶的土地。再次入侵美洲大陆的，就是五百多年之后，带着旧世界的枪炮刀剑及农耕技术而来的其他欧洲人了。

谢选骏指出：北欧人除了抢劫，不会干别的；雅利安人从来不是文明的创造者。他们都只是食尸者。提到“北欧人的殖民掠夺史”，一般想到的首先是“北欧海盗南下扩张”，其实，这些“北欧人”在北欧当地就是一群外来者，一群殖民历史的掠夺者。

（二）

据英国《每日邮报》2014年5月15日报道，瑞典南部海岸小镇Foteviken生活着一群维京人，他们沿袭着古代维京人的生活方式，却也热爱和平，悠闲的生活方式也是自得其乐，引来不少游客参观。

维京人这群北欧海盗是凶猛的匪帮，以其可怕的海上攻击和难以置信的创造能力闻名于世。Jakobsen是一群生活在瑞典马尔默的现代维京战士的领头人，他和自己的子民向世人展示，维京人的时期虽然已经过去，但维京人从未走远。他的维京战士们在这个小镇的生活非常简单，他们在周围的田野工作，工作完后尽情喝酒。当然作为领导人，也有特殊的权利。他说：“小镇每天都有游客来，我会花时间和他们交谈。其他的维京人都必须工作，而我可以去航海、聊天或者玩游戏。”最令他们兴奋的事就是节日的到来，他的子民便可以借此来个肉食狂欢。“这里的每个人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肉，每天都会吃肉和面包，再喝一点啤酒。并且，如果某个维京人某件事做的好，例如成功地将船靠岸，就会得到烈酒和肉类食物的奖励。他们像猪狗一样地生活着。

小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海盗维京人的生活，但只有一部分内容不允许重现，那就是发动恐怖突袭。但现代维京人也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欧洲各地都有现代维京人，我们会去拜访他们，参观彼此的集市，交换维京人的工具。”

维京人的生活方式自我陶醉，“这里的生活方式太不可思议了。当然只要我走出村子就可以回到现代的生活去看看电视，但当我回到村庄，便意识到像维京人一样生活是多么精彩。”

维京人的社会体系包括三个阶层：

Jarl：王侯，多为大领主(lord)，世袭的贵族；

Karl：自由人，军队(army)的主力，武士阶层；

Thralls：则是最底层的奴隶。但这种划分不绝对，一个自由人可以变成奴隶，如果他丧失了所有自己的份地；一个奴隶也能变成自由人，忠诚侍奉主人，就会得到赎身的机会。

贵族与自由人定期开会，决定重大事件，解决争端，他们称这种会议为Thing。

最早的时候，国王是最大的贵族，他做出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以至于部族会议只负责一些地方事务。但在冰岛，由于从来没有国王，部族大会决定一切，全岛的贵族与自由人都要参加，每年定期在某个地方召开，为期两周。

Jean M. Auel所写的《洪荒孤女》（The Earth's Children）中的部落每两年会聚集到一个地方开大会，完成一系列的祭典、贸易、协商、竞技，可能就是参考了北欧的传统。

维京人无条件的接收国王和大会的全部法令，这些法令为每个人所熟知。违背的人将被开除出部落，称为Outlawed，这里不是绿林好汉的意思。这次被放逐者不能耕作任何土地，不能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他们只能住在山洞中，过着躲藏、偷盗的生活。

从孩提时代开始，维京人就喜爱种种竞争激烈的游戏，他们比试马术、举重、划船、操帆和游泳，每年的部族大会同时也是北欧的奥林匹克。最热衷的运动是摔跤，划出一片空旷的场地，中央放置一块尖头的界石，比赛的双方用力将对方推到石头上去。此外他们还比试射箭、滑雪、溜冰。所有这些比赛，都是为了锻炼出更加强壮的战士。哪怕冬天躲在屋里玩的游戏也是如此，从阿拉伯流传来的棋盘游戏，内容总是围绕着攻守技巧。

维京人是强悍的战士，他们的人数较少，于是就得依靠周密的策划与出其不意的突袭。在战斗中他们又表现的异乎寻常的狂热，悍不畏死，于是人们谈海盗色变。

他们的突击常分成两节：先在远距离上投掷长矛；然后用剑和战斧做近距离的了断。

在海上相遇时，海盗遵守古老的传统，一声不吭的将船系一起。在船头搭上跳板，然后依次上场单挑，每个走上跳板的人都面临这样的命运：或者将对方统统杀光，或者自己战死，由后面的同伴替自己复仇。如果感到害怕，可以转身跳进海里，没有人会追杀逃兵，但放弃战斗资格的人与死者无异，从此连家人都会忽视他的存在。

因此排在船头第一个上阵的，通常是最精锐的战士，他们在战斗中赤裸上身，发着粗野的吼声，忘情的享受战斗的酣畅。他们知道，脚下的跳板浸透着祖辈的鲜血，自己的后代也会落脚在同一个地方。愤怒使维京海盗显得强大而骇人，这种战士即被称为狂战士（Berserker）。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种原始的战斗会激发出这么惊人的人类本性，狂战士的故事被代代相传。

战斗中生存下来的男人慷慨分享胜利，维京人的第一位国王名叫哈罗德（Harold），绰号细头发，他统治的地域就是今天的挪威。一个夏天他出发去讨伐打劫他领地的海盗，征战时间过长，以至不得不在奥克尼（Orkneys，苏格兰北部岛屿）过冬，顺带就占领了苏格兰、设得兰和赫布里底群岛。

第二年开春大队人马要回挪威，这位国王就把新的领地交给罗根伐德伯爵统治，因为这位伯爵在远征中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因为齐格尔德伯爵在战斗中救了他一命，所以罗根伐德又把领地谦让给齐格尔德伯爵。今天苏格兰还有以齐格尔德命名的港湾。

北欧海盗喜欢听故事和诗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纪录历史。每个部落中有人专门记录这种故事，并编写新的传说。将这些冗长的故事用文字刻到骨头上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维京人在漫长的冬季躲在屋子里讲述父辈流传下来的故事。

职业的艺人或吟游诗人四处采风，参加每年三次的节日，也参加婚礼和宴会。这种场合总需要歌唱与舞蹈，讲故事的人会得到某种形式的礼物，戒指或者项链。他们的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夸张，某人杀死了屋子那么大的野猪；某主妇一天挤完了一千头奶牛。维京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值得描述的功绩不是已经做了什么，而是能够做些什么。

聆听维京人的歌唱需要极大的胆量和毅力，有个阿拉伯的旅行者去过丹麦后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么吓人的吼叫，一群野狗的咆哮比得上他们的嗓音，但没有他们的放荡。”

北欧人喜欢玩文字游戏，他们的沙加满是比喻的复合词，用来指代某种事物而不用直接提到名字。比方说，剑被称为战斗调料，这样的比方让后世的考古学家迷惑了很久。他们还喜欢猜字谜，交换各种字谜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就像我们今天从BBS看到的各种笑话。

维京人信仰很多神灵，有男有女，不同神灵照看着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他们时不时的在各处显灵，让适当的事情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发生。故老相传，神灵都住在一个叫阿斯加德（Asgard）的地方， 相当于天堂所在。在地底的世界自然也有地狱，叫做尼夫海姆（Niflheim）。海盗们坚信，如果一个男人光荣战死， 灵魂就能进入天国阿斯加德的神宫瓦尔哈拉（Valhalla），勇士的英灵在那里饮宴、欢歌、讲述传奇。 如果生为战士而很黯淡的是死在床上，那就只配进地府。

从这点出发，维京人相信人死不过是去另一个世界旅行，这是一种典型的萨满教。他们在死者的墓穴中堆放很多的陪葬品，供其路上花用。有吃有穿，各式工具，诸般兵器。更有甚者，如果死的是国王或者了不起的大英雄，他们会将死者生前的战船与之一起埋葬，即是很有名的“海盗的葬礼”。

维京人认为，在动物中亦埋藏着神性，他们据此将动物分成善良的和邪恶的，相信幽灵的存在，地精（Goblin）和大地精（Troll）也来自维京人的神话。维京人相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他们将这些先知称为真言者（Soothsayer），这些隐士居住在偏远的乡间，受着四方膜拜者的供养。

维京人过着家族生活，父母子女祖孙姑侄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头。他们彼此忠诚，家族中的一员受了欺负，全家人就一起去部落大会要求公正。如果一名男子被杀，他的家族多半会要求得到金钱或是土地的赔偿。如果部落大会认为他们确实有权力做出这样的要求，凶手的家族爽快的付了赔款，那就万事照旧；但如果死者的家族觉得裁决有欠公正，他们就会私下里杀死对方的一名成员，于是怨怨相报，没完没了的世仇可能成为古老家系的额外传统。

女性谈婚论嫁由全家人决定，但她有权力从列出的清单中挑选一名。婚后她还保有以前的财产，并且在丈夫出远门时负责照看家里的土地。离婚很简单，夫妇俩发表一个声明，当着公证人的面说清他们离异的原因。有些理由看来很可笑，比方说有丈夫抱怨他的妻子老是穿裤子而不是裙子。

孩子们则与长辈住在一起，直到他们成年后，出去加入另一个家庭。在这之前，男孩子学习耕作、战斗技巧和航海术，以及工具和武器制造；女子则学习纺线织布，制作黄油与奶酪。

大多数维京人平时是职业农夫，他们住在乡间。荒蛮之地没有大城镇的概念，只有少数几个重要的港口如约克和博卡，更多的维京人与其家族一起生活在小农场上。根据记载或者挖掘到的遗址我们可以复员当年的房屋，发现所有的农场几乎都是一个样子。主建筑是幢长方形的屋子，考究一点的，会额外增加一些独立的小屋，充当牲口栏和手工作坊，农夫在作坊内自己制造工具和武器。

在早期的长屋中，只有一到两个房间，全体家庭成员就在一间屋子工作、生活。并且与饲养的牲口混居在一起。这样的屋子一般有20米长，6米宽。厕所同时也是浴室，北欧人喜欢洗蒸汽浴。正对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火塘，全家做饭或者取暖都在这里。这间屋子同时也是储藏室。每面墙上固定着木质的长椅，白天坐、晚上睡，底下还堆放着各式杂物。每户人家有一到两张高背椅，只有一家之主才有资格坐坐，或是来了什么特别尊贵的客人。除了见过世面的国王以外，北欧海盗没有床的概念。

长屋中阴暗潮湿，没有地板，踩的就是泥地。北方苦寒之地，树木稀少，偏偏石头都很少见，维京人垒墙用的是草砖，即将草和泥土的混合胚子稍加烧制，他们自己称为Turf，在冬季这种砖很保暖。有些人家在砖墙内侧用木板再做一道夹墙，中间要空开一段距离，以免木板受潮发烂。长屋通常有两扇门，窗很少，实在要有也就是一个简单的窟窿。可以自由开合的窗户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余的装饰。全部的采光来自门，火炉上方为了排出炊烟的小孔。夜晚照明用蜡烛，但是用动物的油脂做的，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点起来，可想而知是什么味道。

妇女在屋里纺线织布，所有衣服都是家庭手制的，手巧的主妇会加上较多的装饰。她们把羊毛或者亚麻纺成线，织成布。用蔬菜汁染上不同颜色，无外黄、黑、绿、褐、蓝、红等鲜艳的颜色，维京人喜爱这种醒目。最后将布剪裁成衣服。整个过程复杂漫长，所以每个人没有几件衣服，身上所穿的连续用上好几年。其实日常维京人的衣服只要舒适就好，并不讲究式样，弗论什么时尚，以至于数百年的时间中，他们的装束一点没有改变。

大多数农场规模是很小的，依靠单独的家庭经营。较大的农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农夫可以雇用没有土地的自由人，或购买奴隶。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至今没什么变化：春天播下种子，晚秋收获。不能留过冬的牲口在秋天最肥壮的时候被宰杀，肉经过熏、腊、腌的方式被保存下来。农夫的另一种身份是海盗，劫掠与耕作相交替。海盗每年外出两次，春播或秋收之后，妻子会顶替他在家中打点一切。冬季的气候总是很恶劣，北欧人躲在屋里修补工具，缝制衣物，硝制兽皮。

当时家居的遗址和维京人的垃圾堆（还是保存很好）揭示了他们的饮食结构。维京人的主食以肉类和鱼类为主，他们饲养猪、鸡、鹅、鸭、牛、羊，得到肉、奶、蛋，偶尔还打猎捕鱼。他们种植黑麦和大麦用来做面包，用甘蓝和洋葱作调味品，此外还有大蒜和水芹。他们用木杯或镂空的牛角喝啤酒、牛奶以及一种用蜂蜜自制的酒。一天照例吃两顿，早上8点左右是早餐，晚上8点左右是晚餐。全家人聚在一起，用木制的锅碗瓢盆做饭。维京人用刀和勺进餐，但没有叉子。

维京人的船是维京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维京人的一切都与他们的船有密切联系。维京船制造的材料主要取自高大笔直的橡树。维京船分为战船和货船两类。战船较轻，船窄，灵活轻便，又很耐风浪；而货船的船身又高又宽，船体也很重，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载重航行时可保持稳定。两类船都有通常所说的弯曲船首，用一整块完整的橡木精雕细刻而成。

维京人的农场出产几乎全部日常生活用品，从工具到衣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擅长制造某种器具的人慢慢成了专门工匠。他们随处开设店铺，但铁匠的铺子总在镇子的边上，因为炉子有失火的危险。工匠生产的器具经过更多的装饰，他们制造工具、武器和珠宝。维京的珠宝享誉至今，有很复杂的制作工艺，胸针通常是用白蜡为胚，白银或青铜浇铸，加以打磨制成，上面镶嵌彩色的石子或者珠宝。琥珀和染色的小石子可以制成项链。黑玉和绿松石则制成骰子和筹码，用来下棋。来往的货郎冲州撞府，嗯应该是冲乡撞县的兜售这些做工精美的首饰。

维京人与很多地区保持着贸易上的往来，考古学家从北欧的墓葬群中也找到了不少别的地区的产品与钱币。不过他们更加喜欢白银，商人随身带着天平，用银块充当砝码。石刻与传说记载了他们的旅行：

公元860年，沿着伏尔加河下溯的维京人来到了俄罗斯（其时还不叫这个名字）。他们同当地的斯拉夫人作交易，从诺夫格罗德南下，沿河来到波尔加，用奴隶换取蜂蜜和毛皮；再顺着伏尔加河进入里海，换乘骆驼，一直来到巴格达，交易丝绸和香料。

另一条贸易路线是沿着第聂伯河到达基辅，进黑海，到达盛产葡萄酒、丝绸，出售精美的珠宝首饰。维京人是很好的水手和船匠，相比较，别国的船去不了远海，设计也很笨重。维京人的船分量轻，船身狭窄，吃水浅，可以在欧洲所有河流中航行。

维京人在冬天建造或者修补他们的船只，通常在露天建造，偶尔会搭个工棚。船身和船桨用橡木制造，桅杆用松木，可以在大风中适度的弯曲，先用整条原木加工成龙骨，以保证强度。弯曲的头尾单独加工，然后用铁钉固定到龙骨的两端。接着在龙骨上架好横梁，就完成了整条船的轮廓。沿着轮廓在船的两侧铺上蒙板。这种整条的木板层层相楔，上面一层刚好覆盖住下面一层的边缘。最上层的蒙板开凿了若干小孔，五米长的木桨从孔中伸出。最后铺上地板，架上桅杆，在桅杆顶上装上金属制的风向标。橹则安装在船体后部的右侧。船帆的两侧挂上麻绳编制的网，防止船帆在强风中被撕裂。这样的船最常见，全长二十米左右。

水手们随身带着一个小箱子，装着衣物和武器。划桨的时候就坐在上面，但他们很少划桨，他们是操帆的好手。每艘船的首尾都有一个舱室存放食物，储藏着黄油，奶酪，啤酒，淡水，肉食，苹果和干栗。此外还有各种炊具，帆具和上岸用的帐篷。

他们穿着毛皮大衣，就在船上和衣而睡。船上还能生火做饭，用一个装满沙子的盒子做炉灶。在海上，他们用日月星辰做方向标。天气差的时候也用指北针，一块简单磁化过的铁片。

在维京人漫长的旅途中，船是他们移动的家。桅杆可以放倒，蒙上船帆就是很好的帐篷，海盗们甚至像阿尔戈英雄一样扛着座舰前进，从一条河到另一条河。因为水运更省力，可以运载更多的人和装备。

不能坐船的场合他们就骑马，沿着古罗马的驿道前进，或者他们在冬日出门，可以借助滑雪和溜冰。用鲸鱼骨制作冰刀，绑在鹿皮鞋底上就成了冰鞋。雪橇可以运载病人和老弱，或者大量的装备。不管怎样说，他们讨厌步行，因为既慢又要背负沉重的行李。

为什么维京人一直在旅行，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是天性使然，更得到公认的看法就是，他们在寻找着可耕作的土壤。北欧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家之主死后，长子继承家业，别的儿子成年后必须离开兄长，自己组建家庭。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北欧原本不多的耕地更加不敷使用，于是维京人四海为家，寻找着好的地方开辟农场。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北欧人具有双重的殖民掠夺史”？因为维京人的上述殖民掠夺，只能算作第二次，其第一次呢，则是建立在对于北欧原住民的殖民奴役之上的。

萨米人也称拉普人，是北欧地区的原住民，欧洲最大的原住民族群之一，也是欧洲目前仅存的游牧民族。萨米人的语言是萨米语，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其他对于萨米人的称呼或写法有：Sámen、Saamen、Sámi、Saami、Lappen；而从前称他们为拉普人，但萨米人认为这称呼带有轻视的意味。

萨米人的开垦地区常被简称为“拉普兰”，但萨米人的开垦区远广于瑞典历史上的拉普兰。他们把自己所开垦的区域称为萨米（Sápmi），横跨芬兰、挪威、瑞典、俄罗斯四国国境，包括在瑞典的两万人、在挪威北部的四万人、在芬兰的六千五百人和在俄罗斯科拉半岛的部分地区两千人。瑞典境内萨米人的居住区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在斯堪地纳维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以猎人、收集者及捕鱼为生；有距今一万年前的挖掘出土物为证，如：被火燃烧过的区块或箭矢尖端，已有人在北挪威地区，找到距今约有六千年的古老的山崖壁画，这文化的垦荒区域由北延伸至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并到达俄罗斯的白海。考古学者找到约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至西元后三百年的石棉陶器，这足以解释萨米文化的特征，也发现捕兽陷阱，并以这完整的捕兽陷阱系统捕获驯鹿和驼鹿。公元前55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Prokopios提到一个名为Skrithfinoi的民族，应为萨米人。

中世纪开始了维京人的时代，他们对萨米人产生重要的影响，此时的有三分之二的萨米人居住在斯堪地纳维亚平原地区，在他们的小说中看见：两民族间不断有著冲突。

之后，萨米人与维京人进行交易，以动物毛皮、兽皮换取盐，以贵金属换得饰品制造及金属刀片；同时开始与欧陆北部的旅人进行贸易，这样的关系在萨米人的社会里，产生了文化冲击，从一支石器时代就存在的落后民族，在自己的社会中发展出一套货币系统，他们的货币称为Tjoervie。

在中世纪，萨米人被邻近的强大民族征服了，14世纪时，发生于挪威与俄罗斯城市间关于对萨米人征税的纠纷。公元1326年，征税权在协定中被定约两造所划分，而萨米人则必须缴交税赋给双方。这就是弱肉强食。

16世纪初，萨米人分为三支：

农民萨米人—生活范围在挪威南部往北至特罗姆斯郡南方，多数人务农；

靠海萨米人—定居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与东部，靠捕鱼及打猎维生；

游牧萨米人—居住于山上与挪威北部（Finnmarksvidda）地区，他们其实是塞米诺族印地安人，也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而大规模的驯鹿养殖最早应是在公元1540年左右。

中世纪末时，萨米人并非如大部分欧洲地区一样开始了启蒙运动，反而是穿越了国界，进行有系统地开垦与征服它地。

这时的萨米人经由基督教信仰的教化，被列入封建国家的一部份，故1603年于拉普兰建立了第一座教堂。

1635年在挖了一处铁矿坑，而萨米人被强迫要在矿坑工作，若有人敢违反，则会被施以酷刑，因此有许多人想逃出这一区域，政府当局则派出军队阻挡“劳力的外移”。

1673年正式开始殖民今日的拉普兰地区，政府派出移民垦荒者到萨米人居住区域，并赋予垦荒者权力使用萨米人的土地及水流，甚至要求萨米原住民交还其使用权;因这群垦荒者无节制的狩猎，动物数量迅速地减少，甚至造成部分的萨米人粮食短缺与饥饿。而基督教化造成极端化：这些不愿改变宗教，仍坚持信奉自己原宗教的萨米人，遭到死刑处置，甚至虔诚信奉萨米人宗教的地区也遭摧毁。

1720-1729年有一部份的萨米人迁徙至瑞典国王命令的特定区域。1751年经国王的决定，建立了关于拉普兰的法律，透过这法律划分了垦荒者与萨米原住民的狩猎权。

1755年有了新约圣经的萨米语译本，1811年为旧约圣经的译本。

1809年之后开始了萨米人的艰辛时期，芬兰与挪威的北部疆界确定，自1852年起对萨米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发生在国界的宗教战争，使国家疆界关闭，也就是说，萨米人赖以维生的驯鹿群被中断了，导致他们的粮食匮乏。

与1860-1920年间尝试订定法律或法规来影响改善萨米人的处境，然而也免除了许多对于后来的垦荒者限制法律。在1917年与1918年展开了首届萨米会议（德文：Sámi –Konferenzen），确定萨米人为正式的少数民族。有些人想从之前的宿命挣脱，融入瑞典或挪威的社会中，或是饲养驯鹿赚点外快。1952年在瑞典有第一家专给萨米人收听的广播节目；直到1970年代，在挪威展开了“挪威化”，首先将萨米语认可为一种语言。

1986年发生车诺比核能电厂事故，有73,000只驯鹿于瑞典受到放射线伤害，萨米人因此失去了重要的营养来源，纵使政府承诺答应补偿，但他们所得的远不及需要的。他们的处境不如中东难民，因为他们属于另外一个种族。

1980年代在挪威成立了萨米人的权力委员会与文化委员会，一个萨米人的国会（称为Samething）由权力委员会组成，并最后在1989年选出代表。而1933年在瑞典亦由萨米人选出国会代表。1997年，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公开致词时，假惺惺地对于从前对待萨米人民族的方式表示歉意。

2000年的萨米人民族基金拥有七千五百万挪威克朗（相当于一千万欧元），这必须运用在强化萨米语及文化方面，以及因镇压所造成的伤害与不公平的赔偿。

目前仍约有百分之八的萨米人以养殖驯鹿维生，但这种生活方式和土地持有人的个人利益相冲突，所以很多土地拥有人拒绝了传统冬季牧场的开放。

1956年由芬兰、挪威与瑞典的萨米人，于萨米议会中组成利益代表处。

关于萨米人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尤伊克歌曲（德文：Joik- Gesang），著名的尤伊克歌曲演唱者为出生于挪威的玛莉·波伊娜（Mari Boine）。

谢选骏指出：上述所见，北欧的日耳曼人并非土著，而是殖民者。至于日耳曼人来自何处？那只有地狱里的魔鬼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纯种的北欧人”那只是犹太杂种希特勒杜撰的神话，就像“高贵的雅利安人”一样。北欧人除了抢劫，不会干别的；雅利安人从来不是文明的创造者。他们都只是食尸者。

【014、超越种族之爱】

《出生中国被遗弃 现为美夺冠不想见生父母》（ 2018-01-14 小妖聊球儿）报道：

体操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体坛中的强项。中国体操队在体操的各个项目上也取得过丰功伟绩，从最早的李宁，到后来包揽所有金牌的中国男子体操队，他们都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体操也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比如美国队。他们的队伍里有很多在世界排名相当靠前的选手。在这样一群人中间，一个16岁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孩脱颖而出，她在2017年的体操世界锦标赛上以55.232分夺取全能冠军，帮助美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五连冠。

出生中国2岁被遗弃，现成体操天才为美国夺冠，不想再见中国父母！

她就是美国16岁新星摩根霍尔德。其实，很少人知道的是这位身怀绝技的华裔姑娘，却是一位美国家庭收养的广西遗孤。虽然有美国国籍，但血液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摩根·霍尔德2001年7月18日出生在中国的广西梧州，她在孤儿院度过婴幼儿期，至今亲生父母不明。2岁时被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的一个家庭收养，准确的说是一位单身母亲收养了她。

在她3岁那年，她的养父母带着她接触了体操，摩根霍尔德对体操表现出了强烈的热情和极高的天赋。8岁的时候业余体操就达到了四级，可以说是体操界的一个天才。真正让她成名的还是柳金杯，这是美国体操队选拔年轻选手最好的赛场，摩根的成绩达到了专业10级。2014年参加“柳金杯”比赛，随后进入了“成年国际精英级”。

为了摩根的体操梦想，养母sherri还在gofundme上发起过众筹。随着摩根体操技能的日益精进，她的旅行和训练费用也与日俱增。为了有更多时间来支持摩根的训练和学习，sherri辞掉了自己做了30年的牙科工作，另找了一份可以在家上班的工作。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养育孩子并不容易。摩根的养母为她付出了太多太多。

是美国父母把她培养成了世界冠军。赛后有记者问她：“你了解中国吗，想去看看吗？”霍尔德用英文回答道：我不是很了解中国，以后有机会或许会去。”当记者问起她想不想再见到中国父母时，小姑娘还是没有忍住自己的泪水，哭着说道：再也不想看到中国的父母！或许她心里还会夹杂着对父母的一些怨恨吧。摩根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包括中国的体操迷在内都希望她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祝福她在未来一切顺利。

谢选骏指出：向这位白人母亲致敬。她使我想起了抗战时期血洒长空、帮助中国对抗日本狂轰滥炸的美国飞行员。这是超越种族的爱。是基督的救恩使得他们获得了爱的能力。可惜当初，洪秀全之流拒绝了基督的救恩、拒绝了爱的能力，否则中国的历史可能早就更新了。

【015、大众种族主义与精英种族主义】

网文《种族歧视与追求公平》（2017-08-15 ，越吃越蒙山人）说：

一九四二年，轴心国和同盟国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异常惨烈。那个时候，在德国学校的生物课本里，对“自然法则和人类”一章的解释是这个样子的：自然法则的至高原则是所有物种都被束缚在为了生存而不可反悔的争斗中。在描述了植物如何抢夺地盘，甲壳虫如何搜寻配偶等如此这般后，课本总结说，生存的争斗是无怨无悔的，但这是维持生命的唯一途径。这种争斗把不适合生存者消灭，选择了所有那些能够活下来的。。。这种自然法则不容质疑，活下来的生命将此完美呈现，没有宽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生物学不单告知我们动物和植物，也告诉我们人类自身的法则，我们必须遵守并将自身的意愿铸造成以此为准则的生活而奋斗。

德国学校当时向学生灌输的思想是，生活的意义就是奋斗，违反这法则的罪恶是可悲的。这点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讲得尤其明确：任何试图与自然铁律抗争的人，都是在对抗做为一个人类生命而应感谢的准则，对抗自然就是毁灭自己。在这里，纳粹德国认可的自然准则其实就是，只有雅利安人是最优秀人种，他们能够有机会最终进化到更高一个档次。所以，纯种雅利安人的血统不能被其他低等种族混杂。

在欧洲，自十九世纪中达尔文的进化论问世到尼采喊出上帝已死，战前好长一段时间里的哲学思考和科学进展其实都已经对这种意识形态提供了坚实的铺垫。纳粹的理论家是相信进化论的，他们认为，自远古进化而来的智人后裔，已经分化成几个不同的人种，这其中的北欧雅利安人有着最优秀的品质。他们头脑理性，外表美丽，人品诚实，作风勤奋，因此他们有潜质进化成超级人种。别的种族，比如犹太人黑人（以及亚洲的黄种人）等，就像地球生物演化史上出现过随后又被淘汰掉的尼安德特人一样，迟早退化灭绝。如果高贵的雅利安人与低等种族通婚混血，会使得人类前景暗淡，最终逃脱不掉灭绝的下场。

依照德国人做事准确细致的习性，他们对广泛意义上的白人在等级上也做了进一步的划分。比如，纳粹的理论认为，日耳曼人是最为高贵的，而像南欧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等则是低劣一些的。为了便于推动种族主义政策，纳粹生物学家专门制订出有关头骨尺寸眼球颜色等生物特性的标准数据，让基层筛分日耳曼人时得以参照。《第三帝国兴亡》里面就有章节描述纳粹对不同种族的战俘所实施的不同待遇。基本上对同族同种的英美战俘，德国人还是能够依照日内瓦公约给予基本人道的待遇。但对属于斯拉夫人种的苏联战俘，境况就要悲惨得多。纳粹科学家把俘获的苏联飞行员裸身投入冰水，考察人体能在极端条件下的存活极限，然后以此为依据制订德军飞行员被击落，坠入寒冷的北海后的救援方案。当然，对于纳粹认为最为低劣的犹太人，最终下场只有进毒气屋了。

不单是德国统治精英相信种族主义理念，那时候白人至上是西方社会精英的共识。在大多数著名的学府，学者们使用当时正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都证明了白种人比非洲的黑人和亚洲人更智慧，更有道德，更有技术才干。从华盛顿到伦敦再到堪培拉的政治家们，都把保护白人种族的纯洁性、不与低种族通婚、不退化为己任。比如严格控制从中国甚至意大利移民到像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Aryan“国度，这种政策一直持续到战后很久的一段时间。在美国的政治生态领域，白人至上在主流意识的显示板上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逐步褪色。而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禁止非白人移民）则是坚持到1973年才算终结。

人性中的残忍，越是在自身处于生死攸关的存亡时刻越会迸发得淋漓尽致。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也是到了二战后期败相显现之后才变得更加穷凶极恶的。在一开始的时候，倒推十年前，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刚刚上台的时候，元首的思想只是表明了那样一种迹象，一种信念。但是这样的邪恶种子埋藏在像德意志这样理性严谨组织性极强的民族的内心，等到它成为全体民众的一致追求时，带给整个人类的就一定是毁灭性的灾难。希特勒发动了世界大战，这促使他的敌人必须和他的政策划清界限，由此种族主义在西方完全失去了信誉。战后七十多年来，生物学基因学的研究发展说明了不同的人种之间的差异界限比纳粹认为的要小得多，但小得多只是个相对概念，差异的存在是绝对的。文明世界现有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体系，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有神圣的内在自然权利的前提下，这种权利不可见不可变。但是细究起来，这种所谓的天赋人权真是客观存在的吗？根本没有。我们常说的人是生而平等的，那只是借用了传统基督教中人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概念，即相信自由的永恒的灵魂驻存于每个个人的再生之源。可是，既然上帝已死，那么灵魂安在？

所以，事情其实是很清楚的，这世界上并不是人人生而平等的。这对弱小群体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客观现实。所以在文明的社会，反对歧视是最为基本的。接下来，我们要追求公平，追求不单单是对自身的公平，而且是要追求对他人的公平；追求不单是枝节的公平，还要确保整体的公平，整个社会的公平。这就像是我们进场去看一个美妙的演出，但面前是有一道五尺高的屏障。平等入场的方法是，每个人站在屏障后面，你要是身体足够高，你就可以享受到观看的乐趣；但你要是个子矮，对不起，你在剧场里能做的只是听到别人的欢呼。公平的做法是，对个子矮的人，入场时发你一个垫脚的板凳，这样你就可以和个子高的人一样去享受生活的乐趣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种族主义其实仅仅是“大众种族主义”。大众种族主义认为，一个民族所有的人都是优秀的或劣质的，善良的或邪恶的。二十多年前，我刚到日本的时候，发现有许多日本人相当低劣，当我和另外一些日本人抱怨的时候，他们就对我说——日本有一亿多人，这些人的素质、状态、诉求都是不同的。这是我体验到希特勒的“雅利安人”概念完全是政治上的把戏，就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一样，在生活中其实并不存在。

精英种族主义则不同，认为每一个体都有所不同，一个民族内部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优秀的或劣质的，一个种族的成员也不可能都是善良的或邪恶的。在历史上，像雅利安人、阿拉伯、蒙古人、欧洲殖民者，所奉行的都是大众种族主义，而非精英种族主义。而不幸地，德国人奉行的也是这种大众种族主义，结果他们就像战无不胜的亚述人和秦人一样，被消灭了。还好， 日本人受到中国精英种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大众种族主义的道路上走得不远，所以日本人还是在极力同化台湾人和朝鲜人，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精英种族主义就是贵族精神，就是一个文明在生长期而非衰落期的产物。相比之下，大众种族主义则是一个文明在衰落期而非生长期的产物。因为，到了“鸡犬升天”的时候，也就离开整体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016、东欧是黄祸的入口】

《一带一路进入巴尔干 欧盟关注家门口的中国影响力》（BBC 2021年1月12日）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称赞中国“是唯一帮助我们的国家”

2020年3月新冠疫情肆虐欧洲、个人防护用品极缺之际，欧盟领袖德国作出了禁止向欧盟候选国塞尔维亚出口医疗防护品的决定。同一时刻，中国则向后者发送了大量医疗援助物资，以至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公开称赞中国“是唯一帮助我们的国家”。

除医疗防护用品之外，近年来，欧中经贸关系发展成快速上升趋势。欧洲很多国家，包括巴尔干地区国家所得到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都急剧增长。介于巴尔干地区地理位置的敏感重要，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增长益发受到特别关注。

2016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塞尔维亚访问时会见总统尼科利奇和总理武契奇。欧洲媒体当时对上述情势报导就已经指出，中国逐步在巴尔干地区扩大影响力“已经引起美国关注”。不少评论称，中国已经将巴尔干看作进入欧洲的门户。

随着中美全球角力的加剧，欧洲这个当下世界第一大规模市场如何站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战略布局与一带一路

美国和欧洲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与指责俄罗斯对西方的干预如何，指责莫斯科破坏欧洲和北美的民主程序。然而，自全球疫情期间美中关系加剧恶化后，北京在欧洲扩大政治和舆论方面影响也日益成为各国媒体、智库和政经精英层密切关注的领域。

《亚洲时报》最近有报导称，北京在巴尔干西部煤电投资自2016年以来增加了3倍。报导还引用丹麦非政府组织“可持续能源”顾问的话说，巴尔干西部和非洲，东南亚一样，成了中国投资煤电站的主要热点。

上述报导从环保角度说，中国投资在波斯尼亚最大的燃煤发电厂图兹拉价值7亿欧元的扩建项目违反了欧盟有关规定，加剧了空气污染。

除经济与能源利益之外，英国皇家联合三军研究所（RUSI）最近刊登还分析说，巴尔干“重要的战略位置”是中国投资进入那里的主要考量。

什么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为中国带来了什么？为沿途其他国家又带来了什么？分析作者卡尔希奇说，中国投资进入巴尔干是自2013开始的“一带一路”项目的延伸。中国的基建投资计划设想通过欧亚大陆和海上把亚洲同欧洲和非洲相连接，而位于欧洲南端的巴尔干西部地区就成了中国进入中欧和西欧的门户。卡尔希奇认为，中国货物通过海路在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上岸，经由公路和铁路运输到达中欧，东欧，和西欧，比经过欧洲北部的鹿特丹，或汉堡的货物运输更容易，价格也更低廉。2016年8月，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宣布购得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的多数股份，接管了这个希腊港口的经营权。

“17+1”合作

2016年，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期间，到贝尔格莱德中国河钢集团旗下的斯梅代雷沃钢厂参观。中远集团当时表示，对希腊港口的海外收购项目是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的重要步骤，并计划将那里发展成欧洲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希腊总理当时表示希望比雷埃夫斯港将扩建升级，日后成为中国贸易进入欧洲的第一站。

2019年希腊加入了中国同在中欧和东欧的16个国家经贸合作机制，使该经贸合作机制扩大为“17+1”。中国每年同这17个东欧和中欧国家举行会议讨论投资合作。卡尔希奇说，波斯尼亚，黑山 ，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和希腊这些巴尔干半岛国家普遍缺乏资金，其中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成功，因此很难吸引外国投资。相比之下，中国的软贷款和回扣条件对这些国家更有吸引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会要求对共产主义时期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这样会导致低技术工人失业。而中国收购当地的重工业资产被认为有利于保护当地的就业。因此卡尔希奇说，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更喜欢同北京，而不是布鲁塞尔打交道。

联合三军研究所的文章说，中国在希腊北部，塞尔维亚和黑山等国的投资增长很快。塞尔维亚和中国的贸易在2018年达到了21亿欧元，中国在塞尔维亚的投资达到了100亿美元，使塞尔维亚成了“17+1”排名榜首的国家。

塞尔维亚死而复活的钢铁厂

卡尔希奇举例说明华盛顿和欧盟对巴尔干西部国家缺乏兴趣让中国乘虚而入时提到了塞尔维亚历史悠久的斯梅代雷沃（Smederevo）钢铁厂。

这家钢厂在第一次私有化过程中被美国匹兹堡钢铁企业收购，但亏损迫使美国企业在2012年退出；企业以一美元象征价格出售给塞尔维亚政府。2016年在第二次私有化中，企业被中国钢铁企业收购。两年后企业复苏使塞尔维亚成为世界粗钢生产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对欧盟钢铁市场形成巨大冲击。

华为5G

卡尔希奇还提到一个受到国际人权活动人士关注的塞尔维亚项目，即中国的电讯巨头华为公司在贝尔格莱德市安装的“安全城市”系统。贝尔格莱德市安装包括一千个高清摄像头的监视系统，利用人工智能，使用人脸识别和车牌识别软件，向塞尔维亚内政部传送搜集的信息。

在华为设备及5G互联网技术在欧美主要国家引起争议，受到间谍危险指称，并纷纷被封杀的同时，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城市安全跟踪系统使用华为技术受到欧盟与美国的关注。批评者指责华为的技术侵犯了个人自由，甚至让北京能够监视塞尔维亚公民。美国CBS新闻指责说，塞尔维亚被北京视为通往欧洲的“门户”，中国借此项目增强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力。

2020年年底，欧盟不顾美国的反对，同中国完成了进行多年的投资协定谈判，协定虽然尚待欧洲议会批准通过，但是反对声音已经四起。一些欧盟议员已经以北京侵犯人权的理由表示反对欧盟和中国的投资协议。尽管多数分析人士都认为反对声音不会影响到欧中投资协定最终通过，但是他们也纷纷指出，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一样，多数欧洲国家在未来如何应对一个更加强势的、非民主体制的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道德价值观的同时找到维系经贸关系的平衡点，是让各国政界精英都很挠头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与塞尔维亚的紧密团结，不仅因为两者同为共产党国家的近代政治，而且因为东欧向来都是亚洲黄祸进入欧洲的入口。通过亚洲草原民族，中国与东欧还有血缘上的某种联系。

《习近平访问希腊 中国如何打造一带一路欧洲门户》（BBC 2019年11月12日）报道：

习近平在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夫妇陪同下，参观雅典卫城博物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0日抵达雅典，开始对希腊的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在过去五年中第二次访问希腊。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习近平对希腊的访问，距离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到上海参加进口博览会，只隔了几天时间。

两国领导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密集互访的事实，无疑是这两个国家关系密切的体现。

2014年7月，习近平曾经在前往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谈时，“技术经停”希腊罗德岛。尽管如此，希腊时任总统和总理专程前往罗德岛会见习近平，显示出希腊当局对中国的高度重视。

中希关系

对中国而言，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南端，面向地中海，扼欧洲、亚洲和非洲要冲。希腊近10年来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被视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与欧洲国家合作最稳固的桥头堡。

希腊除了独特的地理位置，还有独特的国际地位。这个位于南欧的古国，是欧盟成员国和北约成员国。它是欧盟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也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同盟中的重要环节。然而，希腊直到1972年才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与中国正式建交。

在建交后的前30年间，中、希两国似乎并没有多少互动。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和希腊彼此走近，多亏了体育运动的牵线搭桥：希腊雅典举办了2004年的奥运会，而北京举办了2008年的奥运会。

中国与希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恰好是在2006年。

本次习近平访问希腊期间，中国与希腊签署了《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明确“肯定希方在推动中欧伙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另外，“双方将共同推动和深化中国－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债务危机

习近平访问期间在希腊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中国、希腊这两个文明古国的“相似、相知、相亲”的友好关系，却也提及中国在希腊面临经济和债务问题时提供了“全心全意”的帮助。

2009年，希腊出现债务危机后，中国动用外汇储备购买并持有希腊国债，其后又参与希腊新发行国债的认购。也就是在2009年10月，中远公司取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2号和3号集装箱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这是中国企业首次获得欧洲大型港口特许经营权。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思11月4日在上海参加进博会与习近平会谈，11月11日在雅典再次会见习近平。

2015年，希腊债务危机使其面临退出欧元区的风险。关键时刻，中国总理李克强同欧盟领导人会面后表态说，虽然希腊债务问题是欧洲内部事务，但希腊能否留在欧元区不仅关系欧元稳定，也事关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余永定曾如此总结说：强大的欧洲经济和强大的欧元符合中国利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自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所释放出的一系列支持欧洲、支持欧元、支持欧洲金融市场的信号是完全正确的。”

撤侨行动

中国外交部网站上有关与希腊的双边关系，提及2014年8月2日，79名中国公民搭乘希腊的“萨拉米斯”号护卫舰安全撤离利比亚并顺利抵达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按照中国方面的说法，这是希腊政府第四次协助中国大规模撤离海外公民。由此来看，希腊独特的地理位置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另外，希腊作为欧盟成员国，还曾在中国南海问题和中国人权问题等方面，为中国助上一臂之力。

2016年7月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就菲律宾针对中国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否定中国对南海所提九段线的历史主张后，由于包括希腊在内的欧盟成员国的反对，欧盟未能达成一致的声明。

2017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欧盟试图重新提起对中国侵犯人权问题的关注，也因为希腊的反对意见而没有达成声明。

欧洲门户

习近平本次发表在希腊媒体上的署名文章承诺，中国要提升与希腊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水平，“以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为龙头，加大合作和投资规模”，并承诺中国将购买更多希腊的农产品。

实际上，早在2014年6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希腊期间，双方就签署了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及中国“高度重视希腊作为进入欧洲门户的独特区位优势，希望扩大在希腊的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

这正是习近平2014年7月过境访问希腊，受到希腊当局热忱欢迎的伏笔。希腊对中国资本的拥抱，两国关系之密切，自然引起国际间的注意。

习近平访问希腊之前，今年10月，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访问巴尔干多个北约盟国，曾经到访希腊，双方签署了一份修订后的《共同防御合作协议》。

蓬佩奥在签署这一协议的同时，也在希腊发出警告：欧盟把中国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希腊有必要认真对待”。

美国官方提升对希腊重视程度提出“重返希腊”的同时，美国商界也看到了希腊的商务前景。2018年9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希腊萨洛尼卡国际博览会开幕式上称，特朗普政府视希腊为朋友和盟友，并打算尽快增加对希腊的投资达18亿美元。

根据希腊银行的数据，在2008-2018年间，美国对希腊的直接投资金额超过中国排在全球第六位，中国位居第七。第一名是德国，其后是法国、瑞士、塞浦路斯和加拿大。

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是中国与希腊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国远洋海运公司2008年获得比雷埃夫斯港两个码头的特许经营权。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国际间特别关注中国在希腊的影响力呢？比雷埃夫斯港口应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龙头港口

比雷埃夫斯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西南约10公里，是希腊最大港口。这个港口有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当时就认识到这一深水港口的战略重要性，也是它其后被转变为军港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480年，就在这个港口附近发生了古代历史上著名的萨拉米斯大海战：古希腊人战胜了波斯人。

2009年10月，中远公司花费43亿欧元取得希腊比雷埃夫斯港2号和3号集装箱码头35年特许经营权。至2018年，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吞吐量从2010年的88万标准箱增至近500万标准箱。

2015年1月，3号码头扩建工程正式启动。2016年1月，中远海运集团成功中标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私有化项目。6月，希腊议会批准了这一项目，使中国企业首次在海外接管整个港口。

习近平此次访问希腊时在比雷埃夫斯港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不是口号和传说，而是成功的实践和精彩的现实。

谢选骏指出：希腊遭到土耳其统治近四百年，比中国亡于蒙古满洲的时间加起来还长——希腊和中国与其说是“文明古国”，还不如说是“亡国惯犯”——这样的亡国奴残余，肯定具有同病相怜的语言。

【017、对人民主权论的证伪】

《深度：直接民主威胁西方国家治理》（2017-11-09 FT中文）说：

现在还在世的英国公民中，有人是在大众代议制民主之前出生的。在1929年之前，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有投票权；在1918年之前，并不是所有男性都有投票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Great War)的残酷让政府因羞愧而赋予人们选举权。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英国是一个深受政治启蒙影响数世纪的国家。在其它国家，代议制民主的根基更加薄弱。我们从小生活在一种常态之中，那就是绝大多数人能够自由选择其统治者，然而这个常态在历史长河里存在的时间只相当于一瞬。在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议制民主被暂停。在面临另一个重大考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萧条时，代议制民主在如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复杂文化中向强人统治者投降。

我们本能地难以想象我们已知的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当我们尝试这么做的时候，最令我们恐惧的总是专制独裁（很多绝非歇斯底里的评论人士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上美国总统之后都进行了这种尝试，其中包括温和的保守派人士戴维·弗拉姆(David Frum)）。在典型的反乌托邦情景中，特朗普正处于两任总统任期后的第三个任期，统治英国的是敌视外国人的保守党人或者敌视产权的社会主义者（取决于你最害怕的噩梦是什么），法国最终扶正了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这种把专制视为现有政治体制的替代选择的假设可以理解。过去代议制民主倒下的时候，就倒在这个方向上。这个假设也符合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地的事态发展。

然而，我们的政治体制还可能让位于其它黑暗的未来。上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表了一份对民主态度的全球调查。在西方，80%的人认为代议制民主是好事。只有13%的人认为没有议会或者法院的强人领袖统治是好事。看到这里，任何认为这两种政治模式之间存在泾渭分明的选择的人，都会松一口气。

麻烦的是，有43%的人赞同由“专家，而非选举出的官员，来进行决策”的制度（英国和美国的比例与这个平均值持平），足足有70%的人盼望由“公民，而非选举出的官员，对重大国家事务进行直接投票，来决定什么被写入法律”。尽管有过（也可能正是因为有过）全民公投的经验，英国的这一比例相对较低，但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仍然为56%对38%。

代议制民主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独裁，而是柏拉图的天才统治，或者，其最有可能的威胁是直接民主。

大众还没有丧失对专制统治者的警惕性。20世纪在太多国家出现了太多例子，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粗略的规则是，一个文化越是担心出现强人领袖，就越不容易出现强人领袖，而西方的这种担心是全天候的。这种忧虑体现在反乌托邦的评论，以及对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反美阴谋》(The Plot Against America)的充满焦虑的重新解读之中（就像《1984》一样，这本书的伟大体现在除预言能力外的方方面面）。

比专制独裁险恶得多的是前所未有、因此也未曾被讨论过的威胁。我们没有有关一个国家在无休止的全民公投中丧失理智的共同记忆，因此我们低估了这个前景。但看看皮尤的调查结果——再看看经济和技术的趋势。

过去企业加强了代议制民主。大公司（比如福特(Ford)、麦当劳(McDonald's)、索尼(Sony)）本身就像是政府一样。它们雇佣大批人员，做看得见的事情，它们的高管和政治阶层没什么差异。谷歌(Google)和Facebook则更像是不断滚动的全民公投。这些公司雇佣的人员很少（相对于它们的市值而言），但却让数十亿人能够直接发言，获得实时满足感，这是新的人类体验。它们有时候会流露出一种世界观，即现实中的政府是次要的。或许这些都不会随着时间推移重构我们的公民文化。或许吧。

反对就英国退欧进行二次公投的最佳理由与欧洲没有关系（虽然有一些支持二次公投的很好的理由）。那就是直接民主的常态化。想象一下就税率或者移民数量进行大众直接投票。或者，为了避免你夜不能寐，别想了。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说资本主义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句话更适用于民主。穷人的数量永远超过富人。专家统治能够保护富人的利益不被穷人抢走。直接民主给予穷人超越富人的最大权力。代议制民主对穷人和富人而言都不是最优选择。如果代议制民主再一次倒下，罪魁祸首不一定是以某个独裁者的面孔出现，而有可能会以我们所有人愤怒的面孔出现。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直接民主威胁西方国家治理”？因为包装西方国家治理的“人民主权论”是伪劣产品，最多只是“善意的欺骗”。现在，“直接民主”试图要求国家兑现这一欺骗的许诺，自然就会“威胁西方国家治理”了。因为西方国家的治理和共产党国家大同小异，从来就不是建立于“人民主权论”，而是骑在人民头上玩弄人民的，虽然这有共产党的高压人民要稍好一些，但依然不是“主权在民”的。主权永远都在议会手里，在政府手里，在法院手里，这就是“代议制”的秘密。这与古代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度，有根本的不同。而古代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因为它可以压榨外国人和奴隶、妇女。总而言之，“多数人的统治”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因为这是一个语义矛盾。

【018、俄罗斯为何是蒙古杂种】

仔细看俄国人的脸，那绝对不是轮角分明的，而是亚洲人的：他们既使头发金黄，却长着蒜头鼻子，甚至身材矮小。例如，很多中国人所崇拜的普京总统，就是如此。列宁同志就更加明显了，他不仅身材矮小，头发还是黑的，是个十足的“黔首”，列宁虽然名为欧洲人，其实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蒙古杂种”。难怪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一拍即合，因为两者都受过蒙古的“胯下之辱”，并遭到了严重的混血。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俄罗斯是蒙古的杂种，俄罗斯帝国是蒙古帝国的翻版、反面。

“乌克兰”一词，来源于蒙古语的“边境”。

克林姆林宫的辞源，来自蒙古文字“克瑞”，意为“要塞”。

蒙古入侵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的教堂不到一百，蒙古统治使得教堂数目增加到将近三百。这是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再勾结蒙古人，甚至帮助蒙古人镇压反抗者，为此把他们开除教籍。正因为如此，即使俄罗斯的东正教，也带着一股蒙古味道。听听他们的音乐就知道，和拜占庭的是很不相同的。

（一）

沙皇伊凡四世1575年封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为“全罗斯大公”（Grand Prince of All Rus，拉拢他对抗克里米亚汗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11个月后又让位给伊凡四世。伊凡四世这么做既是为了增加对欧洲各个蒙古汗国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想表明自己是成吉思汗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的正统继承人。

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俄语：Симеон Бекбулатович，？年－1616年1月5日），原名为萨因－布拉特（俄语：Саин-Булат），鞑靼王公，卡西姆汗国汗，成吉思汗直系子孙。但是在蒙古实力衰落之后，萨因－布拉特的家族世代开始沦为莫斯科大公家族的走卒。就像以前莫斯科大公是蒙古人的走卒那样。1573年，萨因－布拉特受洗礼入东正教，取名西美昂。由于沙皇伊凡四世自己本人就是一个蒙古女人的杂种，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于1575年也被封为“全罗斯大公”。这清楚解释了俄罗斯帝国的起源，其实就是蒙古帝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让位后从伊凡四世处获得特维尔维持生活，从此他就被称为特维尔大公。后来他进入修道院当修士。1616年，伊凡四世死后三十多年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才在莫斯科去世，葬于谢苗诺夫修道院。

伊凡四世又称伊凡雷帝或“恐怖伊凡”1547年—1584年在位，出生在1530年，俄罗斯帝国的开创者，第一位沙皇。1533年至1547年为莫斯科大公，1547年至1584年号称沙皇。

伊凡四世的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是金帐汗国（1219—1502年）贵族马麦后裔，嫁给了年近50仍未有子嗣的瓦西里三世之后，终于生下了继承人，伊凡四世出生时正好电闪雷鸣，因此被称为伊凡雷帝，但他这个名字恐怕更主要来源于后来一次次令人震破胆的大清洗。1533年，瓦西里三世死，遗诏由叶莲娜同七位大贵族组成摄政会议，在伊凡四世成年之前代理朝政。但叶莲娜很快就与许多大贵族水火不容，她废除了摄政会议，独揽大权，很像中国的垂帘听政。1538年，叶莲娜猝然离世，据传为政敌所毒死。叶莲娜死后，她的兄弟格林斯基击败政敌，继续控制朝政，很像中国的外戚专政。1547年，伊凡正式加冕。同年，格林斯基在一次大火灾引起的民变中被打死，伊凡四世正式走上了前台，以他独特的方式统治这个国家。

他开始执政后，于1549年建立重臣会议，编纂新法典。1549－1560年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行政、法律、财政、军队、宗教等方面进行改革。伊凡四世的政府竭力巩固专制政权，强化中央集权。其军事改革的基本内容，是完善军事指挥体系，建立常备军，整顿俄国地方部队的勤务和调整俄国边境守备与屯扎勤务。这次改革奠定了俄国正规军的基础。执政时期，制订了第一部军队条令——《贵族会议关于屯扎和守备勤务决议》。伊凡四世改革，尤其是军事改革，使俄罗斯走向对外扩张。

1547年开始，伊凡四世实行独裁统治。对内政策的方针是反对大贵族分立主义，具体表现在1565年建立了沙皇特辖地区制（见特辖军），给贵族势力很大的打击，打破了领主政体对沙皇的一切权力限制。以前莫斯科大公权力很小，受领主们很多限制，伊凡四世消除了领主政体，建立沙皇专制，打击封建势力，建立中央集权。

对外政策方面，伊凡四世开始了“俄罗斯反攻蒙古”的对外扩张。在1547－1552年的远征中灭亡了喀山汗国，1556年阿斯特拉罕汗国也被吞并，然后又吞并了诺盖人和巴什基尔人，使北高加索许多民族归顺俄罗斯，伊凡四世时期，俄罗斯开始成为蒙古式样的帝国。灭掉喀山汗国是俄罗斯历史上重大的转折点，标志着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力量强于蒙古人。而攻灭喀山汗国，为俄罗斯越过乌拉尔山脉吞并地域辽阔的西伯利亚扫平了道路。到1557年，西伯利亚汗国也臣服于伊凡并于17世纪被占领。1572年粉碎了被称为“奥斯曼土耳其之鞭”的克里米亚汗国政权。当时奥斯曼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前进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东欧，而粉碎克里米亚汗国是给奥斯曼土耳其的迎头痛击，挫败了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及东欧的图谋。沙皇伊凡四世1575年封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为“全罗斯大公”（Grand Prince of All Rus，拉拢他对抗克里米亚汗国），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在11个月后又让位给伊凡四世。伊凡四世这么做既是为了增加对各蒙古汗国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想表明自己是成吉思汗在欧洲和亚洲的帝国的正统继承人。这证明，此时的俄罗斯还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地位。

（二）沙皇起源

“沙皇”，即“царь”（“凯撒”的俄语发音）称号来自伊凡四世（在俄罗斯又被尊称为伊凡大帝）。早期罗斯人认为东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是宇宙的中心。罗斯人称东罗马帝国的君主为“沙皇”，而认为基辅罗斯诸公国的大公们是东罗马沙皇的大臣，另一方面，他们也称呼《旧约》故事中的领袖们为沙皇。

在蒙古金帐汗国（1242—1502年）的统治时代，转而尊称金帐汗国大汗为“沙皇”，俄罗斯的大公群体只是蒙古“沙皇”（即蒙古大汗）的封臣。强盛的金帐汗国大汗还娶了拜占庭的公主为皇后，这一点后来被俄罗斯帝国所仿效。但随着金帐汗国在15世纪末期的衰落，俄罗斯人不乐意再尊称蒙古大汗为沙皇了，但自己还是始终不敢正式自称沙皇。

1547年，伊凡大帝发表了重要讲话，要亲政并正式自称沙皇。从此，伊凡大帝成了第一位沙皇，莫斯科公国（1263—1547年）改称俄罗斯沙皇国，俗称沙皇俄国。伊凡大帝一生采取许多令人惊讶的出格行为，他使蒙古化的俄罗斯沙皇国（1547—1721年）跻身欧洲强国之林。

对于伊凡四世时代刚刚实现了独立和统一的俄国来说，有两种选择，一是在松散的大贵族自治下组成国家，二是使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莫斯科大公国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蒙古传统和蒙古人杂交的血液，还有伊凡四世本人的蒙古式野心，都使后者成为了必然选择。伊凡四世的极端措施说起来是“维护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其实就是蒙古帝国的借尸还魂，这使残暴的伊凡四世，被认为是杰出的沙皇，也就是金帐汉国的杰出继承人。

他心理变态，从小就虐待动物，政治手腕冷酷残忍，因此被称作“恐怖伊凡”。1560年他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Anastasia）死后，伊凡四世对宫廷官员疑神疑鬼。于是他突然出走俄罗斯，到1565年才返回并建立了“非常行政区”，掌握处理恶人和叛徒的唯一大权。伊凡四世创立了“特辖军（oprichniki）”，穿黑衣骑黑马的特辖军成为他法外统治的特殊工具。特辖区不断扩张，最后竟达全国的一半，区内的私人财产遭到没收。估计有四千至一万贵族被杀；古老的领主家庭中存活的仅有九家，大部分土地也被充公；莫斯科主教菲利普（Philip）因谴责伊凡四世的残酷统治而被勒死。伊凡四世甚至一度伤害了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费奥多（Feodor）。

他的配偶们也遭到可怕的虐待：

安娜斯塔西娅·罗曼诺夫娜（Anastasia Romanovna），遭毒杀。

玛法·索巴吉娜（Marfa Sobakina），婚礼两周后遭毒杀。

安娜·科尔托夫斯卡亚（Anna Koltovskaya），被迫出家。

玛利亚·多尔戈茹卡亚（Maria Dolgorukaya），新婚之夜死亡，据称头骨凹陷。

安娜·瓦希尔施科娃（Anna Vasilchikova），被迫出家，死于非命。

瓦西里莎·梅伦捷娃（Vasilisa Melentyeva），被迫出家，据称死于非命。

……

伊凡·伊万诺维奇（1554—1581），伊凡四世的次子（按存活成年的子女来看，是长子）。被伊凡四世用权杖击毙。著名画家列宾曾以为题，创作了名画《伊凡雷帝杀子》。当时官方资料可能掩饰为病死。

伊凡四世这条人面兽心的俄罗斯牲口之所以如此变态，可能由于他身上的互相冲突的杂种血液所致。

（三）

莫斯科和北京，都是蒙古野兽建立的要塞，是中古时代的“鬼子炮楼”。

《莫斯科——北京》是一首创作于1950年中国大陆沦陷时候的进行曲，以苏联鬼子维尔什宁的韵律诗为词，由穆拉杰里谱曲。歌曲反映了苏联把中国变成了卫星国的得意洋洋，于是1951年获斯大林禽兽的文艺二等奖。这首《莫斯科——北京》在“新中国”殖民地初创时期是支流行歌曲。

1949年12月，时任中国大陆傀儡主席的汉奸毛泽东到莫斯科进行朝拜，这一消息令苏联举国轰动，一名普通作家米·维尔什宁觉得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于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决定要写出一首诗歌讴歌中苏两国，很快他便在苏联《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这首名为《莫斯科——北京》的韵律诗；而苏联作曲家瓦·穆拉杰里读到这首诗歌后，为它谱了曲。

“乌克兰”一词，来源于蒙古语的“边境”。

克林姆林宫的辞源，来自蒙古文字“克瑞”，意为“要塞”。

蒙古入侵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的教堂不到一百，蒙古统治使得教堂数目增加到将近三百。这是因为，俄罗斯东正教会一再勾结蒙古人，甚至帮助蒙古人镇压反抗者，为此把他们开除教籍。正因为如此，即使俄罗斯的东正教，也带着一股蒙古味道。听听他们的音乐就知道，和拜占庭的音乐是很不相同的，因为夹杂了一股蒙古人的荒凉。

汉奸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了克瑞要塞控制下的俄罗斯边境。

这样的历史应该告一段落，中国应该在本土彻底驱逐俄罗斯影响，并把西伯利亚这个锡伯族人的故乡收复过来。

这样的中国，才逆转了四百年来的蒙古回潮，开始了真正的民族复兴。

【019、俄罗斯真会冒充白人】

《俄媒：中阿合作威胁俄美利益》（2018年7月17日 转载RFA）报道：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被俄媒体关注，俄媒体评论称，北京的“马歇尔计划”将威胁俄美利益。

中国将向中东阿拉伯国家提供200亿美元贷款额度的消息近日成为俄罗斯媒体关注和评论的焦点之一。这个消息是在7月10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的开幕式上，由中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对外宣布的。

官媒央视在报道中称，习近平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将为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习近平表示：“经过中阿双方友好协商，中阿一致同意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有俄媒体评论称，就在美、俄在中东派出武装力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博弈的时候，一直保持了“置身事外”态度的北京，此次却以巨额贷款的许诺轻松成为了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伙伴”。

俄罗斯“真理网”在7月12日的报道中，更是直接用“北京的‘马歇尔计划’威胁俄美利益”为标题做出评论称，在中亚获得了成功的扩张之后，北京的“马歇尔计划”又有了下一步的目标：中东。

文章介绍说，在第一批的贷款援助清单中，巴勒斯坦将获得1500万美元；叙利亚、也门、约旦、黎巴嫩将获得9千万美元。除了贫穷国家之外，北京也没有忘了中东的富裕国家。中方已经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供应30架“彩虹-4”察打一体无人机的协议。

此外，还有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修建从沙特阿拉伯到以色列的高铁建设等等项目也在进一步磋商之中。

文章评论说，北京的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一系列举措的长远目标，要远比表面上的重建通往中东的“丝绸之路”要宏大，其目的是要把俄美势力挤出中东，但不是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建立庞大的金融网络，使得中东在经济上对北京产生依赖而达到目的。

在石油方面，北京抛出的诱惑是大量进口中东的石油，比如，沙特阿拉伯对华石油出口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5%。北京称可以更多的进口沙特的石油，但条件是需要人民币结算，放弃美元。

俄罗斯政经评论人士艾登·迈赫季耶夫对此评论说，北京经常是用不引人注意的小步子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他评论：“比如，最近一个新闻，北京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向德黑兰出口了一千吨葵花子。该新闻的实质不是伊朗人是不是喜欢嗑瓜子，而是一条通向中东的新的物流大动脉的建立。”

俄罗斯媒体总结说，目前，俄罗斯和美国都没有对北京在中东的金融扩张做出任何回复和反应，但几年之后，当北京完成了在波斯湾的金融网的建设，俄美都将不得不面临选择，或者承认北京在该地区的金融领导地位，或者再花费巨额财力，以确保中东不会脱离俄美掌握的轨道。

“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遭受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宣称中阿合作威胁俄美利益，他们以为俄美代表了白人，而中阿合作只是有色人种的勾当。但实际上，俄罗斯是比阿拉伯好不了多少的混血杂种，而美国白人也日益稀少，即将落到半数以下——这就是苏联解体时俄罗斯人在苏联的比重。相对来说，比俄美更加白人的欧洲已经没落了，这就给了俄罗斯人一次冒充白人的机会。但实际上，俄罗斯要想变成白人国家，就要退回到白俄罗斯境内，让亚洲人全部独立。

【020、还是高加索人种好】

《为争取民主自由轰动国际 〈时代〉周刊竟“离弃”香港示威者！》（波讯 2019年12月12日）报道：

16岁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获选美国《时代》周刊2019年度风云人物。（网络图片）

美国《时代》周刊12月11日公布2019年度风云人物评选结果，最终由16岁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当选，“击败”入围五强、网络票选结果之中得票最高的“香港示威者”。 然而评选结果引发国际上的舆论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长子唐纳德就批评《时代》是在离弃那些为自己性命和自由而战的香港示威者。

比利时前首相、欧洲议会议员伏思达亦发文说，他个人会选择香港争取民主的示威者做年度风云人物。

为争取民主自由轰动国际 《时代》周刊竟“离弃”香港示威者！

“香港示威者”在《时代》周刊2019年度风云人物网络票选结果之中支持率最高。

《时代》周刊2019年度风云人物于周三（12月11日）揭盅，周刊公布最后十强候选名单，“香港示威者”入围。网民票选于周二凌晨截止。截票前，“香港示威者”获89%支持率，遥遥领先对手。

而供网民票选的57个候选人物或群体中，除了香港示威者，得票达双位数字的包括主演电影《杀神John Wick 3》的男星奇洛利瓦伊斯，他与“气候示威者”同获20%支持，通贝里则有17%的支持率。

香港示威者在2019年度风云人物的网络票选结果中，得票率超过30%，比起第二名的得票率4.5%，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时代》编辑依旧选择了环保少女。

小特朗普怒轰《时代》

通贝里的获选引发外界争议。有“小特朗普“之称的特朗普长子唐纳德批评《时代》是在离弃香港抗争者，“《时代》离弃那些为自己性命和自由而战的香港示威者，去推销一个被用作营销噱头的少女.“唐纳德还用了通贝里9月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峯会上，严厉谴责各国领袖的名言“How dare you（你们怎么敢这么做）”，来反击《时代》周刊。

面对争议，《时代》编辑解释今年选出通贝里为年度风云人物的理据，指她代表新一代自己危机自己救的时代精神。《时代》亦指获选也是在肯定全球年轻示威者日渐增大的影响力，他们在全世界对多种议题发声。

内地网民即感“自我良好”

“香港示威者”未能当选《时代》2019年度风云人物的结果让一众内地网民“叫好”，实时“自我感觉良好”，指环保少女通贝里获选，观感比香港示威者好，另有内地网民则针对通贝里外貌进行大幅评论。

谢选骏指出：出售民主自由的《时代》周刊为何“离弃”香港示威者而取了一个瑞典少女？因为香港青年虽然因为自由民主而上过了杂志封面，但毕竟还是昆仑山人种（这是我对“黄种人”、“蒙古人种”的官方称呼），不合高加索人种的口味！按照“时代周刊主流受众”的胃口，当然还是高加索人种好——这无关乎民主自由，而是关乎种族三特性的生物基点。结果一个瑞典的高加索人种，胜过一群香港的昆仑山人种，占有了时代的版面。

【021、美国是律师干出来而非谈出来的】

《美国是律师谈出来而非打出来的》（郑恩宠）说：景来律师事务所转载的易中天《美国一部宪法和一个国家》，认为美国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对解读中共十九大报告多了一个思路，我认为美国是不同政见的律师谈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是律师们妥协的结果，被历史所证明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结果。建立法治国家，不仅仅是靠执政党和政府，而是全体国人应尽的责任，法治国家不是靠暴力革命大出来的，而是靠和平非暴力谈出来的，是各界委派律师谈出来的，是律师代表谈出来的，是律师们妥协的结果。

（《易中天：美国一部宪法和一个国家》）

一、“打出来的”和“谈出来的”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些奇怪。她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

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美国人的建国也经历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著名的“独立战争”。但与众不同的是，胜利后的美国人并没有立即建立起他们的联邦政府，那些手握兵权功勋卓著的将帅们也没有趁机登上王位。也就是说，他们打下了江山，却没有去坐江山，而是和自己的士兵一样一哄而散，解甲归田。战争胜利4年后，即1787年，美国各州的代表才被迫重新坐到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又过了两年，即1789年，宪法才被通过，联邦政府才开始工作，美国人民也才选出他们的第一届总统华盛顿。直到这时，一个在我们看来“像模像样”的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然而美国的建国日却定在十三年前，即1776年的7月4日。这是他们发表《独立宣言》的日子。这时，为期八年的“美国革命”才刚刚开始一年。那时的美国，既没有总统，也没有宪法，更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政府，当然也没有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而只有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理想”。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建国了。于是，美国的建国过程竟是这样：先有一个关于国家的理想和一种精神，然后有宪法，最后有政府和总统。

那么，在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国家机构这三个环节之中，哪一个最重要呢？我认为是宪法。因为如果只有独立宣言，美国就永远只是一个理想或理念，不是一个国家；而如果只有政府和总统，则美国未必是美国，没准还会是伊拉克。可以这么说，正是美国人在1787年起草的这部宪法，不但使《独立宣言》的理想变成了现实，而且保证了这个现实的国家最大限度地符合《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要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能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违背这些目标时，人民便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及其组织权力的方式，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可能获得他们的安全和幸福。

现在我们知道，美国人民恪守了他们制定宪法时许下的诺言，并为确保《独立宣言》的精神和理想不受伤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宪法没有修改过一个字，而所有违宪的或者有违宪嫌疑的行为都受到了惩罚或付出了代价，不是遭到国会弹劾，就是自动辞职下台（如尼克松）。就连华盛顿这样在我们看来当之无愧的“国父”，也是在宪法被批准之后，才由美国人民根据宪法选举为第一届总统的。所以我们说，没有联邦宪法，就没有美利坚合众国。我们甚至还可以说，正是一部宪法缔造了一个国家。

这就把一般人心目中的建国程序完全颠倒过来了。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那里，都是先建国后制宪的。但正是在这种“倒行逆施”中，人类追求了上千年的宪政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种精神认为，不是国家创造了法律，而是法律创造了国家。美国的建国过程便体现了这一精神，美国也确实是最地道的宪政国家。惟其如此，美国宪法在1789年生效以后，世界各国便纷纷效尤，相继制宪，并以此作为自己立宪的参照系甚至楷模。

这也毫不奇怪。毕竟，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依据这部宪法选出的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民选总统。根据这部宪法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则是最典型的共和国。它甚至被称作“共和国之祖国”（梁启超语）。而且，正是由于它有着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共和制度和宪政精神，这个国家在不过一二百年的时间内，迅速由一个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松散联邦，崛起为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其影响之深远，已让许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望尘莫及。美国宪法的意义，岂是可以小看的？

可是这部宪法却差一点胎死腹中。

首先是制宪会议开得很不顺利。这次会议的时间，原本定在1787年5月14日，正式代表74人，但实到只有55人，而且拖到5月25日才达到法定人数，正式会议因此延期11天。会议开始以后，因种种原因中途退场的又有13人，坚持到底的只有42人；而这42人中，又有3人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罗德岛则始终拒绝派代表参加。这样，最后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的，只有12个邦的39名代表，包括他们的主席、弗吉尼亚代表乔治·华盛顿。再加上一个证人、会议秘书威廉·杰克逊，签字的一共40人，只不过比74人的半数稍多一点（55％）。至于会议过程中充满唇枪舌剑和讨价还价，则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这次会议便从1787年的5月25日，一直开到9月17日，足足开了三四个月之久。最后，许多人最初的意见，都被别的代表修改得面目全非。对于珍视自己思想的人而言，这种结局当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华盛顿认为，这部宪法能维持20年，就算不错了。

好不容易才草成的宪法，在交由各邦批准时又遇到了麻烦。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三个邦倒是爽快，当年就予以通过。特拉华和新泽西的议会一致通过，宾夕法尼亚则以2：1的票数通过。到1788年6月，批准联邦宪法的邦已达到法定的9个，但还有两个举足轻重的邦，即弗吉尼亚和纽约，迟迟不肯批准。这样，又经过一番斗争和妥协，这两个邦才勉强同意批准，美国宪法也才得以于1789年3月4日正式生效，一个“神形兼备”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这无疑是我们中国人看不太懂的过程。我们制定一部宪法，当然也要充分讨论，但不会像他们这样一个会开三四个月。中央批准之后，也用不着各省批准。美国宪法如此“难产”，只能归结为美国有着特殊的国情。但恰恰是这种特殊的国情，不但决定了这个国家是谈出来的，是由宪法和法律创造的，而且决定了它的宪法也一定是最能体现共和与宪政精神的。

那么，美国究竟是怎么回事？

二、从殖民地到合众国

多少读过一点美国史的人都知道，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北美大地上并没有什么国家，只有一些殖民地。它们在理论上属于大英帝国，实际上由自己管理，即“主权王有，治权民有”。在1607－1732年之间，这样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有16个。后来，有3个殖民地被兼并。因此，到独立战争时，北美大地上的英属殖民地一共是13个。按照从北到南的顺序排列，它们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所谓美利坚合众国，起先就是由这13个殖民地联合而成的。

把它们联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这些殖民地虽然都号称英属，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瓜葛。每一个殖民地都是以个案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其政治权力直接来自英国国王的特许。大英帝国对它们进行“垂直领导”，并没有在当地设立过统一管理这些殖民地的政府机构。所以，这些殖民地之间是互不相关的，也是可以互不买账的。

其次，这些殖民地的性质也不相同。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公司殖民地，比如弗吉尼亚，就是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马萨诸塞，则是马萨诸塞湾公司建立的。第二类是领主殖民地，是英国国王封给某个或某些领主的。而且，就像当年周天子分封诸侯一样，这类殖民地也可以再分封。比如以英国王后玛丽命名的马里兰，就是封给第一代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的，而巴尔的摩勋爵又分封了60个庄园。第三类殖民地是自治殖民地，也叫契约殖民地。它们既不属于国王，也不属于领主，是自由移民自己根据他们之间的契约建立起来的，比如罗德岛和康涅狄格就是。这三类殖民地，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想法，并不那么容易就能拢起来。

第三，这些殖民地的人口也很复杂。有白人，也有黑人。白人当中，除英格兰人外，还有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瑞典人等等。根据1790年的统计，当时的白人人口中，英格兰人占60.1％，苏格兰人占8.1％，爱尔兰人占3.6％，德意志人占8.6％，荷兰人占3.1％，法国人占2.3％，西班牙人占0.8％，瑞典人占0.7％，其他人占6.8％。这说明北美殖民地是一个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多元文化社会。多元必多样，也必定多心，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何况他们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哪里就能一下子统一起来？

这就为他们的联合设置了障碍，也为他们走向共和奠定了基础。但在一开始，他们的联合却是因为迫不得已。这些具体的原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反正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本“不搭界”的殖民地的代表开始坐到一起讨论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开会，直至谈出一个美利坚合众国来。

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究竟是怎么“谈出来”的。

最早是在1754年的6月，有7个殖民地的代表在阿尔巴尼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虽然只是为了应付法国人及其印第安盟友所造成的威胁，是一次临时的动议，但这些殖民地能够想到结盟，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联合开始了。

我们知道，事情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而且，第二次肯定会比第一次更进一步。果不其然，11年后，即1765年，又有了一次“反印花税法大会”。这次大会是根据马萨诸塞的倡议在纽约召开的，有9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克里斯托弗·加兹顿提出了“美利坚人”（Americans）的概念。他说，在这个大陆上，不应该再有人自称新英格兰人，新约克郡人。我们都是美利坚人。这个说法得到了人们的响应和认同。于是，生活在北美英属殖民地上的人民第一次有了共同的民族概念，美利坚民族诞生了。

又过了9年，1774年9月5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宾夕法尼亚的费城召开。来自各殖民地的5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了《权利宣言》，宣布殖民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财产的权利。他们向英国国王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一些“不可容忍的法令”，并同时决定一致抵制英货，停止对英出口。

这下子事情闹大了。这种原本有限的反抗被英王乔治三世视为叛乱，宣称这些殖民地人民“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属于这个国家（英国）还是独立”。殖民地人民也不含糊。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决定组建“大陆军”，并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独立战争打响了，而且一打就是八年。

实际上，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原本互不相属各自为政的那些北美英属殖民地，现在已变成了“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也有了合众国赖以孕育的母体。于是，到1775年至1779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期间，就发生了质的变化。1776年1月5日，新罕布什尔率先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自己“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其他北美英属殖民地则在两年间纷纷效法（马萨诸塞则在1780年6月16日通过新宪法，以取代1776年的旧宪法）。这样一来，原来的“殖民地”（Colonies），就变成了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State），因为它们都有自己的宪法和依法成立的政府。惟其如此，1776年7月4日发表的《独立宣言》才可以这样说：“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

不过，1776年7月2日，当大陆会议讨论是否公布《独立宣言》时，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投了反对票。9天以后，迪金森向大会提交了又一个法案，这就是《邦联与永久联合条例》，简称《邦联条例》。这是《独立宣言》之后、《联邦宪法》之前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它于1777年11月15日在大陆会议通过，并于1781年3月1日生效。根据这个条例，“联合殖民地”（United Colonies）在名义上又变成了“联合之邦”（United State）。这个联合之邦的名字，条例开宗明义就作了规定，叫“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 of America）。

三、在历史的岔路口上

现在，我们可以为美国的建国史大致拉出一张时间表了：1754年以前，北美大地上已经有了13个英属殖民地。1754年，他们开始联合。1765年，他们有了一个独立新民族的概念（美利坚民族）。1774年，他们有了一个相互联系的平台和一个国家议会的雏形（大陆会议）。1776年，他们有了一个关于未来国家的精神和理想（美国理想）。1777年，他们又有了这个国家的国名（美利坚合众国）。而且，从1774年开始，他们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互不相干的“英属殖民地”变成“联合殖民地”，其次是把“殖民地”变成“邦”，最后则是把“邦”变成“邦之联合”（邦联），进而变成“联合之邦”（联邦）。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起初联合起来的是殖民地，现在殖民地已经变成了邦，原来的“联合殖民地”现在也就当然应该是“联合之邦”了。于是，美利坚人便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社会组织由“非国家”（殖民地）、“半国家”（邦）变成“国家”（美国）。问题是，当那个“邦之联合”（邦联）建立起来时，世界上就当真有了一个名叫“美国”的国家吗？

没有。

当然，美国人自己是不这么认为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了《独立宣言》宣布的那个“美国理想”，他们就算有自己的国家了，何况后来又有了一个国名？剩下的事情，也就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1783年《巴黎和约》签订以后，他们便欢天喜地地放下武器，回自己的邦和庄园过日子去了。直到4年以后，这些傻乎乎的（或者说天真的）美国人才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可不是只有理想和国名就行的。

实际上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也既不像样子，又情况不妙。这个“国家”没有国家元首，没有政府首脑，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许多本应由政府来行使的权力（比如对外宣战、和约缔结、外交主导、货币制造），是由国会来行使的。国会的权力其实很小，比如组建海军、从各州招募军队、解决各州争端等，就需要三分之二邦的同意。这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独立战争的成果，无法有效抗衡西部印第安人的反抗、英国人在海上的骚扰、以及本国农民的起义，也实在承担不起诸如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之类的重任。原本松散脆弱的“联合之邦”，甚至面临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没法子，胜利之后分道扬镳的各邦，只好派出自己的代表，重新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制宪会议”的1787年费城会议。

不过，这次会议的任务原本不是制宪，与会各邦给代表们的训令也只是修改《邦联条例》。因为在许多人看来，问题就出在《邦联条例》上。1777年通过的《邦联条例》，是美国革命时期的产物，自然存在明显的草创性和过渡性，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是含糊其辞甚至含混不清的。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所谓“美利坚合众国”，究竟是独立主权国家的结盟，还是高度自治地区的联合？也就是说，它是1个主权国家，还是13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如果是1个主权国家，那么，构成这个国家的13个State就是“州”，美利坚合众国就应该叫做“州联”（事实上也有人主张用这种方式来翻译United State）。相反，如果是13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则United State就是“国联”，State也得理解为“国家”。可惜“州联”和“国联”的理解都不准确，因此我们只好把这时的United State称为“邦联”。

邦联不是国联，也不是联邦。也就是说，在邦联制度下，那些联合起来的State ，既不是国，更不是省，也不是后来联邦制度下的州，而是具有“半国家”性质的“邦”。《邦联条例》明确规定，这些邦“保留自己的主权、自由、独立、领域与权利”，除非他们同意将这些权力和权利部分地授予邦联。所以，这个时候的United State of America（美国），还只是“邦之联合”（邦联），而非“联合之邦”（联邦）。组成邦联的State，也还只是邦，不是州。因此本文将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在说到邦联时，称它为邦。在说到联邦时，称它为州。

但这样一来，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就有些不三不四、非驴非马了。他们甚至自己也弄不清楚这究竟是1个主权国家，还是13个主权国家。43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在7月5日的会议上就说，事情难就难在“我们既不是同一个国家，又不是不同的国家”。这其实是《独立宣言》留下的老问题。当《独立宣言》宣布“这些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理应成为自由独立之邦”时，似乎没有人想到要去说清楚，这究竟是13个殖民地组成1个主权国家宣布独立，还是13个主权国家相邀凑齐了一起同时宣布独立？不过当时并没有人计较这些。那时最重要的是从大英帝国独立出来。至于其他，也只能独立以后再说。

独立战争胜利了，而胜利后的国家状况并不那么理想，甚至充满危机。1787年费城会议的发起人之一、后来被称作“美国宪法之父”的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在他当年年初写给乔治·华盛顿的信中说，我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13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麦迪逊显然是主张全面联合的。要实现全面联合，就必须有一个高于各邦政府的“全国最高政府”，更必须有一部高于各邦宪法的根本大法。因为只有这样一部法律，才能约束独立的各邦，并对新成立的“全国最高政府”授权。

这可不是修改一下《邦联条例》就行的。与会代表很快就发现，他们其实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邦联条例》进行其实无济于事的修改，要么另起炉灶，重新制定一个文件，即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前一种选择等于什么都没做，实际上能选择的就是后一种。于是，原定修改《邦联条例》的会议就变成了制宪会议。

不过我们要说清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张全面联合的。他们更愿意保持现状，实行松散的联合，这样各邦就能保留更多的主权。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一相情愿而已。因为各邦的过分独立和自大，恰是这个国家的祸乱之源；而没有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则势必造成整个国家的积贫积弱。毕竟，独立于英国不是各邦的个体行为，而是13个邦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也只有共同的努力，才能保证共同走向昌盛和繁荣。维持现状，任凭各邦独占山头，妄自尊大，其结果则只能是动乱、内战和崩溃。

幸而，在历史的岔路口上，美国的开国领袖们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抛弃邦联制，实行联邦制，并为此制定一部《联邦宪法》。

剩下的事情，就是宪法如何制定了。

四、走向共和

1787年费城会议制定的《联邦宪法》，堪称惜墨如金，一共只有七条。其中第一条讲立法，第二条讲行政，第三条讲司法，第四条规定各州（State）与联邦的关系，第五条规定修宪的程序，第六条规定宪法的地位，第七条规定宪法的生效，几乎没有一句废话。

但在这个简洁的文本中，却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根据这一设计，国家权力既被纵向地分解为联邦的权力和各州的权力（其实是独立各邦部分让渡权力，变邦为州），又被横向地分解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分。其中，立法权属于美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下级法院，而立法权又分属参众两院。只有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法案才能成立。而且，总统对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最高法院也可以判国会通过的法案“违宪”。由实行终身制的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院虽然有裁决权，但大法官要由总统任命、参议院同意。总统虽然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但这一否决又可以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再否决。也就是说，没有哪个人或哪个机构可以大权独揽，说一不二。

这就怪了。他们不是要建立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吗？怎么结果会是这样？

其实这正是制宪会议的难题之一。也就是说，既要把各邦的主权和权力收缴上来，交给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但又决不允许这个政府是专制主义和君临天下的。如果取代邦联制的，竟是专制制或独裁制，那么，不但美国人民不同意，与会代表自己也不会同意。要知道，美国人民毅然进行独立战争，不是为了取得统治权，反倒是为了不受统治。这正是他们打下了江山却不坐江山，联合起来争取了独立，胜利以后反倒分道扬镳的原因。现在他们重新坐到一起，来讨论建立一个“坚强之全国政府”，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只要还有一点办法，他们就不会要这个政府。如果弄了半天，只不过是将英国国王换成了美国国王，把英国人实行的专制统治换成了美国人自己的专制统治，岂非前门驱虎，后门揖狼？那才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呐！

 防止专制的唯一途径是分权，而制宪会议的目的却是要集权，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在这里，美国的开国领袖们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他们的办法，是既不集权于人（比如总统），也不集权于机构（比如国会），而是集权于法（宪法）。具体的说，就是用一部宪法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所有的邦或州（State，在宪法生效以后，我们将称它为州，不再称它为邦），都必须遵守而且不得违背这部共同约定的宪法。《联邦宪法》第六条规定：联邦宪法，依据宪法制定的联邦法律，根据联邦授权已经缔结或者将要缔结的条约，都是全国的最高法律。当各州的宪法和法律与之相抵触时，每个州的法官都应受全国最高法律的约束。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所有的行政官员和司法官员，都应宣誓或作代誓宣言拥护本宪法。也就是说，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在法与法的关系中，最高法律是第一位的；在最高法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法治了。法治不是法制。它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制）也可能是人治，只不过这个“治国之人”在行使治权的时候，要以法律为手段和依据而已。以法治国（法治）则相反。在法治制度下，治国的不是人，而是法。司法官员也好，行政官员也好，都不过是执行法律的人（执法者），是法律体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和手段。显然，法治和法制是不同的。法治是以法律为主体，人（执法者）为手段；法制则可能是（当然不一定）以人（统治者）为主体，法律为手段。二者之区别判然，岂可混为一谈？

美国以宪法为立国之本，用宪法来统一和治理国家，将立法、司法、行政和各州权力都置于宪法之下，这就保证了集权而不专制。在宪法的统辖之下，各州（State），包括后来加入联邦的各州（现在已共有50个之多），都享有充分的主权、独立和自由。他们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法律文字体系，自己的司法范围和法院系统，并按照自己的宪法由自己的人民选举自己的议员和官员，不受联邦政府的左右，只要不违背联邦宪法就行。很清楚，美国的50个州，是用法（作为最高法律的联邦宪法）联合起来的。而且，联合之后，仍有相对的独立和高度的自由。

这就是共和了。共和之要义有三，一曰公，二曰共，三曰和，也就是“天下为公，政权共享，和平共处”。“天下为公”并不是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将所有人的财产都收归公有，而只是确认国家权力乃天下之公器。这就是“公”。正因为“公”（共有），才必须“共”（共享和共治）。既然是“共”，就不能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参与政治事务和处理政治纠纷的方式也必定并必须是和平的。这就是“和”。显然，所谓共和，就是因“公”（公共、公用、公众）而“共”（共有、共享、共治），因“共”而“和”（和平、和睦、和谐）。

要共和，就必须限政，即不能允许任何人、任何机构（政府或国会）独自坐大或者一统天下。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独自坐大和一统天下的结果只会是专政，不会是共和。所以，仅仅集权于宪法是不够的。如果对宪法的解释权和执行权集于一人或某一机构，就会变成宪政名义下的专政。因此，还必须在立宪集权的前提下立宪分权，通过宪法规定哪些权力属于哪些部门和哪些人。这就有了将立法、行政和司法分开来的“三权分立制”，以及参议院、众议院分别立法的“参众两院制”。

这就是宪政了。宪政并不只是“宪政”（依照宪法行政），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因为作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国会如果不受限制，同样会造成专政，甚至更恐怖。这是一定要把国会分成参众两院的意义。总之，必须最大限度地限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权力，并让它们相互制约，这样才能防止它们单独或者联合起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公民的正当权利。

现在看来，美国的开国领袖在创建他们的国家时，真可谓用心良苦。他们创造的这种政治制度，也堪称精巧的设计。我们当然很想知道它是怎么想出来的，知道它得益于哪些天才人物的政治智慧。但如果你知道制宪会议的全过程，那你也许就会感到失望。因为这个精巧的设计并不是什么天才的产物，它甚至只不过是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结果。

五、伟大的妥协

前面说过，1787年的制宪会议开得并不顺利。先是有人迟到，后是有人早退，最后又有3人拒绝签字，罗德岛则始终不肯派代表参加。会议过程中充满了唇枪舌剑，许多人最初的意见都被改得面目全非。所以宪法草成后感到不满的其实不止3人，只不过另外那些人最后决定妥协，同意签字而已。可以说，没有大多数人的妥协，就不会有美国宪法。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说，他们其实只有两种选择：13个邦的完全分裂或全面联合。而要全面联合，就只有接受这部宪法。35岁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古文诺·莫里斯的最后发言很能说明问题。古文诺·莫里斯说，他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大多数人已决定赞同，他也应该受此决心的约束。他强调指出，最大的问题还是：要一个全国政府，还是不要？结论是要。那就只好签字。

我们知道，古文诺·莫里斯是制宪会议的积极参与者。他是这次会议上发言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共发言173次（次为同一个邦的代表詹姆斯·威尔逊，160多次；再次为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150多次）。而且，由于他文笔精巧细腻，宪法文本最后主要是由他来定稿的。这样一个人都对宪法草案不满，何况其他？

古文诺·莫里斯发言后，平时很少发言的37岁的北卡罗来纳代表威廉·布朗特接着表态。威廉·布朗特说他曾宣布过他不会签字，也不愿意以誓词支持这个方案。但他也不想使自己妨碍一个事实，这就是：这个方案是制宪会议上各邦的一致行动。这其实也是古文诺·莫里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共同想法，即不管怎么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不能分裂，13个邦应该一致行动。有了这一共识，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过，方向的一致不等于方案的相同，更不等于意见的统一。尤其是当方案涉及到各自利益时，那就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制宪会议好几次差一点就不欢而散。81岁高龄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甚至提议聘请一位牧师，在每天开会前主持祈祷，恳请代表们放弃“惟有自己正确”的观念。事实上，正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冷静理智的态度，居中调解的一方又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制宪会议才从走投无路转向柳暗花明，并最终达成协议。

比如国会问题。

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一个联邦议会，这一点大家并无分歧。问题是国会如何设置如何组建，席位如何分配如何安排，制宪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提出和赞成《弗吉尼亚方案》的人坚持民主原则，主张实行两院制，其中第一院（众议院）议员由选民选出，第二院（参议院）议员由第一院议员选出，两院席位都按各邦人口比例分配。提出和赞成《新泽西方案》的人则坚持共和原则，主张实行一院制，席位按邦分配，每邦一票表决权。

当然，民主原则也好，共和原则也好，都是我的说法。他们的说法是按比例还是讲平等。按比例有按比例的道理。因为既然要民主，则民意代表（议员）的名额当然应该按选民的人口来分配。讲平等也有讲平等的根据。因为既然要共和，各邦的主权就应该平等。何况所谓作为邦联的“美利坚合众国”，本来就是平等各邦每邦一票联合起来的。这倒也都对。所以他们都理直气壮，都振振有词，却又针锋相对。

不过，冠冕堂皇理由的背后，是利益的驱使。主张按比例的，主要是弗吉尼亚代表詹姆斯·麦迪逊和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他们代表大邦的利益。主张讲平等的主要是新泽西代表威廉·佩特森和特拉华代表刚宁·贝德福德。他们代表小邦的利益。讲到利益，话就不好讲了。小邦代表坚持认为，大邦的意图就是要吞噬小邦。因此他们扬言宁肯投靠外国，也决不亡于大邦。大邦代表也不让步，甚至连剑与火、绞刑架之类的话都说出来了。会议由唇枪舌剑，转为胶着僵持，眼看就要开不下去。

幸亏这时康涅狄格代表奥立维·艾尔斯沃斯等人出来调停。他们代表中等邦，可以不偏不倚。在他们的斡旋之下，制宪会议于7月16日达成妥协：众议院实行国内法原则，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照顾大邦；参议院实行国际法原则，不论大小，每邦1席（后改为2席），照顾小邦，尤其是特拉华和罗德岛。危机解除了。

这次妥协后来被美国宪法学家称为“伟大的妥协”，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这倒不光是因为它帮助制宪会议走出了僵局，还因为它创造了一个民主原则与共和原则共存的成功范例。众议院民主，参议院共和，两大原则共存于国会，岂非一种比单一共和制度更高境界的共和？危机的解除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真让人额手称庆！

这是很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的。中国人不喜欢讲妥协。谁讲妥协，谁就是懦夫，就是叛徒，就是胆小鬼。所以我们要么讲中庸，和稀泥，捂盖子，各打五十大板；要么讲斗争，寸步不让，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结果怎么样呢？不是专制，就是无政府状态，或者停滞不前。实际上，历史的进步往往因于妥协。不妥协，历史就会跟着胶着僵持，或者相反，双方僵持不下，崩溃。就算一方压倒另一方又如何呢？绝对的权威只会导致绝对的专制，那难道是历史的进步？

其实妥协是一种政治美德，因为只有妥协才能实现共和。至少，它也是走出困境的一种方法。对此，富兰克林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在6月30日的会议上说，木匠做桌子的时候，如果木料的边缘厚薄不匀，他就会两边各削去一点，让连接的地方严丝合缝，桌子也就平稳了。现在，我们这艘船为大家所共有，难道不该由大家来共同决定冒险的规则吗？

富兰克林的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64岁的康涅狄格代表罗杰·谢尔曼说，没有人愿意就这样一事无成地散会。62岁的弗吉尼亚代表乔治·梅森更是情绪激动。他说他宁愿把自己这把老骨头埋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愿意看见制宪会议就这样如鸟兽散，陷他的国家于不堪。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许多代表（主要是大邦代表）决定妥协，以保证邦联不会分崩离析。可见妥协并不等于放弃原则，更不等于没有责任感，只不过更高的原则使他们放弃个人的和局部的原则。用一句中国话说，就叫“顾全大局”。

六、最不坏的就是最好的

妥协保住了草拟中的宪法，宪法也体现了妥协的精神。事隔多年，当我们蓦然回首，重新审视这部宪法时，我们就会发现，妥协并不仅仅只是制宪代表的权宜之计，它也是制宪工作的思想方法。那些取得了制宪会议高度一致的看法，就写成宪法中的刚性条文；那些取得大致相同意见的观点，就写成宪法中的柔性条文；那些达成初步共同意向的部分，就留下今后继续发挥的余地；而那些实在达不成统一的问题，则干脆只字不提，暂付阙如。因此美国宪法虽然二百多年来没有修改过一个字，却又有一系列的“修正案”，而且几乎从它批准之日起就有了。二百多年后，美国人民仍很感激先辈们的妥协，并庆幸他们不是“完美主义者”，庆幸他们在那个时候就能有这样一个观点：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能做到最不坏，就是最好。

这个观点也是富兰克林博士提出来的。他在9月17日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深情而智慧的书面发言，并由宾夕法尼亚代表詹姆斯·威尔逊代为宣读。富兰克林说，他承认，对这部宪法的若干部分，他到现在也仍然不能同意，但他没有把握说永远不会同意。相反，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深知没有人能够一贯正确。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每个人来参加会议，固然会带来自己的智慧，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带来他的偏见、激情、错误观念、地方利益和私人之见。因此，无论召开多少次制宪会议，也未必能制定一部更好的宪法。从这种感觉出发，他同意这部宪法，连同它所有的瑕疵，如果它们确实是瑕疵的话。他也希望其他代表略为怀疑一下自己的一贯正确，宣布我们取得一致，并在这个文件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同样来自宾夕法尼亚的代表古文诺·莫里斯赞同富兰克林的观点。他说他对宪法也有反对意见，但考虑到这已是目前达到的最佳方案，他愿意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这又是我们中国人很难说出的话甚至很难接受的观点。如果是中国人，他多半会这样说：我可以同意这部宪法，但我只同意它的正确的部分。对它的瑕疵，我保留不同意见。

表面上看，我们这样说似乎并没有错。坚持真理么！但如果往深里想，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部分的同意其实是不同意。因为每个人认为是精华或瑕疵的地方都不会和别人完全相同。你认为是瑕疵的地方，我可能认为是精华。我认为是精华的地方，你又可能认为是瑕疵。如果每个人都只接受他认为的精华，不接受他认为的瑕疵，最后，把所有的“不接受”加起来，很可能一个方案的每一处都会有人不接受。这也就等于全部不接受。即便并不是每一处都有人不接受，也不行。因为每一个方案都是一个整体。修改一处，别的地方也得要动，即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如果我们要接受一个方案，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如富兰克林和莫里斯所说，连同它的瑕疵一并接受。

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不要以为妥协很容易。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比不妥协，比坚持还困难。因为坚持只是和别人作斗争，妥协却是和自己作斗争。要妥协，就要说服自己，反对自己，否定自己，对抗自己，放弃自己认为是真理的观念和坚持已久的看法，去接受自己无法接受的东西。对于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来说，这可真是谈何容易！

拒绝签字的人同样痛苦。在威尔逊宣读完富兰克林的书面发言后，34岁的弗吉尼亚代表爱德蒙·伦道夫接过话头，起立对自己拒绝签字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尽管有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姓名都对宪法的智慧和价值表示嘉许，但他自己却仍然只能受责任心的支配，等待未来的裁决。当富兰克林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说爱德蒙·伦道夫，希望他暂时把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和自己的兄弟们采取一致行动时，爱德蒙·伦道夫回答说，拒绝在宪法上签字，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坏的选择。但他的良知迫使他这样做，不可改变。我们知道，爱德蒙·伦道夫不是等闲人物。他是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正是他，作为会议的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向代表们陈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意义。他代表弗吉尼亚提出的制宪方案甚至又称《伦道夫方案》。他以揭开会议主题开始，却要以反对会议决议告终，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爱德蒙·伦道夫说完后，43岁的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也站起来，表达了他此时此刻的痛苦心情。艾尔布里奇·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在《独立宣言》和《邦联条款》上签字，现在却成了“反革命”，心里当然不会好受。何况在整个会议过程中，艾尔布里奇·格里也是全身心投入讨论的。所以他表示，如果还有更好的办法，他不会采取拒绝签字的方式来表示态度。但现在已逼上梁山，他别无选择。

这样两个人拒绝签字，就使我们产生了疑问：这部宪法草案到底该不该通过？

这就要看我们怎么看问题了。

首先我们要肯定，它确实是最不坏的方案。什么是最坏的结果？一是内战和分裂，二是专制和独裁。现在看来，这两种后果都被避免了，只不过当时对第一种后果能否避免有分歧。32岁的纽约代表亚力山大·汉密尔顿就忧心忡忡，认为几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拒绝签字，很可能会燃起潜在的火花。亚力山大·汉密尔顿是向会议提交过制宪方案的。因此他对爱德蒙·伦道夫说，谁都知道，没有一个人的观点比他本人的观点离现在这个方案更远。但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和动乱，应该支持这部宪法。然而爱德蒙·伦道夫和艾尔布里奇·格里则认为，万一宪法得不到批准，混乱局面就将接踵而至；而在他们看来，批准的可能性恐怕是很小的。与其匆匆忙忙把这个方案拿出去，还不如搞得更稳妥些。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不坏的方案，或者对这一点表示怀疑。

乔治·梅森和他们有些不同。

乔治·梅森也是拒绝在宪法上签字的人。他对联邦宪法草案的批评和否定几乎是全面的。大至众议院没有代议实质，参议员不是民选代表，联邦司法权力过大，议会权力含义广泛，小至总统没有宪法顾问，副总统既不必要又很危险等等。但他最得到广泛同情的一条意见，是联邦宪法没有宣布公民权利的条款，没有宣布言论和出版自由。人民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连习惯法的好处也享受不到。因此，在他看来，这不但不是什么“最不坏”的方案，而简直就是“很坏”。

那么，乔治·梅森又是怎么回事？

七、限法之法才是法

62岁的乔治·梅森是弗吉尼亚代表。他是一个农场主，有300多名奴隶，但他本人却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他曾经参与制定弗吉尼亚宪法，起草了其中的“权利法案”，从而使弗吉尼亚宪法成为最初13个邦的宪法中唯一具备权利条款的。对于他来说，权利法案比什么都重要。制宪会议既然否决了他增加权利条款的提案，他当然要拒绝签字。

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很多人都对联邦宪法缺少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不满。曾执笔起草《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巴黎公干，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大声疾呼要进行弥补。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在看到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寄给他的联邦宪法文本后，也指出了缺少权利条款这一缺陷。拉法耶特侯爵是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曾在华盛顿的麾下当一名少将。他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写第一稿），可谓“两个世界的英雄”。他的话，当然分量不轻。

那么，如此重要的条款怎么没有写进宪法呢？是那些“联邦主义者”不重视公民的权利吗？当然不是。在这一点上，“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并无分歧。分歧仅在于何为当务之急。在前者看来，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坚强之全国政府”，以免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陷入内乱、分裂和无政府状态。因此，费城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建国、制宪和授权。至于其他问题，只好以后再说。何况，在1787年，大多数的邦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个人权利。现在要做的，是对联邦政府授权。只要明确联邦政府的权限，它就不能做未经授权的事情。相反，如果一一列举应该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反倒可能授人以柄：凡是没有被列举出来的，就是政府可以做的。这岂不是更糟糕？

应该说，这也不是全无道理，但是美国人民不同意。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比所谓“国家利益”和“政府权力”更重要。因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而人民则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组成的。没有个人，就没有人民，也就没有人民授权的国会和政府。而且，人们之所以要建立政府，正是为了保障每个个人的这些权利。这正是《独立宣言》的精神，也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精神。因此，许多邦（比如马萨诸塞）的议会在通过联邦宪法时，其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宪法不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就宁愿不要宪法，也不要什么美利坚合众国。

联邦主义者同意了这一条件，力主增加这些条款的乔治·梅森也因此被看作是“权利法案之父”。于是，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这些法案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无论如何必须得到保障，是政府和国会不能蚕食、侵犯、剥夺的。美国国会于1789年 9月25日通过了这10条宪法修正案，将其作为美国宪法的补充条款，并于1791年12月15日得到11个州（这时它们应该叫做“州”而不是“邦”了）的批准，开始生效。这10条法案通常称作“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第一修正案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即“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就是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它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

很显然，这一条款的矛头不是对准政府的，而是对准国会的。这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宪法正文中已经有过类似条款了。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褫夺公权和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第十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又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这样的法案或法律。可见，这是美国宪法一以贯之的精神。

这样一来，不但行政机关要受到限制，立法机关也要受到限制。于是，我们就从中看出了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却是限政。在宪政主义者看来，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民主和道德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民主完全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从而使“人民民主”变成“群众专政”；道德则很有可能导致“理想的暴政”，由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变成实际上的“人间地狱”。靠得住的只有宪政。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它的任务，是把行政机关和民意机关的权力都尽可能地限制在不会侵犯公民权利、不会导致专政和暴政的范围之内。

联邦宪法其实已经体现了这一精神，比如三权分立，比如两院立法，比如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相互制衡等等。但美国人民还是不放心。他们强烈要求自己的宪法还必须明文规定，即便通过法案的条件完全具备，──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总统不否决，最高法院也不判其“违宪”，某些法案仍然不能成立，甚至不能考虑。比方说，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美国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是大大咧咧的。建国之初的美国人，给人的感觉也不过是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没想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竟如此较真！

那么，为什么不但政府的行政权要受限制，国会的立法权也要受限制呢？因为在法治国家（在法制国家也一样），法，尤其是宪法，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政府只能依法行政，民众也只能依法从事各种活动。政府和民众，个人和个人，在法律面前是完全平等的。但如果那法是“恶法”，我们岂非“平等”地受害？而如果立法权是无限的，立法单位岂不是会成为非个人的君王，其所立之法岂不是会成为非人格的暴君？暴君还有死亡的那一天，恶法却可能贻害无穷。这又岂能不防？难怪大大咧咧的美国人在这一点上不肯马虎。他们刚刚从大英帝国的统治下把自己解放出来，知道个人和政府、和法律对抗会是什么下场。因此，他们在建国之初就要求把自己最基本的权利毫不含糊地写在宪法上，哪怕法学家们认为这些权利原本题中应有之义，写出来纯属多余。

这就迫使我重新思考究竟何为法治，何为宪政。看来，法治决非简单的就是“以法治国”（更非简单的就是“依法治国”），宪政也不简单的就是“据宪行政”。更重要的是，宪政和法治首先要求宪法和法律本身合法，要求宪法和法律本身受限。这样看来，宪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说，只有“限法之法”，才是“宪法”。

二百多年前那场争论，终于以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方式做出了结论，但由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却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我最感兴趣的，是在这一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宪法正文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是：在人与法的关系中，法是第一位的；而在诸法之中，宪法是第一位的。第一修正案体现出来的原则和思路则是：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中，人民是第一位的；而在人民之中，个人是第一位的。这两种原则和思路看起来似乎相反，其实一致。因为第一种原则和思路中所说的“人”，是指议员、官员和法官。他们实际上是“国家”（政府）。国家必须服从宪法，而宪法之所以高于国家，则因为它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公民第一位，作为公民集合体的人民第二位，保障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的宪法第三位，由宪法派生的法律第四位，由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会、行政机构和法院最后一位。这就是美国人建国的思路和原则。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和实现《独立宣言》的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一些不可剥夺（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

谢选骏指出：一看上文，就知道作者没有实际了解美国。因为美国的律师工作，绝对不是谈谈那么简单。也不是详细地了解法律条文、精巧地扣住法律进行辩论那么纯粹——美国的律师工作和政治斗争一样，需要寻找证据、甚至制造证据，也需要逃避证据、甚至消灭证据……因此我说，“美国是律师干出来而非谈出来的”。这个“干”，就包括了证据战争、证人战争以及他们背后的金钱战争甚至种族战争……所以司法战争和军事战争一样，都是靠金钱支撑的。钱多不一定赢，没钱却一定输。正因为如此，美国司法系统乃至政治系统，才发展出极为复杂的游戏规则也就是“拳击规则”，尽量追求“司法正义”和“政治公平”——但是其核心乃是“干”，而非“谈”。这个干，当然包括谈，但绝不仅限于谈，而是同样也包括了街头抗争、暴力冲突，和关键时候的直接战争——例如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世界大战。只有打完了仗，律师才有用武之地，例如组成“国际战犯审判法庭”什么的。大家应该清楚——历史不是由律师创造的，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严重误导中国公众，徒然让他们在“维权”的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直到陷入了必然的绝境。

【022、美洲黑人的祖先是白人强奸犯】

《黑奴贸易：DNA研究揭示非洲奴隶如何影响美洲人类基因》（2020年7月27日 BBC）报道：

超过1200万名非洲人被拐卖到大西洋彼岸，成为美洲人家的奴隶。

国际社会因为美国佛洛依德事件与随之引发之种族问题示威，再次思考奴隶贸易历史之际，一项重大DNA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昔日非洲奴隶的经历与命运。

这项研究更有超过5万人参与，揭示了强奸、虐待、疾病及种族主义带来的后果，借此可以得出昔日奴隶交易对当今美洲人口“基因影响”的更多细节。

1515年至19世纪中期期间，共有超过1250万名非洲人被交易，大约有200万被奴役的男性、女性及儿童在前往美洲的路途中丧生。

这项DNA研究由消费者基因公司23andMe主导，参与者包括非洲及美洲3万名有非洲裔血统的人士，结果在期刊《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上发表。

美国黑人女教师在中国的故事：佛洛伊德之死改变了我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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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决定历史人物雕像的去留和取舍

从奴隶到兄弟 英国废奴运动史上的人与事

在印度被遗忘的非洲部落

从奴隶到业主——黑人乔治发家史

23andMe公司人口遗传学家史蒂文·米歇拉蒂（Steven Micheletti）对法新社表示，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将基因结果与运输奴隶船只的登船人员名单进行比较，“看它们哪些地方相符，哪些地方不符”。

他指出，尽管大部分结果与记录当时非洲人被带去美洲的起始点的历史文献一致，但在一些情况中，他们也发现了“惊人不一致”的地方。

研究发现，与主要的奴隶运输路线一致，大多数非洲人后裔都来自现在的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金））所在地。

“白人特权”是什么？为何在示威运动中被提起？它如何影响社会？

而令人惊讶的是，如今美国及拉丁美洲地区许多人拥有尼日利亚血统，这种血统的人口密度水平远远超过当时尼日利亚地区被奴役人口的数据。

研究人员称，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主要发生在1619年至1807年期间的殖民地间贸易”有关。

他们认为，被奴役的尼日利亚人当时曾被从英属加勒比海地区转运到其他地方，原因可能是为了在当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越来越多被禁止的背景下“继续保持奴隶经济”。奴隶船环境恶劣，挨不过越洋航程的黑人至少200万人。

研究人员同样惊讶地发现，作为当年最先开始奴隶出口的地区之一，塞内加尔及加纳血统人口在今天比例要低得多。

研究人员将其中原因归结为两个严肃问题：许多人被送往疟疾肆虐及其他条件苛刻的水稻种植园工作；且在之后多年间，虽然有更多儿童被送到这些地区，但许多人没有在途中存活。

另一项可怕的发现是，美洲各地被奴役女性的待遇对现代基因库存在影响。

研究人员称，尽管大多数奴隶为男性，但基因库中非洲女性的分量明显更大，这可能与“奴隶主强奸被奴役的非洲女性，和其他性剥削行为”有关。

在拉丁美洲，每名非洲男性对应的对基因库有贡献的非洲女性人数为17名。研究人员称，这其中部分原因为一些国家的“种族洗白”（branqueamento）政策，这项政策积极鼓励欧洲男性移民“以淡化非洲血统为目的进行生育”。

最近的“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使得公众再度聚焦殖民主义及奴隶制给非洲裔美国人和全世界非洲血统人士带来的破坏性历史影响。抗议者们要求结束对奴隶制象征的歌功颂德，因此许多地区移除了殖民时代奴隶贸易者的雕像。

谢选骏指出：我早就发现，美洲很少纯种的黑人，而黑人的祖先主要是白人强奸犯——他们强奸黑女的目的是剩下猪仔以供贩卖，根本不把那些杂种当作自己的孩子。在这方面，美国总统、独立宣言的执笔人杰佛逊，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而上述报道则从遗传学的角度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直觉看法。美洲黑人的祖先是白人强奸犯！由此可见“黑命贵”运动的内心悲愤，就是这些白人强奸犯的后代没有得到白人的特权！

【023、逆向猎巫行动时代】

《将“猎巫行动”进行到底》2017年10月19日转载《纽约时报》：

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指控性侵之后，不是别人，偏偏是伍迪·艾伦(Woody Allen)站出来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本可以什么都不说，但他却对这个被视为连环强奸犯的家伙表示同情；并且指责长期以来保持沉默、如今站出来声称自己遭受性侵的女人们，说她们制造了一种“猎巫迫害的气氛”；他还非要发表一个愤怒的后续声明，不但不道歉，相反却重申，他替韦恩斯坦感到“难过”，因为韦恩斯坦“有病”。他可真不该这么说话，不知他到底是着了什么魔。

我是开玩笑的！艾伦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声明，原因很清楚——为什么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如下惊人的坦白，声称：“没有人来找过我，或者认真严肃地告诉我，发生了这样恐怖的故事”。这是在暗示的确有人跟他说了韦恩斯坦的事；然而他本着极富之人与生俱来的、诡异的全知，判定他们不是当真的。艾伦还说，即使他相信那些“恐怖的故事”，他也不会感兴趣，更不用说去关心这种事；因为他是一个严肃的男人，忙着搞他那些严肃的男人艺术。他为什么敢于这样说，而不担心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后果，原因也很清楚。他说，不管怎样，人们不会费心来找他，因为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你对这种事不感兴趣。你只对拍自己的电影感兴趣。”（实际上，最后一部分是公平的。如果我被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了，我最不会做的事就是向伍迪·艾伦求助。） 

原因很明显，正是令艾伦可以自在地发表这种声明的文化缺陷，造就了艾伦和韦恩斯坦：那种令人窒息、充满妄想、拥有极大特权的强大男人。

艾伦和其他男人担心出现“猎巫迫害的气氛、塞勒姆女巫审判的气氛”，然而在这样的气氛之下，人们只是期待他们的言行中表现出关切和深思熟虑，期望他们可以留意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我们其他人称之为基本的专业精神，以及对普遍人性的尊重。你可以说我歇斯底里，但我不愿意再拐弯抹角了——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些男人来说，一个白人男性遭到解雇才是世界上最不自然、最荒诞的不公平现象。

我们掠夺成性的最高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就是这样，他似乎把贝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视为一个白人男性被夺去了总统职位。为了报复，他和他的支持者不惜让整个世界受到煎熬。这个灾难性的文化时刻诞生于同样的特权思想，那是特朗普不老实的双手和韦恩斯坦敞开的浴袍，那是古老的虐待循环，它在暗中说出了特朗普竞选的真正口号：如果我不能拥有，那别人也不能。

抛开历史上真正的猎巫迫害中固有的性别力量差异（我相当确定，塞勒姆事件不是强奸受害者们聚在一起烧死市长），以及男人们那种可悲的厚颜无耻——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像对待猎物那样对待女人，如今却觉得自己被猎巫迫害了——这一次我就随你们的意。是的，如果你们一定要这么说，那么这就是一场猎巫行动。我是女巫，我要狩猎你们。

过去三天，我的社交媒体反馈中充满了各种遭受屈辱、在工作场所被骚扰以及强奸的故事——人们使用标签#MeToo（我也是）来展现性骚扰惊人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发言者大多数是女性，也有非二元性别和男性受害者。特朗普的《走进好莱坞》录音带曝出之后，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人站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此外还有比尔·考斯比(Bill Cosby)遭到指控，以及2014年埃利奥特·罗杰(Elliot Rodger)的大规模谋杀案（他明确表示要惩罚那些在性方面拒绝他的女人）之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

在过去五年中，有一大批受害者站出来发声——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不仅有不必要的触摸或侮辱人格的贬低所造成的严重创伤，还有无形的丧失信心、辞去工作与事业停滞，显示出女性影响力的减弱与男性权力的根深蒂固。

我一直在想，如果使用“我也是”这个标签发言的，不是那些经历过性骚扰的人，而是那些经受过性骚扰并且目睹他们的骚扰者受到惩罚的人（职场处罚、法律制裁，甚至是私人惩罚都算），那么会是什么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使用这个标签的人会非常少，会被Facebook的算法忽略不计。所以，艾伦先生以及其他先生们，我知道你们讨厌八卦和谣言作坊，但不幸的是，它们是我们能诉诸的唯一手段。我们也希望事情有所不同。在一个公正的体系中，韦恩斯坦第一次换上浴袍，要求一个目瞪口呆的女人给他按摩的时候，就会面临足以毁灭其职业生涯的社会后果与职场后果。在一个公正的体系中，这种虐待行为不会在数十年间一直都是公开的秘密，而他可以在这期间自由自在地玩弄一代又一代尚未成名的年轻女演员。韦恩斯坦的生活就像科斯比一样，不是一个悲惨可怜、身败名裂的故事，而是一个人逃脱这种可悲下场的故事。

猎巫行动来了，但不是猎取你的生命。我们的目标是你们留下的传奇。身为哈维·韦恩斯坦要付出的代价，是他将不再是哈维·韦恩斯坦。司法制度对我们不利；我们没有体制内的权力；我们没有大量的金钱或总统职位；但我们有我们的故事，我们将会不断讲述这些故事。万圣节快乐。

谢选骏指出：“万圣节”其实就是“鬼节”，在“万圣节快乐”的“祝福”声中，新的猎巫时代开始了。不过这是一次“逆向猎巫行动”，不是男人狩猎女巫，而是女人狩猎男巫。这些男巫，就是像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伍迪·艾伦(Woody Allen)和现任总统川普这样“左拥右抱的大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万圣节快乐吗。  

【024、欧洲人其实还是亚洲人】

《欧洲最古老语言的神秘起源》（2017年8月14日 BBC）报道：

我从车窗里看着西班牙一路的变化。从这个国家的中心马德里一路前往北部海岸，空旷的土地和放牧的牛群变成了云雾笼罩下郁郁葱葱的群山和满是船只的闪亮海湾。以前我也曾驾车前往北部，但这次却是我首度在格塔利亚 (Getaria) 停留。这是个中世纪的渔村，有海滩、葡萄园，还有一座15世纪的浸礼会教堂，用来纪念第一位环球航行者、本地人胡安·塞巴斯蒂安·艾尔卡诺 (Juan Sebastian Elcano)。 

时间刚过中午，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热烟从一处户外炭火烤架上升腾而起，烤架上的海鲤咝咝作响。一辆海鲜运输车后站着两个男人，他们用我从未听过的语言在交谈。他们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听起来像是3月里的雨滴轻轻敲打着路面。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说的是一种已经濒临灭绝的古老语言。 

巴斯克语在西班牙北部纳瓦拉 (Navarre) 自治区和贯穿西班牙北部及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流行，它非常神秘，没有任何已知的起源，与其他任何语言也毫无关系。多年来，这一异常现象语言学家一直无法解释。

巴斯克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the Basque Country) 位于毕尔巴鄂 (Bilbao) 。该校巴斯克语言研究所教授兼主任佩洛·萨拉布鲁 (Pello Salaburu) 表示，"没人知道（这种语言）源自何方，很多年前学者们就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却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这种独特的语言让巴斯克人感到骄傲。如今，约有70万人在说这种语言，他们占巴斯克地区人口的35%。但它也曾是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弗朗哥攻击的目标。在弗朗哥统治期间（1939-1975 年），他强行推广西班牙语，禁止使用包括巴斯克语在内的其他语言。 

格塔利亚（Getaria）是位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一个中世纪渔村，当地人说着独特的巴斯克语。 

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孩提时代，卡梅勒·埃雷克雷索 (Karmele Errekatxo) 曾在西班牙毕尔巴鄂一个教堂地下室的秘密课堂上课。毕尔巴鄂是巴斯克地区最著名的城市，也是著名的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 所在地。正是在那里，她学到了被禁用的巴斯克语。 

如今，她是毕尔巴鄂一名老师，在课堂上讲巴斯克语。埃雷克雷索说，"语言是一个地方的身份认同，剥夺一个地方的语言，就会让它消亡。独裁者深谙此道，因此希望巴斯克语消亡。" 

据萨拉布鲁介绍，一群家长在1944年创建了一个秘密的巴斯克学校"伊斯卡拉托拉 (ikastola)"。到1970年，这些秘密学校已经拥有8000多名学生。 

在1951年的洗礼中，萨拉布鲁被要求将他的巴斯克语名字改成西班牙语版本的"佩德罗·玛丽亚 (Pedro Maria)"。他小时候只会说巴斯克语，6岁时才在纳瓦拉 (Navarre) 的一所非巴斯克语学校学到第一个西班牙语单词。

毕尔巴鄂 (Bilbao) 是巴斯克地区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古根海姆博物馆 (Guggenheim Museum) 所在地。 

当时，比利牛斯山脉 (Pyrenees Mountains) 偏僻的城镇和农场以及比斯开湾 (Bay of Biscay) 沿岸的居民仍然在说巴斯克语，它是许多家庭所知道的唯一语言。但是它在城市里却消失了，因为那里会有告密者向政府举报说巴斯克语的人。 

埃雷克雷索说，"巴斯克语只能在家里与亲人交谈时使用。但在城里，隔墙有耳。" 

20世纪40年代的一天，埃雷克雷索的祖母被人听到用巴斯克语与来自家乡贝尔梅奥（Bermeo，位于毕尔巴鄂东北34公里处的海边小村庄）的毕尔巴鄂食品供应商交谈。她遭到逮捕，被关进了监狱，被迫交了罚款。在她出狱前，监狱看守还给她剃了头以示羞辱。 

结果，她的祖母没有将巴斯克语教给她的孩子，包括埃雷克雷索的父亲在内。 

埃雷克雷索说，"对语言的镇压产生了影响，很多说巴斯克语的家庭由于恐惧而舍弃了这种语言。好几代人都没有传承巴斯克语。它的延续戛然而止。" 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禁止使用巴斯克语，因此人们建立巴斯克语学校秘密教授巴斯克语。 

但是，巴斯克语挺过了独裁统治时期，正如它历经数千年依然延续下来一样。

最近，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吉普斯夸 (Guipuzcoa) 省的一个小镇埃伦特里亚 (Errenteria)，洞穴学者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洞穴，那里保存着距今约14000年前的人们所留下的岩画。巴斯克地区其他有人居住的史前洞穴（包括比斯开湾的 Santimamie 和吉普斯夸的 Ekain）可以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

萨拉布鲁说，"当然，我们并不知道洞穴里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但是，除非我们根据证据得出相反结论，否则，我们就应假定它的原始母语与当今的巴斯克语之间存在关联。"

3500年前，当来自东方的印欧人抵达欧洲，他们带来了自己的语言，大部分欧洲语言就源自其中。但是，巴斯克语并没有相同的印欧语言根源，相反，它的"起源完全不同，"萨拉布鲁表示。它是欧洲现有的、唯一与其他任何语言没有任何关联的语言，他说。在巴斯克地区发现的一些史前洞穴岩画可以追溯到14000年前。 

关于巴斯克语来源的一些理论有：巴斯克语和伊比利亚语是同一种语言，或者二者都由同一种语言演变而来。与巴斯克语类似，伊比利亚语（Iberian，伊比利亚东南部地区曾经使用的一种已经消亡的语言）与该地区的主要语言也几乎没有关联。

"伊比利亚语——或者它本身就是几种语言的组合，拥有不同的文字系统——它的定义与拉丁语相反，主要在以比利亚半岛 (Iberian Peninsula) 使用，这里大致为如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其中有一种文字系统在20世纪20年代被解密。虽然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发音与巴斯克语类似，"萨拉布鲁说。 

在被使用的数千年历史中，巴斯克语所发生的一些里程碑事件距今并不遥远。第一本用巴斯克语著作于1545年在法国波尔多付梓；第一所巴斯克语学校于1914年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建立（仅30年后便因弗朗哥的独裁而被迫转入地下）；而巴斯克语在1968年进行了标准化，为人们使用巴斯克语写作铺平了道路。 

第一所巴斯克语学校"伊斯卡拉托拉(iskatola)"，于1914年在海滨小镇圣塞巴斯蒂安建立。 

萨拉布鲁说，"最优秀的巴斯克语学者科尔多·米克塞伦纳 (Koldo Mitxelena) 曾经说过，'巴斯克语的幸存本身就是一种奇迹'。确实如此，巴斯克语在既没有文献，也没有人教授的情况下能够幸存堪称奇迹。"

巴斯克语在巴斯克人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过程中形成。受环境的影响，他们发明了大量的词汇来描述翠绿的山谷、巍峨的山峰、蓝色的海岸线和更蓝的天空。这种语言包含多种描述景观、动物、风、大海的词汇——表示"蝴蝶"的方式就有约100种。这种语言仍在部分地区使用，因为比利牛斯山让它的早期使用者与世隔绝。

萨拉布鲁说，"但是我并不认为它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孤立，因为很多人都到过这里。巴斯克人认为，语言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认同感的最重要特征。他们不想失去它。" 

20世纪60年代，当弗朗哥攻击巴斯克文化时，恐怖组织 ETA（Euskadi Ta Azkatasuna，意为"巴斯克国土与自由"）成立，在其随后数十年巴斯克地区争取从西班牙和法国独立的斗争中，有成百上千人丧生。ETA 成员在勒索信中使用巴斯克语威胁企业和个人索要钱财，而他们的支持者也在墙壁上用巴斯克语涂写支持 ETA 的标语。ETA 在2017年 4月被解除武装。卡梅勒·埃雷克雷索说："有一种看法是，巴斯克语属于民族主义者，而我认为语言无界限"。 

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是大部分巴斯克人生活的地方。为了保持巴斯克语的活力，当地政府近期发起了一项鼓励人们使用这种语言的活动。这项活动包括一个可以在线练习巴斯克语的网站。巴斯克地区的学生可以选择学习巴斯克语或西班牙语，或二者都学。虽然大部分人都选择学习巴斯克语，但它在公共场合却很少听到；例如在毕尔巴鄂的街道，更常听到的还是西班牙语。

萨拉布鲁说，"很多掌握巴斯克语的人反而选择说西班牙语，这种情况前所未有，让我感到有些不适。西班牙语和其他语言的影响太强大了。"如今，在整个巴斯克地区，人们使用巴斯克语唱歌、交谈，印刷报纸。 

在格塔利亚，我所听到的巴斯克语都是受到其他语言影响的现代版本。我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发音与西班牙语类似，例如ch（在巴斯克语中写作"tx"，例如"txangurro"，意思是"螃蟹"），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多。例如，"谢谢你"在巴斯克语中是"eskerrik asko"，而在西班牙语中则是"gracias"。 

在整个巴斯克地区，巴斯克语词汇出现在路标和大门上，迎接游客光临商店和酒吧，其中供应 txakoli（当地出产的白葡萄酒）和pintxos（盖着海鲜或其他食材的薄面包片）。曾经被弗朗哥禁用的语言如今出现在电视节目、音乐、报纸和广播中。 

"1975年，当弗朗哥去世时，我认为巴斯克语被视为对抗他的一种标志，很多人开始学习巴斯克语并把它传承发扬，"萨拉布鲁说道。 

巴斯克语会继续存在下去吗？ 

埃雷克雷索说，"我认为会，因为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巴斯克语有起有伏，有前进有后退，不断发展演变，如同生活本身。" 

在格塔利亚待了一天之后，我沿着比斯开湾驱车26公里前往圣塞巴斯蒂安，这座巴斯克城市因其餐馆和沙滩而闻名于世。在老城区一栋18世纪的巴洛克式建筑、圣玛丽合唱团教堂 (Basilica of Saint Mary of the Chorus) 的台阶上，我听到一名男子用旋律优美的巴斯克语唱着庄严的圣歌。我无需理解这些文字的意思，因为这并不妨碍我欣赏它的美妙。

谢选骏指出：现在的欧洲人其实是过去的亚洲人，他们殖民欧洲，成了“欧洲人”。当然，这些欧洲人并非正常的亚洲人，而是更有侵略性的亚洲人——他们先从亚洲侵入欧洲，再从欧洲侵入美洲和澳洲，现在占领了大半个地球。但是说到底，欧洲人其实还是亚洲人，所以他们现在不让亚洲人进入欧洲，是没有逻辑可言的。

【025、欧洲一体化的幻影】

《论欧洲》（托尼·朱特: A Grand Illusion: An Essay on Europe）的第二章《东方之请》这样说：

存在几个欧洲？这样的问题听上去显得奇怪，下面的答案在直觉上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只有一个欧洲，正如只有一个亚洲和非洲，等等。和其他大洲一样，欧洲分为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各部分还可以继续细分。诚然，欧洲东部的边界是模糊的，沿着一片广大的、地形学上不明确的地域与西亚接壤；但其他部分的边界是足够清晰的。此外，欧洲是一个自我意识历史悠久的小洲，这意味着欧洲人的身份比根据地理起源决定的“非洲人”“亚洲人”或“美洲人”更加精确。比如，尽管人们偶尔会尝试确立某种“泛非洲”意识，但把非洲人联系起来的几乎只有共同的殖民地经历。相反，“欧洲性”则是欧洲人自己造就的。除了地缘关系和共同的过去，他们似乎的确分享着某些天生和基本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欧洲人长期以来共有的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之一恰恰是分裂意识。在各族群内部和之间划清界限是这个大洲的居民最典型的思维定势之一。这个过程始于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单一实体变成了两个部分的总和；加洛林王朝的兴起巩固了分裂的结果，让此前处于无政府状态、行政上有欠清晰的欧洲西部拥有了明确和稳定的边界。查理曼于9世纪建立的帝国与“二战”后最初的“六国”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同样覆盖了法国、联邦德国、比荷卢三国和意大利，尽管它把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排除在外，并包括了今天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罗马、加洛林王朝和之后的某些帝国没有精确的边境线，而是把界墙（limes）、边境区（marches）和军事区作为边界；加洛林王朝的东部边界和拜占庭帝国的北部边界一直是不精确的。但到了14世纪，当欧洲的边界“封闭”后，东西欧洲的区别也变得极为明显。

今天，人们有时会认为，东西欧的分割线是冷战时期的人为产物，是在单一文化空间内部新近拉起的不必要的铁幕。事实并非如此。在19世纪，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们早已控制了深入今天乌克兰的广袤土地时，奥地利首相梅特涅曾说过一句名言，把通向维也纳东门外的公路视作亚洲的开始。他不是第一个表达这种观点的人：曾在1669年游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英国人爱德华·布朗（Edward Brown）曾表示，刚一踏入匈牙利，“我们就好像离开了自己的世界……在抵达布达（Buda）前，我们仿佛踏入了世界的另一个部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无论他们的偏见源于何种动机，这两位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提到和证实了一条从北向南贯穿欧洲中部的隐形分割线。15世纪末的日耳曼作家康拉德·策尔蒂斯（Conradus Celtis）也留下了惊人相似的忿恨之词：“我们著名的但泽港（Danzig）落在波兰人手里，我们的出海口厄勒海峡（Sound）落在丹麦人手里。”在三个多世纪后，这两个地方将成为当代欧洲冲突的导火索。但策尔蒂斯不满足于此，而是继续抱怨说，东部的某些聚居区“被从日耳曼本土分开……比如特兰斯瓦尼亚（Transylvania）的萨克森人，他们和我们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母语。”[  见N.J.G. Pounds的《欧洲的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Cambridge, 1990），第215页对策尔蒂斯的引述。]

与不莱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11世纪的编年史学家。他曾指出，“斯拉夫世界”从易北河以东开始，向南延伸至黑海）一样，策尔蒂斯及其继承者们所描绘的是一种从10世纪末开始便在西欧反复出现的情感：罗马帝国、加洛林王朝、洛林王国、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就是欧洲的边界。由于马扎尔人来到多瑙河平原后（公元9世纪）欧洲唯一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日耳曼定居者向东部的迁徙，西欧人会自然而然地把东欧的土地视作某种意义上的“陌生世界”，那里生活的是有待教化和管束的野蛮人。即使当这些人早已成为东西方帝国的臣民后，上述态度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宗教因素加深了这条古老的裂痕。从罗马帝国晚期开始，所有的欧洲帝国都和某种统治性宗教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拜占庭和查理曼分别在自己控制的土地上推行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作为它们继承者的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延续了这一做法，但只有东部的帝国逐渐把世俗和精神权力联系甚至结合起来。因此，这两种形式的基督教成了欧洲不同地区的代表。实际上，历史悠久的教会区划和习惯在许多方面是欧洲人所有分歧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今天法国天主教的教区体系借鉴了罗马帝国行省组织的地理划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界和米利特制度（millet，土耳其统治者赋予基督徒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效忠，特别是军事效劳）都明白无误地反映了东正教作为该地区标签的突出地位。在民族混杂的地区，宗教信仰同样体现和决定了社会地位：在波罗的海地区，地主是天主教徒，农民是东正教徒。这种社会—宗教的分歧也体现在语言上。正如说意第绪语是犹太人的标识，在今天的波兰和乌克兰，信奉东正教的农民说立陶宛语、罗塞尼亚语或其他土语和方言，而同一地区的天主教徒则说波兰语。到了19世纪，以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欧洲各地出现了“民族”身份的觉醒，这大多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即使有的语言并不古老，甚至是为了政治目的被发明（或改造）的；选择某一种克罗地亚或斯洛伐克方言作为未来国家的“民族”语言也许不完全是随机的，但无疑是武断的。

在西欧，突出的分歧不是出现在东西之间，而是南北之间。到了17世纪，这种分歧已经相当明显了：北方人主要是新教徒（路德宗、加尔文宗或圣公会），语言属于日耳曼语系，并按照明确的边界被划分成民族国家；南方人则使用拉丁语系的语言，信奉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聚居区仍然处于皇帝或教皇的统治之下。尽管在法国和德国的国内历史上，或者在西欧统治者之间的冲突史上，这些分歧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它们的意义永远比不上东西欧之间的隔阂。这是因为从近代史伊始，西欧国家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便超过了它们的分歧，从12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部欧洲拥有共同而自成一体的历史。

诚然，西欧的经济和文化重心经历过巨大的变迁——从莱茵兰到伦巴第，然后是威尼斯和托斯卡纳，随后又回到低地国家，最终停留在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大西洋沿岸大帝国的首都。但它们很少会过于偏东，甚至从未越过维也纳。无论布拉格和维尔纽斯（Vilnius）一度多么繁荣，它们从来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首都，就像某个历史时期的佛罗伦萨、马德里、阿姆斯特丹、巴黎、伦敦和维也纳那样。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在此不做讨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兴起和美洲的发现让欧洲历史的中心大幅转向大西洋。反宗教改革以及1620年波西米亚新教贵族在白山战役中的失利无疑是波西米亚的一场历史性灾难，因为16世纪的布拉格刚刚经历过学术和艺术的繁荣。莫斯科大公国的兴起终结了波兰在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现实（尽管没有终结它的长期梦想）。上述事件都已成为过去，但从此以后，我们眼中的大部分欧洲史实际上都是西欧史（包括北部和南部）。

如果说由南北两部分组成的西欧具有明确的边界，而不幸的东欧同样如此，那么两者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是不是从的里亚斯特（Trieste）到格但斯克（Gdansk，即但泽）的古老连线？既然加洛林王朝的边界，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奥地利和匈牙利地区（某些部分）的界线，以及1947年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西部边界体现了惊人的一脉相承，那么是否足以得出结论，它们中必有一条可以作为分界线呢？从达尔马提亚沿岸到立陶宛，的确存在着一条由要塞、边境定居地、战略性村镇和历史上的十字路口等组成的连线，多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德国人和斯拉夫人，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以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交汇点。但它所通过的地区也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同俄国人交汇、融合和冲突的场所。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远比格但斯克偏东，在深入斯拉夫世界腹地的村镇和山谷仍有人说（或曾经说）德语，而波西米亚则是工业革命的参与者，并且至少在1948年前仍是其中相当繁荣的地区（没有什么能比工业革命更好地区分西欧和欧洲其他国家了）。为了方便起见，是否应该像许多人提出的那样，单独划分出一个“中欧”呢？

这样做有很多好处。以里加（Riga）到布拉格，的里亚斯特到萨格勒布（Zagreb），然后经利沃夫（Lvov）回到波罗的海各点连线为界的四边形区域拥有许多共同点。它的绝大多数人口是说斯拉夫语的天主教农民，都经历过帝国的影响和民族主义思潮。在建筑遗产和文学传统上，那里的城市和村镇都确定无疑地体现了欧洲主流的风格，同时也带有它们自身的鲜明特色和传统。在1848年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它的文化明显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特别是在城市。最重要的是，它与东部和南部接壤的地区截然不同，在许多个世纪里一直试图同后者保持距离。因此，该地区的“中欧人”非常看重东西罗马帝国的古老界线，而按照这条界线，他们完全处于西罗马部分。

但“中欧”的问题在于，这完全是一个近代概念，在欧洲的历史上没有很深的根基。它的出现不可能早于晚期的开明专制君主们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18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打开民族国家独立大门的《凡尔赛条约》几乎已经让它寿终正寝，希特勒只是补上了致命一刀。今天，“中欧”唯一值得怀念的黄金岁月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几十年，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经历了前所未有、日后再未重现的繁荣，就连利沃夫和萨格勒布等偏远城市也沐浴在帝国夕阳的光辉下。然而，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西欧人）而言，无论在1848年前还是1945年后，中欧和东欧完全没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一位17世纪的旅行者而言，布达佩斯完全不是西方的城市。很少有西方人能深入了解欧洲中部的缓冲地带与更东面的异域世界的差异。

这种差异当然还是存在的，至今仍能看到。波兰东部多沼泽的平原属于东正教的势力范围，虽然语言相近，但用另一种字母表书写，与克拉科夫（Kraków）几乎没有共同点，后者是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和世俗学术的中心，深受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影响，同样的差异也出现在黑山的高原地区与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德语作Laibach）说德语的知识分子之间。但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存在差异的地区都曾是同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里出现的并非东西差异，而是城乡差异，如果真有所谓“中欧”的话，那也只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城市文明。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甚至希腊，的确存在着一个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截然不同的世界。

此外，赋予布拉格或华沙，布达佩斯或萨格勒布现代意义的那个差异——它们是独立国家的首都——也剥夺了它们加入“中欧”的可能性。它们的文化是都市文化，书面或口头的文化语言是国际性语言——德语，而在说德语的人中，许多最杰出的代表是犹太人。这种真正的中欧文化的毁灭让波兰人的华沙、立陶宛人的维尔纽斯、捷克人的布拉格及匈牙利人的布达佩斯变成了和奥地利人的维也纳一样的偏远小城。尽管身处欧洲中部，但他们所标榜的独特“中欧传统”最多只是怀旧，甚至可以说是假货。他们不愿被和位于自己东部的土地与民族混为一谈，这种想法是足够真实和根深蒂固的——作为位于欧洲历史十字路口的“边境”民族，他们特别有理由避免让自己在重要的抉择中站在错误的一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标榜过去或者现在拥有独特身份，以便确保自己永远站在分界线“善的”（和安全的）一边。

更好的做法也许是把欧洲的分界线看成非地理形式的。毕竟，地理既可能让问题更加直观，也可能让它更加复杂。从1989年开始，根据对欧洲定义的不同，波兰的市场、立陶宛的农田、法国的农舍都曾经被视作“欧洲的中心”，最近则是一座比利时小镇。任何人都不会直觉地选择这四个地方作为欧洲真正的中心点。富欧洲和穷欧洲一直存在，不过两者的分界线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并不固定。在不算太久远的时代，从马赛到伊斯坦布尔的地中海沿岸和相邻内陆城市是欧洲最繁荣的地区之一。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有历史记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贫穷的。但除了少数著名的例外，今天的情况正好相反。城市并不总像现在这样呈现出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更多的是昔日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何以农村为主的欧洲东部和东南部会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程度更高的西北部，从汉堡到米兰的欧洲城市走廊一直是繁荣和发达的中心。

另一组对比的双方是拥有和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差异，但又不仅于此。能在早前的世纪里形成受到认可的民族并建立永久的国家是极其幸运的，这是荷兰、瑞典、英国、法国甚至西班牙的历史，与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和其他许多民族历史的关键性差异之一。北欧和西欧民族的建国过程从核心根据地开始，逐渐吞并周围地区，直到因为地理或竞争限制而停止扩张。而现代东欧国家则是从俄国、土耳其、奥地利和德国等帝国的崩溃中降生的，这个过程至今仍未完成。因此，东欧国家不仅没有先入者优势，而且它们的身份必然包含对领土和权力孤注一掷的主张，这无疑会损害提出相同主张的邻国的利益——在许多案例中，它们主张的是同一片土地。这是东欧国家最大的不幸：它们的建国时间太晚，而且凑到了一起。于是，它们拥有了共同的历史和弱点，并因此最终与西欧更幸运的那些民族有了关键性的差异。德国和意大利是两个看似矛盾的例子——这两个西欧国家的统一时间很晚，但克服了劣势。不过，直到相当晚近，人们才确信它们将战胜出生缺陷而活下来。此外，两国都拥有自古以来就极为富庶的地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意大利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战后都被划入了西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结果可能会不一样，特别是对意大利而言。

谢选骏指出：欧洲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分裂；如果欧洲一体化了，它的活力、动能、创造性也就不存在了。我发现，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基本动力，就是西欧蛮族语言的爆发力量。这是拜占庭帝国所无的，也是不见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独特现象，甚至印度文化圈也无法与之比拟。所以印度的梵语（相当于希腊语）和巴利文（相当于拉丁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在文化上的价值不会超过东欧的语言。西欧的主要蛮族语言，除了拉丁化的意大利、西班牙、法语，还有德语、英语，他们既是欧洲的活力，也是欧洲一体化的障碍——如果不消灭这些语言，欧洲一体化的努力终究只是水中捞月——看似一体，实则破碎。

【026、气候暖化与白种人灭绝——白种人的命运会不会像北极熊一样？】

北欧国家特别担心气候暖化，为什么呢？因为气候暖化首先冲击北极地区，而且使得原先适应寒带气候的白种人最不适应一个变暖的世界，从而首先走向种族灭绝。

但是北欧人却是短视的。例如挪威，他们自己努力“无碳化家园”，却大力出口石油产品给世界各地！完全意识不到“全球一体~休戚与共”。这让人担心，白种人的命运会不会像北极熊一样？

《全球暖化严重威胁物种多样性》（2011-01-28 转载纽约时报）报道：

肯尼亚Kinangop的人还记得不久前熟悉的鸟叫声充满天地之间，他们的田地靠近世界最主要的鸟类栖息地阿布戴尔国家公园。而近20年来，不断增加的迁徙者砍伐森林、辟地为田，影响了当地鸟类的生存。现在，全球变暖和其它气候变化更是致命一击，许多物种数量急剧下降，而且有可能永远不能恢复。联合国气候变化小组认为，如果暖化趋势达到预测的极大值，未来100年地球上一半的物种将会灭绝。不只是北极熊，从非洲到澳大利亚丛林地区，各个大洲的热带和山地有成千上万种生物面临危机。

为了应对暖化天气，动物会向更寒冷的地区迁移，但在热带，它们必须向南或向北迁徙数百公里才能找到合适的栖息地，而山地动物向山顶攀爬后将发现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喜寒的白狐猴负鼠（white lemuroid possum）可能就是第一个因为暖化而灭绝的物种。而未来的热浪已经为许多动物敲响了丧钟。鸟类的灭绝也使得一些植物无法授粉，最终渐渐消失，间接地影响人类的生活。

现在用来保护物种的措施，比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红色名录”，已经跟不上现实的变化了。一些受全球暖化高度威胁的物种不在名录上，许多像长爪鹡鸰的小生物消无声息地渐渐消失，它们不像大象那么引人注目，但却对生态至关重要。

谢选骏指出：如果全球暖化不仅严重威胁了物种多样性，而且威胁了人种的多样性，那么据此我们就不难观察到——一百多年来的地球暖化，已经大大降低了白种人的出生率。这是“气候暖化与白种人灭绝”的证据之一。尤其考虑到，白种人像北极熊一样，是寒带的物种，并不适应热带的生存；就像黑人是热带的物种，并不石英寒带的生活——气候暖化会不会迫使白种人的命运像北极熊一样？

如果上述暖化只是暂时的现象呢？那么，可以参考一下历史上的先例——

1、早在千年之前，维京人的航线与聚居地的扩张与中世纪暖期的到来就有直接关联。气候转暖使北极浮冰范围缩减，使高纬度远洋航海的风险大幅降低。如此一来，远洋航海让维京人发现了冰岛和格陵兰岛，航线甚至到达了北美沿岸并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暖化气候使冰岛和格陵兰岛具备了农业种植的条件，使维京人有了新的聚居地。航线扩张和航海发现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维京人的航行活动，9世纪下半页维京人不仅控制了大部分英国地区，还从塞纳河围攻巴黎并占领部分法国西部地区。随着众多聚居地在封建化过程中凝聚力下降以及欧洲各国的军事发展（包括沿岸要塞和以骑士为代表的武装力量），维京人扩张活动到11世纪逐渐结束。

2、暖化不仅造福了维京人，也使欧洲北部雨水丰沛气温上升，以往高海拔林地也可以开垦为耕地，作物种植产量也有了明显提升。因此中世纪暖期欧洲农业种植面积大幅扩张，并导致了人口持续急剧增长。在维京人长期军事压力下，欧洲各国也都在积极储备军事力量，暖化气候无疑为这一过程提供了物质保障。当维京人的扩张达到了军事极限，欧洲面临的是过剩的武装力量与赋闲的骑士贵族，再加上足够的农业剩余和人口基础——这构成了组织持续大规模东侵的重要背景条件。

3、蒙古西征是东方游牧民族沿着欧亚大陆T字形草原带的一轮成功扩张。蒙古西征是大陆版的维京扩张，草原带就是铁骑巡游的绿色海洋。中世纪气候暖化扩充了草原覆盖面积提升了水草丰茂程度，相当于拓宽了洋面，增加了航道水深，是重要的物质背景。同时，南侵中原获得的攻城术、世界最强耐力马种的蒙古马以及欧洲尚未获得板甲技术，都在技术和战术上为西征成功提供了充分条件。

4、一个世纪来的学术研究主流假说认为，13世纪蒙古高原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干旱或变冷事件，促使蒙古帝国接连发动大规模西征。但近年来的科考成果不断将古气候情况指向了相反结论：中世纪暖期鄂尔多斯高原和蒙古高原的年降水量高于现代约300ml，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年降水量比现代高约30~80ml，即中国北方逆沙漠化和蒙古高原、中亚暖化湿润、欧洲雪线北移冰川后退，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提供了大规模西征的坚实物质基础，而1250年以后，暖期终结，西征随即停止，蒙古帝国走向衰落。

[不过，话还是要说回来——到了现代，随着科技普及，巨大能量得到释放，使得目前的暖化并非历史成例可比，从而真正可能导致“文明的自杀”、“人种的灭绝”——希特勒的屠犹可能就是地球暖化所引发的白种人自杀行为——因为这样的屠杀在历史上从未见过。]

《Fox News名嘴公开指责合法移民：害美国》（2018-08-10 世界日报）报道：

保守派名嘴、福斯新闻网(Fox News)节目主持人殷格哈姆(Laura Ingraham)在8日晚间节目中，对移民政策发表看法时，将苗头对准合法移民。她说，美国人口结构产生变化，都是因为外来移民的关系，其中包括合法移民，“这个国家里某些地方，如今感觉再也不像我们所熟知与钟爱的美国。美国人民被混进大量的人口统计变化。”

在这段节目中，殷格哈姆提到在民主党纽约众议员党内初选中，击败现任众议员的28岁政坛新秀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并说科特兹反映了当前美国的普遍现象。

殷格哈姆说：“这个国家里某些地方，如今感觉再也不像我们所熟知与钟爱的美国。美国人民被混进大量的人口统计变化。他们所带的改变，并不是我们任何人曾经投票赞同的，而且我们之间绝大多数根本不喜欢这些改变。”她表示：“从维吉尼亚州到加州，我们都看到这个国家已经改头换面的许多明显实例。这跟非法移民有关，在某些情况下，跟改革派份子所热爱的合法移民，也有关系。”

殷格哈姆在节目中隔空对川普总统喊话指出，总统应该把好消息、坏消息以及令人听了不愉快的消息，通通告诉人民，“这是国家紧急状况，他应该要求国会立刻采取行动。这个国家某些东西正在流失，这不只跟种族或族裔有关而已。”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主持人克普(S.E. Cupp)则透过推特发文表示，殷格哈姆所言只是一个人的意见，“我们很爱这个国家的多元化。”

谢选骏指出：殷格哈姆(Laura Ingraham)的胡言乱语，正是一种弥留状态的体现。她数典忘祖，忘记了自己的来源。

【027、驱逐马列主义，解放中国人民】

《美国10年内解放中国人民，实现中国自由民主》（周亚辉说明：附文的作者的立场反动，思想里尽是错误。）

美国回归亚洲，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化，为了把中国人民解放出来。同时，美国回归亚洲，也是要维护亚太和平，维护公平正义，打击中共霸权，防止中共发动侵略。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未来10年内会遇到垮台的内部危机，同时外部不利环境也在加速中共垮台。所以，为了应对中国这种共产党即将垮台的可喜变化，美国回归亚洲。另一个使得美国回归亚洲的原因是，中共是国际恐怖主义和独裁国家的总头子，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要打击独裁政权，首先要把中共独裁制度打垮。

下面的文章的作者水平很低，观点尽是错误。居然是清华的教师的文章，实在可以说丢清华的脸面！

附文

《美国对华暗战已打响，20年内灭掉中国！》（博讯论坛2011-12-24，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部）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已被美国看穿，再给中国20年机会和平发展，超级计算机所给出的运算结果是：中美的实力对比将由现在的1:3变化为4:1，美国就彻底沦为二流国家, 

再也翻不起大浪了，整个西方世界也将因首领的衰落而分崩离析。 

这样的结果是美国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领导人的“韬光养晦”不可能蒙骗拥有现代计算技术的美国领导人，战国时期的哪些技巧对掌握全球最先进科技的美国人来说，实在是小儿科的把戏，新全球战国的对抗，将使中国历史上的纵横家显得过于初级和愚笨，那是低智商时代的精粹，根本不值得夸耀，而现代的大国博弈，将开启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的国家智慧。这也许将是人类历史上最精彩的一页，但谁笑到最后，并不能预测，各种力量都在伺机而变，谁能制人而不制于人，尽在智斗之中。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胜负将在从今往后的10-20年决出。 

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再和平发展20年，这是关系到美国生死存亡的战略选择，那么，美国的战略意图将是什么呢？ 

一、 美国对华战略已发生惊天转变！ 

在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对华战略游走在遏制与合作、利用和打压的彷徨摇摆中，先是在削弱前苏联时需要中国的合作，继而在反恐战争中需要中国的配合，同时这并不妨碍美国将遏制中国当作政策主轴的立场，只不过在美国看来，中国还算不上能对其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的对手，充其量只是一个眼中的沙子，当下还顾不上，但迟早是要吃掉的棋子罢了，因此，也就放任了中国的和平发展。 

但是，当美国为了弄垮前苏联和进行反恐战争忙活了20年多后，突然发现，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悄然先后超越了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直逼自己的霸主坐席，各国政要和媒体都在惊呼：美国世纪即将过去，中国时代即将来临时，这使美国政要猛然间吓出了一身冷汗，方如梦初醒。自奥巴马上台后，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宣布从伊拉克、阿富汗分批撤军，继而宣布重返亚洲。表面上是美国已经为战争的消耗拖累不起，而实际上，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改弦更张。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看起来千头万绪，实质上只贯穿着一个核心：打击和消灭最接近自己的对手。先后用了4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对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瓦解，其间又用了10年的时间把灼灼逼人的经济动物日本打入地狱，然后陷入了失去目标的迷茫，911事件使美国人终于找到了对手——伊斯兰极端势力，于是就有了10年的反恐战争。但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把美国政要的脑袋一巴掌搧醒了，他们突然明白：比前苏联更可怕的威胁来自中国！靠和平竞赛、军备竞赛就可将前苏联拖垮，但这一招对中国却不灵了，美国根本不敢和中国开展和平竞赛和军备竞赛，因为那将是美国必败的不归路，现在的地球如果按照惯性再转20年，就会有一条中国巨龙耸立在面前，相形之下，美国充其量也只是一只沙皮狗——这才是美国的恶梦。于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奥巴马手中开始重新规划，就是：以中国为目标，绝对不能允许中国强大到超越美国的时刻到来，必须在这之前将中国干掉——这就是美国今后的战略核心！ 

二、灭掉中国的战略构思 

如何灭掉中国已成为美国智库首当其冲的研究内容，迹象表明：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里，灭掉中国的路线图已经设计完成，它包括： 

1. 利比亚模式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演习，至于是否推翻卡扎菲对美国来说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卡扎菲为美国设计的无地面接触战争模式提供了活靶子。管它利比亚谁来当政，其实美国并不关心，美国关心的是通过这场战争探索出了对中国军事解决的方法和手段——这才是美国的最大收获。当然利比亚的国力军力与中国没有可比性，但是，由国内派别充当带路党、马前卒的战争模式首次在试验中获得了成功，为美国所构思的中国解决方案提供极其珍贵的样板，这才是利比亚战争的真实目的。尤其是在美国凭借硬实力根本不可能啃下中国的条件下，用巧实力来打败中国，已成唯一选择，利比亚实验就是一次巧实力的演练。 

2. 中国在过去20年中花费了巨额资金，沤心沥血的经营出一片和谐发展的国际环境，并将几十个国家拉入到中国友好国家的行列中，但中国苦心经营的国际环境也面临着被美国的挑拔离间完全摧毁的可能性，而这一建一拆双方付出了完全不对等的成本，美国的一次军舰巡游、一个表态、一次访问，都有可能使中国花巨资苦心经营的朋友变成敌人，使中国陷入不打仗就会受人欺负，生存空间被压缩，甚至丧权辱国，一打仗则渔翁得利的窘境。美国的巧实力毫无遮拦的直接破坏中国的国际存在空间，这已经构成了实质性的宣战。 

3. 在经济方面，中国对美国威胁最大的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巨额的外汇储备。人民币是与美元分庭抗礼的进攻性武器，而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在国家角力中压倒对方，是最好的防守性武器。因此，阻止人民币的进攻、分解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成为美国企图灭掉中国的战略意图。在中国金融机构还没用出现太大破绽的情况下，美国就必须人为地制造出中国金融系统的紊乱，用热钱的流入和流出来冲击中国金融，在美国国会高声呼喊人民币必须加速升值一个月后，做空人民币的货币战争就打响了，这就是美国惯用的“声东击西”伎俩，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做空”，而是又一次人造“行情”，一旦人民币下行，就会有大量热钱回头抄底，待人民币币值回升后再制造一次做空行情，一来二往，就会有上千亿美元的赚头，直到把中国的外汇储备消耗大半，人民币失去外汇支撑也就丧失了力量，真正的做空人民币就会变成现实，中国经济也将因此而陷入长期低迷。这就是美国的另一支部队向中国发起的货币战争，他们人数极少，但破坏性极大，这就是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巧实力”。 

4. 房地产是中国自己制造的软肋，但这个软肋对美国来说大有可乘之机。房地产泡沫对政府出了道难题，按照目前的政府对策，无论控还是放，都不会有好的结果。控，就意味着把唯一坚不可摧的支柱产业给毁掉了，让国民经济全面受伤，尤其在外贸出口受到国际需求锐减而下滑的时刻，房地产的萎缩将使国民经济雪上加霜，甚至诱使经济停滞，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停止，而进入长期萧条。放，则会制造出更高的房价、更大的泡沫，美国将给中国的富人提供更优惠的投资移民政策，用比中国低得多的房价吸引大批移民和大量的转移资金，最终的结果将更加可怕，大量资金将离中国而去，中国经济就会崩溃得惨不忍睹。对美国来说，只需要诱使或静观中国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犯错误就行了。 

5. 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食品行业、零售业的控制和布局已经完成，这些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中美对决的“第五纵队”，随时有可能利用垄断性渠道发起扼杀中国的疯狂围剿。中国已经连续8年获得粮食丰收，“仓中有粮，心里不慌”，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但是，随着中国18亿亩耕地面积的红线被突破，仅剩下不到16亿亩，加之环境的恶化，全球性的气候灾害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在今后5年发生类似于19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概率已经上升到60%以上，持续的大面积干旱将使中国农产品大幅度减产，而国际粮源也会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下价格成倍上涨，使国内食品价格失去控制，造成不可遏制的通货膨胀，并引起社会动荡，不仅国家安全将面临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也会诱使中国经济走向崩溃。 

6.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但制造业是分三六九等的，低端制造业再发达，也是检拾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在全球低端制造业中占的比例越大，越能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商品，而不会对它们构成威胁。但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低端制造业已经高度发达后，就有可能向高端制造业发展并取得突破。高端制造业包括：交通工具（飞机、船舶、汽车、铁路）、装备制造（尤其是医疗器械、精密仪器、精密加工设备、大型成套设备）、医药化工、电子信息产品这几大类。长期以来，在高端制造业的宴会中，没有中国的身影，西方国家也处心积虑地要将中国阻击在高端制造业的大门之外，它们知道，一旦中国挤进这个大门，最后被挤出去的将是它们自己。但是，中国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来了，就是高铁和电动汽车。中国的高铁已创造了速度的世界纪录，电动汽车也势头凶猛。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扼杀如何发生。刘志军刚被双规时，一篇网络文章就预言：国外组织正在密谋，让中国的高铁在一年内出惊天事故，中国技术将被抛弃，高铁将回到国外技术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篇文章几乎分毫不差得猜中了以后发生的事情。7.23事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能永远也披露不了真相，因为西方国家的卧底和走卒在中国已经太多太多，从上到下都有它们的卧底。虽然原因被掩盖，但结果却非常明朗：不允许中国在高端制造业中占住脚！先毁掉中国的高铁，再毁掉中国的电动汽车，这就是它们的阴谋，而中国不乏这种阴谋的配合者。 

在战略性先进制造业中能够使中国后来居上的除了高铁外，还有一个领域就是电动汽车，但政府官员对电动汽车一窍不通，先是被专家教授所说的“与欧美同一起跑线”捧得盲目自信，又被巴菲特对比亚迪的投资冲昏了头脑，结果是国家、地方政府和央企花费了几百亿元，只搞出了中看不中用的“概念车”和“概念充电站”，昂贵的制造费用和极高的全寿命周期成本使这些作品只能成为“形象工程”，根本不具有商业化的可行性，上百个花费几千万元后已经荒废的大型充电站再次见证了“大跃进”的梦幻。而这种结果早在2009-2010年就已经有人预见到，并尖锐地指出：“巴菲特已将中国电动汽车带进沟”，并指出西方国家的技术路线将是中国电动汽车的陷阱，这样搞下去，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优势将丧失殆尽。然而这个警告没有引起决策层的重视，部级的那些主管部门，俨然成了西方技术路线的代言人，对中国特有的电动自行车优势延伸的技术路线拼命打压和扼杀，把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都给了奉行欧美技术路线的企业，结果造成中国在电动汽车国家竞赛中的大溃败，在电机、电池、电控三个核心技术领域，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这说明，在中国政府中的西方势力代理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们正在配合外国主子彻底毁掉中国能实现超越的先进制造业。

7. 美国已经全面介入中国的互联网，这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演讲中已经不小心露了底。由于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全球第一，中国已经被拖入网络政治的漩涡，网络已经成为具有最大杀伤力的武器。一则碘盐脱销的谣言，竟然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潮。这实际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预演，有组织的谣言散布正在涣散大众对消息的判断力，使官方信息发布失去权威性。这种尝试在7.23事件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2005年发生在日本大阪的火车出轨事件也是一场严重的责任事故，造成了比中国7.23事件更严重的后果，但并没用引起社会的信任危机，没有人说日本的高铁技术是垃圾，而同样的事情却被潜伏在中国的网络推手有组织的推波助澜，彻底毁掉中国高铁甚至借此发动“颜色革命”的险恶用心暴露无疑。但这也仅仅是一次预演，还没有到发起总攻的时候，一旦美国对中国的摊牌进入最后时刻，一定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网络大战，因为，网络颠覆已经成为美国企图灭掉中国的核心手段，比用军事手段来颠覆中国更有效、更隐蔽，成本也更加低廉。这就是美国所追求的最高境界的“巧实力”，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应对网络颠覆，在中美对决中就必败无疑了。 

三、 美国的灭华战争展望 

近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原始资本时代、产业资本时代（二次大战之前）、金融资本时代（战后到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后，最大的变化就是智慧资本时代已经来临。与此相应的是，国家的实力在不同的时代分别以炮舰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所代表。 

前苏联之所以在冷战中失利，根本原因就是“硬实力思维”将其引入歧途，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硬实力的较量上了，与美国拼钢产量、拼导弹数量、拼卫星数量，搞得民怨沸腾，最后被美国的“软实力”所击败。 

很显然，中国在硬实力方面正处在上升时期，潜力巨大，已经不惧怕与任何一个对手进行长期较量了，同时，中国也已经看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在思想文化、制度建设、对外交流方面做了不少文章。但是，中国的金融资本却大而不强，在经验和手段上与华尔街还有相当大的差距，3万亿美元外汇只能当死物储备起来，空有兵卒千万，独缺良将伐谋，还没有能力全面抗拒外来的金融战争，这就决定了中国在软实力的较量中处于劣势的地位。但这并不是可怕之处，因为动态趋势越来越对中国有利，天平正在倒向中国一边。然而，在智慧经济层面，中国却几乎是空白，根本没有形成智慧资本的发育环境，智慧资源在在中国没有形成力量，更谈不上话语权。所谓的官方智库，基本上只具有喉舌的作用，并不能提供出智慧产品，正因为如此，中国也就根本不具有“巧实力”的战略思维。这种情况与当初前苏联与美国对决时极为相似，虽然中国当局已经看到了软实力的重要性，但对当前大国博弈的核心却一无所知。 

21世纪即将过去12年了，但没有多少人能读懂这个世纪，尤其是中国的决策层完全没有读懂。 这个世纪究竟谁主沉浮？并不取决于物质能力，而是取决于智慧的较量，取决于智库的较量，也就是取决于巧实力！ 

中国政府早已成为世界上最能花钱的政府，养育着最庞大的行政队伍、抛洒最多的银子去构建和谐社会、花最多的钱去搞和平外交、不惜血本地大兴土木搞形象工程……中国在经济长期强劲增长时还要为自己的生存背负着极为沉重、效率极低的包袱，这样的躯体已经脆弱到极点，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或有不测发生，或者外来势力捅几个窟窿、制造一些麻烦，中国将会在疲于奔命的补窟窿中耗费掉自己多年积累的能量，最终因过重的负担而使政府陷入债务危机，中国经济的崩溃就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社会的崩溃。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决策层还停留在“硬软实力”的认识上，对“巧实力”的对决缺乏认识，彻底的溃败将不可避免。中国将因缺乏智慧而惨败在自己手中。 

当然，中国也有可能粉碎美国的暗战，最终成为不可战胜的世界领袖，但这种结果取决于中国执政当局的又一次“遵义会议”，确立起新的执政路线，与利益集团彻底决裂，改革国家机器，建立起具有大智慧的决策体系，在“巧实力”上后发制人——这才是中国唯一的生存之路。 

（本文作者：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战略部）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民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客体，老是在期待着别人来解放自己，其实，被别人解放并不能得到自由，只是换了不同的主人而已。1989年民主运动之所以大起大落，就是因为很多人竟然幻想美国出兵……这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我当时就听见一位重量级人士说过的。我当时就直接告诉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1956年美国没有出兵匈牙利、1968年美国没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美国也不会出兵中国。后来果然如此。因此，期待外国会援助中国民主解放，是缘木求鱼的想法。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也没有废除清朝——就提供了一个“中国政策”的直接样板。外国既然不行，“驱逐马列主义，解放中国人民”，就还需中国自己完成。可是，中国人民又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客体，老是在期待着某个大救星来解放自己，“拯民于水火之中”——那么会发生什么后果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出现一位中国的天子。到了那个时候，西方世界就会尝到自己绥靖政策的果子了。

【028、人民主权的资本主义缺德了】

《纽时探讨：为何有些年轻富人选择做特权的“叛徒”？》（2019年5月3日 法广RFI 肖曼）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观点版日前刊登署名文章探讨一个不常见但引人关注的现象：即美国的一些从小享有特权的年轻富人正在反思质疑：自己的优势地位以及产生这些优势的社会安排是否有违道德。该文首先指出：美国民主党人在2020年大选中一直在批评：美国受到操纵，以便让非常富有的人更加富有。但这成为一些从这个被操纵的体系中获益者的想法。迪士尼创始人的孙女艾比盖尔·迪士尼(Abigail Disney)就是最近一个备受瞩目的例子。周二，她指责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艾格(Bob Iger) 6500万美元的薪酬是“赤裸裸的无礼之举”。她指出，这个数字是“迪士尼员工工资中值的1424倍”。

该文说：越来越多享有特权的年轻人，也就是比艾比盖尔·迪士尼年轻一代的人，也在质疑自己的优势地位以及产生这些优势的社会安排是否有违道德。许多人参与了资源一代(Resource Generation)组织，这是一个面向35岁以下者的组织，这些人通过自己或家庭的收入和财富跻身前10%。这些“阶级叛徒”拒绝“精英领导体制的谎言”，并称他们“从根本上挑战了作为美国文化建立基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信念，即人们拥有的钱都是他们应得的”，无论是来自他们的工作，还是家庭。相反，这些体系的受益者想要改变它。

也有些人拥有一技之长，他们觉得这些技能带来的薪水高得与他人不相称，也会质疑得到的东西是否应该。他们看到自己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工作，是因为念了精英学校或者拥有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来自他们的阶级（通常还有人种）优势。他们也知道其他很多人工作同样努力，但回报少。这些年轻人不认为他们拥有过多而他人拥有过少是理应如此。许多人形容对自己的特权感到愧疚或羞耻，于是常常把它隐藏起来。

他们大多数是白人，也有东南亚和东亚移民的后代。他们都曾经就读名校。有些人正在上大学或研究生院，而那些已经工作的人从事的是教育、科技、艺术或组织方面的工作。

谢选骏指出：是否享受资产阶级特权其实与党派无关，而和是否缺德有关——资本主义是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开始形成的，受到了基督教道德的制约。文艺复兴之后，基督教衰落，资本主义和人民主权开始恶性膨胀，因此变成“缺德的资本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是否愿意放弃特权，就和自尊程度相关了——自尊度越高的，越不想用父母的钱。而且这也还自信相关，比较远离铜臭的行业，可以让人体会到金钱以外的价值。尤其在一个耶稣基督的受难形象长期浸染的社会里。因为“受苦的上帝”是资本主义的有效解毒剂；也只有在信仰这样的上帝的社会里，健康的而不是缺德的资本主义才能发展起来。但是现在，不信上帝的也就是缺德的资本主义却成为主流并且泛滥成灾了。

【029、人民主权论犹如地心说】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即为人民所拥有的，被人民所选出的，为人民而服务的——这是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所描绘的，奇幻无比，天花乱坠，但落到地上却是一场烈性传染的革命瘟疫。

这是为何？

这是因为，他是源于错误的“人民主权论”。

人民主权（popularsovcrcignty）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于和最终属于人民，即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的“民有”，并且这种来源是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或前提。这种含义的人民主权作为一种观念在西方较早就出现了。洛克是人民主权论的集大成者，其学说被现代宪法和宪政所践行。洛克用自然状态说、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来论证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并最终为人民所有。洛克的推论大致为：在人类进入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以前，人们处于自然状态中。这种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状态。人们靠自然法，即理性，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维持社会秩序，每个人自己来执行自然法，即是自己案件的法官。

谢选骏指出：人民主权论说得天花乱坠，但其实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是愚不可及的地心说，基于古老的部落迷信，然后通过人为灌输强制执行。

地心说强调人居住的地球是万物的中心，这虽然符合人类的经验，却不合科学观测；人民主权论强调人民可以拥有并享有主权，这虽然符合大众的希望，却不合政治现实。所以在实际中，人民主权论不过发挥了一种自欺欺人的安慰剂作用，甚至把强权当做了真理。

地心说，又名天动说（Geocentric model）。公元2世纪时它被体系化了，是地动说对应的学说。该学说是一种认为地球位于宇宙中心的地球中心说，人类则住在半球型的世界中心。从13世纪到17世纪左右，地心说也一直是天主教教会公认的世界观。

地心说最初由米利都学派形成初步理念，后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然后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托勒密认为，地球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从地球向外依次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在各自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转。其中，行星的运动要比太阳、月球复杂些：行星在本轮上运动，而本轮又沿均轮绕地运行。在太阳、月球、行星之外，是镶嵌着所有恒星的天球恒星天。再外面，是推动天体运动的原动天。地心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行星体系模型。尽管它把地球当作宇宙中心是错误的，然而它的历史功绩不应抹杀。另外在人类现有技术条件下只能判断出地心说在太阳系是错误的，还无法判断它是否适用于宇宙。

地心说的起源很早，最初由米利都学派形成初步理念，后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经亚里士多德完善，又让托勒密进一步发展成为“地心说”。在16世纪“日心说”创立之前的1300年中，“地心说”一直占统治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认为，宇宙是一个有限的球体，分为天地两层，地球位于宇宙中心，所以日月围绕地球运行，物体总是落向地面。地球之外有9个等距天层，由里到外的排列次序是：月球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原动力天，此外空无一物。上帝推动了恒星天层，才带动了所有天层的运动。人类居住的地球，则静静地屹立在宇宙中心。

地心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行星体系模型。尽管它把地球当作宇宙中心是错误的，然而它的历史功绩不应抹杀。地心说承认地球是“圆形”的，并把行星从恒星中区别出来，着眼于探索和揭示行星的运动规律，这标志着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一大进步。

1609年伽俐略通过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发现：月亮不是一个光滑的球体，它的表面矗立着无数座火山口和高山。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从总体来看，天体不是平滑完美的，而是和地球同样，具有凸凹不平的表面。通过观察，他看到从整体来讲银河并不是一片银色的云体，而是由众多的个体星星组成的，这些星星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致用肉眼看上去就成了模糊的一片。通过对行星的观察，他发现有些环带包围着土星，有四个卫星绕着木星运行。这显然说明了地球以外的行星周围也可能会有运行的天体。通过观察他发现了太阳黑子（事实上在他以前就有人观察到了太阳黑子，但是他公布的观察结果更有说服力，因而引起了科学界的重视）。他发现金星这颗行星的盈亏和月亮的盈亏十分相似。这对于说明地球和所有其他行星都绕太阳运行的哥白尼学说是一项重要的证据。由于支持哥白尼学说而遭致了有势力的教会的反对，1616年他被下了一道禁令，不准讲授哥白尼学说。1632年，他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633年，他被罗马梵蒂冈宗教裁判所判处8年软禁，并再次被逼表示和哥白尼学说决裂。1642年1月8日，伽利略病逝。

谢选骏指出：伽利略的事迹被人称道，那就是要用观察和实验去检验理论。我承认，人民主权论有其合理性，而且大大激发了庶民的意志，使得现代文明获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精神燃料和人肉能源。但是，我们也应该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像检验理所当然的地心说一样，去检验一下人民主权论的真伪。那样，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愿望多么美好，“人民想要获得主权”这个事情是绝对不会出现的，也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人民——主权”这完全是一个悖论。就像“顾客——老板”一样是一个悖论。我们不能因为顾客去一家店里吃饭，使得那家饭店生意红火，就说那些顾客是这家里的主人……否则，“人民——主权”、“顾客——老板”的说法，就比“平民——皇帝”、“白痴——天才”的说法还要离奇了。

（摘自谢选骏《人民主权论之虚妄》，谢选骏全集93卷，人民主权论与欧洲文明的衰落）

【030、日本对冲绳琉球民族的种族灭绝】

《历史真相：二战时日军血洗琉球的部分史实》（2013-5-15环球网）说“日本人血洗琉球的动机”：

日本占领琉球以后实行了几十年的血腥统治，根本就不把琉球人民当人看。哪怕是当地居民不小心讲了几句当地方言，一但被发现了，也会引来杀身之祸。或是丧身在残酷的东洋刀下，或是被逼去跳海自裁。好不容易迎来了二战的即将结束，外界都以为琉球人民从此会获得解放。没想到竟迎来了日本军队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1945年3月25日美军登陆琉球之时，其实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部失败，海军与空军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进入了展开陆地攻防和本土决战的最后时期。冲绳阻击战只不过是本土决战的前奏而已。美军对日本本土的狂轰滥炸和其它各地战场的节节败退，都使日本政府和军事大本营明白：败局已定。你承不承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琉球都不会再归日本占领。如果投降，也毫无疑问地要将琉球交还中国。

既然琉球不能为我所有了，那就宁可“玉碎”也不能让你“瓦全”。因此，日本大本营向当地守军下达“玉碎令”---血洗琉球、杀光琉球民众，让你寸草不留。这是日本守军开展琉球大屠杀的首要原因；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日本占领琉球60几年，对琉球人民实行长期的惨无人道地奴役和压迫，早已将琉球人民逼向了敌对面。日本有效统治时期，琉球民众的反抗就从来没有断过，一旦战败撤离琉球，使岛上的几十万民众为美军所用，将成为进攻日本本土的生力军。琉球人民的复仇行动，将加速日本本土的灭亡，为防后患，需要斩草除根，使你没有复仇的机会；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琉球群岛上的所有军事设施都是日军奴役琉球民众修建起来的，大多数岛上的民众对周边的防御工事、军队驻地和后勤基地都一清二楚。如果为美军所用，则一切军事部署都会暴露无遗。本来可以将民众驱离防区，不开杀戒。但日本军队残暴成性，又加上“玉碎令”不可违抗，因此，就采取了最无人性的手段---全部杀光。只不过是屠杀手段五花八门而已。有一名日本军官事后说：“我们30几个兵，要对付一万多民众，怎么杀的过来。只能是一个村一个村地分发手榴弹命令他们自己拉弦集体自杀。”因此，血腥的屠杀又多了一个名称“集体自杀”。正因为如此，当今的日本右派，还死乞白赖地称琉球大屠杀为琉球民众“集体自杀”，要把历史书上的屠杀记录改成“集体自杀”。激起琉球民众的极大愤慨。

第四个主要原因是，岛上没有补给来源，不利长期抗敌。而十倍于军队的民众又是最大的消费群体，形成了一种军民争食的局面。很多岛上守军为减少民众对物资的消耗，还没等军方下“玉碎令”就将成批成批的民众赶到悬崖上去集体跳海“自杀”，将赤手空拳的民众赶到阵地前沿和弹着密集区去送死，以减少民众对战争的“拖累”。即使是被编入了“铁血勤皇队”的学生军和被编入了救护队的妇女部队，日军也是随时准备剿灭他们，以减轻补给的压力。日军惯用的伎俩是，每到防线即将被突破，要收缩转移到下一道防线时，总是要先把与他们共同作战的学生部队和妇女部队推向死亡，再行转移。他们用枪逼着孩子们一群群抱着炸药包去迎击美军的坦克；逼着妇女们一群群走出掩体去阻挡美军的冲锋。军队则在后面高声吆喝，鸣枪压阵，防止妇女、孩子们死里逃生。

美军每拿下一个据点或防线时，看到的阵地前沿都是大群大群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尸体，还以为日军的主力就是这么些人。即使攻下日军的最后一个堡垒---牛岛司令部，战死的人员也是层次分明，最外面的一层死的全是妇女儿童，她们的弹孔大多在背后。第二层尸体才是日本军人，牛岛和他的参谋长则死在最深最隐蔽的山洞里。

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具体的遇害人数至今还扑朔迷离。有资料显示，冲绳大战之前，冲绳本岛的人口是47万人，到美军占领冲绳后，岛上居民只剩下11万人。剩下的36万人哪里去了？尽管当年日本当局制订了疏散29万老弱病残的计划，但是，在盟军飞机、鱼雷、军舰和潜艇团团围困的情况下，冲绳本岛的船只根本就走不出去。只有靠近台湾的宫古和八重山等西南诸岛向台湾疏散了一二万人，靠近日本的奄美等北方各岛向日本本土和朝鲜疏散了六七万人，这中间有大量的疏散船被击沉或被风浪掀翻，往往一死就是几千人，真正成功登陆的疏散人群相当有限，有不少村镇出发时几百人，上千人，到最后只剩下一两人甚至全部死亡。据现存数据记载，包括疏散过程中被击沉和出现海难死去的人，总共疏散了不到九万人。相比之下，冲绳本岛与南北方都相隔一个星期以上的航行距离，要在重重围困的敌方鱼雷、飞机和舰群中漫漫航行一个星期到十几天，无异于自己找死。在少数疏散船只一出海就被挡了回来之后，冲绳本岛的疏散行动基本上就中止了。也就是说，当年人口最集中的冲绳本岛，是无法疏散也很少有人疏散的。岛上减少的36万人，基本上都死在了岛内。尽管有一部分是被战争双方的枪炮夺去了性命，但战争统计资料中，算作战斗死亡的，参与修建战斗工事或后勤搬运死于炮火，或战败时被日军逼迫“集体自杀”的冲绳人为55246人；被编入军队的冲绳学生兵等战死或被逼“集体自杀”的有28228人。如果这些人都算战死的话，那么冲绳的战死人数就是83474人。还有27万人是死于屠杀。大多数的历史资料称冲绳大战造成了20多万平民死亡。但这20多万冤死的平民中，被幸存者揭发的记录在案的日军屠杀人数只有38754人，加上所谓“战斗死亡”的83474人，有记录的死亡人数才122228人；还有14多万人，因为没有幸存者可以说明他们是如何被屠杀的，成了日本当局掩盖屠杀真相的悬案。因为日军逐村逐岛的集体屠杀，很少留下活口。加上那些实施屠杀的军人又都战死或自杀。那些被屠杀的琉球同胞们就永远冤沉大海，连一个证实他们是怎么被害的人也找不到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冲绳本岛的人口少了36万和日本军队组织了屠杀，是永远抹消不掉的事实。而且这种出于种族灭绝目的的屠杀规模，世所罕见。它有可能与南京大屠杀不相上下，也有可能比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还要大。历史资料证实，踞守冲绳的日军第32军，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战场转战过去的。他们本身就是在中国东北和其它各地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首都尚且横冲直撞，残忍杀戮。哪里还将悲惨无助，向来不被当人看的“琉奴”放在眼里，因此，他们杀起琉球人民来是毫不手软的。不过，它与南京大屠杀所杀的主要是放下武器的军人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军队在琉球屠杀的几乎大部分都是老弱妇孺。

1、“集体自杀”的都是老弱妇孺

日本军队将琉球的青壮年全都征调到亚洲、太平洋的前线去了。能当兵的都充实到了军队之中，不能当兵的调去修工事、搞运输、到军工、军垦等部门充当无偿劳动力。年纪轻点女性都被抓去充当随军慰安妇或干其它苦力。留在岛上的只有老弱病残和未成年的孩子们。他们对日军不构成任何威胁，但是，为达种族灭绝的目的，他们还是将高举的屠杀砍向了这些弱小的人群。从《琉球新报》的下面二张图片可以看出：读谷村被害的83人中，0—10岁的婴幼儿29人，占被害人数的34.9%；11—20岁的青少年22人，占被害人数的26.5%，也就是说这些被害人中，小孩子占到了61.4%。21—30岁的仅4人，占被害人数的4.8%，还有可能是病残人员；31—40岁也是4人，占被害人数的4.8%，也可能是病残人员；41—50岁的10人，占被害人数的12%，同样可能是病残人员；51—60岁的6人，占被害人数的7.2%；61岁以上的7人，占被害人数的8.4%；另有1人年龄不详。

座间味岛被害的135人中，0—10岁的婴幼儿47人，占被害人数的34.8%；11—20岁的青少年24人，占被害人数的17.7%，21—30岁的19人，占被害人数的14.0%；31—40岁的11人，占被害人数的8.1%；41—50岁的10人，占被害人数的7.4%；51—60岁的6人，占被害人数的4.4%；61岁以上的18人，占被害人数的13.3%。他们要不是没有战斗能力，就是还在襁褓之中。特别是那些孩子们，对生死是怎么会事都还没有概念，怎么可能想到要去自杀，又怎么能实施自杀呢!怪不得冲绳民众对“自杀”说法感到愤怒，这分明是杀完了过去的人又在愚弄今天的人们啊！

2、屠杀场所无处不在

在2007年，因日本当局篡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日本军队强迫琉球民众“集体自杀”，将那些被无辜杀害的老弱妇孺描绘成是为了“为天皇尽忠”而自杀。从而激起全冲绳人民的极大愤慨和连续不断的最大规模抗议示威后，找到冲绳本岛和首府周边的一些幸存者核实的部分“屠杀场所”和遇害人数。图中红色数字标记的18个地点是已有幸存者指证的屠杀现场，蓝色数字是美军登陆冲绳本岛后攻下各个防守阵地的日期。按时间顺序，最早的集体屠杀发生在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登陆战的当天。其后，每当美军到来之前，都是先杀光当地老百姓，再与美军对峙。3月26日在座间岛被杀的平民有237人；在庆留间被杀的有53人；在屋家比岛被杀光的有2个家族，虽没写清人数，至少也10人以上，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家族；3月28日在渡家敷岛被杀害的平民有329人；接下来的4月，从1号到4号分别在长田、楚边、波平、具志川、恩纳村等地杀死146位平民；4月中旬除在美里杀死33人；在哈家坳杀死100多人外，还在苦巴窟坳和山拓塔坳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具体死亡人数无从考证；5月12日，日军向躲在房子里避难的妇女儿童投手榴弹，当场炸死35人，炸伤15人，最后伤者也大部分死去；5月末，在美军占领玉城前川之前，又有30几名平民被杀光；6月中旬，在真荣里、兼城、卡民栋等四地失守前又杀光掉80余名平民。7月2日冲绳战役结束，整个大琉球群岛都已落入美军之手。但是，那些东躲西藏逃避美军搜捕的日本败兵们还是见到琉球居民就杀；杀到八月日军无条件投降之后，日本败兵还在久米岛等地肆意屠杀平民；1945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二个多月了，在伊是名村，漏网的日本败兵还在执行前日本政府的“玉碎令”，活生生地将奄美岛出生的8名妇女和少年集体杀害掉。

三、无所不在的屠杀骗局

1、数据告诉我们的屠杀实况

《冲绳近昔之旅行·非武之岛的记忆》

日本防卫厅的战史研究室有一组很有兴趣的数据。其一是被日本军屠杀的无辜的冲绳居民的人数；第二是因参战而死的未满14岁的孩子们的人数。看到这些数据，你就会知道冲绳战是场什么样的战争。日本军队是如何地敌视琉球居民，而且，国家的军队是如何地将枪口对准“本国的公民”。

这些屠杀本国公民的劣迹在日本军冲绳守备队的机密文件里也得到了证实。如陆军琉球部队命令书的“陆军会报”里，就清楚的记载着“在军人军属面前讲冲绳语的以间谍罪处决”。“冲绳语”是冲绳的方言、也是冲绳当地的通用语，当地人只会讲当地语，人们见了日本军队只要一开口讲话就成了“间谍”，就会被处死。拿这个当杀人理由，除了是要让“冲绳居民”全都去死外，没有别的目的。

看看“间谍嫌疑”等稀奇理由被处决的人们的具体记录，发现他们大部分都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如：区长、公民馆长、难民领导人、学校校长、冲绳籍警察等。战场上安定民心、转移民众、避免民变和骚动、使之减少伤亡等等，都是需要这些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的人们来帮忙的。通常情况下军队是要依靠他们，动员他们出来做民众工作的。想方设法把他们杀掉的目的，就是避免他们妨碍日军屠杀民众。

可知当年日军对那些乳臭未干的14岁以下孩子们是何等的残忍。他们被驱赶到战场上去搬运弹药、救护伤兵，本身就是很不人道的事。动不动被“日本士兵枪杀”，赶出战壕去抵挡敌军的枪炮，谁能看得出日本军队的人性在哪里!

日军某部杀害冲绳居民的部分记录

1、因被美军俘虏过而被杀害的平民124人；

2、因间谍嫌疑被处决的53人；

3、被强奸致死的16人；

4、抢夺粮食事件60 件；

5、因赶出壕沟、不准进掩体躲藏而大量死于炮火的事件116件；

6、被日军逼迫集体自杀的事件6 件；

表2、日军某部未满14岁的娃娃兵阵亡人数

1、被赶出壕沟死于炮火的11483人；

2、烹调、杂役、救护士兵时阵亡的343人；

3、被逼自杀的313人；

4、搬运粮食时阵亡的194人；

5、搬运弹药时阵亡的89人；

6、建筑阵地工事时阵亡的85 人；

7、被日本士兵枪杀的14人；

8、其他原因死亡的334人；

从这两处可以看出：单是日军某一个部分残害致死的有记录的未满14岁少年人数就达12855人，那么14岁以外的该有多少？其它部队里死亡的大人和小孩又该多少？没有记录的阵亡人数又是多少呢？

有当年实施屠杀任务的日军小队长事后交代：使尽千方百计，目的只为了让琉球居民去死。要让几倍几十倍于日本军队的民众去死，并不是一阵乱枪乱炮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它不能激起岛内民众的整体暴动，那样就等于把冲绳和民众拱手送给美军。因此，需要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制造各种各样的骗局，让人们觉得日军杀人有一定的道理，或者说只有死才是唯一的选择。以致大多数日军在屠杀民众前都装出冠冕堂皇，慷慨傲然，甚至是很通情达理，充满人性的样子，只到行刑时才露出青面獠牙。很多民众到临死时虽然已经恍然大悟，但是，为时已晚。

有幸存者揭露，在庆良间岛执行屠杀任务的部队，在给老百姓讲如何应该为天皇尽忠，如果宁可玉碎也不能落到美军手里的时候，一个个都慷慨激昂，不断领着老百姓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装出一副要为天皇尽忠的模样。可是当他们屠杀完这些老百姓之后，面对美军的攻击时，他们却放弃抵抗，一个个乖乖地投降了。其所以冲绳大战到最后活下来的主要是日本军人，很少看到琉球百姓，就是这种骗局的结果。日本军人都可以苟且偷生，就是不能让琉球的老百姓活下来。

日军屠杀无辜时最常用的理由，就是以当地人讲了当地话，说你是在使用间谍密语，是在传递间谍信息，是在策划可怕行动，不管你是讲话的还是听话的都得统统杀掉。有时挨打受伤或被枪炮惊吓发出一声哀叫，也会因为是当地声调而招来周边一大群人的杀身之祸。

有时美军进攻时，惊天动地的巨大爆炸总难免吓得婴幼儿发出哭声，难免会使藏匿地点以外的人听到。这一下日军就有了杀人的理由了，恨你暴露目标，恨你招引敌军，罪名随他安，动不动就将大人孩子一大群一大群地杀掉；逃跑时落单，离群了你会被当成间谍当场杀死；大人孩子饿得受不了，谁要是出去找食物也会被当成间谍杀掉；你要是逃跑时遇上其他人群，只要说出自己是败退下来的，或者说了美军的进攻凶猛，那就成了动摇军心，两群人都别想活命；有很多山洞都白骨累累，他们大多是由日军指挥躲进去避难的。但是，当你躲进去之后，等待你的就是手榴弹爆炸。日军除了强迫民众自己拉响手榴弹 “自杀”外，还不断向民众开枪或投掷手榴弹，决不让任何人侥幸逃生。

死得最冤的是在日军的恐吓和威逼下，自己拉响手榴弹将全家或全村炸死的那些“集体自杀”的人们。在美军登陆前，日军大肆造谣恐吓民众，说美军比魔鬼还要凶恶。抓到男的会剐皮抽筋，千刀万剁；抓到女的会先奸后杀，把身体器官割下来当玩物；抓到小孩会杀来吃掉等等等等。凡是他们干过的最残忍的手段勾当，都栽到美军的头上大肆渲染。使得冲绳民众对美军畏之于虎。当日军将他们集合起来，强迫他们“集体自杀”时，竟然也不作太多的反抗。不知道日军的所有渲染和恐吓都是为了让他们去死。

即便是醒悟过来了，也为时已晚，因为日军的方针是骗得过就骗，骗不过就撕掉假面具大开杀戒，不死也得让你死。因此，到了临死关头跳崖的想犹豫，军人就会把你推下去；被赶进自杀场地的想逃出来，就会遭到乱枪的扫射；发了手榴弹的你不拉弦，就会有点燃的炸弹降临到头上。不愁你不按军方的要求去“自杀”。

2、幸存者的控诉

醒悟过来的幸存者们，无一不痛心疾首地揭露日军当年的丑恶嘴脸：

77岁的上原女士，正是当年那场悲剧的幸存者。她说，日本侵略别国，杀死邻国的无数平民。对于国内民众，日军封锁实情，掩盖真相，“夺去了人们的判断能力以及生存权利，将人们驱向死亡战场”。作为幸存者，她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战争体验，把真相告诉下一代，呼吁永久的和平，才是对死者的最佳慰藉。

80岁的宫平春子回忆说，1945年3月25日晚，哥哥告诉爸爸：“敌军确定要登陆，军方下了‘玉碎’命令，我们一起死吧”。

57岁的史学家宫城晴说：“祖父亲手用刀割了祖母和三个儿子的脖子，自己随后也自杀，没想到只有二儿子气绝身亡，其他人虽受重伤却存活下来，祖母伤了声带，发声困难。对祖父母而言，这是一生的折磨，不管是生是死都像活在地狱般”。

68岁的吉川嘉胜6岁时曾目睹渡嘉敷岛的集团自决现场，他叙述说：“上百村民在村长高喊‘天皇陛下万岁’之后，手榴弹接连爆炸，我的手榴弹没引爆，母亲告诉我要尽力保命逃亡，因而捡回一命”。

幸存者披露内容说，由于担心军事机密泄漏，日本军方当时强迫当地居民自杀，并为居民分发自杀用手雷。

参与编撰冲绳县史的研究学者大城将保先生表示，“当时若没有日军介入，一般居民会有手榴弹，会拿镰刀或剃刀亲手杀了家人和幼子吗？冲绳战是军民一体的战役，许多居民因协助军方建造秘密基地，熟悉阵地和武器性能，所以日军不能让居民成为美军的俘虏”。

在琉球战的最后战场摩文仁丘上，建起了和平纪念资料馆。资料馆中留下的是幸存者的证言：为使战争不至殃及本土，日本军队如何命令居民们协助抵抗；为使败退的日军迅速撤退，担任护士的少女们被迫用毒药杀死无法走动的重伤员；在效忠天皇的号令下，居民们被挨家挨户分发手榴弹，用以全家自杀，没有分到手榴弹的则四处寻找大树上吊或从悬崖上跳进大海，当时琉球南岸的海水一片殷红。

搬硬套那霸市东南方不远，有一处“姬百合和平资料纪念馆”， 该馆是一些有识之士捐资修建的。重点介绍冲绳大战期间，琉球师范和第一高中的136名女同学被日军逼迫自杀的事件。走进姬百合纪念馆，迎面挂着的是一幅幅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都是一张稚气未消的脸，下面标有死者的年龄：15岁、16岁，她们就是那些被逼死的女学生。据该馆负责人原当美子介绍，1945年3月，美军登陆琉球，日军驻琉球守备队强令县内220多名女学生前往南风原陆军医院护理伤员，掩埋尸体。后来，败局已定，阵地陷入美军的包围时，因担心这些学生落入敌手为美军所用，日军选择的竟是消灭她们，让她们去死，在恐吓的同时向她们开枪，投手榴弹，还分发手榴弹，强迫她们集体自杀，其中的136名女学生就这样被日本兵剥夺了生命。

《“琉球独立论”势头高涨背后掩藏着的大屠杀》（张幂2015-07-03）说：

6月23日，冲绳迎来了“二战”后第七十个“慰灵日”。但是冲绳人民内心的伤痛却没有愈合。由于美军在冲绳建立的军事基地，导致冲绳与日本本土出现了隔阂，现在这一隔阂正在日渐加深。

琉球，今称冲绳，在东中国海上，呈东北西南向，包括大隅群岛、吐噶喇群岛、奄美群岛、冲绳群岛、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等，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群岛范围之内。距中国沿海的上海、宁波、温州约700多公里。1871年前有琉球国，为中国的属国。1879年，琉球国被并入日本版图，同年设冲绳县。1945年日本战败，琉球被美军占领。1970年美日背着中国签定《美日旧金山和约》，把琉球连同钓鱼岛的管理权转给日本。

琉球独立运动

根据美国最初的计划，琉球将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独立国家。美国宣传占领琉球是“将少数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暴政下解放”。在美国的宣传下，琉球人的独立意识高涨。在保罗·卡拉威统治琉球期间，更是多次使用“琉球”这一称呼，来刺激冲绳居民的民族主义，试图推动与日本分离的主张。此时的琉球独立运动宣导者认同日琉同祖论，认为琉球民族是大和民族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因素，琉球民族与大和民族有着相当多的不同之处。他们反对明治时代日本对琉球人的同化政策，希望在美国的信托统治之后成立独立的琉球国。这些人把美军称为“解放军”。

美国在1953年与1972年先后将奄美群岛与冲绳群岛的管理权移交日本。有一部分琉球人提出让琉球群岛回归日本统治。而琉球人反对美国统治的情绪愈演愈烈。1965年，发生宫古农民骚动；1970年，发生胡差暴动。1971年又发生波上骚动和第二次胡差暴动。此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之中。在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指示下，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首次提出了美国有将整个琉球群岛归还日本的考虑。而不少日本和琉球的左翼团体反对美国将琉球群岛交给日本。1972年，美国将琉球的施政权重新移交给日本，对琉球人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惨绝人寰的琉球大屠杀

为何琉球民众如此抵触美国将管理权移交给日本呢？在日本占领琉球之后，实行了几十年的血腥统治，根本不把琉球人当人看。哪怕是当地居民不小心讲了几句当地方言，一旦被发现了，也会引来杀身之祸。或是丧身在残酷的东洋刀下，或是被逼去跳海自裁。好不容易迎来了二战的即将结束，外界都以为琉球人民从此会获得解放。没想到竟迎来了日本军队的种族灭绝大屠杀。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到底杀害了多少人，具体的遇害人数至今还扑朔迷离。有资料显示，冲绳大战之前，冲绳本岛的人口是47万人，到美军占领冲绳后，岛上居民只剩下11万人。剩下的36万人哪里去了？岛上减少的36万人，基本上都死在了岛内。尽管有一部分是被战争双方的枪炮夺去了性命，但战争统计资料中，算作战斗死亡的，参与修建战斗工事或后勤搬运死于炮火，或战败时被日军逼迫“集体自杀”的冲绳人为55246人；被编入军队的冲绳学生兵等战死或被逼“集体自杀”的有28228人。如果这些人都算战死的话，那么冲绳的战死人数就是83474人。还有27万人是死于屠杀。因为日军逐村逐岛的集体屠杀，很少留下活口。加上那些实施屠杀的军人又都战死或自杀。那些被屠杀的琉球同胞们就永远冤沉大海，连一个证实他们是怎么被害的人也找不到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冲绳本岛的人口少了36万和日本军队组织了屠杀，是永远抹消不掉的事实。

而且这种出于种族灭绝目的的屠杀规模，世所罕见。它有可能与南京大屠杀不相上下，也有可能比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还要大。不过，它与南京大屠杀所杀的主要是放下武器的军人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军队在琉球屠杀的几乎大部分都是老弱妇孺。

谢选骏指出：我去过冲绳—琉球，那里根本不像日本，而像南洋。日本人这么残忍虐待那里的居民，是可以理解的，而那里的居民愿意服从日本人统治，反倒是不可理解的。这一点可能与朝鲜人和台湾人对待日本统治的不同态度看得出来（朝鲜人极其厌恶日本、台湾人不太厌恶日本）——热带人比较慵懒的温顺，所以很多人无法理解印度尼西亚人的残暴，因此将之归咎于伊斯兰教。

【031、日本人对白种人的恐惧】

《日本APA酒店又来北美挑衅！这次却……》（2017-02-16  综合新闻）报道：

2017年2月“元谷外志雄”的“日本APA酒店”又因客房所放置的书籍遭到抵制，这次惹怒的是加拿大犹太人。

就在一个月前，该酒店因摆放右翼言论书籍惹怒中韩两国。

据《日本时报》网站2月14日报道，APA在加拿大共经营着6家酒店，这些酒店也为客房提供书籍。

其中，《Apple Town》杂志在2月的一期中引述了APA社长元谷外志雄的言论：“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的信息、金融和法律，他们从全球化中获益颇丰，因为他们将巨额利润转移到了避税天堂，不用缴纳任何税款。很多犹太人支持民主党。”

这是元谷外志雄在一篇题为“美国对犹太全球主义的反击”的文章中所作的评论。

据查询，《Apple Town》是APA集团自创杂志，部分内容被翻译成英语，杂志主要关注经济以及日本的外交政策问题。

元谷外志雄本人以笔名向杂志进行投稿。在名为“Big Talk”的专栏中，他多次谈到“日本侵略、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都是“捏造的”、“虚构的故事”。

元谷外志雄的上述反犹太言论，已经遭到加拿大犹太人团体的抵制。他们要求APA在加拿大的所有酒店移除这些带有挑衅意义的书刊。

该集团被迫在大温哥华犹太人联合会官网上发表道歉声明，并迅速上移除了相关书刊。

在道歉声明中，元谷外志雄对自己给犹太人的误解——反犹太，表示遗憾。

APA集团发言人NahoUdagawa表示，酒店顾客将只会在客房中找到《Apple

Town》的三月刊，其中不包括集团的道歉声明。该杂志并未出现在APA集团旗下的美国酒店，仅在加拿大酒店提供。

Debby Shoctor，埃德蒙顿市犹太人联合会首席执行官，在给《日本时报》的邮件中说，她不相信元谷外志雄的道歉是出自真心：“他似乎成了一个日本的辩护人，认为日本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日本人是最至高无上的。”

在日犹太人中心负责人RabbiDavid Kunin，也表达了对元谷外志雄言论的担忧：“看到日本出现这种反犹太言论是很令人不安的，要知道，犹太人遍布全球，他们都在关注着。”

上月，被中韩两国抵制的APA酒店，三番五次对移除右翼书籍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多次发表不当言论。

日本反反犹主义委员会(the Committee Against Anti-Semitism)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称，APA集团已了解事件：“即使元谷外志雄的作品并无故意的恶意，也总有一些人会读到，产生有害观点，并向身边人传播造。这就是阴谋的开端。”

该委员会从属于日本犹太社团，与国际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为纪念在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而成立——观察者网注)以及和其他国际组织有着密切往来。

同样是撤书事件，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元谷外志雄对中国的态度：绝不撤书，并想要靠此提升APA知名度……

虽然面对中国人如此，但在犹太人的面前，他却“怂”的干脆利落。

谢选骏指出：抗议日本人的只是犹太人。而犹太人虽然属于广义的“白种人”，却还是被美国的手下败将德国人视为最为劣等的人渣的。但就是这样的“白种人”，也足够让日本人发抖的了。由此可见日本人对白种人的恐惧。难怪在二次大战中，日本人要大吃白种人战俘的内脏和生肉，来给自己壮胆。而在和平时期，日本人连猪狗的内脏也不敢吃的。日本人现在十分可怜——在自己的祖国都被他们看不起的美国人无声而蔑视地踩在脚底下，在冲绳殖民地上的日本人猪狗不如，所以只好对着韩国“支那”磨嘴皮子——这就是“断了脊梁骨的日本人”的真相。

我1991年去“东京靖国神社”视察，就看到了军国主义的徒劳挣扎，他们努力了七八十年（1868——1945年），最终只是吃两颗原子弹，得到的是一片废墟。所以“东京靖国神社”只是“日本的耻辱柱”，只让人觉得日本的可怜——他们站在长城上欢呼的时间长度，还比不上几乎绝种的蒙古人。这就是吃了原子弹以后一蹶不振的“日本人民”。“驯服的败将”，这就是“断了脊梁骨的日本”真相。

【032、日本和亚洲各国的种族主义】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016年9月10日文章发表题为《G20是中国迈向全球领袖之路的又一步》的文章称：中国首次举办G20会议，不遗余力地向来宾展示杭州的魅力。从会议所用的明式太师椅到张艺谋导演的西湖湖畔绝美表演，北京的软实力牌打得可谓淋漓尽致。

全世界的目光聚焦杭州之际，这场魅力攻势发出一个讯息：中国主办一场国际峰会绰绰有余。2012年后，中国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变，开始施展力量，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派出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政治上介入南苏丹等国家，这意味着北京开始打破不干涉原则。与2008年奥运会、2011年金砖国家峰会及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一样，杭州G20峰会也必须被理解为这个更自信的外交政策推进的一部分。

北京似乎采取了一种互相矛盾的战略。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增加对联合国的出资，在当前西方所主导的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挑战这些机构，另辟蹊径提出更公正的国际体系。中国拥护21世纪全球化，批评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的旧国际架构。

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日益孤立，俄罗斯仍受制于低价能源和西方制裁，欧盟深陷一场自我反思的危机，而中国领导全球的势头似乎有增无减。

无疑，一次国际峰会不足以使中国一跃成为全球领袖，但杭州G20塑造了中国成熟和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使中国向目标迈进了一步。

就在杭州G20峰会结束后的一天，奥巴马在老挝东盟峰会上罕见遭到集体孤立，亚洲各国的元首争相把手伸向中国领导人。

尽管美国和日本等国一直想把南海问题拉回到中心议题，奥巴马甚至忍气吞声与行前曾辱骂他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握手寒暄。但结果无疑令南海争端的域外“炒作者”大失所望，此前的东盟峰会没提所谓南海仲裁案，东亚峰会通过的三个文件更是与南海问题毫不相关。对于奥巴马这位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来说，这样的结果无疑使他最后一次“重返亚洲”之行只能黯然收场。

《韩国日报》8日称，与奥巴马在亚洲遭到“集体孤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亚洲各国的元首争相把手伸向中国领导人。

谢选骏指出：日本媒体大肆炒作“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之行遭到空前孤立”，其实是一种种族主义的体现。因为当时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是美国白人，得到奴性日本尊敬的因此也是美国白人；但是奥巴马虽然是个美国总统，却是黑人，因此得不到美国总统应该得到的宗主般的尊重。这可能不是日本单方面的问题。记得奥巴马刚刚上台访问日本的时候，会见田黄老二（天皇老儿）的时候，竟把屁股蹶起老高，卑躬之至地鞠躬，我想任何一位白人总统，都不会这样作态吧。奥巴马如此行径，不仅是受到了日本种族主义的感染，而且是亚洲各国的种族主义的体现。毕竟，奥巴马是在变态种族主义的印度尼西亚长大的。为什么《韩国日报》会说与奥巴马在亚洲遭到“集体孤立”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亚洲各国的元首争相把手伸向中国领导人？因为这些人都看不起黑人，担心和黑人握手会弄脏了自己——并不是由于他们真正尊重红色中国的手。

【033、煞气世纪——1917年—2017年】

说起1917年，中国人都知道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俄国十月革命”，其实，1917年还发生了一件不比俄国地震小的事件，而且是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前，那就是“1917年4月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宣布与德国断交”，美国就此投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

这两个事件加起来的影响，堪比一战本身还要重大，直接改写了后来的历史，导致了美苏两霸一度瓜分世界的世界格局。同时，也注定了二十世纪是一个悲惨的“革命和战争”的世纪。这个世纪充满了战俘营，并且中分化出了集中营和灭绝营，以及“八亿人民八亿兵”的“解放营”（正式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出现在十月革命之前的战俘营，恰恰是被现在的人们选择性地遗忘了的。

而今年正好100岁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Ieoh Ming Pei），就用他设计的建筑，见证了这样一个悲惨世纪。

在现代建筑的历史上，贝聿铭被称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大师”。他始终坚持着现代主义风格，在将建筑人格化的同时为其注入东方的诗意。今天，2017年4月26日，是华裔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100岁的生辰。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他，无疑是建筑界一个特殊的存在。从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肯尼迪图书馆，再到卢浮宫改造工程、美秀美术馆，贝聿铭这个名字，几乎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建筑。

1917年4月26日出生于广州，祖籍苏州。

贝聿铭的建筑生涯，可以说是进击的一生，带有他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他求学期间辗转多次最终师从格罗皮乌斯门下；曾经因为“房屋建筑师”的身份被美国主流建筑师协会排除在外；赢得肯尼迪图书馆竞赛扬名之时却因汉考克大厦玻璃的脱落而跌入低谷；顶住舆论压力在批评声浪中建造的卢浮宫金字塔最终赢得了高卢人的赞赏；仅与拙政园一墙之隔设计的苏州博物馆，则是倾注了贝聿铭对东方故土的无限情感。

贝聿铭的第一代祖先在苏州行医卖药，至18世纪，贝氏家族在苏州居住了已有六百余年，是拥有大片土地的望族，以行善和助人享誉苏州。1917年，贝聿铭在广州诞生，贝氏家族也于同年买下了苏州著名园林——狮子林。1920年，贝聿铭的父亲到上海工作。10岁时，贝聿铭随家人迁往上海。从那时起，几乎每年寒暑假，贝聿铭都会回苏州，他在狮子林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童年时光。

贝聿铭的中学是在上海读的，他在这里接触到了新的建筑、艺术和生活方式，电影成了他获得信息和启发想象力的重要途径，影片中轻松、愉悦的美国校园生活令他十分向往。1935年，18岁的贝聿铭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轮船。最开始时，贝聿铭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学院学习。然而，贝聿铭对当时过于传统保守的宾大建筑系颇为失望，仅仅两周之后转到麻省理工学院，转专业改学工程。在此期间，1935年柯布西耶在MIT的演讲，被贝聿铭称为“我建筑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天”。

1938年，贝聿铭遇到在事业跟生活上相伴一生的陆书华。1940年，贝聿铭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并在1942年到哈佛大学追随格罗皮乌斯学习，之后又进入哈佛研究生设计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贝聿铭有两位良师益友，其一便是格罗皮乌斯，他将建筑与相关学科融合的包豪斯教育理念，以及注重合理性的观念深深影响了贝聿铭；另一位则是马塞尔·布劳耶，他对光有着浓厚的兴趣，这就使贝聿铭对光有了了解，也认识到了光在建筑中的重要性。从那以后，贝聿铭将光视为设计建筑时最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也因此获得了“光线魔术师”的美誉

在1946年，贝聿铭决定设计一座位于上海的博物馆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在此期间他融合了东西方的设计——上海艺术博物馆，格罗皮乌斯称之为“我见过的最精致的学生作品。” 

然而，他并不知道，在60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在故乡的土地上，将中式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技艺相结合，将当年的设想付诸实践。

1948年，31岁的哈佛大学建筑系助教贝聿铭，离开安静的校园，从他居住的波士顿剑桥小镇（Cambridge）来到大城市纽约。对这位东方青年而言，这个决定不仅仅意味着自此从安静的学术界投身到一个喧嚣的商业界，也是他人生轨迹就此转变的一个节点。

向贝聿铭伸出橄榄枝的，是作风张扬、嗜抽雪茄的纽约开发商威廉·齐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其实接受齐肯多夫的工作邀约非常冒险，因为在那个时候，受尊敬的建筑师从不与开发商一起工作。”在贝聿铭事务所工作了18年的珍妮特·斯特朗博士说。尽管争议颇多，但齐肯多夫是对贝聿铭一生有极大影响的一位人物。贝聿铭评价齐肯多夫是“最有想象力的开发商”。

在这一时期，贝聿铭完成了许多设计项目，但在建筑上的品质大多平庸不出彩，其被建筑师协会所不齿的“标签”，让贝聿铭对前途开始新的思考。虽然齐肯多夫对贝聿铭非常肯定，贝聿铭最终还是选择离开齐肯多夫的公司，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I.M.Pei&Associates）。而齐肯多夫给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写了一份很动感情，也很伤感的告别信。贝聿铭后来说，30年后重读这封信，依然潸然泪下。

1960－1980年的这二十年，对于贝聿铭来说可谓跌宕起伏。贝聿铭完成了许多出色的作品。它们为贝聿铭带来名声的同时亦让他饱受争议。1964年，在肯尼迪图书馆的竞赛中击败路易斯·康跟密斯的贝聿铭，顿时成为镁光灯下聚焦的宠儿；然而1973年，波士顿汉考克大厦立面玻璃的脱落让贝聿铭的事务所一度陷入困境。

1967年，美国大气研究中心是贝聿铭公共建筑设计的开端。整个建筑群雄踞科罗拉多州山顶，简朴浑厚的外形、塔楼样式的屋顶让建筑与山峰融为一体。为使得建筑融于自然，贝聿铭采用当地石材为建筑原料，将砂石加入混凝土中，再用凿石锤进行加工，让其表面露出深粉色。整个建筑看起来，就像是从一个巨大岩石中开凿而成。也正是这次机会，贝聿铭“建筑应该和它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的建筑美学开始逐渐清晰。

美国纽约州雪城埃弗森艺术馆，1968年

珍妮特·斯特朗说：“国家大气中心项目，使贝聿铭第一次有机会探索建筑的艺术。尽管从近处看，还有一些细节显得不甚完美，但他独特的风格和建筑语言仍然熠熠生辉。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贝聿铭不断琢磨自己的建筑美学，做出更加自信和流畅的作品。”贝聿铭又一鼓作气，完成了艾佛森美术馆的设计。

1969年，他因得梅因艺术中心和艾佛森美术馆项目，获得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国家荣誉奖。这是协会第一次同时颁奖给同一个建筑师的两个博物馆作品。艾佛森美术馆建成之后，贝聿铭邀约不断。

在建筑史学家珍妮特·斯特朗看来，贝聿铭建造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一些建筑，但他最大的成就还是他创建的公司。“半个世纪以来，在设计、规划和技术方面他建立了丰富的内部专业知识。他总是非常慷慨邀请年轻建筑师，允许他们从头到尾参与整个建筑进程。”

将贝聿铭从困局里拯救出来，从而也把他职业生涯“稳稳地推到了建筑界的大师”上的，是国家美术馆项目。上世纪60年代，保罗·梅隆决定筹扩建国家美术馆。贝聿铭又一次与路易·康成为竞争对手。一位同行评价说：“康和贝许多地方很相似，但康是局外人，贝是贵族。”

1978年，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贝聿铭完成了其设计生涯中最得心应手的项目。东馆的展览室可以根据展品和管理者的意图调整平面形状和尺寸，有些房间还可以调整天花板，这样的设计极大程度地保证了空间的灵活性。不仅展品如此，对普通观众更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空间内自由地感受艺术，不会为艺术所“累”。

1980年代，有着许多出色作品陆续建成的贝聿铭，此时早已被建筑圈认可。

1983年时，普利兹克建筑评审团将奖项颁给了这一位华人建筑师。这一时期的贝聿铭，开始有了在阔别已久的中国故土上实践设计的机会。在这期间，有着许多缺憾的北京香山饭店建成，但人身处其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东西方的韵味；当时香港第一高楼的中银大厦的设计，更是成为维多利亚港边的经典地标。在卢浮宫金字塔的设计上，贝聿铭用出色的设计再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证明了自己。

1978年，谷牧邀请贝聿铭来中国，希望他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咨询，借大兴土木迈入现代化。他建议不要在故宫附近建高楼，以保护紫禁城金黄色琉璃瓦屋顶上的开阔远景。他想另选一址，北京的旅游机构——第一服务局提议在他们管理的某一座城郊公园里中建一座底层饭店。他们将贝聿铭和他的儿子贝建中带到北京西北郊的香山，那里给人一种宽广的森林野趣之感，是远离闹市喧嚣的另一个世界。在贝聿铭眼中，这个皇家园林遗址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凉亭、宝塔分布得错落有致，俨然一副古代画卷。他不再犹豫：“我们就在这儿建吧。”

香山饭店项目组的曹凯文回忆说，贝聿铭当时已经功成名就，大部分项目都是出个想法，让助手们去执行，但香山饭店却不同。他惊讶地看到，贝聿铭常常手握铅笔在设计桌上冥思苦想。“在两三年的实践中，这是他自己的项目。

移交香山饭店之后，贝聿铭搬到香港，他即将在这里为维多利亚港的天际线增添一座塔楼——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这又是一项他无法拒绝的项目，无论是出于建筑上的挑战，还是情感上的衡量。

新的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与汇丰银行毗邻，而随着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中国，这座新大厦所担负的使命不言而喻，它必须使作为殖民统治标志的汇丰银行相形见绌。

贝聿铭曾说过，“我生平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的骄傲，那就是卢浮宫新馆的创作。” 

1989年，卢浮宫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完工，包括金字塔、周边的广场和地下空间。为了让卢浮宫的新入口与原址建筑和谐统一，贝聿铭在原本的中轴线上放置了同样对称的金字塔。参观者可以通过开放式电梯从庭院下行至新的主入口，可以从四、五个方向任意选择一个开始参观。金字塔实际上是为整个卢浮宫提供了一个入口，让几个独立的宫殿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建筑群，成为这栋建筑的主要入口，也分担了大量的人流。

在卢浮宫金字塔各个版本的故事里，1984年1月23日举行的历史古迹最高委员会（Commission Supérieure des Monuments Historiques）会议，永远是故事的最高潮。整个会议十分吵闹，氛围充满了敌意。委员们疯狂地批评着贝聿铭的设计，不懂法语的贝聿铭并不知道对方说了什么，但他身旁的女翻译却已经含着泪水哽咽着没有再翻译下去。

而在1989年3月29日剪彩的时候，人们为贝聿铭鼓掌，全世界的媒体都为他的作品叫好。第二天，公众蜂拥而至，以前的争议和羞辱被人遗忘了。

卢浮宫改造项目的整个过程中，贝聿铭做了很多建筑设计以外的事情。面对法国的悠久文化传统、行政体系和社会舆论，他始终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历史与现代、艺术与政治的平衡点。

1990年，贝聿铭从事务所退休。从这一时期开始，贝聿铭在世界各地做了许多博物馆设计，比如1997年落成的日本美秀美术馆，2006年完工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贝聿铭在故土苏州这片土地上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更是让更多人走近他的东西方建筑美学。卡特·怀斯曼如此评价这一阶段的贝聿铭：“在年逾九十的贝聿铭，证明了一个人也许可以实现年轻时的梦想，而仍保有割舍不断的根。”

这是一个人类永恒的梦境，西方人叫：伊甸园，东方人称：桃花源，哲学家说是乌托邦，这，便是贝聿铭向我们展现的理想景观——日本美秀美术馆。”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沿着种有郁郁葱葱树木的坡道向上走，通过隧道，穿过桥后，眼前一亮。像“桃花源”中的渔人一样，寻寻觅觅，找到“世外桃源”。

1997年竣工的美秀美术馆，正是贝聿铭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得到启发，创造了一个诗情画意的博物馆入口。进入美术馆的入口只有一条路，必须乘坐电瓶车或是步行穿过山中隧道，隧道另一头连接着一条横跨深谷的吊桥。进入隧道，就能远远地看到美术馆，似乎走进了武陵渔人无意发现的那个入口。

第一次参观场地时，设计师就被这里的美丽景色所震撼，称这是一处世外桃源。由于地上是自然保护区，这里80％的建筑都埋藏在地下。谦虚地隐蔽在万绿丛中，与自然之间本来应有的比例和谐调。

满山遍植苍松与香枫，散布着多处人文古迹。中国古代文人山水画高古幽远的意境，在这里得到最完美的诠释。贝聿铭说 “你只有不断的去探索它，你才能感受到仅仅属于这片山谷的光、风和万物生长的声音，直到走近它时，你便会发觉，这里就是世外桃源。

苏州是贝聿铭的故乡，他喜欢在傍晚时分陪着挚友宾朋在曾经是贝家花园的狮子林曲径漫步，他喜欢老屋中听曲，细细品味四垂的暮霭中家园的温馨。他从苏州贝氏家族走出，博物馆周边的忠王府、拙政园、狮子林就是他从小熟悉的生长的环境，尽管此后浪迹天涯，但他对故乡的眷恋却始终萦绕心头。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设计之初，贝聿铭就仔细翻阅过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分类资料，他希望为每一件展品的陈列量体裁衣，做出真正符合苏州、符合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苏作玉器、文房用品、象牙制品等艺术品以精细闻名，体积普遍偏小，因而人们更希望在较小的空间内欣赏它们。为此，贝聿铭设计了多宝阁式的展柜，将不同大小的展品各自放入初步制定的展柜中，整体考量，反复调整展柜的黑色框架线的粗细，以实现最佳的展陈效果。

贝聿铭为苏州博物馆新馆屋顶上设计了立体几何形体的玻璃天窗，窗户开在屋顶正中，与斜坡屋顶形成折角，使自然光以折射的方式更好地进入博物馆。同时，为了保护展品在展览过程中免受光线伤害，他还在玻璃下面加以木贴面的金属遮光条进行调节和过滤，充分体现了他“让光线来作设计”的精髓。

在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中，位于中央大厅北部的主庭院是让贝聿铭最为煞费苦心的。他以“宋四家”之一米芾的一幅山水作品为蓝本，“借以粉壁为纸，以石为绘也”，将巨石劈切成片，通过燃烧，制造出阴影，做出立体的效果，进而调整每一块石头的位置，使石片颜色由深入浅、高低错落地排砌于墙前，形成了一幅别具一格的山水画。在朦胧的江南烟雨笼罩中，营造出了米芾水墨山水画的意境。

苏州博物馆作为贝老先生的封山之作，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建筑智慧结合东方的传统美学以及对家乡的情感全部融汇在这座建筑里，创造出了独具魅力的视觉之美。苏州博物馆也不再因为其中的藏品珍惜程度而吸引人，这座博物馆的艺术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游客去观赏的艺术大作。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最初是由卡达国王和他26岁的女儿Sheikha al Mayassa公主提出设想。建立博物馆不止是为了收藏和展示，并且要重塑人们对于穆斯林世界曾经作为全球开放宽容的科技文化中心的回忆。所以设计师贝聿铭力图将较久远时代的价值观融入当今的文化之中。

博物馆外墙用白色石灰石堆叠而成，折射在蔚蓝的海面上，形成一种慑人的宏伟力量。而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几何图案和阿拉伯传统拱形窗，又为这座庞然大物增添几分柔和，稍稍中和了它的英武之气。

和建筑外观的简约现代感不同，博物馆的内部充满了复杂的伊斯兰元素，银色穹顶，玻璃幕墙、圆拱形的窗户与门帘，都是传统伊斯兰建筑的标志性元素。

博物馆中庭偌大的银色穹顶之下，150英尺高的玻璃幕墙装饰四壁，人们可以透过它望见碧海金沙。夜幕下，灯光装扮下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璀璨夺目，犹如海中的一颗夜明珠珠。

贝老所设计的建筑特色鲜明，界内人士普遍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光线特点

光是建筑的色彩，“让光线来作设计”是贝氏的名言。在他的作品中光与空间的结合，使得空间变化万端，巴黎卢浮宫金字塔的入口把大量的光线引入死气沉沉的博物馆，让过去的历史晒晒今天的太阳。“光很重要。没有了光的变幻，形态便失去了生气，空间便显得无力。”光是贝聿铭在开始一项建筑时首先考虑的问题。

玻璃与钢材

由于玻璃自身的特性——透明、反射，并且玻璃透明不至于遮挡减损原建筑物的立面，不仅符合贝氏对阳光的追求，更能够从视觉上以及空间原理上使得原有的建筑群不会被削弱，并且能使设计者的建筑思想得到充分表现，加上光线和人的运动，整个空间被赋予了活力。

混凝土

贝氏注重于混凝土的研究，挖掘它的受力特征与视觉表现力, 在建筑设计中将结构与装饰融为一体, 忠实于材料的质感表现力, 从而将对混凝土的应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伊弗森美术馆内庭的螺旋梯,我们完全可以将之视为一座可以供人上下行走的雕塑。

几何

贝聿铭在发展现代主义建筑的几何构成上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贝老以他丰富多彩的建筑作品，向人们表明：现代主义仍是有活力的，它决不是一种机械主义, 而是同样可以呈现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

不止于建筑

贝聿铭之于中国，许多人的认知仅为他在建筑方面的代表作——香山饭店以及苏州博物馆。事实上，当下北京故宫实行的限制高度与视野政策，离不开1978年时贝聿铭受邀来京时对北京城市发展和规划提出的建议，而如今处处小桥流水的苏州古城的保护，有着他的一份力量。

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故事，数不尽道不完……

（资料来源：贝律铭设计公司网站）

谢选骏指出：贝聿铭大器晚成，五十岁才形成自己的建筑美学，而且能活成百岁的人瑞，太太太幸运了。因此贝聿铭作为“世纪见证”真是适合不过了。看贝聿铭的建筑作品，不能说不好，但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适，那种不适是什么呢？那种不适似乎很难说清楚。可能是某种看不见的煞气，也可能是冷峭的锋利，不由得不让人后背发凉。这也就是纽约的魅力吧。尽管，他本人所实践的则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老华人的最高理想：福禄寿。

【034、数学成绩中的种族因素】

《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程映虹）报道：

美国著名政治讽刺网站“洋葱”2013年2月刊出了一篇煞有介事的“报道”，题目是“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落后于美国高中生”。“报道”称，根据“国际教育评估协会”在麻州核桃山发表的最新报告，中国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开始落后于美国高中生。 

“对于中国这是一个警示信号”，该“协会”的发言人说。“很简单，如果他们小学三年级学生受到的教育只相当于美国的高中教育，将来他们怎么可能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占优呢？”“报道”接着说：除了中国，日本、韩国、德国、瑞士和新几内亚的10岁到12岁年龄组的儿童，其数学和物理考分也开始稍稍落后于美国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个结果在这些国家引起了普遍的担心，很多人对自己国家小学基础教育的质量产生了严重的疑问。 

“报道”进一步说，中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很多中国人呼吁对基础教育全面改革，对教师实行更严格的考核，延长学期，增加更有效果的教学材料。中国教育部负责人袁贵仁说：“坦率地说，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立即扭转这个趋势。”否则，“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13岁的孩子为上美国的大学做好准备呢？” 

政治讽刺挖苦到这个地步，表现了美国文化深刻的幽默感。“麻州核桃山”这个地名暗讽美国东部教育重镇主张与国际接轨的自由派文化精英，而把教育明明很落后的“新几内亚”和韩、日、德等国放在一起，则是对这些“先进国家”的搞笑。但其中最“受伤”的，当然是中国，中国被描绘成一个用分数和名次拔苗助长的社会，最具有讽刺性的还属要把8岁的孩子送到美国来读大学——忙了半天，中国的小学成了美国大学的预备班。 

[学生数学成绩差——美国的国家形象] 

讽刺归讽刺，美国中小学生数学成绩差，已在国际上定格为美国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几乎每过一年半载，国际新闻界就会报道在最近的国际竞赛或国际评估中，美国学生或名落孙山或总体排名在很多国家之后。与美国学生形成对照的，往往是中国或总体来说东亚的学生，还有新加坡和西欧等一些国家的学生。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国小学生的数学教育拿到美国来应付初中是没有问题的。 

在美国国内，这个问题也一直是公共讨论的话题。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竞争更多地反映在经济和技术领域，而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给了不少国家后来居上迅速超越美国的有利条件，实际上，美国面临的国际竞争比冷战时期更复杂、更激烈。在这种国际竞争中，国家基础教育的质量和人口整体的智力发展无疑是个长期因素。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美国人不是不懂，但具体落实到数学教育上，几十年来不进反退。 

作为世界上科技最发达、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度，美国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学科（数学尤甚）为何长期以来一直较差，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个学科在国家范围内的整体水平差，一定有它制度和文化上的原因，反过来也如此，就像凡是中国人都知道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数学比很多国家的同龄人要强，其原因何在一样。这和人种没有关系，东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以数学强著称的国民并不特别聪明，除了极少数天才，多数是被塑造成这样的。 

笔者对数学教育完全是外行，但在美国社会的所见所闻告诉我：美国教育界对在数学教育中应怎样改革或提高，是有很多具体专业的讨论的，外行难以置喙。例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美国数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最终目标不清楚：小学、初中和高中究竟应该让学生掌握多少数学知识和技能，在实践中含糊不清。有的说美国数学教育的一个倾向是重过程轻概念，老师只要求学生一步步按照过程来演算，而不是从整体概念上培养他们举一反三的能力，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思维受到限制，容易觉得数学就是牢记那些法则，难以培养对它的兴趣。这里，我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长时段、制度性和文化性的原因提出一点看法，供关心这个问题的中国读者参考。这里的讨论只涉及美国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一般的水准要高于公立学校，但它的对象主要是精英家庭和对宗教有特别要求的家庭的孩子，总体上只吸收百分之十几的学龄儿童和青少年，不是这个国家教育体制的主体部分。 

[联邦教育委员会是一个“飘渺”的存在] 

首先，我想说不光是数学，在小学甚至初中的知识灌输和方法培养的整体强度（指教的压力和学的效果）上，美国学校都要弱于中国学校。数学问题必须放在这个整体上观察才说得清楚。很多亚洲和东欧国家的新移民来到美国后，常常会通过自己的子女在美国学校中的表现获得自信甚至优越感，因为他们的孩子在数学和科学上成绩一般高于美国本土的学生。很多人因此会认为美国孩子懒，被宠坏了，美国老师工作不努力，或认为美国孩子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尤其表现在数学上，等等。这些问题从现象上看不是都没有根据，但问题是如何理解。 

从制度上说，由于联邦制把教育权基本下放到了州，美国的教育在国家水平上就没有一个系统的目标，尤其在面临世界性竞争、迫切需要有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时。美国联邦教育委员会主要起一个协调的作用，只为各州的基础教育制定一些建议性的目标和原则。它的权威和知名度，更不用说掌握的资源，远不及中国的教育部。在“举国一致”的发展模式中，中国教育部的意志可以一直贯彻到小学的教室，而站在美国小学教室里，联邦教育委员会只是一个“飘渺”的存在，真正受重视的是本州的教育总监和本州的议会。在联邦制下，美国经济文化发达的州和相对保守的州之间，在教育目标和财政支持上存在着实际差别，即使在同一个州，各个市县的公立中小学之间也有很大差别，这从各地（州市县）从税收中提取作为教育经费的比重就可以看得出来。 

制度原因之二，是美国公立学校本身的问题。举个实例，对美国中小学尤其是小学有一定了解的华人家长，都会觉得教师布置的作业量远远不够。很多时候，小学四、五年级的小孩回家后，家长根据中国的习惯问有没有家庭作业，回答竟然是没有。其实，我接触到的很多美国家长对此也很不满。不少华人家长因为文化差异、谋生压力等，平时无暇了解美国社会，不知道其实美国家长对小学教育的松垮现状可能比他们意见还大。 美国初等教育对学生的压力不够可能有两个制度上的原因。第一，教师在美国这个职业竞争很强烈的社会中有些例外，它既是铁饭碗，但待遇又不和业绩挂钩，学校内部教师之间不像中国那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在各项考核中看成绩比名次。第二，教师有教师工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工作积极性，造成了对学生的低要求。与中国学制相比，美国的小学本来全年上课的天数就不足，而且每天实际上课的时间也要缩水一两个小时，但很多公立学校还找出理由来设立“教师进修日”等名目，放学生回家。由于这些原因，美国公共舆论对公立教师整体很有看法，认为他们由于缺乏竞争而懒惰，不肯在提高教学效果上下功夫。在美国左右和自由保守两派的对立中，教师无疑都倾向于前者，是民主党的票仓，这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而保守派一直呼吁从法律上削弱教师工会的权力，减少保护，增强竞争。 

除了制度的原因，还有社会原因，即种族和阶级差别带来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多族群和移民社会，由于文化传统的关系，各个族群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学而优则仕”和“学而优则富”的观念并非对所有族群的人有同样的影响。非裔和西裔人口集中的社区，学校的要求一般低于平均水平；白人和亚裔集中的地方则相反。这种局面时间长了，也就积重难返，成为教育制度中的痼疾，一定程度上还受到美国社会政治正确性的保护。这无疑从整体上拖了美国教育的后腿。 

[美国教室：孩子们的第二家庭] 

除了这些制度和社会的原因，我想，美国学校教育在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显得力度不够，还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值得读者思考。在美国，小学教育和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要比在中国小得多。走进美国的小学教室，你会感觉到浓厚的生活气息。中国的教室是全体学生面对老师，教室内只有整齐排列的四五十张课桌椅和老师的讲台，这样的教室在美国到了中学才会有。美国的小学教室基本是几张座椅围绕一张桌子，几位学生分成一个组，一个教室有几个这样的圈圈，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空间（如橱柜之类）放置衣服、用具和书籍。教师也有属于自己的讲台和写字台——美国的小学教师一般是没有自己办公室的，他们和学生同享一个空间。学生的教科书不用带回家，放在教室里供几届学生轮着使用。所有作业和学生的品行纪录都放在老师的办公区域，开家长会时，家长可以随时检查。在教室里，学生除了学习，还有丰富的人际关系活动，例如给同学庆生（可以把蛋糕带进教室给全班分享），每逢情人节相互送礼物（即使是小学生），甚至做游戏等。 

这样一个教室和中国教室相比，更像是一个家庭。它的功能不止是上课、做作业和考试，而是让孩子们感到这是他们的第二家庭。和中国学校的班级以某年级某班相称不一样，美国的班级是以主讲老师的名字来命名的，某先生、某女士、某小姐，他们就像是孩子的监护人。教学时老师也尽量用生动的形式，包括用做游戏来进行。这样人性化的教学环境当然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学习气氛。一进中国的教室，孩子们就感觉这是一个和家庭以及邻里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人际环境，到了这里，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和精力只能往学习上贯注，他们的观念是在教室里应该分秒必争。毫无疑问，对于严格的训练来说（用中国话说是“上规矩”），尤其是那些难以通过趣味和生动的方法灌输给孩子的抽象知识，中国的教学环境无疑更有效果。而美国小学的很多活动，在习惯了中国教育制度的人看来会百思不解：难道这也是教育吗？这不是玩吗？这样能学到什么知识呢？ 

美国小学教室内的活动如此安排，是建立在“童年”这一人生阶段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上的。一年有两百多天的时间，七八岁的儿童每天要规规矩矩、正襟危坐朝着同一个方向，“眼睛看老师，耳朵听老师，嘴巴闭起来”，这从美国文化看来是无法接受的。美国文化也不能接受“生活的这一个阶段就是为了下一个阶段作准备”这样的观念，它强调人的不同生活阶段各有它独立的地位。儿童时代童稚初开，是为了享受生活而非承担压力的，哪怕在学校也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室环境如此安排也就不奇怪了。美国人对儿童——甚至不单是儿童——最常说的话是“好好玩”和“玩得开心吗”，而不是“听老师话”或“遵守纪律”。 

这种生活态度看重人生的愉悦，当然就不利于向儿童灌输大量与他们实际生活无关的抽象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游乐场和竞技场的区别，也是夏令营和军训营的区别。 

如此重视童年生活本身价值的“美国特色”，总的来说，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的学科在早期教育中的效果。有些因素本身虽值得推崇和借鉴，尤其是初等教育应尽量照顾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需求，在知识灌输和方法训练上让他们相对轻松，让其个性也获得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但这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变得像是不合时宜的奢侈品，在那些不惜以牺牲童年生活拼命竞争的国家面前变得越来越负担不起。这个问题最终涉及一个社会的价值选择，就像今天为了反恐，必须在相当程度上牺牲个人隐私和便利一样。 

美国学生固然抽象思维差，但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动手能力强，团体协作意识强，这也是公认的。这两点都是在初等教育中培养起来的，一定意义上是用数学成绩差换来的，这和中国学生的情况正好倒过来。中国学生成绩再好，往往是一个人从小就被灌满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乐趣。美国小学生相互是玩伴，中国已经是竞争对手。中国是一个牡丹园，开满了用化肥催生和除虫出来的同一品种的鲜花；而美国是一个百花园，有不同的花色，也有灌木和杂草。 

[高深的数学与现实生活关系不大] 

再具体来说，我想美国社会的三大意识形态传统，即平等主义、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或民粹主义）的纠结，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对数学教育的重视。 

美国的平等主义体现在初等教育的数学教育中，就是迁就中等程度的学生。具体表现在不是尽量把一个班级的“普罗大众”往少数成绩好的学生那个方向去引导或施压，而是尽量照顾他们现有的程度，并把重点放在帮助落后生提高成绩上。毫不奇怪，很多中国家长对美国小学数学教学的程度之低和进展之慢到了瞠目结舌的地步。这样的数学教育当然容易缺乏生机和挑战。中国数学教育不但承认而且提倡的“心算”在美国很难受到推崇也和这个因素有关。网上有关数学教育的讨论中，一位美国网民说他小时候心算很好，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但他的几位数学老师都要求他在同学面前一步步用“手算”把心算过程列出来，让大家都看得懂，结果他反而常常出错，后来就对数学失去了兴趣。 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布·费克多前两年发表过一个有影响的研究报告，指出平等主义给数学教育带来的问题和后果。费克多的研究证明，美国数学教育失败，是因为它为了平等牺牲了效率，或者说为了普罗大众而牺牲了精英，而从长远看普罗大众也没有得益。他说很多老师有一个误解，认为那些数学天份稍高的学生总是会自己努力或一直保持这个成绩的，但这完全错了。这些学生得不到鼓励和支持，很多人就慢慢变得和一般学生一样，到头来美国大学很多对数学有特别要求的学科常常缺乏生源。他认为近两届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一个也不拉下”计划也犯了这个错误。 

一些刚移民来到美国的华人家长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他们子女的数学水平超过了美国同学，当他们要求美国老师给自己的小孩额外加点压力时，很多美国老师觉得不解——你孩子的成绩已经是班上最好的了，还要再加什么？换句话说，作为老师，他们的任务就是保证每个人“达标”就行了。 

平等主义就是反精英主义。与此相联系，美国也是一个有着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点很多只看到美国高端科技和发达的人文学术的人可能会吃惊。实际上，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发达，而是多元化。所谓实用主义和反智主义，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对很多在实际生活中很难找到应用价值的学科和知识，报怀疑、消极甚至否定的态度，主张教育应该多和生活相结合。美国文化虽是从欧洲文化中继承下来的，但它在科学和哲学上的抽象思维发展得很晚，在西方科学的“祭师”（即抽象思维）和“工匠”这两种传统中，美国代表的更多的是后者，它的重要人物都是工匠型的，如最早的富兰克林和后来的福特、莱特兄弟等。直到今天，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很多人都不是在美国受初等教育甚至大学本科教育的。 

受这种传统的影响，高深一点的数学（不是算术）被看作是智力的奢侈，逻辑的游戏，让少数人去发展可以，让多数学生去花功夫则是浪费时间，长大后在实际生活中毫无用处。前面提到的费多克教授的文章中就说，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融合进了美国公共教育的观念，不利于数学作为一门抽象学科的发展。 

[对数学的要求：美国不足，中国过剩] 

以数学为坐标，对比中美两国的初等甚至中等教育，美国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但对比不能到此为止。应该说，如果美国是不足，那么中国则是过剩，尤以今天的“奥数”热为甚。一个不足一个过剩，说明两国初等教育的整体目标很不一样，彼此都为自己的目标付出了代价，都应该以对方作为借鉴。和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学科不一样，数学除了培养人的分析和综合能力外，在实际生活中主要是一门工具，所使用的范围很有限。中国初等教育的数学比美国要高深，这一方面有利于人的早期逻辑思维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的灌输和强化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又确实让孩子们的童年和少年付出了太大代价。而且对于多数人来说，辛辛苦苦学得的那些数学知识在将来的日常生活中不过是“屠龙之技”，而物理、化学、生物等多少还是有用的，或者只要你想发现它的用处就能发现。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GRE一般测试中包括数学，其含义值得在这里一提。GRE一般测试有三个项目，第一即语言理解能力；第二即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即对基本数量关系的理解和处理能力，这基本是考你的算术和数学。所谓“一般测试”就是不管你考哪个专业，是必考的。中国和其他重视数学的国家到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这一级，人文和社科类是不包括数学的，而美国虽然之前不如你重视，但此刻却必考。考什么呢？即使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其内容基本上不超过初中水平，而另外两个科目的程度设定为大学本科毕业，它们之间隔了8年的教育程度！这就说明，美国教育制度基本是把数学作为工具来看的。可以说，一般人的生活经验都可以证明，他们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数学知识确实不超过初中数学的水平。这种对待数学的态度，虽然是实用主义，但又未尝不可以拿来给对它“始严终弃”的其他国家提供一个参考。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谢选骏指出：上述关于“美国学生数学成绩为什么差”的讨论中，完全掩盖了种族问题。大家知道，美国虽是一个“白人为主”的国家，但是这个刻板印象已经过时了。事实上，在美国出生的儿童中，“非白人”的数目已经超过了“白人”。而“非白人”的大宗，并非华人等东亚人或数学尚可的印度人，而是数学很差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美国黑人，只有85分。而按照其他专家的看法，中国人的智商比美国白人的100分还高一些，大约有105左右。为什么美国黑人的智商只有85分？因为美国黑人是非洲黑人与欧洲白人的混血，而非洲黑人的平均智商只有70分——（100+70）÷2=85分。而美国学生中的黑人比例和拉丁美洲人比例，各占将近百分之十五，再加上北美印第安人和夏威夷人等，总数超过三分之一，而在学童中的比例更是将近一半的——这种情况，不得不拉低美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我在美国商店里经常可以看到，拉丁美洲人收银员的数学反应能力，比华人收银员慢得多，其结算所需时间超出一倍以上。虽然收银机一般都是自动算账，但有时候算错了需要更改时，明显可以看出这一差别。由此看来，“数学成绩中的种族因素”确确实实应该受到重视。而这一因素，在中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在美国官方定义里，西班牙语裔统指来自墨西哥、波多黎各、古巴及中南美洲其他西班牙语地区的人和他们的后裔。2010年，西班牙语裔的人口在美国市区第一次超过黑人，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每六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西班牙语裔人。预计到2050年，西语裔人口将占美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035、斯金纳为何像个种族主义者】

《解读斯金纳》（2019年5月09日 转载RFA）报道：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

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主任奇诺·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华盛顿一个论坛上讨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讲到，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斯金纳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斯金纳这一说法立即引起各界的热评热议。此前有报道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就是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斯金纳也是国务卿的资深顾问，为国务卿提供必要的长期的高层级的建议。不少人推测斯金纳的意见是否反映了国务院的看法，故而对斯金纳的这番讲话格外关切。

斯金纳还说，美中之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Caucasian，即白种人)。" 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曾经面临日本人这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日本人不是白种人。有人批评斯金纳这句话有种族主义之嫌，还有人担心美国会不会出现排华。不过我从这句话的上下文看，斯金纳未必有那层意思。斯金纳无非是强调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同以往，以前美国遇到的挑战者都是白种人，这次来了个非白种人。记得在2012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缺乏准备。" 文章说："很快我们就会来到一个历史时刻，自英王乔治三世以来，第一次，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里，陆克文特地提到"非西方"，其目的也无非是强调中国崛起这件事的特殊意义，未必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一类的含意。

不少人对斯金纳有误解。他们以为斯金纳认为美中之争就是两种文明之争，因此他们认为斯金纳的看法不全面，美中之争还有意识形态之争，还有利益之争，等等。其实斯金纳的看法并不那么简单化。斯金纳也谈到贸易战，谈到美中在经贸上的冲突。斯金纳说："与中国的贸易不是唯一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或许甚至不是最大的问题。" 斯金纳也谈到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她说：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由此可见，斯金纳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经贸的冲突、国家利益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等。斯金纳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她还特地提到了文明的冲突，并且把文明的冲突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 

斯金纳供职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顾名思义，这个机构的工作就是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的规划与建议。正如斯金纳所说，你不能在缺少论证的情况下就出台一项政策。有时候，总统对某个重大问题有一种意向，有一种感觉或直觉。这时，就需要政策规划局把总统的意向、感觉或直觉加以理论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种学说，从而成为一项政策的指导。斯金纳说，我们正试图为中国撰写一篇X文章，就像当年冷战之父乔治· 凯南写的那篇政策论文一样。

乔治·凯南是美国外交界的一个传奇。1946年，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的凯南给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千字的电报，1947年，凯南又以X的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 "苏联行为的根源"。在这封长电报和论文里，凯南基于对苏联的深刻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凯南的建议被美国政府采纳，对冷战时期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斯金纳们所做的，正是当年凯南做的事情。只不过到目前为止，斯金纳的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在进行之中。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问题确实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或直觉。首先，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问题很重要，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问题，比什么恐怖主义问题，比俄国问题都更重要。第二、中国这个最强对手的情况和以往别的挑战者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和苏联就不一样，是以前从来没有遇到的。

以前，美国政府曾多次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但斯金纳认为，人权这张牌对中国可能不会像当年对苏联那么管用。斯金纳讲到赫尔辛基协议。1975年，美国和包括苏联在内的欧洲国家签订了赫尔辛基协议，该协议写进了人权条款。斯金纳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西方概念。它打开了一扇门，在人权原则上真正削弱了苏联这个极权主义国家。" 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有异议人士成立人权组织，捷克的七七宪章也是在赫尔辛基协议的背景下发布的。赫尔辛基协议还规定了宗教自由和移民权利，这对于削弱苏联东欧等国的共产专制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同样是人权牌，按照斯金纳的说法，用在中国就没什么作用。

斯金纳认为美国打人权牌对中国没有对苏联管用。对于这种说法，我们当然不赞同。在我们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很少打人权牌以至于没打人权牌。从当初和中国建交，联合中国对付苏联，对当时中国远比苏联更恶劣的人权问题只字不提，到后来不坚持人权原则就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接受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直到现在，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也没有做出多大努力。

不过斯金纳的话也不是毫无根据。譬如说，今天的中国远比当年的苏联东欧更加对外开放，在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极大的比例。可是这些中国留学生有不少是小粉红，并没有多少人变得反共反专制，变成自由民主的拥护者。对于这种现象，我有我的解释，暂且不表；不过我可以理解它会在许多美国人、包括政策制定者心中造成困惑。

斯金纳在4月9日曾经接受过美国之音的专访。斯金纳对记者说，美国、欧洲和加拿大都意识到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斯金纳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整套的中国政策了吗？我不认为真的有。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需要来应对，但美国和北约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对中国威胁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以及对需要制订基础广泛的战略政策予以应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是未来数年需要应对的挑战。" 

斯金纳讲话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文明的冲突。一讲到文明的冲突，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斯金纳说，她的观点有亨廷顿的一些思想，但也略有不同。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把世界分为七大文明，中国被归为儒教文明。亨廷顿断言，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美中两国的分歧是全面性的，是根本性的。按照亨廷顿，自由民主只是西方价值，不是普世价值。

多年来，中共当局鼓吹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否认西方式自由民主，应该说和亨廷顿的观点有某种契合。有趣的是，近些年来，某些愤世嫉俗的异议人士也在宣扬某种中国特色论或中国国情论。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中国人只是一小撮，而他们注定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亨廷顿把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归为儒教文明。这明显站不住脚。因为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敌视儒教、最反对儒教的；在所谓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中，有不少都比大陆更好地保留了儒家的传统，也都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可见儒教文明并不拒绝自由民主价值，中国大陆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不是儒教文明的问题，而是共产专制的问题。

美中冲突究竟是制度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冲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制度的冲突，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你就会致力于促成对方制度的改变。尤其是那种压迫性制度，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因此都有反对和改变这种制度的愿望，所以促成制度的改变不但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甚至种族的冲突，结论就不一样了。因为文明、更不用说种族，是不可能改变的，至少是很难很难改变的，除非武力征服，然后强制改造，否则你就只有去接受对方的存在，学会如何与对方和平共处。

所谓普适价值，一般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该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分宗教、国家、民族，都适用。另一层意思是，该价值在大多数地方被很多人共同发现和认同，哪怕这种发现还很模糊，哪怕这种认同并没有表现在外部行为上。在晚清，中国一批饱读诗书的儒生，一接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立即大加赞扬，认为其深合中国古代先哲先贤之意。这就表明这些价值具有普适性。

更有力的证明是八九民运。30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巨大规模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仅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仿照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树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这说明抗议者们正是把美国当做榜样。这说明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但适用于西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斯金纳并没有简单地把美中之争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更没有说中国文明就是排斥自由民主的。应该说到今天，西方国家对专制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已经有了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崛起的专制中国的基本性质，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知；因此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还缺乏必要的共识。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3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面面俱到地介绍了斯金纳，但是并未真正做到“解读斯金纳”，没有解读为何斯金纳表现得像个种族主义者？为何我说斯金纳像个种族主义者？因为她竟然放过苏联，而单单揪住中共，不懂中共乃是苏联的儿子党。按照斯金纳的种族主义理论来解读现实政治是完全无用的——她包括她的老爷亨廷顿在内，如何解释美日同盟和中俄亲善呢？如何解释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殊死搏斗呢？那么，下面来说说，“斯金纳为何像个种族主义者”——因为按照她的理论，她这个基本黑人（她像所有的美国黑人一样，都含有一些白人血统，所以称作“基本黑人”）显然不和白人属于同样的种族与文明。但是为了在异己的白人占有主流的川普政府里生存下去，就不得不比白人在相关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激进。这一解读也适用于白人内部——在白人世界里，非正统的白人（例如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德国人包括北欧人、拉丁人包括意大利人、东欧人包括希腊人、犹太人包括阿拉伯人）往往比正统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表现得更加激进，这是由自卑感决定的。当然，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里，只有女王家族最牛，可惜这牛早就被《独立宣言》定在了耻辱柱上了。在我看来，种族主义早在《独立宣言》里就成为不合法的东西了，因为那里宣告了“上帝同等造人”的福音真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黑奴解放，否则的话，斯金纳等人现在还是奴隶身份呢。如此才是真正“解读了斯金纳”，而不是假装解读但只介绍圆场。所以我只说“斯金纳像个种族主义者”，但却没有说“斯金纳是个种族主义者”——因为从种族主义的角度看，她永远都没有这个“资格”。

【036、为何监狱里的种族壁垒更为分明】

《调查称美国黑人和白人生活圈泾渭分明 很少往来》（2014年8月29日中国新闻网）报道：

据“中央社”报道，美国近期一项调查指出，美国白人生活圈中91%都是白人，75%的白人完全没有少数族裔友人，不过，黑人生活圈中仅有黑人者也达65%，显示种族间壁垒分明。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近日刊载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执行长琼斯(Robert Jones)2013年的调查指出，美国白人生活圈中91%都是白人，只有1%非裔、1%拉丁裔、1%亚裔、1%混血与1%其它种族友人。报告还指出，75%的白人社交、工作与生活圈中只有白人，完全没有美国的少数族裔。

相对于其它族裔，黑人生活圈中仅有黑人者为65%，拉丁裔为46%；白人只与白人相处的比例偏高。

琼斯的研究在黑人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遭白人警察枪杀，种族关系紧张之际，引起广泛议论。有人认为数字未能加入美国人口种族结构，似有指责白人之意；也有人指出，与相同种族、文化与宗教背景者相处为天性，无需大惊小怪。

美国是多元种族国家，超过6成为欧洲裔白人、约16%拉丁裔、12%非裔与5%亚裔人口，族裔关系因历史、社经地位等因素，在许多地区界线分明，布朗案地点密苏里州的佛格森(Ferguson)，即是黑白分明的城镇。

《华盛顿邮报》分析，美国人口结构与人们倾向与个人有关，包括相同种族者相处，导致这样的结果，75%的白人只有白人朋友，但接近2/3的黑人也只有黑人朋友。

种族议题无所不在，歧视与偏见存在美国社会角落。黑人喜剧名嘴克里斯洛克(Chris Rock)曾在脱口秀中逗趣说，他的黑人朋友都有很多白人朋友，但他的白人朋友多只有一个黑人朋友-就是他。

经营约会网站的毕德曼(Noel Biderman)指出，种族当然是择偶的重要因素，不过，以他经营网站的经验，当中有1/4是跨种族结合，种族壁垒分明的情况在变化中，但非一朝一夕就可改变。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没有提及的是，在美国监狱里，种族壁垒更为分明。在那里，如果和别的种族的囚犯在一个桌上吃饭，都会遭到同种族成员的殴打教训。甚至连互相说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不仅监狱当局的规定，而是囚犯自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体现。何以如此？我认为，那是因为监狱的生活简单甚至单调，不需要合作，所以民至老死不必往来。而同种的人在一些，会比较放松。扩大一些，如果一个白人和一群黑猩猩在一辆车上，这时看到一个黑人上车了，也会像看到了一个救星一样的。

【037、卧薪尝胆的恶毒邪恶】

大家都知道“卧薪尝胆的美德”，却不知道美德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恶毒，甚至一个邪恶。

网文《历史上杀大臣独一无二的荒谬理由》说：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吴国全部并入了越国的版图。越国本来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国家，在当时的天下来说，是一个偏居一隅的蛮夷之国，他能够打败称霸一时的吴国，有两个人居功至伟，那就是范蠡和文种。据有了吴国，扩大了版图，增加了大面积的土地，越王勾践应该是好好地赏赐这两个大功臣了吧？可是，范蠡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越王勾践这个人只能和他一起共贫贱，不能和他共享富贵，因此决意离开越国。他把自己对勾践的看法告诉了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劝文种离开越国。文种却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越王即便是不给重赏，还不至于恩将仇报，把自己置于死地吧？可哪知道勾践还真的要将他赐死。君主赐死大臣不是只有勾践一个，但不管是谁，赐死大臣总要有一个理由，“谋反”、“大不敬”、“兵败而归”，而勾践杀文种的理由竟然是，他所献上的破吴计策还没有用完，吴国就灭亡了！因此，勾践让文种到地下去辅佐先王，把他剩下的计策用完。用这种理由杀死大臣，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

勾践杀文种的理由非常荒唐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借着越王允常逝世的机会兴兵伐越，结果因为过于轻敌，反而被越国打败，自己也因为伤重而死。临死之际，吴王告诫儿子夫差，一定要为他报仇。第三年（前494），越王勾践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士兵，打算报仇，不顾范蠡、文种等人的反对，首先发难，打算来一个先发制人，发兵攻打吴国。吴国得到消息后，动员了全国的精兵强将迎击越军，在夫椒这个地方把越军打败。勾践带着五千残兵退守到会稽山上，夫差趁机包围了会稽。在会稽山上，勾践曾经想自杀，范蠡劝他可以侍奉吴国以求得到赦免，勾践就派出了文种前去吴国求和。文种到了吴国，非常谦卑地向吴国提出了求和的请求，就在吴王夫差准备答应的时候，却遭到了伍子胥的反对。文种回来后说明了情况，勾践打算杀死妻子儿女，烧毁宝器，然后到前线和吴国人拼死一战。文种阻止说：“吴国的太宰伯嚭十分贪婪，我们可以用重财诱惑他，请您允许我暗中去吴国通融。”勾践同意后，文种就用美女珠宝贿赂伯嚭，通过伯嚭不断地在吴王面前说好话，越国终于得到了赦免。

回到都城以后，勾践曾经想让范蠡管理国家政务，范蠡却说：“用兵打仗之事，文种不如我；但是，镇定安抚国家，让百姓亲近归附，我不如文种。”于是，勾践就让文种管理国家政务，让范蠡到吴国做了人质。在这段时间，勾践卧薪尝胆，抚慰士卒，亲近百姓，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报复的计划，时刻想着报仇雪恨。在国家恢复发展和准备报仇的计划当中，文种给勾践制定了一个一揽子计划，有人说是七条计策，也有人说是九条计策。数字虽然不同，但计划的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内外两个部分，内部就是越国自强，外部就是等待和制造吴国不和。

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准备讨伐齐国，伍子胥极力反对，结果吴国取得了胜利。回国后，伍子胥遭到了吴王夫差的责备。文种听说后，建议勾践向吴国借粮，依此试探吴国对待越国的态度。试探的结果，吴王想借给，伍子胥说不借给，最终吴王还是借给了。因为君臣矛盾进一步恶化，再加上伯嚭想取而代之，吴王夫差将伍子胥赐死。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北上与诸侯会盟于黄池，妄想称霸中原。吴国的精锐部队全部跟随吴王会盟去了，国内只有一些老弱残兵，趁此机会，越国起全国之兵攻打吴国，攻破了吴国都城，杀死了留守监国的吴国太子。吴王急匆匆地从中原赶回来。请求和越国讲和，勾践估计自己暂时还不能灭亡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在多次征伐吴国之后，勾践终于灭亡了吴国。

灭亡了吴国以后，勾践并没有回国，而是北上中原称霸，向周王室进献贡品，周元王派人赏赐给勾践祭品，并给了他一个“伯”的称号。本来，占有了吴国，手里有了大片的土地，勾践应该大力封赏功臣才对，可是勾践却并没有这样做。是他忘记了吗？看他忙活着把吴国侵占诸侯的土地赶紧还给人家，说明他知道哪一些土地原本就属于吴国。等到他从中原回来，还是只字不提封赏的事情。后来范蠡走了，文种却仍然留在了越国国内。作为勾践的左膀右臂，范蠡和文种可谓是名副其实，文种没有像范蠡一样选择出走，留下来得到的赏赐却是一把赐死的宝剑。更可笑的是杀文种的那个理由：灭亡吴国的计策没有用完。有人中伤文种将要作乱，勾践就赐给他一把剑，说：“你教给我攻伐吴国的七条计策，我只采用了三条就打败了吴国，你替我到先王那儿尝试一下剩余的四条吧。”

真是千古第一奇谈怪论！

勾践是较早被人说面相上带着歹毒苛刻的人

不是没有人明白勾践的心思，范蠡就看得很明白。他知道，勾践既不会赏赐，也不会放他走。勾践不会赏赐，因为他不想别人分他的财产。勾践不会让这两个人走，因为这两人是当时天下最优秀的人才，一旦出走被他国所用，必然会成为越国的劲敌。像越国这种暴发户式的所谓霸主，肯定也是不堪一击，作为“卧薪尝胆”过来的勾践，不会看不透这一层。范蠡这人是真正的明白人，他要走，还要向勾践写信告诉一声，表明这是他自己愿意走的，不是勾践不用他了。这时候，勾践那种凶狠的面目终于暴露了出来，说：“我要和你平分越国，否则就杀了你。”范蠡却是无欲无畏，说：“君主可执行您的命令，臣子仍依从自己的意愿。”那意思是说，要杀便杀，我该走的还是要走。话虽然是这样说，范蠡不愧是军事将领，他还是选择了一种最为稳妥的逃走路线，泛舟太湖，乘船过海。

成功的逃脱以后，范蠡并没有忘记同甘共苦、共同作战的文种，到了齐国以后，范蠡给文种来了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这个人是长颈鸟喙，只可以和他共患难，不可以和他共富贵。你何必不离去？”文种看过信以后，虽然是称病不问政事，但并没有选择离开，导致最终被杀。范蠡这话当中有一个问题，难道勾践真的面相上带着一种苛刻的吝啬吗？实际上，范蠡不过是提醒文种，这个人本质上骨子里是不会重视人的，尤其是功臣，因此，该放弃的赶快放弃，不要存有幻想。可惜文种看不透这一点，仍然有些放不下的东西，最终冤死。

需要说的是，说一个人面相上带着歹毒苛刻，这在勾践之前也是很少有，司马迁是不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描写，借此谴责勾践的滥杀功臣呢？

勾践之后越国不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报应。

走了范蠡，杀了文种之后，勾践虽然一时称霸，但无论是越国还是勾践，史上再也没有可以值得记载的事情。尤其是勾践死了以后，越国除了记载了几个君王的名字，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记载。直到齐威王时期，勾践有个后代想讨伐齐国，结果齐威王只是派了一个使者给他说了一番话，即让他和楚国交战，而交战的结果，越国灭亡。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有一种原因，那就是杀了文种，人们彻底看清了勾践的本来面目，人才不但不会到越国去，反而会离得远远的。而他的子孙们，可能并没有继承他的“与人共患难”的权宜之计，只是继承了他的“不能与人共富贵”的本质，所以才会苟存于世上。只不过，相对于中原来说，越国毕竟是偏安一隅，否则，勾践一死，越国恐怕就会不复存在。这是一种报应，不是平常所说的冥冥之中的报应，而是一种现实的报应，因为它让人才畏惧，让功臣寒心。

谢选骏指出：大家都知道“卧薪尝胆的美德”，却不知道美德背后往往都有一个恶毒，甚至一个邪恶。上面的故事，就写出了卧薪尝胆的恶毒、 卧薪尝胆的邪恶。

【038、希特勒的足迹预示白种人的遗迹】

网文《希特勒的足迹》（湾区金头脑 2020-06-23）报道：

1945年，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在柏林自杀身亡，走完了他56年的罪恶一生。他死后被挫骨扬灰（非形容词），政治思想主张遭到全面批判，禁止宣传。

希特勒曾在奥地利的林茨、维也纳，以及德国慕尼黑、柏林等地住了相当长的时间，在以上的很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近年来，为避免新纳粹分子在上述地点聚集搞朝拜活动，德奥两国政府决定对希特勒的足迹实行“遮蔽”和“消除”。有些希特勒曾住过的建筑物被拆毁，另外一些则在地图上没有任何文字标注，更不会在旅游册子上留下蛛丝马迹，力争让“希特勒”对以上地方的影响降到最低。

问题是人类是一个很有好奇心的物种。有很多历史迷、军事迷会对这位二战发动者的早年经历表示好奇。我也不例外。

在这次2017年中欧之行中，我恰巧经过很多希特勒曾经居住过的城市。本文不会讨论希特勒的纳粹主张和思想，而是想尽力还原他的早年经历。

1889年，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布劳瑙（Braunau am Inn)的一个普通公务员家庭。他出生时，他的父亲阿洛伊斯Alois已经52岁，母亲克拉拉Klara 则是29岁。希特勒在布劳瑙的故居是一栋三层公寓楼。2016年，奥地利政府买下这栋公寓，并将其改建为警察局。

希特勒三岁时，全家搬到54公里外的德国帕绍（Passau) 居住。

希特勒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他母亲经常带着孩子们参加礼拜活动。图为帕绍著名的天主教堂St Stephen Cathedral. 该教堂拥有全球最大的风琴。

希特勒的父亲只顾工作和享乐，不重视家庭教育，不愿意花精力陪伴幼小的希特勒。全家由希特勒的母亲操持。图为帕绍的街道与钟楼。

第一站：林茨Linz - 从童年到青年

1894年，五岁的希特勒随全家搬到奥地利林茨，并在那里一直待到十八岁。长大后的希特勒一直把林茨视为自己的故乡。

希特勒和他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父亲希望希特勒长大后做公务员，希特勒却对这种循规蹈矩的教条生活不感兴趣，反而对艺术类的范畴展现出一些天赋。为此，两父子经常争吵，希特勒还遭到他父亲的拳打脚踢。

面对父亲的冷酷无情和母亲忙于家务，希特勒惟有在和比他小五岁的胞弟Edmund埃德蒙玩耍时，才会感到些许快乐。可惜到了1900年，六岁的胞弟埃德蒙死于麻疹，这让十一岁的希特勒备受打击。他自此变得喜怒无常，还经常在学校里顶撞老师。

1903年，希特勒的父亲因胸腔出血而突然死亡，享年65岁；这使得希特勒全家失去了收入来源。希特勒的母亲卖掉了家庭原本在林茨近郊Leonding 的房子，与14岁的希特勒和7岁的女儿宝拉（即希特勒的胞妹）一起搬到林茨市区的一处公寓居住。稍后，因希特勒的父亲生前是公务员之故，他们又获得了奥地利政府发放的一笔慰问金，生活才稍微过得去。1905年，16岁的希特勒完成了他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离开了学校。他没有取得中学毕业文凭，对未来也没有什么计划安排。

下图可能是十九世纪早期的林茨模型。可见当时的林茨有条跨多瑙河的浮桥，城市由城墙、护城河、城堡来守护。

林茨的市中心广场——塔尖处为林茨的新主教座堂Linzer Mariendom. 这是林茨最大的天主教堂，建于1862年，1924年才完工。希特勒在林茨时，此教堂仍在兴建中。据说希特勒一家曾住在附近的Humboldtstrasse大街上的一间公寓里。

八岁时，希特勒曾在教会诗班唱诗，甚至还立志要成为牧师。不知道当他经过这座仍在兴建的教堂时，他会有什么感想。

当时的奥地利（奥匈帝国）是一个跛足的巨人，内部矛盾重重；和当时奥地利的很多德意志人一样，希特勒向往“大德意志主义”，看不起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这种思想为他三十年后主张“德奥合并”埋下了伏笔。

当年轻的希特勒站在城墙和城堡边时，是否会想起德意志的历史和辉煌？

几十年后，林茨成为了德国的一部分。身为德国元首的希特勒，曾计划在林茨修建宏伟巨大的元首博物馆Fuhrermuseum(或叫欧洲文化中心），来安置纳粹德军从欧洲各地博物馆中抢来的文物。博物馆的选址就在下图中的多瑙河北岸（左岸），从远处的山脚下一直延伸到河边。计划中的元首博物馆将有一座橫跨多瑙河的铁桥来与林茨市区相连。

结果在战事吃紧下，元首博物馆因故取消建设，仅有下图中的铁桥完工。这座林茨大桥以德意志的史诗巨作“尼伯龙根之歌”来命名，叫做尼伯龙根大桥Nibelungen Bridge.

第二站：维也纳 - 命运的转折

1907年，18岁的希特勒离开林茨，来到“艺术之都”维也纳学习艺术。他曾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德文：Akademie der bidenden kunste Wien), 但被以“不适合绘画”为由被拒绝录取。

我在2017年时曾来到维也纳美术学院参观，发现里面冷冷清清，没有什么访客。在谷歌地图上点击这座学院（英文Academy of Fine Arts Vienna)，发现对它的负面评价中都有提及希特勒。他们认为学院对希特勒的拒绝使这个世界少了一个画家，多了一场世界大战……

没有被美术学院录取的希特勒只能在维也纳一边打零工，一边寻找机会。几个月后，希特勒再收到噩耗，他母亲罹患了乳癌末期。尽管希特勒一度返回林茨照顾他母亲，但他母亲还是很快去世了。

1908年，希特勒再次去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但再次名落孙山。从此，走正规艺术学习的大门对希特勒是彻底关上了。

母亲死后，希特勒的经济状况越发窘迫。1909年，20岁的希特勒花完了所有积蓄，只能居无定所，以卖画为生。他曾一度住进流浪汉收容所，后来才在一所为无家可归的穷人提供的廉价集体宿舍（Meldemannstrabe dormitory)中找到了位置，并在那里一直住到1913年。

据说希特勒的画以建筑和风景为主，不善于画人物，尤其不会画裸体人物；这也是他被艺术学院拒绝的原因。

下图为维也纳的街道、公园。希特勒也许曾在这里为作画寻找素材和灵感。

维也纳著名的天主教堂St. Stephan圣斯蒂芬大教堂。穷困潦倒的希特勒也许曾从这里获得过免费食物。1938年三月，在离开维也纳二十多年后，希特勒以德国元首的身份进入维也纳。在图下的英雄广场上，希特勒宣布“德奥合并”。二十万奥地利群众欢呼雀跃。尽管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但由于早年的失败经历，希特勒对维也纳的气息很不喜欢；此后也极少到访维也纳。

第三站：慕尼黑 - 发迹之地

1913年5月，在接收了他父亲的一部分遗产资金后，24岁的希特勒离开维也纳，和朋友一起来到了德国慕尼黑，试图继续追寻他的画家之梦。希特勒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小公寓内居住，不时去附近的广场和公园作画。

作为适龄役男，希特勒有义务回到奥地利进行参军前的体检。1914年2月，希特勒回到故乡林茨进行参军体检，结果体检不合格，免于参军。多年以后，希特勒宣称自己是故意装病才导致体检不合格；因为他不想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和帝国里其他非德意志人组成的军队并肩作战。

1914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属“同盟国”的德国与奥匈帝国先后参战，对抗英法俄的“协约国”。希特勒自愿参加德国军队并被接受，他在西线法国战场担任传令兵，作战勇敢，获得了“铁十字勋章”，还晋升为下士。

1918年，希特勒遭毒气弹攻击而短暂失明；在他养伤期间，德国向“协约国”投降。

一战结束后，希特勒返回慕尼黑，在德国防卫军的调查局任职，主要调查国内各极端政党的活动情况。当时，因为一战战败，德国被迫割地赔款，再加上经济低迷，人民生活苦闷，各种不满情绪高涨，给了各种极端思潮宣扬的机会。慕尼黑市民喜欢去酒馆里和其他人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各政党也趁机到酒馆里搞演讲宣传，扩大影响。

1919年的一天，希特勒被派去某个酒馆里去监听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德国工人党”的聚会。听着听着，希特勒对这个党的理论越发感兴趣；但他觉得这个“德国工人党”的讲员毫无演讲技巧，让人昏昏欲睡。希特勒忍不住上台打断了对方的话语，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希特勒的演讲很有激情，引起了“德国工人党”党魁的注意，并邀请希特勒入党。

希特勒权衡再三后，接受了邀请。凭借着他特有的演讲才华，希特勒说动了越来越多的人入党；他在党内的地位迅速蹿升，一年后就出任党魁。

1920年，希特勒把“德国工人党”的党名改为国社党（又称纳粹党）。希特勒在城东离伊萨尔河不远的Thierschstrabe大街上租下了一幢两层小公寓，作为他自己的居住地和纳粹党的办公用地。

此时，希特勒得以把早已埋藏在心里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宣扬出去，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纳粹党。

1923年，因为赔款问题未能解决，法国出兵占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酿成“鲁尔危机”。德国民众群情激昂。受此前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进军罗马成功夺权的鼓舞，希特勒决定带领纳粹党在慕尼黑发动政变，继而进军柏林夺取全国政权。

1923年11月8日，纳粹党在Burgerbraukeller公民啤酒馆（现已拆毁）内劫持了慕尼黑的军政要人，要求他们变节来对抗当时的德国合法政府。在扰闹了半天后，游说工作没能成功。到了第二天早上，希特勒率领上千纳粹党徒上街，准备占领市政厅；他们在半道上的统帅堂附近遇到德国防卫军和巴伐利亚警察拦截，双方爆发枪战，纳粹党徒被打散，希特勒则在逃跑后被捕。此事史称“啤酒馆暴动”。希特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混混成为了新闻人物。

慕尼黑统帅堂Feldherrnhalle。纳粹分子在暴动时曾与警察在此发生冲突。慕尼黑市政厅和玛丽亚广场。希特勒在暴动中的进军目标。

后面的历史已是人尽皆知。希特勒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出狱后率领纳粹党竞选公职，通过选举上台，成为德国总理、元首……希特勒在慕尼黑一直住到1934年，直到他当上德国元首后才远赴柏林定居。

至于希特勒曾在慕尼黑租住的两栋公寓，在战后则命途迥异：小的一间作为储藏室；大的一幢则作为慕尼黑警察总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希特勒虽然从小是天主教徒，但因为带领纳粹党屡屡宣传极端思想，因此在1930年被天主教赶出家门（即绝罚令）。

尽管希特勒离开慕尼黑了，但作为德国元首，他还是在此盖了一幢建筑物作为他和国内外政要的宴会场所。这幢被称为“元首行馆”Fuhrerbau的建筑物，座落于慕尼黑繁忙的国王广场Knigsplatz 的东侧，著名的慕尼黑协定就在那里敲定。

1938年，希特勒以捷克斯洛伐克迫害境内“苏台德区”220万德裔居民为借口，要求捷克割让苏台德区。捷克拒绝割地，在国内积极备战的同时，要求盟友英国和法国履行同盟承诺，一起向德国施压。

然而英国和法国却不愿为捷克而和德国开战。几经辗转后，1938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慕尼黑元首行馆内达成协议。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英法同意德国“收回”以德裔居民为主的苏台德区。感到背信弃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无力单独与德国抗衡，在第二天被迫向德国割地。半年后德军占领捷克全境，捷克斯洛伐克瓦解。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曾声称，苏台德区是他对西方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张伯伦对此深信不疑，回到伦敦刚下飞机时，张伯伦手拿慕尼黑协定，声称他带回来“一代人的和平”。结果不到一年就被打脸了。

在元首行馆内达成的慕尼黑协定被后人认为是绥靖政策的高潮。而这个曾经决定几个国家命运，几百万人前途的国际会议场地，曾经的元首行馆现已成为大学（University of Music and Performing Arts Munich)校舍。该建筑外的纪念标识用德文、捷克文和斯洛伐克文三种语言写着“1938年9月29日，在这幢建筑物里，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该协定瓦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后记：慕尼黑导游对纳粹暴行的反思

我们的慕尼黑导游是本地的一名退休老师。他说话幽默风趣，经常用自制玩偶、图片旗帜等形式来介绍慕尼黑的中世纪和近代历史。但当我们来到慕尼黑玛利亚广场的一处地方时，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导游指着一处外墙上的记念标识给我们看，我们看到上面刻着两行字，一行是德文、一行是英文。导游让我们团的一位老先生（美国人）用英文念出来：“为纪念所有在1938年11月9日晚上的反犹太人暴行中遭受攻击的受害者”。导游解释说：1938年11月9日，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高层正在这里准备参加“啤酒馆暴动”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此时，他收到一条电报，说在巴黎的一位德国外交官被犹太人枪杀了（起因是要报复稍早前德国以非人道方式，把已经定居德国二十年的一万多波兰裔犹太人驱逐出境）。希特勒听闻此事，大喜道：我等待这个（袭击犹太人的）借口很久了。当晚，德国全境的犹太人商店、教堂被砸毁，大批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约有数百名犹太人在当晚的骚乱中死亡。由于有很多犹太人商店的窗户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的发光，因此当晚的暴行被称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 被认为是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

导游后来还说了一大段话，具体是什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大概是当时他们的祖辈、父辈很多都是此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但战后大都不愿提及这件事。战后德国各界对纳粹暴行进行反思，总结出德国人的国民性以及教育的问题。最后他说，德国人要拧记历史，反思过去。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希特勒的足迹”只有一半，描写其如何崛起；却少了另外一半，描写其如何衰败——而恰恰是后一半才使得希特勒具有了历史意义，那就是呈现了白种人的最后挣扎。希特勒的纯粹白人遗迹遭到美苏两个混种霸权的犁庭扫穴，然后苏联瓦解、美国分裂，逆向殖民主义腐蚀了西方文明的灵魂。

【039、性格由不得自己而是时代的产物

《女性怀孕压力大 孩子精神疾病风险高十倍》（BBC 2019年9月8日）报道：

孕妇的身心健康，对胎儿发育和孩子的成长都有很多潜在的影响——众所周知，母亲孕期压力大影响胎儿发育。跟踪调查40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孕期压力还会大大增加子女患精神病的风险——女性在怀孕期间压力过大，使子女今后罹患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 精神疾病的风险大增10倍。

这是最新刊登的一个跟踪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该研究还指出，即便是普通程度的压力，如果时间过长，也可能对孩子的发育造成影响，甚至会在孩子出生之后继续影响他们的成长。这一研究调查了在芬兰的3600名孕妇，询问她们在孕期的压力程度以及他们子女的情况。

心理学家说，孕妇应该能得到精神健康层面的支持。造成人格障碍的其他重要原因，还包括孩子被抚养的方式、家庭的财政情况和儿童时期是否经历过心理创伤等。

什么是人格障碍？

所谓人格障碍，指一个人的个性在某些方面困扰自己也困扰他人。

可能的症状包括过度焦虑、情绪不稳定、或者偏执、愤世嫉俗，等等多种类型。

人格障碍据信影响百分之五的人。他们也更可能有其它精神健康问题，如抑郁症、或者吸毒、酗酒。

与其它精神病一样，成长过程、脑部问题和基因都可能是罹患人格障碍的成因。

研究对象是谁？

这一研究报告刊登在《英国心理学期刊》（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研究人员请参加研究的怀孕妇女，在孕期的每个月都回答他们的精神压力处于怎样的水平。

压力水平设为三个等级：很明显的压力、有时有压力和无压力。

这些妇女生活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附近，他们的子女都出生在1975-1976年之间。

这些孩子年满30时，研究人员记录了他们中所有被确诊人格障碍的情况，总共有40 宗。这些病例全部都非常严重，需要住院治理。

研究发现了什么？

这一研究发现，孕妇长时间受困于很大的压力，对子女可能有潜在的长期影响。

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历很大的压力，子女罹患人格障碍的风险比那些没有压力的妇女所生子女要高出 9.53倍。而时有压力的孕妇，这一风险则四倍于没有压力的孕妇。

为什么压力殃及后代？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妇女孕期承受长时间的大压力会增加子女的人格障碍风险。这有可能是由于胎儿大脑所发生的变化，或者遗传基因的结果，或者与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其他因素有关。

研究人员尝试通过掌控其它因素，而将压力的影响单独加以分析；这些因素包括孕妇一贯的精神情况，是否吸烟、是否有忧郁症等。

以前的研究着重于找到孕期压力与忧郁症、焦虑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

如何应对？

心理学专家指出，怀孕期可能给女性带来很大的压力，孕妇有必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如果在怀孕期间的压力不加以疏导和控制，也可能引发产后抑郁症。因此，孕妇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工作中都应该得到帮助，让她们了解应对压力的策略。

她们有必要学会休息、学会寻求帮助，学会向信任的人倾诉自己的感受。

饮食平衡、戒烟、稳定的睡眠等，都是孕妇应对孕期压力的良方。

谢选骏指出：如此说来，性格由不得自己，而是一种命运，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先天形成的。性格不仅由不得自己，而是一种自己的父母都无法控制的怪咖——因为，作者所不懂或装聋作哑不能说破的是，例如，当人们遇上战争、革命或恐怖袭击、独裁统治的时候，巨大的颤栗所造成的悲剧种子也就此种下了。“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魔鬼的声音曾经如此响彻大地。因为，性格由不得自己而是时代的产物！正如，政府的错误决策形同天灾！

【040、杨百翰大学的伪科学】

《孤独有“毒” 如何要人命 专家找到答案》（2018-01-30 中央社）报道：

人们说，孤独犹如现代人“隐形流行病”。但孤独到底有多“毒”？专家设法探究孤独如何影响人体健康，答案颇堪玩味。

美国莱斯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法根迪斯（ ChrisFagundes）和他的研究团队，找来213名身体健康的参与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以了解孤独如何影响人们的生病感受。结果发现“孤独的人生病时的感受，比不孤独的人要来得糟。”这项实验的作法，是用让每名实验参与者吸入含有一般感冒病毒的“鼻病毒39”（rhinovirus 39）滴剂，再让他们分别在旅馆房间内独处5天，然后记录他们的感觉。这项报告，去年在美国心理协会健康心理学期刊中刊出。法根迪斯怀疑，那些孤独者觉得自己更难过，并不纯粹只是心理感受。孤独，似乎的确让人病得较重。多项研究指出，孤独有害健康。它提高了罹患心血管疾病、癌症、抑郁症和老年痴呆等多种疾病风险。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研究人员在2015年提出的大型研究报告也显示，孤独与社会隔离，都是导致死亡的风险因素，和肥胖、吸菸和缺乏运动一样致命。近年来，有关孤独对健康的影响，已成媒体广泛议论焦点。值得注意的是，孤独或孤单寂寞，谈的并不是一个人有多少朋友、花多久时间独处，而是他或她对更多社交互动的渴望。换句话说，你可能独处好几天，却不觉得寂寞；也可能不断被朋友和家人包围，却还是觉得孤独。为什么孤独如此有毒？许多科学家正在研究人体如何回应的疏远感受。有人专注于遗传学和生物学机制，设法“对症下药”，就算不能消灭孤独，至少减少它对健康的危害。有研究认为，孤独是压力的一来源，而众所周知，压力对健康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包括高血压、失眠、消化不良和饮食习惯不良等等。于此同时，也有研究人员关注的是孤独如何影响免疫系统反应，尤其是如何影响慢性炎症的发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基因组学研究员柯尔（Steve Cole）说，慢性炎症是许多与孤独有关的疾病温床，包括心脏病、癌症和神经退化性疾病等等。孤独，如何触发人体免疫系统反应，显然有更多值得探究之处。

谢选骏指出：杨百翰大学是摩门教的大学，他们用科学来证明信仰，以便把迷途羔羊驱入自己的虎口——这对科学和信仰都是一个伤害。为信仰服务的科学是伪科学，靠科学论证的信仰也是伪信仰。无需科学背书的信仰才是真自由，这是耶稣基督的“两归论”（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所启示的。这当然是假冒耶稣基督之名的摩门教无法理解的。事实上，没有孤独，就没有伟大的灵魂；没有彻底的孤独，就没有内在的生命。

附录

Mormonism(摩门教)

谢选骏

编著点评

2018年第一版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了互联网上有关摩门教的一些资料，并且加以编辑和点评。分为概况、教义、法律、文化、社会五章，每章八个小节，外加五个附录，合计45篇。大体反映了摩门教的全貌。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is book collects some information about Mormonism on the Internet, which the author edits and comments on. Divided into profiles, doctrines, laws, culture, social five chapters, each eight sections, plus five appendices, a total of 45 articles. Generally reflect the whole picture of Mormonism.

目录

第一章 概况篇

第一节 摩门经研究

第二节 摩门教介绍

第三节 约瑟·斯密

第四节 比较摩门教和圣经的上帝观

第五节 摩门教的金片与穆罕默德的语言

第六节 摩门教的发展和教义

第七节 世界上有两个摩门教吗

第八节 摩门教是魔鬼的声音

第二章 教义篇

第一节 相信天堂有三层的摩门教

第二节 摩门教之谬误

第三节 摩门教的异端邪说

第四节 世界几大异端之一的摩门教

第五节 美国摩门教新教主托马斯蒙森

第六节 唐崇荣谈摩门教

第七节 谁是好心的萨马利亚人

第八节 摩门教作伪考

第三章 法律篇

第一节 从边缘到主流

第二节 一夫多妻摩门教概况

第三节 复制狗主竟是摩门教性奴案绑匪

第四节 揭秘美国摩门教两妻伺一夫的“性福生活”

第五节 罗姆尼家族与摩门教多妻主义信仰

第六节 脱离多妻制摩门教母子遭遇纪实

第七节 美国司法部起诉摩门教基要派告捷

第八节 美国犹他州正式支持一夫多妻

第四章 文化篇

第一节 摩门教传教士不会告诉您的事情

第二节 罗姆尼、摩门教与美国当代文化 

第三节 揭露邪教的纪录片在圣丹斯电影节展映

第四节 一个故事

第五节 五个故事

第六节 意大利留学遭遇摩门传教

第七节 来到盐湖城，旁观摩门教

第八节 摩门教是十字架的仇敌

第五章 社会篇

第一节 马云加入了摩门教属灵的战争

第二节 一夫多妻制城镇面临基因灾难

第三节 美国摩门教是宗教中的“贱民”

第四节 中情局酷刑设计师曾任摩门主教

第五节 前摩门教徒透露摩门教的秘密

第六节 摩门教徒囤积食物“迎接末日”

第七节 北京留学生在美遇持枪劫车中弹身亡

第八节 天呢终于摆脱了摩门教的纠缠

附录之一 “从无创有”：对摩门教创造论的评审

附录之二 摩门经/尼腓一书

附录之三 《摩尔门经》样本

附录之四 《教义和圣约》样本

附录之五 《无价珍珠》样本

书名

Mormonism(摩门教)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

3101 Hillsborough St.

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

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定价

US$

2018年2月第一版

February 2018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九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XCII

【041、野蛮的阿肯色州】

《美国女子被洪水冲走溺毙 死前报警求救遭拒：闭嘴》（看看新闻 2019-09-02）报道：

当地时间8月24日凌晨4点左右，美国一名47岁女子开车出门送报纸，没想到途中却被洪水冲走，慌忙之中报警求救，没想到接线员不仅责备她被水淹，还要她闭嘴。最终女子在打电话后1小时才被搜救员找到，不过已经成了一具冰冷尸体。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接听电话的接线员还是位明星员工。

综合外媒报道，美国阿肯色州一名女子黛布拉，21年来都在社区担任送报员，当时她一如往常开车送报，不料车辆却被大水冲走，由于黛布拉不会游泳，因此不敢打开车门离开车辆，任由水往车里淹，她慌忙的打电话报警求救，当时接起电话的则是接线员雷诺，当天正好是雷诺最后一天上班。

雷诺一接起电话，黛布拉不断慌张地说：“我不想死！我快要死了！”

雷诺则是冷静回应：“你不会死，我不知道为什麽你要这么慌张，你现在除了缺氧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雷诺还责备道：“这件事会告诉你下次不要往水里开车，我真搞不懂你怎么没看到淹水。”

整个对话持续约25分钟，期间雷诺告诉黛布拉，搜救人员正在其所在位置附近搜救，“你需要闭嘴，听我的”。

雷诺因为其他报案电话而暂时挂线，再次接起电话时，黛布拉已经无声无息，让雷诺惊呼：“天啊！她听起来在水面下！”直到黛布拉报案1小时后，搜救人员才终於找到待在车里的黛布拉，不幸的是，她已经溺毙。

阿肯色州史密斯堡警察局长贝克为此出面道歉，贝克表示，当时洪水灾情不断，当局接到多通报案电话，已经疲於奔命。

其实搜救人员在接获报案不到15分钟内就赶到黛布拉附近的位置，不过由于她没办法清楚描述她的位置，加上洪水过于凶猛，最终错过了救出她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这个阿肯色州就是克林顿从州长进入白宫的跳板，这个地方相对野蛮，交通警察可以对着行人大声吼叫，而该州法律竟然规定车祸可以没有赔偿。救难人员对于民众如此冷漠，还怪灾民无法准确说出自己的位置，难怪从那里出来的州长可以祸乱天下了。如果需要帮助的人可以自救，他们还要你们干什么呢？这就是阿肯色州，一个大家最好少去的地方。

【042、野生状态对于人类的益处】

《最新研究：一个养生方法，降压降脂 减重又延寿》（2020-1-4 Science Daily）报道：

饮食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仅要挑选营养健康的食品，进食时间也是一门学问，现在有研究发现，“间歇性断食”不仅可减重，还可延年益寿。

据《科学日报》报导，《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间歇性断食可改善血糖调节、降低血压、降低血脂、有助减重及延长寿命。研究作者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神经科学家马克·马特森（Mark Mattson）博士研究间歇性断食对健康的影响已有25年，他本人也于20年前采用此种饮食习惯维持健康。马特森指出间歇性断食通常分为两类：一种是定时用餐，将进食时间缩短到每天6～8小时内进食，然后持续断食16～18小时；另一种是所谓的5：2间歇性断食，一周内2天断食，断食日的热量摄取不超过500大卡。

经过一系列的动物及人体研究发现，断食和进食之间的交替改善了细胞健康，可能原因为代谢路径转换（metabolic switching）。一般饭后，身体燃烧葡萄糖，脂肪则以三酸甘油脂的形式存储在脂肪组织中，断食时，葡萄糖能量消耗殆尽，人体便会将脂肪转换成能量，脂肪酸会进到肝脏转化成酮体，从而提供许多组织的主要能源，这种代谢路径转换可增加抗压力、抑制炎症，帮助细胞存活。

间歇性断食法的益处——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间歇性断食益处众多，可改变与肥胖和糖尿病相关的危险因素。

1、减重——南曼彻斯特大学NHS基金会对100名超重女性进行的两项研究发现，以5：2的间歇性断食进行减肥的女性与限制卡路里的女性都减了一样的体重。

2、稳定血糖——间歇性断食有助于改善胰岛素阻抗，稳定体内血糖。2018年一项小型研究发现，3名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男性在进行间歇性断食减重后，可停止胰岛素治疗。

3、改善记忆力预防痴呆——多伦多大学在2019年4月进行的一项临床试验发现，220名健康且不胖的受研究者在间歇性断食两年后，在认知测试中出现记忆力改善的迹象。尽管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证明间歇性断食对学习和记忆的影响，但马特森认为，如果找到了这种证据，那么禁食或模仿它的药物等效物可能会提供干预措施，以防止神经变性和痴呆。

4、延年益寿——在进入断食状态后，酮体的血液水平会开始上升，有助于延年益寿——在进入断食状态后，酮体的血液水平会开始上升，在8～12个小时内达到最高水平，而酮体不只是燃料，也是重要长生讯号，对细胞与器官组织有巨大影响，当这些讯号进入细胞内，有助提升细胞抗压力、粒线体新生及细胞存活等。

如何进行间歇性断食——身体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间歇性的断食，开始时通常感到饥饿和烦躁，通常在两周到一个月后身体和大脑便能适应这种新习惯。《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提供两种断食方式。

1、定时用餐

第一个月：每周挑5天在10小时内进食完毕

第二个月：每周挑5天在8小时内进食完毕

第三个月：每周挑5天在6小时内进食完毕

第四个月：每周7天在6小时内进食完毕

2、5：2间歇性断食

第一个月：每周挑1天只吃1000卡

第二个月：每周挑2天只吃1000卡

第三个月：每周挑2天只吃750卡

第四个月：每周挑2天只吃500卡

如断食过程中感到非常饥饿时建议停止断食。这表示肝糖不够用，血糖也过低，燃烧脂肪的效率还不够快，只好开始燃烧肌肉，等于给全身上下肌肉打了肉毒杆菌。

哪些人较不适合

1、孩童、体力衰弱及营养不良者。

2、有肠胃疾病患者，这种进食的方式，容易增加胃痛、肚胀和胃酸逆流的可能。

3、准备怀孕、怀孕期间和喂哺母乳的女性。

4、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电解质不平衡（如低血钾症）及内分泌失调的患者。

5、厌食症及暴食症患者。

由于大多数人每天都习惯吃三餐加零食，因此马特森建议如要进行间歇性断食法，应在数个月中循序渐进增加断食的持续时间和频率，而不是要求立即达到目标，这样才能增加成功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所谓“间歇性断食”其实就是号召不要定量进食，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摆脱文明习惯、回到野生状态”。野生状态对于人类的益处，不仅体现在“间歇性断食”上，也体现在“体育锻炼”上，因为“间歇性断食”其实就是对于肠胃的体育锻炼！让它不要依赖定时定量的食物，否则，人类岂不变成了笼子里的鸡。人类也需要“放养”！饥饿的时候最有灵感。欠缺的时候最为富有。所以登山宝训说，“清心的人有福了！”那样的人就像野地里花朵一样。

【043、一个中国与一个欧洲】

《德国外长要中国莫分裂欧洲 北京：「一个欧洲」原则无共识》（2017年9月1日美国之音）报道：

德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尔8月30日在巴黎表示，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欧洲应采取共同的立场。他说：“不能只是要求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中国也应当坚持一个欧洲立场，而不是试图分化我们。”

加布里尔呼吁欧洲人必须尽快制定出共同的对华战略。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制定出共同的对华战略，中国就将成功地分化欧洲。”加布里尔表示，有16个欧洲国家，其中包括欧盟成员国，加入了中欧间建立的16+1合作框架。欧洲人称其为16+1，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1+16。加布里尔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扩展到欧洲的日常政治生活中。他表示，国际海洋法庭有关南中国海通航自由权的裁决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加布里尔说，欧盟成员国未能团结一致促成这项裁决，因为有些成员国不愿意因此得罪中国。比如，希腊就没有投赞成票，因为该国不想因此影响到中方对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

加布里尔认为，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也暗含着地缘政治、文化、经济的考虑，甚至最终也不能排除军事战略的考虑，但欧洲人没有任何应对措施。他说：“恰恰相反，我们都争着去中国开会，都各自庆幸收到了邀请，并为有机会发言而感到兴奋。”加布里尔表示，事实上，只有欧洲人拥有共同战略，中方才会认真对待欧洲人。

北京8月31日对德国外长呼吁北京不要分裂欧洲的言论表示吃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有关问题的时候说，“我看到有关报道，对有关言论感到吃惊。希望有关人士能澄清一下什么是‘一个欧洲’的概念？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一个欧洲’的提法是否有共识？我相信，有关‘中国试图分化欧洲’的言论并不代表欧洲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加布里尔没有提供详情，但一些欧洲国家官员抱怨说，北京利用自己在一些欧洲小国的主要投资国地位来争取它们在欧洲联盟内支持北京。

欧盟成员国希腊在今年6月阻止了欧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欧盟另一个成员国匈牙利则阻止欧盟发表另外一些有关中国的声明。中国是匈牙利的大投资国。

谢选骏指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分愚蠢，它所谓“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一个欧洲’的提法是否有共识？”的说法，恰恰提醒了欧洲人——“在中国内部对于‘一个中国’的提法是否有共识？”现在明明有两个中国对峙在台海两岸，再加上我所主张的第三中国，至少都有三个中国了！

【044、医疗品质下降有助种族生命提炼】

《美国司法部脱钩“带病投保” 恐冲击1.33亿人》（2018-06-09 洛杉矶时报）报道：

司法部决定不再为欧记健保一些关键条款辩护，包括带病投保规定。图为司法部长塞辛斯。

面对保守派州提出广泛法律抗诘，川普政府决定不再为欧记健保一些关键条款辩护，包括带病投保规定。一般认为司法部的做法可能造成的实际冲击很小，也不可能威胁这项健保法，但显示川普政府有意放弃欧记健保最受欢迎的重要消费者保护条款，最终有可能影响1亿3300万美国人。

此举很不寻常的背离司法部捍卫联邦法的传统责任，反倒是加州带领其他民主党主政的州出面捍卫2010年制定的欧记健保法。

德州和其他共和党主政的州今年2月提出告诉，宣称国会去年废除形同欧记健保核心的强制投保罚则，使这项法律的其他条款难以为继，因此消费者保护条款和扩大医疗补助计画(Medicaid)等规定也应取消。

许多专家不同意这种立场，川普政府也没有主张取消扩大Medicaid之举。但是，司法部宣称，失去规定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健康保险的强制投保罚则，联邦政府即无法禁止保险公司拒绝带病投保，或向病人或年纪较大的人收取较高的保费。

川普政府对健保放宽管制的做法，已助长保费高涨，而保险业表示取消对病人和年纪较大者的保护，会损害消费者，并使健保市场更加混乱，保费涨得更凶，保险公司也更难为明年拟定保单和保费。

洛杉矶时报报导，根据联邦卫生部的2017年1月的统计资料，全美有超过1亿3300万人可能因有疾病，而被医疗保险公司拒保，或者以超高的保费纳保。

这项官司在许多方面重演欧记健保当初引发激烈政治斗争，并导致联邦最高法院2012年裁定维持这项健保法的告诉，只不过司法部的立场整个反过来。

法律专家说，川普政府去年企图透过国会废除欧记健保不成，现在试图说服法庭帮它达成这个目标，而政府向法庭提出文件表明态度之前，司法部三名职业律师退出本案，由两名政治任命官接替，显示司法部的论调连其专业文官都无法苟同。

谢选骏指出：美国司法部脱钩“带病投保”，冲击1.33亿人的医疗品质，可能反而有助种族生命提升。《大屠杀：学生学习网站·屠杀残疾人》一节记载——

“安乐死”屠杀中心哈特海姆堡，有生理或精神缺陷的人们在这里被用毒气或注射毒剂杀害。拍摄地点：奥地利哈特海姆；拍摄日期：不确定。— 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courtesy of Andras Tsagatakis

在希特勒眼中，战时是“消灭无法治愈性疾病患者的绝佳时机”。许多德国人不想看到那些不符合“优等民族”标准的人。身体和心智有缺陷者被认为是对社会“无用”的人，是对雅利安基因纯洁性的威胁，因而不配拥有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纳粹制定了“T-4”或“安乐死”计划，智障、身体残疾或有精神疾病的人成为了屠杀对象。

“安乐死”计划要求许多德国医生参与合作，由医生检查医疗机构的病人医疗档案，确定应处死哪些残疾人或精神病患。医生还监督实际的处死过程。纳粹将这些病人转送到德国和奥地利的六个医疗机构，然后在专门建造的毒气室中将他们杀害。残疾的婴儿和儿童也通过注射致死剂量的药物被杀害，或饥饿而死。受害者的尸体在焚尸炉中烧掉。

尽管在1941年遭到公众的反对，但整个战争期间纳粹首领一直在秘密执行此计划。从1940年到1945年，大约200,000残疾人被屠杀。

1941年至1942年，纳粹以T-4计划为模型建造了带有毒气室的集中营，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罗姆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人。该计划也用于培养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成员。

关键日期

1939年10月

希特勒授权屠杀残疾人

阿道夫·希特勒授权启动“安乐死”计划，该计划旨在有计划地屠杀那些纳粹认为“不配拥有生命”的德国人。该命令可追溯到战争伊始（1939年9月1日）。起初，该计划鼓励医院的医生和工作人员无视这些病人。这样，病人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死去。后来，成批的“顾问”来到医院，决定谁应当死亡。那些病人被送到大德意志境内的各“安乐死”屠杀中心，死于致命的注射或毒气。

1941年8月3日

天主教主教公开谴责安乐死

1941年，秘密进行的“安乐死”计划在德国已变得广为人知。1941年8月3日德国明斯特(Muenster)的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Clemens August Graf von Galen)在一次布道中公开谴责这种屠杀行为。其他知名人士和神职人员也都开始反对杀戮。

1941年8月24日

希特勒正式下令终止“安乐死”屠杀

公众对“安乐死”屠杀日渐激烈的批评促使阿道夫·希特勒下令终止了该计划。各“安乐死”屠杀中心毒气室被拆除。此时，已有约70,000名德国和奥地利身体或精神有缺陷的人被杀害。尽管官方宣布终止了“安乐死”计划，但个别杀害身体和精神有缺陷者的恶行仍在秘密继续。

谢选骏指出：“公众对‘安乐死’屠杀日渐激烈的批评促使阿道夫·希特勒下令终止了该计划。”——这说明独裁者也会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为什么“医疗品质下降有助种族生命提炼”？因为这会激发“逆境的美德”；而没有挑战的生活，反而会让人类文明陷入颓废。

【045、医生的魔鬼附体】

《美国每年7000人“冤死” 因医生做这事…》（2021年1月25日 beebee星球）报道：

无论使用哪种语言，医生的手写字体都是永远的迷。尝试破解医生的诊断书和药方，无异于破译恩尼格玛密码机般没戏。

在美国，这种潦草的笔迹每年导致7,000多人丧生。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的这份报告，提供了一组令人震惊和残酷的数据。除了造成大量死亡，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用药错误，每年还造成超过150万美国人受伤。每年在美国书写的32亿张处方中，缩写词和用药剂量指示不明确的难以计数。

死亡处方：医生的笔迹每年造成7,000死亡

笔迹学家认为，一个人的笔迹会透露他的个性。那么从书写的角度看，医生无疑是最有个性的群体。即使是经验最丰富的药剂师，有时候辨认某些处方上留下的神迹也是一场噩梦。

只要在毫克（mg）和微克（μg）之间看错一丁点，就可能造成剂量错误的致命后果。

由于患者更不可能看懂处方上的鬼画符，因此解密任务就全都落到了药剂师头上。

“QD”表示一天一次，“TID”表示一天三次，药店里的人们都知道这些术语。药剂师就像是密码破译员，经验是必须的。随着经验的增加，解密医师笔迹的能力也随之增强。

“一位经验丰富的药剂师会根据诊断和症状来知道一生想要开哪种药。”有的老师傅只用读2、3个字母，就可以解密一份秘文似的处方。

医生受过写字手动加密的训练，而将其破译成明文，就是药剂师的独门手艺。“如今，处方是由计算机打印的。无聊！我想念破译医生的可怕笔迹。有一种最终揭开谜底，水落石出的快感。”

“它说的是0.25还是250毫克？这个药叫什么名字？是胰岛素还是青霉素？电子健康记录彻底摧毁了它。”药剂师多米尼加国·洛厄尔用悲伤的语气说道。

有证据表明，地球上的最难以辨认的笔迹往往都来自医生。一份目的为确定医生的笔记是否比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差的论文，《关于医生笔迹的真相：一项前瞻性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医生在书写方面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亚群，但高级别男性医生的可读性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在这方面，全世界基本上都一样。你以为只有美国医生书写是可怕的？中国医生的草书刷新你的认知。

另一项研针对医疗工作者笔迹的究报告显示，医生，护士以及其他医学专业和行政人员的笔迹普遍比其他行业更差。与年轻同事和医学生相比，经验更丰富的医生笔迹更加难以辨认。

医学杂志《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显示，只有四分之一医生的笔迹获得了良好或优异的评价。该杂志的结论是，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极端的工作量带来潦草的书写。等候室里的病人越多，医生开处方的时间就越少。研究显示了有多少人死于医生可怕的书写——潦草的书写导致可避免的用药错误。

引起注意的是第二个原因。一些医生承认，他们发展出可怕的笔迹是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医生就应该狂写草书。有些医生是故意乱画的。“我字写得好，病人不相信我是真正的医生”——越令人困惑的字体获得的敬畏越高。正如空姐的脚越臭越能体现其辛劳。

尽管越来越多的方子已经被高效、安全、无聊的计算机系统所取代，但许多医疗专业人士仍在使用纸和笔。不良笔迹几乎是从医学院毕业的必要条件。

原因是，在医学院学习期间，很多时候学生只能用接近光速的手速来记下讲师的口述。例如，临床检查的时候。

毕业之后，普通医生每天还必须面对难以置信的繁重工作，因此乱涂乱画也在所难免。医生的字迹只有药剂师和国家安全局才读得懂。

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造成悲剧。在英国的一个案例是，一名医生开出了阿莫西林的处方，药剂师误读了内容，给病人开了格列苯脲。该患者不是糖尿病患者，服用该药后造成了永久性脑损伤。

关于为什么医生用这种方式书写的最新研究发表在Lifestyle网站上。一些分析师将其归因于医生每天撰写大量处方。

统计表明医生在8小时内要写50份记录所有病例和受其诊疗的患者报告，此外还有100张处方。还有的分析认为，医生的书写不是针对公众的。他们使用的符号和缩写本来就是写给像他们一样的医学同事。

此外，紧张，过度的工作和思考也常常使医生无法仔细写每个字。一个受欢迎的医生可能每天忙到喝水的功夫都没有。

在我看来，没有太大必要在意他写的字你认不认识毕竟，患者的命运主要取决于药剂师对医生处方的理解程度，而非手写的处方是否精美。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没有提到的是，医生作为魔鬼附体，常常身不由己，所以，他们的鬼画符只是透露了一点相关的信息。至于其余的痕迹，就要看他们害死了多少人来仔细推敲了。

《美22万年薪医生常年醉酒上班 3万个样本误诊3千个》（2021-01-25 国际万花筒）报道：

据美国广播公司旗下媒体报道，美国阿肯色州一名医生频繁在上班时间醉酒，他所经手的33902个样本中有3029个被误诊，导致1名美国空军老兵及另外2名患者因耽误治疗而身亡，该医生面临28年监禁及近50万美元的罚款。

报道称，罗伯特·莫里斯·利维是一名病理学医生，从2005年起，利维一直受雇于美国阿肯色州费耶特维尔退伍军人医疗保健中心，直到他2018年因酒后驾车被捕。

利维的年收入为22.5万美元，他的职责是检测样本，以确定受检者是否患病。但在他检测的33902个样本中，有3029个被误诊，误诊率高达8.93%，远高于正常医生的平均水平（0.7%）。

刑事起诉书上说，由于利维的误诊，导致3个病人死亡。一名美国空军老兵约翰·雷·吉布斯被他误诊为患有其他癌症，错误地接受了5个月的治疗，于2014年7月26日去世。起诉书中指出，在这三个案例中，利维进行了不准确和具有误导性的诊断。根据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说法，利维后来还悄悄地修改了医疗档案，试图让人以为另外一名病理学医生已审查相关信息并认证了检测结果。

2016年，在这次致命误诊事件的两年后，利维被发现在工作时醉酒。他被要求接受血检和尿检。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血液酒精浓度为0.39，这一浓度一般可以让饮酒者不省人事。2017年2月，为了规避检测，利维开始用药物代替饮酒，这种药物可以让他有醉酒的感觉，但不会在血检和尿检中体现。他曾12次购买这种药物，并借此通过了42次血检和尿检。

2021年1月22日，美国阿肯色西区联邦地区法院以过失杀人罪、邮件欺诈罪分别判处利维8年、20年的监禁。此外，利维还需要向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支付497745.7美元的赔偿金，他将有14天的时间提起上诉。

谢选骏指出：阿肯色是个相当野蛮的地方，不仅民风剽悍，而且法律特怪，撞了人都不用赔偿——再加上魔鬼附体，难怪会出这样的酒鬼医生。我想，这还是算是好的或相当好的，不信再等着看看，还有更加可怕的事情会在那个地方发生。

【046、移民最反对移民】

《依川普式移民改革 川普也难成美国人》（世界新闻网 2019年05月19日）报道：

川普总统16日提出移民改革方案，要将美国超过百年的移民制度连根拔起，废除欢迎穷人和难民的国策，改将绿卡和公民权交给高学历和高技能的人。川普说，现在66%合法移民都是依亲移民，高技能和高学历合法移民只占12%，他要将这类移民增加至57%。

川普想推行“择优记点制”(point-based system)，新办法除了着重高技能和高学历，还注重年龄，尤其已获美国公司提供工作的年轻人，或计画来美创业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与“记点择优”相对的是“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亦即一般亲属移民或依亲移民。链式移民一直是美国移民制度的核心，制度兼容并包，重视家庭价值而不是“择扰”，也不排除贫穷、低技能和低学历者。

近年不少国家都采择优制，认为这样可争取外国人才，有利经济发展。但证诸历史，美国正因200多年的亲属移民制兼容并包，移民成为创造美国经济和财富的核心，因战乱、饥饿和贫穷从欧、亚和南美洲来的移民，成为推动美国前进的强大力量。没有一代接一代移民，美国历史可能改写。

川普的改革方案，须得到国会通过才能实施。专家认为，川普的计画不可能获国会通过；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行政主任托巴(Pili Tobar)说：“说它一诞生就已死亡，已是高估了它。”媒体揭露，川普这项改革计画，全由总统女婿库许纳和对移民态度强硬的白宫幕僚米勒(Stephen Miller)一手草拟，负责审批移民申请的国土安全部完全不知情。

川普长期反对链式移民。但可笑的是，如果美国100年前推行他的改革计画，他、库许纳、米勒和很多白宫官员，都成不了美国人，因为他的祖辈根本不符合移民美国资格。川普的计画提出后，媒体迅速翻查川普和白宫官员的移民背景，发现按川普的改革方案，不少官员的祖辈根本就移民不了美国。

川普家族就是依靠链式移民来美。“纽约客”报导，川普的母亲玛莉安·麦李奥(Mary Anne MacLeod)是苏格兰裔，1929年离开格拉斯哥，当时她17岁，依亲来美，加入已在美国落地生根的家族，包括她两名先离开苏格兰、住在纽约市的姊姊。川普对他的苏格兰血统感到骄傲，但他批评链式移民时，却从不说他母亲也是依亲移民。

川普的祖父法德烈·川普(Friedrich Trump)，1885年离开德国，搭船来到曼哈顿的城堡花园(Castle Garden)，当时他16岁，也是依亲移民。他的姊姊凯撒琳(Katherine)比他先来美；凯撒琳嫁给舒斯特(Friedrich Schuster)，他是纽约市一家理发店的学徒。

历史学家查出，副总统潘斯的外祖父李查德·戈利(Richard Cawley)，是最具代表性的链式移民例子。因为李查德和四名兄弟姊妹都是爱尔兰移民，而且是按照长幼一个接一个来美，特别有代表性；最初是李查德的哥哥詹姆斯来美，在伊利诺州站稳脚跟后，帮助李查德申请来美，而李查德来美后，又帮助弟弟汤玛斯来美，汤玛斯再帮助两个妹妹来美。

库许纳的祖父母约瑟和瑞伊·库许纳(Joseph and Rae Kushner)，是东欧难民和纳綷大屠杀生还者，他们1949年抵美，来美前先在意大利一个难民营住了数年，等候美国审批；“华盛顿邮报”报导，1982年，瑞伊接受大屠杀研究中心的口述历史访问，曾抱怨美国当年让她和丈夫住在难民营数年，很不人道，是重大错误。

米勒主导了川普的移民政策。川普16日宣布计画时，特别说到米勒要求移民能说英语。但历史学家揭露，米勒的曾祖母移民来美时根本不懂英语，他的曾祖父尼森·米勒(Nison Miller)因“无知”(because of ignorance)，以致通不过公民测验，但仍获准居留美国；米勒的外曾祖父也是依亲移民，所依附亲属“来美国时身上只有八美元”。

从这些高官简单的移民史可看出：如果美国不是推行兼容并包的亲属移民制，欢迎穷人和难民，川普、潘斯、库许纳和米勒的祖先，根本就进不了美国，他们今天也成不了美国人，遑论掌大权。为什么他们现在反对亲属移民？加州州长纽森说，川普向来反对少数族裔移民，只欢迎欧洲白人移民。纽森说法是对是错我们不知道，但川普不看自身的依亲移民背景，只为骗取选票，这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虚伪”，而是“赎罪”——这就是典型的“吃什么就拉什么”，其结果就是“移民最反对移民”（川普）、“神学生最反对神学院”（斯大林）、农民最反对农民 （毛泽东）、犹太人最反对犹太人（希特勒）……这在《二十世纪的骗局》一书里，已经说过了。

《终止“链式移民” 特朗普移民改革对华人意味什么》（2018年02月02日 10:00   来源：中国侨网   参与互动

视频：特朗普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演讲  来源：央视新闻

中国侨网2月2日电 据美国侨报网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最新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正在酝酿中的移民改革方案的四大支柱，其中对华人影响最大的是终止家庭的“链式移民”。如果实施，将意味着以往那种一人成功移民入籍，全家大小老少连串投亲移民来美的日子终结。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8年1月30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上任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白宫此前公布称，特朗普将在国情咨文中谈到经济就业、基建、移民、贸易和国家安全五大议题。

特朗普提出的四大支柱是：

第一，为现有180万未成年时来到美国的没有合法身份的所谓“梦想者”提供身份合法化的途径，合格者可以在12年内入籍美国；

第二，加强边境保护，投资250亿美元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建墙；

第三，终止现有每年5万个名额的“绿卡抽签项目”，改为“基于价值”(merit-based)；

第四，终止以家庭为单位的“链式移民”(chain migration)，也就是只允许美国公民的“核心家庭成员”，即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跟着移民。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8年1月30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说，这是他本年度最重大的演说，预计将吸引4000万美国人观看。

据中评社报道，这些改革设想已经体现于日前由国会共和党人提出的《保障美国未来法桉》中，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其中能为“梦想者”提供出路，是白宫为了解决2月8日联邦政府又将面临关门问题而与民主党妥协的结果，其原则最后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比较大，只是具体方桉可能还会进一步拉锯妥协。

另外，共和党参议员哈奇和弗雷克日前也提出议桉，要求改革美国H1B工作签证体系，建议将现有的每年H1B名额从6万5千个增加到8万5千个。此外还设置了根据市场需求的“升降机”制度，即美国市场雇佣外国人需求强盛时，最多可额外增加11万个H1B配额，也就是说美国的H1B配额每年最多可达19.5万个。

同时按照申请人学历排序，有美国博士和硕士的人可以获得更高分数；取消现有的高学历人才每年两万个名额的限制，以及对每个国家通过职业移民获得绿卡的额度限制。这个议桉获得高科技业界的广泛欢迎，但预计会遭遇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保守派的抵制，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现在还难以预计。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7年5月17日，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中国留学生。当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校园举行毕业典礼，15000余名学生学成毕业。 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最新美国移民改革设想对华人最大的影响在于，它一方面想大幅度削减亲属移民的配额，如果议案获得通过，将是美国近百年来削减合法移民数量力度最大的一次；另一方面有可能增加职业移民的配额，尤其是有美国高学历的技术人才将更受欢迎。而这两方面都是中国人移民美国的主要途径。2015年，中国大陆来美移民有3成是通过职业移民，有3成7是通过非直系亲属，有2成是通过直系亲属。

按照最新的议桉，2019财政年度，全美新增合法移民人数将减少42万，即锐减38%，减幅大于预想。其中包括美国公民的父母、成年子女和兄弟姐妹都将不能依亲移民美国，只有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办亲属移民，而且未成年的定义也从21岁降到18岁。这就断了原先一个人移民来美，“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来美的路数，这也跟特朗普治外国低技能移民来美吃福利的思路是一致的。

资料图：当地时间2018年1月30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上任以来的首份国情咨文。白宫此前公布称，特朗普将在国情咨文中谈到经济就业、基建、移民、贸易和国家安全五大议题。

大砍亲属移民一定会遭到民主党人和移民团体的强烈反对，华人社区对此亦有担忧。许多80后、90后通过职业移民来美的中国人，正是在美成家立业的时候，但他们属于中国独生子女的一代。以往他们可以待自己入籍美国后，将年老的父母移民来美，但此路不通，这些年轻人就要考虑如何敬老养老了，有些华人可能将不得不海归。不过，现在已有参议员提出设立新的非移民居住签证类别，不让这些老人获得绿卡，但可以来美与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子女长期同住。父母不能跟着子女移民，还可能给“来美旅游生子热”降温，因为“定锚婴儿”将来长大了也不能给父母办理移民。

此外一些中国人热衷的庇护移民的名额也可能被削减两万个。“绿卡抽签”与中国大陆居民无关，但以往港、澳、台居民及其配偶是有资格通过绿卡抽签移民美国的，今后他们也将不能靠碰运气，像中彩票似地获得美国绿卡了。

与此同时，职业移民的名额可望从13万8千个增加到19万5千个。尤其是以技能和学历为标准所谓“基于价值”的移民审核标准，对于外国来美留学获得硕士以上学位的理工科学生而言，如果想留在美国工作，这应该算是一个利好消息。职业移民绿卡国别配额如果取消，也有利于以往走职业移民道路通常需要漫长排队等待期的印度人和中国人。不过，增加职业移民名额暂未列入特朗普的移民改革框架中，能否加入，能否成真，变数更大。

不久前，侨报曾发表社论文章《谨防移民改革变成变相排外》，文章指出在反政治正确和反多元化文化下的许多移民改革提案，对有色人种移民不利是难以否定的。

文章说，特朗普在竞选时表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历史地看，美国的伟大少不了移民的贡献，那些把美国看成“我们的美国”的右翼白人族群，300年前也是移民。因此，问题恐怕不是在移民身上，而是在何种移民身上。

特朗普在移民改革中力争取消“链式移民”，指的是公民及永久居民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以外的亲属移民(包括公民父母，成年子女和兄弟姐妹以及永久居民的成年未婚子女)。众所周知这些亲属移民绝大多数来自亚洲、拉美和其他地方。特朗普指取消链式移民可以杜绝恐怖嫌疑分子入境，但国土安全部并没有更多证据指向被监控的嫌疑者是依据链式移民入境。

毋庸讳言，亲属移民中确有出现滥用福利和欺瞒的现象，立法机构和政府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制定和实施法规来避免，例如对公民成年子女和兄弟姐妹可以参考特朗普背书的“积分制移民计算法”，或者制定子女保证赡养父母的办法等等来避免滥用福利。

移民改革确有必要，特朗普倡导的积分制移民体系也有其合理内核，事实上也在加拿大等国实施。

但问题在于，不应采用一刀切的办法，完全排斥亲属移民。让公民和父母、成年子女及兄弟姐妹不得团聚，永久居民和成年子女不能团聚，无视本是美国人最重视的家庭关系，其中使人嗅到了排外的意味。

因此，移民改革中应慎重处理这一问题。在一年前我们就提到，反非法移民的立场，不要扩大成反移民的潮流。华人作为少数族裔，对此是高度敏感的。

谢选骏指出：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很震惊“低端人口”为何如此众多，且能轻易合法移民——后来才知道这是美国人保持较高生活水平的秘诀，也就是通过链式移民或逾期偷渡等方式吸收廉价劳力，所以美国人的平均素质虽然不及西欧日本，但生活却是更好，因为美国的服务费较低，生活费因此较为低廉。所以“欢迎移民”是老牌殖民者的心态，而新进的殖民者却最反对移民——因为同行是冤家。

【047、移民最该得到SAT逆境分数】

《SAT逆境分数到底怎么加？离婚吸毒住差区算吗？》（侨报 2019-05-21）报道：

以前有个笑话说，只要在SAT考试中正确地输入你的名字，你就能得到200分，因爲这是考试中可能得到的最低分。现在，一个奇怪的现实是，一个学生会因爲他出生的环境而获得分数。

“逆境分数”横空出世

据福克斯新闻(Fox News)报道，管理SAT考试的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上週宣佈，将把学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考虑进去，单独编制一个“逆境分数”(Adversity Score)。

美国大学理事会表示，该工具将爲招生人员提供更多的背景。许多人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平权法案的批评者和捍卫者认爲该指数存在不同的问题。

据Insider Higher Ed报道，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多年来一直在测试一项“逆境指数”(adversity index)，该指数旨在将学生的SAT成绩与他们的社会经济优势或劣势联繫起来。该系统已被约50所高校使用。上週四，美国大学理事会(College Board)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将扩大到约150所大学，并在2020年向所有大学开放。

“逆境分数”如何打分

据Insider Higher Ed报道，大学理事会能够根据它拥有的几乎所有高中的数据库製作索引，并且这些数据库已经扩展到包括有关社区的信息。

该体系的一个基本理论(得到了大多数人口统计学家的支持)是，美国的大多数高中和社区在经济上并不是非常多样化。因此，若一所高中有很多富有和贫困的学生，这就是一所很罕见的高中。因此，大学理事会的官员说，有关这所高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信息将是有用的。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逆境分数将使用15个因素，分爲三个环境：家庭(home)、邻里(neighborhood)和学校(school)。

第一个是家庭，它将评估学生父母的婚姻状况和家庭收入。

第二个是邻里，它将包括房价和犯罪率。

而第三个分值，即学术环境，它将评估孩子所在的学校提供了多少预修课程，以及有多少学生得到了免费或减价的午餐。

进入逆境指数的因素包括经济（学校中有资格获得免费午餐或减少午餐的学生比例），该因素反映了经济挑战（住房不稳定）和教育状况（上大学的学生比例）。分数最高可达100分。

美国大学理事会指出，各个学校必须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信息。美国大学理事会过去採取了一些重大变革，比如增加了写作考试，而大多数大学都忽视了这些变革。

爲何会有“逆境分数”

据Insider Higher Ed报道，多年来，SAT一直受到批评，因爲富裕学生的平均成绩高于中产阶级学生，而中产阶级学生的平均成绩又高于低收入家庭学生。

在美国，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在低收入家庭中所佔比例过高，这些家庭通常无法进入最好的公立学校。越来越多的大学取消了对所有申请者提交SAT或ACT成绩的要求，这也印证了上述模式。许多招生专家预计，如果当前针对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平权行动政策的诉讼，导致大学在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权利受到新的法律限制，那麽这个数字还会上升。

美国大学理事会的一位女发言人说：“这是一款专爲招生人员设计的工具，他们可以从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环境中瞭解学生的学业成就。”所谓的环境背景仪表板(The Environmental Context Dashboard)“不提供关于学生的信息”，而提供关于学生环境的信息。”

质疑声迭起，叫好声也有

在试点期间，一些使用该指数的高校表示，它是有帮助的。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负责招生管理的助理副校长约翰·巴恩希尔(John Barnhill)在去年的一次报告中说，招生人员发现这些信息很有帮助。他说，在很多情况下，该指数所提供的背景导致了录取决定的变化——一般来说，这些变化包括录取那些本来可能不会被录取的弱势申请人。

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要求申请者提交SAT或ACT成绩，该校校长马文·克里斯洛夫(Marvin Krislov)表示，他认爲该指数“可能是招生官员用来更好地瞭解申请者的几个有用数据点之一”。

但曾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担任总法律顾问的克里斯洛夫(Krislov)强调，他认爲该指数不会取代平权行动。

克里斯洛夫说，该指数“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它不会让招生人员知道学生是否已经克服了严重的残疾或疾病，或者是否经历了重大损失”。

许多人对该计划持怀疑态度。平权法案的批评者和捍卫者认爲该指数存在不同的问题。逆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因人而异的。新的分数没有允许大学根据个人来评判每一个学生，而是爲招生过程增加了一层粗略的标准化。这与社会正义背道而驰。

逆境指数与平权运动

自从公衆获悉将广泛採用该指数的计划以来，很多讨论都集中在平权行动上。一些人认为，如果大学在招生决策中不考虑种族和民族因素，该指数将允许它们保持多样性。对平权法案的批评者来说，这被视爲一件坏事。

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Institute)的研究员希瑟·麦克·唐纳德(Heather Mac Donald)就是这样的批评者之一，她称大学理事会的计划是“大学招生中种族配额的后门”。

唐纳德在杂志上写道：“目前，由于种族偏好，许多黑人高中生知道，他们不需要像非‘有色人种’学生那样在学业上付出那么多努力，就能被竞争激烈的大学录取。逆境分数只会强化这种知识。这不是一个有利于人生成就的现实。这项新计划的唯一受益者是校园多样性官员。他们还得到了另一项保证，保证那些学业有缺陷的学生可以被利用来从事更多样化的閒差工作，降低学术标准。”她还写道，美国大学理事会在该指数中考虑的因素是家庭应该改变的因素，而不是大学应该考虑的因素。她写道：“大学理事会的逆境分数将给来自高犯罪率、高贫困率学校和社区的学生带来提振。由单亲抚养也是一个有利因素。这样的计划惩罚了有利于个人和社会成功的资产阶级价值观。”

但对于那些希望大学在招收少数族裔和弱势学生方面做得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该指数并不是什麽灵丹妙药。

纽约城市大学拉瓜迪亚社区学院(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副院长巴特·格拉坎(Bart Grachan)在一份招生电子邮件讨论列表中写道，种族不会成爲逆境指数的一部分。他还提出了一些问题，关于逆境指数支持者们没有谈论这一点。如果逆境指数包括种族，“那麽它将在许多州被禁止，这些州已经禁止在招生决定中使用种族。”

谢选骏指出：SAT逆境分数到底怎么加？要论处境艰难，移民最该得到SAT逆境分数了。与连根拔起的移民处境相比，土著的离婚吸毒住差区，都算是比较单纯的问题了。由此可见，美国侨报只会说说笑话，根本不为侨民说话。

【048、移植记忆培养认贼作父的奴才】

《全球首例动物记忆移植完成 人类实现记忆恢复还会远吗？》（2018-05-18 转载美国广播公司5月15日）报道：

对大多数人而言，记忆移植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然而，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一组研究人员，已成功将记忆移植变为现实。

UCLA的科学家们通过注射核糖核酸（RNA），成功在海蜗牛身上实现了全球首例记忆移植。虽然距离讨论最终结论还为时过早，但这项惊人的实验结果毫无疑问将在一定程度上颠覆领域内的原有普遍观点。

5月14日，相关研究发现已发表在了美国神经科学学会旗下的《eNeuro》上，并引发了学界内的大量讨论。

如何移植记忆？实验过程是这样的

这项研究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生物学家大卫·格兰兹曼教授的团队完成，并且受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实验对象是加州海蜗牛（Aplysia californica），这是一种拥有2万个神经元的生物。或许相较于人类的千亿神经元来说，这个数量级十分微不足道，但其神经传递脉冲的方式与人类非常相似。

研究人员首先对一组海蜗牛的尾部进行温和的电击，在电击之下，海蜗牛会产生防御性的屈卷反应，将自己蜷缩起来以躲避伤害。一开始，这样的防御性反应仅会持续1秒钟。而在研究人员不断重复的微电击训练中，这些海蜗牛开始对电击过程产生记忆，并出现条件反射，在轻微碰触下，它就会敏感地将自己蜷缩起来长达50秒之久。

接下来，研究人员从受过训练的海蜗牛的上腹部神经组织中提取RNA，随后注入另一组未受训练的海蜗牛颈部，使其能进入它们的身体循环系统。然后令人震惊的现象出现了，被注入RNA的未受训海蜗牛，在电击下蜷缩了近40秒，就像记得如何应对这样的刺激一样。

负责主导实验的大卫·格兰兹曼教授说：“海蜗牛的记忆似乎被移植了。”为了验证不是偶然发生的，研究人员反复进行了多次实验，结果证明，这并不是偶然，所有7只未受训的海蜗牛的表现一致。这说明，通过受训蜗牛的RNA，将其对于电击的记忆移植给了未受训的蜗牛，神奇的记忆移植就发生了。

为了再次确认，格兰兹曼教授的团队又提取了未受训的海蜗牛的感觉神经元，放入两个培养皿中。然后分别加入未受训和受训海蜗牛的RNA，以观察后续反应。结果研究人员发现，受训海蜗牛的 RNA 可以增加感觉神经元的兴奋度。而未受训海蜗牛的RNA不会让神经元变得兴奋。

格兰兹曼教授表示，实验结果表明，记忆是储存在神经元细胞核之中的。因为，RNA是在神经细胞中合成并作用于DNA活动中，因此，他认为记忆储存与RNA介导的基因活动中的表观遗传变化有关。

对的？错的？颠覆让学界争议不小

记忆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没人确切知道记忆是如何被大脑储存的，以及具体储在何处。

目前被科学界普遍认可，甚至被写入教科书的理论是，记忆是由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或突触的强度变化来存储的。每次唤起记忆，突触都会被激活，多次重复后记忆便得到了增强。

但与此同时，包括格兰兹曼教授在内的另一阵营则认为，记忆其实是储存在神经元的细胞核中，RNA在记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格兰兹曼教授此次的研究结果，无疑让神经学研究领域开启新一轮的争论。

由于人类和蜗牛的细胞和分子过程非常相似，《科学美国人》杂志指出，这项史无前例的研究发表后，将在一定程度上颠覆“记忆储存在突触中”的普遍观点。

不出意外地，许多科学家会选择更加谨慎地看待这项研究。一直从事记忆方面研究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助理教授托马斯·瑞恩就表态道：“如果他是对的，这将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发现，但我并不认为这个结论是对的。”

MIT神经学家蔡立慧教授也表示：“这个想法非常激进，必定会挑战领域内的观点。”蔡教授称，这一研究十分有趣且令人印象深刻，也有许多研究证明了表观遗传机制在记忆形成中的作用，毕竟记忆的形成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可能涉及许多要素。但是，对于格兰兹曼教授否认突触在记忆储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说法，她并不认同。

格伦兹曼教授告诉BBC：“如果记忆储存在突触中，那么我们的实验就不会有这个结果。”对于各种质疑，格兰兹曼教授早已做好准备。他十分清楚，对于突触概念的挑战并不会一帆风顺：“我预计会有很多惊讶与质疑，在下一次的神经科学学会会议上，也不会有太多人为我欢呼庆祝。”

毕竟，在科学研究中，RNA的主要作用是传递基因遗传信息，与大脑记忆的形成毫无关系。甚至连他的同事在最开始也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了实验室里的人进行这个实验。”格兰兹曼教授说，“他们认为这完全是胡扯。”

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指出，这项研究是令人兴奋不已的重大突破。纽约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中心的神经学家、记忆研究人员托德·萨克特表示，这一结果让人震惊，可以说为人类研究“记忆是如何储存”开拓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他指出，关于人类大脑记忆的研究探索，甚至被称为20世纪生物学的最后一个遗留问题。而为什么数十年来科学家们迟迟无法突破的一部分原因，或许正是过度关注了突触强度。

并不认同这一试验结果的托马斯·瑞恩也表示，关于突触强度的论文已发表了12000多篇，但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关于记忆存储方式的合理解释。因此，尽管格兰兹曼的研究十分激进，但他对于开辟一条全新的探索道路表示赞赏。“我们对大脑记忆知之甚少。”瑞恩补充道，“任何新的方向和道路都会令人感到兴奋。”

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科学家们指出，这一发现意味着，未来基于RNA的新疗法可能帮助人类恢复丢失的记忆，为将来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老年痴呆症铺平道路。甚至在未来，还能对记忆进行篡改，增强或是抑制大脑中的记忆……

由于目前的试验对象只是海蜗牛，还需要进一步在大脑更为复杂的动物身上进行大量实验。除此之外，由于RNA也有许多种类，格兰兹曼教授的团队也将进行更多的研究，以确认究竟是哪一种RNA在记忆储存中发挥着作用。

记忆移植就是把一个有记忆能力的生命体的脑中的记忆转移到另一个生命体的脑中，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很多实验来表明这是可行的

1999年2月，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心理科技研究中心，输入记忆的是因车祸损害大脑平衡的中学生凯利，输出记忆的是业余体操冠军西尼尔。

芯片植入成功后的凯利，能作出优美的体操动作——伸腰、踢腿、跑跳、空翻……几天后，记忆衰减，一星期后，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会任何体操动作了，但，动作的协调性仍然比以前好，而最终取出芯片以后，凯利又同以前一摸一样了。

最直接的记忆移植——“切割移植”。

1997年4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切割移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动物神经研究所进行。

一条训练有素的德国纯种牧羊犬，绰号“天才”，颇通人性，具有丰富的情绪记忆。这次移植的是综合记忆——运动、情绪、形象、语词、逻辑等，视为记忆区域的整体移植，也是大脑部位切换最大的一次移植。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排异性，被移植对象，选择了“天才”的亲弟弟——“白痴”。它生下来，就被关起，没有任何外界接触，不进行任何训练，可谓“记忆空白”的动物。

手术成功地出现奇迹：“白痴”醒来第一眼就在人群中找到了主人，并对主人的指定一一照办，而被更换后的“天才”则对主人视而不见，毫无反应。

技术介绍

记忆移植就是把一个有记忆能力的生命体的脑中的记忆转移到另一个生命体的脑中，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有科学家曾经做过很多实验来表明这是可行的

实验

已经试验过的移植分两种：直接移植和间接移植。最早进行的记忆移植是直接移植——移植的是情绪记忆——一种已体验过的情绪为内容的记忆。

老鼠的本性是喜暗怕亮。1994年5月，英国科学家沃克斯利用多次的强烈刺激，使一只叫巴迪的雌性老鼠建立相反的情绪记忆——喜亮怕暗，然后再进行移植。

这种移植实验运用了“

脑汁抽注法”，成功地说明了，记忆可以移植。狗熊变海豚

1996年春天在美国国防部军事生理研究中心，利用“芯片移植术”，进行了一项“运动记忆移植”实验。

输出记忆的是海豚特德，他们利用脑生物科技，对特德头脑中游泳动作记忆区域，进行全面的探测：包括，这一区域发出的特殊脑电波、存在的生物磁场、神经肽传递的信号等，然后把系列信息复制存储在纽扣大小的芯片上，植入美洲棕熊塔林的大脑运动记忆区，芯片通过电能释放存储的信息。

棕熊本来不会游泳，入水几十秒后，显示游泳技巧，而且，逐渐轻松，直至灵活自如。

一月后，游泳动作开始缓慢，呛水次数越来越多，原来是芯片附带电池的电能已快耗尽，因为大脑血流量也会消耗电能，大大的减少了它的使用寿命。

而且，通过扫描，发现芯片上布满细小的神经和血管，无法取出芯片充电，3周后，完全丧失游泳能力，恢复如初。

3月后，该研究所的另一次试验。一头叫“小笨蛋”的阿拉斯加小灰熊，被植入附加功率相当大的记忆芯片，因为电池电流过强，小笨蛋入水后异常笨拙，“判若两熊”。究其因，在其记忆区域，测得脑电波异常紊乱。

实验表明：芯片移植记忆，只能植入电流有限的芯片，保存的只能是运动记忆，保存时间相当有限。

“白痴”与“天才”换位

最直接的记忆移植——“切割移植”。

1997年4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切割移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动物神经研究所进行。

一条训练有素的德国纯种牧羊犬，绰号“天才”，颇通人性，具有丰富的情绪记忆。这次移植的是综合记忆——运动、情绪、形象、语词、逻辑等，视为记忆区域的整体移植，也是大脑部位切换最大的一次移植。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排异性，被移植对象，选择了“天才”的亲弟弟——“白痴”。它生下来，就被关起，没有任何外界接触，不进行任何训练，可谓“记忆空白”的动物。

手术成功地出现奇迹：“白痴”醒来第一眼就在人群中找到了主人，并对主人的指定一一照办，而被更换后的“天才”则对主人视而不见，毫无反应。

人脑的芯片记忆移植尝试

1999年2月，美国亚拉巴马大学心理科技研究中心，输入记忆的是因车祸损害大脑平衡的中学生凯利，输出记忆的是业余体操冠军西尼尔。

芯片植入成功后的凯利，能作出优美的体操动作——伸腰、踢腿、跑跳、空翻……几天后，记忆衰减，一星期后，他觉得自己已经不会任何体操动作了，但，动作的协调性仍然比以前好，而最终取出芯片以后，凯利又同以前一摸一样了。

关于人脑记忆移植

据统计，人脑约有190亿个细胞，如果将人脑的全部记忆能力比作一个电脑磁盘，一个记忆超常的人，既便能将大英百科全书背下来，“记忆硬盘”也只使用不到10%的空间。而记忆移植，就是想通过“拷贝”的方式来迅速扩大这个硬盘的利用空间。

目前为止，记忆移植，进展缓慢，困难重重。

人死后记忆也可以移植？ 

记忆移植是梦吗？据俄罗斯"Informing"新闻网9月27日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一个研究小组进行一项研究，以确定人死后是否有可能通过移植记忆来保留身份。研究人员称，可以从死者大脑提取信息，但只能通过特定形式将其转移到另一个生命体内。然而这一问题在道德方面存在争议…… 

谢选骏指出：一旦记忆移植的技术成熟了，权势集团就会利用它来培训员工，独裁者甚至会让全民成为认贼作父的奴才——这只要把特定的奴才记忆输入给自由人，就可以简简单单地实现“全国一片红”了。学习班、看守所、劳改营都可以关闭了。那时候，不仅主权国家可以肆无忌惮，而且全球政府也会篡改历史，那就真的可能像绝望的聋子乐手贝多芬所嚎叫的那样，“一切人类成兄弟”了。

【049、遗产真是遗祸无穷】

《琼瑶出书 纷争再起 平家孙：把人当傻瓜》2017年7月26日报道说：

作家琼瑶将照顾自己丈夫平鑫涛的过程写成新作《在雪花飘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后一课》出售赚钱，引起不是她生的“平家前妻晚辈”的不满。

话说“皇冠文化集团”创办人平鑫涛是否要插鼻胃管，4、5月间因其妻、作家琼瑶在脸书上发文掀起社会医疗论战，也掀起琼瑶与平鑫涛子女对于照顾、医疗歧见的战火。琼瑶将照顾平鑫涛的过程写成新作“在雪花飘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后一课”，将由天下文化出版，又挑起平家晚辈的不满。

琼瑶数月前在脸书上公开丈夫平鑫涛的病情，并与平鑫涛和前妻所生的子女对医疗方式产生分歧，引来社会探讨“老人照顾老人”、“善终权”等议题。平鑫涛三名子女平莹、平珩、平云透过皇冠发表公开信，琼瑶也在脸书发文回击，双方正式撕破脸，琼瑶并表示不再干涉照顾、探望平鑫涛。

琼瑶当时的发文，就提到了“在雪花飘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后一课”的内容，表示写这本书“从来，我没有这么迫切和狂热的想写下……”随后关闭脸书留言板。

天下文化网站则透露了“在雪花飘落之前”8月1日正式出版的消息，远见．天下文化事业群创办人高希均并为该书写导读文，透露6月下旬与琼瑶相隔40年后再相见，拜读“在雪花飘落之前”后形容这是琼瑶“一生中最特别的书”，认为：“这部作品，不再是小说，而是融入了‘生死’、‘爱’及‘新观念’。”

高希均并说：“琼瑶以刻骨铭心照顾丈夫病情的亲身经历，提出‘善终权’的新观念。在新书的尾声中，她以坚定的语气告诉读者：‘打前锋提出新观念的人，都是抱着牺牲精神的人！’这种认知，深获我心。”因此双方合作出版该书，这也是琼瑶首度在皇冠之外的出版社推出作品。

琼瑶在书中也坦言，此书是自己“不能不写”的书，“为了那些正和鑫涛陷入一样悲剧的老人们，我必须写出来！我的遭遇，是许许多多家庭的遭遇；我的痛苦，是许许多多家属的痛苦。许多家庭成员，都面对过‘不同的爱，变成亲人的拔河’！最后造成病患的遗憾，亲人的反目！”

面对家务事再起波澜，琼瑶昨天仅透过助理表示，所有问题会在8月1日记者会说清楚。天下文化不久后也将“在雪花飘落之前”网站预告撤掉，天下文化解释，该书没有预购，因避免有误会，才先撤除网络内容。

●平家孙脸书发文：说不写还写

琼瑶新作“在雪花飘落之前 我生命中最后一课”叙述照顾丈夫平鑫涛的过程，却惹来平鑫涛孙子、平静在脸书上指责：“两个半月前，这位‘国宝级作家’才轰轰烈烈的说自己‘书不会再写了’，两个半月后，书，还是出了。”家族纷争再起。

平静不满琼瑶新作出版的发文中说：“我始终相信，一个公众人物的价值，取决于两个点：处理承诺的方式（记得做好做满，别把别人当傻瓜。）、面对异己时的态度。”认为琼瑶不但没有兑现“不再写书”的承诺，且对爷爷病情的发言权仍留有“眷恋”。

平静也指出：“这本书一定还是会有人买，但在掏钱的时候，他们不会知道，这两个半月里：她曾经长达一个月没来探视过这‘最爱的人’。我们收到她两封律师函，要我们限期将她所有作品回收下架。”也提到：“爷爷的身体透过复健状况越来越好。”

相较于儿子平静透过脸书表达不满，其父、皇冠出版社社长平云则表示，脸书发文只是年轻人的抒发，没想到会再度掀起纷争，而琼瑶出书也在平云的“预期之内”，皇冠也已将琼瑶过去的著作都下架。

谢选骏指出：“皇冠”不是那么好戴的。过去戴过真皇冠的人，不是自己人头落地，就是子孙到处流窜；现在戴着假皇冠的人，也是弄得阖家大小鸡犬不宁。这个带着皇冠的出版商，妻子要他早点死，为的是早点拿到遗产；儿孙要他晚点死，为的是晚点失去遗产。表现不同，实质一样，都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看来，遗产真的是遗祸无穷，难怪最为精明的商人，都把自己的遗产捐给大学，或做了基金，这样祸水他移，救了自己家里。

【050、以毒攻毒的超级霸王车】

“解决拥堵问题 中国自带隧道巴士将于夏末试跑”——

2016年6月27日，上海人（ShangahaiIst）门户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为缓解交通压力而研制的特别巴士将于8月“试跑”，试验区全长300米。

据当地媒体消息，试验将在最真实的条件下进行。试跑距离不会超过500米。研发人员此前曾表示，首次试验路段长度将为2公里。研发工程师称，新车最多可容纳1400名乘客，时速可达60公里/时。预计，乘坐这种高科技巴士将比地铁便宜80%。

新一代巴士已在5月亮相第十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巴士分上下两层，上层载客，下层镂空，轿车、卡车和其他公共汽车可以自由通过。工程师计划在路边铺设轨道，巴士将沿轨道前进。

这个“新一代巴士”，说穿了就是“超级霸王车”。它能否解决“拥堵问题”是个未知数，但是它是一个体现了“中国国情”的超级霸王车，却是毋庸置疑的了。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台湾，被问起印象。我拿日本对比说，台湾车少于日本，但却更为拥堵，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人不给别人留路，结果自己也被堵住了。其实这个问题，大陆比台湾更严重，所以大陆比台湾更为拥堵，更为乌烟瘴气。

现在呢，这个号称要“解决拥堵问题”的“自带隧道巴士”设计，不去着手解决根本的“给别人留路”的问题，而是利用公共权力进一步霸占道路，只能加剧拥堵，甚至制造恶性交通事故。所以我叫它“以毒攻毒的超级霸王车”。

这是聪明的设计还是愚蠢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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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人均汽车拥有量列表

维基百科

这是一个各国每千人拥有汽车数列表。所有数字包括汽车，越野车，廂型車，和商用车，不包括摩托车和其它两轮机动车 。

2009年各国每千人汽车拥有量示意图

 

排名 国家/地区 每千人汽车拥有量[1] 注释

1 美國 2670 2009[2]

2 摩納哥 812 2010[3]

3 列支敦斯登 796 2008[4]

4 卢森堡 749 2008[4]

5 馬爾他 743 2011[5]

6 澳大利亚 730 2011年一月[6]

7 冰島 724 2005[4]

8 新西蘭 718 2009[2]

9 文莱 696 2007[2]

10 義大利 690 2010[7]

11 關島 677 2004[8]

12 賽普勒斯 659 2008[2]

13 德國 634 2008[4]

14 加拿大 620 2009[9]

15 西班牙 608 2008[4]

16 波多黎各 596 2009[2]

17 芬兰 591 2008[4]

18 日本 589 2009[2]

19 挪威 578 2009[4]

20 法国 575 2007[4]

21 斯洛維尼亞 566 2009[4]

22 瑞士 562 2008[4]

23 奥地利 561 2008[4]

24 比利時 558 2008[4]

25 立陶宛 555 2009[4]

26 丹麥 549 2006[4]

27 愛爾蘭 542 2006[10]

28 葡萄牙 537 2010[11]

29 卡塔尔 532 2007[2]

30 英國 525 2008[4]

31 荷蘭 523 2008[4]

32 瑞典 522 2008[4]

33 巴林 509 2008[2]

34 波蘭 508 2009[4]

35 科威特 495 2009[2]

36 捷克 485 2008[4]

37 爱沙尼亚 474 2008[4]

38 拉脫維亞 459 2009[4]

39 希臘 451 2008[4]

40 黎巴嫩 434 [11]

41 克罗地亚 384 2009[2]

42 韩国 379 2011[12]

43 保加利亚 375 2009[4]

44 千里達及托巴哥 353 2007[2]

45 马来西亚 350 2009[2]

46 斯洛伐克 348 2009[4]

47 以色列 342 2011[13]

48 沙烏地阿拉伯 336 [11]

49 阿根廷 314 2007[2]

50 阿联酋 313 2007[2]

51 蒙特內哥羅 309 2011[14]

52 匈牙利 301 2009[15]

53 中華民國 297 2010[16]

54 利比亞 290 2007[2]

55 白俄羅斯 282 2007[2]

56 苏里南 282 2009[2]

57 墨西哥 276 2009[2]

58 俄羅斯 271 2011[2]

59 巴西 259 July 2011[17]

60 塞爾維亞 252 2009[2]

61 羅馬尼亞 230 2011[2]

62 安地卡及巴布達 230 2009[2]

63 圣基茨和尼维斯 223 [11]

64 阿曼 215 2007[2]

65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 204 2008[2]

66 乌拉圭 200 2009[2]

67 哈萨克斯坦 199 2009[2]

68 巴巴多斯 188 [11]

69 伯利兹 178 2007[2]

70 斐济 175 2008[2]

71 伊朗 175 2010[18]

72 汤加 174 [11]

73 智利 174 2009[2]

74 塞舌尔 173 2007[2]

75 烏克蘭 167 2009[2]

76 圣卢西亚 166 [11]

77 哥斯达黎加 166 2009[2]

78 模里西斯 166 2009[2]

79 泰國 165 July 2011[19][20]

80 多米尼克 163 [11]

81 南非 162 2009[2]

82 瑙鲁 159 [21]

83 新加坡 156 2009[2]

84 馬其頓 155 2009[2]

85 阿尔及利亚 154 2010 [22]

86 约旦 154 2009[2]

87 委內瑞拉 147 2007[2]

88 基里巴斯 146 2007[2]

89 摩尔多瓦 146 2009[2]

90 土耳其 142 2009[2]

91 巴拿马 141 2009[2]

9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35 2008[2]

93 多米尼加 128 2009[2]

94 格瑞那達 122 [23]

95 阿尔巴尼亚 120 2009[2]

96 牙买加 120 2007[2]

97 危地马拉 117 2007[2]

98 格鲁吉亚 116 2007[2]

99 中华人民共和国 114 2014[24]

100 突尼西亞 114 2008[2]

101 辛巴威 114 2007[2]

102 博茨瓦纳 113 2007[2]

103 土库曼斯坦 106 2008[2]

104 亞美尼亞 105 2007[2]

105 纳米比亚 103 2009[2]

106 宏都拉斯 97 2007[2]

107 圭亚那 95 2008[2]

108 佛得角 94 2007[2]

109 巴拉圭 91 2009[2]

110 阿塞拜疆 89 2007[2]

111 斯威士兰 89 2007[2]

112 薩爾瓦多 84 2007[2]

113 香港 83 [25]

114 巴哈马 82 2007[2]

115 印尼 79 2009[2]

116 萨摩亚 77 2007[2]

117 蒙古 72 2008[2]

118 哥伦比亚 71 2009[2]

119 摩洛哥 70 2007[2]

120 玻利维亚 68 2007[2]

121 秘魯 68 2009[2]

122 厄瓜多尔 63 2007[2]

123 叙利亚 63 2009[2]

124 吉尔吉斯斯坦 59 2007[2]

125 尼加拉瓜 58 2009[2]

126 瓦努阿圖 54 [11]

127 伊拉克 50 [11]

128 斯里蘭卡 47 2009[2]

129 不丹 47 2008[2]

130 埃及 43 2008[2]

131 安哥拉 40 2007[2]

132 巴勒斯坦 39 2008[2]

133 古巴 38 2008[2]

134 塔吉克斯坦 38 2007[2]

135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37 2007[2]

136 乌兹别克斯坦 37 [26]

137 葉門 35 2007[2]

138 科摩罗 33 2007[2]

139 加纳 33 2007[2]

140 几内亚比绍 33 2008[2]

141 菲律賓 33 2009[2]

142 奈及利亞 31 2007[2]

143 阿富汗 29 2009[2]

144 吉布提 28 [11]

145 苏丹 27 2007[2]

146 马达加斯加 26 2009[2]

147 刚果（布） 26 2007[2]

148 馬爾地夫 24 2009[2]

149 肯尼亚 23 2009[2]

150 塞内加尔 22 2008[2]

151 贝宁 21 2007[2]

152 柬埔寨 21 2006[2]

153 老挝 20 2007[2]

154 科特迪瓦 20 2007[2]

155 尚比亞 20 2009[2]

156 印度 18 2009[2]

157 喀麦隆 14 2007[2]

158 加彭 14 [27]

159 马里 14 2009[2]

160 赤道几内亚 13 [28]

161 巴布亚新几内亚 13 [11]

162 越南 13 2007[2]

163 巴基斯坦 13 2009[2]

164 海地 12 [11]

165 莫桑比克 12 2009[2]

166 布吉納法索 11 2009[2]

167 厄立特里亚 11 2007[2]

168 朝鲜 11 [29]

169 尼泊尔 9 [11]

170 马拉维 8 2007[2]

171 尼日尔 8 2009[2]

172 乌干达 8 2009[2]

173 坦桑尼亚 7 2009[2]

174 冈比亚 7 2007[2]

175 緬甸 7 2009[2]

176 布隆迪 6 2007[2]

177 塞拉利昂 6 2008[2]

178 乍得 6 2006[2]

179 刚果（金） 5 2007[2]

180 几内亚 5 [11]

181 毛里塔尼亚 5 [11]

182 卢旺达 5 2009[2]

183 中非 4 [11]

184 賴索托 4 [30]

185 衣索比亞 3 2007[2]

186 索馬利亞 3 [11]

187 利比里亚 3 2007[2]

188 孟加拉国 3 2009[2]

189 所罗门群岛 3 [31]

190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2 2007[2]

191 多哥 2 2007[2]

【051、英国脱欧，白种人的最后挣扎】

《英国骚乱背后的潜在原因——种族人口比例剧烈变化》（2011-08-11 薛迪）报道：

2011年8月4日，4个孩子的父亲、黑人、穆斯林达根乘出租车在伦敦街头遭警方拦截，双方发生枪战，达根身中两弹，当街死亡。英国官方表示，反枪支犯罪警队怀疑达根非法持有枪械，于是布控拦截。事实证明，达根确实持有一支未注册手枪。拦截发生后他朝警方射击，一发子弹打中警察对讲机，警察受伤。但达根亲友解释说，达根收藏枪械“完全出于爱好”。

6日，约300人聚集在伦敦托特纳姆路警察局附近抗议，晚间演变为暴力事件，100多名“青年”在夜色中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路，劫掠数十家店铺。按《卫报》描述，数百名蒙面示威者在一座警察局附近朝警察密集投掷砖块、酒瓶、鸡蛋等物品。多辆警方巡逻车和一辆双层公共汽车遭纵火焚毁。暴力活动明显针对位于一条高速路边的托特纳姆区警察局。英国骚乱背后的潜在原因——种族人口比例剧烈变化

一些示威者从附近市场推来大批购物手推车，“隔离”试图抓捕他们的警察。《卫报》称，示威者多为“年轻人”（迫于宗教压力，近年来西方司法机关倾向于隐去当事人的宗教身份，西方媒体不断因为指明“穆斯林”身份而败诉，因此一般只称为“年轻人”），其中以十多岁少年为主，年龄最小的可能还不到10岁。

种族歧视在英国历来就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英国黑人人口主要是加勒比国家和撒哈喇以南非洲英语国家移民,早在1993年4月发生的黑人青年劳伦斯遭种族主义分子谋杀事件更是引发全国上下对英国种族歧视，特别是政府和公务员队伍中种族歧视问题的激烈辩论。劳伦斯是一名18岁的大学预科生，他在伦敦东南部的一个公共汽车站被几名白人青年无端杀害。事后尽管有5名嫌疑人被拘捕，但没有人被定罪。英国政府委托了一个由麦克弗森爵士领导的委员会进行了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大伦敦警察局在调查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严重失职，并表现出“机构性的种族主义”。后来，大伦敦警察局同意向劳伦斯的父母赔偿32万英镑。

而从6日到8日的伦敦大骚动实际就完全由黑人引起的,少量底层白人参与的要求政治经济地位的暴动,是黑人和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后,自然寻求一种社会肯定的极端行为。

1961年的时候，当时的英国人口种族比例是白人96%，黑人1.7%，南亚人1.6%，0.18%华人，0.4%其他人种。而到了2001年，英国人口种族比例是92.4%白人，1.8%黑人，5%南亚人，0.32%华人和0.41%其他人种。 到了2010年，英国伦敦大约71%为白人，10%是印度、孟加拉或巴基斯坦后裔，5%为非洲黑人后裔，5%为加勒比海黑人后裔，3%混血人种，还有大约1%为华人。英国利兹大学就有一项研究预计，英国少数族裔人口未来将显著增长，到2051年将达到英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以及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此项研究称，黑人、亚裔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人口在未来40年内，将从2001人口普查时占人口总数的8%上升到20%。届时英国总人口也将达到7800万，而2001年是5900万。在此期间，白种人口也将增加，但增长幅度将放缓。到2051年，白种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将从目前的92%下降到79%。同时英国有非常严重的北爱尔兰问题:因为英国人口中英格兰民族比例刚刚80%，而在北爱尔兰地区，少数民族爱尔兰人的比例更是高达40%。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通过2-3代人，英国伦敦的黑人比例从1.8%迅速增加到10%以上，而白人比例从92.4%下降到71%，下降速度可谓剧烈，种族人口比例变化巨大，而相对的社会体制却进步不大，两者难以调和，矛盾不可以避免。虽然美国的少数族裔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但由于美国的民主制度要优越于英国的议会制度，如奥巴马都可以当上总统，这也刺激了英国黑人。在资产价值方面，英国的遗老们可以依靠房产足以过上富足生活，而美国的劳动力则更为抢手，英国多子女的黑人家庭无力供孩子高等教育就业就堪忧，而美国没有高等教育的黑人孩子长大后充分就业同样可以挣大钱。在宗教文化方面，美国更为开放包容，黑人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的是：在中国现在大约有50万黑人常居，其中约有20万生活在广州。

2009年7月发生了广州黑人事件：广州警方在广园西路唐旗服装城二楼进行治安检查时，有非洲裔外籍人员为躲避检查跳窗坠楼受伤（一说法为死亡）。7月15日下午，上百非洲裔人员聚集广州市矿泉街派出所引起骚乱。而我们当局在处理这件事件时称黑人为非洲兄弟，答应以后充分保障黑人人权，承诺黑人在广州生孩子可以领一定的医疗补助，示威黑人才逐渐散去，事件平息。真不希望2-3代以后，广州成为今日的伦敦！

谢选骏指出：《英国骚乱背后的潜在原因——种族人口比例剧烈变化 》是2011年的文章，现在过去五年不到，英国终于迈出了“脱欧”这一步。我在想：“英国脱欧”是否对于“英国骚乱”的反应呢？是否对于“种族人口比例剧烈变化”的反应呢？如果是的，那么英国脱欧就是白种人的最后挣扎，这个产生了“资本论”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终于走到了一个最后的关头。这对于整个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一点预示的作用。

【052、英国王室玩弄种族意识的花招】

《哈里梅根告别王室“高级”身份 揭露王室重大分歧》（BBC 2020年1月9日）报道：

哈里与梅根发表声明称，他们未来计划将时间分配在英国与北美两地。英国萨塞克斯公爵哈里王子与公爵夫人梅根宣布，他们将告别“高级”王室成员身份，通过自己工作获得经济独立。BBC获悉，二人在发表声明前没有征求过包括英国女王与威廉王子在内的其他王室成员意见，而白金汉宫对此感到“失望”。据了解，英国王室高级成员均对二人声明感到“受伤”。

哈里夫妇这份声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声明中二人指出，这一决定是“数月反思与内部讨论的结果”。“我们计划退出王室‘高级’成员，通过工作实现经济独立，同时也会继续全力支持女王陛下，”声明中写道。他们表示，未来将把时间平衡分配在英国与北美，也将“继续履行我们对女王、英联邦和接受我们资助群体的职责”。二人还在声明中称，“这种地理上的平衡可以让我们抚养我们的儿子时教导他懂得感激他生来具有的王室传统，也给我们家庭空间将精力集中在我们的下一篇章，包括启动我们的新慈善实体”。他们还将这份声明发布在官方Instagram页面。哈里王子与梅根去年十月曾公开表达媒体关注给他们带来困扰。

英国王室的“重大分裂”——哈里与梅根在圣诞节期间休假六周，暂停王室职责，与他们的儿子、五月出生的阿奇（Archie）一起在加拿大度过了一段时间。BBC王室事务记者戴蒙德（Jonny Dymond）称，王室成员表示“失望”说明这件事“冲击很大”。“我认为这透露出今晚白金汉宫内的情绪十分强烈，这种情绪可能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方式，他们没有与他人商议这件事情会让人感到刺痛。”“这明显是一个重大分裂，一边是哈里和梅根，另一边是其他王室成员，”戴蒙德称。

白金汉宫一位发言人表示，与哈里和梅根二人退出的讨论“处于早期阶段”，这位发言人称，王室了解他们有意愿希望采取不同方式，但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时间去解决”。

在周二（1月7日）回到英国后，35岁的哈里和38岁的梅根曾前往位于伦敦的加拿大高级专员办事处，向加拿大对他们的接待表示感谢，他们称在加拿大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款待。

做过演员的梅根曾在拍摄人气美剧《金装律师》（Suits）时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生活，她也拥有多位加拿大好友。前白金汉宫新闻秘书迪基·阿比特（Dickie Arbiter）认为，这一决定显示哈里王子的“头脑由心支配”。他向BBC表示，在阿奇出生时的“巨大媒体攻击”可能是他们这样做的部分原因。他同时还将这一举动与1936年爱德华八世为迎娶两度离婚的美国人辛普森（Wallis Simpson）退位的决定相比较。“那是唯一一个先例，但在现代还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与这次相提并论，”阿比特称。

安保谁出钱？——梅根和哈里王子于2018年5月结婚。根据英国报联社（Press Association）报道，非高级王室成员不能配备全职皇家保卫官员。而哈里与梅根方面似乎认为英国纳税人仍将为他们的安保出钱。哈里与梅根的官方网站Sussexroyal.com指出，二人接受内政部授权的大都会警察局派出的武装警察保护，并指由于二人被列为“国际受保护对象”，因此需要这一层级的安全保护。

这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此前英国安德鲁王子的两个女儿，碧翠丝公主（Princess Beatrice）与尤金妮公主（Princess Eugenie）过去曾因不是高级王室成员而享受纳税人支付的警察保护而备受批评，之后二人安保费用改由安德鲁王子自费支付。英国王室安保费用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外界估计相关支出每年超过1亿英镑。

Sussexroyal.com称，哈里与梅根的公共活动开支将不再从纳税人支付的“女王拨款”（Sovereign Grant）中抽取。网站还称这笔支出占二人公务支出的5%。目前二人其他公务支出及部分私人花费由哈里王子的父亲查尔斯王子（Prince Charles）从其“康沃尔公爵领地”（Duchy of Cornwall）中支付。查尔斯王子还负责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部分支出。去年“康沃尔公爵领地”收入共计2160万英镑。但报联社报道称，二人退出“高级”王室成员身份后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不会接受纳税人分毫支出。报联社表示二人的官方王室行程交通费用也由“女王拨款”负责，而Sussexroyal.com表示哈里夫妇对代表女王出国访问“感到骄傲”，暗示二人会继续进行此类活动。

BBC王室事务记者戴蒙德称，哈里与梅根二人“存款可观”，包括哈里从戴安娜王妃处继承的遗产，以及梅根做演员时获得的收入。但戴蒙德指出，二人仍是王室成员，以现在身份工作可能会引起争议。“他们会被认为用自己的形象来赚取利益，这就会带来很多利益冲突的问题”。他认为外界目前仍在等待观察，探索这种新型王室模式能否成功，或者“这只是他们彻底离开王室的一个过渡站”。

王室传记作家潘妮·朱诺（Penny Junor）称，她“不是很清楚这会如何运作”，认为这个决定“没有经过充分考虑”。“这是非同寻常的，但也是十分难过的，”她说。“他们可能不认为自己受到特别的爱戴，但其实他们已经有很多人的爱了。”

公众作何反应？——声明公布后，哈里梅根官方Instagram账号下的声明贴文已经获得超过90万个赞好。“这对你是好事，”许多人回复称，但其他评论就没那么积极了。“又一个辛普森。这说明美国人没有成为王室成员的毅力，”一则评论称。英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皮尔斯·摩根（Piers Morgan）将哈里夫妇从王室退居二线及哈里和威廉王子的嫌隙都归罪于梅根。他发表推特称，“人们常常说我对梅根的批评太过分，但她抛弃了她的家人，抛弃了她的父亲，抛弃了大多数老朋友，让哈里离开了威廉，现在又让他离开了王室。我就说这么多。”

美国作家兼文化评论家米基·肯德尔（Mikki Kendall）在推特上表示：“哈里一直说地很清楚，他不想要王位、头衔，什么都不要。这在梅根加入之前就早是这样了。”

谢选骏指出：“兼职”王室成员如何实现经济独立？——本周初哈里与梅根在伦敦会见了加拿大高级专员。也许哈里夫妇不想当啃老族，但他们不当啃老族，就要啃食加拿大吗？梅根和哈里王子于2018年5月结婚。当时人们就对英国王室愿意接受一位黑人进入圈内感到震惊，认为他们这是想改良王室的品种。但现在看来，英国王室是在玩弄一种典型的英国式花招——接纳了黑人却让黑人呆不下去，自己滚蛋。这种“种族意识”的花招显然有效，以至于迫使黑女人扔掉了好不容易到手的王室特权，落荒而逃。我将此称为“种族意识”而不称之为“种族主义”——因为“种族意识”比“种族主义”深刻得多、普遍得多，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种族意识”不像“种族主义”，是无法通过教育和礼貌而消除的！

【053、荧屏能够改变基因吗】

《“一块屏幕”改变命运？不能夸大在线教育的公平促进作用》（教育思想网 2018-12-14）报道：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刷屏了，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在线教育对我国贫困地区教育的改变，很多人感动地得出“在线教育可以促进教育公平”的结论。但是，在线教育真的是引发巨变的“那只蝴蝶”吗？

“一块屏幕”有多少可能改变命运

诚然，“互联网+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让贫困学生享有优质资源，但我们绝不能夸大在线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促进作用。

文章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他们无法跟上成都七中孩子的步伐，下课后失声痛哭，‘实在太难了’。很多学生看着直播，困得不行，不得不站在教室后面，因为站着不容易睡着。”

对此，冰川号张丰评价道：“课堂直播内容只是应试教育的一个手段，而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他们所付出的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努力，睡更少的觉，做更多的题。这些努力当然也很感人，但我们终须知道，这是应试，不是真正的教育，它的意义还谈不上‘打开一个世界’。人生的道路很漫长，又岂是一块屏幕可以照亮。”

成都七中的一位教育者说：“成都七中的课堂教学是应试法宝，确实精彩，但那恰恰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课堂之外，这些学生所受的教育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而恰恰又是这一部分，在拉大而不是减小城乡教育的鸿沟。”

在线教育要促进教育公平，不是服务于贫困地区的升学教育，这无法带来农村教育的根本改变，也最多只能让少数学生受惠，而应该是服务于怎样能给所有乡村孩子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没有老师，在线课程资源对于学生来说可能只是一堆“废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如果简单地认为，只要采用在线教育，就能补上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差距，那么必定会导致教育投入的偏差，重视硬件投入而忽视人的投入，由于没有人而让现代教育技术变摆设。

学习不是给学生看在线直播那么简单，要有教师组织，并且结合直播课进行讲解、辅导，这从根本上就要求乡村有足够的教师，教师能利用在线课程资源，组织教学。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这也说明，在线教育中教师的重要程度，如果没有学校的教师配合、支撑，学生自己跟着网课学，很难起到效果。教师问题仍然是乡村教育的核心问题，这是绕不开的问题。

办好乡村教育，还是要踏踏实实办好学校

在线教育可以为乡村教育提供教育资源，但办好乡村教育，必须踏踏实实办好学校。

国外乡村教育会利用在线教育资源的前提是，乡村有充足的教师配备，由教师组织学生学习在线课程。而我国的乡村，由于乡村教师待遇低，乡村教师匮乏，乡村生活环境差，很多青壮年外出打工，留下孩子在家里。要解决这些孩子的教育，必须立足如何办好乡村学校，而不是发展在线教育，那是花大量的钱（配在线教育设备）打水漂。

从现实看，在线教育的作用非常有限，缩小城乡差距，加强乡村教师队伍投入和建设，改革乡村教育内容，才是关键。这是我国在发展乡村教育时，必须清醒认识的现实。

谢选骏指出：荧屏能够改变基因吗？不能。那么，教育就能改变命运吗？事实上，正如荧屏无法改变命运，教育同样不能改变命运……“荧屏能够改变命运”，不过是在线教育的广告；“教育能够改变命运”，不过是一个榨取教育经费的花招。因为，决定命运的是基因而不是教育；教育最多是开发了基因的潜力，除此之外无法创造奇迹的。穷人要改变命运，有胆量的就敢于触碰法律的红线，就像那些白手起家的巨富们和老革命们一样；至于没有胆量的就吸毒，加入每年几十万人的枉死队伍。因为使人穷困的不是境遇，而是缺乏致富的基因。

【054、勇敢的新世界来到我们身边】

据报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家幼儿园为了追求性别平等，老师们避免使用“他”或“她”等字眼，称呼孩子们为“朋友们”，而不是“小女生”、“小男生”，从玩具颜色到童书内容都经过仔细规画，确保孩子们不会具有性别刻板印象。

这家幼儿园的名字就叫做“两性平等”（Egalia），该校三十一岁教师强森说：“社会期待女生和善又漂亮，也期待男生有男子气概、外向活泼。Egalia想给孩子们一个机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

由纳税人出资的Egalia幼儿园去年创校，位于斯德哥尔摩自由开放的莎迪玛区，开放一至六岁儿童入学。瑞典希望从儿童时期开始实行两性平等，许多幼儿园还聘请专门的性别讲师，指导职员使用“政治正确”的语言，避免性别歧视，该校是这项努力最激进的例子之一。

在这里，家家酒玩具旁边就是乐高积木，男生也可以拿锅铲。教室里的童书涵盖同性恋、单亲和领养家庭等议题，但没有《白雪公主》、《灰姑娘》等王子拯救公主的刻板童话。园长拉嘉林说，他们的目的是营造包容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的环境。 

Egalia教育课程的核心目标是摧毁社会性别角色，认为即使在公认两性高度平等的瑞典，社会上仍然给予男孩不公平的优势。部分家长觉得这种做法太极端，怕小朋友出了幼儿园难以适应。即使如此，幼儿园从去年开张至今，只有一位学生因为家长受不了学校的教学方针转学，等着入学的名单大排长龙。 

不过，三十七岁的部落格作家白克维斯特（Tanja Bergkvist ）大声疾呼反对瑞典的“性别狂热”，她说：“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只要能受到同等重视，根本不是问题。” 

也许，白克维斯特的这一观点已经是老古董了。

时代的车轮已经把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带到了我们的身旁。

英国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年）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嚣尘上的1932年，写下了著名的科学共产主义幻想小说《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那个世界就是两性平等、自由性交、没有私心杂念的社会，并因为禁止私心杂念而反对独占性质的“爱情”和“歧视”。其逻辑就是，你如果爱上了一个人，就说明你对其他的人有所“歧视”，不符合政治正确的标准。

而要做到两性平等、自由性交、反对独占性质的“爱情”和“歧视”，那么首先就不要觉得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而应该打破男女之间的一切界限。

男女之间应该“勇敢些”、“在勇敢些”、“更勇敢些”，不断突破，最后达到消除任何意识和歧视的本能状态。

这就是勇敢的新世界的一个面相。

勇敢的新世界，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

也许，白克维斯特的前述观点已经是老古董了。

看完了《勇敢的新世界》也许你会想到，抵抗新世界的白克维斯特及其“懦夫”观点，最后会不会像“野蛮人约翰”那样被迫自杀呢？

2011年6月28日

【055、用放纵对抗放纵】

《网红马路中央全裸拍性爱视频 开房很难吗？》（2020-10-13 癫子的世界公众号）报道：

昨天有一则30秒钟左右的短视频在网上流传，内容相当的辣眼睛，简单说，大致就是一个网红和一个没有露脸的男性，在一条疑似完全开放的马路上，采用一种弯腰后入式的方式“为爱鼓掌”。

对，你没有看错，是在一条完全开放的马路上，从视频可以看出前面还停了很多车，意味着在他们啪啪啪的时候，随时可能会有人或者车，或者其他什么不明生物经过。

我不太明白他们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实话实说，全程没有换过姿势。虽然看起来女主身材不错，但真心没有啥美感，毫无看点啊！

既然要拍片，咱能不能稍微走心一点，拍下脸，换几个姿势，好让大家知道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行不行，让我们也看看正面，你们说是不是？

你喜欢裸奔，是你的自由，滚回家随你怎么裸奔，你喜欢拍性爱视频，哪怕你每天换一个性伴侣，只要你没有出轨，没有搞婚外情，你去开个房，随你怎么拍都行，你就是拿根擀面杖捅自己别人也拦不住你，非得选择马路上拍性爱视频？

说白了，在公众场合拍这样视频的人，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想红想疯了。互联网时代，一个人要想出名，的确很容易。

而在社交网站上，美妆主播、时尚博主、还有天马行空的搞怪拍客，那叫一个层出不穷，各个都拥有十几到几十万的粉丝。

但也有一些人，为了走红、为了从中“脱颖而出”，开始不择手段。

但不要忘了，互联网哪怕你出名了，如果你没有底线，很快会被反噬。

很多人去埃及，为的就是一睹“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胡夫金字塔。我们相信，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怀着一颗敬畏之心，但也不乏有一些“动机不纯”的人。

来自丹麦摄影师Andreas Hvid和他的一名女性友人，就在埃及的胡夫金字塔上进行了一段“裸体艺术”的创作——拍下了一段“色情视频”。

事后，他把拍下的视频和照片传到了社交网络，顿时引起轩然大波，还登上了CNN的头条。

这段总长近3分钟的视频，记录了他们趁着夜黑风高，攀爬金字塔的过程。

登顶之后，摄影师和女伴还拍了张合照，当镜头转而对向城镇的点点灯光，女子就静静站在那里，眺望着远方，那一幕极富美感。

然而就在此时，正眺望着远方的女子突然伸出双手，径直脱去了上衣。

据CNN报道，脱去衣服的不仅是这名女子，在视频结尾，两人都赤身裸体地相拥在一起。后来，该摄影师还上传了这段视频，命名为“胡夫金字塔顶的裸体艺术”，并配了一段文字：“今年11月下旬，我和一位朋友攀登了吉萨大金字塔（又名胡夫金字塔）。由于害怕被周围的警卫发现，我并没有把暗中徘徊的那几个小时拍下来。”

不过网友们却并不买账，认为他这种行为玷污了这个伟大的历史遗迹。类似的事情真的是层出不穷，就连我们的故宫博物院也未能幸免。

2015年，一位名为“WANIMAL”的网民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组在故宫博物院内拍摄的不雅照片。

照片中，一位女模特全身赤裸地站在洁白的殿阶下，摆出种种造型。

其中一张照片中，女模特若无其事地骑坐在螭首上，双脚踮地，尺度之大令不少网友咋舌。

对于该摄影师的行为，绝大多数网友是不能接受的，“故宫代表了中国文化，在如此庄重的地方拍摄裸照，是对几千年中国文化的亵渎”。

但该摄影师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在故宫创作，不是因为要侮辱它，“而是因为我认为前朝宫殿历史积淀充满力量，我希望它能与人体有足够强烈的对比。”他还无奈表示“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引发众多粉丝跟帖声援。

不可否认，艺术创作，经常是想常人之不敢想，为常人之不敢为；艺术家们的脑洞，也总是突破天际，让普通人难以参透其高深。但这并不代表，所有“裸露自己，表达天性”的事件，都能用“艺术”一笔带过。

的确，裸露、拍照是个人的自由，但也要因时、因地而分。

不管是处于“想红”，还是处于对“艺术”的追求，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不尊重他人的行为，荒唐至极。

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公众场合，随时可能被人看到，试问，如果你带着孩子出去逛街，结果被你和你的孩子看到了有人正在角落里撒尿大便，甚至脱光了衣服为爱鼓掌，你作何感想？

你又该怎么和你孩子解释眼前发生的一幕？

冠冕堂皇的说着没有“影响他人”，有没有影响他人是你说了算的？如果真的影响到了别人，恐怕你们不是准备出名，而是准备“入狱”吧！

还记得癫子曾经说过的女生在复旦大学校园公然全裸露出的事情吗？

一女生在复旦大学的各个角落裸奔，其中包括教学楼，自习室，操场等等。更过分的是这些照片都是由专业的摄影师拍摄，并发布到网上的。视频标题是“北京天使复旦大学极限露出”。虽然在网上见多了色情内容，但是这么明目张胆跑到神圣的大学校园复旦大学拍色情视频，还是让我惊掉下巴。

这个在网上被称为复旦大学LC事件。首先来介绍下什么是LC吧，“LC”即“露出”，这一词汇是日本的舶来品。简单粗暴解释就是：在公共场合暴露自己的隐私部位。此次复旦大学LC事件视频，可以说是相当的大胆，不只是户外这么简单。视频女主角先是在校园里脱掉衣服乱跑。随后进入教学楼。甚至跑进灯火辉煌的自习室。教室内还有正在上自习的学生。在不同楼层，楼下公共区域是自习学生。后来证实视频并且是19年下半年拍摄的。女生也并非该校学生，而是某个变态团队的成员罢了。最近不知道为啥又突然被人炒火。

无独有偶，在2019年某非法网站搞了一个《极限露出挑战》的直播。一个高挑女子在摄影师的引导下，从指定地点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完成7次任务。

视频中的人行道、天桥、绿化带等公共区域，都成了女子一丝不挂的露出场所，用以满足屏幕前观众的变态窥视欲。

对比旧时代，我们自觉国人的性观念不断开放，“性自由”“性解放”等思想亦不断扩展,中国人尤其是传统女性逐渐从封禁枷锁桎梏中解放出来，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性福”。诚然，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随着科技发展，在暗网深处，却总有那么一小撮荒淫无度的挑战性行为出现，尤其是近年来，“街头露出”类视频越来越多：优衣库试衣间、街头极限露出、宜家全裸、北京IKEA不雅照还有本次的马路性爱……

他们男女分工，配合协作，不断实施、拍摄多种涉性视频并热衷于牟利传播，日常颠覆你的三观与刷新着正常人的认知。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因为就是这样荒唐的事情，却极其符合互联网传播的规律。

为了满足极个别变态人群的窥探欲，这些恶心的变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公众良俗的忍耐极限，不可再姑息下去了！

在公众场合拍这些照片，拍这样的性爱视频，并不会显得你多有趣，相反，只会放大你的愚昧无知。

不荡清这歪风邪气，下次被当做舞台的也许就是中学、小学、幼儿园。甚至，这些恶臭的人，也许就会在你的孩子面前脱去衣服，开始为爱鼓掌。这难道不可怕么？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乎在谴责放纵，却不懂得那却不脱“用放纵对抗放纵”的历史力学。因为被上文神圣化了的马路、金字塔、大学校园，本身也都是放纵的结果谈——生活放纵、亡灵放纵、知识放纵，虽然形式不同于宽衣放纵，但都是人欲横流的结果。只是癫子不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癫子的世界”，你的公众号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

【056、用极端主义对付极端主义】

《新疆严控手段与德国纳粹如出一辙》（RFA 2018-07-10）报道：

公安与武警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的街头巡逻。（法新社资料图片）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总结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严控和打压措施， 并呼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就此向中国当局施压，并制裁那些参与践踏维吾尔民众人权的中国官员。

位于美国华盛顿地区的研究机构“2049年工程研究院”最近发布了一份有关新疆的研究报告，题为《中共是如何利用假信息来使自己在新疆的镇压合法化》。报告说，中共当局一直把新疆(东突厥斯坦)看作是一个对其战略利益极为重要的地区，因为该地区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拥有广阔空间，便于它避开西方的窥探而进行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此外，在历史上，新疆一直起到了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缓冲区的作用；新疆也象征着中国在中亚一带的权威。

几十年来，担忧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中国当局对维吾尔人不断进行镇压，但近几年来，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更是变本加厉。中共当局近来在新疆修建了大批的“再教育”营，另外还增加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同时，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进行过分的监控。而根据中国当局的说法，所有这些歧视性手段的目的，都是为了打击所谓的“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为了控制新疆局势，中国当局对信息流通进行严密监控，并掩盖了有关它违反人权的所有信息。同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北京以反恐为理由为自己在新疆部署大规模的警力进行辩解。

报告作者德鲁-琼斯(Drew Jones)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局在新疆实施的一些措施几乎与纳粹德国的做法很相似，他们在新疆设立的诸多“再教育”营，与希特勒的集中营区别不大：“我认为，外界了解新疆正在发生什么很重要。把中国当局在新疆所做的一些事儿与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残忍事件相比并不过分。就拿新疆的‘再教育’营来说，那里关押的人不是几百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

“2049年工程研究院”的报告说，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中国政府试图对在新疆持续多年的民族冲突进行重新定义。在2001年公布的一份白皮书中，中共把在新疆的民族冲突定义为恐怖主义，并突出了那里几个曾从事过袭击活动的组织。该白皮书尤其将焦点集中在“东突厥伊斯兰运动”身上(该组织曾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突出了它与基地组织(Al-Qaeda)的联系。

而由于全球的注意力都聚焦于恐怖主义，美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把中国在新疆的暴力镇压视为是合理的，并把“东突运动”组织列入恐怖黑名单。中国当局则利用这个机会，以反恐的名义进一步加强了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的民族和宗教镇压。而中共的打压又引发了维吾尔人更多的反汉人统治的民族反抗。这又给中共提供了进一步强力打压维吾尔人和任意侵犯他们人权的理由。

中国政府针对民族动乱和抗议的反应就是进一步加强镇压。自1955年新疆归属中国后，分离主义势力一直都在试图把新疆从中共统治下分离出来。为此目的，他们在乌鲁木齐、喀什进行了暴力袭击，而在昆明和北京发生的两起袭击事件也涉嫌与维吾尔武装组织有关联。但是，所有这些袭击事件都显得协调工作做得不够好，而且他们的意图也难以界定。有些袭击事件可能仅仅是对北京在新疆镇压政策的反应，而另一些可能更具政治意图。

这份报告还说，中国的新疆政策选择了它在西藏的镇压模式，即，进一步疏远少数民族，以及对他们的宗教文化施加更多的限制。

曾在西藏出任自治区党委书记5年的中共强人干部陈全国，于2016年被调任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以来，新疆各地设立了多个“便民警务站“，并在2016-2017年间为这些警务站招聘了9万名协警。这些协警的任务就是进行无处不在的监控，以便随时镇压任何动乱。在同一段时间内，新疆共招聘了2500名正式警察。大量的协警使中共可以完全控制维吾尔民众。

中国政府2017年制定的《去极端化条例》更是禁止人们的诸多行为，包括强迫维吾尔人放弃伊斯兰教中的一些核心教义、禁止男人留长胡子、要求维吾尔人承诺不在斋月期间封斋、并强迫维吾尔父母不得给子女取带有伊斯兰色彩的名字等。这些政策和措施的结果是，东突厥斯坦传统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生意也受到经常性反恐演练的影响。而在那些“再教育”营里，被关押的穆斯林人不得与外界联系，而且被强迫接受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教育。此外，这些人大都不知道自己何时被放出来……。

德鲁-琼斯表示，国际社会和美国政府不能再继续放任中国任意践踏维吾尔人的人权，而是应该采取一些制裁措施：“首先，虽然新疆的确存在恐怖组织，但类似东突厥伊斯兰运动的组织实力都非常小。因此，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要求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在新疆进行过与强大的反恐措施。”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就该报告表示赞赏，并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够采纳该报告的有关建议：“我们期望美国政府能够听取报告中的建议，向中国当局施加足够有效的压力，并要求中国尽快关闭那些‘再教育营’和释放被强迫关押的那些维吾尔人。”

“2049年工程研究院”报告提出的反制中国的建议包括，要求美国政府公开批评中共的人权打压，并呼吁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它释放被非法关押在再教育营里的维吾尔人。美国政府还应该说服中国放弃以反恐为由，使其对维吾尔人的打击合法化的企图，并要求中国当局结束针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和歧视。同时，华盛顿应该鼓励国际社会，就中国当局在新疆的打压行为向它问责。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教是一种极端主义，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极端主义，用共产主义对付伊斯兰教，就是用极端主义对付极端主义。为了避免新疆严控手段变成德国纳粹灭犹，要把伊斯兰教与维吾尔人区分开来。伊斯兰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一样。而维吾尔人是一个民族，就像犹太人和德国人、俄国人一样。纳粹的错误，就在于反对共产主义的时候，把犹太人当成了共产党，而且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结果就把思想斗争演变成为种族灭绝了。维吾尔人不等于伊斯兰教徒，不等于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因为维吾尔人比伊斯兰教古老得多！维吾尔人比阿拉伯人文明得多！回鹘文字出现的时候，阿拉伯人还是文盲！维吾尔人，恢复自己民族的尊严！不要再屈从阿拉伯人的思想奴化！天子就会降临在你们中间！天子就是“腾格里”——

腾格里（突厥语：Tangri；保加利亚语：Тангра；蒙古语：Tngri），是古代阿尔泰语系一些游牧民族对于天的称呼，是萨满教腾格里信仰的中心神灵。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腾格里”就是“天子”。匈奴，写作“撑犁”。匈奴君主单于的全称即为“撑犁孤涂单于”，意为“如天一般广大的上天之子”。其后，鲜卑、柔然、突厥以至蒙古等草原民族均继承了“天子——腾格里”信仰。与突厥同族的敕勒发展出了“苍天”（Koke Tengri）的概念，而蒙古人将蒙哥·腾格里（突厥语是Mangu Tangri，蒙古语是Mongke Tangri，保加利亚语：Тангра，汉语转译长生天）作为最高信仰。而蒙古人将蒙哥·腾格里作为最高信仰对象。突厥语是Mangu Tangri，蒙古语是Mongke Tangri，汉语再转译作长生天。

057、用纳粹的方法反对纳粹】

《柏林拘捕行纳粹礼的两名中国游客 定罪或判刑三年》2017年8月6日报道说：

8月5日上午，柏林市中心的国会大厦前，两名中国游客被警方拘捕。柏林警方发布消息称，这两人互相行“万岁，希特勒”纳粹礼，并用手机为对方拍照；在缴纳了500欧元保释金后，这两名游客得以暂时离开警察署。他们面临刑事调查，如果定罪，会被罚款或者判处最高三年刑期。

柏林警察局在其网站上通报称，这两名中国游客皆为男性，年龄分别为36岁以及49岁。一开始，两名物业保安人员注意到了这两中国游客，随后通知了警察。巡警到场后发现，两人正以德国国会大厦为背景，互相拍摄行纳粹礼的照片。随后，巡警以“使用违宪组织标志罪”拘捕了这两名游客。根据法官命令，中国游客在缴纳了500欧元后获得了保释。目前，两人已经被暂时释放。

德国国会大厦是联邦议会所在地。这座建筑在德国历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1933年2月，当时的国会第一大党纳粹党尚不具备绝对多数议席，该党于2月27日在德国国会大楼纵火，事后再栽赃于共产党人，并乘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总统兴登堡签署《国会纵火法令》，取消大部分魏玛宪法确立的政治权利。在这一形势下，纳粹党再胁迫国会其他党派通过《授权法》，从而为纳粹党建立独裁专制政权铺平了道路。

在德国行纳粹礼可能坐牢

希特勒于1933年至1945年统治德国。二战后，德国针对仇恨言论以及与希特勒和纳粹有关的象征，制定了严厉的法律。

根据德国刑法典86a条的规定，传播或在公开场合使用违宪组织标志可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旗帜、图形、制服、口号、问候礼都属于“标志”的表现形式。

同时，根据德国刑法典86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可用于复辟纳粹组织的宣传品也禁止持有与传播，违者也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纳粹万字符、“希特勒万岁”口号、“胜利万岁口号”、纳粹举手礼、纳粹党歌都属于该法条的管制范畴。

反纳粹与言论自由孰轻孰重？

在德国，刑法中针对纳粹标志的禁令是否与基本法中的言论自由条款有冲突，一直是一个争议话题。2013年，德国艺术家梅塞（Jonathan Meese）因为在行为艺术表演时行了纳粹礼被送上法庭，引起人们的热议。梅塞后来获得无罪释放。法庭判决指出，梅塞“是在荒诞讽刺的范围内”行纳粹礼，因此艺术自由应凌驾于德国禁止使用纳粹符号的法规上。

但是在2014年，另一名行为艺术家旺格林（Günter Wangerin）则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判决：旺格林在一次反欧盟财政节约政策的示威活动中，举了一幅印着默克尔穿纳粹军装的看板。他也辩称这是艺术创作自由，但却不被法庭采纳，旺格林必须缴交3000欧元的罚款。

谢选骏指出：德国人这是矫枉过正，还是情非得已？或许说是见仁见智。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用纳粹的方法反对纳粹”。其实，二次大战本身就是如此。原子弹轰炸日本，就是用日本人的方法对付日本。事实证明，这才有效。如果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法，一定无法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辛亥革命如此，北伐战争如此，现在有人却不想如此结束共产党专政。他们梦想，不用共产党的方法，而用“和理非”就能结束专政……其实，那除非是出现了奇迹才能奏效。那个奇迹，就是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那时，上帝的慈爱、基督的宝血，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转型，使得中国避免“以暴易暴”的历史宿命。

【058、有关黑人暴乱的阴谋论】

《美国之殇：黑人问题何以屡屡成祸？》（综合新闻  2020-06-02）报道：

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黑人男子乔治·佛洛依德被警员制服期间死亡。事件挑起了黑人及白左们大规模抗议示威和骚乱，在始发地阿波利斯，极端分子甚至纵火烧了警察局大楼。随后几天这股风潮迅速蔓延，多地出现了黑人打着抗议旗号的打砸抢。在亚特兰大、洛杉矶、芝加哥、丹佛、纽约等地，他们肆意在商业区疯狂破坏，洗劫财物，完全脱离了所谓要求平等的口号，重现了1992年洛杉矶种族骚乱的一幕。

当事警察的执法理应受惩，但并非佛洛依德致死的主因。事后尸检证实，佛洛依德的死因主要是吸毒过量引发的心脏衰竭。尽管当局已经宣布开除涉事的4名警员，并将跪在佛洛依德颈部的警察肖万以“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的罪名迅速送上了审判席，但是黑人和白左群体却似乎并未善罢甘休，继续借题发挥，继续骚乱，以至于需要国民警卫队的介入。

佛洛依德之死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几天前在纽约发生的库珀事件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纽约中央公园一个白人女性因为不满另一个黑人要求其栓绳遛狗的要求，报了假警。这件事在网上曝光后，白人女子库珀遭到全民声讨，立即被所属公司解雇，丢掉了收入丰厚的工作，同时也被迫公开道歉。

两件贴着“种族主义”标签事件的连续发生，且都形成了较大的影响。严重的新冠疫情影响下屡创新高的失业率、连续数月的居家令，逐渐升高的底层不满情绪等大背景，终于促成了这波意想不到骚乱风潮。

美国新冠疫情目前180万人感染、逾10万人死亡，不可谓不惨痛，但在全国都没有引起大波澜，为何一个黑人之死，却引爆了舆论？

这波骚乱的引爆和迅速蔓延，其实还有很多美国特有的因素。

众所周知，近年来种族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坛的“政治正确”，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这个最会叫苦叫累的族裔，已经不是平不平等的问题，而是到了偏袒的地步。黑人相对于其他少数族裔，甚至享有诸多的特殊待遇。无论哪个党派哪个政治人物在政治正确下，不仅不敢触碰这个议题，在出现种族问题的时候，反而争先恐后以此站台。所以屡屡出现黑人有恃无恐，整个社会却无人敢言的戏剧景象。

本次骚乱严重的州，大部分是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地盘——在2020这个大选之年，民主党倾其所有要扳倒共和党的川建国，之前已经把新冠疫情的责任全部推给川建国，这次骚乱有些政客甚至不嫌事大，更希望川建国背锅，彻底逆转两党的选情。

另一个更为让人不安的因素，就是极端组织Antifa（安提法）在本次骚乱的突出表现。Antifa是个2007年成立于波特兰的左翼极端组织，这个组织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却实际干着类似于法西斯的事情——他们经常举着镰刀锤子旗，对不合他们之意的保守派言论开展暴力报复，力图建立一个左派政府，其在2016年大选中反川建国的倾向极为明显，妄图成为美国的思想警察。这个组织的多位成员在本次骚乱中被人录下了给黑人发钱游行的视频。以至于川建国怒不可遏的称其为“恐怖组织”。

以自由之名行反自由的事，这也算是民主体制下经常会出现的怪事之一。这样的组织，往往成事不足，但绝对败事有余。

从1865年美国内战废除奴隶制，到1954年美国高院判定种族隔离违法，再到1960年代的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种族平权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坎坷道路，也涌现除了马丁路德金这样伟大的民权英雄。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近几十年“种族平等”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之后，种族平权走向了过犹不及的反面。在保障就业、教育、医疗以及政治权利的各个方面的平等之外，美国和中国类似，专门针对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群体，制定了法律上的倾斜政策。

比如美国高校普遍的配额制，为了保证照顾到少数群体，专门规定要留下一定的录取比例。实际上这个比例主要就是针对黑人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就是配额制的结果，成绩至今都没有公布。为此1995年三名落榜的白人考生还状告德州大学，结果法官以黑人需要照顾为由宣布败诉。这样专门针对黑人的照顾政策在就业、经商、政府招标等方面也有专门规定，可以说不仅对白人不公平，对亚裔、拉丁裔，特别是华人这种埋头苦干的少数族裔非常不公平。因为比黑人还要困难的少数族裔并不少，宝贵的机会却都被黑人挤走了。

但是在如此的法律关照下，黑人的表现怎么样的呢？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在2013年的一项调查，黑人在美国人口中占了13.2%，但各大专院校中黑人教授只有1.1%，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学生只有1.8%，硕士生2.7%，科学家和工程师中的黑人只有2.5%，科研部门经理有1.8%是黑人。黑人家庭收入中位数自1967年以来一直没有多少变化。黑人男子道德观念薄弱，抛弃家庭，造成单亲母亲数额庞大，也是黑人社区一大特点。

至于黑人的犯罪率更是首屈一指。2013年，全美被捕的犯罪嫌疑人黑人占到了其中的28.3%。特别是严重暴力犯罪，黑人占比高达38.7%。在美国各州和联邦监狱里被羁押的犯人中，36%是黑人。AD

从上面的数据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一般美国警察会在下意识中把黑人当做高危群体，因为数据不会撒谎。事实上，根据加利福尼亚州的数据，过去十年被警察射杀的人中，43%是拉丁裔，30%是白人，20%是黑人，7%是其他族裔。也就是说，黑人根本没有被针对，从“受害”的角度，拉丁裔、白人比黑人多得多。

不单单是在美国，黑人群体在全世界的口碑都大同小异。上世纪九十年代出，日本政府为了清退国内的近50万非法务工的黑人，以支付每个遣返黑人每人1000美元安家费，同时外加数千万美元经济援助为代价，说服莫桑比克政府接受这50万黑人；无独有偶，2018年1月初，以色列以每人3500美元和一张单程机票的优厚代价，下血本将38000名非洲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执政下成为非洲首屈一指的富裕国家，而今黑人翻身执政30年，如今成为失业率、犯罪率、政治腐败首屈一指的国家……

说到底，黑人群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困境，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种族歧视。世界不是因为肤色歧视你，而是因为你的表现定义了你的肤色。“粗活不愿干、细活干不了”，慵懒散漫、游手好闲等救济，这是很多人对黑人群体的印象，这个印象，源于无数重叠的事实，而不是先天的歧视。

当然，无论哪个种族，必然有好有坏，比如在这次骚乱中也有不愿参与的黑人，还有站成人墙保护警察的黑人，我在5月31日的电视转播中甚至看见一个黑人站在被打砸的商店门口，阻止同胞闯入。但是这样的人，在整个黑人群体中太少了。好坏的比例很能说明民族性的问题。如果全世界都对你有意见，你是不是应该首先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

其实，真正的民族平等，其实就像真正的男女平等一样，不是基于先天的性别、族别给予超出公民身份的特殊待遇，而是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仅仅因为你是少数族裔，你就可以考试加上20分——这不叫平等，这叫种族腐败。完全违背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现代法治精神。真正可以给予特殊照顾的，是少数族裔的文化、风俗以及特定的经济生产，而不是个人权利。

种族利益的领域，过度的法律保护，往往就会滋生绵绵不绝的衍生问题。今天美国黑人每逢一些特定事件，就小题大做，借题发挥，不能不说已经形成一种顽疾，堪称美国之殇。特别是在民主制度的保护下，这种顽疾还可能有滋长的空间。

打砸抢并不会提升黑人的形象和权利，只会让更多人的看清这个族裔的问题。一个种族被人歧视，往往根子在于自己。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黑人的真正解放恐怕就无从谈起。

谢选骏指出：黑命贵的打砸抢一体两面，于是产生了“有关黑人暴乱的阴谋论”——

《类“三K党”团体冒充Antifa 在推特煽动暴乱被抓包》（ltn 2020-06-02）报道：

推特公司今日指出，已将一个假冒左派「反法西斯运动」的白人优越团体帐号停权。图为美国白人优越主义者，左手持圣经右手比出象徵「三K党」的OK手势，非当事人。（法新社档案照）

美国种族抗争延烧，推特（Twitter）公司今（2）日表示，发现一个假冒左派「反法西斯主义运动」（Antifa）名义，实际上却是白人优越主义（white surpremacy）团体的帐号，在网路上号召暴力行动；目前该帐号已被停权删除。

据《CNN》报导，美国种族抗争延烧多日，推特公司今日指出，发现一个假冒左派「反法西斯主义运动」名义在网路上号召暴力行动的帐号@Antifa_US，但实际上该帐号是由一个白人优越主义团体「欧洲身分（Identity Evropa）」创立，目前该帐号已遭停权删除。

推特公司表示：「这个帐号违反了我们关于操弄煽动及垃圾讯息的相关政策，在它发出煽动暴力的推文之后，我们已对该帐号进行制裁。」虽然该帐号仅有数百名追踪者，但这仅是白人优越主义者藉机挑起社会对立的其中一例。推特在声明中指称是「欧洲身分」以假帐号在推特上煽风点火，但根据反诽谤联盟（ Anti Defamation League, ADL）记录，「欧洲身分」已经解散重组，以「美国认同运动」（American Identitarian Movement）的名义重新运作。

报导指出，美国总统川普週日（31）曾在推特上宣称将会把Antifa列为恐怖组织，但其实美国政府没有法律依据这麽做，且可能有违宪疑虑，此外，Antifa仅是一个鬆散的运动，并非有固定成员、体系的「组织」，通常由左派、极左派主义者组成，与美国民主党体系并没有互动。

谢选骏指出：这还不算，还有人拉上胆小如鼠的华人来垫背，以便“有关黑人暴乱的阴谋论”更加丰满——

《华男冒充美国民兵被捕》（2020-06-02 世界新闻网）报道：

执法人员指出，一名男子周二凌晨在洛杉矶市政厅附近被捕，他当时穿着国民兵（National Guard）的军服，手持步枪和手枪，被正规的国民兵发现，注意到他的着装异常。　

洛杉矶市警局警官麦迪逊（Drake Madison）说，现年31岁的格雷戈里·黄（Gregory Wong）于凌晨1时30分被警察拘留。麦迪逊说，黄当时像国民兵一样"装备齐全"，并因涉嫌持有致命武器被捕。警方目前正在调查他的意图。

谢选骏指出：当前的美国，正面临“南北战争”前夕的复杂局势，到处都是火药桶，似乎在在都是一触即发。真正赢了我四年前有关“第四美国的诞生”之预告。

【059、有两个真相就有两个阵营】

《美国的真相》（2021-01-12 智本社）报道：

2021年1月6日，国会大选结果认证日，这场斗争达到了最疯狂的高潮。

国会被示威者“占领”，多州官邸被“攻陷”，华盛顿州宵禁，多名高官辞职，建制派议员要求罢免川普，三大社交媒体利用新闻权力对川普的个人账户采取限制措施。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斗争，不是一场简单的总统权力易主的冲突。这场发端于美国的冲突，本质上不是川普与拜登之间的冲突，不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冲突，不是美国白人与黑人及少数裔之间的冲突，甚至不完全是美国人之间的冲突。

本文继《大选的真相》后分析这轮21世纪全新的全球性历史性的斗争及其演变。

本文逻辑：一、超级斗争；二、食利阶层；三、秩序危机。

01、超级斗争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记者、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批判美国的书籍。他们揭露美国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资本家的纸醉金迷及“乡下人的悲歌”。

这场因金融危机触发的社会危机，拖而不决，最终在川普时代爆发。如今，白宫、国会大权更替，矛盾难以调和，斗争已然白热化。

如何理解这场社会危机？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18世纪是民主革命的斗争，19世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20世纪是国家之间的斗争（两次世界大战及民族国家独立运动），21世纪是反建制派势力的斗争。

这场斗争本质上是21世纪反建制派势力的超级斗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斗争”并不是指暴力、战争或者身份对立，而是利益冲突；同时，也不支持美国这个宪政民主国家的暴力冲突。

历史上，每一轮斗争，都是推翻不公平的旧秩序。民主革命终结了封建制度和独裁统治。欧美政治改革及福利政策缓解了对工人及底层民众的不公平待遇。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及核平衡基本解除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苏联垮台后，大国之间的战争冲突基本消除，主要矛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美国，从老布什时代算起，美国两党建制派握手言和、谈笑风生、默契非凡，共同统治了美国三权加美联储26年。这是美国建制派专政时代。在全球，以民主党克林顿家族、共和党布什家族为核心的全球建制派，借助全球化势力（跨国公司、金融及科技巨头）及信用货币，制造了新的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他们一边以全球化之名确立牌坊，另一边制造国家矛盾噪音以混淆视听、加以掩饰。

这场斗争就是对糟糕的全球化旧秩序的反抗。我们看，如今这场斗争的两方：

一边是复杂的反川普势力，他们主要是两党建制派、跨国公司、金融巨头、科技巨头、传统媒体及三大社交媒体势力、城市精英、黑人及部分少数裔、最底层民众、新移民者及非法移民、凯恩斯主义者、高校知识分子。

另一边是川普七千多万支持者，他们主要是美国白人、基督徒、中产阶级、本土企业主、城市商业经营者及本土制造业工人。

这两股庞杂力量的背后都有着清晰的底色：

反川普势力是全球化旧秩序的缔造者和受益者，可统称为“全球建制派势力”。他们中最核心的力量是金融、科技跨国巨头。近200名美国商界领袖发表联名信要求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这些商业领袖包括贝莱德、黑石、德勤、KPMG、联合航空、万事达卡、辉瑞、高盛、微软等企业首席执行官。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是美国的商界领袖，而是国际巨头。他们中还包括欧洲及海外市场的建制派，如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马克龙。

川普的支持者是这一不公平秩序的受害者，被称为“川普主义者”。他们中还包括海外市场的本土群体，只是大多数本土群体都未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种不公。

要揭露21世纪全球建制派势力并不容易。他们看起来非常成功、高贵、优雅、励志、正统，且富有涵养及令人羡慕；他们的事业看起来是全球先进技术、契约精神、自由市场及经济全球化的代表作。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合法，合乎逻辑与道德。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你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建制派和华尔街如何勾结。他们是利用“合理规则”来构建不公平的优势。他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两大宪政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货币及央行制度。当然，这两大漏洞也是他们设计的。

我们先看全球化秩序。这轮全球化秩序是全球建制派主导的，包括国际贸易秩序、金融秩序、人口迁移制度等等。因为全球化秩序超出了国家的宪政范畴，加上信息不对称和刻意制造的噪音，他们可以“合法地”制造不公平的全球化制度。

我所说的不公平，并不是国与国之间不公平，而是阶级不公平，即全球建制派势力与本土企业、工人、消费者、中产阶级及民众之间的不公平。所以，这是本土势力与国际规则制定者（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势力）之间的斗争。

这种不公平主要有三点：

一是建制派利用国家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却帮助资本在海外市场建立行政垄断格局。

很多人误以为，本地工人和消费者的悲剧是全球化竞争的结果，是大势所趋。其实恰恰相反，这些悲剧是反全球化、反自由市场的结果。理解这一点，只需要掌握一个理论，那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也就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如果资本、人口、技术等要素是全球自由流通的，那么各国的要素价格会趋于均等化。虽然不可能价格完全一致，但也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巨大差距。

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可以全球流通，但人口却被国家制度限制。例如，海外市场的汽车工人不能到美国就业，美国失业的汽车工人不能到海外就业。这就人为创造了投资洼地。理论上，国际投资大举进入，海外市场的工人工资也会上涨。

但是，汽车巨头、建制派与海外势力建立了行政垄断格局，其它资本无法进入。这样美国汽车整体搬迁到海外市场，本土企业和工人遭受致命打击。而海外市场的劳动者却持续低工资、低收入，消费者购买价高质次的汽车，本土企业难以成长。

他们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并不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性。关税保护、财政补贴、土地优惠、信贷优惠、金融准入门槛、资本流通限制、互联网限制、人口要素流动限制等等，这些不公平的规则为跨国公司、科技巨头、金融巨头创造了极佳的垄断环境。很多人误以为，这些贸易及准入壁垒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公平，其实最大的不公平是全球范围内的阶级不公平。建制派和跨国公司坐拥垄断暴利，本土民众深受其害。

二是建制派长期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巨大差额，引发输入性资产价格膨胀，助推跨国公司、金融、富人的资产暴涨，削弱本土企业、工人及中产阶级的财富。

国际市场的长期垄断格局，导致巨额的贸易逆差或顺差，引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严重失衡，扭曲了全球经济，也扭曲了本土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

海外市场在垄断的保护下长期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占款发行海量的货币，引发国内资产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暴涨。海外市场的外汇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推高美国的金融资产价格。这相当于膨胀了富人的财富，掠夺了中产的财富，同时还酝酿了巨大金融风险。

三是建制派用高福利、低通胀收买底层民众的选票，高福利、低通胀引发的税收、资产价格及债务风险转嫁给本土中产阶级，却任由跨国公司、富人在全球范围内合法避税。

高福利、低通胀是安抚穷人的良药。建制派聪明地利用了这两点收买底层民众的选票，却让本土企业及中产来买单。本土企业的所得税跑不了，工人的工薪税跑不了，建制派却降低资本利得税，跨国巨头在海外享受“避税天堂”。

“美国对跨国企业征收的实际税率大幅下降，到2012年仅为官方最高税率的一半多一点。谷歌和苹果假称巨额利润来源于部分在爱尔兰的员工，这些利润仅以0.005%的税率征税。[1]”跨国公司在巴拿马、维尔京群岛避税，为什么在这些公司上班的工人不能享受避税政策？

你可以看出，这是建制派组合拳的一部分。建制派让跨国公司在海外享受垄断暴利，让本国底层民众享受高福利，然后由本土中产买单。上下得力，中产被掏空。如果说19世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那么21世纪就是世界中产阶级的斗争。

这里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制度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全球化的过程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是国家制度不断弱化的过程。但是，建制派掌握了国家权力，不愿意看到经济全球化削弱手中的权力，他们建立了反自由、反全球化的秩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02、食利阶层

最近三十年，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建制派另一个统治力量是信用货币及央行制度。

对铸币权的争夺，由来已久。美国立国后，大陆会议在战争时期发行的纸币已经一文不值，各州发行的各种货币极为混乱，债券市场濒临崩盘。1787年召开费城制宪会议的经济动因是挽救债务危机。最后，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铸币权。美国宪法第一条第8款明确规定：“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此后，铸币权的争夺依然非常激烈。早期美国中央银行两立两废，之后长期没有中央银行。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结束了自由银行时代。

弗里德曼说，美联储滥发货币是违宪的。但是宪法及联邦储备法对美联储铸币权的约束并不明确。因为当时实行金本位，美元发行受到了黄金的硬约束，铸币权的威胁没有那么严重。五十年代之前，美联储还一直隶属于美国财政部。

但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变成了信用货币，失去了黄金的硬约束。货币扩张没有了实质性的约束，铸币权成为了比征税权更为严重的威胁。到了格林斯潘时代，铸币权逐渐成为了全球建制派的政治工具。建制派背后的支持者是信用货币时代快速成长的华尔街投资银行。

1999年，克林顿和格林斯潘推动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出台，开启了美国金融混业时代。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内阁中，超过一半的官员来自华尔街。其中，财长鲁宾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一个月后便成为了花旗银行联合总裁，年薪为1500万美元和150万股票。

在小布什时代，他任命凯恩斯主义者伯南克为美联储主席，任命前高盛总裁保尔森为财长。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两位“大救星”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大银行、金融巨头、跨国公司及金融市场。

以前，受金本位的约束，美国两党不可能无限度地搞福利主义。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民主党的约翰逊总统推行“大社会”福利政策，结果推高了通胀，引发了70年代的滞胀危机。选民很自然就抛弃了民主党，也否定了这种做法。经历了这场滞胀危机，选民理性地支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里根改革，沃尔克守住货币闸门，经济得以复苏。

但是，到格林斯潘时代，全球建制派利用信用货币改变了游戏规则。2008年金融危机时，伯南克主导美联储下水直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和房地产债券。这样，美元与国债、证券就高度绑定，互为兜底。建制派与华尔街、跨国公司形成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利益联盟。

现在我们看建制派背后的金主是谁：2016年华尔街券商与投行向希拉里的捐款高达8800万美元，川普只有2080万美元，相差四倍。2020年，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截止到9月份，华尔街给拜登的募捐高达5110万美元，向川普只捐了1050万美元，相差五倍。小布什领导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也将钱投给了拜登。

我们与第一部分的全球化秩序结合起来，建制派利用信用货币和全球化秩序这两个宪政漏洞制造了严重的全球性危害：

一、金融危机：货币扩张和福利主义引发债务危机和资产价格泡沫危机。

建制派一手扩张货币推高华尔街、金融巨头和科技巨头的资产价格，另一手用福利政策收买底层选民，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汽车之城”底特律为什么走向破产？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爆发，日本汽车冲击底特律。这属于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结果。但是，底特律的末路根本上是由全球建制派主导的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和福利主义决定的。

1967年，民主党掀起的平权运动达到高潮，底特律爆发了大暴乱。这是底特律由盛而衰的标志事件。事件后，出现了“白人大逃亡”，人口快速流失。底特律市内人口从1950年的180万人骤降到2012年的70万人。

1973年，黑人科尔曼·扬当选市长。他大量裁撤白人警察，吸纳黑人进入警局。同时，给黑人大量的福利，黑人闻风而来。当年拿吃政府福利的人不到3万，到了1986年增加到27万。这位黑人市长，深得黑人心，持续连任，干了20年的市长。

但是，黑人福利来源于白人、富人及企业的税收，这加剧了白人及企业逃离。金融危机后，这座城市终于坐吃山空。底特律破产时，这座城市82%的人口是黑人，市长依然是一位黑人。

建制派主导的美国是否底特律化？

二、社会危机：货币扩张和福利主义导致贫富差距分化和中产阶级被掏空。

联邦储备法确实赋予了美联储救市的权力。但是，《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是这样规定的：向“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机构发放贷款”。如果美联储只拯救大企业和金融巨头，联邦政府只拯救底层民众，那么中产阶级、本土中小企业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过去几十年，欧美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极为缓慢，全球中产阶级的负债率大幅度攀升。我们知道有一个“大象曲线”[2]。这个曲线反映了1988年到2008年不同收入阶层人的实际收入变化。结果显示，这20年处于75%到85%的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最低，实际收入累积所得接近于零。他们多数是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而富人收入增长最多，他们多数来自全球性富豪及贫穷的亚洲国家中上阶层；其次收入增长较大是中下阶层的人群。

2008年金融危机后情况更糟糕，富豪阶层的财富因救市推高的资产价格上涨而增加，一些中产阶级在危机中破产，多数中产因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而债务大幅增加。

如今，全球主要国家都以国家信用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其中以日本最甚。日本股市最大的两位投资者是谁？一个是日本央行，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市值超过45万亿日元；一个是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持有的市值超过了44万亿日元。这就是通过金融国有化、透支国家信用、制造债务风险的方式，为金融巨头、跨国公司及富豪阶层的财富兜底。最终的买单者只能是本土企业及中产。

我们知道，中产阶级是现代人类经济进步的伟大成就，也是全球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但是，建制派的努力正在消灭中产阶级，社会愈加不稳定。这次斗争可以说是本土中产对全球建制派势力的斗争。

三是宪政危机：货币扩张和福利主义破坏了竞争公平和民主政体。

建制派利用了这个宪政漏洞大搞福利政策，建造一辆公共便车，吸纳更多的底层民众、食利阶层、非法移民、黑人及少数裔加入其中，从而赢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如果民主党建制派给予2000多万非法移民合法身份，继续用福利政策鼓励黑人和少数裔生育，这对宪政民主的破坏是难以想象的。建制派的做法相当于用纳税人的钱，扩张公共债务，为自己购买选票。

建制派的货币扩张和福利政策即便引发金融危机，选民们依然支持他们，甚至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经济越糟糕，生活越艰难，越依赖福利政策，越支持建制派。这是为什么？

货币及债务扩张引发的灾难几乎是毁灭性的，波及到所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幸免。这时，人们就不得不支持政府救市，不支持货币扩张的总统候选人也不可能当选。2020年美股暴跌，川普也无底线救市。所以，信用货币这个宪政漏洞制造了一个漩涡，可以说是泥沙俱下。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建制派、华尔街、跨国公司和福利主义者。

建制派相当于利用信用货币挟持了选民，利用福利政策收买了选民，这就威胁到了民主宪政。在美国，一旦威胁到宪政民主，很可能引发宪政危机，这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我在下一部分会分析。

四是全球危机：货币扩张和福利主义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社会阶级固化。

这需要与上一部分的全球化旧秩序相结合。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而是全球建制派共同行动的结果。只是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建制派利用美元将这种模式推广到了全球。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建制派扩张美元，向全球出口“美元”，华尔街、跨国公司、科技巨头用廉价的美元在海外市场投资，制造了巨额的资本顺差；海外市场则吸收美元制造商品，向美国出口商品，制造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这就形成了全球化经济失衡。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海外市场以巨额外汇大量发行本币，这样海外本币与美元高度捆绑，共同推高全球资产价格。

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扭曲对欧美本土的制造业、工人及中产构成打击，同时在海外制造了巨大的债务风险和社会不公。所以，21世纪的这场反建制派的斗争会怎样演变？

03、秩序危机

这场斗争引发的骚乱与流血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可以明确的是，这届政府的权力交接一定会实现，只是这场斗争不会因此结束。

美国建立了宪政民主后，历史上很多冲突都通过民主与法律来解决。19世纪的工人运动和20世纪的种族平权运动所引发的社会危机，最终都被选票化解。所以，宪政民主国家不支持暴力斗争，川普主义者不应该诉诸暴力。即便一些川普的支持者、同情者也不希望看到暴力。

暴力意味着宪政民主的失败，也意味着不合作博弈。美国也曾经历过一次宪政危机，那就是南北战争。这是迄今为止，美国宪政的唯一一次失败，同时也引发了灾难性后果。

这场斗争最终会被民主宪政化解，还是会引发宪政危机？

问题的关键是，这场斗争是否触发非合作博弈的条件。

合作博弈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合作预期收益大于不合作；二是公平的博弈制度，这里我们理解为宪政民主。这两个条件，任何一个被破坏，都可能引发暴力走势。

我们看南北战争为什么爆发？

主要是西进运动破坏了公平的博弈规则。1805年杰斐逊总统从法国买下路易斯安那后开启了西进运动。此后半个世纪，美国的版图扩大到了西岸。杰斐逊一个伟大的贡献就是在西部设立新州，地位与初创13州一样，将宪政民主制度及私有财产制度带到西部。但是，他这么做也打破了美国的政治平衡。

西部几乎都是农业州，代表种植园利益的杰斐逊派通过西进运动大大增加了他们在国会两院的投票权。最初他们计划在西部设立10个州。后来，门罗担心国家分裂建议设立3到5个。门罗的担心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现实。

这里存在一个宪政漏洞。杰斐逊派将民主和私有产权带到西部，也把奴隶制带到了西部。这个漏洞就是当时的民主没有普及到奴隶身上。这事在制宪会议上就有过争论，当时的汉密尔顿派要求废奴，认为那是美国的耻辱。后来，杰斐逊向国会提交过一个法案，禁止在西部州实行奴隶制。但很可惜的是，这个法案以一票之差被否决。

西部变成了蓄奴州，控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激励了种植园经济，打击了北方工业经济。这样，西部州变成了杰斐逊派的势力。所以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的政治一直被杰斐逊派控制，北方工业经济一直没有突破。1857年经济危机激化了矛盾，最终演变为宪政危机。

如今，这场斗争有个不好的趋势，那就是合作博弈的其中一个条件正在遭到破坏，即宪政民主制度正在被建制派破坏。这增加了暴力的预期。这种预期来自这次大选，其中关键的是选票舞弊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原本联邦最高法院是最高仲裁者，是宪政的守护者。但是，大法官最开始就没有维护选举的公平性。2020年，金斯伯格法官去世后，川普任命了一位新法官，民主党在国会上阻挠任命。阻扰的目的是拖延时间。因为这时川普正将宾州的邮寄选票问题提交到联邦最高法院。因为缺少一位法官，最高法院表决是4：4，决定发回到宾州去裁决。

这个决定是非常糟糕的。这激励了各州自行决定大选规则。这时，最应该出面维护大选公平规则的是国会。这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宪法规定大选规则交由州议会决定，但国会有权力修改州的规则。这是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汉密尔顿提出来的。他预料到强大的派别（政党）可能通过控制州的选举规则来影响总统人选。但是，国会两院被建制派控制，他们选择不作为。2020年大选的问题如当年汉密尔顿所料。

过去几十年，两党建制派达成了默契，对各州的竞选规则不深究。但是，这次大选的规则变量是邮寄选票，邮寄选票的大规模增加足以改变选举结果。宾州上一届大选邮寄选票只有4万多，这一次是200多万。相比站点投票，邮寄选票是更容易作弊的一种投票方式。共和党控制的州基本上都取消邮寄选票或采取有限制的邮寄选票。民主党控制的州和一些摇摆州基本都采取邮寄选票，民主党向选民寄送了大规模的选票。

联邦最高法院和国会错过了维护公平选举的机会。各州投票后，川普不承认拜登胜选，一口咬定宾州、佐治亚等州存在大量舞弊。这时，最高法院与国会两院本可以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却任由事态发酵。接着，德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诉讼请求，说几个摇摆州大选程序违宪。

这是避免暴力冲突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是，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州的请求。最高法院可能担心在这个关键时刻介入大选，涉嫌违背三权分立原则。但其实，最高法院的决定是缺乏勇气与智慧的。大选程序问题是不能掩饰的，最高法院应该受理，假如调查的结果是这几个州违宪，可判决这几个州的投票无效，然后让州议会决出各自的选举人票。这完全符合美国宪法的。

错过了这次机会，暴力冲突似乎不可避免。而真正激化矛盾的是共和党刚刚丢了参议院。这对川普主义者来说是致命的。他们的预期越来越强烈：民主被操控，选票无法解决问题。如此不合作博弈的倾向越来越强，最终暴力冲突在国会爆发。

共和党丢了参议院后，民主党相当于控制了两院。他们同时赢得了白宫和国会，三权分立中的两权，只剩下一个最高法院。目前，最高法院九大法官中，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占多数的六个。但是，民主党计划扩大最高法院的法官名额，这样有机会夺回对最高法院的控制权。宪法没有规定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民主党如果这么做是否违宪还很难说。

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最高法院不敢站出来维护宪法，民主党就想办法改变最高法院。如果民主党如愿以偿，这样三权分立就变成了民主党专政——控制三权。这就违背了当年宪法的设计原则。

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试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但是，他们又担心全国性的政府权力太大，虽然这个政府是民主政府。当时的开国者与欧洲的学者一样都对民主保持警惕。但是，他们否定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只能摸索民主制。他们的观念是，对民主政治加以限制，而不是鼓励[3]。这是当时立宪的共识。他们经过几个月博弈与争斗，最后形成了三权分立和两院国会来限制全国性的民主政府。这就是宪政民主，以宪法约束的民主政府。但是，民主党如今控制了两院和两权，并可能挑战第三权。

历史上，执政党短期同时控制白宫和两院的情况也存在。两年后的中期选举，共和党还有机会竞争两院。但是，这次大选打击了川普主义者对选票的信任。他们认为，如果邮寄选票不改，共和党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大选的胜利。民主党还有一个计划是，破坏选举人团制度，采取符合民主党利益的普选制度。要知道，选举人团制度是宪法限制民主暴政的重要机制。这对宪政民主构成了威胁。

最令川普主义者绝望的是，建制派利用了宪政中的两个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货币，尤其是信用货币。建制派利用信用货币的宪政漏洞的方式，与当年的奴隶制如出一辙。

当年，杰斐逊派通过奴隶制将西部新州沦为农业州，半个世纪间吸纳了与东部十三州几乎同等规模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多数成为了他们的票仓。如今，建制派通过信用货币扩张福利，将少数裔、新移民者装入自己的票仓。所以，如果这两个制度不堵上，非合作博弈的预期就会越强烈，宪政危机将很难避免。

还有一个方向值得关注，美国可能会出现第三大党。目前的问题是美国两党长期垄断三权、两党建制派达成默契的结果。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麦康奈尔、布什家族都不支持川普，一些共和党高官已经辞职；民主党内部的进步派与建制派矛盾更加尖锐。两党中的反建制派力量可能促成第三大党。

如果第三大党出现，将对美国政治体制构成挑战。因为任何一位候选人都很难获得270张选举人团票。这样，总统人选只能由国会决出。如果不修改总统竞选规则，美国可能会出现像欧洲一样的联合政府。第三大党有助于美国社会达成政治平衡，有利于避免宪政危机。

21世纪这场反建制派势力的斗争，它最早发端于美国。这印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察：“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4]”

参考文献：

[1]美国真相，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机械工业出版社；

[2]全球不平等，布兰科·米兰诺维奇，中信出版集团；

[3]美国文明的兴起，查尔斯·A.比尔德、玛丽·R.比尔德，商务印书馆；

[4]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商务印书馆。

网民哀嚎：

oldthinker 今天 06:50

非常值得一读！

需要有深层的思考。

施化 2021年01月12日 20:58

好文，信息量非常大。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美国的真相”，其实只是“美国的真相之一”，还有“美国的真相之二”——那就是由其对立面所总结、提供、传播的。有两个真相就有两个阵营，或者反过来说，有七个战国就有七个真相——这里呈现的连横与合纵的新时代。这一幕全球范围的分裂，现在已经延伸到美国内部来了，所以美国已被拖入全球漩涡——“外国干预美国大选”，不过是一种互渗现象罢了。但是上文的作者却不知道，只是在被其左右，何其可悲哉；都二十一世纪了，还在咀嚼十九世纪的法国记者的道理，那就更加可悲了。

【060、有其父必有其女】

《三姐妹不堪家暴杀死父亲 超30万人请愿释放她们》（2019年8月23日 转载红星新闻）报道：

2018年7月，在莫斯科的公寓里，18岁的安吉丽娜、17岁的玛利亚和19岁的克里斯蒂娜·卡查图尔扬三姐妹一同杀死了她们在睡梦中的父亲。

据BBC新闻8月22日报道，经调查人员证实，这三姐妹多年来一直遭受着父亲身体和心理上的虐待，甚至是性虐待，这场悲剧是她们忍无可忍的自卫反击。

案件发生后，立即在俄罗斯引起了轰动。时隔一年后，被控谋杀的卡查图尔扬三姐妹及她们的遭遇仍是俄罗斯社会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近日，在活动人士的倡议下，已有超过30万人签署了请愿书，要求释放三姐妹。在他们看来，这一案件不只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孤立事件，而是在深刻揭示家暴受害者的困境。

三个女儿在长期家暴下杀死父亲

据报道，2018年7月27日晚，57岁的米哈伊尔·卡查图尔扬将克里斯蒂娜、安吉丽娜和当时还未成年的玛利亚挨个叫到自己的房间一一斥责她们没有好好打扫公寓，还往她们脸上喷了胡椒喷雾。

不久后，米哈伊尔躺在扶椅上打起了瞌睡，而他的三个女儿——安吉丽娜挥着锤子、玛丽亚拿着猎刀、克里斯蒂娜举着胡椒喷雾，开始不停攻击他，最终造成他的头部、颈部和胸部受到致命的伤害。尸检结果显示，他的身上被发现有30多处刀伤。杀害父亲后，三姐妹当即报了警，并在现场被逮捕。

当被问及是什么促使她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时，女孩们说，如果自己想好好活着，而不是经常受到虐待，除了杀死他，她们别无选择。

随着调查的深入，人们很快发现，这个家庭长期以来存在着暴力问题。三年来，米哈伊尔经常殴打三个女儿，折磨她们，将她们囚禁起来，并对她们进行性侵犯。卡查图尔扬家的邻居也表示，经常听到公寓里传来尖叫声，他们甚至会看到这位父亲正在殴打三姐妹的场景。

三姐妹的母亲奥列利亚·图杜克，过去也曾遭受过米哈伊尔的殴打和虐待，2015年她离开了这个家。在2018年接受俄罗斯《新报》采访时，奥列利亚称，因为她的丈夫威胁说，如果她不离开，就杀死女儿们。在这起谋杀发生时，她已经多年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米哈伊尔甚至禁止女儿们与母亲联系。

一年时间过去了，三姐妹的案件一直进展十分缓慢。如今，她们不再被拘留，但行动受到了限制：不能与记者交谈，也不能与彼此交谈。

安吉丽娜于2019年6月出席了一场法庭听证会。检察官坚称三姐妹杀害米哈伊尔是有预谋的谋杀，因为他当时睡着了，而三姐妹则相互配合行动，还在那天早些时候把刀偷了出来。如果被判有罪，三姐妹将因共谋谋杀罪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

然而，三姐妹的律师则表示，这实际上是一种自卫行为。俄罗斯刑法不仅允许在被攻击当下进行自卫，而且同样允许在“持续犯罪”的情况下自卫，如人质被劫持受到酷刑时。根据精神评估结果，三姐妹一直生活在被隔离的空间中，并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折磨。

该事件或许是俄罗斯家暴情况的缩影

在过去的一年间，卡查图尔扬三姐妹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在change.org网站上的请愿书呼吁撤销诉讼外，还有人为她们举行了诗歌朗诵、集会，甚至将她们的经历改编成了戏剧演出。

已有超过30万人签署change.org的请愿书，呼吁撤销对姐妹俩的诉讼。图据路透社

“这起案件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寻常。这可能是俄罗斯第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家暴和性暴力案件。如今，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社会号召力的事件。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俄罗斯社会就正在发生的事情展开了严肃地公开辩论。”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娜塔莉亚·瓦西里耶娃表示。

这些活动人士声称，这三姐妹不是罪犯，而是受害者，她们无法得到任何帮助和保护。因为，俄罗斯没有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法律。而三姐妹的案件无疑是俄罗斯家暴受害者的缩影，再次深刻地揭示了他们所处的困境。

目前，没有确切数据表明有多少俄罗斯女性遭受家庭暴力，但据《莫斯科时报》报道，2018年，俄罗斯国营VTsIOM民调机构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49%的俄罗斯女性表示，她们最容易受到家庭成员的暴力侵害。据BBC新闻援引活动人士的预估，每四个俄罗斯家庭中就有一个可能存在家庭暴力。

对一些遭遇家暴的俄罗斯女性来说，自卫是有代价的，一些人最终进了监狱，一些人的结果甚至更糟。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每年约有1.2万名女性死于家庭暴力，有高达80%因谋杀而入狱的俄罗斯女性是因自卫而杀害了一名家庭施虐者。

在俄罗斯，一些令人震惊的家暴案件常常成为头条新闻，比如玛格丽塔·格拉切娃案件，她的丈夫出于嫉妒用斧头砍断了她的手。比如，今年7月，因不堪家暴而提出离婚，却被丈夫在8岁儿子眼前捅死的奥科萨娜·萨得科娃。

更令俄罗斯女性不安的是，2017年俄罗斯废除了因家庭暴力造成“轻微伤害”需判处两年监禁的法律，改为“涉嫌殴打家庭成员，但未严重至需要住院治疗程度的初犯者，将面临罚款或至多15天的监禁”。《莫斯科时报》指出，自从法律改革后，家暴事件更加频繁发生，不少女性，甚是还要为丈夫支付因家暴产生的罚款。

另一方面，俄罗斯警方也通常将家暴视为“家庭问题”，很少或根本不提供帮助。比如，奥列利亚和邻居们都曾因家暴问题报警求助。然而，警方对这些求助请求并未采取了任何行动。

如今，一些俄罗斯女性正在利用社交媒体和抗议活动，呼吁社会的持续关注。

圣彼得堡团结的一场抗议活动中，人们手举“让卡查图尔扬姐妹获得自由”的横幅。今年7月，莫斯科的女权主义者和活动人士达莉亚·塞伦科就三姐妹案件，组织了一场为期三天的活动。她表示，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这件事一直留在新闻中，让人们持续关注它。

在社交媒体上，活动人士阿莱娜·波波娃和亚历山德拉·米特洛辛娃发起了一项社交媒体运动#янехотелаумирать（我不想死），她们用伤痕累累的妆容敦促社会关注家庭暴力，并帮助签署一份请愿书，希望政府尽快通过一项家庭暴力法案。

“在俄罗斯联邦的许多人，不仅是女性，而且男性都认识到，这（卡查图尔扬三姐妹案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波波娃说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奥克萨娜·普什金娜也加入了这项运动，她告诉《今日俄罗斯》，自己正在起草一项反家庭暴力的法律草案。她指出：“有必要制定预防家庭暴力的法律，以尽可能降低此类犯罪的数量。我们现存的法律和制度不足以保护受害者免受施暴者的伤害。”

谢选骏指出：这三个女孩为何能杀了她们的父亲？因为有其父亲的残暴基因。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以暴易暴的，不是所有的家暴案件都会闹出人命的——这就叫做“有其父必有其女”。所以俗话说，“要想知道你老婆将来什么样，现在就好好看看你的丈母娘。”

【061、有其母必有其子】

《母亲给4个儿子的遗书：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你们》（2018-11-25 光明网）报道：

最近，一位母亲给四个儿子的遗书刷爆了朋友圈，无数人看完后红了眼眶：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

儿子们：

今天六月初六，我过了80岁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

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儿孙12个人。

但是，我老了，老到要看你们的脸色生活。

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去世后，我明显感觉到你们对我的不耐烦，一日多过一日。

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我想和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

为此，我盼了两个月。两个月后，我心凉了，我知道，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

好在那时候你们对我也算可以，四个人轮班，每人一个星期，这样每天晚上，我就不怕了。

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我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怕的不过是寂寞。

我的儿子们，你们陪伴我度过了一年零九个月，也就是大约630天。作为母亲，我心存感激，感激你们对我的陪伴。之后，你们每一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来了，对我没有一句话，走了，依然没有一句话。

仿佛你们进的是旅店，而里面那个眼巴巴看着你们的老太太，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我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我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但是你们陪伴了我，就是亏欠了你们。

即使我变得小心翼翼，但你们还是一个一个悄无声息地撤出了我的夜晚，没有人再来了，把寂寞不容分说地还给了我。

那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后，你们陪伴了我一年零九个月，对此，我感激不尽。剩下的日子，我自己走。

艰难前行了两年多，我迎来80岁生日，你们对我祝福：“长命百岁！”我笑，苦笑，活到这个年纪可以了，“长命百岁”没用。

这段日子，我的心脏越来越难受，我没有说出来，也不知道对谁说。

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

几天前的夜里，我梦见了你们的父亲，他笑着，看着我说，走吧，我来接你了，跟我走，你再也不会寂寞。

醒来，窗外群星璀璨，月亮又圆又大，这个美好的夜里，我梦见了你们父亲，梦见他来接我。我感激他这一辈子的爱护，也感激你们630天的陪伴。

我的心脏一日比一日难受，我明白大限要到来，于是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的缘分，总算快尽了。

我满头白发了，让我用我的满头白发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的陪伴照顾，但除了这句，我还有一句要说的是：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了。

但我是母亲，我恶毒不起来，我还是希望你们4个的晚年都能幸福，不会被你们那8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尽了，就此打住吧……

几天后，老人死了，很安详地死在自己的床上，手里拿着她和丈夫唯一的一张相片，上面只是夫妻两个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亲的花草树木已渐荒废；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家中的地板衣柜经常沾满灰尘；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母亲煮的菜太咸太难吃；如果有一天，你发现父母经常忘记关煤气；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老父老母的一些习惯不再是习惯，就像他们不再想要天天洗澡时；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他们不再爱出门……

请多一份关注，及时给他们检查身体，多抽空去看他们；多观察，他们多半不会主动说自己不舒服，反而会掩盖，不想让你看出来，不想给你添麻烦；请好好对自己的父母，不要做会让自己后悔的事，不要等到他们不在了，才懂得珍惜。

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世间就再没有任何人会毫无保留地疼爱你了。

当你再去回忆和父母的一点一滴的时候，或许只剩下流泪满面和肝肠寸断。

没事的时候要常回家看看吧，他们只是需要你回家而已，别把时间都花费在娱乐上面，请记住，酒吧不是家。

别让父母眼睛望穿了，却还看不到你。

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这世间就再也没有谁会心无杂念对待你了。所以，别伤父母的心，在父母的有生之年里，多给父母一些快乐，别说自己没时间，别说自己工作忙。

要知道爸爸和妈妈都只有一个，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甚至连心脏没有了都可以重新换一个……

但是父母没有了，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

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远无法弥补……

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

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

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电话。

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顿普通的淡饭粗茶。

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布鞋。

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但在“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好好生活，善待父母，如果有一天生你养你的两个人都走了，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有遗憾了，因为在父母在世的时候自己已做了该做的。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珍惜你还能拥有父母的每一天吧，

你所不在意的陪伴，

正是他人求之不得的幸福！

谢选骏指出：有其母必有其子——有这样后悔生下儿子的母亲，当然也就有了拒绝搭理母亲的儿子——母子的基因是相同的。有其母必有其子。

【062、有钱能使鹰变鸽】

《美国头号贸易鹰派为何转而维护中国》（纽约时报 2020年10月10日）报道：

华盛顿——在涉及中国及其贸易做法的问题上，现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E·莱特希泽(Robert E. Lighthizer)几十年来一直是华盛顿人士中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但自从今年1月出面与北京达成贸易协议以来，他已变成美国政府内部最替中国说话的人士之一，成为想在中国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问题上惩罚中国、与台湾开展贸易谈判的国会议员和其他白宫高级官员的障碍。

据几名前政府官员和其他知情人士透露，在过去几个月里，莱特希泽已推迟了几项激怒北京的政策措施，他认为这些努力会破坏他和特朗普总统花了两年多时间努力达成的美中贸易协议。

莱特希泽也已减少了对中国的公开批评，而是对北京维护贸易协议、履行其义务的努力大加称赞。

这些观点让莱特希泽与特朗普政府中更为鹰派的成员——包括主张与台湾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务院官员和一些国会议员——产生了冲突。

周四，来自两党的50名国会参议员致信莱特希泽，敦促他启动与台湾进行贸易协定谈判的正式程序。台湾是一个自治的岛屿，北京称其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台湾谈判很可能会激怒北京，因为北京将他国与台湾的某些伙伴关系视为对中国主权的冒犯。

“我们有信心认为，美台贸易协议将促进美国、台湾和整个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增长，”这些参议员写道。“我们敦促政府把与台湾达成一项全面贸易协议作为优先事项，我们期待与你一起来确保这一框架的达成。”

支持者说，直接与台湾打交道会有助于制衡中国在科技和商业领域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同时也有助于巩固一个民主盟友的地位。但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亚洲事务高级顾问葛来仪(Bonnie Glaser)说，对维护美中贸易协议的担忧，可能会使与台湾进行贸易谈判的前景受挫，至少在本届政府剩下的任期内。

“政府，当然尤其是美国贸易代表，对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高度重视，”葛来仪说。“总统不想让它崩溃。”

莱特希泽对北京转而采取更温和立场，正值美中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之际。特朗普曾说，他对中国允许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到境外“不高兴”，并加大了对TikTok和微信等中国科技企业的惩罚力度，称它们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不过，特朗普并没有撕毁美中贸易协议，也没有威胁要对北京采取额外贸易行动。这部分是因为总统面临着来自美国银行、企业和农民的压力，他们希望总统不要让与中国的商业关系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在大选之前。

美国农民对中美贸易协议的签署表示热烈欢迎，但看来中国只打算购买其承诺购买产品的一部分。

美国农民对中美贸易协议的签署表示热烈欢迎，但看来中国只打算购买其承诺购买产品的一部分。

莱特希泽曾在国会和行政部门工作，并在华盛顿担任过贸易律师，考虑到他在漫长职业生涯中建立起来的批评中国的声誉，他的态度转变值得注意。他与中国对抗的历史，包括提起针对中国的贸易诉讼、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是最初让特朗普喜欢他的地方，后者对中国的贸易做法也没有好感。

但莱特希泽最近进行了干预，推翻了几项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威胁的政策措施，包括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全面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和番茄的命令。

这项原定于9月8日上午宣布的禁令，禁止许多来自新疆的产品，因为官员担心这些产品是被关押在新疆拘禁营的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强制劳动下生产的。但知情人士称，莱特希泽与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农业部长桑尼·珀杜(Sonny Perdue)，以及白宫幕僚长马克·梅多斯(Mark Meadows)都反对这项措施，他们认为这项禁令会激怒中国，威胁美国的棉花出口和美中贸易协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之一，2018年购买了近10亿美元的美国棉花。

今年夏天早些时候，当特朗普政府为了对中国压制香港进行报复而集思广益时，莱特希泽也反对向香港征收类似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想法。

但莱特希泽在与台湾展开贸易谈判上的不情愿已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尤其是，这让莱特希泽站在了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的对立面，这些官员支持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8月下旬，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David R. Stilwell)在华盛顿一家智库发表演讲，提出与台湾建立新的经济接触后，事情达到紧要关头。当时，美国国务院也开始计划派遣其最高级经济官员基思·克拉奇(Keith Krach)于9月中旬访问台湾。

特朗普总统已将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称为“历史性的”，并称其对美国农民大有益处。

特朗普总统已将与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称为“历史性的”，并称其对美国农民大有益处。

据三名知情人士说，这些提议在国务卿迈克·庞皮欧(Mike Pompeo)和莱特希泽之间引发了分歧，后者坚持认为与台湾的贸易谈判属于美国贸易代表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另一名人士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克拉奇访台的事情上也与国务院发生了冲突。

莱特希泽在回复记者的电子邮件中称，这个传闻是“疯狂编造出来的故事”。“我从未与庞皮欧国务卿谈过这些事情。我从未因这件事或我一生中的任何其他事情与国务卿发生过愤怒的争执，”莱特希泽说。

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格斯(Morgan Ortagus)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说，“庞皮欧国务卿与莱特希泽代表多年来一直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所有有关政策分歧引发愤怒对话的控告都是捏造的。国务卿从未向贸易代表提及史达伟的演讲和基思·克拉奇的访台。”

中国认为自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不容讨价还价，并且为了在经济上孤立台湾，努力将台湾从多边贸易协议中挤出去，中国对不支持自己观点的企业和政界人士进行猛烈抨击。但台湾现任总统蔡英文一直在寻求通过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来加强台湾的自立。

8月下旬，蔡英文放松了此前对进口美国牛肉和猪肉的限制，这样做是为了吸引美国与台湾进行贸易谈判。庞皮欧曾发推对此举表示欢迎，称其“为更深入的经贸合作敞开了大门”。美国贸易代表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虽然台湾人口不到2400万，但它是美国2019年的第十大贸易伙伴，为美国的农产品和武器销售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美国官员也将台湾视为抵御中国在某些先进科技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堡垒。特朗普政府今年5月宣布，世界主要的计算机芯片制造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承诺在亚利桑那州建工厂，不过，这个项目仍在等待美国国会提供资金。

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与台湾的贸易谈判一定会成功。麦克拉迪合伙人(McLarty Associates)的高级顾问、曾任贸易官员的郭嘉明(James Green)说，美国曾花了20年的时间与台湾谈判一项贸易和投资协议，但收效甚微。他说，莱特希泽可能不愿意在大选前、在政府的未来还不确定的时候，开始一个这么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谢选骏指出：愚蠢的纽约时报，说了半天也没说明白“美国头号贸易鹰派为何转而维护中国”。所谓“莱特希泽可能不愿意在大选前、在政府的未来还不确定的时候，开始一个这么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的说法，也完全无法解释他在此前的转舵。那么，应该如何解释“美国头号贸易鹰派为何转而维护中国”呢？一般的破案侦探都是从三个角度去看待类似问题的——那就是仇杀、情杀、财杀。这是指恶意的发生。其实，善意的发生也大抵——那就是好感、色情、贿赂。这三者之一就足以让鹰变鸽。如果三合一了，那就更无悬念地“有钱能使鹰变鸽”了或者“有情能使鹰变鸽”了。正如恶感、失恋、亏钱，足以让鸽变鹰。

【063、恶鬼赞美苏联的亡灵】

《一场山火，烧出一个“不为人知的美国”》（2018-11-21 文汇报）报道：

火势熊熊、黑烟遍布，一场持续10多天的美国加州山火震惊了世界。这场大火已经造成“82人死亡，700人失踪，近30万人大撤离”的惨剧，而大火或许还要烧十几日，情况不容乐观。

美国总统特朗普17日视察灾区时，抨击州政府管理森林不力。可是，忙于自寻出路的当地民众根本无暇顾及总统先生的表态。不过，在太平洋的这一边，一篇刷屏的网文——“为什么一场山火会难倒整个美国？中国留学生：这才是西方真实模样”引发了国人对于“真实的中国与世界”的思考。

人类总是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灾难，地震、台风、山体滑坡、海啸……美国也一样。森林大火在素有“阳光地带”之称的加州可谓家常便饭。但近几十年来，山火日盛。据统计，加州历史上最大的20场火灾中，有15起发生在2000年之后。这背后除了天灾，更多的恐怕是加州乃至全美国面临的一系列社会和体制问题。

——惊魂未定的灾民质疑：为什么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收到任何大火预警？当然也有收到预警的居民，但是当他收到唯一一条预警时，大火已经烧到房子边上了。他们要么是自己发现火情太严重，要么是家人朋友发来提醒，反正不是从官方渠道获知的信息。

——当超过8000名消防队员和数十万民众正在与火情搏斗的时候，特朗普不但没有设法给予相应的援助，反而“火上浇油”——他忙着在推特上与媒体、明星以及议员们互怼，互相指责对方有重大责任。他甚至威胁削减对加州林业管理的补贴经费。

——大火烧了10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才在加州州长布朗和候任州长纽瑟姆等人的陪同下，到已变成废墟的重灾区天堂镇视察。对于总统的姗姗来迟，有网民无奈地留言说“民主最牛的价值就是不负责，大不了你下次把我选下去”。

一场山火，烧出一个“不为人知的美国”。正如那篇网文的作者所言：千万别迷信西方，电影拍得再酷炫，也就是给你看看的，可别当真。

救灾减灾防灾，是衡量一个执政党的领导力、检验一个政府的执行力、评判一个国家的动员力、体现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的重要尺度。因此，回望中国完善的救灾机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灾后救援和重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自内心地要给祖国点个大大的“赞”！

网民哀嚎：

中山博 50分钟前

这中共的纸真够烂，作者是在井底下写的？加州的大火救援全是在911电话的2分锺内出车，飞机灭火是在接到通知的10分钟内起飞，这是我作为911中心的翻译员亲眼所见。

gmuoruo 今天 07:54

不是大火，中国屁民还不知道美国到处都是森林。

中国没多少森林，山火少些，但烧死了屁民也没人知。

NANAD 今天 06:57

Human made disaster! Every year happens.

jiandhu 今天 02:53

风太大，人多更危险，能救谁都会去救！美国政府救不了你中国政府能救？话不能这样说。

逍遥墨客 今天 00:27

腐败是人类的通病，但又各有特色。中国式的腐败很明显，就是违反法律的权钱交易，一手给钱，一手给好处。美国式的腐败也很有特点，他们很善于伪装，懂得从法律层面去制定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值的条款，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利益集团，堂而皇之的在统治阶层之间“合法”交易，让普通国民无法参与，也无法抗拒。但是一旦出了事，利益集团因为无利可图，就肯定会互相推诿，直接表现为政府的“懒政”。

谢选骏指出：“社会主义的祖国”不是中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联！赞美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在赞美苏联的亡灵——赞美苏联的亡灵，就是对中国的诅咒。

【064、有一种事实承认叫做坚决反对】

《美国国会涉华涉港四项法案细节引北京不满》（BBC 2019年10月16日）报道：

香港示威者希望美国会通过人权民主法案。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说，国会两党两院都支持香港民众为民主抗争。美国众议院投票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审视香港的自治情况，按需要调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特别待遇。法案的通过被视为美国当局回应香港近期示威浪潮的重要一步。

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共和党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说，众议院促请中国和香港政府履行承诺，保护香港的权利和自治权。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说，国会两党两院都支持香港民众为民主抗争。她说，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而不对中国的人权发声，“那么我们将失去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权发声所有道德权威。”

四项法案是哪些？

美国国会当天通过的第一项法案是《美国香港政策法案》的修正案，涉及美国与香港的双边关系。法案标题修正为：“承认香港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违背对香港人民的应尽责任，并支持在香港自由集会与和平抗议的权利。”比过去草案中的“支持在香港自由集会与抗议的权利”增加了“和平”二字。

第二项法案是《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2019）。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审查香港的自治状况，目的是审查香港自治权，以维护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港的安全及自身权益。违反官员将受到制裁。

第三项是《限制向香港出口催泪弹和人群控制技术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和企业向香港有关部门出口一些特定种类的非致命性和防卫性设备。

第四项是表彰加拿大政府在协助扣留和引渡中国华为科技公司前任CFO孟晚舟的过程中坚持遵循法治原则的做法，并对中国政府所作出的反应行为表示关注。

中国怎么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三（10月16日）对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感到“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他批评香港面临的不是人权和民主问题，而是尽快恢复秩序、维护法治的问题。“美国国会众议院罔顾事实、颠倒黑白，把肆意纵火、打砸商铺、暴力袭警等严重犯罪称之为人权和民主问题，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同一天，香港政府也发表声明，对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表示遗憾，重申外国议会不应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保护香港法案》

除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还通过了《保护香港法案》，禁止美国公司向香港出口催泪弹等人群管制用品。

这两部法案正式成为法律前，仍然需要参议院通过，最后由总统特朗普签署正式确定。参议院目前仍未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审议。《经济学人》智库早前分析称，相信这份法案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成为真正的法律。

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BBC访问时认为，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对解决香港目前的局势有帮助。他指出，香港始终是个国际城市，与多国都有联系，如果国际社会聚焦香港的人权问题，“这会给中国大陆政府施压，令它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问题”。

但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屠海鸣批评法案是美国牵制中国的“遮羞布”。他在香港亲中报章《大公报》撰文批评，中国崛起的速度太快，令美国十分不安，《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只是美国在香港策划“颜色革命”的一部份。

香港近期的示威浪潮中不少人都要求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法案，支持法案的示威者周一（10月14日）更在香港中环区举行集会，期间多人挥舞美国国旗。大会称约13万人出席，警方就说高峰期约2.5万人参加。

1992年通过的《香港政策法》容许美国把香港视作与中国大陆不一样的“非主权实体”，在“一国两制”的前题下，香港享有不一样的待遇，例如被视作“独立关税区”，美国对香港出入口敏感技术以及签证安排较为宽松。

支持法案的示威者举行集会，期间多人挥舞美国国旗。

如果《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正式成为法律，美国国务卿每年就要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否仍然有足够的“自治”去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

另外，如果香港日后就国家安全相关的法例立法，美国总统及国务卿会审视相关法例，是否抵触《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市民及外国居民的人权会否受到限制。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耿爽对这一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就像乌龟一样软弱无力，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对等的报复措施，还不肯闭上鸟嘴，真是可怜到家了！这让我想到，“有一种‘坚决反对’其实是‘事实承认’甚至‘变相支持’”——外交部的乌龟活动对这伟大的名言做出了充分的阐释。有一种事实承认叫做坚决反对，说的就是你们代表的那些软蛋啊！

【065、幼儿哪里比黑猩猩聪明】

《幼儿的学习方式和黑猩猩一样？》（2016年3月9日科林·巴拉斯[Colin Barras]）报道：

大约5,500年前，人类中的一个群体发明了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东西：轮子。这个消息几乎在一夜间传遍了世界各地，而轮子也几乎同时出现在欧洲、欧亚草原区和近东。

事实上，一些考古学家称，轮子的普及速度之快让我们无法确定它究竟是在哪里发明的——尽管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可能性比较大。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埃娃·赖因德尔（Eva Reindl） 称，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本质。让人惊奇的并不是人类如何制作出轮子这件重要的工具——而是当这个发明出现后，其他人快速学会并复制了制作技术。

赖因德尔和她的同事称，其他类人猿就不一样。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基本不会模仿其他猿猴的发明。每只猿猴靠自己学会解决问题。这些物种缺乏人类具有的积累性文化特征——他们一直在重复发明轮子的过程。

不过，这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人类如此依赖这些通过模仿他人而积累起来的文化知识，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失去了依靠自己解决简单问题的能力？

以学会如何用木制工具敲碎一个坚硬的坚果为例，黑猩猩在这点上比我们聪明是不是恰恰因为它们会靠自己去尝试？

赖因德尔和她的同事决定朝这个方向探索。他们把人类模仿他人的习惯称作“高度忠实的社交学习”——他们说这在人类社会中实在太普遍了，以至很难找到没有养成这种习惯的人。不过，他们找到了绕过这一问题的办法，即找幼儿进行实验。幼儿与他人的接触相对较少，他们模仿使用人类工具的机会也较少。

显然，人类和其他猿类在刚出生时处于相同的状态。他们给幼儿分配了一系列挑战任务，不过这些都是野生黑猩猩用简单的木制工具就能轻易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任务是用一根木棒敲碎坚果，在幼儿实验中用塑料壳来代替坚果。另一个挑战任务是测试幼儿能否像黑猩猩一样用一根木棒从蜂巢取得蜂蜜，不过在实验中，研究人员用塑料管道代替蜂巢，幼儿可以从中获取绘画用的颜料。

参加实验的幼儿圆满完成了几乎所有挑战任务——他们的成绩相当于类人猿。尽管人类依赖向他人学习——至少年轻人是这样——不过我们仍然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显然，人类和其他猿类在刚出生时处于相同的状态。

略显矛盾的是，赖因德尔称，人类与其他猿类在出生时的共性实际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定位人类这个物种的独特性，而确定这些特点的难度之大让人惊讶。这是因为需要找到我们会形成的而其他猿类不会形成的行为。

比如，虽然我们和黑猩猩在出生时都具有相同的工具使用能力，但是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更加复杂的行为方式——恰恰是因为我们观察他人，并利用了人类世代积累的集体智慧。“我和我的同事研究的出发点就是积累性文化特征很可能是人类独有的，” 赖因德尔说，“但是，在该研究领域，这一点还无定论，仍在激烈争论中。”

积累性文化特征很可能是人类所特有的，但是这个问题仍没有定论。辩论的另一方是位于德国莱比锡（Leipzig）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的克里斯多夫·伯施（Christophe Boesch）等研究者。伯施和他的同事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象牙海岸（Ivory Coast）塔伊国家公园（Tai National Park）的黑猩猩。

“我们对塔伊国家公园的黑猩猩选择工具的研究清楚地表明，一些重要的社交因素在黑猩猩学会选择工具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说。至少在这个地区，猿类会通过仔细模仿身边的同伴来学会使用工具，伯施说。这导致不同的黑猩猩群会产生不同的积累性文化，这一点和人类社会一样。

“关于黑猩猩使用工具，我们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 伯施说，这些领域包括这些猿猴所展现的使用工具行为的整个系统、每种行为的常见程度以及每个黑猩猩如何学会使用工具。

我们尚不清楚积累性文化特征是否就是把人类与其他猿类区别开的属性。科学研究结果显然尚未得出结论。当我们达成一致看法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亲缘物种是与我们一样具有模仿同伴的能力——还是他们命中注定只能重复发明相同工具的过程。

谢选骏指出：幼儿哪里比黑猩猩聪明？从上所述不难看出，那就是会模仿他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猴子那样机械地模仿动作。这种模仿能力可能是人类特有的长处。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把这一长处发展得太长了，以致于忘记了在模仿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发明一些自己的东西，其结果，就不幸沦为“低端人口”了。所以，要想摆脱低端人口的命运，先要摆脱幼儿状态，从模仿他人解决问题的平庸状态下，走出来——仅仅做得好是不够的，还要做的不一样。

【066、娱乐至死的奶头乐】

网文《奶头乐》报道：

奶头乐（英语：tittytainment），又译为奶头娱乐或奶嘴娱乐，是一个合成词，来自于英文“titty”（奶头）与“entertainment”（娱乐）两词的组合，据德国作家Hans-Peter Martin称是由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创造的，特别泛指那一类能让人着迷、又低成本、能够使人满足的低俗娱乐内容。用来描述一个设想：由于生产力的不断上升，世界上的一大部分人口将会不用也无法积极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为了安慰这些人，他们的生活应该被大量的娱乐活动（比如网络、电视和游戏）填满。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之一是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那要如何避免少数得益者与大多数的底层人民间的冲突呢？方法之一是给其“奶头”，转移其注意力和不满情绪，让他们更能接受自己的境遇。可以通过观察社会现象而窥探一二，主要表现在媒体的泛娱乐化、大众对于娱乐和游戏产业的高度关注和追随等。

内容

政府通常会对有争议的内容实施管控，然而在奶头娱乐的体制中，只要不会撼动利益，就可以见到其对于低俗内容的放松，尽管有些夸张，但是确实指出贫富分化的差距。最基本例如发泄型娱乐：开放色情产业、热闹选战造势、无休止的口水战、暴力网络游戏。或者是如满足型，报导无聊小事（可爱动物、明星丑闻）、廉价品牌横行（自产品牌或引进山寨手机、白牌服饰）、商品优惠活动（例如饰品、旅游签证）、视听娱乐大众化（偶像剧、动画、好莱坞）等。这类娱乐十分受欢迎，由于生活辛苦的大众对于此需求有所提升，使得不知不觉中，自然发生他们乐不思蜀、丧失思考能力。因此社会对于不正统的通俗文化也就变得十分宽容。而商人、政府高层们也乐见其成，透过如同一般民众“吸奶头”的方式，使社会中下阶层着迷其中、而无心挑战现有的统治阶级。奶头乐一方面也是社会压力大的反照。

会发生上述结果则在于全球化世界会导致贫富差距快速拉大，80%（以上）的人将落入失败方且无任何方法避免此一结果，处置边缘化人口的最佳办法只有“围堵”（containment）。要使全球80%“边缘化”的人安分守己，20%搭上全球化快车的人可以高枕无忧，就需要采取对色情宽容、麻醉除罪化、放宽交通违规、枪支泛滥等用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解除被“边缘化”的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

评价

2018年，记者及新闻学者方可成发现“奶头乐”理论于近年在中国互联网流行却未有出处，他并认为“奶头乐”并非刻意为之，只是低素质文化泛滥的缘故，其属于过度炒作的阴谋论，他重申“奶头乐”现象的确存在，但是着重在娱乐是否具有建设性与专业性，应该引导产业成熟发展，而非排斥娱乐本身。

谢选骏指出：方可成，可能是一个“阳谋论”的人，而不是一个“阴谋论”的人——他可能更多是为执政掌权的人服务的。因为一般说来，阴谋论者多属失势的人。

网文《为什么“奶头乐”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理论”》（方可成）报道：

（方可成任教于港中大，前《南方周末》记者，新闻实验室和政见发起人。知乎日报收录。）

最近几个月，我在中文互联网上越来越频繁地看到一个词：tittytainment，通常被翻译成“奶头乐”，或“奶嘴乐”。

据说，这一重要“理论”出自美国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之口，大意是，20%的精英给80%的大众提供大量娱乐和游戏，就好像给他们塞上奶嘴，让他们丧失思考能力，化解他们的不满情绪。不少评论作者煞有介事地引用这一“理论”，论证网游、抖音、综艺、偶像的危害性。

然而，只要多做一些研究就会发现，这个看上去有趣又令人“恍然大悟”、“细思恐极”的所谓“理论”，其实漏洞百出、非常可疑，对现实中的娱乐产业更是缺乏解释力。

可疑的出处：“奶头乐”真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

在中文世界介绍“奶头乐理论”的文章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应该是吴晓波于2017年6月撰写的。

吴晓波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旧金山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多名经济、政治界精英的会议，其中包括乔治·布什、撒切尔夫人、比尔·盖茨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精英们一致认为，全球化会造成一个重大问题——贫富悬殊。这个世界上，将有20%的人占有80%的资源，而80%的人会被‘边缘化’。届时，有可能会发生马克思在100年前所谓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冲突。”“布热津斯基表示，谁也没有能力改变未来的‘二八现象’，解除‘边缘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的办法只有一个，便是推出一个全新的战略‘tittytainment’，即在80%人的嘴中塞一个‘奶嘴’。”

当然，熟悉吴晓波老师文章的人知道，他说的这些肯定不是一手信息。但是他又不喜欢告诉大家自己写的这些东西出处是哪里。无奈之下，我只能自己去搜索了。我的搜索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用谷歌搜索工具里面的“指定时间段”搜索功能。我不断调整搜索时间段，最终发现，在中文世界中能找到的最早的关于“奶头乐”的叙述出自作者俞力工。

从文中可以看到，俞力工对信息出处的说法非常模糊，只说“笔者忆及”。到底是他自己亲自参加了这个大会，听到了布热津斯基这么说，还是他印象中听别人说过这件事？我们无从得知。

看来在中文世界中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于是我试图在英文世界里寻找出处。然而，根据我的搜索，没有任何一家具备公信力的英文媒体、机构网站、学术期刊提到过布热津斯基的这一“理论”。我们更是无法找到布热津斯基本人对这一“理论”的任何表态。

在谷歌搜索tittytainment这个词，出来的结果大多是中文或德文的。原来，最早介绍这一“理论”的，是两名德国记者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据说，当时他们得以参加在美国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举行的这场会议。会后，他们将见闻写在了《全球化陷阱（Die Globalisierungsfalle: Der Angriff auf Demokratie und Wohlstand）》一书中。

据说，布热津斯基的“奶头乐理论”就来自这本书。我手头没有这本书，一时难以确证。但即便这本书中确实有此记录，它也仅仅是一例孤证。

根据我搜索到的资料：这场于1995年9月底举行的会议，名为“The State of the World Forum”，此后每年都举行一次。会议官方网站介绍中确实提到，布热津斯基是此前会议的参加者。但介绍中还提到：会议和全球多家媒体达成了合作。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有两个德国记者才能参加的闭门会议。

来自CNN的一条新闻甚至显示：1995年的会议上一场发生在国际领导人之间的对谈，是由CNN主持人主持的，而且在CNN直播。

如果这是一场全球主流媒体公开报道的会议，为什么只有德国的两个记者记录下了布热津斯基的“奶头乐理论”？或许只有一个可能：在公开会议之外，有一场闭门小会，精英们在闭门小会上吐露了真迹。可是，为什么这场闭门小会偏偏邀请了两名德国记者参加？

疑点太多，可信的证据太少。这也是为什么在维基百科英文版上找不到“tittytainment”的词条——因为维基百科的编辑们讨论之后认为，实在是没有可靠的出处。讨论的记录在：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Articlesfordeletion/Tittytainment(2ndnomination)

en.wikipedia.org

（维基百科的其他语言版本中可以找到这个词条，因为各个语言版本的编辑严谨程度不一，英文版本一般来说是最为严谨的。）

令人感慨的是，布热津斯基是20世纪极为重要的外交战略家，他预见了苏联的崩溃，他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可是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上，他的“代表理论”却成了一个来源可疑的“奶头乐理论”，真是棺材板要压不住了。

无根据的阴谋论：娱乐业真的是控制大众的奶嘴吗？为什么一个疑点重重的所谓“理论”，能够在中文互联网上获得广泛的传播？因为它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似乎用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戳穿了这个世界上被掩盖的真相，令人恍然大悟。

这种特别的魅力，简短点说，其实就是阴谋论。阴谋论的常见论调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其实都有“幕后黑手”在操纵，都是某种更巨大的力量在下的“一盘大棋”。

在“奶头乐理论”中，全球20%的精英就是那只“幕后黑手”，他们操纵的目的是要麻痹80%的大众，下棋的方式就是生产游戏和娱乐。这一阴谋论经过本土化之后，又被民族主义网站添油加醋，将之描绘为美国人针对中国人的阴谋。原来，布热津斯基老人家处心积虑提出“奶头乐战略”，是为了“摧残中华民族的根基”！

阴谋论的荒谬之处在于：它看似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却没有事实依据。前面说到，所谓“奶头乐理论”的出处疑点重重。更何况，在这套理论中，生产游戏和娱乐的商家，是政客的紧密搭档，他们生产游戏和娱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维持统治。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马化腾和丁磊做网游，张一鸣搞抖音，原来都是为了消解大众的不满情绪，为了维护现存秩序？他们真的只是想赚钱啊。如果娱乐业真的是被故意生产出来的“奶嘴”，为何又不断有“限娱令”的出台？所谓“奶头乐理论”，完全经不起推敲。

简单的“理论”无力解释复杂的游戏和娱乐——可能有人会说：我认同“奶头乐理论”，不是认同它的阴谋论元素，而是觉得它很好地指出了游戏和娱乐对人的危害。也就是说，可能很多人不会认为马化腾是什么大阴谋家，但他们确实相信：马化腾和张一鸣们制造的“奶头乐”，让人沉迷，让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但这也是对游戏和娱乐的简单化理解，乃至误解。

游戏和娱乐，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从人类社会起源时就存在，它们是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发挥着愉悦身心、连接社群等多方面的作用。

当游戏和娱乐成为巨大的产业之后，它们一方面为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批评。的确，为了赚得更多的钱，游戏和娱乐产业是希望大家花更多时间在上面的。这就需要舆论的压力、行业的自律、公共政策的监管。

我支持对游戏和娱乐产业保持警惕，我也曾经撰文讨论互联网“注意力经济”的恶果。但是，游戏和娱乐对个体及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远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传播学中对游戏影响的研究已经几十年，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既有负面，又有正面，还有更多的中间地带。“Game Studies”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有自己的专业学术期刊和会议。

我们从生活中也能看到很多例子。比如，任天堂的游戏，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让很多人脱离肉身的限制、畅游梦想世界，还在家庭和朋友之间分享了大量的欢乐，它半年前推出的Labo更是成为激发创造力的神器，很少有人会批评任天堂是“奶头乐”。再比如，很多教育者都在设计和探索，如何将游戏和学习结合起来。

娱乐业也是一样。学界早已不将娱乐业简单作为轻视、批判的对象，而是仔细研究其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娱乐产业既可能令人沉迷、丧失自我，也有可能激励和抚慰人心、帮助人们结交朋友；既可能令人放弃思考，也可能激发创造性、鼓励表达和公共参与。

简单化的结论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要想获得真知，就不能浮于表面，用大而化之的语言来做判断：“它是好的！它是坏的！”而是需要沉下去，看到事情的复杂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它的哪一部分会对哪些人产生哪些影响？这些影响在什么情况下是好的，什么情况下是坏的？如果要减少坏的影响，我们可以具体从哪些方面着手？……”

我赞同吴晓波那篇文章结尾的两段话：“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资讯的收集越发方便、快捷，一切知识看起来似乎唾手可得，但反而让很多人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那种突破自我、不断创新的社会精神也将渐渐消失。”“让嘴巴不被布热津斯基的‘奶嘴’塞进，让时间不被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发泄性娱乐和满足性娱乐塞满，让自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和思考的能力。”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思考的能力，就让我们从质疑“奶头乐理论”开始吧。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会有“限娱令”？因为娱乐应该用来转移群众的注意、麻痹群众的热情，不能用来集中群众的注意、激发群众的热情。而上文却回避了这一点。所以我说他是一个阳谋论者，为当权者服务的。

网文《娱乐至死》报道：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由尼尔·波兹曼所著，他指出，现实社会（书中主要以美国社会为例）的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这本书已经被翻译为8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大约卖出了20万册。2005年，时隔20年后，波兹曼的儿子安德鲁再版了这本书，它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媒介生态学专著之一。

内容概要

波兹曼在前言中写道，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两个完全相反的预言。奥威尔认为人们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奴役，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为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在庞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动和自私。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的是，我们将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波兹曼这本书的中心就是论证了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波兹曼认为，由于公众话语的这种变化，人们的政见不再取决于某位候选人的想法和解决方案，而是却决于他是否在电视上受到好评。波兹曼指出，十八世纪“理性时代”是理性论证的顶峰，只有用印刷的文字才能合理地传达复杂的真理。波兹曼举例道：美国前15任总统中的许多人本来走在街上不会为普通民众所认可，但是所有这些人很快因他们的书面文字而被认可。

谢选骏指出：娱乐至死的精神和奶头乐的设计，似乎有些相同之处。所以我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看，1985年的“娱乐至死”可能影响到了1995年以后的“奶头乐”，以至于2005年还会再版娱乐至死。

网文《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所著书籍）》报道：

《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是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像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同时也是他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

《娱乐至死》一书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并认识到媒介危机。

内容简介

该书的主要内容在于用事实论述：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介，娱乐得以达到至死的目的；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人类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庸，最终成为娱乐至死的物种。

该书共分为两大板块，前言和正文；正文又分为两篇，共11个章节。

“前言”部分旨在通过现实世界与两本书的对比，当1984年到来时，《1984》中的预言并没有得以实现，反而在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正在逐步地成为现实。

“正文”部分分为11章。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人们用媒介来定义自己的社会，生活，种种。就仿佛人们用语言作为闹钟思考问题的方式一样。媒介就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媒介的变迁意义重大，因为事物的表现形式本身就会对结果造成重大影响。在印刷品的时代，只有白纸黑字才给人感觉是客观的，正确的，接近真理的，而相比之下口述则没有取信于人的能力。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印刷制品传播了真理和智慧，破除了迷信和陋习，甚至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民族感的诞生。而美国从一开始就对铅字十分依赖，在那里阅读再不是贵族化的活动，创建美国的人群也是极富智慧修养的一群人。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语言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表意，如果说文字是严肃的，它代表着理解和信息的传递，那么娱乐正处在反面，图像的介入掺杂了美学和心理学的学问，文字的地位不再。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代，叫“阐释年代”。到了19世纪末， “阐释时代”开始逐渐逝去， “娱乐业时代”开始显现。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冲击了“阐释时代”的两个观念，其一，交通和通讯可以彼此脱离。原本报纸等上的文字往往都是本地的具有切实价值和指导意义的信息，但电报的出现产生了许多不相关的没价值的信息，人们只关心消息来得有多远有多快，却没有意识到人们每天获得的新闻中几乎没有任何对人类生活的指导价值。照片出现的时候就被人们赋予了语言的地位，但却忽视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照片只是特例的展现，你只能显示出一棵树，但无法描绘“树”；照片只需要辨别，而文字是需要理解的。总之，照片失去了对现实行动的指导价值，这些信息仅剩的作用也只有娱乐了。再之后，电视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以神话的姿态占据了人们的生活，电视的本质是娱乐的，但因为太过司空见惯，对人们来说是熟视无睹的，并且因为习惯而变得有价值了。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电视本身的性质就是娱乐性的，这表明在电视上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娱乐，都是为了娱乐。观看电视不需要思考，但人们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而正因为电视的包罗万象，其他的一切都按照电视的要求来塑造自己，最终成就了娱乐的时代。

第七章 “好……现在”。这是一个转折性语句，连接了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话题，是当今电视节目高度碎片化的例证。在这里面，新闻节目又首当其冲。新闻呈现了娱乐而不是信息，这本身就是一种蒙蔽，人们有一种大量获得信息的错觉，但事实是他们连判别何为有效信息的能力都失去了。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在媒介的转换过程中，很多东西并没有得到复制，而是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在试图将宗教或者教育搬上电视屏的时候，最重要的那部分东西已经丢失了，电视作为一个娱乐性的载体，实际上并不能承担那些重任。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政治是美国拥有最多观众的体育比赛。在电视的影响下，人们不仅是不会思考的，并且是不会记忆的，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第十章 “教育是一种娱乐活动”。教育本身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过程，所有社会上有一种教育娱乐化的倾向，比如说试图通过电视进行教育的行为，但实际上因为电视的属性，你可以做到有趣，但不能指望教育结果会好。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让人们就这么放弃电视是不可能的，而许多人也试图通过电视的途径让人们认识到看电视是不对的，这件事本身就非常讽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只有人们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体的神秘感，人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作品目录

前言

第一篇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第二篇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第七章 “好……现在”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参考文献

创作背景

20世纪后半叶，电视媒体的异军突起，印刷媒介逐渐式微，甚至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电视对于日常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成为组织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媒介。而电视的表达形式往往是娱乐性的、碎片化的、排斥思考与逻辑的，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的成为娱乐的附庸，大众也日渐习惯于这种娱乐化的媒介接触，变成了一群娱乐至死的人。尼尔·波兹曼敏锐地观察到了主流媒介的变革对大众以及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他认为人类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事物。

受到麦克卢汉的影响和启迪，波兹曼将“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作为自己阐述“娱乐至死的社会”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来定义现实世界。不同的媒介有不同的倾向性，最终会塑造整个文化的特征。同时他指出“真理不能毫无修饰的存在，它必须穿着合适的外衣才能得到承认”，“真理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偏见”，在印刷媒介占绝对权威的学术领域，来自口语场景的信息就无法作为支撑个人观点的论据。他对比了过去以印刷媒介为中心的“阐释时代”和今天以电视媒介为中心的“娱乐业时代”，在两者之间，电报的发明起到了重要的衔接作用，过去人们因为需求而获取信息，而电报使得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人们开始进入了一个被大量无关信息充斥的世界，信息——行动被彻底改变了，人们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途而制造各种各样的问题。而电视的出现无疑加剧了这种状况。

作品思想/电视引发的智力灾难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后，在80年代终于再次安定了下来。但传统上重视节俭和勤奋、反对纵欲的新教伦理已被倡导感性的自由解放彻底击溃。在这场解放之后，人们找到了更多享乐的理由，于是一场宣扬娱乐的革命成了社会的广泛共识。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新媒体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听盛宴，这使得电视迅速成为时代的宠儿并迅速普及。可是，电视节目的内容却主要以肥皂剧、真人秀等娱乐节目为主要收视范畴。

波兹曼认为，每种媒介对于文化精神中心和物质中心的形成都有决定性影响。从口语到铅字的媒介转换，波兹曼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巨大的智力进步，但是，从铅字到电视的第二次媒介转换却是一次严重的智力灾难。这是因为电视的话语主要通过视觉形象传播，而观众仅仅需要一种对视觉和听觉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为了吸引观众，电视节目进而作出一些新鲜刺激的调整，不断地制造奇闻异事和娱乐噱头来博取观众的眼球，这大大埋下了媒介危机的祸根。“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电视一味地降低品格追求收视，严重丧失了公众话语权，这实际上就暗藏媒介危机的隐患。

媒介即认识论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有一个“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其表达的含义就是在信息传播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不是传播内容，而是传播媒介。他说，“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在此基础上，波兹曼进一步提出了“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他认为，媒介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而“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以电视为中心的认识论严重“污染”了大众交流，信息的传播不得不以模拟电视图像的形式进行。总之，电视成了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是新世界的“元媒介”，任何传媒也都变成了电视的摹本。对于来自电视的影响，不是人们关闭电视就能够避得开的。波兹曼曾痛斥道，人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人类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一切以电视为中心的信息传播都深刻揭示了媒介社会所面临的危机。

泛娱乐业时代

波兹曼指出，媒介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在于电视为人们提供娱乐性的内容，而是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形式表现出来。娱乐已经成为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成为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从新闻到政治，甚至是宗教活动都在全心全意地娱乐观众。例如，国外极端的“裸体新闻”，将新闻播报和脱衣舞真人秀相结合，令人瞠目结舌。类似将娱乐进行到底的行为值得我们反思，今后的媒介应当如何发展。

娱乐的确成为了现代生活的标志，它已经溢出电视，弥散到整个社会之中。可是，人类不能将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贬为娱乐的附庸，倘若如此，其结果是人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为当今的媒介发展敲响了警钟。

是否会“娱乐至死”

波兹曼为人们留下一个沉重的话题：人们真的会“娱乐至死”吗？娱乐已是这个时代的传媒霸权，不管以何种方式，都只为博人一笑，艺术价值和伦理道德都可以弃置一旁，可谓“得娱乐者得天下”。人类不禁问自己：我们身嘶力竭所追捧的娱乐会不会亲手葬送自己。人类不应反对适度娱乐，但当娱乐日渐成为操控话语的霸权力量时，它的负面作用就必须受到重视。人类不反对忧伤和深沉比娱乐更有价值，只是除了笑声之外人类是否还应该留下些什么。如果欢笑过后留下的只是空虚和麻木，以及对下次欢乐更强的期待，那这样的欢笑绝对是廉价的。

事实如此，如若人们一味追求娱乐，而不反思娱乐背后带给人们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评价，那只能是“娱乐至死”；如若人们能在适度娱乐中反思它所传递的认识，并不是一味苛求所有事物的呈现均以哗众取宠为价值，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还将取得长足的进步。“娱乐至死”是波兹曼对社会现象的概述，不是预言，今后的社会媒介如何发展，还要看人类怎样应对危机。

作品评价

一本精彩、有力而重要的书，这是波兹曼抛出的严厉的控诉书。在这里，一切公众的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华盛顿邮报》评）

波兹曼在麦克卢汉结束的地方开始，他用学者的渊博与说书人的机智构筑他的见解。（《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

它是声讨电视文化的檄文：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这一声喝问绝非危言耸听，我深信它是我们必须认真听取的警告。作者提出了娱乐至死的深刻预见。那个时代电视才兴起，网络还未出现，他即看到电视对人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的一种准备概括，即一种娱乐至死的状态。（《文艺生活》评）

作者简介

尼尔·波兹曼（Nel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1931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德尼亚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取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在其研究生阶段，就遇到了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及信息”的观点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发展出自己“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论题。1959年，波兹曼来到纽约大学任教。1971年，波兹曼创建了媒介生态学的研究生课程。1993年获得教授授衔，并担任纽约大学文化与传媒系主任直到2002年。波兹曼专注于研究媒介技术大爆发为社会带来的深刻变革，他的观察细致入微，他的论述一针见血，他的一系列著作对于今天的媒介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是对电视时代的回响，那时还没有电脑进入社会生活。所以到了2005年再版此书时，此书已经文不对题电脑互联网的新时代了。但是“娱乐至死”毕竟对“奶头乐”有所贡献，这就是历史的曲里拐弯。

【067、原子弹更新了武士道】

《广岛原爆75周年：历史解读与核攻击争议》（2020年8月7日 BBC）报道：

今年是广岛原子弹爆炸75周年。二战中的主要国家俄罗斯，中国，美国对当初的核爆及纪念活动的看法各有不同。

1945年8月6日，美军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投掷了原子弹，造成约14万人死亡。3天后美军又在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造成7万4千人死亡。两周后日本投降。

每逢这个历史上首次使用原子弹的周年日到来，广岛都举行活动纪念核爆受害者，提醒世人核之恐怖，发出世界和平呼吁。

关于美国投掷原子弹的历史一直存在不同的解读。对濒临战败边缘的日本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是否正当，也一直是个存在争议的话题。

杜鲁门在1945年7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从现在到8月10日之间要对日本使用这件武器（原子弹）。我已经通知了战争部长史汀生（Stimson）动用这件武器，目标是军事设施，军人和水手。即使日本人是野蛮人，冷酷无情的狂人，但我们作为为世界共同利益考虑的领导人，不能把那个恐怖的炸弹扔到旧都（京都）或新首都（东京）。他（史汀生）和我都同意，目标将是纯军事性的。”

杜鲁门还写道，“我们将发出警告，要求日本投降，挽救生命。我肯定他们不会那么做，但我们会给他们机会。对世界来说庆幸的是，希特勒那伙人和斯大林没有发现原子炸弹。它似乎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恐怖的东西，但能成为最有用的东西…”

1947年史汀生写道，使用核武器导致战争结束，避免了美军进攻日本本土，令双方减少了数以百万计的不必要死亡。这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缩短战争，避免更大的伤亡的说法成了美国的主流叙事。

在广岛的美国游客曾对BBC记者说，“美国进行了巨大的科学努力，结果是核爆迅速结束了战争。”

BBC驻东京记者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还指出一段少为人道的史实，即美军已经准备好向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军基地部署更多几枚原子弹，美国准备在日本没有投降前继续在日本投掷原子弹。

日本防御崩溃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开始在远东进攻日军后的第二天，美国在长崎投掷了第二颗原子弹。在1945年英美苏在雅尔塔会议上商定，苏军在德国战败3个月后投入对日军的作战。德国在1945年5月投降，8月初苏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150万苏联和蒙古军队进入日军控制的满洲国，蒙疆，朝鲜半岛北部，击溃了日本关东军。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是苏军进攻导致日本投降。他还说“大规模杀伤日本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必要。他认为美国投掷原子弹是对苏联实行冷战的开始。美籍日裔历史学者长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也认为，美国投掷原子弹并非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斯大林8月8日对日宣战，苏军在大陆击溃日军是主要原因。长谷川毅说，当时日本本土防御的战略主要是抵挡来自南部的海上攻击。苏军在中国东北击溃关东军令日本在北面无兵可用，导致了日本的战略崩溃。

俄罗斯在广岛长崎核爆问题上表达了更同情日本的立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曾说，目前的美日同盟关系令历史真相得不到澄清，美国从未对投掷原子弹对日本道歉过。

战争受害者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广岛市中心被称为“原爆圆顶”残留建筑列为世界遗产——关于日本纪念原子弹受害者以及对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谴责，BBC驻东京记者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问题。他说美军投掷原子弹前，日军在1937年进行过南京大屠杀，日本海军在1941年底偷袭了珍珠港，以及后来发生过的马尼拉大屠杀，让美军付出沉重代价的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屠杀等。

在广岛原子弹爆炸75周年之际，中国的新华社发文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即日本把自己描绘成二战特别是核爆炸的受害者的同时，很少提及之前的历史背景。广岛核爆和之前的日俄领土争议问题一样，中国官方媒体的表达难免受到中日美俄关系变化的影响。在1960，1970年代中国媒体曾把广岛，长崎的核爆称为“罪孽”，并谴责美国的“核讹诈”。但近年来，中国的相关报道都会指出日本有意淡化侵略者的身份，掩盖自己的战争罪行。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广岛市中心被称为“原爆圆顶”残留建筑列为世界遗产。这个在原子弹爆炸后仍然屹立未到的圆顶建筑残部成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象征。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决定时，中国代表曾指出这个纪念性建筑可能会被少数人利用，以此淡化日本的战争侵略行为。同时中国代表还强调，受到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

当时美国代表发言强调美国同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无关。不过美国代表同时还强调了美日全方位的盟友关系。

谢选骏指出：武士道的原意是“舍生取义”，但是在倭寇日本人的滥用之下，变成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时，把武力发挥到了极致原子弹登场了，它“以戈止戈”，全面更新了武士道。

《广岛、长崎原爆75周年：那些在原子弹爆炸中生还的女性》（2020年8月5日 BBC）报道：

2019年，在广岛原爆遗迹旁边的元安川，人们为原爆周年纪念日点起了灯笼。对于当时的死亡人数都是估算，而一般认为广岛的35万人口当中有14万人死于这次原爆，长崎则至少有7.4万人。

这两次原子弹攻击令亚洲的战争迅速走向终结，日本于1945年8月14日向盟军投降。不过，有批评者指，日本在原爆之前就已经临近投降。那些在原爆中生还的人们被称作“被爆者”（hibakusha）。他们在两座城市的废墟中承受着可怕的后果，包括辐射和心理上的创伤。

英国摄影记者凯伦·李·斯托（Karen Lee Stow）的一个专攻领域就是讲述这些见证过这段重要历史的女性的故事。李·斯托拍摄并采访了其中三名女性，她们对75年前的原爆有着深刻的记忆。

本文的部分细节可能令一些读者不安。

上野照子

1945年8月6日，核弹在广岛爆炸的时候，照子15岁。广岛原爆几年之后，在广岛红十字会医院当护士的上野照子，和2015年的照子。在爆炸的时候，照子正在广岛红十字医院的护士学校上二年级。爆炸之后，医院的学生宿舍着火。照子有帮忙救火，但是很多同学已经在爆炸中死去。对于核爆后的那一个星期，她唯一的记忆就是日以继夜地工作，救治那些伤势恐怖的受害者；与此同时，她和其他人都没有食物，只有很少量的水。

毕业后，照子继续在医院工作，她协助的各种手术当中就包括植皮。病人被医生从大腿上切出部分皮肤，用来遮盖那些有疤痕疙瘩的部位。她后来与同样在原爆中生还的立行（Tatsuyuki）结了婚。

当照子怀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时，她担心小孩生下来会不会是健康的，或者甚至是否能顺利出生。照子的女儿朋子在广岛的医院里接受检查。她的女儿朋子最终出生了，并且很健康，这使得照子有勇气去养育这个家庭。

“我是从地狱里走出来的，所以我虽然不知道地狱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所经历的那一段大概已经很接近了。必须不能容许它再发生，”照子说。“有些人在很努力地废止核武器。我想第一步是要让地方政府领导人采取行动。”“然后，我们就必须要联系到国家政府的领导层，接下来是全世界。”

“人们曾说，这里有75年都不会再有草地和树的生长，但是广岛却重生了，成为一个有漂亮绿化和河流的城市，”照子的女儿朋子说。“（但是）被爆者仍然持续承受着辐射带来的伤害。”“虽然广岛和长崎的记忆正在在人们的脑海中褪色，但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只有我们有想象力，为他人着想，找到我们能做的事情，切实行动，每天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建立和平，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照子孙女久仁子则说：“我没有经历过战争或者原爆，我只知道重建之后的广岛是什么样子。我只能想象。”“于是我聆听每一个被爆者的讲述，以证据为基础，研究有关原爆的事实。”“那一天，城市里的一切都燃烧着。人、鸟、蜻蜓、一草一木——一切东西都在烧。”

原爆之后的广岛市。

“在那些爆炸过后进入这个城市进行救援活动的人当中——还有那些进来找寻家人和朋友的——很多也死了。那些活着的则患上各种病。”“我试图与他们建立更深的联系，不仅是广岛和长崎的被爆者，还有那些铀矿工人，生活在矿井附近的人，参与研发和测试核武器的人，还有那些处在下风向的人（那些因为核武试验而患上疾病的人）。”

广岛原爆的生还者冈田美惠子手持一张显示至2019年6月为止全世界核器数量分布的图表。原子弹在广岛被投下的时候，惠美子年仅八岁。她的姐姐美枝子和另外四个亲人都在爆炸中身亡。惠美子和家人很多照片都遗失了，但是那些放在她亲戚家里的照片都留存了下来，包括她姐姐的。惠美子在母亲怀中，旁边是她的姐姐。“我姐姐那天早上离开家的时候说：‘晚点见！’她当时只有12岁，而且是那么活泼，”惠美子说。“但是她没有再回来，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样了。”“我的父母拼了命地找她，但是从来没有找到过她的尸体，所以他们就继续说，她肯定还在什么地方活着。”“我妈妈当时怀了孕，但是她流产了。”“我们没有东西吃。我们也不知道辐射这回事，于是我们就是看见什么就捡起来，没有想它是否受到了污染。”“因为没有东西吃，有人会偷东西。食物是最大的问题，连水都是美味的！一开始人们就是那样活着，但是现在这些都被忘记了。”

“然后我的头发开始掉落，我的牙龈开始出血。我经常都觉得很累，总是不得不躺着。”“当时没有人知道辐射是什么。12年之后，我被诊断出患有再生不良性贫血。”“每年都有那么几次，日落的时候整个天都是深红色的，红到把人的脸都映红了。”“每当这种时候，我就禁不住想起原爆那天的日落。三天三夜，整个城市都在燃烧着。”“我讨厌日落。直到现在，日落还是会令我想起那个燃烧的城市。”

“很多被爆者到死都没有办法谈论这些事情，也无法表达他们关于原爆的那些苦楚。他们说不出来，所以我就说了。”“很多人都讲世界和平，但是我想要人们行动起来。我想要每一个人都开始做他们能做的。”“我自己想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的子女和孙辈，我们的未来，能够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每天微笑的世界里。”

1945年8月9日11点02分，原子弹在羽田丽子的家乡长崎落下，当时她九岁。那天早晨的时候，就已经有空袭的警报，所以丽子就留在了家中。在解除警报的声音响起之后，她就去了附近的一座庙。由于频繁的防空警报，她那一带居住的孩子们都会出去那里而不是学校上课。在庙里上了大约40分钟课之后，老师就解散了全班，丽子就回家了。“我走到我们房子的门前，我想我甚至踏进去了一步，”丽子解释说。

“然后忽然就来了。一道闪光划过我的眼睛，是黄色、卡其色和桔色混在一起的光。”“我甚至没有时间去想那是什么……一瞬间，一切东西都完全变成了白色。”“当时感觉我是一个人被丢下一样。下一个瞬间，就是一阵大声的呼喊，然后我就昏过去了。”

“一阵子之后，我醒过来。我们老师教过我们，在紧急的时候就要去一个防空洞，于是我在房子里找我妈妈，然后我们去了我们那一带的防空洞。”“我没有受一点伤，是金比罗山救了我。不过在山的另一边，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遭遇了残酷的伤害。”“很多人翻过金比罗山逃到我们这边。很多人的眼睛凸出来，头发凌乱，几乎全裸，全身被烧得很惨，皮肤都垂吊着的。”“我的母亲从家里拿了毛巾和床单，和街区里的其他妇女一起，带着逃亡的人去附近一个商学院的礼堂，他们可以在那里躺下来。”“他们想要水喝。我被叫去给他们水喝，于是我就去找了一个破碎的碗，去附近的河里装了些水给他们喝。”“呷了一口水之后，他们就死。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当时是夏天，因为有蛆虫和可怕的气味，他们的尸体必须立即火化。他们被堆到大学的游泳池里，用碎木烧掉。”“当时不可能知道那些人是谁了。他们无法像一个人一样死去。”

“我希望未来的世代永远不用经历类似的事情。我们必须不能允许这些（核武器）再被使用。”“创造和平的是人类。即使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说不同的语言，我们对和平的愿望是一样的。”

谢选骏指出：原子弹就是厉害，把几千万军国主义者一下子改变成为和平主义者了！这就是原子弹对于武士道的升级作用——以戈止戈，除暴安良。

网文《武士道》报道：

武士道，或者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封建社会中武士阶层（称作侍，Samurai；也有稍微古老的中国说法，武士/Bushi）的道德规范以及哲学。如同欧洲中世纪出现的骑士精神，武士道是基于一些美德如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只有通过履行这些美德，一个武士才能够保持其荣誉，丧失了荣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Seppuku，或腹切りHarakiri）自杀。新渡户稻造认为，对武士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和完成责任，死亡不过是尽责任的一种手段而已，倒在其次。如果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事务，简直比死还可怕。认为切腹是武士唯一谢罪的方法的观点是错误的。浪人指的是武士畏罪逃亡或效忠的君主或国家灭亡却不随之而亡的人。

1869年，明治政府通过版籍奉还废除幕府时的身份制度，宣布四民平等，废除封建俸禄，武士阶层解体。1871年制定户籍法为废除等级制着手简化阶层成分，宫廷贵族和大名被指定为华族，武士被指定为士族或卒族，其余者划为平民。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占据了新政府和地方行政的大部分官职。武士和武士制度虽然消亡，但是武士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范式和日本美的符号深深植根于国民性格之中，化为纵贯列岛的“国风”，并对后来日本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天皇制、日本神道、武士道三位一体，构成了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要素。

武士道的起源

日本武士是日本身份制度下的士族阶层，最早的武士是在大化改新之后，作为封建贵族庄园的护从而出现的。后来武士不断壮大，开始介入政治。它本身份化出将军、大名、家臣、足轻、乡士等20多个等级，成为日本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势力。早期武士其实是雇佣兵，在战国时代是下克上时代，武士道真正完成于德川幕府时代，来源于神道教、佛教。从神道教中，武士道得到了忠于主君，尊敬祖先；从佛教的日本禅宗得到了专注、平静、沉着、不畏死；从儒学中得到了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武士道是日本神道教的主要内容。它原是日本封建武士的道德规范。经过十二世纪晚期的发展，武士道在16世纪成为成文的准则。

武士道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江户时代之前，江户时代，和明治维新之后。

江户时代之前：主要崇尚个人荣耀与家族名誉，讲究个人实力，不尚下对上的忠诚，也就是流行以下克上，提升个人与家族的政治威望，典型代表是平清盛、足利尊氏、明智光秀。

江户时代：幕府为了安定社会，制定诸多武家法规，本分，得主尽忠，忠于主君，不顾身家，报恩，克己，面对逆境而不动摇，以内在的修行，稳定武士阶级的伦常，外在上也以严格取缔的方式约束对上不敬的行为，把社会带向和平稳定的方向，代表人物是山鹿素行和吉田松荫，这些武家法规，就形成了现在所谓的武士道，这使得武士有了恒常效忠对象。

明治时代之后：因实行四民平等、废刀令，使武士的地位被削弱，但而后随着军国主义的发展，武士道再度被提倡，并被强调成对天皇的彻底服从与勇武。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武士道发展转化为近代军人精神伦理和扩展为国民普遍道德及行动准则的武士道，更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明治政府以赎买方式废除取消了武士身份等级及财产特权，武士阶层随之瓦解。1878年，陆军卿山县有朋以陆军省（相当于部）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就要求军人必须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向军队灌输绝对尊崇天皇的思想；还特别提倡“武士道”精神，宣扬军人精神的三大根本在于“忠诚”、“勇敢”、“服从”的武士道精神。1881年建立了宪兵制度，1882年又以天皇名义发布《军人敕谕》，再度重申军人应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侠义”、“质素”等，把武士道进一步发展为近代军人的信条。

1890年更颁布强调“和魂”的《教育敕语》，本着“以儒教为根本”的原则，倡导全日本国民均“应义勇奉公，以辅仁天壤无穷之皇运”，以为天皇之“忠良臣民”，武士道全民化确立了明治时代的武士道，皇国臣民化构筑了“一君万民”体制，把国民道德规范总结为“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两大纲目。臣民对于天皇的“忠诚”赋予“爱国”的意义，使武士道精神披上“爱国主义”的躯壳，体现出近代国家意识。于是武士道成为近代日本教育方针的灵魂。建构起以武士道精神、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忠君爱国为内容的近代国民道德。一是以忠孝为本，尊崇五伦五常等儒家伦理纲常。《教育敕语》要求臣民“克忠克孝”，并与“皇祖皇宗”的“肇国宏远”相联系，称其为近代日本“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宣传家族国家观，奉天皇为最高家长。在五伦五常方面，《教育敕语》亦要求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等。二是倡文武两道，但以武为先，强调“尚武精神”。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是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武士道从幕府时代效忠各自主君，转而强调全体日本人只效忠天皇个人。同时打破重义轻利的武士道传统观念，提出“士魂商才”方针。“士魂”，即武士之魂、武士精神，其核心就是“忠君爱国”观念；“商才”，即经商之才。1911年，明治政府在全面修订的修身教科书中明确形成了家庭国家观。修身教科书明确指出整个日本社会是一大家庭，而皇室是宗家，对双亲的孝和对天皇的忠是紧密一致的。

福泽谕吉强调维持士风是万世不变的要义。新渡户稻造呈给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论书’中认为“武士道兴于兹，辅佐鸿谟，宣扬国风，使众庶皆归忠臣爱国之德。”新渡户认为孔子的教诲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源泉。武士道对男性和女性要求稍微不同。对于女性而言，武士道意味着守卫自己的贞操（当作为武士的女儿时），教育子女，支持丈夫及维系家庭等。战后，日本银行在1984年更改纸币上的图案设计，采用福泽谕吉像为一万日圆，新渡户稻造像为五千日圆，夏目漱石像为一千日圆的图样。而此三人对武士道都表示积极的赞赏，三人的看法虽说一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但也表示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相当受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道的经典

日本武士道的古典称为“叶隐”。《叶隐闻书》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是一部“武士论语”，所以又称《叶隐论语》或《叶隐论语摘抄》。“叶隐”一词的由来，缘于西行上人诗句。西行诗曰：“隐于叶下，花儿苟延不败，终遇知音，欣然花落有期。”“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而作者山本常朝的俳号即为“辞浮世何处洗尘的山樱”。该书开宗明义：“武士道者，死之谓也。”武士道者寻觅通向死亡之路，“每朝每夕，念念悟死，则成‘常住死身’，于武道乃得自由”。同时强调崇奉先祖，以先祖的教训为指南，并专注于国学传统。该书前言以四大誓言结尾：

奉武士道者绝不迟疑

应为主君所用

孝亲

大慈大悲，方可为人

在江户初年，由朱舜水的学生、古学派的始祖山鹿素行汲取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养份，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山鹿素行在《圣教要录》中批判当时流行的朱子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提出了“古学”，主张儒教本来的精神，应当直接向古代圣人学习其道。他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山鹿素行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著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书，在日本被称为“国人道德的权威，武士道精神的真谛”。山鹿素行认为武士的职分就在于辅助君主统治农工商三民：“士不可不备文武之德知。然则形为剑戟弓马之用，内务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道，文道为心，武备调外，三民自然以是为师，以是为贵，从其教而知其本末。”山鹿流兵学适应江户时代的武士从战斗者转变为政治支配者的需要，细致阐述幕藩制度下的武士应有的行动伦理，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武士道论。

儒学家中江藤树和贝原益轩用儒家的知识和理论将武士基于经验形成的文武两道观改造成武家用以治国安邦的政治理论，形成文武合一论，特别是他们以儒家的仁义之道作为武士的行为规范和安身立命的基础。中江藤树在所著《文武问答》中，系统地论述了儒家伦理与日本武道的关系，并以儒家理论为指导，将武士传统的文武两道观发展为系统的文武合一论。贝原益轩的《武训》主张文武一途，以此来强调文道的重要作用，“文中有武，武中有文，犹如阴阳互为其根，故无文之武非真正之武”。“以文悯人抚民乃仁也，以武制敌静乱乃义也。文武二道，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则难以修身治国平天下；故仁义为道之本，体也，文武乃行仁义之用也。仁义之道之外无文武，文武之外无法治无兵术。”强调武士如不以仁义为本，在战场上就不可能为主君行忠义、舍命死节，如此何谈武道。斋藤拙堂著的《士道要论》提出文武平行论，武士为四民之首，上侍奉主君，下管理百姓，“国以士立，士以气立”，因此武士的风尚、风气如何，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士风健康的标志，在于武士以礼义廉耻为宗旨。藤田东湖作《弘道馆记述义》认为文武两道是日本的神圣建国之道，朝廷代表“文”，幕府代表“武”，这样，文武合一论就为水户学的尊皇论和公武合体论提供了思想基础。

江户末期的吉田松阴提倡尊奉天皇的武士道，极力主张武士的根本责任之一是尊王攘夷：“今之士名为武士，其本职在于平祸乱、攘夷贼。”松阴论述了废除幕藩制、将权力从武家政权‘复古’为天皇政权的正当性。吉田松阴发展了会泽正志斋的国体思想。认为在中国，‘杰出于亿兆’的人物才能当皇帝，如果并非如此优秀的人占据皇位，可以夺取其王位（易姓革命）。与此相对，在日本能否成为天皇由血统决定，血统之外的人不能觊觎天皇之位。但是，日本对将军职位的态度与中国对皇帝一样，不称职的人就任于将军位置上时，可以废去其职务。不过，这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决定的，只有奉天皇的命令才可以这样做。他认为儒学首先是一种军队教育的手段。水户学的国体论经、吉田松阴的国体论、教育敕语的国体论、直到明治末期的家庭国家观，最终形成了日本官方的国家主义。

主要内容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也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尽忠是绝对的价值[7]。贞永元年（1232）颁布的作为武士基本法典的《御成败式目》（即《贞永式目》），主旨在于规定“仆忠主、子孝父、妻从夫”，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主君的忠诚。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而注重主君的道德如何，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唯有纯粹彻底的觉悟死，才是武士道强人之处。近现代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大和魂”。武士道的要求最主要有几个方面：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

义：武士准则中最严格的教诲，要求武士必须遵守义理和道德。

勇：武士具备敢作敢为、坚忍不拔的精神，同时要有高强的武艺。

仁：武士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

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

诚：要求武士保持诚实，同时要摆脱来自诸如商人阶层之类的诱惑。

名：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

忠：忠于自己的主人是武士必须恪守的信条。

克：要求武士克制自己的私欲，不能被欲望左右信念，这样才能侍奉君主，保护领国领民。

武士的敬礼

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社会阶层秩序的尊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才是武士强人一等的表现。武士道要求武士具有勇猛坚毅、视死如归、忠诚仁爱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勤俭寡欲的习气。礼节被上升到等级制度的高度《家康遗训》就有对于等级制度礼节的规定，如第四十五条写道“平民对武士失礼，武士可杀之”。幕府颁布针对大名的《武家诸法度》和针对嫡系家臣武士"旗本"、"御家人"的《诸士法度》中明文规定："奖励文武忠孝，以正礼仪"或"励忠孝，正礼法"。日本最著名的礼法流派是小笠原派。其创始人小笠原清务说：“所有礼法的目的都是为了陶冶精神。心静即能打消凶恶暴汉动粗念头，指的就是这等的心意磨炼。”镰仓武士小笠原贞宗据禅苑清规之内容，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礼法《六波罗殿御家训》。

明治维新以后，以小笠原流为代表的武家礼法对国民普及作法教育。昭和13年（1938），日本文部省成立“作法教授要项调查委员会”，当时礼法的最高权威、《日常礼法心得》的作者、贵族院议员、侯爵德川义亲任调查委员长。不久文部省颁布《昭和国民礼法要项》，在学校贯彻实施，标志武士道礼法成为日本全体国民修身教育的一部分。日本国民礼法对姿态、最敬礼、参拜礼、敬礼、问候、言语、起居、递交、包结、服装、皇室礼法、家庭生活礼法、社会生活礼法进行了规定，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礼仪的概括，至今仍为典范。昭和42年（1967年）3月29日，文部省发出声明，指所有高等学校都能于正规体育课程中教授弓道。

武士的教育与训练

在武士道的训练中主要的学科有剑道、弓道、柔道、相扑、骑术、枪术、战略战术等，这些都进而演化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与佛教一道传入日本的诗文、绘画、音律、服饰、饮食、瓷器等作为禅宗文化的外在表现，也为当时武士阶级提供了修养品格的锻炼。音乐和文学的修养被鼓励用来培养武士的温文尔雅之风。武士阶层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军纪、战记文学。如诗书《吾妻镜》、军记《平家物语》等。华道、茶道、将棋、邦乐、香道、书道、文学等等这些，都是武士修身养性的手段，培养一种不骄不躁、谦逊雅致的心境。

遵守武士道的武士腰间经常佩戴武士刀，以象征勇武。武士刀是一种狭长而锋利的冷兵器。新渡户认为，武士刀必须由优秀的工匠锻造，只有这种工匠锻造出的刀，再经过武士使用，才能称作武士刀。江户时代，切腹在刑法和礼法上成为一种制度。切腹是一种严肃而庄重的行为，只有上层武士，才有资格被赐予切腹之刑，一般百姓不许处以这种刑罚。新渡户稻造写的《武士道》一书中这样论断切腹的含义：“打开灵魂之窗请君看，是红还是黑，请君自公断。”

相关著作

明治维新之后，1899年12月，新渡户稻造用英文著书《武士道－日本人的精神》向西方介绍武士道精神，是第一本有系统地阐述武士道的著作，这本书在1908年出版了新渡户友人樱井鸥村执笔的第一个日本语译本，翻译过程得到英语原著者的协力，新渡户身后，生前的学生矢内原忠雄依据英语原文，参考旧译、配合日本国情重新编译，1938年岩波书店列岩波文库青118种出版，长销至今，影响很大。

谢选骏指出：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夏目漱石这三个鸟人，都被看做开化的人，但即使这几个人也都对武士道表示积极的赞赏，难怪日本最后会吃原子弹。战后的1984年，日本更把福泽谕吉弄成一万日圆、新渡户稻造像弄成五千日圆、夏目漱石弄成一千日圆的图样——由此见证，未来的日本也将难以摆脱武士道及其升级版的原子弹影响。

【068、原罪观念的生物学基础】

《美国检测医务人员 冰岛大规模测试显示50%阳性者毫无症状》（法广 2020/04/02）报道：

美国德国韩国等是对新冠病毒检测有力的国家，英国法国等则因此受到国内指责。欧美亚洲各国在病毒检测上不断有新进展。 

美国白宫抗疫小组协调人4月1日说，可能会在本月进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简称 ELISA），检测和测量血液中的抗体。如果成功，该测试可以帮助识别已经感染该病毒但已经康复的人，可以帮助一线医务人员了解自己身体是否产生了抗体。白宫要求每所大学和每个州都要开发ELISA，可以在线购买抗原和控制品，并且确实在所在州的整个医疗保健社区进行测试。

36万人口的冰岛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新冠病毒测试，截至周二（3月30日），已经对17,900人进行了测试，占其总人口的5%。冰岛国立大学医院对高危或有症状的人进行了测试，而生物制药公司deCODE Genetics代表卫生部对冰岛一半的人口进行测试检验。该公司将对更广泛的人群进行检测，其中包括那些无任何症状的人和不处于隔离状态的人，努力在那些被感染的人还没有症状开始之前就找到他们。

尽管只有不到1%的测试结果呈阳性，但测试呈阳性的人中约有50%表示自己毫无任何症状，这证实了多项研究显示的该病毒的特性之一是：无症状或轻度症状的患者在传播病毒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冰岛尚未像其它欧洲和亚洲国家一样采取全境封锁等严厉措施，该国卫生部认为测试和联系追踪是最好的办法，没有必要进行封锁。

谢选骏：原罪观念的生物学基础

《一半确诊者无症状，冰岛的检测结果告诉我们什么》（2020-04-03 世界说）报道：

在某个已经下架的游戏中，冰岛与旁边的格陵兰岛都是“人类之光”般的存在：孤悬海外，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气温较低，人们的社交距离远，人口流动少，极其不利于病毒传播。攻陷冰岛，在游戏里几乎是毁灭世界的代名词。

与游戏剧情不同的是，在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里，与世隔绝的冰岛并没能置身事外——第一例病患确诊于2月28日，截至4月2日，全国确诊病例数已经破千，达到1220例，死亡2例。考虑到冰岛全国仅有36.4万人口，其确诊病例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了西班牙、意大利等所有目前疫情严重国家，位居全球第六（第一名是人口少到这一比例已经缺乏参考意义的梵蒂冈）。

冰岛沦陷了吗？或许，除了“零感染”，“人类之光”也可以有另一种达成方式。

追踪与普测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的是，冰岛在日新增病例还停留在个位数的时候就提出，为控制疫情扩散考虑，不能满足于简单的流行病学调查。

3月9日，冰岛最好的私营生物公司deCODE Genetics 宣布将向所有民众开放预约新冠病毒筛检，无论被测对象是否有症状，也无论是否有疫区旅行史和确诊病例接触史。经历了几天的讨论后，deCODE公司在15日开放面向所有人的免费筛检，当天就有将近一千人报名参加并被筛检，包括冰岛总统夫妇。

冰岛随后进入了由冰岛国立大学医院（NUHI）操作、针对有症状患者和有接触史的疑似人群的普通检测，和由deCODE Genetics操作的针对全体国民的大规模检测“双管齐下”的状态。尽管中途受制于拭子供应问题，deCODE Genetics的检测一度中断，但不久后供应问题得到解决，大规模检测重又开始。

截至4月1日，冰岛总测试人数已超过19500人，两种测试方式各占约50%，总测试人数接近总人口的5%，已远远高于全世界任何国家。根据冰岛政府公布的相关数据，在目前已经做完的所有测试当中，54%的确诊病例在得到确诊时已经处于隔离状态，这意味着，还有高达46%的人在获得筛查结果前仍在自由活动。

与此同时，约50%的人在接受测试并获得阳性结果时未表现出任何症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症状感染者”，尽管医生并不排除其中的一部分还可能会在之后出现相关症状。这一比例与意大利最初执行全面排查政策时得到的比例近似，但远高于美国等国家目前对于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的估计。

当然，deCODE Genetics操作的大规模检测的阳性检出率比冰岛国立大学医院通过感染溯源和症状筛查找到的测试对象低得多，直至目前，1220位确诊患者中只有84人由deCODE Genetics检出，检出率约为0.86%，但从每日数据来看，从自愿报名人群中检出阳性的比例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增减趋势。

这意味着在未接受检测的人群当中，可能仍有近1%的人存在感染。

对于一种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流行的传染病，冰岛以其孤悬海外、人口流动低、输入病例基本可控等优势条件，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疫情防控做出了一个控制模型。另一方面，deCODE Genetics还有其他方面的巨大优势——这家生物公司的创始人斯特凡森博士在近期的采访当中透露，他的公司已经追溯了冰岛所有已检出病毒的地理起源，与此同时，该公司原本就掌握着冰岛近半人口的医疗和基因型数据，这使得研究存在不同突变的病毒在感染中表现出不同症状的原因成为可能。

另一个好消息是在冰岛“无法追溯起源”的感染者比例已经显著减少，3月23日针对400余个病例的溯源分析中，感染源不明的病例占比高达33.2%，但到4月1日，在全部1220位确诊患者中，301人为国外输入病例，803人为国内社区感染所致，感染源不明者共116人，比例已降至9.5%。

不封城，但监督隔离

直到目前，冰岛并未推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封国”、“封城”措施，除了宣布中学和大学停课三周，禁止20人以上集会、以及所有需要近距离接触的企业暂时关闭之外，没有出台更多的禁令。

政府官员对此解释说，目前并没有实行更严格措施的计划，因为考虑到大规模测试和普遍追踪的实施，没有执行封锁城市政策的必要性。deCODE Genetics创始人斯特凡森对此同样表示乐观，他认为，病毒扩散在冰岛已经“得到相对控制”。直到现在，冰岛的小学和幼儿园都还在正常上课，只是根据情况实行学生分组制度，错时上下学制度等防疫举措，这是为了保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不会忧心独自在家的子女。

冰岛政府也敦促各个企业， 单位实施更严格的疫情应对措施， 加强防护与消毒，并且采取换班措施， 减少接触人群以避免大规模感染，但在较为严格的出入境管控之余，入境冰岛的游客并未被要求隔离，因为他们被认为“与本地人的接触很有限”。

这种“宽松”态度的由来，除了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经济因素考虑，还有大规模检测、患者识别和追踪等等一系列远较其他欧洲国家严格的管控措施：在冰岛，有相关接触史的人群从一开始就被要求严格隔离，3月25日，冰岛官方还宣布即将推出一款追踪国民足迹的手机APP，这将使得政府能够追踪确诊病患并且定位密切接触者。类似的APP在韩国和新加坡已经被用于控制疫情，但是在西方国家还是第一次。

这样的控制和追踪措施并非没有争议，足迹追踪APP仍需要获得冰岛数据保护部门的许可，与此同时，deCODE Genetics针对普通人群的筛查同样面临着数据保护部门和科学道德委员会的压力，但问题最终通过变通方式得到了解决：筛查工作被认定为临床措施，而非科学研究活动。

更重要的还是冰岛没有放松警惕：冰岛卫生局在一份声明中提示，目前的大规模筛查仍以自愿报名为条件，这意味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普遍测试，而更有可能吸引那些更关注疫情发展的国民，但目前真正的随机筛查计划已经启动，未来还计划开展针对抗体的血清测试。deCODE Genetics则计划至少测试5万人。

直到目前，冰岛各界仍然承认有未知变数存在：冰岛大学3月3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以目前的检测规模，确诊人群中的年龄分布较此前预测已发生少许改变——老年人变得更多。如果患者群体中的老年人比例上升，医疗系统无疑将面临比此前预测中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冰岛人口较少，且检测样本量依然有限，系统本身的稳定也仍存在不确定性。

参照组

以目前全球疫情发展形势而言，冰岛当然不能被视为热点地区：直到发稿，冰岛因新冠感染而入院治疗的患者仅41人，重症监护12人，另有982人处于轻症居家隔离状态。另一方面，冰岛只是一个三十多万人口的小国，又坐拥诸多限制病毒传播的天然优势，无论是其大规模检测措施，还是疫情应对方案，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难以复制。

但冰岛的测试结果至少为全球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估计的无症状感染者比例，比如与意大利等国家重症情况截然相反的感染性别比例（女性略多于男性），以及在目前认知无法追溯到感染源的情况下，全部人口中实际感染者的比例。

瑞典国家卫生局专家已经承认本国的感染率必然高于冰岛。而在其他已经爆发疫情的热点地区，人群中的实际感染率只会更高，控制疫情扩散也会更难。面对全球扩散的疫情，今天的冰岛或许已经难以成为解药，但在估测“隐形感染者”和评估防疫措施有效性方面，仍算得上一个可靠的“参照组”。

谢选骏指出：阳性者毫无症状就是“无症状的感染者”，这就好比社会生活中的“好人”；相比之下，“有症状的感染者”就好比社会生活中的“坏人”——但实际上，好人有时候比坏人更加危险；正如无症状的感染者比有症状的感染者，更加危险。这就显示了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合理性。

《憂無症狀傳染 CDC擬推全民戴口罩：任何人都可能帶菌》（綜合新闻 2020年04月02日）报道：

更多證據顯示沒有出現明顯症狀的隱形帶菌者正散播新冠病毒，使得控制這種疫疾更加麻煩，可能成為防疫漏洞，也因此美國衛生主管機關考慮建議全民戴口罩。

聯邦疾病防治中心(CDC)1日公布新加坡的研究結果，顯示約有10%新的新冠病例可能是由感染病毒，可是沒有出現症狀的人引起的；CDC主任芮斐德(Robert Redfield)接受周二播出的全國公共電台(NPR)專訪時說，如此高比例讓預測疫情發展、擬定抗疫策略，投入變數。

CDC根據一些最新的研究結果，修改對美國人染疫風險的定義，1日對沒有出現新冠症狀，可是曾接觸確定或疑似染疫者的人發布新準則。新準則基本上強調，任何人不論是否有症狀，可能都應視為帶菌者；專家說，這個準則更加強保持社交距離以及其他防疫措施的重要性。

奧斯汀德州大學致力於研究各國新冠傳染情況的梅爾斯說，這顯示有必要積極減少似乎健康者的人際接觸。新加坡的研究針對當地1月中旬到3月中旬發現的243個新冠病例，其中157人並未外出旅行。研究人員發現，有七個染疫群是由無症狀者引發，約占本土傳染病例的6%。早先對最先爆發新冠疫疾的湖北進行的研究，顯示有10%以上病例是由隱形帶菌者傳染。

研究人員也在探討有更多病例是由感染病毒，可是從未出現症狀，或是生病後似已康復，但或許仍會傳染的人引發的可能性。梅爾斯說，這些不同類別的潛在傳染源，分別造成多少新的傳染還不明CDC官員說，他們還在研究毫無症狀和沒有明確症狀者造成傳染的問題。在爆發新冠疫情最初幾個月，衛生官員的應變措施是認定大部分傳染，來自染疫者打噴嚏或咳嗽噴出的帶有病毒水氣，因此敦促民眾彼此保持安全距離。

愛爾蘭對沒有出現症狀，也未做隔離檢疫的9000人進行的檢測，發現只有不到1%的人確定感染新冠病毒，可是其中大約一半表示自己毫無症狀。這證實許多研究的結果，顯示無症狀和症狀輕微者對散播病毒扮演的角色，更加顯示在感染病毒者出現症狀前及早發現的重要。

谢选骏指出：“任何人都可能帶菌”的观察事实。提供了基督教原罪观念的生物学基础——任何人都可能帶菌，就是“人人都有原罪”的生物版本。既然人人都是可以被病毒感染的，为什么不是人人都带原罪的呢？如果有人声称他没有原罪，那么就请他她以身试法，亲自体验一下病毒感染！如果这人不会被病毒感染，那么他她没算没有原罪吧！如果这人不会死，那么他她就算没有原罪吧。除此之外的无原罪者，都是冒充的吧。

【069、越战失败才有冷战的胜利】

世人把冷战的胜利归结于老年痴呆症患者里根总统的英明，大错特错了，里根不过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冷战的胜利其实来自于越南战争长期消耗——

网文《越南战争》报道：

越南战争（1955年－1975年），简称越战，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其本质为受美国等反共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南越（越南共和国）对抗受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又称越共）的一场战争。其发生在冷战时期的越南（主战场）、老挝、柬埔寨，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最终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综合国力随之削弱，冷战的优势一时之间似乎为苏联占据。 

最先开始援助南越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开始支持在越南作战；林登·约翰逊将战争扩大。在尼克松执政后期，迫于国内迭起不断的反战运动、前线战事的吃紧以及同苏联长期对抗的需要，遂逐步将军队撤出越南。越南人民军（北越军）和越共游击队最终于1975年占领南越首都西贡，南越政权垮台，一年后南北越统一。 

名称

在共产党越南国内，媒体常采用“抵美救国抗战”的名称，并用以区别其他越南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如：对法抗战、对日抗战、对蒙抗战、对华抗战。亦有人认为“对美抗战”的说法有失中立性，因为此次战争亦牵涉到多方国际因素，而不仅仅只是越南的内战。因此，“越南战争”的说法常被国际使用，而相对较少的被居住在越南本土的越南人使用。至今，越南人对此次战争的正式名称仍有所争议。然而，由于战争的国际性，当今越南国内外的学者开始逐渐接受“越南战争”这个称呼，这个名称较为中性。另外，“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称呼也被很多人所使用。

背景

越南在1885年中法战争以前是清朝属国，以后至二战前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则被日本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在越南北方的河内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世称“北越”。法国则挟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贡立国。 

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北越和法国进行长达9年的法越战争（又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法国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西贡、河内等主要城市，但广大农村已经落在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游击队手中。1954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援助下，北越在奠边府战役中赢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法国撤出越南北部。 

战事结束后，双方开始和平谈判，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1954年7月21日美国、苏联、法国、英国、中国、北越、南越、柬埔寨、老挝九国外长，达成协议，称为《日内瓦协定》。根据日内瓦会议的决议，南北越暂时以北纬17度线分治，越南北部由胡志明统治，南部由保大皇帝控制。 

《日内瓦协定》内容重点是：法国撤出越南，并承认越南、柬埔寨、老挝为独立国；以北纬十七度为界，分割南北越南；南北越为中立国家，不得与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同盟，不得进口军火，不得依附任何集团国家；南北越在1956年7月以前实行普选，由普选再统一南北越。 

按照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规定，统一国家的选举定于1956年7月举行，但是这场选举却没有举行。同时北方也没有同意进行选举。最后，美国和两越都没有签署协议中的选举条款。这样看来，分裂的越南似乎将成为常态，就像分裂的朝鲜半岛一样。 

后来只有法国和北越签署这个协议。法国撤出印支三国之后，美国为了阻止北越的共产党势力向南越扩张，全力支持吴廷琰在南越建立反共政权，1955年，吴廷琰在西贡发动政变推翻保大，建立越南共和国，世称南越。 

过程

法国退出印度支那后，1955年1月起，美国将“美驻印支军事顾问团”改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1954年至1959年平均派遣军事顾问650人。1960年上升到900人。1963年底，美国在南越的军事顾问和支援部队达16,300人。 

1959年，越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武装统一越南，并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进行煽动，武装颠覆。1960年1月17日夜，槟椥省北越支持者首次发动武装起义，攻占南越政府的一个据点。1960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并发布十点纲领，纲领号召成立一支人民的军队，推翻美国在越南南方的统治，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在南方实现独立民主、改善民生、和平中立，进而和平统一祖国。1961年2月15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把越南共和国境内各地的人民武装统一组成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从事游击战，事实上由越南劳动党南方局实施集中统一领导指挥。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称： 

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这些就是我们的保证——而且还有更多的保证。 

美国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公民还是其他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该要求我们,献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终裁判，……但我们知道，确切的说，上帝在尘世的工作必定是我们自己的工作。

这标志着在美国主流民意推动下，肯尼迪政府将率领美国军队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特种战争”，一步步战争升级，把美国带入越战泥潭。 

1961年5月，为了进一步帮助吴廷琰政府，美国副总统林登·约翰逊访问西贡，与吴廷琰签署“联合公报”，派遣100名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人员进入南越，开始特种作战试验，开启美军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这一事件也常被认为是美国的越南战争开始的标志。美国又提出在“18个月内绥靖南越并在北越建立基地的‘斯特利计划’”。这场特种战争即由美国提供财力与作战物资、由美国顾问指挥南越军队进行不宣而战（针对美国国内与美国国会）的战争，同时在政治上强化地方政权，加强特务控制，推行使村庄“堡垒化”的移村并户的“战略村”计划。 

1961年6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面。赫鲁晓夫肆意欺凌这位年轻的美国总统，试图通过恫吓的方式使他在某些关键争端上向苏联让步。特别是柏林，那里大量的技术工人都已逃到西方。赫鲁晓夫的恫吓行动步步升级；8月，柏林墙在一夜间修成，西柏林被东德封锁；9月，苏联恢复核试验。严峻的形势使肯尼迪认为，“如果美国从亚洲撤退，就可能打乱全世界的均势（施莱辛格语）。”这时候中南半岛的冲突是当时冷战中唯一的热战。肯尼迪和他的顾问很快决定，要在越南问题上显示出美国的力量和对抗共产主义的决心。同时认为，冲突最好遵循朝鲜模式，只局限在通过代理方使用常规武器，作为减轻两超级强权间直接核战争威胁的一种方式。 

1961年10月，“反叛乱活动委员会”领导人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赴南越实地研究派遣美军后续部队问题，提出一套“政治改革”方案，从而形成“斯特利—泰勒计划”：在南越内部，要在18个月内建立1.6万个“战略村”，控制农民，枯竭越共武装力量的人力物力来源；在南越外部，封锁南越与外界的联系，切断越南北方的支援。 

1961年末，美国开始增派军事顾问，深入西贡军队各级训练和指挥其作战。 

1962年，中苏论战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都需要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转而都积极支持北越在南越发动的人民战争。苏联结束“厨房辩论”对美缓和的时期；中国渡过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三和一少”政策。 

1962年2月8日在西贡设立由保罗·哈金斯将军指挥的“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负责特种战争指挥，大量向南越运入美军人员和作战物资。至1962年底，在越美军人数1.2万人，飞机约240架。 

1963年1月10日，保罗·哈金斯总结1962年特种战争战果，称“共杀死敌人3万人，美军与南越军损失兵员1万人。” 

1963年2月，西贡政府军出动精锐部队2000人，其中包括第七师的两个营，“保安队”和“别动队”8个连，105毫米榴弹炮一个连，M-113装甲车一个连，13艘舰艇，15架直升机和6架战斗机，在一批美国军官直接指挥下，向位于同塔梅平原的美萩省丐礼县新富乡北村发动大规模突袭。美萩省人民武装自卫队军民在美萩省北村的反“扫荡”中，连续作战。当日上午6时，“别动队”一个连首先向翁蒲忖发动进攻，刚一进村，就遭到人民武装自卫队的袭击，40人被歼，其中包括中尉连长，其余受挫溃散。7时30分左右，由美国军官指挥的13艘舰艇前来增援，被人民武装自卫队击沉一艘，迫使其余舰艇不敢继续前进。8时整，载一营步兵的直升机群包抄机降，企图合围人民武装自卫队，但被击落5架、击伤若干架直升机，40多人在机降中被打死，数十人被打伤，其余直升机群撤回。南越陆军集结溃退兵力，在13辆M113装甲车掩护下组织多次反扑，被击中3辆装甲车，打死打伤36名。下午14时30分，装载一个营伞兵的运输机群在两架攻击机掩护下，在北村组织伞降。到夜里19时，这股伞兵70名被歼，其余溃散。经过一天的激战，美军及南越军伤亡450人，其中有美国军官13人，击落飞机6架，击伤15架，烧毁M113装甲车3辆，击沉舰艇1艘，缴获大批枪械和其他军用物资。 

1963年，由于特种战争不顺利，美国决定支持南越军方于该年11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军方推翻并枪杀吴廷琰，由杨文明组成军政府控制南越政权。 

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扩大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角色，标志着美国对越政策进入全面战争的新阶段。 

1964年1月，南越陆军第一军军长阮庆发动军事政变，自任越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南越政权内部的军、警、政矛盾与内耗严重。阮庆宣称为解决南越问题，必须军事进攻北越。 

1964年2月，美国成立南越问题特别委员会，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访问南越，与阮庆拟订“重点清剿”的麦克纳马拉—阮庆计划（“十二点计划”）。3月，林登·约翰逊批准美国国防部轰炸北越与老挝、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庇护所的作战计划。 

至1964年底，美国派遣到南越的军事人员增加到三万多名，对南越政权的援助，从1954年至1964年共达40亿美元，其中80%以上是直接的军费开支，试图切断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与南越农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4年6月，消灭和击溃敌军30多万，包括2000余美军，摧毁80%以上的“战略村”，解放三分之二以上土地和七百多万人口，迫使西贡政权的统治收缩在城市和交通沿线。至1964年底，南方越共在巴地省平也取得胜利，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抗住并击溃敌军先后投入有空军支援的十个营的兵力的进攻，歼灭南越陆军两个建制营和一个建制连后，安然转移，标志着“特种战争”的破产。同时期，西贡政权统治区内共产党策动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和佛教徒的群众性运动此起彼伏。 

逐步升级

南越正规军越南共和国军面对被俗称为“越共游击队”的民族解放阵线节节败退。为了阻止北越对越共游击队的物资和人员支持，南越海军对北越沿岸海军基地进行袭击。美国海军也派出舰艇协助，进行电子战支持，即靠近北越军事基地，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从而暴露位置，由南越舰艇炮火予与摧毁。 

1964年7月31日，南越海军从岘港派出几艘炮艇，炮轰北越北部湾的两座小岛，美海军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附近游曳。8月2日，马多克斯号称在离海岸30海里的国际水域内遭到3艘北越鱼雷艇袭击，并在附近的航母提康德罗加号支援下击沉其中一艘北越鱼雷艇。8月4日，马多克斯号与特纳·乔伊号驱逐舰往北航行时，称后者被雷达讯号追踪并宣称受到攻击，两艘船随即采取应对措施。美国以轰炸北越海军基地作为报复，是为著名的“东京湾事件”（又称“北部湾事件”）。 

东京湾事件是越战的重大分水岭，北越和美国双方都把它看作对方的蓄意攻击，并做出强硬反应。越共游击队对多处美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攻击。北越325师进入南越领土集结，标志着北越正规军（越南人民军）对南越的公开进攻。美国政府宣称北越攻击位于公海上的美国军舰，但并未提及他们的任务。 

8月5日，美国出动大批飞机轰炸北越。北越防空部队当天击落美机8架，击伤3架，俘虏一名美国飞行员。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当夜宣布增兵越南的六点计划。 

美国国会于8月6日召开秘密听证会，8月7日众议院以400票对零票、参议院以81票对2票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以他的判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装部队——去援助东南亚集团防御条约中的任何一个为保卫其自由而请示支援的成员国或条约签字国。” 

1964年11月，约翰逊在美国大选中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当选总统，体现国内同仇敌忾的战争决心意志。 

为赢得战争，约翰逊采纳美国著名智库人物、战略大师赫尔曼·康恩的“逐步升级”战略,康恩设计了44种逐步升级的战争阶梯： 

“战争逐步升级是一个‘赌决心的竞争’，而衡量决心的，常常是为了追求某些目标愿意付出代价的程度。一方或另一方可能仅仅因为它觉得已经吃够了苦头而决定降级。”

1965年2月7日凌晨，美军在波来古空军基地遭到越共游击队攻击，伤亡上百人。约翰逊立即命令对北越实施报复性轰炸。2月7日13时50分，美国航母舰载机猛烈轰炸北越广平省洞海市。 2月12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对北越实施战略空袭的“滚雷”作战计划。2月13日，约翰逊批准该作战计划，对北越的90个目标摧毁性轰炸。2月26日，约翰逊批准向越南南方派出首批美国地面作战部队。3月2日，“滚雷行动”开始。 

3月8日，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登陆，成为第一批进入战区的美军战斗人员。1965年3月底，美陆军在西贡成立作战指挥机构。实施“墨渍”战略战术，即在南越沿海设立基地据点，构成环形防御圈，逐步向北越占领区渗透，寻找北越地面部队主力决战。这标志着美国在越南的“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1965年7月，约翰逊决定动用战略空军的B-52轰炸机，对北越地毯式空袭，代号“弧光作战”。同时，美国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上将宣称，要把北越炸回石器时代。约翰逊政府认为，只要美国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就能在越南南方取胜；只要美军飞机对越南北方地毯式轰炸经济目标与城市，就会使北方因为“有一个工业体系要保护”而屈服，从而实现美国的越战目的。 

7月24日，一架F-4C被击落后，约翰逊总统将在越美军提升至12.5万人；翌日，第101空降师的4000名人员进入越南。11月27日，五角大楼要求提升美军数目至40万人以便执行计划中的大规模扫荡行动；到了年底，美军在越数目已高达18.4万人。至1966年8月，已有多达42.9万名美军士兵驻守在越南。 

正当美军数目不断增加的同时，在1965年8月1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5500名士兵发动战争中的第一场大规模陆战；在空中支援并一场大规模炮击下，美军成功摧毁越共在Van Tuong的基地。1965年11月，美军发动对越共的第一次旱季攻势。1965年11月14日星期日早上10时48分，美国第一骑兵师第七骑兵团的一个营和北越第66团在德浪河谷遭遇，北越正规军有2000人驻守，是奠边府战役的精锐之师，于是爆发美军及北越间的第一场大规模战斗。3天激战后，北越阵亡1037人，美军阵亡234人，以平手收场，但北越将南越分为两段的计划也因此失败。这两场战役使北越从此决定避免与美军进行正面冲突，改而采取游击战的战术。 

空中作战也同样的大规模提升；约翰逊批准轰雷行动（滚雷行动），对北越进行大规模轰炸。然而美国对北越的所有轰炸行动与目标都由华盛顿进行严密的控制，每日的轰炸目标的选择由国防部和白宫来规划，前线指挥官无法根据实际需求加以修改。偏偏国防部与白宫非常担心伤及中共或苏联派驻在当地的顾问而引发的正面冲突，对于轰炸目标的选择与交战规则有非常多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往往与美国追求的战术或是战略目标完全背道而驰。例如，美军在未经批准下无法攻击北越的军用机场，即使看到地面北越空军的战斗机在准备起飞也不行。因此，旨在阻止北越对南方的渗透的“轰雷行动”在这种绑手绑脚的指挥下，几乎无法发挥功效。农业社会的北越的工业大多已地下化，剩下来的目标因有中苏两国的人员在附近而安全无恙；同时，因为不能攻击苏联与中国的船只或运输部队，使北越能顺利的接收他们提供的军资而武装起军队。就这样，北越武装司令武元甲依然将他手下的部队以惊人的速度派往南方；整团的北越正规军分散进入胡志明小道，顶着空袭，进入南方集结。 

1966年2月，在地面上，成功获得大规模增兵的驻越美军最高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发动一系列“搜剿与摧毁（search and destroy）”战略战术取代“墨渍”方案。核心是以南越军守点保线，美军深入越柬、越老边境，对南越共长时间的反复“扫荡”，切断越共从老挝柬埔寨获得补给的交通线。威斯特摩兰相信如以“德浪河谷战役”时那样，以大规模火力消耗敌军人力，北越最终将被迫认输。同时，北越军队则执行武元甲的消耗战略，在精心准备的有利地形下吸引美军进攻，激战至伤亡达到一定程度后就撤离战场。北越已做好准备承受巨大的伤亡，并且坚信无限制的消耗战最终会迫使美国人撤出越南。此时不论是威斯特摩兰将军或华盛顿的政治人物都不断表示美军正在取得胜利。但战术上的胜利无助于改变美国的困境。因此，美国开始透过南越政府军一些美军来进行和平化政策，希望加强对已控制住的乡下地带的统治及治安，避免再度被越共渗透，从1968年北越春节攻势的结果可以看出有所成效。 

1966年至1967年美军发动第二次“旱季攻势”。采取固守与清剿相结合的战略战术。美军地面部队主力集中到内线，固守西贡、顺化、岘港、溪山等主要城市和基地，构筑堡垒障碍，制造无人区，隔绝北越南下通道；以小股兵力在不远离设防驻地，实施小规模的搜索围剿攻势作战。而在南越广大农村，以美国空军支援南越陆军作战。此时，美军驻南越境内的总兵力已近47万人。南越境内的美军地面部队几乎全部投入到“扫荡”行动之中，美军每月阵亡约800人。 

这时，为了吸引北越军队进行正面战斗并阻止物资不断透过胡志明小道进入南越，美军决定投入大量部队进入溪山基地。依照计划，这将迫使北越部队发动一场类似十年前，越南部队击败法国军队的奠边府战役的攻击。从1968年1月底到4月初，历时77天，4万北越军围攻6000名美军。当双方都大举加强自己的阵地后，不断的炮击使战场变得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壕沟战争；于是美国开始动用庞大的空中火力，北越军队在攻势被击退三次后，决定开始撤离战区。此战役中，美国强大的后勤力、直升机、空中力量等，以数百的伤亡消灭数倍的敌军。然而事实上，这似乎是北越为了使美国分心的结果；因为美军高层注意力几乎都在溪生，以致于对接下来的春节攻势几乎完全没有准备。 

1968年1月30日，北越发动规模空前的春节攻势。兵力超过32.3万北越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200多个市镇和农村地区发动“总攻击——总暴动”，包括南越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县城和50个战略村，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总参谋部。美国驻西贡大使馆也遭到越共敢死队夜袭，引发美国舆论哗然。然而南越百姓却没有如预期的发动大规模动乱，使北越人民军在遭受美军和南越政府军压倒性传统武力的打击下，大部分的攻势都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被击溃，但在西贡中维持长达三天。在南越第三大城及王朝旧首都顺化市激战甚至持续一个月。美军溪生基地因溪生战役被围困76天，因为破坏太严重，解围后不得不放弃使用。在春节攻势，北越部队遭受约4.5万余阵亡、4万负伤的沉重打击；但到了5月，他们就恢复进攻能力。春节攻势的惨烈状况在美国公众中造成震惊，国内反战浪潮日益高涨。尽管约翰逊总统和威斯特摩兰将军一直宣称北越军事力量在节节削弱，并承诺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但春节攻势表明北越依然具有巨大的军事力量，战争的结束依然遥遥无期。 

北越军事上的失败，却同时是精神上以及宣传上的大捷，使春节攻势成为越南战争中的转捩点。美国政府高层内部因为春节攻势而失去战意。当威斯特摩兰将军计划动用20万6千的增兵以完全消灭敌军的要求被泄漏出去时，大众更是普遍认为这表示驻越美军无法挽回局势，迫使原本同意增援的约翰逊总统放弃增援。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发表演讲，部分暂时停止“轰雷行动”（即“部分停炸”），表示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并宣布放弃竞选下任总统。 

1968年5月13日至10月30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与美国在巴黎举行双边会谈。 

1968年6月，克雷顿·艾布拉姆斯将军接替威斯特摩兰指挥在越美军。 

另外，美国的西太平洋友邦，包括韩国、中华民国（台湾）、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多或少皆有间接介入战争。其中驻越韩国军成为南越阵营中人数仅次于美军的第二大外国军队。 

1968年10月31日，约翰逊宣布暂时全面停止轰炸北越（即“完全停炸”）。 

1968年，美军在越南阵亡16,508人，伤92,817人。南越军队阵亡30,375人，重伤70,969人。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上宣称：“我们陷入战争，需要和平。”“我们陷入分裂，需要团结。” 

反战运动

1967年10月21日，五角大楼前的反战示威者高举“Get the hell out of Vietnam(滚出越南) ”标语牌

小规模的反战运动于1964年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开始，同时发生的是空前的左翼学生及行动主义者领导的反战运动。人口数量庞大的婴儿潮一代也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反战运动的成长也要部分归因于广泛的电视新闻报道，使得大学年龄的美国人比前几代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关战争的信息。 

1967年10月21日，10万学生和其他民众发起“向五角大楼进军”运动，示威者冲到五角大楼前的草坪上，扯下旗杆上的星条旗，升起越共的旗帜。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大规模冲突，包括作家诺曼·梅勒和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内的多人被捕。 

1968年，反战示威游行已遍及全国各地。8月，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示威者和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及暴动，造成流血事件。1970年5月，为了抗议俄亥俄州国民兵在肯特州立大学开枪杀死四名参与抗议越南战争与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学生（即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学生总罢课爆发，十几万名学生涌入华盛顿进行抗议。 

上千的年轻美国男人选择逃往加拿大或瑞典，以躲避征召的风险，瑞典政府对美国逃役青年的欢迎一度造成瑞美关系的紧绷。当时，全部适龄男性中只有一小部分真正需要入伍；而且在大部分的州，大部分适龄男青年还没有达到投票年龄和允许喝酒的年龄，各个地方的挑选服役系统办公室（“兵役局”）没有明确的兵役豁免方针，因此可以很宽松地决定谁需要服役，谁可以得到豁免。 

不公正的指控使得1970年产生“兵役彩票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年轻男性的生日决定他征召的相对风险（9月14日是1970年兵役列表中处于首位的生日，下一年是7月9日）。年轻人被强迫在军队中以生命冒险，但却无选举权（未满21岁），亦不允许喝酒，这种情况成功地迫使美国国会及州份紧急修改宪法，通过美国宪法第二十六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降低投票年龄，在许多州降低饮酒年龄，影响至今。 

1971年，美国军事情报分析师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将7,000页的《五角大楼文件》（即《美国-越南关系，1945-1967：国防部的研究》）泄露给纽约时报，后者将其全文发表，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1977年1月21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赦免多数在越战中逃避服兵役者。 

越南化 

1969年，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表示要推行“越南化”政策，让美军逐步撤出越南，并于当年6月撤出首批25000名美军。但在美越谈判进行的同时，战争仍在继续。1969年3月18日，经尼克松批准，美军开始出动B-52轰炸机对柬埔寨境内的越共庇护所实施地毯式轰炸；5月，汉堡高地战役爆发。1969年6月8日，尼克松宣布在当年8月底以前从越南单方面撤出美军25,000人。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发表声明，提出撤出50万美军、越南战争越南化、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新亚洲政策”。加速南越安抚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1970年5月迫使南越政府进行土改。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亲美的朗诺将军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政权；5月，在朗诺的默许下，美军与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进攻那里的北越军事基地。南越部队在老挝发动‘蓝山行动’，通过占领九号公路全线以切断来自北越的补给通道。美国国会在国内舆论压迫下，通过禁止对柬埔寨提供军事援助的决议。尼克松被迫6月底从柬埔寨撤出美军地面部队。 

到1971年，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4万。 

1972年3月，武元甲动员几乎全部北越军事力量，发动比1968年春节攻势更大规模的“复活节攻势”。尼克松下令美国B-52战略轰炸机对北越大城河内、海防及重要军事相关设施进行全面轰炸。北越的复活节攻势以失败告终，损失超过10万人，武元甲也因此被撤职，文进勇接任越南人民军司令。复活节攻势的失败，美国B-52战略轰炸的威力，以及急于同美国改善关系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迫使北越回到谈判桌前。1973年1月27日，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四方（美国、北越、南越、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在巴黎正式签定《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和平协约）。随后两个月内，驻越美军全部撤出南越，仅留下如海军陆战队使馆卫兵等小规模的部队。而驻越美军司令部裁撤后的机能和职责移交给同年成立的美国驻西贡武官室（DAO）。

战争末期

1973年美军撤出越南，但北越和南越之间的战争并未结束，1974年仍然是血腥的一年。游击战依旧在进行，北越重新控制南越境内的多个乡村。而南越随着美国金援减少、政治动荡而使局势紊乱，西贡政府和南越军高层的腐败导致军事预算被挪用而下降，1973年起持续加剧至该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所造成的燃料短缺又令南越军被迫削减70%的直升机行动，储备燃料的减少也使更多南越军用飞机和车辆难以投入作战。1974年最后一场战役的福隆战役中，北越军击退南越军，西贡南越政权的沦亡展开了序幕。

1975年1月，北越从复活节攻势的巨大损失中恢复过来，发起最后的决定性攻势。短短几个月内，南越地区的军心土崩瓦解。南越总统阮文绍于3月17日宣布南越放弃中央高地，各地部队无秩序地撤退，通往绥和等地区的公路干线也因为挤进40多万名的难民而一片混乱，各大城市相继失守。在顺化－岘港战役中，南越第三大城顺化于3月25日遭到攻陷，第二大城岘港也因为数百万名的难民和逃兵涌入而陷入恐慌的骚乱之中，北越炮弹也射入塞满人潮和大小船只的岘港港区，最后地面部队于3月31日拿下该市。 

北越原计划在1975年占领南越大部分地区，在雨季整装待发，在1976至77年再发动决定性攻势，但由于战事进展顺利，至3月以后南越已有12个省和超过800万的人口被纳入共军的控制之下，而南越军已经失去其精英部队、超过3分之一的兵员和一半以上的武器。4月，北越发动胡志明战役，旨在于5月1日之前，攻克南越首都西贡，以防5月以后的雨季阻碍总攻击。西贡周边的北越部队有4个军级单位，而南越陆军则有第5、18、22及25师、一个空降师、一支装甲旅和数个别动军的部队。北越锁定了首都圈周边的春禄市、边和空军基地及西贡新山一空军基地等重要地点为攻击目标，再由东进入西贡。北越部队在春禄战役中遭遇南越第18师的顽强抵抗，两军在此僵持2周后，春禄依然失守，北越军通往边和和西贡的道路变得更加畅通。阮文绍因此辞职下台，在逃往台湾之前将总统大位交给陈文香。 

尽管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于4月7日时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国会重新考虑援助南越，包括拨出紧急军事援助，却未成功，于4月23日宣布越南战争正式结束，美军从此只协助美国军民及其他与越南共和国有关系的南越人离开越南。4月27日，新山一空军基地开始被北越炮击，死者当中有最后一批在越南殉职的美军士兵。4月最后数天，北越海军发动攻打南沙的战役，占领所有南越控制的岛屿。而杨文明接替陈文香，短暂地代理总统职务。 

4月29日至4月30日最初的几个小时，美军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直升机撤侨行动“常风行动”，而4月30日早上7时53分，最后一班美军直升机从美国驻西贡大使馆屋顶上撤离末批海军陆战队员，也成了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结束的标志。同日西贡沦陷，北越在中午之前攻陷美国大使馆馆舍和南越独立宫总统府，北越一名部队指挥官裴信上校进入宫内接受杨文明总统的投降，南越共和国灭亡。同年，柬埔寨和老挝的共产党也先后夺取政权，越南战争以北越的全面胜利告终，越共属下的南方解放阵线于南方成立越南南方共和国。5月2日，北越军队占领包括德浪河谷之内的南越全境（除富国岛被柬埔寨攻占外）。中南半岛三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

越南南方共和国成立

1975年驻守于南越故土的北越军队，于占领地发出不同颜色的身份证，限制越南人的活动范围。越南南方共和国成立后即时冻结在南越的银行财产，并于稍后将银行国有化，发行新货币解放盾。5月7日，越南南方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和北越军队在胡志明市举行庆祝集会。 

5月尾，越南南方共和国政府开始要求前南越军公教人员向当局登记，6月尾，这些曾到当局登记的人员均被送至再教育营接受改造。8月，北越单方面决定于短期内解散南方解放阵线以及统一南北越。

1975年5月至年底，滞留南越的外国人，均分批乘坐飞机由胡志明市飞抵曼谷。1976年2月，最后一批国际非政府组织撤离南越。 

1976年7月2日南北越统一，组成新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定为河内，西贡被改名胡志明市。数万名南越的支持者被处决，更多人被捕；另约一百万越族人及越南华人逃出越南，不少移居美国及泰国。 越南的海滩丢弃布满了受难者的尸体，卫星照片显示有百万之众。

伤亡统计

二十年后的1995年，越南政府才开始公布称越南人民军（北越军队）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共）损失的人员：110万人死亡，60万人受伤，33万人失踪。在滚雷行动中因轰炸死亡的越南平民估计从52,000人到182,000人。

美军的驻越美军司令部公布：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58209人，受伤304000人，2000多人失踪。

越南共和国军（南越军队）：死亡人数据美军估计为20万至25万人，受伤50万人。

大韩民国国军－驻越韩国军司令部：死亡4687人。

澳大利亚国防军：死亡520人，2400人受伤。

泰国皇家军队：死亡350人。

新西兰军队：死亡83人。

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更名中华民国驻越军援团、驻越建设顾问团，详见《越南战争忆往》，国防部史政编译室出版，资料部分未解密。

自1962年中共主席毛泽东答应向北越提供九万枝枪、炮开始，中国介入越战。毛泽东说：“是越南需要的，我们就优先供应。”中国援助北越大量坦克、枪、炮，以及各种军需物资，甚至包括北越军的军装都是中国方面提供的。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帮助训练北越军队，传授游击战知识，派遣军事顾问。帮助援建北越大量工业设施和铁路。自1964年东京湾事件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后，中国于1965年春决定向北越派遣铁道兵、工程兵、高射炮兵等部队帮助北越抗击美军轰炸、铁路的抗轰炸抢修保障、建设重要公路、机场、以及红河三角洲及附属海岛的抗登陆紧急战备工程等设施。此举使得北越军队得以腾出手来投入南方作战。从1965年到1970年累计32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往北越，巅峰时1967年有17万人。文革中也有数量不详的年轻人自愿越境前往反对美国的最前线参加战斗。 

中国援越部队及援越工程技术人员等在越共计1433人牺牲（阵亡或病逝、意外事故等）、4200余人负伤。除了陆军炮兵第63师第609团的团长程玉山、团政委李万安、团参谋长王锡森团三人，作为在越牺牲者中职位最高的团职干部，遗体运回中国国内安葬外，其他1400名牺牲者安葬在越南北部57座烈士陵园（现已合并为40座）。据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实地调查后编辑的资料编《中国援越抗战烈士名册》，安葬在上述越南烈士陵园的中国籍烈士有1446位；其中，抗法战争时期中国军事顾问团工作人员6名，中国驻越使馆和新华社工作人员2名，访越艺术团人员8名。 

中华民国1967年起秘密派出运输船队支援美国与南越政府。也向南越的蛙人部队（LDMN）派出顾问帮助训练。曾经有三次有中华民国的特种人员向北越渗透时被俘。美军曾抽调中华民国空军的48架F-5A战机移交予南越空军，并于台中清泉岗机场（号称东南亚最大的机场，是为了支援B-52进行轰炸而构筑）派驻F-4中队填补，国防部亦曾规划以非军机舰方式，运补各类自造武器装备予越南，此外，国军的军事顾问、电子作战、军情专业人员，后勤人员以及特务人员在南越亦十分活跃，但华府为了避免中共以此为口实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始终不允许中华民国方面以正规方式实施军事协助。由于后勤支援不能不说紧密，中华民国驻越大使馆（当时大使为剿共名将胡琏）以及位于富沛的监听站亦曾遭受北越武装攻击。 

韩国

除了美军以外，大韩民国国军是南越阵营规模最大的外国军队。从初期派遣军医、跆拳道教官，至1965年开始派遣青龙（海军陆战队第2陆战旅）、白马（陆军第9师）、猛虎（陆军大韩民国首都机械化步兵师）等精锐战斗部队赴越后，到1973年的九年间一共累计有三十万以上的韩国士兵参加越战，最多时有将近五万人在越南，近5,000人阵亡。为了支付韩国的军事开支，美国直接提供1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对朴正熙治下的韩国政府这笔钱也因此有些争议。 

在越南战场，韩国部队尽管骁勇善战（例如因以寡敌众而闻名的茶平战役），但其亦因驻越期间犯下的多起战争罪行而臭名远扬，包括太平村屠杀、河美屠杀等平民虐杀事件。此外，因为强奸或买春行为留下的越南战争韩越混血儿数量最多有三万人。 

武器与战术

如同中东战争，越南战争成为冷战中东西两方新武器、新战术的试金石，并且由于美国的直接参战，对美军1980、90年代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越南战争是第一场大量投入直升机进行作战任务的战争；美军利用直升机快速起降与起降场地需求小的特性，发展出利用直升机快速移动部队，进行敌后奇袭的空中骑兵战术，在战争期间发挥出相当的效力。此后，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对直升机的倚重进一步增加，直升机空中机动作战几乎成为美军的典型战术，不过，美军直升机在越南战争后期的损失率节节高升，也显示出直升机在战场的脆弱性。 

很久以来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越南丛林与农田密布的地型限制美军装甲、坦克部队的运用，而大大削弱美军在传统武力上的优势。此论述再加上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以色列装甲部队为阿拉伯国家装配的俄制反坦克导弹重创的战例，成为70年代后风行一时的“坦克无用论”的理论依据。然而在实际上，美军装甲部队在越南的部署与活动受到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的大，甚至在某些行动中大规模的使用装甲部队作战（如在1965年扫荡湄公河三角洲时，就曾大量投入新式的M113装甲运兵车，对缺乏重武器的当地北越军造成很大的冲击），美军装甲部队在越南战争期间的缺乏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导因于交战对手装甲兵力上的不足与节制性的运用；直至美军撤出后，北越军的装甲力量才出现长足的成长，不但在越南战争末期与南越军发生过大规模的坦克对战，同时也在1975年最后的攻势中发挥举足轻重的角色。

越南上空的空战也对美军战机发展带来影响，美国海空军在质、量上均优于对手北越空军，但在战争的头几年间却无法在空战中取得优势，甚至付出近乎一比一的难堪交换比。美军战斗机部队的拙劣表现之原因在于，作为海空军主力的早期型F-4幽灵式战斗机因为当时流行的武装全导弹化概念而未装置机炮，而当时导弹的准确性又难以保证，导致美军飞行员时常出现导弹失灵或脱靶后无法还手的窘境，而美国飞行员教育因全导弹概念而轻视缠斗，编队战术上也较为僵化，结果使重型的美军战机在面对北越相对轻巧的战机时陷入苦战。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美军开始在F-4E以后的各型战机上重新加装机炮、加强飞行员的缠斗训练及获得可靠性较高的空对空导弹后，美国战斗机部队才得以夺回越南空战的优势，将敌我交换比拉大到一比三。此外，北越空军轻型战机在战役期间的活跃表现，让美军出现名为战斗机黑手党的战术、设计概念，从而催生出F-16战隼式战机。 

东西方的轻兵器代表AK-47和M16也在越南战争中被广泛投入(至今其衍生型仍继续在各国部队中服役)，自动武器的参战使单兵火力被提升到二战时期的数倍─这对广泛以小股部队甚至单兵进行游击、骚扰战术的北越方面带来的优势尤其明显。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主要是步兵）在越南被投入一场没有决定性的正规会战、由大量的小部队交战与搜索构成的“非正规”战役，而这种战争模式中所需求的战技（诸如侦搜、班─排级的战斗教范、丛林－住民地战斗）多是过去美军所忽略的。同时，美军当时大量征招大专学生担任尉官的制度，也产生大量不适任的基层干部；越南战争的教训无疑使战后的美军更重视相关的训练（其中尤以特种部队作战方面获得长足之发展）。此外，防弹衣也首度在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军大量发配作为单兵防护装备。 

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PTSD）也因为越南战争返国军人所出现的问题而广为大众所知，因而促进日后对战争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谢选骏指出：美军在越南，其实是被电视击败的——新闻自由让自由世界看到了战争的残酷，而xinwenfengsuode共产党国家却像被蒙住眼睛的骡马一样使劲蛮干。西方的精神崩溃了，后来悟出了对策，使用软战争的办法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现在世人把冷战的胜利归结于老年痴呆症患者里根总统的英明，大错特错了，里根不过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冷战的胜利其实来自于越南战争长期消耗，不仅拖垮了苏联，而且耗干了中共，迫使老毛不得不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向美国乞和投降，把祖国的宝岛都放弃了！所以说，越战失败才有冷战的胜利，而中共为了朝鲜、越南，放弃了台湾，回到了明朝的局面。

【070、早知华为今日，何必苹果当初】

《封杀华为？中国驻日本使馆强烈反对》（2018-12-09 工商时报）报道：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网站公布，12月7日，部分日本媒体报称日本政府拟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政府机构採购华为、中兴公司产品，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驻日使馆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华为、中兴公司产品存在安全风险。华为和中兴是全球知名电子通信设备供应商，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都在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华为和中兴不仅产品在日本市场和日本用户中拥有良好声誉，而且每年进口大量日本产品，雇佣诸多当地员工，为日本经济做出重大贡献。日本3.11大地震后，华为和中兴克服困难，迅速修復灾区受损通讯设备，积极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法律法规没有授权任何机构可以通过通信企业预装后门、窃听或间谍装置，中国企业在对外合作过程中也一直遵守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如日本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政府机构和本国企业採购使用中国相关企业产品，则涉嫌针对特定国家特定企业採取歧视性做法，不仅不利于日本吸引外资，也不利于中日双方经济合作，我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中方要求日方积极看待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在日投资，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谢选骏指出：姑且不说华为是否间谍机构，单说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先断了苹果的行销之路，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得全球开始围剿华为，华为会否变成华微——早知华为今日，何必苹果当初？

《传中国政府已禁止采购苹果iPad与MacBook》（2014-08-06 网易科技报道）报道：

中国政府官员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中国政府已将苹果iPad平板电脑和MacBook笔记本电脑排除在公共资金采购商品目录之外。由于此消息还未公布，这些官员要求匿名。他们称，10项苹果产品——包括iPad、iPad Mini、MacBook Air和MacBook Pro——没有进入7月下发的政府采购商品目录。不过，在6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印发的目录中有这些商品。苹果也成为中国政府禁止采购的又一家美国科技公司。

此前，中国政府采购部门已经要求各部门停止购买赛门铁克和卡巴斯基的杀毒软件，而微软也被禁止参与政府采购节能电脑的项目。对此，苹果发言人克里斯汀·休格特（Kristin Huguet）拒绝发表评论。中国财政部和发改委都未立即回应寻求评论的传真。

微软和谷歌——这些官员称，此项禁令适用于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的各部委和所有地方政府机关，采购目录的下次评审要到明年1月，戴尔和惠普的产品依然包括在目录中。今年5月在美国起诉中国军官后，中国政府表示将审查在中国有业务的科技公司。

微软在5月表示，“惊闻”Windows8被排除在中国政府采购名单之外，新华社称这是“确保电脑安全的行动”。7月中国监管机构展开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从4个城市的微软分公司拿走了部分电脑和文件。中国官方媒体一直批评微软、谷歌、Facebook和苹果参与了美国监视计划。

去年11月高通披露，中国政府按照反垄断法对其展开了调查。上月，中国CCTV电视台报道，苹果iPhone手机的软件可能导致国家机密的泄露，苹果否认了这些指控。

相关阅读：

[央视称苹果擅自搜集用户位置信息]

央视《新闻直播间》曝光了只要在苹果手机上使用软件，用户使用软件的时间地点都会被记录下来。此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与软件使用同步，并且比手机基站、WIFI等定位精度更高。专家表示，根据手机定位服务显示信息可完整分析个人行迹，用户动态会完全公开。

[苹果承认：iPhone可获取用户信息]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苹果公司日前承认公司可以通过电脑中获取iPhone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研究人员展示，通过一项未曾公开的技术，相关人士可以从iPhone中提取出大量数据，而且在用户无法察觉的后台运行，也无法被用户禁止。

[方兴东：公职人员应禁用苹果手机]

方兴东撰文指出，苹果公司这次终于承认，该公司员工可以通过一项未曾公开的技术获取iPhone用户的短信、通讯录和照片等个人数据。这次事件从行业规范和法律角度，都存在严重问题。政府不能再坐视不管，应该让苹果给予最充分的说明和解释，同时可以要求党政军以及重要关键基础设施的人员，禁止使用苹果。最终，推进中国自主可控的国产手机操作系统，才是长治久安的对策。

[中央国家机关采购计算机不允许装Windows 8]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5月20日发出通知，称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Windows 8操作系统。但公告中未给出禁用Win 8的具体原因。

[中国政府将禁用赛门铁克和卡巴斯基防毒软件]

《人民日报》8月3日在其Twitter英文账号上称，中国政府采购机构“已将赛门铁克和卡巴斯基”排除在它的安全软件提供商名单之外。周一，卡巴斯基证实中国政府限制采购国外公司的软件。公司发言人称：“中国中央政府国家机关采购中心暂时停止认可所有外国安全供应商。不过，这种限制只针对采购资金来自中央政府预算的国家机关，不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大企业。”

赛门铁克表示，中国媒体提到的名单只涉及部分产品，“名单只针对特定类型的采购，赛门铁克的产品并未被中国政府禁用。我们在研究此报道，并将继续竞标中国政府项目。”

谢选骏指出：姑且不说华为是否间谍机构，单说共产党外行领导内行，先断了苹果的行销之路，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得全球开始围剿华为，华为会否变成华微——早知华为今日，何必苹果当初？早知华为今日，何必苹果当初——不过战争仍在继续，且从官方采购扩大到了民间采购——

《中国企业疯挺华为“买苹果扣100%奖金”》（2018-12-09 苹果日报）报道：

华为财务长、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市场担心可能让贸易战加剧，造成全球股市动盪不安，相关华为供应链股价也受到波及，根据报导指出，孟晚舟是因为诈欺罪被捕，预计在温哥华时间周一早上10点继续召开聆讯庭，届时也会宣布孟晚舟是能否保释。 

随着孟晚舟被捕消息传出后，不少中国企业纷纷表达力挺华为的态度，甚至传出爆买华为产品的讯息。其中上海悠飞电子科技公司也表示，员工购买华为手机、笔电可全额报帐。 

陕西利安发展集团公告，数据中心设备只允许采购华为产品、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必须使用华为、给予购买华为的员工不低于20%的补助、技术开发全面使用华为软硬体、举办华为手机摄影大赛。 

成都软易达信息技术公司也公告，公司设备只允许华为产品、公司系统搬迁至华为云(Huawei Cloud；华为推出的云端储存服务)、技术人员全面使用华为开发云、员工购买华为补贴15%。 

此外，据中国商网报导，华为供应商梦派科技也在官网发出《关于声援华为的通知》，表示公司所有相关产品设计，优先使用华为海思的晶片方案，员工个人购买华为和中兴手机，公司给予市场价格15%的补贴。公告还指出，若员工购买苹果手机，按照市价，公司给予100%的处罚，公司办公设备、连同员工购车均停止采购美国品牌，但员工或代理商若取得出口美国订单，将给予双倍奖励等，公告有效期为3年。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导，梦派科技员工指出，所谓公司处罚购买苹果手机的员工并不准确，其实是"扣100%奖金"，"是买（苹果手机）多少金额就扣多少奖金的意思。"（财经中心／台北报导）

网友分析，就消费者而言，用了哀凤10年，前几个月终于换了华为P20 Pro，因为哀凤越来越贵，贵到再买就对不起自己。也有网友敲边鼓说，"华为旗舰机卖我台币3000，我一定捧场！"

谢选骏指出：不论“爱疯”还是“华微”，都是为钱奔忙的钱串子，到头来都会害死中美两国，一起填到太平洋里也不见底——“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是对第二次太平洋战争的预言警告吗？第一次太平洋战争，只吃掉了日本一国。这远远不够，因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一起沉没！

【071、斩首领袖的新时代】

《一部手机，要了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的命》（2020-01-07  冰川思想库）报道：

2020年1月3日，美军空袭杀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这说明，美国可能已经入侵了伊朗通讯公司，并完全掌控运营商基站核心网，可以追踪到任何想要监控的伊朗方面的人。

01

当时，美军出动了“收割者”MQ-9无人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由MQ-9无人机上的AGM-114“地狱火”两枚导弹袭击苏莱曼尼等人的座车，两辆车上的人员无一幸免。

这次行动在军事上称为定点清除，在战争史上可以算作一个节点，即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再到智能武器，世界进入新的战争模式。但是，定点清除首先要找到目标。苏莱曼尼既是“圣城旅”的指挥官，也是伊朗拥有最有权力的人之一，负责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的区域军事政策。同时，苏莱曼尼也是伊朗情报中心指挥官，对于谍报、通讯、保密等对一般人更为通晓和谨慎，但为何其行踪仍然被追踪到呢？

首先是，他的大意和行动的半公开。其次，美国媒体称，这一袭击是利用线人、电子截击机、侦察机和其他监视技术等高度机密信息的结合。然而，没有公开的一个信息是，手机追踪和定位。据称，为了避免暴露自己，苏莱曼尼使用的是一款老式的诺基亚手机，里面没有植入任何APP，并且还经过高级加密，不可能被跟踪以及窃听。但是，人们熟知的在国际上曝光“棱镜计划”的美国中情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指出，苏莱曼尼被精确追踪完全是美国“棱镜计划”的功劳。

原理是，通过监听通讯公司与互联网公司信息和监控苏莱曼尼的诺基亚手机移动设备识别码等，从而定位到其具体位置，完成对其击杀。这说明，美国可能已经入侵了伊朗通讯公司，并完全掌控运营商基站核心网，可以追踪到任何想要监控的伊朗方面的人，以及与伊朗方面有重要联系的人。可以推演的事实是，苏莱曼尼登上前往巴格达客机时，美国就已经获取到其行踪了，无人机也飞往巴格达国际机场上空等候，待伊朗重要人物聚齐后，获得川普授权的美国军方立刻下令发射“地狱火”导弹，一举击灭所有目标人员。

02

既然苏莱曼尼能被追踪，美国总统川普可否被追踪呢？

完全可能！

美国媒体2019年12月19日报道了该报隐私项目（Times Privacy Project）获得的一份令人震惊的定位追踪文件。该文件透露的每一条信息，都代表了2016年和2017年某几个月期间一部智能手机的精确位置，从华盛顿到纽约，再到旧金山，数据涵盖超过500亿个定位信号，来自1200多万美国人。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些数据与己无关。但是，在今天人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被精确地定位追踪。

从技术上来讲，从美国总统川普，到美国很多名人、政要的行踪都可能暴露无遗，包括情报人员、五角大楼官员等的行踪，都可以被精确地追踪。

只要你拥有并使用手机，如上网浏览、购物、通信等，每时每刻都有几十家公司基本上不受监管、不受审查地通过手机定位记录你的个人活动和行踪，并将信息存储在巨大的数据库中。

你早晨外出是否上班、上班经过的什么路线、上班后外出去了诊所还是超市或按摩院，都能通过定位手机移动的亮点进行追踪。提供电信服务的信息公司会根据这些数据，以及分享这些数据的其他人，轻而易举地知道每个人干了什么事。

尽管信息服务商称，这些手机没有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等可识别身份的信息，但是，找到手机亮点的主人，是很简单的事情。

12月20日，美国媒体刊登的《如何追踪川普》一文就描绘了川普某一天的准确行踪。

从早晨7点10分起，川普的手机亮点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里出现，9点24分，手机亮点出现在川普在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川普在此地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高尔夫球，一直呆到下午1点12分。

中午川普回来和其他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私人午餐。下午5点08分，手机亮点又回到海湖庄园，当晚，川普又和安倍共进工作晚餐。

03

无论是收集总统还是个人的手机信息，电讯服务商现在都有理由证明它们是正当的：人们同意被跟踪，数据是匿名的，数据是安全的。

然而，每个人是否同意被追踪是含糊的，因为手机隐私条款要么没有这个告知，要么很含糊，要么就是如果不同意追踪，就无法使用手机，或者不同意被追踪，也有技术手段追踪到用户。

至于数据是匿名和安全的，就更是妄言之语。

问题还不只是每个人的手机可以被追踪，还有其他深度追踪和应用。如果你用手机上网到谷歌或无论哪一个网站，别以为只是接入了谷歌，而是同时也接入了其他几十个域（网站）。

因为，现在网络普遍应用广告技术，专业术语是“监视资本家”（Surveillance capitalists）。当你访问某个域名（网站）时，与你密切相关的隐私数据会立即播散至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广告商，这些广告商又会再次将其获得的数据信息传输至上千家广告商。

于是，无数的公司可以有针对性地向手机用户投放广告。不仅如此，你使用的手机都是经过实名登记和注册的，所以，你的个人隐私数据，包括姓名、收入、性别、年龄、职业、地理位置、健康状况，乃至性取向等，都将一览无遗，而且你所在位置可以精准到具体的经纬度。

实际上，你在手机上浏览最喜欢的网页或者使用最喜欢的软件时，你的个人ID账号就已经把你的一切告诉了信息服务公司和其他商业公司，它们完全可以基于你的用户行为习惯建立一份长时间有效的用户画像。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广告频频出现在你的手机的原因。

04

或许，有人认为，2018年5月25日欧盟就颁布和实施了世界上最重要和最严厉的数据隐私法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现在已经快两年了，难道所有被监控的手机或电脑用户不能根据这个法律反制信息服务商吗？

GDPR规定，无论直接或间接识别到的个人资料，都属于个人数据范围。收集到个人数据的组织和公司必须依法建立一套系统化的管理机制，不得让个人数据泄漏。即便数据泄露，必须72小时通知监管当局，并根据情况通知到数据泄露的用户。如果违反，则会处以极高的罚款，罚款范围是1000万-2000万欧元，或者企业全球年营业额的2%到4%，并且以较大数额为准。

然而，事实上情况非常复杂。

仅在2018年就有超过14.4万起针对隐私问题的投诉，其中大多数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些投诉涉及众多美国互联网巨头，包括谷歌、苹果、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Twitter、LinkedIn以及Quantcast等多家公司。

首先，对于个人数据泄漏投诉事件需要时间调查，现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针对这14.4万起隐私问题的投诉还只是在调查中。

其次，被投诉的公司有各种理由进行辩解，如谷歌因故意隐瞒关于用户数据的披露信息，法国监管机构对其开出了5700万美元巨额罚款。但是，谷歌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是按规定行事，决定上诉法国监管机构。

另一方面，现在的许多罚款对于众多大公司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不能有效制止大公司慎重处理个人数据和保密。例如，法国对谷歌的罚款只是其年收入的0.04%。这也说明，在执行GDPR上，并没有动真格。但是，还是有较大的进展，如Facebook在欧洲因为密码安全问题面临着20亿美元的罚款，而在美国Facebook也有可能因为违反相关隐私法律而面临50亿美元的罚款。

更重要的是，除了欧盟的GDPR，其他国家尚无类似的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条款，就连美国都还没有，以至于硅谷的一些科技巨头负责人，如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以及苹果CEO蒂姆·库克，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出台类似GDPR的隐私法律。

在亚太地区，许多企业都不清楚欧盟GDPR数据保护条例，也就谈不上如何让自已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GDPR中的个人数据保护规则。没有法律的监管，信息和互联网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伦理自我监督。即使一些公司按照最健全的伦理准则行事，也难以不漏露用户信息，更何况把用户个人信息分享到其他公司不只是有利可图，而且是行业内部的潜规则。

现在，公众和社会要想有效抵制和限制信息公司对个人隐私的泄漏，还只能是依靠和健全法律。现在可以看到的一种积极的动态是，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在仿照GDPR制定类似的隐私法律，如巴西、日本等都通过并颁布了与类似的隐私法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制定了与GDPR相似的隐私法律，将在2020年生效。

由于监管的滞后，今天个人隐私的泄露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愿随着法律的健全和执行的到位，未来也许每个人不必担心自己一天的行踪被监控，也不会收到无数的广告消息。

谢选骏指出：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进入新的战争模式——斩首领袖的新时代！冷兵器时代用刀箭杀人，所以大将比武；热兵器时代用炸药杀人，所以死的都是小兵；智能武器时代，定点清除首先要斩首领袖！斩首领袖，使得战争贩子望而却步，人类可望进入全球和平！消灭主权国家的领袖、建立全球政府的宝座！

【072、智人的灭亡咎由自取】

《140年后地球有多热 北极长棕榈树》（2019-03-02 新闻周刊）报道：

现在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大约是上次全球变暖主要时期的10倍。事实上，上一次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这么高的时候，北极地区成了棕榈树和鳄鱼的家园。

最新在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的《古海洋学与古气候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观测了目前二氧化碳的产生速度，并将其与大约5600万年前的始新世交替时期热极值（PETM）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在PETM期间，大量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导致全球气温从5摄氏度飙升到8摄氏度。全球气温在巅峰时期达到了约23摄氏度——比当前高出约7摄氏度。目前的气候变化模型显示，除非我们大幅减少向大气中注入的温室气体，否则全球气温将上升大约4摄氏度。

报道称，PETM时期形成二氧化碳高排放量的原因尚不清楚。然而，科学家们估计，在3000至20000年间，碳排放量累积了3000至7000亿吨。

在PETM期间，两极基本上没有冰，二氧化碳的大量涌入和全球气温的飙升可能导致海洋环境的大范围灭绝。它还导致陆地动物体型变小，向北迁移到温度更低的气候中。科学家经常把PETM作为未来地球气候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模型。

在最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方法，将当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与PETM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同一时间尺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目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PETM期间排放量的10倍。研究人员估计，如果二氧化碳的排放按照目前的轨迹发展下去，我们可能只需140年就能达到自PETM以来从未达到的二氧化碳水平，到2159年将排放3000亿吨二氧化碳。到2278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7000亿吨。

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密歇根大学的菲利普·金格里希在一份声明中说：“对我来说，这确实让我认识到我们人类生产碳的速度有多快、后果有多大。”他说：“你和我到2159年都不会在世，但那只需要四代人的时间。”

并未参与这项研究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古生物学家拉里莎·德桑蒂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能够在未来几百年内迅速达到与PETM相当的变暖程度这一事实是可怕的。”他说：“不仅是100年以后，二氧化碳重返地壳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不是一个短期事件。”作为2015年《巴黎协定》的一部分，世界各国同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以期在本世纪末将气候变暖程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然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去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各国不太可能实现这些目标。

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还发现，全球碳排放量在201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估计全年增长2.7%。

谢选骏指出：热带地区一般很少产生伟大的思想，这是因为，炎热的天气十分不利于人类的大脑活动。所以我认为，如果北极都长出了棕榈树，那时候智人多半已经灭亡了。如果说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批的智人了。智人的灭亡咎由自取——智人灭亡于自己的智慧！

【073、种族斗争没有“解放”可言】

《范丁梁：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一枚石头 范丁梁 2017-11-12）报道：

[摘要]对于德国人而言，纳粹主义和二战是至今尚无法被完全克服的最为沉痛的创伤记忆。有时它是对抗外部仇视的安慰剂，有时它是进行自我拷问的催化剂……

联邦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摘要：对于德国人而言，纳粹主义和二战是至今尚无法被完全克服的最为沉痛的创伤记忆。战争一结束，就即刻出现了两种很大程度上对立的受害者话语或者说两类受害者群体：一方是出于种族、政治或宗教理由而受纳粹政权各种手段直接迫害的受害者(Verfolgte)，其中包括犹太人、波兰人、吉普赛人等，也包括抵抗运动中的德意志斗士；另一方则是这个民族剩下的大多数，他们曾经在昏昏沉沉和麻木不仁中给希特勒提供了广泛的支持，如今则自视为“受害者”(Opfer)。在西占区和之后的联邦德国，这种受害者意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其中有低谷，亦有高潮。有时它是对抗外部仇视的安慰剂，有时它是进行自我拷问的催化剂，有时它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凝固剂，有时它则是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着色剂。这种面貌的转化，始终与联邦德国国内外的政治情况和历史文化氛围紧密相关。

一、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

1945年5月8日，德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被解放”的欢愉，而是“被战胜”的痛苦。战争末期的经历让他们迅速地将自己摆上了纳粹主义受害者的位置，而战后艰难的生活条件更是让他们认为自己成为了希特勒及其帮凶的“替罪羔羊”。因此，战后初年，虽然德国人已经意识到纳粹主义导致了数百万受害者，但是他们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却最为重要。在德国人的受害者名单上，第一位是战争阵亡士兵的遗孀和遗孤，第二位是空中轰炸战的伤残者，第三位是东部的被驱逐者，第四位是抵抗运动人士，然后才是犹太人。

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战后初期西占区和之后新生的联邦德国的社会共识与政治认同。《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1945年10月16日的头条就是《750万德国人是战争的受害者》。《时代周报》(Die Zeit)同样立场鲜明：“无数人经历了最为艰难的时日。怎么重复都不为过的是，德国人是恐怖统治最初的囚徒并且直至痛苦的终点日益是暴力的受害者。”1945至1946年讨论对纳粹受迫害者的赔偿计划时，西战区的民调显示，仅有60%的受访者同意归还受害者的个人财产，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进一步的补偿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毕竟所有的德国人都曾受希特勒之苦。1949年9月7日，在联邦议院第一次会议上，曾任魏玛共和国国民议会总统的社民党政治家保罗·罗贝(Paul Lobe)仅仅对德国受害者表达了纪念之情：“我们面对的是从奥德河—尼斯河边界的另一边被驱逐的百万德国人，是因战争致残或丧亲之人，他们当然是纳粹主义的一类受害者；那些在轰炸战争中失去家产之人，是纳粹主义和多次货币措施的另一类受害者。”直到9月21日联邦议院的第七次会议上，才由社民党主席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第一次提及了犹太受害者。

战争带来的伤痛尚未平息，同盟国的非纳粹化政策(Entnazifizierung)，尤其是初期对纳粹分子的“逮捕运动”(Internierung)和大规模的“审查问卷”(Fragebogen)，又令德国人既感到恐惧，又觉得受辱。为了清除纳粹党成员，1945年7月7日，美占区统治者下令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填写一份由131个问题组成的关于其在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审查问卷，被调查者因此被分为五类：第Ⅰ类必须解除公职，第Ⅱ类和第Ⅲ类被劝退，第Ⅳ类可以无异议复职，第Ⅴ类则被推荐任职。至1946年3月，一共收回约140万份问卷，其中有一半得到了处理。因为耗费的时间和人力成本太过巨大，美国人最终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德国人自己来完成。1946年3月5日，《清除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法》(Gesetz zur Befreiung vo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ilitarismus)颁布，该法令规定所有18岁以上的德国成年人都必须填写一份登记表，然后交由当地专门的非纳粹化审判庭(Spruchkammer)审查，从而对其身份归类：主犯、罪犯、从犯、追随者或者无罪者。因为这种身份界定与生活物资的分配和就业机会紧密相连，所以仅在美占区就马上收到1 300万份登记表。在非纳粹化庭审过程(Spruchkammerverfahren)中，举证责任被倒置了，被审判者需要自己寻找证人为其作无罪证明。这种做法最后导致了朋友、同事、邻居之间互相作证。他们把这类为自己“洗白”的证词嘲讽性地以德国知名的洗衣粉品牌帕西尔(Persil)命名，称之为帕西尔证明(Persilschein)。

非纳粹化的众多举措都基于一种“集体罪责”的假设，这使得德国人认为其“造成了许多不幸和伤害”。在纽伦堡审判时，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尚把大多数德国民众与少数纳粹战犯区分开来：“我们想要明确澄清，我们并未打算控告整个德意志民族。我们知道，纳粹党在选举时并不是凭借多数票而夺权的。……纳粹时代的梦魇给了德国人在全世界的名声一种新的、阴暗的含义，这会让德国倒退一百年。的确，德国人——他们的人数不比外部世界少——得与被告做一清算。”但之后的非纳粹化放弃了这种立场，转而推行无差别的政治肃清政策。于是，随着非纳粹化的逐渐推进，绝大多数德国人“急遽地将自己视为‘受害者’”。

德国人在战后初期的这种受害者意识，最大的特点就是“防御性”的，或者说是“辩护性”的。正如罗贝所言：“我们……何时都不否认罪责的巨大程度，这种程度是罪恶的体制加诸我们民族肩头的。不过外部的批评者不要忽视一件事：德意志民族遭受了双重的苦难。它曾在自己暴君的脚下唔咽低诉，也曾在外国势力击败纳粹统治的战争和复仇举措下痛苦呻吟。”显然，德国人在与纳粹历史作彻底切割时，把“纳粹体制”与“德意志民族”区分开来。由此，罪犯和帮凶逐渐转变为受害者。直至1950年代早期，将自己视为受害者以对抗集体罪责论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纳粹记忆的主基调。对当时的德国人而言，创伤性的纳粹历史只有在这种防御性的受害者意识中才能被谈论。在这一语境下，“受害者”身份被一般化了。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是受害者，直接受迫害者、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者和“被引诱”的民众与战士之间有一种“命运的共性”。

二、批判性的受害者意识

伴随着舆论转向、代际冲突和政权更替，德国人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在1960和1970年代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变化。首先，从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围绕纳粹罪犯之审讯与追诉而展开的大讨论，逐渐把德国民众的注意力导向了纳粹主义的骇人罪行及其直接受害者。1961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艾希曼审判，第一次将“受害者”与“罪犯”的形象鲜明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并且完全置于对立的境地。1963至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第一轮奥斯维辛审判，史无前例地将纳粹罪行全面而细节化地揭露出来。尤其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叙述，更是让大屠杀和纳粹种族灭绝政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成为德国社会舆论的焦点。

其次，代际更替和激烈的代际冲突将联邦德国与纳粹历史的交锋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从1960年代下半叶开始，1930—1940年间出生之人逐渐成为德国社会的生力军。他们虽然无须为希特勒政权的运作背负责任，却在命运的推动下成为了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这种双重角色使得他们不再以回避和排挤的态度对待纳粹历史，而是试图在了解的基础上“清理”(aufarbeiten)这段历史。1968年的学生运动更是推动整个联邦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加以拷问。二战后出生的这一代德国人完全无须背负纳粹主义的个人罪责，所以他们能够更加“轻装上阵”，直面自我的负罪感和受害感。他们激烈地批判自己的父辈面对纳粹罪行无动于衷，面对非纳粹化的不公却群情激愤。为了更深刻地承认纳粹罪行，为了更彻底地认可受纳粹迫害者，他们公开反对德国人的自我受害者化。

再次，社会民主党于纳粹历史的话语体系得到了官方认可，并成为了1970年代联邦德国历史政策的基础共识。在这种导向下，德国社会的纳粹记忆被划上了一条从俾斯麦帝国、一战、魏玛共和国到第三帝国的连续线。德国人仍然认为自己是战争和暴政的受害者，时任总理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曾言：“由希特勒发动的战争造成了数百万的受害者，其中有儿童、妇女和男子，有许多国家的俘虏和士兵。我们怀着崇敬之情纪念他们所有人。”Ebd., 8.5.1970, S.2565.但是他们开始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去寻找这种受害的根源，所以这种受害者意识带有“自我批判性”。完全的受害者身份在政治上逐渐被认为是不正确的。与此同时，在“新东方政策”的导向下，人们开始接受把东普鲁地区领土的丧失视为对纳粹罪行的公正惩罚。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意识到，对东部地区被驱逐者的回忆可能暗含着复仇的心态，这会严重阻碍与东欧国家的和解。在这种历史政策的引导下，德国人自身的受害者意识不再强调“谁”受害，而是追问“为什么”受害，并由此推进对德国历史的批判阐释。

随着德国人批判性的自我受害者意识的成功塑造，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在1970年代末得到了再一次强化。1979年1月，美国电视迷你剧《大屠杀》(Holocaust)在德国上映，有超过2千万人次观看了该剧(当时联邦德国人口约为6千万)，并引发了全社会的大讨论。由此开始，犹太人作为纳粹受害者最重要的代表进入到了德国社会的话语中心。虽然有媒体批评该剧试图将受害者分级化，过分抬高犹太人的受害者地位，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部剧成功地将历史叙述情绪化了。当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通过家庭悲剧的形式场景化地展现出来时，德国观众对受害者的同情和认同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当原本无名的、抽象的、数字化的犹太民族悲惨命运变成生动的历史故事时，它就变得可以被个体所理解，变得格外“真实”了。这不是一场受害者话语的争夺战，因为德国人由始至终未曾以自身的受害者形象去对抗犹太人的受害者现象。经历了从辩护性向批判性的纳粹历史认知的转变后，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在1970年代末暂时沉寂了下来。

三、建构性的受害者意识

从1980年代初开始，对“第三帝国”时代日益增多的回忆诉求逐渐成为了一种广泛的社会趋势。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盟在选举中胜出，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当选为联邦总理。联邦德国再一次面临历史政策的大动荡。科尔竭力推行“精神与道德转折”(geistig-moralische Wende)，希望德意志民族摆脱纳粹主义的阴影，从而在联邦德国塑造一种全新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认同。相应地，“究竟谁能够以何种话语得到纪念”这一问题成为了纳粹记忆的争论焦点。

1985年是德国二战投降40周年，当时一种对犹太人的抵触情绪在联邦德国又有升温。有德国民众抱怨，几十年过去了，犹太民族在国际上不但不愿与德国人真诚和解，反而鼓动对德国的“憎恨与复仇”。《法兰克福汇报》更是控诉，在美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新闻机构”对德国人穷追不舍，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挖掘出面目可憎的德国人的讽刺画并且撕开陈年伤疤”。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州长伯恩哈德·福格尔(Bernhard Vogel)和比特堡市市长特奥·哈勒特(Theo Hallet)则力邀科尔前往比特堡的阵亡将士公墓悼念，其中安葬有2000多名二战中阵亡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因为这两位基民盟的政治家反对一种对“阵亡者的挑选”，他们认为这些士兵在40年前成为了战争生死选择中的牺牲品，如今不应该在纪念文化中再一次成为犹太人—德国人的选择中的牺牲品。恰好美国总统里根计划在1985年5月初赴波恩参加七国峰会，科尔因此邀请里根同赴比特堡。科尔政府将此举视为1984年德法两国首脑在凡尔登共同拜谒一战阵亡军人墓之后，德国与西方再次展现和解姿态的机会。但是，不久之后就披露在墓地中还葬有49名武装党卫军(Waffen-SS)成员，使得该造访计划遭到了各方势力的强烈反对。

尤其是在联邦德国国内，左翼和右翼在政治和公共领域就此爆发了大规模争论。作为从党卫军中分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武装党卫军后期不断扩招改编，吸纳了许多年轻成员，这一批人与属于纳粹顽固分子的普通党卫军不同。于是，双方先是争论武装党卫军是否有权得到纪念。随之，左翼警告人们警惕保守主义将纳粹历史“正常化”的策略；右翼则指责左翼的罪责情结让德国人丧失了行动力。然而，比特堡之行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纪念仪式，更是一场德美关系的政治秀。因此，考虑到与科尔之间的关系，里根最后还是不顾反对在5月5日前往比特堡公墓。双方只在公墓中停留了四分钟，献上花圈，仪式性地握手后就匆匆离去。

比特堡事件的真正关键之处并不在于两国首脑最后有否成行，而在于科尔政府的辩解之词：纳粹政权的执行者同样应该被视为纳粹主义的受害者，所有的阵亡士兵都应该有权得到同样的悼念。在这里，德国人受害者身份统摄的对象达到了最大范围。时任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主席的阿尔弗雷德·德莱格尔(Alfred Dregger)的态度是对科尔政府的这种纪念话语的最好脚注。在一封致53位试图阻止里根比特堡之行的美国参议员的公开信中，他这样写道：

“战争的最后那天，1945年5月8日，当时24岁的我与大部队一起在西里西亚的马克里撒(Marklissa)抵御红军的进攻。我唯一的兄弟沃尔夫冈1944年在库尔兰保卫战的东线战场上遇难，具体情形我并不知晓。他是一位正直的年轻人，我绝大多数的同伴亦是如此。当你们敦促你们的总统放弃其计划的在比特堡阵亡将士公墓中的高贵表态时，我不得不将这视为对我兄弟和我的阵亡同伴们的侮辱。我想问问你们，人们是否应该拒绝给予死去的战士们——他们的躯体已经腐烂——最后的尊敬？我问你们，这样一种态度是否符合我们关于礼节、人类尊严以及对死者的敬重的共同愿景？我问你们，你们是否把虽曾在纳粹政权下屈服十二年之久但四十年来站在西方世界一边的德意志民族看作盟友？”

在德莱格尔的表述里，我们看到了一位纳粹主义参与者的受害者诉求。他强调德意志民众遭受的苦难，强调德国士兵不是为了支持希特勒而战，而是为了抵抗苏联人而战。而其中隐含的价值判断是：即便在错误的、犯罪的观念中也存在宝贵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大多数普通德国士兵是“正直”的，应该被给予“尊敬”。在这种受害者话语体系里，它的要求已经不满足于帮助德国人摆脱“集体罪责”的束缚，它被注入了建构性的新因素——德意志的民族性中也有其值得称道之处。即便科尔政府仍然对德国人的“历史罪责”供认不讳，但它更深层的诉求是“我们德国人又回来了(Wir sind wieder wer)，而这必须得到承认”。

这种诉求无疑迎合了德国人的情感需求。大多数德国人都在战后出生，再要强迫他们接受对纳粹罪行的直接负罪感困难重重。1984年4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拜访比特堡是“和解的一个好信号”，只有12%的受访者认为这“不合时宜”。而在5月8日的民调中，比例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虽然从最终结果来看，科尔政府的保守主义历史政策并没有通过比特堡事件成功夺取文化阐释上的主导权，但是它唤起了普通民众心中不同的历史图景，而德国各大媒体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没有动摇他们的立场。

正如基民盟领袖海纳尔·盖斯勒(Heiner Geisler)所言，战争结束40年后不应该再掀起“第二次人为的非纳粹化浪潮”，而是应该“将目光朝前”。对于1980年代的联邦德国政府来说，面向未来要比回忆纳粹历史重要得多，纳粹历史只是战后时代的反面衬托。因此，这种语境下的受害者意识是建构性的，它指向一种德国人新的自我认同，一种通过消解纳粹记忆的特殊性而重建德国人身份的尝试。这种建构当然充满着争议，遗憾的是，相关争论被两德统一打断了。德国的重新统一从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对纳粹记忆的深入讨论，因为人们的目光转向新的民族国家、转向民主德国的历史，而暂时从纳粹的历史上移走了。

四、攻击性的受害者意识

从1990年代尤其是从21世纪初开始，伴随着“历史热”的到来，伴随着纳粹历史研究的“历史化”(也就是像研究其他历史时期一样地去对待纳粹历史，客观地呈现纳粹历史的全景)，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开始复苏并经历了新的膨胀。早在1992年，《时代周报》就观察到在德国有一种“推翻历史、改写历史”的“新的肆意作为”，“德国人重新开始以一种受害者的风格来表述自我”，这是“德国人自我形象悄悄改变的征兆”。从1990年代中叶开始，德国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受害者民族，他们只是争论自己是谁的受害者。大量的出版物涌现出来，它们从德国人的受害者视角出发，探讨二战末期轰炸、逃亡、驱逐的个人体验。

在这种新的受害者话语中，德国电视二台(ZDF)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在1984年成立了由古多·克诺普(Guido Knopp)领导的专门的“当代史部”。从1995年起，当代史部制作了一系列以纳粹为主题的历史纪录片。克诺普一改以往历史纪录片在22点后播出的惯例，将这些影片在20：15的黄金时段投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单集的平均观看人数达400万，最高达680万。这些影片的主旨是将德国人的罪责固定在一个以希特勒为中心的罪大恶极而又蛊惑人心的领导集团身上，并由此减轻德国人的集体负罪感。克诺普的艺术手法，尤其是影片中普遍存在的亲历者采访环节，深刻地影响了德国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观。克诺普不是将亲历者作为展现历史的视角补充，而是赋予他们叙述的权威，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些亲眼所见之人才知道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于是，这些证人摇身一变成为了“纳粹史专家”，他们的叙述往往不是反思自身的作为，而是展现自身的受害。他们的言辞又得到一些影像资料的支持。因此，观众们欣然接受了这种证言证据，并且当它们与影片中展现的历史学学术观点相冲突时，选择认同前者。这种将纳粹记忆个人化、将个人体验权威化的策略，成功地强化了普通德国民众纳粹记忆中的受害者意识。

2002年，关于德国人受害者形象的自我阐释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一整年，德国的公共舆论都笼罩在一种“为德国哀悼”的氛围中。先是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围绕“古斯特洛夫号”海难展开的小说《蟹行》出版。这本书首次叙述了二战末期满载着德国士兵、难民和儿童的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潜艇击沉，致使近万人丧生的惨剧，掀起了一场对在战争中受害的德国人的回忆热潮。《明镜周刊》随之在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推出了关于“东部地区德国人的逃亡和被逐”和“轰炸德国人”的系列文章。2002年年底，耶尔格·弗里德里希(Jerg Friedrich)出版了《大火：1940—1945年德国本土的轰炸战》。在书中，作者将轰炸战的历史描述为手无寸铁的德国平民与摧毁一切的炸弹之间的斗争，轰炸亦是一种无人生还的灭绝。他的潜台词是：因白磷弹窒息而死的德国人与集中营里被毒气杀害的犹太人，有何区别？

由此开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越来越具有攻击性，它试图在纳粹政权的受迫害者与战争的受害者这两种话语之间营造一种竞争。它一方面不断加固着许多德国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身份特征，另一方面越发凸显盟军的加害者身份。为此，德国人开始试图揭露苏美英法等国的军人对德国平民的“施暴”。2015年5月，“二战”结束七十周年纪念周里，德国电视二台播放了题为《解放者的罪行》(Die Verbrechen der Befreier)的纪录片。由此可见，德国人正在试图利用自身的受害者身份来质疑盟军战时行为的正义性。换言之，在承认盟军“战前正义”(jus ab bullum)的基础上，德国人否认其完全具有“战中正义”(jus in bello)。

在新世纪日益高涨的受害者情绪中，虽然从内容上来看，德国人又开始热衷于谈论轰炸、驱逐和逃亡，与战后初期相比，一切似乎都是熟悉的主题。但是从目的上来看，这种受害者意识已经完全脱离战后初期辩护性的目的，德国人正以一种控诉者的基调来诉说受害的伤痛。在他们的纳粹记忆中，德国人的罪责看来几乎已经“偿清”了，现在更需要被感知的是德国人的创伤，从而为德国人的历史阐释争夺更多的话语权。

五、德国人的经验与问题

回顾二战后德国人面对创伤记忆的历程，尤其是面对21世纪德国人受害者意识的复苏时，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对创伤的回忆无论如何都是重要且合法的。根据某种“政治正确”的原则来压制这种受害者意识是无意义的，而且极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受害者主题的禁忌化，必然引起更大的反弹。在保证纳粹记忆的基本框架——德国人的罪责和战争肇始者身份——不被改变的前提下，德国人有权记忆本民族因为战争所遭受的伤痛，即便这是一场由其发动的非正义之战。正如社民党政治家彼得·格罗兹(Peter Glotz)所言：“当我们……回忆起被驱逐的受害者时，并不是为了以任何方式遗忘德国人的罪责或者更严厉地说遗忘德国人的罪行。数百万德国人被从其家乡驱逐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德国人在此之前驱逐了几百万其他民众离开故土……今天，我们并不想为了忘却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谈论驱逐的受害者；我们谈论他们，是因为我们想要并且必须谈论全部的真相及其各个方面。”

其次，受害者记忆需要在公共领域被讨论。虽然我们把记忆区分成个人记忆、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等等各种形式，但总的看来，社会创造出了记忆和遗忘的框架。国家的掌权者在很多时候有权决定记忆什么、如何记忆——虽然他们的这种权力本身处于复杂的权力网中。普通民众往往会顺应国家权力的这种导向。在1970年代的联邦德国，对纳粹记忆的讨论主要在上层的政治领域进行，个体回忆曾让步于国家政策，对历史罪行所进行的个体回忆不被允许。而从1990年代起，当讨论空间大面积地转移到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中层公共领域和地方性平台上时，对纳粹历史的记忆突破了话语禁忌，激活了个体记忆的活跃性，这就使得社会无法再就此达成单一的共识。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轰炸、驱逐和逃亡的幸存者都已逝去，在与之相关的历史争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再是亲历者的原初记忆，书籍、电视、电影等各种媒体或者被驱逐者联盟等机构成为了记忆的承载者和表述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允许和鼓励在公共领域中对创伤记忆展开深入的讨论和交流，才能突破单一主体表述的主观局限，并且进一步认清这种记忆活动所谋求的现实利益和未来指向。

第三，需要对受害者意识有反思的自觉。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长期以来受到质疑的最核心理由是，这是一种用(德国人的)痛苦清算(犹太人的)痛苦，用(盟军的)罪责清算(纳粹的)罪责的做法。这无疑是令人警醒的。无论是将纳粹的奥斯维辛与苏联的古拉格相比，还是将德国人的创伤与犹太人的创伤相比，这其中都潜藏着一种将两者“等量齐观”的危险，以及为了达到这种效果而对对象的大肆渲染。我们可以在《大火》中很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为了避免由此导致的对纳粹罪行的淡化，需要德国政治家、历史学家、评论家、文学家等始终保持批判和反思的态度。

最后，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需要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实现欧洲化。德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曾提出“面对创伤记忆的四种模式”，其中之一是通过对话而回忆(Dialogisches Erinnern)。国家记忆通常是自我独力形成的，这很容易导致对自身受害者记忆的强化。而只有通过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才有可能形成共识性的、制约性的、彼此谅解的创伤记忆。因此，在面对德国人的受害经历时，需要将其置于欧洲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当德意志民族的被驱逐经验与欧洲其他民族的被驱逐经验之间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时，建立一个类似法国佩罗讷的一战纪念馆(Historial de la Grande Guerre)那样的全欧洲的“记忆之场”，是值得预期的目标。这不单是为了抚慰德国人的伤痛，更是为了让不同民族彼此疗伤。创伤记忆的去民族化当然需要时间。欧洲人曾经等待了七十多年，才有了一个共同回忆一战的场所。现在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不再继续蜷缩在各自的民族国家史里，去创建一种能够将更多面向的创伤记忆纳入其中的、更包容的记忆话语。

总之，二战后，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经历了从防御性、批判性、建构性到攻击性的转变。从中既可以看到国家在引领社会成员共同澄清和回忆历史事件时的引导力，也可以看到不同的个人经历如何被挑选出来用于全社会的认同塑造和政治自洽。我们不必将之丑化甚至妖魔化，重要的是如何批判而又不僵化地看待这一问题，并且从中看到记忆形塑的巨大力量。（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青年项目“二战后联邦德国关于纳粹问题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政策”（14CSS019）成果。）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篇文章，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去分析种族斗争的现实，用共产党中国的头脑去理解纳粹党德国的历史，所以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假晶现象。在我看来，种族斗争没有“解放”可言，无条件投降的德国人无法像内奸那样感觉“被解放”的欢愉，只能遭受“被战胜”的痛苦。其实，就是在奉行阶级斗争的中国，被共产党征服的广大居民，很快也从“被解放”的假装欢愉转入了“被战胜”的真实痛苦，受到三十年政治运动的不断斗争清算和四十年改革的不断折腾颠覆。

【074、种族隔离合乎自然】

种族隔离是否合乎自然 ？

是的。

但是文明破坏了这一自然，把不同的种族混杂到一起，于是多样性受到了侵蚀，五彩缤纷变得色泽单一。“灰扑扑的”，就是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写照。这先在印度、后在南美，得到了预先的展示。

破坏种族隔离，迫使人类走向回头。一万年来的城市扩张历史，不断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人为地逆转这一趋势，也并不能获得成功。因为这是在违反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的逆反，一种“反反自然”。

下面，我们不妨通过现代最为典型“南非种族隔离”来看看种族隔离的上述特性（古代最为典型的种族隔离是印度的种性制度）：

《南非种族隔离》（南非语：Apartheid）说，这是1948年至1994年间南非共和国在南非国民党执政时实行的一种种族隔离制度，当时占大多数的黑人，其包括集会、结社的各项权利受到大幅限制，维持欧洲移民的阿非利卡人的少数统治。种族隔离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当时执政党就是以阿非利卡人为主的南非国民党，也在当地由南非托管的西南非实施，一直到1990年西南非独立成为纳米比亚共和国为止。

南非的种族隔离早在荷兰统治时就已经开始。十九世纪的英裔南非商人塞西尔·罗德斯在取消黑人及有色人种的权利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设立了第一个种族隔离的法案。在1948年南非普选时开始成为正式的政策。政府将居民分为四个种族：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及印度人，而有色人种及印度人又有更细的分类，各种族住在不同的区域中。在1960年至1963年，350万非白人的南非人被驱离他们原来的家园，被迫进入隔近被分隔的区域中，这是近代史上大型的驱离行动之一。1970年起废除非白人的政治权利，那时也开始剥夺黑人的南非公民身份，在法律上他们成为地方分权的十个班图斯坦中的公民，其中四个成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南非政府在教育、医疗、海滩及其他公共服务都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而黑人得到的服务往往会比白人要差。

种族隔离带来国内明显的南非国内对种族隔离的反对及暴力，也因此国际长期对南非禁运（包括武器禁运）。自1950年代起，一系列的民众起义及抗议事件，使得反种族隔离被禁止，反种族隔离领袖入狱。随著抗议的扩散，越来越军事化，政府的回应是压制及暴力。国际组织对南非制裁，南非政府的处境也更加艰难。1980年代开始改革种族隔离政策，但争议仍在。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自1989年开始取消一些种族隔离的相关法令，并在10月起开始释放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1990年开始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谈判。在1991年时种族隔离政策及一些尚未废止的相关法令被正式废除，不过非白人在1993年才有资格投票，最后在1994年多民族的民主选举中，由曼德拉带领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胜出。一般将1994年的民主普选视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正式结束。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前兆

根据《1806年开普投降条款》的规定，新进驻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应遵守罗马-荷兰法所制定的旧法规。这就导致南非的大陆法系法律脱离了英国的《普通法》，形成了高度的立法自主性。由此，在南非各殖民地监管立法程序的总督和议会走上了一条与大英帝国其他统治区大不相同而独立自主的法治之路。

在奴隶制时期，奴隶如需外出须持通行证。1797年，斯瓦伦丹区（Swellendam）和格拉夫—雷聂特区（Graaff-Reinet）的荷兰殖民统治地方官员把通行证法规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奴隶以外的其他人群，命令所有科伊人（Khoikhoi，曾被称为霍屯督人）一旦在国内出行，不论出行目的，均须持有通行证。英国殖民地政府于1809年颁发的《霍屯督法令》正式确认了该命令，当中规定科伊人如需外出，必须从其主人或当地官员处获得通行证。1828年第49号法令规定：对于潜在的黑人移民，应另外授予务工通行证。此类通行证只颁发给有色人种和科伊人，不用于其他的非洲人，但其他非洲人仍须携带通行证。

英国的1833年《废奴法案》（2 & 3 Will. IV, c. 73）废除了整个大英帝国的奴隶制，并推翻了《开普投降条款》。为遵守该法案，南非的法律于1835年加入了第1号法令，自此社会身份本为奴隶的人成为了合同工。后来，1848年的第3号法令颁发了一套针对科萨人的契约系统，该系统实际上与奴隶制无异。在19世纪余下的岁月里，南非各殖民地为限制非技术性工人的自由、增加对合同工的限制、以及制约种族间的关系通过了各项法律。

1892年的《选举与投票法案》通过投票费和受教育程度来限制黑人的选举权，1894年的《纳塔尔立法议会法案》剥夺了印度人的投票权。1894年的《格伦·格雷法令》经西塞尔·约翰·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首相所领导的政府煽动，限制了非洲人能拥有的土地数量。1905年，《通用通行证规则法令》否决了黑人的投票权，限制他们在特定范围内活动，并启用了恶名昭著的通行证体系。《亚洲人登记法令》（1906）要求所有印度人登记并携带通行证。1910年，南非联邦作为自治领成立，延续了固有的立法体系：《南非法令》（1910）给予白人政治权利，让白人拥有对其他种族的绝对操控权，剥夺黑人享有议会席位的权利；《原住民土地法》（1913）规定除开普的黑人外，所有黑人不得在“保留地”以外置地；《市区土著人法案》（1918）系为了将黑人驱逐至特定地区；《市区法令》（1923）首次规定居住隔离，并为白人领导的产业提供廉价劳动力；《有色人种歧视法案》（1926）禁止黑人矿工从事技术型行业；《土著管理法》（1927）命英国君主而非最高酋长为统领所有非洲事务的最高元首；《土著托管与土地法》（1936）补充了1913年的《土著土地法》，同年，《土著代表法》从开普的选举人名单中移除黑人投票者，但允许他们选举三位白人进入议会。最早的种族隔离法律是由扬·史末资（Jan Smuts）的统一党政府所制定的《亚洲人士土地保有权法案》，当中规定禁止向印度人卖地。

统一党政府在二战期间开始对隔离主义法律的执行力度有所减弱。由于害怕种族融合终将导致种族之间的同化，当时的立法机关成立了萨奥尔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统一党的政策有何影响。委员会得出的结果是，种族融合会导致所有种族“丧失个性”。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制定

1948年大选

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Daniel Franois Malan），是首位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首相 (1948–1954)。

“Apartheid（种族隔离制度）”一词源于阿非利加语（即：南非荷兰语），意为“孤立、疏远”。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与旧有的种族隔离政策相似并取而代之。“Apartheid”这一措辞在南非白人（即：阿非利加人）民族主义者讨论种族和政治问题时常常用到，他们企图在南非建立白人统治。30-40年代期间，南非迅速崛起，成为了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国家。而面对此巨变，南非白人却要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白人的祖辈由德国人、比利时人、法国基督教新教徒、以及最主要的是荷兰殖民者组成，黑人劳工以及母语为英语的南非人在权力和经济上的成功让他们感到了威胁。南非白人认为史末资政府未能充分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提高南非白人的生活条件，并解决“穷苦白人”的状况。

种族隔离制度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南非各种族为了彼此的自身利益而需要相互隔离，而种族隔离制度的思想主体系基于对“科学种族主义”的坚信。南非白人认为不同的种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也是行不通的；更有甚者，错误地以为这种融合是对神的不敬。因此，白人执政的政府将推行种族隔离的政策。这种坚持种族分离的主张便形成了“种族隔离制度”这一政治和法律理论。

1948年大选前夕，主要的南非白人民族主义政党，即：由新教教士丹尼尔·弗朗索瓦·马兰（Daniel Franois Malan）领导的重新联合国民党就其种族隔离政策进行了竞选宣讲。重新联合国民党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史末资的统一党，并与另一个南非白人民族主义政党——南非白人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事实上，统一党的得票比这两个南非白人民族主义政党要多，但整个投票体系向种族隔离主义者倾斜而漠视农村地区人民。马兰成为了首位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首相，这两个政党后来合并组建成国民党（NP）。

种族隔离法律

国民党的领导人认为南非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而是由四个完全不同的种族组成：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这些人种再细分为13个民族或种族组别。白人分为英语组和阿非利加语组；黑人民众被分成10个组别。

南非当时通过的各项法律为实行“大隔离法”做铺垫。“大隔离法”强调大规模的种族分离，强迫人们根据人种的分类居住到不同的地方。这一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采用了残留下来的英式规定。在英布战争中，英国殖民者接管了布尔人所建立的两个共和国后就是这样对不同种族进行了隔离。黑人被迁移至他们自己的小镇，形成了“黑人城镇”或“黑人居住区”。此外，“小隔离法”的法律被通过。以下为种族隔离法律的主要内容。

第一项“大隔离法”的法律是1950年的《人口登记法》，使种族分类正式化。当中规定所有18岁以上的人须持有身份证，并进行种族登记。另外还成立了官方的调研组或委员会，查清种族不明的人的身份。其中一些家庭，特别是有色人种的家庭中，一部分家庭成员被定为与其他成员不同的种族时，要拆散他们的家人是较为困难的。

第二项“大隔离法”的法律是1950年的《种族分区法》。在此之前，大部分殖民地允许不同种族的人一起居住。这项法令结束了各地区多种族并存的状况，并分别规定各种族的居住地。每个种族被分配到不同的地区，这也为后来的种族强迫迁徙提供了条件。1951年《防止非法定居法》规定政府有权拆除黑人贫民区，并责令白人雇主出资为其获批住在白人城内的黑人劳工建房。

1949年《禁止跨族婚姻法》禁止不同人种之间联姻；1950年《背德法》规定不同人种间如发生性关系，将视为刑事犯罪。

1953年《隔离设施法》允许市属用地可为某一种族专属使用，禁止混用长椅、公车、医院、学校和大学等公共设施。很多公共设施，甚至连公园里的长凳上都挂上了“白人专用”的布告板。黑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远不如白人，并在较小程度上次于印度人和有色人种。

另外，还有法律出台以压制对种族隔离的抗争，尤其是武力抵抗。1950年《反共产主义法》禁止任何政党认同共产主义。该法令过于笼统地定义了“共产主义”及其目标，因此任何反对政府政策的人都可能被贴上“共产主义者”的标签。由于法律中明确说到共产主义致力于扰乱种族之间的和谐，因此常以此为由钳制对种族隔离的反对之声。禁止妨害治安的集会，同样，某些被认为对政府造成威胁的组织也遭查禁。

1953年《班图人教育法》开始实施教育上的隔离，该法令为非裔学生单独设立了一个的教育系统，意欲把黑人培养成工薪阶层。1959年，只招收黑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的大学创立了。原有的大学不再允许吸纳黑人新生。1974年《阿非利加语媒体法》规定在黑人家园以外的地区，阿非利加语和英语在高中授课的使用比例应各占50%。

1951年《班图权力法》为黑人和白人分别建立单独的政府架构，这是第一部支持在“黑人家园”（亦称班图斯坦）实现“分别发展”这一政策的法律制度。1958年《促进班图自治法》牢固确立了国民党建立名义上的独立“黑人家园”政策，提出了本可促使行政权力下放的“自我管理的班图部门”，并承诺其未来将拥有自治权和自治政府。另外，还废除了代表非洲人的白人席位，并从投票者名单中移除了仅有的几位具投票资格的黑人。1959年《班图投资法》建立起向黑人家园转入资金的机制，以在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967年的法律允许政府停止“白人城区”的工业建设，并将转向“黑人家园”进行此类工业建设。1970年《黑人家园公民身份法》标志着班图斯坦计划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此黑人成了十个“黑人家园”自治区之一的公民。此举的目的是通过让所有十个班图斯坦取得完全的独立，确保白人仍占南非境内总人口的大多数。

不同种族的人不可一起进行运动，但并没有关于运动隔离的法律。

政府加强执行通行证法律，强迫黑人携带身份证件，以防其他国家的黑人移民至此。黑人必须受雇用才能在城市居住。截至1956年，绝大多数情况下女性不必遵守通行证的规定，因为每次想对女性实行通行政法规都遭到强烈抵制。

剥夺有色人种的选举权

1950年，马兰宣布国民党打算设立一个“有色人种事务部”。马兰的接任者约翰内斯·格哈杜斯·斯揣敦（J.G. Strijdom）剥夺了黑人和有色人种在开普省的投票选举权。其上一届政府于1951年向议会提出《代表分离法案》；然而，四名投票者——哈里斯、弗拉克林、柯林斯和艾德加·迪恩在法庭上质疑该法案的正当性，并得到统一党的支持。开普最高法院支持该项法案，但由于上、下议院的联合会议中有三分之二的议员被调去修改宪法的刚性条款，上诉法院推翻了最高法院的裁决，裁定该法案无效。随后，政府在1952年提出了《议会高等法院法》，赋予了议会驳回法院裁决的权力。开普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宣布此项法案无效。

1955年斯揣敦政府把上诉法院的法官人数从5名增加至11名，新任命的法官都是支持民族主义的。同年，他们制订了《参议院法令》，把参议院的席位从49个增加至89个，并且调整为国民党能控制其中的77个席位。1956年，上、下议院召开了一次联合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代表分离法案》，有色人种投票者从原来的普通选民名单被移至一份新的有色人种选民名单。投票后，参议院立即恢复到原来的规模。《参议院法令》在最高法院受到质疑，但不久前扩大的上诉法院都是支持政府的法官，因此支持该法令以及移除有色人种选民名单的法令。

1956年的法律批准有色人种选举四名白人进入议会，但一部1969年的法律废除了这些席位并剥夺了有色人种的投票权。由于亚洲人在此时不享有投票权，因此白人是唯当时一拥有选举权的种族。

南非白人间的联合

南非成为一个共和国之前，南非白人在政治上主要分为两派：以荷裔南非人为主的亲共和保守派和大多由英裔南非人组成的反共和自由派，而布尔战争的历史遗留仍对一部分人产生影响。共和国成立后，亨德里克·维沃尔德（Hendrik Verwoerd）首相立即呼吁英裔和荷裔南非人改善关系，增进团结。他声称目前唯一的分歧是是否支持种族隔离制度，民族分歧不再存在于荷裔和英裔南非人之间，而在于白人和黑人之间。大部分荷裔南非人支持所有白人站在同一阵线上，以保障自身安全；而英裔选民却意见不一——很多人反对共和制，在纳塔尔省形成了多数“反对”票。后来，部分英裔人士意识到白人需要联合起来，因为他们认为非洲其他地区的去殖民化趋势正不断增强并为此感到忧虑。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发表的讲话“变迁之风”让英裔南非人觉得英国已经遗弃他们。更多的保守派英裔人士选择支持维沃尔德首相；其余的人在纠结是否保留与英国的关系并对英国皇室保持忠诚，他们对英国/南非国籍之间的两难抉择感到恼怒。尽管维沃尔德尽力将这两个白人团体联合起来，但是随后的投票表明他只获得了少数人的支持，也就是说很多英裔人士还是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所以，维沃尔德并不能把白人团结起来，英裔和荷裔白人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在“黑人家园”体系之下，政府尝试把南非分成一系列单独的州，并希望每个州发展成为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

土地分割已不是一项新的制度，如19世纪时英国政府就创建了“保留地”。在种族隔离制度下，13%的土地被划为“黑人家园”。这一土地比例远小于黑人占南非总人口的比例，且划分的土地大多位于全国经济欠发达的地区。1954年汤姆林森委员会表示种族隔离制度和黑人家园体系是正当合理的，并称应为黑人家园加拨土地，但此提议并未得到落实。

维沃尔德于1958年成为首相后，“分别发展”政策逐步形成，而黑人家园体系是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维沃尔德认为应当让这些黑人家园独立，其政府对该政策作出如此解释：“因此，本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种族或肤色歧视政策，而是通过赋予各个黑人家园在其境内的自决权，根据各家园（国）的民族主义建立的差别对待政策——因此就有了‘分别发展’政策”。在黑人家园体系中，黑人不再是南非的公民，而成了各个独立家园的公民，他们只能以外籍劳工的身份，凭着临时工签到南非打工。1958年通过了《促进班图自治法》，建立起边境产业，并制定了《班图人投资法》，以促进黑人家园以内或附近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很多从未在其所属家园境内居住过的南非黑人被强迫从城里搬到黑人家园。

十个家园分别分派给不同的黑人种族：莱博瓦（北苏陀人，也称佩迪人）、侉侉（南苏陀人）、博普塔茨瓦纳（茨瓦纳人）、夸祖卢（祖鲁人）、斯威士（斯威士人）、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科萨人）、加赞库卢（聪加人）、文达（文达人）以及卡万德博勒（恩德贝莱人）。其中四个家园由南非政府宣布独立：1976年特兰斯凯、1977年博普塔茨瓦纳、1979年文达和1981年西斯凯（被称为“特博文西四国”）。一个家园一旦被给予形式独立后，其公民须注销南非公民资格，成为家园的公民。此后，这些人手持护照而不再是身份证。在形式上自治的家园，其公民的南非公民资格受限，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法律上承认的南非公民。南非政府企图把家园的黑人公民看作是导致其他国家非法移民入境问题的根源。

班图斯坦的国际认同度

南非境内的班图斯坦被定义为“自治国”或“独立国”。理论上，自治的班图斯坦对其内部运作的许多方面有控制权，但还不是主权国家。独立的班图斯坦（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被称为“特博文西四国”）想要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实际上，这些国家并没有自身的经济架构可言，而且几乎全是面积狭小、互不连结的土地。这就意味着所有班图斯坦只不过是南非的傀儡国。

独立的班图斯坦存在期间，南非是唯一一个承认其独立性的国家。尽管如此，很多国家的内部组织以及南非政府都曾试图进行游说，使之得到承认。譬如，特兰斯凯成立之时，南瑞士非洲协会鼓励瑞士政府承认这一新国家。1976年，当一份美国众议院的决议案竭力要求美国总统不承认特兰斯凯时，南非政府极力游说立法者反对该议案。特博文西四国承认其他独立的班图斯坦，同时，南非为兑现其对特博文西主权国的承诺，分别于四国的首都设立了大使馆。

强迫迁徙

20世纪60、70年代和80年代初，政府实行“重予安置”政策，强迫人们搬到指定的“种族分区”。数以亿计的人被迫搬迁，受牵连的人群包括由于贫民区清拆计划需要搬迁的人、白人农场的佃户、所谓“黑点”（黑人在白人区拥有的土地）的住户、住在黑人家园附近镇区的工人的家庭成员、包括成千上万西开普人在内（西开普被定为“有色人种劳工特惠区”）的城区“过剩人口”。50年代最广为人知的一次种族迁徙发生于约翰内斯堡，当时60，000人被迫迁至“索韦托”新城镇（其名源于“西南部黑人居住区”的首字母缩写）。

1955年以前，索菲亚镇（地处约翰尼斯堡郊区）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允许黑人拥有土地的城镇之一，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多种族共存的贫民区。随着约翰内斯堡的工业发展，索菲亚镇成了一群快速壮大的黑人劳工的安居之地，因为这里生活便利、临近市中心，设有约翰内斯堡内唯一一个对黑人孩子开放的游泳池。索菲亚镇是约翰内斯堡历史最悠久的黑人居住区，对于镇上50,000名黑人居民而言，无论是其十足的活力，还是独特的文化都具有实质的象征意义。尽管非洲民族大会（ANC）强烈抗议并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注意，但索菲亚镇还是按照“西部地区迁徙计划”于1955年2月9日进行了迁徙。一大清早，全副武装的警察将居民赶出家门，把他们的行李装上政府的货车，将居民运到离市中心13英里（19公里）的一个名为“米朵兰”（意为大草地）的地方，这是政府在1953年买下的。米朵兰成了新规划的黑人城区“索韦托”的一部分。而索菲亚镇被拆除重建，成了白人居住的市郊，取名为“翠昂夫”（Triomf，在南非荷兰语中意指“胜利”）。这种强制拆迁的行动一直持续了几年，遭殃的也不只是非裔人群。如在德班的卡托区和开普镇的第六区，根据1950年《种族分区法》的规定，55,000有色人种和印度人被迫迁至开普平原区各镇。同样根据《种族分区法》的规定，将近600,000名有色人种、印度人和中国人被迫迁移。约40，000名白人也被迫迁居，因为部分土地由“南非白人区”变成“黑人家园”。

“小隔离法”

国民党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小隔离法”的法律。第一部是1949年第55号法令《禁止跨族婚姻法》，严禁白人与其他种族的人结婚。1950年第21号法令《背德法修正案》（1957年第23号法令修订本），禁止白人与非洲人、印度人或有色人种之间“非法的种族间交往”以及“任何违背道德或有伤风化的行为”。（谢选骏指出：这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中国十分相似。）

除非有许可证，黑人不可以在“南非白人区”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他们必须回到“黑人家园”并在那里营商和就业。交通和市政设施须分开使用——黑人巴士停在黑人巴士站，白人巴士停在白人巴士站。火车、医院和救护车都是分开使用的。由于白人病患较少，而且白人医生偏向于到白人医院工作，因此白人医院的条件远比常常病患过多、医护人手不足的黑人医院好得多。黑人不能在白人区生活或工作，除非他们持有通行证。只有享有“第十章”权利的黑人（即：二战前移居到城市的人）可不受此规定的约束。一个通行证只允许通行到一个地区（通常是一个镇），限制持证人只能到获批的那个地方。没有有效证件的人会因非法移民而被拘捕和审判，随后会被驱逐出境，同时该非法移民的雇主会因聘用非法移民而被告。警车会巡逻白人区，查捕没证的黑人。黑人禁止在南非白人区雇用白人。

黑人和有色人种（混合）工人的工会早在20世纪初期就存在，但一直到80年代改革时才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黑人工会运动。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工会是种族隔离的。54个白人工会，38个印度人和有色人种工会以及19个非洲人工会。《工业调解法》（1956）规定禁止创立多种族的工会，并企图把现有的多种族工会按种族拆分成独立的分支或机构。（谢选骏指出：这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中国十分相似。）

20世纪70年代期间，南非政府对白人儿童的人均教育资金投入是班图教育系统（南非白人区的黑人学校的教育系统）的黑人儿童的十倍。1959年后，高等教育也分别在不同的大学和社区大学进行。黑人家园里创办了八家黑人大学，其中西斯凯（现在的东开普）的福特哈尔大学只接收母语是科萨语的学生。索托语、茨瓦纳语、佩迪语和文达语为母语的学生被安排到位于特伏鲁普的新成立的北方大学学院就读，而另一家新办的祖鲁兰大学学院专门接收祖鲁学生。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分别在开普和纳塔尔有其对应的学校。

每个黑人家园控制其自身的教育、卫生和警力系统。黑人严禁买烈酒，他们只能买国家生产的劣质啤酒（尽管此规定后来放宽了）。公共长椅是种族隔离的。公共游泳池、一些人行天桥、电影院内的停车位、墓园、公园和公厕都是分开使用的。白人区的电影院和戏剧院不允许黑人进入，而黑人区几乎没有电影院。白人区绝大部分的餐馆和旅店不接待黑人顾客，除非是员工方可入内。按照1957年《教堂本地法修正案》的规定，严禁黑人进入白人教堂礼拜，但这条规定从未严格执行。教堂是少数几个不受相关法律约束、允许种族共存的地方。年收入360兰特或以上的黑人须缴税，但白人的纳税门槛是黑人的两倍，即：年收入750兰特或以上才需要纳税。然而，白人的税率比黑人的要高得多。

农业用地以及很多价值极高的住宅用地。大部分黑人在“黑人家园独立”时被剥夺了南非的公民资格，他们再也无法申请南非的护照。黑人很难满足护照申请资格，而且政府认为持有护照是特权，不是权利，因此政府也并没有给很多黑人印发护照。（谢选骏指出：这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中国十分相似。）种族隔离制度已渗透在文化和法律中，并由大多数主流媒体牢固地确立起来。

有色人种的分类

人口根据种族分为四大群体：“黑人”、“白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用引号表示这是南非法律原文中的说法）。有色人种包括班图人、科伊人、欧洲人和马来人之间的混血种人，其中很多人是当年被运到南非当奴隶和合同工的印度人、马达加斯加人和中国人的后代。

制定种族隔离制度的部门当时设计了复杂（而专横的）标准，通过实行《人口登记法》来判定有色人种。级别较低的官员负责采取测试的形式判定一个人属于有色人种还是黑人，或者属于有色人种还是白人。有时候，同一个家庭的成员被判定为不同的种族。判定为有色人种后，会通过进一步测试确定此人属于有色人种类别下的哪个种族。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很多之前被判定为有色人种的人都反对继续使用“有色人种”一词，尽管这个词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法律意义。“所谓的有色人种”（阿非利加语为sogenaamde Kleurlinge）以及“褐色人种”（bruinmense）等表达在80年代被广泛使用。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有色人种受到歧视，国家政策规定他们住在单独的镇区，甚至强迫他们离开其家族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祖屋。再者，他们只能受到较低等的教育，但比黑人所受的教育要好。有色人种在反种族隔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1902年成立的非洲政治组织几乎全由有色人种组成。

1950年-1983年，有色人种的投票权像黑人一样被完全剥夺。然而，1977年，国民党核心高层会议通过了允许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提案。1982年，宪法决案引起了一场白人的公投，最终通过了三院制议会。1983年的修宪允许有色人种和亚洲少数群体在三院制议会中的单独议院中参政。意思就是有色人种这一少数群体可享有投票权，而黑人这一多数群体将成为独立家园的公民。这种隔离政策一直持续到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三院制改革推动了（反种族隔离的）南非民主统一战线（UDF）的形成，旨在防止参选的有色人种和印度人与白人结成联盟。1983年至1989年的UDF和国民党的争斗成了南非左翼和右翼之间最激烈的斗争时期。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女性

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对女性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女性遭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她们很难找到工作。很多黑人和有色人种的女性是农工或家佣，但收入极低，有的甚至无收入。普遍儿童因营养不良和恶劣的卫生条件而遭受疾病的折磨，因此死亡率很高。规定黑人和有色人种工人必须遵循“受控制行动”要求的1923年《土著人城市区域法》以及通行证法律使一些家庭成员分隔两地，因为男性通常在市中心工作而女性被迫留在农村地区。婚姻法和生育也受到了政府以及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荷兰归正会的控制，因为这些机构企图限制黑人和有色人种的生育率。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体育运动

50年代中期，南非在体育界开始被孤立，这一势头在整个60年代越演越烈。种族隔离制度禁止多种族运动，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球队由于由不同民族的队员组成，不能在南非比赛。1956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中止与全由白人组成的南非乒乓球联合会的关系，而宁愿与南非非种族乒乓球委员会建立关系。种族隔离政府作出的回应是没收委员会选手的护照，使他们无法参加国际赛事。

足球

20世纪30年代之前，英式足球反映了南非的分裂社会；足球协会根据种族被分割为数个团体：南非（白人）足协、南非印度人足协（SAIFA）、南非非洲人足协（SAAFA）及其竞争对手南非班图人足协、南非有色人种足协（SACFA）。从黑人的业余足球比赛中可看出，他们缺乏资金购买合适的装备；这就说明与资金明显充裕得多的白人相比，黑人被迫过着不公平的生活。种族隔离制度的社会管理法使得种族间的竞争更难以实现。为了集中资金，各足协于1951年合并，形成了南非足球协会（SASF）。这就把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的国家级协会合为一体，形成了反种族隔离制度的团体。新合并的足协越来越受不断壮大的种族隔离政府反对，加之持续的种族歧视政策不断加强城市隔离，因此，这些种族要一起踢足球也就越来越难了。1956年，南非的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政府通过了首部运动种族隔离政策；这一举措强调了白人领导的政府对种族平等主义的反对。

尽管足球深受种族主义之害，但足球在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及其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和国际上其他主要运动赛事明令禁止南非参加，南非在国际上备受关注。197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南非白人把缺乏国际运动列为种族隔离制度最严重的三项不利影响之一。到了50年代中期，南非黑人也会利用媒体来质疑南非体育运动的“种族主义化”；反种族主义力量开始指出体育运动是白人民族精神的“软肋”。约翰内斯堡《Drum》杂志社的黑人记者首度报道了这一点，于1955年发表了一份大胆的特刊，当中质问道：“为什么我们黑人就不能加入南非队？”此后的一段时间，南非的国际关系仍然紧张。80年代时，种族压迫系统正逐渐衰落，ANC和国民党开始了终止种族隔离制度的谈判。各足协也开始商议组成一个单一的、不分种族的组织。80年代后期，这一统一进程不断加快，并最终于1991年12月合并成为南非足协。1992年7月3日，FIFA最终欢迎南非回归国际足坛。

体育运动是南非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球队联合抵制南非参赛对南非白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许比贸易禁令的影响还大。南非的球队重新受到国际社区的接纳后，体育运动成了南非各种族重新团结统一的主要纽带。南非主办并赢得1995年世界杯橄榄球赛时，曼德拉对原来由白人支配的橄榄球队表示公开的支持，这对修复种族间的破裂关系很有帮助。

奥运会

1959年，南非非种族体育协会（SASA）成立，旨在保障国际体育界所有选手的权利。SASA欲与白人组织合作以获取信任无果后，于1962年求助国际奥委会（IOC），呼吁把南非逐出奥运会。奥委会对南非发出了警告：如不作出任何改变，将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奥运会。有鉴于此，1963年1月南非非种族奥林匹克委员会（SANROC）成立了。但反种族隔离运动坚持把南非开除，于是奥委会同意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东京奥运会。此后一届奥运会，南非打算选派一支多种族队伍参赛，因此奥委会本来决定让南非参加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但由于各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AAM）和非洲国家的抗议，奥委会最终被迫撤回对南非的邀请。抗议行动最后使得IOC改变心意，但这股抵制行动持续延烧到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IOC才意识到应该做个了断，由会员国投票表决，将今日奥委会前身的SANOC除名。

不过南非仍能参与帕运，直到1985年才被国际帕拉林匹克委员会（IPC）除籍，而IOC也在1988年发表宣言，强调对抗运动场合上种族隔离的不公平待遇，并组成特别委员会寻求解决之道。1991年，时任南非总统戴克拉克宣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重新组成的南非国家奥委会被IOC接纳，并在1992年西班牙巴塞隆纳奥运上，重返体育盛会舞台。

种族隔离制度下的亚洲人

由于亚洲人这个少数民族似乎不属于最初定下的三个种族之一，因此种族隔离政府难以定义亚裔人口属于什么种族。然而，从日本、英属香港、中华民国（台湾，当时南非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和南韩来的移民及其后代被定为“荣誉白人”，因为南非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外交和经济关系。

在种族隔离制度期间，南非印度人被定为“亚洲人”、“黑人”到“有色人种”、甚至单一民族“印度人”等一系列不同种族，但从未被定为“白人”。事实上，印度人在南非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非白种人”，他们在种族隔离政权期间遭受严重的歧视，并被迫服从多项种族主义政策。

南非华裔既是19世纪末到约翰内斯堡附近的金矿打工的外侨工人的后代，也有后期移民自中华民国的移民及其后代。一开始定为“有色人种”或“其他亚洲人”，因此属于“非白种人”，并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和限制。但是到了一九七零年代中期南非华裔即与来自台湾的华裔移民后代并列为荣誉白人。印度尼西亚人以奴隶的身份来到好望角，直到19世纪初期废除奴隶制才摆脱奴隶身份。他们大部分是穆斯林信徒，允许享有宗教自由并成立自己的族群/社区，名为“开普敦马来人”。他们被定为有色人种族群的一部分。同样，南非马来西亚人的后代也被定义为有色人种之一，因此被认为是“非白种人”。鉴于南非白人对菲律宾人的历史观点，南非菲律宾人被定为“黑人”，其中很多人住在班图斯坦。

电视的种族隔离制度

由于政府认为英语电视节目会对阿非利加语造成威胁，因此直至1976年才引进电视。电视根据种族分台播放——TV1台播放阿非利加语和英语（为白人观众而设），TV2台为祖鲁语和科萨语，TV3台是苏陀语、茨瓦纳语和佩迪语（都是为黑人观众所设），TV4台的节目主要面对在城市居住的黑人观众。

内部反抗

种族隔离制度激起了大量内部反抗。政府以警察暴行回应了一系列民众起义和示威游行，这反过来增加了武装抗议斗争的民众支持。而对种族隔离体系的精神反抗起于社会几个不同的领域，并成立起分别致力于和平抗议、消极抵抗和武装起义等组织。

1949年，ANC的青年联盟控制了整个大会并启动了一个激进的黑人民族主义计划。新的青年领导者认为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推翻白人政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们1950年推出了《行动纲领》，发起了一系列罢工、联合抵制和公民抗争行动，导致有时与政府发生暴力冲突。

1959年，一群对ANC感到失望的ANC成员另起炉灶，成立了泛非主义者大会（PAC），并于1960年3月21日组织了一场反对通行证的游行示威。其中一场游行在沙佩维尔镇举行，而警方的暴力镇压导致了沙佩维尔大屠杀，69人被警方杀害。

沙佩维尔事件过后，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18,000多名群众被抓捕，其中包括ANC和PAC的领导，而且这两个组织都被明令禁止。随后，组织的部分领导者被流放到国外，余下的成员参加国内的破坏公共设施和恐怖主义运动，秘密进行反抗行动。

1961年5月，南非宣布成为共和国之前，一个代表被禁的ANC的集会呼吁各族群成员进行谈判，并发出威胁：如果忽略他们的号召，将在共和国的落成典礼期间进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政府当时忽略了他们的要求，因此罢工者们（主要的组织者之一是42岁的泰姆布族人纳尔逊·曼德拉）实施了他们所扬言的威胁。政府迅速进行反击，授权警方拘留罢工者长达12天，扣押了很多罢工领袖，其中涉及多例使用警方暴力。 行动失败后，抗议者取消了罢工。随后，ANC通过一支新成立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MK）发动了一次武力抗争。MK对国家战略体系实施蓄意破坏公共设施行动，其首次行动计划于1961年12月16日，即：血河之战的纪念日进行。

20世纪70年代，大学生受美国黑人权力运动的影响，发起了黑人觉醒运动。该运动支持黑人荣耀和非洲人习俗，并努力改变黑人在种族隔离系统下的缺陷感。运动的领袖史蒂夫·比科于1977年8月18日被监禁，并在拘留期间被打死。

1976年，索韦托的中学生涌上索韦托街头，抗议被强制教授阿非利加语。6月16日，警方在一次和平抗议中向学生开火。根据官方报告，23人死亡。但普遍认为死亡人数达176人，有人估计实际多达700人。随后的几年，几个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学生组织成立。这些组织是1980年和1983年城市罢课以及1985年和1986年农村罢课的主要发动者。

与学生抗议相似，工会于1973年和1974年开始发起抗议。1976年后，各联合会和工人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反对派政党被封杀的缺口。1979年，黑人工会正式合法化，可参与集体议价，但是罢工仍然是非法的。

几乎在同一段时间，教会和教会组织成为反抗的核心。教会领导也遭到了控诉，某些信仰型组织被明令禁止。但是比起武力组织，教士通常能更自由地批评政府。

虽然大部分白人支持种族隔离制度，但有20%的白人不支持。进步联邦党的成立者海伦·苏兹曼（Helen Suzman）、科林·埃格林（Colin Eglin）和哈里·施瓦兹（Harry Schwarz）在议会上提出反对。其他议会上的抵抗大多来自于南非共产党和“黑肩带”妇女组织。女性也开始加入到工会组织和被禁的政党中来。

国际关系

英联邦

1960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镇著名的“变迁之风”演讲中批判了南非的政策后，南非的政策须受国际监督和审查。几周后发生了沙佩维尔大屠杀，紧张关系达到白热化程度，引来更多国际谴责。紧接着，维沃尔德就南非应否成为共和国发起了公投。他把白人的投票年龄降低到18岁，并允许西南非的白人参投。当年10月5日的公投问白人：“你是否赞成南非联盟成为南非共和国？”，52%的选民投赞成票。

国家性质发生变化后，南非如要继续成为英联邦成员国，则需重新递交申请。南非在英联邦内享有特惠的贸易渠道。1950年时，印度在英联邦内转型成了一个共和国，但亚洲和非洲的成员国很明显会因为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而反对南非重新加入英联邦。因此，南非于1961年5月31日，即共和国成立当日退出英联邦。

联合国

“联合国及其成员国的特派团与我们的劳动人民共同进行了一场抗争，使我们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也是对种族主义的鞭挞。今天让我们肃立于此，向联合国组织及其每一个成员国致敬。”

—— 1994年10月3日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对联合国的讲话

1946年第一次联合国集会时，南非在会议议程上。主要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处理南非印度人，因为印度人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南非和印度之间的分歧。1952年，在不服从运动发生后，种族隔离制度又再次提上议程。当时联合国设立了工作组，监视种族隔离制度的进展以及南非的种族事态。虽然南非的种族政策引起各界关切，但联合国的大部分国家一致认为这是南非国家内政，不在联合国的管辖范围内。

1960年4月，沙佩维尔大屠杀发生后，联合国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保守立场开始转变。安理会首次同意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联合行动，要求终止种族隔离与歧视。自1960年起，ANC开始了一场武装斗争运动。这场运动导致后来ANC被指控1961-1963年间实施了193项恐怖主义行动，主要涉及投弹轰炸和杀害公民。

然而，南非政府开始进一步镇压，明令禁止ANC和PAC。1961年，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ld）在南非中途停留，并随后宣称他无法与维沃尔德首相达成协议。

1962年11月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761项决议，谴责种族隔离政策。1966年，联合国首次召开种族隔离制度的学术讨论会。为纪念沙佩维尔大屠杀，联合国大会宣布每年3月21日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1971年，联合国大会正式指责“黑人家园”的设立，并于1974年通过一项动议，把南非从联合国中剔除，但这被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法国、英国和美国否决。

1963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81项决议，呼吁各国自愿对南非执行军火禁运。同年，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特别委员会成立，鼓励并监管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行动计划。自1964年起，美国和英国中断了与南非的军火贸易往来。安理会还在第392项决议中谴责索韦托大屠杀。1977年，第418项决议通过后，原来的自愿执行军火禁运变为强制性执行。

对南非执行经济制裁也常被认为是对种族隔离政府施压的一种有效途径。1962年，联合国大会要求其成员国切断与南非的政治、财政和交通联系。1968年，甚至提出终止所有文化、教育和体育运动上的关系。然而，没有强制性执行经济制裁，因为遭到南非的几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反对。

1973年，联合国通过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国际公约》，当中界定了何为种族隔离制度，甚至将之定为一项戕害人类罪，犯罪者可面临国际刑事控诉。然而，截至2008年8月，在193个成员国中，该公约仅在107个国家正式生效。《公约》最初由前苏联和几内亚起草，然后递交给联合国大会审批。《公约》以91票赞成4票反对（葡萄牙、南非、英国和美国）获得通过。

在1978年和1983年，联合国于世界反种族主义大会上谴责南非。

经过多番辩论后，截至80年代末，美国、英国和其他23个国家通过了对南非进行各项贸易制裁的法律。同样，在许多国家也掀起了南非撤资运动。世界各城市和省份分别实施各项法律和本地法规，禁止其管辖范围内的注册公司与南非的公司、工厂或银行有贸易往来。

天主教会

罗马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直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85年访问荷兰期间，他在国际法院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反种族隔离演说，声明“没有一个种族隔离系统，也没有一项‘分别发展’政策足以成为人与人之间或种族间关系发展的可接受模式”。1988年9月，他到南非各个邻国出访，而示威性地避开了南非。出访津巴布韦期间，他还呼吁对南非政府实行经济制裁。

非洲统一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OAU）成立于1963年，其宗旨是消除殖民主义，改善非洲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该组织指责种族隔离制度并要求对南非实行制裁。非洲各国同意在其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支持解放运动。1969年，中、东非的14国聚首于赞比亚的卢萨卡，制定了《卢萨卡宣言》。4月13日，除了马拉维外的所有与会国都签署了该宣言。后来，该宣言被OAU和联合国采纳。

《卢萨卡宣言》总结了非洲各个自治国的政治状况，谴责种族主义和不平等现象，呼吁人口占大多数的黑人统治其国家。宣言并没有断然漠视南非，而是对种族隔离政府采取一种缓和的态度，甚至承认其自治地位。虽然非洲各国领导人支持解放南非黑人，但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南非消极回应《卢萨卡宣言》并拒绝改变其政策，致使OAU于1971年10月再次发表声明。《摩加迪沙宣言》称南非轻蔑回绝谈判意味着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解放南非的黑人，且所有非洲国家均不应与种族隔离政府交谈。

对外政策

1966年，巴尔萨泽·约翰内斯·沃斯特出任总理。他并不打算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但他的确试图修复南非的被孤立地位，重振南非的国际声誉，甚至与非洲那些由黑人统治的国家重归于好。这就是他所称的“对外”政策。

沃斯特愿意与非洲各国领导人交谈，这一点与维沃尔德拒绝于1962年与尼日利亚的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以及1964年与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交流形成了反差。1966年，沃斯特与邻国莱索托、斯威士兰和博茨瓦纳的首脑会面。1967年，他对所有愿意接受的非洲国家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并坚称此举不带任何政治目的，因为他意识到很多非洲国家尽管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但都需要经济援助。由于很多国家的劳工到南非的矿井工作，因此在经济上与南非有联系。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仍直言不讳地指责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但在经济上依赖南非的援助。

马拉维是首个接受南非援助的非南非邻国。1967年，两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1969年，马拉维是唯一一个在大会上没有签署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卢萨卡宣言》的国家。1970年，马拉维的总统海斯廷斯·班达到南非进行首次、也是最成功的正式短暂访问。

莫桑比克的各联盟也纷纷效仿，并在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成为主权国后得以继续生存。安哥拉也接受了南非给予的贷款。其他与南非建立关系的国家包括利比里亚、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加蓬、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虽然这些国家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南非宣布退出《卡萨卡宣言》后谴责之风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南非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意味着这些国家仍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南非。

文化和体育的孤立

50年代中期，南非在体育界开始被孤立，这一势头在整个60年代越演越烈。种族隔离制度禁止多种族运动，也就是说其他国家的球队由于由不同民族的队员组成，不能在南非比赛。1956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中止与全由白人组成的南非乒乓球联合会的关系，而宁愿与南非非种族乒乓球委员会建立关系。种族隔离政府作出的回应是没收委员会选手的护照，使他们无法参加国际赛事。

1959年，南非非种族体育协会（SASA）成立，旨在保障国际体育界所有选手的权利。SASA欲与白人组织合作以获取信任无果后，于1962年求助国际奥委会（IOC），呼吁把南非逐出奥运会。奥委会对南非发出了警告：如不作出任何改变，将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奥运会。有鉴于此，1963年1月南非非种族奥林匹克委员会（SANROC）成立了。但反种族隔离运动坚持把南非开除，于是奥委会同意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东京奥运会。此后一届奥运会，南非打算选派一支多种族队伍参赛，因此奥委会本来决定让南非参加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但由于各反种族隔离运动组织（AAM）和非洲国家的抗议，奥委会最终被迫撤回对南非的邀请。

世界各国对南非体育项目种族隔离政策的反感招致更多国家孤立南非。新西兰一直选派特定种族的球队到南非进行橄榄球巡回赛，直到1970年才允许“全黑队”派出毛利人以“荣誉白人”的身份参赛。1981年，新西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反对南非跳羚队巡回赛——政府花费800万美元动用军力和警力保护比赛。原本计划于1985年到南非进行的全黑队巡回赛再次激起了示威者的反抗，最终比赛取消。1986年，在不受政府制裁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场反叛的访问赛。但此后南非与国际体育界的纽带被割断，新西兰决定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前不再派出官方的橄榄球队到南非比赛。

1966年，维沃尔德首相被刺杀后，沃斯特继任并宣称不再对其他国家的球队作强行规定。虽然这重新打开了国际运动会的大门，但是并不预示着南非的体育种族主义政策将会结束。1968年，沃斯特出尔反尔，拒绝批准一名南非出生的有色人种板球选手巴兹尔·多利韦拉（Basil D'Oliveira）作为英国板球队的一员到南非参加巡回赛。沃斯特称作出这样的决定只是为了显示他的能耐，而不是根据是非曲直所做的判断。人们抗议后，“多利”最终重新加入球队中。很多其他巡回赛被公众抗议后被迫取消，其中包括1969/70年英国橄榄球队到南非的巡回赛。

1971年，澳大利亚板球协会会长唐纳德·布莱德曼爵士乘飞机到南非与沃斯特会面，导致了史上第一次“白人禁令”的出现。沃斯特以为布莱德曼会批准澳大利亚板球队的巡回赛，但当布莱德曼问道为什么不准黑人选手进行板球运动时，场面变得异常激动。沃斯特回答道黑人智商低下，不具有玩板球的技巧。布莱德曼认为这样的回答很无知且令人极为反感，他反问沃斯特是否听说过盖里·索伯斯。回到澳大利亚后，布莱德曼发布了一句话的声明：

在他们停止种族歧视式组队之前，我们不再和他们比赛。

在南非，沃斯特向公众发泄了他对布莱德曼的愤怒之情，但ANC却感到高兴。这是多民族体育运动首次得到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的支持，引起更多“白人”的联合抵制。近20年后，曼德拉从狱中释放时，问当时到访的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他的童年偶像唐纳德·布莱德曼还是否在世（布莱德曼死于2001年）。

1971年，沃斯特进一步调整政策，区分“多种族运动”和“多民族运动”两个概念。“多种族运动”，即：双方球队队员来自不同种族仍然是非法的；但是“多民族运动”现在是可接受的：国际球队不再受南非种族规定的约束。

1978年，尼日利亚拒绝参加英联邦运动会，因为新西兰与南非政府的体育竞技交流违反了1977年《格伦伊格尔斯协议》。尼日利亚还带领了32国联合抵制1986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因为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于与南非的体育运动联系采取含糊不清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运动会的质量和收益性。这件事使种族隔离制度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体育禁令于1993年撤销，当时距南非实现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

60年代期间，反种族隔离运动发起对南非的文化抵制，比如要求艺术家不要在南非展出作品或不要让其作品在南非展览。1963年，45名英国作家在一封赞成该联合抵制的确认信上签名；1964年，美国演员马龙·白兰度在电影界发起类似的行动。1965年，大不列颠作家公会呼吁禁止向南非发送影片。60多名美国演员签署了一份反种族隔离以及反对与南非建立业务联系的声明。某些南非的电视剧也在英美两国遭到禁播。1975年南非引进电视后，英国演员协会联合会（简称Equity）拒绝提供电视服务，所有其关联公司出品的电视节目都不能把版权卖给南非。体育和文化上的联合抵制所带来的影响不如经济制裁，但这些行动让南非的平民百姓意识到全球对种族隔离制度的谴责。

西方影响

国际上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之声越演越烈之时，北欧国家，特别是瑞典对ANC提供精神上和财政上的支持。1986年2月21日，即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被谋杀的前一周，他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反种族隔离瑞典人民议会上发表主题演讲。面对着成百上千的反种族隔离支持者以及如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等ANC和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者和官员，帕尔梅宣布：种族隔离制度不能停留在改革；必须被消除。

其他西方国家采取更为含糊的态度。在瑞士，瑞士-南非协会代表南非政府进行游说。80年代时，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对种族隔离政府采取了“建设性交往”政策，否决了联合国要求执行的经济制裁，认为应坚持自由贸易并把南非看作是非洲南部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堡垒。撒切尔夫人宣布ANC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1987年，她的发言人伯纳德·英厄姆说了一段相当著名的话：那些以为ANC能组建南非政府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80年代期间，一个保守派的游说组织——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ALEC）积极反对剥夺南非的权力。

80年代末，随着冷战形势的转变，南非依然没有出现任何政治决议，西方国家开始失去耐心。1989年，美国的一份共和/民主两党动议（最终通过为《1986年全面反种族隔离法》）支持实行经济制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涉及ANC的和平解决方案。撒切尔夫人也开始采取类似的策略，但坚持禁止ANC的武装斗争。

英国在南非大量的经济参与也许对南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英、美同时施压，强烈要求谈判。然而，对于英美在南非的跨国企业，如采矿公司英美资源集团等，两国都不愿意施加经济压力。2004年，法庭不予受理一桩控诉这些公司的高级索赔案；但在另一宗索赔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于2008年5月支持上诉法院的裁决，要求涉嫌推动南非种族隔离体系的国际大公司赔偿超过4000亿美元的损失。

南非边境战争

1966年，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南非各邻国向南非占领的西南非洲（现纳米比亚）发动游击队突袭。最初，南非对SWAPO打了一场戡乱战争。但1975年，安哥拉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安人运）的领导以及古巴的协助下独立之后，这场冲突就愈演愈烈。南非、扎伊尔和美国支持安盟（UNITA）对抗MPLA的武装部队安哥拉人民解放武装部队。接下来的斗争变成了冷战后期的其中一场战争。安哥拉内战演变成了一场南非和安盟对战安人运政府、苏联、古巴和SWAPO的传统热战。

全面突击

1980年，随着国际社会决然地反对种族隔离政权，南非政府和很多白人把南非看作是被共产主义和激进的黑人民族主义在军事、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上围攻的堡垒。南非努力规避各项制裁，南非政府甚至企图在多方的帮助下制造核武器，这其中据称包括以色列的援助。2010年，据英国《卫报》公布的南非政府文件显示，一名以色列人试图向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售卖核武器。以色列断然否定这些指控，称这些文件只是一些会议记录，并不代表已售出任何核武器。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称，《卫报》的文章只是对文件的“选择性解读，而不是基于确凿的事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前，南非的核武器被拆除。从这些核武器中可得知相关核计划及所有对应弹头的信息。

直至80年代前，在发达国家中，以色列是南非唯一的紧密盟国。但1987年起，两国的关系开始破裂（见以色列-南非关系）。

“前线国家”指的是在非洲南部地理位置上接近南非的国家。虽然这些前线国家都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但其中很多个国家在经济上依赖南非。1980年，这些前线国家成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DCC），目的是为了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减少对南非的经济依赖。很多SADCC成员国允许被逐出南非的ANC和PAC在他们的国家建立基地。

跨境突袭

自80年代初起，南非制定了一项政策——袭击ANC、PAC和SWAPO设于周边国家的游击队基地和藏身处。这些袭击是为了报复ANC、PAC和SWAPO的游击队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发动的轰炸、屠杀和游击队行动（如蓄意捣乱）等恐怖行为。南非还协助周边国家那些积极打击共产主义在非洲南部扩散的组织。这些政策导致了：南非对安哥拉的安盟和莫桑比克的全国抵抗运动（RENAMO）等游击队团体的支持；南非国防军（SADF）雇黑帮突袭前线国家（如：哈博罗内突袭），对邻国实施炸弹袭击，并在同一天内以ANC为攻击目标在津巴布韦、赞比亚和博茨瓦纳发动空袭和突袭；1981年12月18日，企图刺杀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对安哥拉的全面干预：一方面是支持安盟，另一方面是企图袭击SWAPO的基地；在莱索托实施炸弹攻击；警卫人员在斯威士兰绑架难民和ANC成员；1981年11月25日，南非试图在塞舌尔发动政变未遂；

谋杀流放在外的ANC领导人：乔·斯洛沃（Joe Slovo）的妻子鲁斯·弗斯特（Ruth First）于马普托遭包裹炸弹被杀害，国民合作社的“暗杀团”和军事情报局的理事会企图在布鲁塞尔、巴黎、斯德哥尔摩和伦敦暗杀ANC成员。

1984年，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歇尔与南非总统彼得·威廉·波塔签署了《恩科马蒂协定》，旨在终止南非对其反对派RENAMO的支持。南非同意停止支持反政府军队，同时MK武装组织也被禁止在莫桑比克境内行动。这对于ANC而言是一次打击。两年后，马歇尔总统从赞比亚参加会议返程时，他的专机经过南非的山区时失事遇难。莫桑比克政府和美国国务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谴责南非对RENAMO的持续援助。同时，莫桑比克政府断言事故是由于故意发出错误的无线电导航信号，致使飞机坠毁而造成的，但该说法未经证实。这一阴谋论从未被证实，而且仍是颇受争议的话题，尽管南非马戈委员会调查发现该飞机失事只是意外。一个没有参与调查的苏联代表团发表了一份把南非牵扯其中的少数派报告。

国家安全

80年代期间，由波塔领导的南非政府越来越注重国家安全。政府设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在各项改革可能触发的突发性政治暴力事件中“保护”国家。80年代成了政治动乱不断的时代。政府也日渐变得由波塔的将军和警官等军事领导（南非白人政权时期的政府官员，称为“securocrats”）所统治，他们负责应对各种紧急状况。

波塔执政期间，对南非的邻国实施了多次军事干预，并为剿灭SWAPO在纳米比亚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和政治运动。同时，在南非境内，警方开展大量行动，严格执行安全法规，导致成百上千人被捕和被查禁，并且有效地终止了ANC的破坏公共设施行动。

政府残忍地惩罚政治犯——每年有40，000人受鞭刑。大部分人所受的鞭刑远超出了他们犯下的政治罪行所应得的惩罚。若叛国罪罪名成立，将受到绞刑，而政府以此种方式处决了很多政治犯。（谢选骏指出：这很像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中国。）

随着80年代的推进，越来越多反种族隔离组织成立并成为UDF的隶属机构。在艾伦·博萨克牧师和艾伯蒂娜·西苏鲁的领导下，UDF呼吁政府放弃其改革，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完全取消黑人家园。

紧急状态

1985年至1989年间，黑人镇区成为反种族隔离组织和波塔政府之间斗争的焦点，因此，严重的政治暴力事件是这段时期的显著特征。80年代期间，镇区人们通过反抗所在社区的地方事务来抵制种族隔离制度。这种抵制的主要目的是反抗支持政府的当地官员和领导。1985年，ANC的目标是通过集体拒付租金和其他军事行动，使黑人镇区变得“无从管制”（后来用“人民的力量”来形容）。很多镇区委员会被推翻或击败，取而代之的是由激进的青年领导的非官方人民组织。人民法院成立了，涉嫌是政府间谍的居民会受到极刑，严重时甚至是致命的惩罚。黑人镇区的议员和警察，有时连他们的家人也遭到汽油弹袭击、痛打、“火项链”酷刑谋杀，即用有刺铁丝缠住他们的手腕后，把轮胎装满汽油放置在他们的脖子上并纵火。这种典型的折磨和谋杀法被ANC及其领导者认同。（谢选骏指出：这很像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中国。）

1985年7月20日，波塔宣布36个镇区进入紧急状态。受影响的地区包括东开普和PWV区（即：比勒陀利亚、维瓦特斯兰、弗里尼欣）。三个月后，西开普也受到了影响。越来越多的组织被禁止或列入名单（某种程度受限）；很多人遭到软禁等限制。在紧急状态期间，约2,436人根据《国内安全法案》被拘留。这一法案赋予了警察和军队全面的权力。政府可实行宵禁，控制人们的活动。总统可实行专制统治，不需参照宪法或征求议会意见。口头威胁或持有政府认为据恐吓性的文件、劝说任何人旷工或反政府、在政府公布名单之前泄露紧急状况下被捕人员的姓名均属刑事犯罪，可被判长达10年有期徒刑。未经审讯的拘留是政府应对越来越多的民众动乱的常见手段。截至1988年，30,000人被关押。媒体受到审查，成千上万人被拘捕，其中很多人遭到盘问和严刑逼迫。（谢选骏指出：这很像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中国。）

1986年6月12日，索韦托起义十周年纪念日的四天前，整个国家都进入了紧急状态。政府修订了《公共安全法》，给与了政府宣布“动乱”区的权利，并允许在这些地区采用特殊手段镇压抗议活动。极其严格的媒体检查制度成了政府的主要策略，电视镜头严禁进入这些区域。国家广播电台公司南非广播公司（SABC）制作了支持政府的宣传片。随着南非内支持ANC的地下刊物不断增多，各媒体愈发反对这一检查系统。 1987年，紧急状态又往后延长两年。同时，约200,000名南非全国矿工工会成员开始了南非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为期三周）的罢工。1988年，UDF和其他反种族隔离组织的活动被禁止。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暴动大多矛头指向政府，但很多动乱源于居民之间的矛盾。很多人死于因卡塔自由党和UDF-ANC派之间的暴力斗争中。直到后来才得以证实，政府当时时而支持一方，时而又倒向另一方，以此来操纵局面。政府官员暗杀南非国内和国外的政敌；他们对涉嫌是ANC和PAC的基地实施跨境陆地和空军袭击。ANC和PAC则通过炸毁饭店、购物商场和地方法庭等政府大楼进行还击。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数据显示，1960年至1994年间，因卡塔自由党杀害了4,500人；南非安全部队杀害了2,700人；ANC杀害了1,300人。

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1990年才被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F.W. de Klerk）总统解除。

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后几年

因素

制度性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制度是由于殖民地因素所导致的种族主义以及南非“特有的工业化”而形成的。“专门为了扶持如采矿等早期产业和培养资本主义文化而设的”工业化政策导致了对人的隔离和分类。廉价劳动力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而这些廉价劳动力来自于国家所划分的农民和移民群体。再者，历史教授飞利浦·博纳（Philip Bonner）强调，由于南非经济没有制造业，因此促进短期利益的同时却限制了劳动生产效率和本地市场规模，形成了“相互矛盾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导致南非经济衰败的原因，正如“克拉克斯所强调的，由于无法同时驾驭廉价劳动力和复杂的工序，南非经济无法与国外对手竞争”。

经济矛盾

此外，种族隔离国经济上的矛盾引发了大量对国家政策的争论以及中央的分歧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殖民地开拓。当时西方国家打着“教化下等土著人”的旗号，把种族歧视和奴役制度化。这一思想可见于加尔文派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中，体现了西方的种族隔离意识形态。比如，“1933年，布朗德班市议会的行政长官执行了全面群众隔离”。与经济上类似，各政党的政策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后来随着不同的政治团体出现，其中有很多反对种族隔离，出现了“加速种族隔离制度瓦解的1984年镇区起义”等暴动，这种矛盾才得以弱化。

西方影响

西方的影响，特别是拓殖可以说是对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南非被称为“被种族主义扭曲的守旧版的西方文明”。然而，西方影响也推动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苏联的势力及其共产主义影响衰退后，西方国家不能再容忍种族隔离制度并公开挑明，鼓励向民主、自决的方向迈进”。

60年代时，南非的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日本。南非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美国、法国和英国的投资也源源不断。

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从其殖民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撤离，促进了人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南非企图阻止MPLA在安哥拉夺权失败，于1976年初从安哥拉撤军，南非的黑人学生为此庆祝。

1974年，由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和哈里·斯瓦兹签署的《马赫拉巴蒂尼信仰宣言》庄严地载入了和平移交权力和人人平等的原则。宣言的宗旨是在南非实现一个种族间和睦相处的多种族社会，强调机会均等、磋商、联邦理念和一份《人权法案》。该宣言导致了统一党的分裂，最终在南非形成了反对派政党——进步联邦党于1977年成立。这是南非第一个由为公众认可的黑人和白人政治领袖所成立的政党。

1978年，国民党的国防部长彼得·威廉·波塔（Pieter Willem Botha）成为南非总理。波塔的白人政权担心苏联会协助推动南非的革命，而且经济发展正在放缓。新政府承认投入了过多资金去维持被隔离的黑人家园，事实表明这些黑人家园是浪费财政资源的。

此外，把黑人界定为三等公民也带来了不良后果。黑人劳工是经济的支柱，非法的黑人工会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黑人仍然很贫穷，无法通过其购买力为经济作贡献，但黑人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波塔的政权认为恐怕需要一剂解药才能防止黑人追随共产主义。

1979年，尼日利亚政府称壳牌-英国石油开发尼日利亚有限公司（SPDC）把尼日利亚的石油卖给南非，尽管这样的交易既无证据可证明，也无商业逻辑可言。这一传闻中打破制裁的行为是为没收英国石油在尼日利亚的部分资产，其中包括在SPDC的股份所制造的正当理由，但真正的原因似乎应归咎于尼日利亚大选前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内政局。很多南非人在尼日利亚上学，曼德拉也多次表彰尼日利亚在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80年代时，美国和欧洲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支持南非的联合抵制行动、支持美国公司从南非撤走、支持释放曼德拉。南非成了被国际社会摒弃的国家。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再对南非进行投资，继而各国纷纷执行撤资政策。

令人瞩目的学生抗议事件：伊利诺伊大学各校区

在全美国发生了几起由学生领导的反种族隔离抗议，希望说服所在高校支持对南非撤资。1977年，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反种族隔离联盟（CU-CAA）成立后，学生们拼命地说服学校考虑撤资，先是到伊利诺伊大学基金会，后到校长约翰·科巴里的办公室，敦促他举行一场反种族隔离的辩论。虽然校长先生很犹豫，但其他大学的行政人员同意支持联盟，继而促进了1983年“伊利诺伊从南非撤资联盟”（CIDSA）的成立。这一联盟与CU-CAA合作继续进行运动。

然而，对于学生提议校董会主席妮娜·谢泼德推迟拨出学校对南非公司投资的2100万美元，学校一直予以否决。因此，1985年6月21日，学生们在芝加哥 校区组织了一次公开抗议，最后16名学生被捕。这种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导致1986年4月12日学校决定加收6.4%的学费。随后又爆发了一系列抗议，导致60名学生被捕。第二天，300名学生发起了一场“模拟暴乱”。随着反抗行动的持续，校长斯坦利·伊肯伯利于1986年9月11日提出的撤资提案被否决，继而1987年1月14日一份校董会决议呼吁实施18个月的撤资计划。虽然计划初衷是好的，但最终决定仅撤资330万美元。

三院制议会

80年代初期，波塔的国民党政府开始意识到改革种族隔离制度是势在必行之需。早期改革的驱动因素包括国内的暴动、国际上的谴责、国民党拥护者的态度转变以及人口的变化——15年前，白人占总人口的20%，而今只占16%。

1983年通过新宪法，实行所谓的“三院制议会”，在单独的议院分别给予有色人种和印度人选举权和议会席位——为白人而设的参议院（178名议员）、为有色人种而设的众议院（45名议员）和为印度人而设的代表院（45名议员）。每个院处理与对应种族群体“内部事务”相关的法律，包括卫生、教育和其他地区事务。所有关于“综合事务”（如国防、工业、税收和黑人事务等）的法律交由三院代表所组成的内阁处理。然而，白人议院占这一内阁的大多数席位，有效地确保国家事务仍由白人掌控。黑人虽然占总人口的大多数，但被排除在外；他们依然是黑人家园名义上的公民。首次三院制选举受到有色人种和印度人选民的联合抵制，当中还引发了大规模的骚乱。

波塔政权下的改革以及与ANC的接触

波塔担心曼德拉赢得民望，于是把他谴责为致力于暴力革命的极端马克思主义分子。但为了平息黑人的意见，并把曼德拉塑造成黑人和蔼可亲的领导，政府把他从罗本岛转移至波尔斯穆尔监狱，就在距开普镇不远的农村。这个监狱的条件比罗本岛上的要好。政府允许更多的访客探望曼德拉，其中包括国外人士的探望和访问，目的是让全世界知道曼德拉在狱中受到良好对待。

黑人家园被正式宣布成为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通行证法律被废除。黑人工会合法化，政府承认黑人永居于城市地区的权利，并赋予黑人在市区的房产权。很多人认为应当废除禁止种族间联姻的法律，同时废除禁止种族间性交的法律，此类法律已成了国外的笑柄。政府增加了对黑人学校的资金投入，从1968年人均投入仅为白人儿童的十六分之一上升至七分之一。同时，政府注重提高警方机构的效率。

1985年1月，波塔在参议院中发表讲话，称如果曼德拉保证以后不再就进一步的政治目的发起暴力行动，政府愿意释放曼德拉。曼德拉对此的回应由他的女儿津齐（Zindzi）公开宣读——这是自21年前曼德拉被宣判入狱以来首次对外公开的讲话。曼德拉形容暴力是种族隔离政权逼迫的结果，并认为有了民主，就再也不需要暴力。在场的听众传来阵阵喝彩和欢呼。曼德拉的此次回应使得他在国内外反种族隔离人士的心目中地位再次提高。

1986年-1988年间，一些“小隔离法”的法律被废止。波塔告诫南非白人“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尽管他曾两次在最终宣布进行重大改革之前犹豫不决，两次的结果都是撤回了这些变革。讽刺的是，这些改革反而在余下的80年代期间触发了更激烈的政治暴力行动，越来越多国内的社区和政治群体加入了反抗运动。此时，政府决定停止进行深度改革，比如解除对ANC、PAC、南非共产党（SACP）和其他解放组织的禁令、释放政治囚犯、或撤销“大隔离法”的根本法律。政府的立场是只有这些组织“宣布放弃使用暴力”，政府才会考虑进行谈判。

1987年，南非成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国家之一，而且国际上禁止南非参加任何体育赛事，令很多南非白人感到不满和失望。非洲国家中也不乏由黑人领导、白人为少数群体的例子，如肯尼亚和津巴布韦。南非终有一天由黑人当总统的传言使更多极端的白人加入右翼政党。曼德拉被转移至距开普镇不远的一座劳改场，独自住进了一座四个卧室的房子，带有游泳池，房子周围绿树成荫。他在那里与波塔进行了一次私下会面。会面时，波塔主动走向前与曼德拉握手，并主动为他倒茶，这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曼德拉比较了ANC的起义和南非白人的起义，并谈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

流放在外的ANC与国内斗争的各个团体，如妇女和教育家等群体进行了多次秘密会面。另外，一群白人知识分子与ANC于塞内加尔较为公开地会面，进行谈判。

1989年初，波塔身患中风；他于1989年2月被劝辞职。同年，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继任总统一职。虽然他一开始给人们的印象是个守旧的人，但他果断地决定进行谈判，结束南非的政治僵局。1990年2月2日，戴克拉克在议会的开幕致辞中宣布他将废止种族歧视法律，解除对ANC、PAC、SACP和UDF等主要反种族隔离组织为期30年的禁令。土地法被废除。戴克拉克还作出了首次公开承诺：释放曼德拉、归还媒体自由以及终止死刑。最终，媒体限制解除了，没有触犯普通法的政治囚犯被无罪释放。

1990年2月11日，经过长达27年的监禁后，曼德拉从维克托·韦斯特监狱被释放。

联合国安理会责令南非结束在非州西南部（即现纳米比亚）的长期干预；南非与南安哥拉陷入军事僵局；南非与古巴、安哥拉和SWAPO部队的战争规模和开销越来越大；边境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面对上述种种状况，南非提出转移控制权。纳米比亚于1990年3月21日独立。

谈判

经过1990年至1993年的一系列谈判，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最终于1994年举行了首次南非普选。

1990年至1996年，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机构逐步废除。1990年，政府与ANC召开了两场会议，双方开始真诚地谈判。这些谈判的目的是为权力的和平转接作铺垫。会议为之后的谈判定下了前提条件，但国内的局势仍然紧张。

第一场会议上，国民党与ANC协商了推动谈判的条件。会议于总统的官邸格鲁特·舒尔举行。会后，他们发布了《格鲁特·舒尔会议记录》。记录上说明谈判开始前将会释放政治囚犯，而且允许所有流放者回国。

有人担心此次权利转接会引起暴力事件。为此，各政党之间必须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方案。1991年12月，南非民主大会（CODESA）开始商议如何成立多种族的过渡政府，如何制定新型宪法，保证所有种族享有政治权利。CODESA签署了一份意向声明，并致力于建立“团结统一的南非”。

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改革和谈判引起了右派白人的强烈反对，导致保守党在多次补选中击败了国民党候选人。于是，戴克拉克在1992年3月发起了一次仅限白人的公投，决定是否应该继续谈判。结果公投赢得了68%的赞成票，为戴克拉克和他的政府注入更多信心，也坚定了国民党在谈判中的立场。

1992年5月，谈判得以继续。在CODESA第二次会议中，谈判双方提出了更强硬的要求。ANC和政府无法就过渡期间权力的分配达成协议。国民党希望在过渡政府期间保持强势地位，并有权推翻议会所通过的决定。

谈判期间，持续的暴力事件使紧张局势加剧。主要原因包括因卡塔自由党（IFP）和ANC之间的剧烈竞争、一些传统部落的爆发、以及在纳塔尔南部省份尤为多见的祖鲁和科萨的历史部落之间的本地对抗。尽管曼德拉和因卡塔自由党的总裁布特莱齐会面以解决双方的分歧，但还是无法遏制暴行。其中最严重的ANC-IFP暴力案件是1992年6月17日的博伊帕通大屠杀，200名IFP激进分子攻击豪登省的博伊帕通镇，杀害45人。目击者称那些人开着警车来，证明是警方和军队的某些分子导致了持续的暴力事件。随后的司法审讯发现目击者的证据不实或不可信，没有证据表明国民党或警方参与到大屠杀中。戴克拉克到访案发现场时，本来受到热烈欢迎，但后来突然被一群示威者围着挥动石头和标语牌。当警方试图制止这群示威者时，一列车队突然从现场加速驶过。警方开枪，PAC称其三名拥护者被击倒。然而，博伊帕通大屠杀给了ANC采用边缘政策的借口。曼德拉则认为戴克拉克作为国家首脑有责任制止流血事件，同时指责南非警方煽动ANC-IFP之间的暴力行为。这为ANC推出谈判奠定了基础，CODESA谈判在这一阶段完全中断。

1992年9月7日的比绍大屠杀使事态陷入不可挽回的地步。ANC要求把西斯凯家园重新合并到南非而上街游行，西斯凯防卫部队向游行者开火，致29人死亡，200人受伤。事后，曼德拉和戴克拉克同意会面，商量如何遏制不断爆发的暴力事件，而这使谈判得以继续进行。

右翼势力的暴乱也增添了这段时期的敌对行动。1993年4月10日克里斯·汉尼（Chris Hani）被暗杀，预示着整个国家将陷入混乱状态。汉尼是深孚众望的SACP秘书长，于1993年在约翰内斯堡的黎明公园被一名与白人民族主义的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AWB）关系密切的波兰难民亚努斯·瓦卢斯暗杀。除了在SACP和ANC中的拥护者外，汉尼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被认为是曼德拉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他的死引发了全国和国际上的抗议，但最终推动了转机的出现——汉尼死后，各主要党派更加坚定地要求和解。1993年6月25日，AWB用一台装甲车猛然冲进肯普顿公园世贸中心，当时谈判委员会正在里面进行讨论，但这并没有妨碍谈判过程。

除了持续不断的黑人间暴力争斗外，PAC的军事组织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APLA）对白人公民发动了多次攻击。PAC企图通过吸引愤怒而急躁的青年人的支持，从而巩固大会的地位。在1993年7月25日的圣·詹姆斯教堂大屠杀中，APLA的成员向开普镇的一个教堂开火，导致11名会众死亡，58名受伤。

1993年，戴克拉克和曼德拉“由于为和平结束种族隔离政权作出了杰出贡献，为建立新的民主南非奠定了根基”而被共同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暴乱一直持续至1994年大选。黑人家园“博普塔茨瓦纳”的领导卢卡斯·曼戈普（Lucas Mangope）宣布博普塔茨瓦纳拒绝参加大选。根据协商的决定，临时宪法一经生效，黑人家园将重新回归南非，但曼戈普不希望这样。曼戈普的决定遭到了强烈的抗议，导致3月10日在博普塔茨瓦纳发生了政变。尽管右翼白人干预政变，希望继续由曼戈普掌权，但最终曼戈普被罢免。在干预过程中，三名AWB激进分子被杀，惨不忍睹的照片在南非国内电视上播出并在世界各地见报。

大选前两天，约翰内斯堡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九人遇害。大选的前一天，发生了另一起爆炸案，致13人受伤。1994年4月26-27日凌晨，降下旧国旗，人们齐唱旧国歌（现双国歌之一）《南非的呼唤》，随后升起新的彩虹旗并唱起另一首国歌《天佑非洲》。

1994年大选

大选于1994年4月27日在全国顺利举行，2000万南非人投了属于自己的一票。虽然组织农村地区的投票遇到一些困难，但人们明显怀着善意，耐心等待数小时进行投票。为了给每一个人投票机会，政府额外增加了一个投票日。国际观察员们认为，此次大选是自由而公平的。欧盟对此次大选的报告于1994年5月开始编写，于大选的两年后出版，当中批评了独立选举委员会没有对投票处做好准备，很多投票站选举材料不足，以及在计票过程中缺乏防止舞弊的有效防护手段。报告中还指出“在各党代表就有争议的选票进行谈判这一关键计票阶段，不允许任何国家观察员到场”，这一点尤为堪忧。也就是说，全体选民和全世界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最终选举结果是如何产生的”。

ANC赢得了62.65%的选票，还没达到可以重写宪法的比率66.7%。400个席位中，ANC成员占了252个。国民党赢得大部分白人和有色人种的选票，成为正式的反对党。大选除了选出国家政府外，还选出各省的政府。ANC在全国九省中的七个省份胜出，国民党在西开普省胜出，IFP在夸祖鲁-纳塔尔省胜出。1994年5月10日，曼德拉宣誓就职南非总统。全国统一政府成立，其内阁由12名ANC代表、6名国民党代表和3名IFP代表组成。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和戴克拉克成为副总统。

每年大选的周年纪念日4月27日被定为名为“自由日”的公共假日。

相关法律

1911年

矿业及工人法（The Mines and Work Act）

1913年

原住民土地法（The Natives Land Act）

移民调节法（The Immigrations Regulation Act）

1944年

公民身份法（The South African Citizenship Act）

1949年

禁止跨族婚姻法（The Prohibition of Mixed Marriages Act），禁止人种不同的男女结婚；

背德法（The Immorality Act），对于跨种族的恋爱行为的限制与惩罚；

1950年

人口登记法（The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ct），规定所有人口都要按种族登记；

反共产主义法（The Suppression of Communism Act），规定政府有权查禁任何被指控为“宣传共产主义”的政党；

集团地区法（The Group Areas Act），将全国分为不同区域，划出禁止黑人居住的地区；

1951年

班图人管理机构法（Bantu Authorities Act ），为黑人建立了单独的管理机构；

防止非法定居法（Prevention of Illegal Squatting Act），规定政府有权拆除黑人贫民区；

土著建筑工人和土著服务法（Native Building Workers Act and Native Services Levy），规定白人雇主有义务在白人区为其黑人雇工修建必要的住房；

1953年

隔离设施法（The Reservation of Separate Amenities Act），禁止不同种族的人混用公共服务设施，如盥洗室、候车室等；

班图人教育法（The Bantu Education Act），将所有黑人学校收归政府管辖，终止了教会学校的存在；

1954年

班图人城市区域法（Bantu Urban Areas Act），禁止黑人在城市定居；

1956年

矿业和工作法（The Mines and Work Act），将劳工领域中的种族隔离正式化；

1958年

促进黑人自治法（The Promotion of Black Self-Government Act），即“黑人家园政策”

1959年

班图人投资法（Bantu Investment Corporation Act），建立起将必要资本转移至黑人家园的机构；

大学教育扩充法（The Extens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ct），为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建立单独的大学；

1970年

黑人家园公民身份法（Black Homeland Citizenship Act）：从1971年开始，南非政府将居多数的黑人移居到分散于南非共和国边陲地带（占该国总面积13%）的10个“班图斯坦”（或译‘黑人家园’，斐语：Bantoestan），并给予这些家园以自治权，目标是使其独立；移居到这些“黑人家园”的黑人会失去南非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但是这些“黑人家园”中的白人仍然居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越地位。南非共和国从1976年到1981年先后扶植文达（Venda）、西斯凯（Ciskei）、川斯凯（Transkei）与博普塔茨瓦纳（Bophuthatswana）等四个“国家”独立，但都没有被国际所承认。

1974年

阿非利加语媒体法（Afrikaans Medium Decree）：规定在黑人家园以外的地区，阿非利加语在学校授课中要达到50%的使用比例

在医疗、宗教、就职等其他方面都作出相当的限制。

公开道歉

以下人士之前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后来曾公开道歉。

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我以身为南非国民党领治的身份，向数百万受苦的人们致歉，这些人曾受到被捕的耻辱，数十年来受到种族歧视的不公平及羞辱。”。

马蒂纳斯·范·斯卡尔奎克：“南非国民党带来南非一部份的发展，但其也透过一个不公正的系统，使其他人痛苦”，在南非国民党投票解散后的一次短讲中提及。

阿德里安·弗洛克：曾为南非政府官员，为种族隔离的受害者弗兰克·契坎尼洗脚，以行动为种族隔离时的错误道歉。

列昂·塞尔斯：“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种族隔离是我们土地上可怕的错误，南非人没有去听彼此的欢笑及哭泣，我很抱歉这么久的时间几乎没有去听。”

……

谢选骏指出：上文把从日本、英属香港、中华民国（台湾，当时南非认中华民国为中国的合法代表）和南韩来的移民及其后代被定为“荣誉白人”一事，解释为“因为南非与这些国家保持着外交和经济关系”，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种族隔离制度期间，南非印度人被定为“亚洲人”、“黑人”到“有色人种”、甚至单一民族“印度人”等一系列不同种族，但从未被定为“白人”。事实上，印度人在南非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非白种人”，他们在种族隔离政权期间遭受严重的歧视，并被迫服从多项种族主义政策。

为什么南非白人会特别歧视“说着印欧语言”的印度人呢？

实际上，这是因为印度人口里混杂了相当高度比例的黑人血统。

同样，印度尼西亚人以奴隶的身份来到好望角，直到19世纪初期废除奴隶制才摆脱奴隶身份。他们大部分是穆斯林信徒，允许享有宗教自由并成立自己的族群/社区，名为“开普敦马来人”。他们被定为有色人种族群的一部分。同样，南非马来西亚人的后代也被定义为有色人种之一，因此被认为是“非白种人”。鉴于南非白人对菲律宾人的历史观点，南非菲律宾人被定为“黑人”，其中很多人住在班图斯坦。

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也含有高度的黑人血统。

（二）

《作为一个在南非呆了5年的人，来客观的评价一下曼德拉》（2013年12月8日）说：

得知曼德拉去世了，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主要，还是为在南非的朋友担心。

首先说说我在去南非之前，对南非人民，和曼德拉的印象吧。

没去南非之前，一直都从书本上得知中非友好，曼德拉英雄，和种族隔离作斗争等。我在国内，已经不算是个封闭的人了，也和大家一样，上 wiki，google 等，也接触很多国外媒体，大多数，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对曼德拉光辉的形象。甚至因为我最爱的偶像 MJ，深爱着曼德拉，让我也对他有着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在 tg，看到许多 tger 们对我之后对南非的印象抱以

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2005年，我到了南非，然后一呆就是呆了5年。

从我一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开始，接机的同事就告诉我，绝对不要相信黑人，他们是惯偷。当时我还想着，中非友好之类的，谁知过了1个月之后，就荡然无存了。

黑人的顺手牵羊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我的衣服，手机，钱财都被偷过。上海买的 sony 的 x1，到了南非1个月后被偷，在听 Akon 演唱会的时候，皮夹被摸掉，幸好旁边的白人挺身而出帮我抓住了小偷。

当然黑人也有好的，但我能说的是，95%的黑人都不靠谱。

为什么我要先说黑人的不靠谱呢？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南非的印象。

南非，之前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国度。如果要用一个度来描述南非，就是富得冒油。由于是产煤大国，还有煤转油技术（这个我是听说的，如果不对请不要喷我），医疗更是世界顶级，1982年全世界第一例心脏移植在开普敦完成。种种迹象都表明着，南非，这个国度，虽然在非洲，但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没有大型自然灾害，矿产丰富，白人管理有道，哪怕在世界各国对其经济制裁的情况下，这个国家还是过的非常安逸的。

然后，曼德拉当道，种族隔离取消后，这些家底，一点点的都被消耗完了。

来举几个例子吧。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等于中国的上海，约翰内斯堡的市中心，也就是上海的淮海路，现在中国人是不敢去了，白人更是不想去。因为那里已经是充满黑人，污秽肮脏，危险重重，打劫抢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南非，失去了白人的管理，越来越差了。上海的大家，请想象一下，我们的淮海路，到处是打砸抢，吸毒，卖淫，大楼因为没有维护而破旧不堪。这，就是现在的南非。

由于黑人的管理水平远远低于白人，导致很多白人在黑人上台后选择了移民到其他国家。导致这个国家的科技，经济，医疗，教育等水平出现了大量的滑坡，对不起，滑坡不能正确的描述，我甚至找不到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整体的坍塌。

比如，南非之前有3座核电站，南非的电是非常便宜的，黑人上台后发觉同时使用3台核电站，太浪费了，硬是关闭了两台。结果，到了为2010年南非世界杯建造的时候，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让电，为了给建造场馆提供电力。这时候，黑人才想到了，对啊，我们有2座核电站还空闲着呢，好吧，让我们来用吧。可是，已经没有人会去使用这两座核电站了，因为会用的白人，已经移民了。

还有，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后，就没有了黑白冲突。我亲眼看到白人对黑人警察大呼小叫的，黑人警察怕他要死。而黑人警察只敢在我们中国人面前进行敲诈。我有一次，开车去德班玩，当时开了140，被拦下来了，按理应该交罚款，但警察竟然说要我帮他买 cold drink。。。最后他要了50兰特，走了。当时，这50兰特，等于人民币50元左右。。。

虽然我是2005年才到南非，已经很晚了。种族隔离已经取消了很久了。但从我亲身经历的朋友，同事来看，他们都非常怀念之前的生活。因为之前的生活，他们富饶，安全。

如果你们以为只有白人和中国人的以往既得利益者才会怀念过去，那么你错了。我因为比较喜欢观察，我接触到的不少黑人，他们也喜欢过去的生活。因为现在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很好理解。本来，白人高高在上，他们黑人大多都一样贫穷，其实也不贫穷，只要他们努力，还是有工作的。而现在呢，黑人高高在上，没有关系，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因为现在只要有关系的黑人都一夜暴富，BEE 计划，黑钻石的横空出世，让他们感到极为的不公平。而他们本来所期待，拥护的政府呢？对他们冷漠，毫不关心。所以底层的黑人生活一点都没有得到改善，而得道成仙的黑人，变本加厉的贪污腐败，导致这个社会更加的腐朽。所以他们也看不到希望。

所以说，把南非交还给黑人，是一种错误。我虽然是人权主义者，崇尚民主，平等，我同意取消种族隔离，但现在黑人当道，反而让整个南非一步一步“津巴布韦化”。过度的注重黑人掌权，只会让这个曾经美丽富饶的国家越来越差。

就像我在刚刚提到那样，有一部分还是抱着对南非的黑人的能力有期望的态度，那么我来说点事例吧。我尽量以客观的态度来描述。

在我05年到了南非后，就出了一件事情，大概是05年年末左右，南非的官方，应该是卫生部的一个高管，女的，竟然在一次世界性的艾滋病会议上认真的提出，她说大蒜可以有效治疗艾滋病。其实曼德拉上台后，有一个被广为诟病的地方就是对艾滋病的态度。有南非人甚至诅咒说，看来只有当曼德拉的家人有艾滋病了，他才会重视起来。

然后，我们伟大的现任南非总统，MR. 祖玛来了~他长的也的确像我们玩的祖玛游戏里的那个蛤蟆啊~哈哈。他在被选举为总统之前，竟然强奸了一位艾滋病患者少女。事后，他竟然说，他事后“洗澡了”。

很多人说，你就是一个外国人，在南非就住了5年而已，怎么才能客观，真实的反应情况呢？

我这里和你们说吧，这5年里，我除了圣诞回国4周，其余都在南非。其次，我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因为我的天性就是喜欢观察。再者，我和其他有些中国人不一样。他们有些是只在南非的批发城里工作，接触的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或者南非的批发商。而我，生活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相对高档的地方，踢球的时候也会和黑人，白人一起玩，交流，我也喜欢和公司里的白人，印度人，黑人交流。可以说上至富商，高管，下至黑佣，黑人搬运工我都和他们或多或少的聊过。当然我不是说我很全面，但至少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感受吧。

一次和南非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的一个研究生聊天，听他说，他在研究的是从微生物里提取燃料。可见，南非的科技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我再来说说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发展要素——高速公路吧。

南非的高速公路，曾经是全球排得上名次的（这点是听南非人自己讲的，有待考证）。而我接触下来，的确，你地图上随便点一个地方，只要不是太邪门的，基本都是高速某个口下来，拐几个弯就到。以至于南非人竟然不记路名！（这点是我根据自己的问路经历推断的，如果不对请原谅）我曾经为了找一条路，问了不下10多人，他们竟然都不知道！包括超市，加油站，路上走的行人。。。而有一次晚上和朋友一起去玩，这个朋友是当地的南非人，竟然也不知道路名，他们记路的方式就是什么什么出口下高速，然后几个红绿灯后转弯之类的。这从侧面反应了南非的道路是非常发达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可是在这良好的高速公路下，也能反应出南非渐渐走下坡路的迹象。因为南非的高速公路上一直都要跑大型的货柜车，这导致公路会时常出现坑坑洼洼的破损。本来一旦出现破损，基本上一周之内都会补上，而随着日月的推移，修补的速度越来越慢，有些甚至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修补。同理，红绿灯损坏后，修理的速度也放慢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那就是说公共事业的基本维护都已经得不到保障了。

一些我本人的话；其实我今天写这些，是基于我对南非的回忆。我并不是要来影射，延伸什么。因为要知道我们和黑人完全不同。我不下100次的听到，如果让中国人来移民到南非这块土地的话，那么一定会爽死！没有任何的自然灾害，土地肥沃，矿产丰富，风景秀丽。南非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度，我至今还是这样认为的。同理，还有一点我坚持的就是曼德拉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请不要拿任何人来和他比较，他们不配。你们如果有条件，可以去搜一下，曼德拉出狱时的南非，南非是多么的岌岌可危。同一天里，白人警察被杀，黑人民主领袖被杀，内战，内乱一触即发。全世界我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像曼德拉那么有号召力，亲和力，威力，影响力，感染力来重新凝聚起整个国度的民众，重新冷静下来，成功阻止了内乱。至今我认为整个历史长河里，这样的人都不会有第二个。

但我不得不说的是，看到一个如此美丽的国度一步一步走向衰败，真的觉得可惜。请别拿看一个国家的发展要几十年，几百年来说事，从种族隔离取消到现在也已经有小20年了，南非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走下坡路，而没有一点点复苏的迹象。同样，这样的结果，不能由，也不应由曼德拉来承担。有兴趣的人应该去观察一下最后一届白人总统的所作所为。其实历史是没有如果的，南非本应有很多发展的方向，现在的发展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不不不，我的感受是，绝不是最好的，也绝不是最坏的。

南非的混乱真的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请的。

比如，监狱管理。这个本应该是最严肃的地方，但可惜的是，还是出了问题。

我记得有个黑人，残忍的杀害了中国人，结果审判用了大半年。当华人认为终于尘埃落定可以让凶手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时候，监狱竟然说找不到这个被关押的犯人了！

很多人都说人是平等的。的确，黑人，白人，我们华人（黄人）都是平等的。但拔苗助长的处理事情就会得到灾难性的后果。上面的监狱的例子就很好的反应了问题的严重性。自从种族隔离取消，黑人掌权后（注意，我这里没有说曼德拉上台），整个南非弥漫着让黑人翻身做主人的气氛。这本应该无可厚非。但有时候，度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有必要岔开一下，说一下南非的邻国，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是我们不大熟悉的国家。这不怪我们。我们教科书上说的本身就少。而从我来到南非后，因为津巴布韦是南非的邻国，所以也或多或少的得知了一些这个国家的往事。

本来，津巴布韦是个非常好的国家，甚至可以和南非媲美。可是，one day，黑人掌权了，尤其是总统穆加贝上台后，鼓吹令人恐怖的 LAND IS OURS 的政策。不分青红皂白的驱赶任何白人，甚至当时有点资产的黑人阶级。我亲眼看到纪录片里，白人被赶出他们的住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别墅被推土机推到。还有，在繁华的购物中心，突然，一群黑人冲进去，肆意殴打，砍杀他们能见到的任何白人。这不是在演戏，不是生化危机，而是惨痛的事实。结果呢？好，白人怕了，基本都退出了津巴布韦，把整个津巴布韦的 land，“还给”了黑人。事后，大家都可以看到结果，他们的经济怎么了。你可以在电脑前，说着风凉话，看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少50年。我这里只能愤慨的指责你的无知和自私！如果那天，我们中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你还能悠哉悠哉的在电脑前吗？别的不说，当你的房屋被这样推土机推到的时候，你能说，啊，没事，我现在的确过的不好，但要看50年，甚至100年后，我的发展！（谢选骏指出：这篇文章的作者太小了，不知道这正是毛泽东时期的共产党中国所发生过的事情！）

我是个短视的人，请你们原谅我。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好坏，是给活在当下的人感受的。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南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南非会“津巴布韦化”。尤其是祖玛上台后，这种感觉更加浓厚。原因有二。

1.祖玛的前任姆贝基，至少在国外留学过，思想开化，容易接受和接纳西方的那套系统。（事实上也证明了，在姆贝基的带领下，那个时候的南非的退化还不是那么明显。）

2.祖玛在上任之前就有过强奸案，而且他有个部下，名字忘记了，是负责青少年的，就和我们的共青团员一样的性质。此人是极端主义者，推崇津巴布韦的穆加贝的 LAND IS OURS 的极端政策，希望把白人都赶出南非。

在祖玛的任期里，世界杯的成功举办的确让南非人自豪了一把，甚至，他们在成功举办了世界杯后，还想举办奥运会。我客观的说，如果奥运会等大型运动会要在非洲大陆上举办的话，南非是不二之选，因为别的国家要么太小，要么就太穷。没有一个比得过南非的。

可是，让我们揭开南非世界杯的华丽外衣，来看看他这层外衣下面的丑陋吧。

我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实，估计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先生会伤感一下吧。

08年的时候，布拉特先生作为官员要视察南非准备世界杯的情况，在德班要举办一个会议。就在他在约翰内斯堡机场转机的时候，遇到了他的一个好友，这个好友恰好是从南非的开普敦打好高尔夫，打算回国的。经过布拉特先生的热情邀请，这位朋友被说服了，去参加在德班举办的这个会议。

结果呢？

死了。这位朋友在德班遇害。原因是因为他被抢劫了。。。

好，说到这个，我将在下一节里，说说在南非的华人的遭遇吧。。。

大概也是08年的时候吧。南非军队开始军演了！是的，你没看错，他们想通过这个军演来鼓舞士气。军演中有一个环节，是展示一下重型机枪的操作。整个操作的团队是20人，结果因为误操作，机枪失控，伤了18人。仅有了2人毫发无伤，是因为他们是操控机枪的人。。。

以上，你不是在看笑话，是事实。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南非。

然后有次，我在开普敦旅行的时候，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他们的海军不堪一击，因为他们海军里有很多人都有艾滋病。

我和这位向导聊了很多。其中有个小插曲。他是白人，对自己是南非人还是有点自豪的。有次，我们提出要喝水，他直接接了 tap water（自来水）出来给我们，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去接，而是执意要去超市买饮料喝。他有点不理解，重复了好多次说南非的水很干净，他从小就直接喝的。我就和他讨论开来，原来他们很早就用那种塑料的水管来供水了，的确水质不大会二次污染。但后来我问了他，这水管现在有谁来维护？我相信水是干净的，但我怎么保证水管是干净的呢？他不响了。。。

这就是南非给我的一个印象，他们一直在吃老本。等到老本吃完了，这个国家将走向何方？

接下来说说南非华人的遭遇吧。

他们的处境越来越糟。

本来，盗亦有道，南非黑人来抢劫，只要你配合，基本上是不会受到伤害的。而随着犯罪的越来越多，受到伤害的华人是越来越多。开车，基本不敢停，不然马路旁边窜出来的黑人会敲碎玻璃窗来抢劫，高速公路上晚上会有大石头放在马路上，就是让你车子出状况，停下来，就被打劫。走路？你想都别想。人家用刀，都不好意思来打劫。曾经有个旅行团，到约翰内斯堡，本来下午去太阳城玩，中午饭就在一个中餐厅里吃。结果呢，被打劫。其中一个某省的高管被扇了好几个耳光，才依依不舍的掏出厚厚的美金。后来推断，可能是这个餐厅里的某个黑人服务员是内奸，通知了歹徒。

同理，有个某中国建筑公司，两个人去银行提取钱发工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用现金来发工资。。。总之，当他们拿好钱，在高速公路上，被两把机枪扫射而死，据说因为开枪迅速，所以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后来破案，是银行内部的职员通报了歹徒。

这种例子太多，每年基本上都要死掉10多个华人，这还是上报纸的，有些华人，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黑身份，做偏门的，死了都不敢报。

他们还喜欢看到中国人的车子（车牌大多都是6啊8的）就故意追尾，当你下车检查的时候，他们就打劫你。总之，没有你想不到的。

好了，说完歹徒，说说南非的警察。

有事找警察。这事在南非行不通。

警察一直临检，检查到中国人，就全车搜。搜出现金就没收，理由大量资金来源不明。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个朋友，他们被拦下，夫妇。两人分开临检。男的被骗说女的有问题，要交几万元，女的被骗男的有问题要坐牢，也被骗几万元。

而且，一旦发生任何抢劫，警察是最晚来的。最先赶来的是 ADT 等保安公司。所以说国家的警察都如此腐败，这个国家还会好到哪里去？

再来更新一下，因为我的脸书上有很多南非朋友，他们毫无例外的都怀念曼德拉，所以说曼德拉是个伟人，没错。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极为高尚，无比荣耀的。

今晚，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市的曼德拉桥，将打开全部的灯，来纪念这位伟人。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关注南非对于曼德拉的怀念活动的话，可以看以下网站

即兴的说两句。

曼德拉对于南非的爱，是巨大的，深厚的。

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本来要露脸的，可是因为他的孙女在前一天车祸死了，所以没有出席。

当闭幕式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在场的人有多激动吗？我不是在 SOCCER CITY 现场看的，我是在 MONTE CASINO 的巨型广场里看的。在场的人都动容的哭了。

要知道一位老人，在一个月前失去了孙女，然后那几天好像身体也不好，还依然出来，为南非世界杯加分。这真的是太感动了。

现在的南非，在世界上的地位，很多都是因为曼德拉。现在曼德拉，这个 icon 没有了。。。我真的不知道南非会怎么样。我希望南非加油吧！

早上看了几个回帖，有些误解了我对曼德拉的看法——曼德拉是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虽然随着他的过世，网上已经有挖到并公布了他的黑历史什么的。但我觉得从他事后，上台后的表现来看，伟人，是无疑的。

让我们把时光转回到一触即发的日子。同一天，早上白人警察被黑人拦下，在这几名警察已经明显受伤没有任何抵抗力的时候，被黑人残忍的枪杀。

下午，黑人的一个民主领袖，被白人所杀。

整个南非一触即发的内战，内乱笼罩着平凡的民众。可以说，无论哪一方提前发出一枪，那么今天的南非就绝不是这样的。

晚上，曼德拉发表电视讲话，凭他一己之力（真的是一己之力，没有第二个人），把南非的黑白两方都稳定了下来，事后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以上的事件，哪怕是放到今天，大家可以看看埃及等各大非洲的冲突，运动，高低立判。

可以说曼德拉上台后的南非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他本身很多是不懂的，所以在经济上，他邀请了白人来管理，很多地方都包容了白人。这点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比，高低立判。

然后的南非就逐渐的开始走下坡路了，这点不能归咎于曼德拉。我以后会说。

我这里就请大家再想想的是，大家都说如果没有曼德拉，南非也会取消种族隔离。那就说明你们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了南非的发展上。以我对南非的了解，曼德拉是一个奇迹。从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律师，变为现在的地位。。。

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曼德拉在一开始，就被白人杀害了，而不是被养到后来，顾及太多不能杀害。大家也可以想象，曼德拉一出狱就运动革命，通过暴力上台，然后又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南非，是个非常复杂，独特的环境。从白人极端的掌权，到现在黑人掌权，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这，不是单单的政权交换那么简单，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其实，是很有研究的意味和乐趣的。

一个伟人，并不一定是一个能人。曼德拉的优点是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他在的时候还是很放心大胆的继续使用白人。

而之后的几位领导者，只能说一蟹不如一蟹。姆贝基还算好，但祖玛就。。。呵呵厚了。

曼德拉为南非黑人争取到的是平等的权利。这在主流世界上，是被完全认可的。

但你们想想，如果哪天，某个南非领导人为南非黑人争取到更多，比如 land is ours，要把白人赶出南非等等。这些都已经和曼德拉的初衷相违背。但这一天非常有可能到来。

我再来举个极端的例子，你们觉得黑人在美国，现在在争取平等，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得到了平等。但哪天，他们突然说，美国的一切都应该是我们，你们是不是会觉得他们疯了？

回到南非，现在已经很很多南非高管里有这样的风气了，只是，仅仅是因为邻国的津巴布韦的惨状，才让这些极端的人有所顾及和收敛。当然，你也可以冷眼看世界，反正南非就是黑人的，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那为什么美国不还给印第安人呢？

历史进化到现在这个状态，已经很难说一个地区是谁的了。一味地排外才会让自己倒退。

还有，我看到回帖里有说这几年南非的经济怎么怎么好转。

第一，他是在吃老本，本来就快吃完了，谁知道世界杯救了他一下。

第二，随着祖玛的上任，南非离欧美越来越远，而离中国越来越近。中国反正又不差钱。。。你懂的。

目前很多南非的问题都没有暴露出来，很大的原因就是南非在吃老本。

……

谢选骏指出：种族隔离是否合乎自然？是的。

但是文明破坏了这一自然，把不同的种族混杂到一起，于是多样性受到了侵蚀，五彩缤纷变得色泽单一。“灰扑扑”的就是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写照。这先在印度、后在南美，得到了预先的展示。

破坏种族隔离，迫使人类走向回头。一万年来的城市扩张历史，不断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人为地逆转这一趋势，也并不能获得成功。因为这是在违反自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逆反，一种“反反自然”。

【075、种族平权就是种族歧视】

《美司法部刚刚宣布！废除大学种族平权》（2018-07-03 今日新闻网）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辛斯3日下午宣布，废除24项不必要、过时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一项鼓励大学在招生时将种族纳入考量的指导方针。

美国司法部3日宣布，废除鼓励大学在招生时将种族纳入考量的指导方针。美联社

在司法部发布新闻稿之前，多家媒体报导，美国川普政府将鼓励美国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忽略学生的种族因素；此举将推翻前总统欧巴马对于“平权措施”（Affirmativeaction）的政策，欧巴马政府鼓励大学在审核入学申请时考虑种族因素，以促进校园多元化。

塞辛斯透过新闻稿宣布，废除24项不必要、过时、不符合现行法律、或其它不当的指导文件。

塞辛斯表示，过去的政府机构经常在没有任何公告或评论期限的状况下，实施新的规定，只要致函或在网站上发布指导文件即可；这是错的，这不是好政府的作为。

塞辛斯说，因此川普政府开始废除不当发布的指导文件，或不符现行法律的指导文件。

司法部的新闻稿列举废除的24项指导方针，其中有七项与教育机构考虑种族因素相关，包括欧巴马政府于2011年提出建议学校在招生时考虑种族因素，以促进校园的多元化，以及2013年、2014年、2016年法院对“费雪诉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一案的相关文件等。

白人学生费雪2008年控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质疑学校因她是白人而不录取，最高法院2016年裁决支持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依“平权措施”的招生作法。

谢选骏指出：种族平权就是种族歧视，如果大学废除了种族平权形式的种族歧视，那么像奥巴马夫妇这样凭借低分获得优势的人就比较难以进入大学就读了。当然，仅仅在大学里废除平权措施是不够的，应该全面废除平权措施，这才公平。

《美国的平权法案》记载：

在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又称为积极平权措施，是指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法律要求的平等机会。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在“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上对雇员或就业申请人的歧视。例如美国劳工部提供的扶持行动包括宣传活动，有针对性的招聘，员工和管理的发展，以及员工的支持计划。

美国政府自1960年代推动扶持行动，以纠正历史上与之相关的有明显歧视的缺点。法案进一步推动是要确保公共机构，如大学、医院和军队的扶持行动，更是扶持他们所服务的人群得到平等对待。扶持行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扶持行动采取了一些政策，如种族配额或大学入学的性别配额，被批评为“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一种形式。

起源

美国最高法院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依据宪法中的保障原则来保护黑人公民权利的行为。虽然宪法已保障少数族裔及性别的权利，但不少在职业及教育上仍然受到歧视，公民权利并没有获得保障。

兴起

美国平权运动是1960年代伴随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性革命等一连串民权运动兴起的一项社会运动，并于民权法案通过后进一步扩大。

1965年由民主党政府的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起，主张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等情况下照顾如少数民族、女性等弱势群体，是一个特定时期“种族优先”的法律，保障他们不会在教育及工作方面受到歧视及不公平对待。

争议

随着时代的变化，平权法案的含义也在不断的变化，从字面理解，平权措施起初旨在支持帮助少数及弱势族群。

赞同者认为“平权法案”可以消除歧视，避免历史倒流，从而达到平等。

反对者认为：即使由于个人命运的不幸，也不允许普遍优待公民中的一个整体，保障少数及弱势族群变相让他们有特权及优越待遇，且并不会实质上消除歧视。以及部分亚裔认为，现实中的平权法案不仅不保护作为少数族裔的亚裔，反而对亚裔的伤害多于对白人的伤害。甚至在一些情况下，白人将从中受益。

教育领域

由于平权法案的推行，美国教育领域的形势有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有的教育和研究项目，走到了不是少数族裔就不能申请进入的境地。对少数族裔的优惠，在某些方面似乎过了头。以著名的密西根大学为例，新生的入学总体评分，必要的毕业考试SAT成绩，满分占18点，而少数族裔种族优惠分就占20点。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非常用功的非少数族裔青年，在SAT考试中得到满分，1600分（大概在0.5％左右），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么他／她将在总分上低于一个没有SAT成绩的少数族裔青年。当然这是理论上的逻辑说法，实际不会发生这样离奇的事件。但是，过中的问题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密西根大学两个白人学生在2005年为此诉诸法律，状告学校当局，歧视白人学生。几经周折，这个案子最后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由于明显的不合理，近来不少重要大学先后取消或者是修改了若干“歧视”少数族裔学生的项目。其中包括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大学，爱荷华，北卡州等等。

不少白人及保守派认为，这种平权运动矫枉过正，形成了一种对白人和男性学生的“逆向歧视”。也就是在高等教育入学时任何一个孩子都可能在考试分数高于一个黑人孩子时遭到拒绝，而考分相对较低的非裔美国人孩子可能被录取。加州大学首先将废除平权法案提上议案，并在1995年正式停止实施在招生中优惠少数族裔和妇女。

现状

目前亚裔是教育平权思想最大的受害者。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中，亚裔的录取者的SAT成绩需要比白人西裔、非裔的成绩分别高出50、235、280分。哈佛大学的录取中，亚裔需要比白人、西裔、非裔分别高出140、270、450分。

在加州大学系统尝试提出教育平权法案SCA5的2014年，加州大学录取的新生除去国际学生和种族不明之外，29%是白人，41%是亚裔，25%西班牙裔，5%非洲裔。而根据1996年的人口出生数据，当年达到入学年龄的学生中34%是白人，11%是亚裔，47%西班牙裔，7%非洲裔。因此如果加州大学引入种族配额，亚裔将承担所有成本，而白人将和其他族裔一起从中受益。

就业

在美国，工资最高的公司中，排名前五的谷歌、Salesforce、脸书、微软、NetApp中，亚裔/白人/西裔/非裔的员工比例分别是32/59/3/2%（Google）、24/65/4/2%(Salesforce)、36/55/4/2%(脸书)、31/58/6/4%(微软)、24/66/5/3(NetApp[20])。而根据推算，美国的劳动力中这四个族裔比例分别为6/64/17/12%。因此就业平权如果在这些公司推广，则亚裔仍然首当其冲，而白人将不受影响或略微获益。

同样根据，亚裔/白人/西裔/非裔的中位周薪分别是$993/835/604/641，全国中位值为$809。因此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就业收入的平权，亚裔依然将受到最严重的冲击。

谢选骏指出：如果不仅在大学里废除平权措施，而且在社会上全面废除了平权措施的种族歧视，那么像奥巴马这样凭借低分优势的人，就比较难以进入白宫了。

【076、种族歧视是人类进化的杠杆】

《种族偏见，歧视和信誉》（右撇子的博客 2017年1月5日 ）报道：

反对种族歧视可以说是政治正确的一条最重要内容之一了。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人们争论的话题。特别是川普竞选期间的言论，引起了很多争议。种族歧视的确对不少无辜的少数族裔造成了伤害。一些人莫明其妙地受到了牵连。政治正确的出现，其实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国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性地禁止人们对个人做出基于种族的不利判断或评价。这种做法当然是人性人道的体现，也有科学的根据。街上也许有很多黑人罪犯，但你遇到的某个具体黑人未必是罪犯，说不定他比你更道德高尚。以种族为理由对人做出判断的确有误判的极大可能。因此政治正确有绝对的必要性，否则你我都有可能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但是，非常显然，种族歧视问题在西方社会依然存在，近来极右势力甚至有卷土重来的苗头。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为什么前几年这个问题不太严重，最近几年突然严重起来了？是西方人忽然变坏了吗？

我觉得西方人并没有变坏。在多年的政治正确的指导下，西方世界接收了多少世界难民！承担了多少人道责任！但为何人们的感受有点不同呢？为何种族歧视的事件不断出现呢？为何种族歧视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担心的问题？问题都是在歧视者身上吗？

如果你认真地审视一下歧视现象你就会发现，歧视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不同种族之间，也存在于同一种族之间，或者不同的地区之间。中国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比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欧白人对东欧白人也会有歧视，可能只是程度小一点而已。事实上，只要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偏见就无可避免。偏见一产生，歧视必然跟着来了。因为，这是人性！

“种族偏见”根植于人性之中，谁都无法避免。 

人们认识周围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归纳总结。人们通过归纳总结，可以找到认识对象的共性特点，这是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例如，人们发现有些蛇是有毒的。当不少人被毒蛇咬死后人们就归纳总结出一种认识：蛇是有毒的，会咬死人。于是人们就长了知识，就聪明起来了。下一次遇到蛇就会采取防范措施。所以，这种思维方式是根植于我们的思维之中，是智慧生命的表现之一。只要我们还在学习探索，我们就无法避免这种思维。归纳总结可以说我们认识周围世界的一个无法抛弃的重要方法。 

但也非常显然，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缺陷的。因为并不是每一种蛇都是有毒的。有的蛇并没有毒。据说，大多数蛇是无毒的。因此，“蛇是有毒的”这种认识其实就是一种偏见，对无毒蛇来说，是一种“歧视”甚至“侮辱”。所以，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大概都不会反对我的结论：“蛇是有毒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一种偏见，但却是被广泛接受的偏见。 

但有趣的现象是，也许大家都承认“蛇是有毒的”这种认识是一种偏见。当大家看到一条蛇真得向你爬过来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紧张起来，都以为你遇到的蛇是真有毒的!   这时候，“偏见”是绝大多数人的正常反应，只有极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士才会不带偏见地，理智的去查证来蛇是不是真的有毒？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实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有限能力所导致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内心里其实也知道，"蛇是有毒的"这种认识是一种偏见。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去详细分别具体哪个有毒？哪个没毒？蛇的种类很多，要想准确区分每个蛇种必须投入很多时间精力，甚至特别的训练，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做不到。事实上，我们的绝大多数知识其实都带有“偏见”，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的偏见消除！人的偏见只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偏见是无可避免的!只有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一个人才可以做到相对地无偏见！因此面对向你爬过来的蛇，普通人是没有那种能力和条件客观公正地区别对待毒蛇和无毒蛇。无毒蛇，很不幸，无可避免的被人们当作毒蛇剿灭了。如果无毒蛇会说话，它们肯定会向人类抗诉：“我无毒，人类为何对我如此仇恨如此偏见？”因此带有偏见的“归纳总结思维”，虽然人们知道有缺陷，但人类无法抛弃! 

人性中的这种偏见心理非常明显的表现就在于对商品品牌的认识。对这个问题，本人已经作过说明，请参看国家民族品牌的效应一文。总之，人们对各个种族的看法也类似于对不同的商品品牌的看法。华人，黑人，墨人，白人，等等，就相当于不同品牌的族群，在人们心中会有不同的品牌观感。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归纳总结方法。每一族群的每一个个体表现汇聚起来就构成人们对你这个族群的总体看法和印象。有人对某一族群印象好一点或差一点，这是正常的心理，就像人们对不同的商品品牌印象有好有坏一样，这是正常的思维和心理。 

就象我在文中提出的那样，商品品牌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偏见，但却是一种合理正常的偏见，这道理就跟人们对蛇的偏见一样。并不是好品牌的每一个产品都是好的，也不是每一烂品牌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烂的。但却有一个概率问题。好品牌遇到好产品的概率高，所以人们更信任好品牌。 

人们对不同族群的看法，其实就是遵循着这样的思维。人们对黑人的看法比较负面，因为黑人里有问题的事情太多了。当你遇到你所不认识的黑人时，黑人的品牌问题可能就会展现在你眼前。这对那个特定的黑人而言，可能的确不公平，就像无毒的蛇受到人类不公平的对待那样！同样的道理，你遇到一个白人，你可能就会给予更多的信任，因为白人群体总体上讲问题比较少，即使那个白人事实上是骗子流氓。这样的思维习惯其实就是基于“归纳总结思维”的。这的确是一种偏见，却又是无可避免的！ 

政治正确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政治正确的出现是在民权运动之后，目的是想克服“偏见歧视”带来的不公不平。政治正确反对种族歧视的设计，很大一部分也是出于人道人性考虑，是要照顾弱势群体。这种设计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体现了现代文明的价值。弱者在很多情况下需要照顾，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帮助。但这样的制度设计，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道考虑，是一种人为的，人造的价值，并不一定符合自然的认识规律。现行的政治正确提倡的种族平等有点象是强行推行“品牌平等”，无论哪种种族品牌，信誉如何，一律强调“品牌平等”。你不能讲这种品牌比那种品牌好，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或者有XX至上的疑问。例如，你不能讲白人比黑人好，即使白人的各种信誉比黑人好，否则你就有歧视或者白人至上的嫌疑。这样的设计就是完全摈弃了团体信誉的因素。我们强调了一种平等，却产生了另一种不平等。这可能就是政治正确在反对种族歧视的设计的一个重大缺陷。 

在政治正确实行多年以后，从法律意义上讲，西方社会基本上做到了其实只是“种族品牌平等”，而不是真正的种族平等(真正的种族平等可能永远做不到)。所有品牌，不管信誉好坏，即使是滥竽充数的品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但是，这样强行推行“种族品牌平等”是违反人们的认识规律的，违背人们正常的“归纳总结”思维的。不同的品牌表现显然是不同的，宝马车的各种性能显然比国产东风车好多了。现在你用法律的条文规定，宝马牌必须与东风车同等对待！滥竽充数的品牌必须与优质品牌同样的机会。因为这种强制的法律跟人们生活中的真实体验是有出入，所以人们心中的种族偏见不会因为这样的强制法律而消除。这种矛盾就是目前的政治正确无法调和的矛盾，也是种族歧视问题将长期存在的根源！

解决种族歧视问题的关键是提升本种群的信誉程度，也就是提升自己的品牌声誉！

宝马车之所以受人追捧，不是因为德国人有枪有炮有象美国那样的国际影响力，而是因为其事故率极低，或者有其它别人无法做到的特征。日本人刚开始接触西方人时，可能也被歧视。但当高质量的日本汽车电及其政治体制被西方人接受时，谁还会歧视日本人了？

如果你分析一下种族歧视抱怨多少的种群分布，人们就会发现，越是种族品牌声誉差的族群，对种族歧视的抱怨就越多。在当今美国，我们经常听到黑人抗议种族歧视，穆斯林害怕被歧视，大陆华人也有很多人抱怨，但很少听到日本人，新加波人抱怨，台湾人抱怨的也很少？为什么？这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日本人，新加坡人在西方人心里已经建立起了品牌声誉。他们守规则，讲信用，可靠。反观黑人，穆斯林的族群，各种问题一大堆，就像是问题层出不穷的品牌，谁敢买这样的品牌商品？所以，种族歧视问题，其实与种族品牌信誉问题密切相关！

因此，要想在世界上避免受种族歧视的害，光靠抱怨别人歧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提升自己族群的信誉，也就是提升自己族群的品牌声誉！如果红旗轿车向别人抗诉为什么大家不买我的，却去买宝马，责之为歧视，那只能是笑话！

以我们华人为例。谁对华人的品牌信誉影响最大？其实就是号称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共政府，以及在海外的每一个华人。当中国人与世界文明价值相对抗的时候，当华人在西方世界行骗的时候，我们华人的品牌声誉就受到了伤害。有人嘲笑别人捡垃圾，当洗碗工。其实，捡垃圾洗碗工，也许失去一点脸面，但不会影响中国人的信誉。但中共在国际上实行流氓行为，以及国人的欺诈表现，这就将导致华人信誉受损。西方社会是信用社会，但中国是典型的耍小聪明社会，整天设计别人自以为聪明，结果信用破产，这就给真正的极右势力找到了借口，这才是造成华人被歧视的深层原因。

穆斯林和黑人社区其实也是这个问题，只是问题更严重。几个极端穆斯林，打着穆斯林的旗号，把世界搞得不得安宁。这些人的表现严重地伤害了穆斯林的信誉。一当某个族群的信誉危机来到的时候，这个族群的普通人就成了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对这个现象，人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解释。一个指责歧视者，一个是反省自己败坏信誉的行为，哪一个更能解决问题？大家可能可以从最近三星公司解决手机电池爆炸的事件中得到启发。

三星公司的那款手机连续出现电池爆炸。所谓连续，也就是几个吧！不上十个吧！绝大多数手机还是好的，至少99%以上是好的，没问题的。如果三星公司指责别人污蔑99%以上的那款手机，其理由根据也是非常充分的，完全站得住脚的！但三星没有这样做，而是毅然承认错误，回收所有手机，这是保护自己信誉的断腕手段。只有这样才会让人们重新拾起对三星品牌的信心，人们才不会歧视三星品牌！

反观穆斯林社区。人们听到更多的是人们如何歧视穆斯林，但很少听到穆斯林世界如何动员起来打击极端穆斯林。如果在美国和欧洲的穆斯林社区能够集体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坚决反对极端穆斯林的恐怖行为，我相信人们对穆斯林的恐惧就会大大减少。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出现。穆斯林社区自己对极端穆斯林的恐怖袭击不大作为，任凭自己的信誉受损，却在指责人们歧视他们。这种指责当然有道理，也有根据。但这样的道理和根据就跟三星公司指责人们污蔑诽谤99%以上的好手机的道理是一样的，那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们华人也面临者同样的问题。当今最大败坏华人信誉的就是号称代表中国人的中共政府。当绝大多数华人都跟中共哥俩好，眉来眼去的时候，我们华人的信誉就已经受到了损害。将来华人被无辜怀疑充当中共间谍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本人在等待下一波反华浪潮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现在川普开始对中共国强硬起来的，这在我看来一点都不奇怪，总有一个美国总统会这样做，不是川普就是其他人！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仔细分析了“歧视的现象”，但却没有没有透入“歧视的功能”。在我看来，从人文主义和科学分析的角度讲，种族歧视是“生物进化的杠杆”，也就是说，透过歧视的压力，迫使遭到歧视的一方进入强制性的学习，最后在压力下进行选种，从而改变了进化方向。所以人们的皮肤会变得越来越白，腿越来越长，头越来越大……而这些，有时的极端形式，就是通过种族灭绝的途径来实现的。

社会歧视也是如此。它迫使人们遵守某些规范，让精力发挥到比较无害的方向上，从而推动了社会秩序的强化。尽管，这常常以牺牲某些族群、阶层、家族、个人的利益为代价。例如，中国千年的外来统治，使得奴性种族得以繁衍，而野性基因在生物层面上受到了抑制甚至歼灭……

在这种意义上，不妨把现在流行的政治正确主义，看作是对于达尔文主义的限制和反动。

【077、种族是文明的基础】

《组图：美国穷困之地的华裔》（2018-05-26 在人间）报道：

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第四代华裔移民泰勒·庞站在一大片棉花地中间，刺眼的阳光让他皱起了眉。泰勒·庞生活的密西西比三角洲是美国最穷困的地区之一，但在一个多世纪前，这里也曾吸引一波中国人来此定居，并逐渐站稳脚跟，最终形成一个“独立世外”的特殊华人聚居区，他们被称为“三角洲华人”。2017年10月，两位亚裔摄影师安德鲁·龚和伊曼纽尔·韩踏上密西西比三角洲之旅，得以了解到这个群体鲜为人知的故事。

密西西比三角洲曾是一片富饶的土地，这里孕育出一望无际的棉田、旷郁的蓝调音乐，也充斥着种族歧视以及黑人的血泪。但在20世纪，他们中还有一个鲜被提及的群体：华裔美国人。他们在白人与黑人的夹缝间求生存，上百年来，深深扎根于这片遥远的南方农村腹地。图为一名男子独自在密西西比河边钓鱼。

两名摄影师驱车经过的农田，曾是美国南部最有名的棉花种植园区，随处可见一个个巨型的棉花包安静地躺在地上，强烈的光线快要让人眩目。25岁的泰勒·庞靠在棉花包上，他在州农业部工作，生活在约有1500人口的城市马克斯，是那里仅剩的几个华人居民之一。

近几十年，工业机械化和经济衰退使密西西比三角洲陷入困境，就业机会匮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据粗略统计，生活在三角洲的华人从上世纪70年代的几千名已经减少到500名左右。

泰勒·庞家有一个农场，他和父亲一起经营，种植棉花。“我是家里的第四代农民，我想把这个传统延续下去。但你要说哪里有钱就去哪里，我也能理解。”泰勒·庞认为，这里确实没什么机会，仍留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人不是农民，就是教师或从事医疗。

泰勒·庞并不觉得自己与中国血统有很强的联系，他形容自己是“被困在亚洲身体里的白人”。不过，华人社区如果举办聚会之类的活动时，他也会参与。

中国移民第一次来到三角洲是在美国内战之后，他们在种植园劳作。但很快，华人便离开了种植园，开始自己创业经营杂货店，并且靠薄利多销和热情服务赢得了黑人社区的欢迎。在三角洲地区较大的城镇格林维尔，极盛之时，四万多的人口规模，华人开的杂货店就多达50余家。图为一名黑人男子骑着自行车穿过格林维尔的街道，三角洲的大多数城镇里80%都是非洲裔美国人。

雷蒙德·黄就是在杂货店里长大的。他的父亲15岁时从广东移民过来，到这里后跟其他华人一样开始经营杂货店。“我认识的每个（华）人，都是在杂货店长大的。我们会数钱的时候，就开始去柜台工作了。店里各种食品和生活物品应有尽有，但没有任何是从中国来的，除了店主人。”图为雷蒙德·黄在家里，他如今任教于三角洲州立大学。

在成长过程中，雷蒙德·黄时常会听到种族性辱骂，但他都置之不理，直到他的家庭遭遇到一次最严重的种族歧视。那时，他的父亲看中一幢位于白人社区的房子，并决定购买。但社区的白人居民明确地宣称：不让中国人住这里。当他们准备迁入时，居民们开始往车道上扔瓶子，到处都是玻璃碎片。“我父母决定不搬家了，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受伤。”黄家最后在自家杂货店后建了一所住屋，一家六口就挤在这几间房里生活。图为雷蒙德·黄在一家关门的杂货店前。

随着时代变迁，连锁超市逐渐成为新的商品采购选择，很多华人经营的杂货店都渐渐关闭，雷蒙德·黄家的杂货店也转让给了别的华人继续经营。现在，格林维尔城中到处可见关门的杂货店。

杰罗姆·苏的MIN SANG杂货店是格林维尔城里为数不多还在继续营业的杂货店之一。这家店已经经营了60多年，早些年生意特别好，现在生意越来越淡。杂货店有一批固定的客人光顾，杰罗姆·苏其实可以继续经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他也在考虑卖掉杂货店。图为杰罗姆·苏展示他在业余时间创作的木雕和雕塑的照片。

杰罗姆·苏的杂货店给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方便，因此他很受尊重，当地人都称他为“中国黑人”。杂货店并不处于社区的安全地带，杰罗姆·苏曾经遭遇过抢劫，事后有顾客进来帮忙查看伤情，并给予他很多支持来寻找强盗。

在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莱恩·关（右）与肖恩·关兄弟俩的父母也靠开杂货店赚钱。他们的父母是70年代从香港移民过来的。这个社区有许多人保留了他们家族的中国文化元素，在他们与家人朋友常有的聚会中，也往往有中国菜。

莱恩·关是德尔塔州立大学的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他遭遇了很多歧视。“我一直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为了交朋友，我不得不去迎合别人，没办法做真正的自己。”莱恩想要重新找回丢失的那部分“中国遗产”，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为他的中国血统辩护，并努力让其他人了解他的中国身份。莱恩很希望家人能搬离三角洲，“中国人很容易成为目标，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反击。我的祖父就死于一次抢劫，他在交出钱后还是被枪毙了。”虽然莱恩对其他城市更感兴趣，但他毕业后还是想留在家乡，他觉得与家人在一起更重要。

肖恩是一名机械师，他很享受南方缓慢的生活节奏，也很欣赏密西西比的枪支文化，“我们可以公开携带枪支，而且允许隐藏携带。”这对肖恩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可以武装起来保护家人。肖恩并不喜欢提及他的中国血统，“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人很优秀，总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哦，他能做到，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更希望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不是血统。”

正午，格林维尔的一幢幢房屋在烈日的照射下泛着梦幻的色彩。三角洲的地形平坦开阔, 到处都是这样的独栋建筑。

“中国人来这里定居已经超过100年了。刚来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利，我们不能去白人学校，甚至不能去理发，也不能去医院，我们是二等公民。但在民权时代过后，我们得到了更多权利，我想是社会意识到‘嘿，华人的确在作贡献。’”弗里达·管坐在家中院落的木椅子上，操着浓重的美国南方口音，头发花白，眼睛常眯成月牙。她是一名退休的图书管理员，丈夫去世后，独自一人生活在密西西比州奥利弗布朗奇。

弗里达·管的两个儿子分别住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和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在这里没有未来”，附近的大城市，如杰克逊和孟菲斯等，是很多三角洲华人的发展去处。图为密西西比州的一条铁路，这里大部分的基础设施都是非功能性的，而且很久没有维护和更新过。

密西西比州克拉克斯代尔，周瑞林和周春莉在家里后院的一辆破车前合影。夫妻俩都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出生长大。退休后，他们选择回到家乡生活。

周瑞林曾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担任月球任务的太空工程师。他身后墙上挂着的都是工作时获得的各项奖章和荣誉。

和许多华人一样，周瑞林和周春莉从小也是在父母开的杂货店里长大。“当你个子高到可以看到柜台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们会坐进购物车里，另外的孩子当司机，然后把购物车推到房子外面去玩；或者扮演交通警察，拿出黄色、绿色、红色的果汁软糖作为信号灯。这些回忆对我来说很有趣。”图为克拉克斯代尔的一家华人食品店。这是在密西西比州仅存的几家中国食品杂货店之一，它的装饰品从60年代以来就没有更换过。

周瑞林和周春莉都是基督教徒，在教会里非常活跃。上世纪40-50年代，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融入当地社会时，教会为他们提供过很多帮助，比如开设英语课。渐渐的，教会生活就成了华人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会去教堂做礼拜，或者一起打麻将。

周瑞林一家都是橄榄球迷，在他们看来，观看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橄榄球对抗赛是家里的大事，他们会分别坐在看台的两侧，以确保支持不同队伍的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和平相处。“我女儿支持密西西比大学，儿子支持密西西比州立大学。过去我们常常坐在一起看比赛，但觉得不好玩。”周瑞林说。图为密西西比大学的操场上正在进行橄榄球训练。在美国南部，橄榄球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周瑞林夫妇很喜欢南方的生活，感觉非常自在。他们的很多亲戚朋友也住在附近，闲暇时大家会一起聚会。

艺术家史蒂夫·易12岁时移民到美国，“我1952年来到这里，当时连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只能呆在教室里画画。球队的大个子同学都不喜欢我，他们会往我的背上吐口水。但是等到我完成学业的时候，他们都来祝贺我，因为我赢得了所有的奖学金。”史蒂夫·易擅长水彩画，曾赢得过几十场绘画比赛，绘画作品在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画廊中展出。

在20多年前的一次肝移植手术后，史蒂夫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如今独自一人生活在孟菲斯。图为史蒂夫·易在后院湖边的码头休息。

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对华人具有种族偏见的几十年历史里，有三位华人冲破藩篱成为城镇的市长，被当地社会所接受。拉克·荣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密西西比州斯勒吉的第一位中国市长。他之所以竞选市长，是因为这是解决他住的地方附近道路损坏的唯一办法，他想获得资金来修路。拉克·荣是一个非常有公民意识的人，他会积极融入社区，主动和白人打交道，遭遇歧视时，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图为拉克·荣站在他的红色跑车前。他戴着一顶橄榄球帽，以示对密西西比大学橄榄球队的支持。

一百年间，华人在种族隔离的大环境下相依为命求生存，形成了紧密的社区关系。而在大城市，比如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华裔很多，社区数量密集，纽带却没这么明显。这种独特的紧密关系，让摄影师龚和韩觉得特别温暖，“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你没想到会有大量亚裔或华裔美国人的地方。”图为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华人社区的墓园。墓园始建于1931年，不仅安葬格林维尔的中国人，也安葬来自三角洲其它城镇的中国人，目前大约有300名中国人安葬在这里。

如今，当地的华裔群体已经步入老龄化，大部分高中生毕业后便定居别处。这是三角洲华人长久以来的写照：努力工作，把孩子送到大学读书，然后看着他们远走高飞。但分散各地的三角洲华人及其后裔仍维持着血浓于水的关系，这种态度始于老一辈的中国人，并逐渐渗透到年轻一代，一直延续到今天。图为作物喷粉机飞过克拉克斯代尔的农田上空。

谢选骏指出：没有人会否认人类这个物种是所有文明的基础，但是却有人会否认“种族是文明的基础”，否认不同的种族创造了不同的文明，甚至否认混杂的种族只能创造混杂的文明……

（二）

《让谷歌纪念的这位华人，拿过两次奥斯卡，却饱受美国种族歧视！》（2018-05-27 北美留学生日报）报道：

今天美国区的Doodle纪念了这位华裔先锋派电影摄影师。

去年8月28日是黄宗霑118年诞辰，Doodle就曾纪念过这位摄影师。

想必绝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他。

如果问你知道哪些得过奥斯卡的华人，大部分人应该会想到，李安，叶锦添，成龙。

那如果再问，谁是第一个拿奥斯卡的华人？

没错，就是黄宗霑。

1955年，黄宗霑凭《玫瑰文身》获奥斯卡最佳黑白片摄影奖，成为第一个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华人摄影大师。

然而现在，没几个人听说过他。

如果不是Google的doodle，也不知道黄宗霑还要被遗忘多久。

Google表示：“尽管我们不大会重复使用Doodles，但是黄宗霑对美国电影带来了如此独特和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我们决定在他最著名的作品发行周年之际运行该Doodle。”

广东台山市白沙镇西村永安村，这是黄宗霑的故乡，1899年8月28日，他在这里出生。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或许在那时家人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未来的黄宗霑会成为华人的骄傲。

5岁那年，他被带到了美国，去投奔父亲。

和那时候大部分华人一样，他们家也在美国最底层。

父亲在美国西部修铁路，只是一名劳工。

不过黄爸爸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几经努力，开起了一家小杂货店。

虽然仅仅是小生意，但比卖苦力还是强多了。

而那时候华人除了穷困，还被贴上了“脏乱差”的标签，毫无地位。

而黄宗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自然少不了被歧视和欺负。

据说他在美国的后妈对他不好，经常虐待。

但黄宗霑性格里有一种倔强和与众不同，敢想敢做。

而他的想法开始越来越“离经叛道”，敢于做别人不敢试，不敢想的事情。

比如，当拳击手，这对于个子不高的他来说，简直难以想象。

还做过飞行师，酒店跑堂。

能想常人不敢想，也能吃常人吃不了的苦。

但这些都只是铺垫。

黄宗霑很早就对照相很感兴趣，并用平时攒的钱买了一台相机，自学摄影。

当时电影刚诞生不久，摄影师成了急缺人才。

胆大而脑子灵活的黄宗霑，又准备改行。

但遇到技术方面的操作，他就瞎了。

所以他先从打杂开始。

1917年进入拉斯基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的前身），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清洁打扫、搬运器材等杂事外……黄宗霑做的最多的，就是当一名打板师。就是开拍时，在镜头前喊一声“开拍”那个人。

但就这么简单枯燥的工作，也被他认真用来学习。

通过观察，他渐渐记住了许多摄影的东西。

机会总是属于有心人，1919年，导演塞西尔在拍摄《男人与女人》时，有一幕女主葛洛丽亚·斯旺森与真狮子的镜头，而且必须要一遍通过。

导演决定临时增加机位，但摄影师不够，只能临时找人顶替，这样黄宗霑成为了临时摄影助理。

而最后这段镜头也真的一遍通过了。

黄宗霑就此从打杂正式转为摄影师。

还有一次，在拍摄一部战争片的时候，一个镜头要表现鱼雷击沉船，导演要求拍出鱼雷发射，命中目标的整个过程。

这在现在听起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在当时难度很高。

但黄宗霑自告奋勇，他把自己和摄影机一起绑在鱼雷发射筒上，这一方法很冒险。

但最终他成功了。并因此升任第二助理摄影，越来越受到好莱坞导演与制片的关注。1922年，黄宗霑升任主摄影师。

但不要以为从此之后他就一帆风顺，除了在如何处理镜头等技术问题时常要与导演争辩外，黄宗霑还会经常遇到种族歧视。

面对“支那人”等充满敌意的称呼，拳击手出身的黄宗霑自然不会客气。

但要想真正被尊重，靠的不仅是拳头，更是业务上的硬实力。

最让好莱坞服气的，是他对光影操纵的灵活。

从《诱捕》《出卖灵肉的人》到《斗牛壮士》，黄宗霑将许多灵巧的心思融入到拍摄之中，并首创了很多惊艳的摄影方式与技巧。

到1933年，他已经是好莱坞身价最高，最受各路导演欢迎的摄影大师。

他买了一辆车出去兜风，但由于一直以来对华人的偏见，他被美国人认为是“炫富”，非议颇多；

而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分不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美国人又开始对所有亚裔剑拔弩张。

黄霑不得不在衣服的胸口处别上一个徽章，写着“我是中国人”。

而他的挚交詹姆斯·卡格尼（JamesCagney）为了声援好友，居然也学黄宗霑，挂上“我是中国人”的别章。

但这还不算完，他与白人女作家萨诺娜·巴布（Sanora Babb）恋爱多年，但却因为加州的一个奇葩法令而不能结婚。

这个臭名昭著的“反种族通婚法”，严禁白人与华人结婚。

等到1948年这一法令被废除，他们才正式结合。

但当时对华人的成见还是很大，他们花了三天才找到一位法官愿意替他们征婚，而这个法官仍然充满偏见：“看起来这个白人小姑娘年纪已经够大，可以自己做主了；如果是这样，那她要下嫁这个黄种人，将来做牛做马也不干我的事”。

尽管已经是摄影大师，但在那个大环境下，他也无法改变被歧视的命运。

不过，成就终究会让他被历史铭刻。

1953年，由他执镜的《玫瑰刺青》夺得第28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1963年，黄宗霑凭《赫德》再夺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奥斯卡的历史，终于留下了深深的华人烙印。

后来黄宗霑还曾两次回到中国，并为当时刚开始发展的中国电影提了很多意见。

他曾希望亲自导演拍摄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并邀请当时著名女星黎莉莉扮演虎妞，但最终这一愿望没能实现。

他曾试图在美国完成此片，但最终放弃，因为他认为，在美国的土地上，无论用何种方法，也拍不出老舍笔下老北京的神韵。

40年后，林子峰导演拍摄了《骆驼祥子》，据说他就受到了很多来自黄宗霑的启发。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算是黄大师的梦想实现了。

黄宗霑的堂妹黄柳霜也是一位电影人，她曾是好莱坞红极一时的华裔女演员。

近60年的电影生涯，一生拍摄了130多部影片，与众多大厂，大导演，大明星合作过，10次奥斯卡提名，2次得奖。国际电影摄影师协会把他评为影史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摄影师之一。

这样的成就不要说在华人圈，即便放在整个好莱坞，也是相当了得。

1976年，黄宗霑在美国去世，享年76岁。

如今在好莱坞乃至以欧美为主的影坛，华人电影人仍然远离主流，对亚裔的歧视仍然存在。2016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主持人就闹出了歧视亚裔的风波。李安等25位电影人就集体抗议，要求道歉。

恐怕，真正能让好莱坞，让世界影坛对我们不再戴有色眼镜，除了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还要靠华人自己拿得出优秀的作品，出更多大师级的人物。

黄宗霑，李安早已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拍出绝佳的电影艺术作品，国内也曾有过《霸王别姬》这样震撼世界的经典佳作。

但如今国内的电影市场，尽管票房越来越高，银幕越来越多，但大部分时候都被好莱坞商业片所占据，我们自己的影片更多被“鲜肉”和IP炒作等低品质的内容充斥，虽然《战狼2》是近年来少有让人略感振奋的一个案例，但中国电影质量整体仍然不高，连自己的观众都很不满意，又何谈走向世界？

正因为如此，在Google与世界媒体在纪念黄宗霑的时候，我们更不应该把他忘记。

谢选骏指出：脱离了自己种族而进入其他种族的文明生活的，是作为其他种族的文明成员而存在的，会被自己的种族所遗忘。这就是所谓的“飘零”吧。

【078、种族是一个文化概念】

《美国白人内部的“三六九等”》（ 2019-02-17 环球网）报道：　　

借助白人蓝领的无助、依托白人中产阶层的失落、利用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愤怒，这是不少人对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并圈定政治基本盘的评价。确实，在大选中有2/3白人蓝领把票投给了他，不久前一份民调显示，在近60%受访者不赞同特朗普种族政策的大气候下，白人男性与共和党人仍坚定为其“站台”，这些都是特朗普在白人群体中号召力的体现。

但很多人没意识到，随着新一轮白人至上主义回潮而广受关注的“美国白人群体”，无论就历史还是当下而言，既非一成不变，也非铁板一块。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正确高压和全球化进程冲击中持续分化，将昔日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相对于其他白人少数族裔的优越感，转化为白人内部精英及建制派同草根民众之间的深度裂痕。或许，只有适时回首“白人”概念的生发过程，才能充分理解特朗普时代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情结在白人群体中的交相呼应，进而了解美国社会撕裂与身份政治的“悲歌”。

美国社会是一个十字形，由两组分层结构交叉而成。以经济实力、政治权力与社会地位为测度指标的“阶层差异”与以种族和族群为背景的“类属差异”始终同时作用于白人群体，使其形成富有时代色彩的内部分化与政治影响力。确切地说，尽管美国白人一般泛指那些具有欧洲血统的人，作为白人种族身份认同的“白人性”(whiteness)也在对非白人群体的长期压迫中被贴上“优越”“默认属性”等标签，但稍作回顾可知，为了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谁是白种人”的判定标准几经调整。

从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的半个世纪内，爱尔兰人、德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等，历经排挤压迫与美利坚大熔炉“锻造”，最终在文化和心理上彻底实现“白化”(whitening)，相继名义上摘掉了“非白人”“非公民”的帽子。但白人群体内给不同族群划分“三六九等”的心理惯性积重难返，出现了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优于“老移民”，后者优于新移民;爱尔兰人避开意大利人、意大利人避开波兰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心存芥蒂等多条“鄙视链”或等级差序结构。直到在美国繁衍至第三代以后，不同白人族群间泾渭分明的教育表现和就业区隔才逐渐弱化。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美国白人就此迎来“天下大同”。二战结束后，白人内部的类属差异随异族通婚、文化交融趋于消弭，原本寄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阶层分化转而成为塑造美国白人群体等级化的主导性依据。2018年数据显示，相较于其他种族，美国白人总体尚处在贫困率最低、向上的社会流动性最强的区间，即便如此仍有如下原因导致部分白人心态“崩盘”：

第一，昔日自恃优越的白人身份红利不仅日渐萎缩，甚至转化为某些逆向歧视的根源。曾几何时，盎格鲁—萨克逊的荣光既是历史赋予美国白人的金字招牌，更是与其他白人少数族裔或非白人同台竞争时的杀手锏，杜波依斯所谓“白色的报偿”(the wage of whiteness)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为上流社会所不齿的那些白人族裔也能凭借肤色获得优势与满足感。

如今，姑且不论专家预计白人将在2044年成为美国人口少数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仅从超过半数白人认为他们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遭遇逆向歧视的调查结果，也能觉察出白人“往日雄风”不再。而这种挫败感对那些受教育水平偏低、专业技能不足、身处低端岗位的中下层白人尤其明显。

第二，白人内部对贫富分化与美国衰退的感知更为明显。2017年，挣扎在贫困线下的美国白人数量为1700万，同时中产阶层中的白人占比显著缩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收入过百万者中白人比例高达76%。换言之，“1%的富人拥有99%的财富”这种贫富悬殊感刺激着中下层白人群体的反精英、仇富等民粹情愫。加之穷苦白人在媒体与大众文化中呈现为集“愤怒、懒惰、不讲卫生、超重、嗜酒、粗言秽语、失业、暴力、落后”等缺点于一身的刻板印象，加剧了中下层白人的“自我放逐”。可以说，令这些白人最痛苦的参照系似乎不是少数族裔社会地位的相对提升，而是他们先祖父辈曾经的富足优渥。

第三，“第一位白人总统”特朗普的催化作用。之所以有“第一位白人总统”之称，是因为美国历史上从没有哪位总统如特朗普一般公然把白人身份“工具化”，充当政治博弈的筹码。如果说前述两点为白人内部愈加分化和美国社会走向撕裂做了铺垫，那么特朗普上台以来的一系列做法和论调，比如重用极右翼人士、对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不加重责、采取更为严苛的移民政策、把白人蓝领因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而生活每况愈下全然归咎于全球化以及其他国家“占尽美国便宜”等，则是全面回应和利用了所谓的“白人愤怒”。

这种愤怒本就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正确”高压与白人工人阶层衰落中不断蓄积，现在特朗普一方面捕捉到白人群体随时代变迁而趋于隐匿的“类属差异”情结，激活其中符合其移民政策构想与边境安全考量的民族主义倾向;另一方面又挖掘“阶层差异”赋予中下层白人的斗争能量，使他们为自己击败建制派精英保驾护航，最终挑动美国的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之势。

一言以蔽之，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美国白人群体内部的“三六九等”始终存在，由此而生的种族/族群偏见与阶级矛盾也难以祛除。所以说，白人群体的概念变动与分层蕴含着当前美国社会发展轨迹的必然性，而特朗普上台只是恰好充当了那个率先沿“阶级线”与“身份线”加速美国社会撕裂的人。(作者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学者)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少见多怪、大惊小怪，因为他不懂“种族是一个文化概念”。为何种族是一个文化概念？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显然是出自“人的思想”，而不是所谓“人的肉体”、“物的事实”。在文化以外，种属划分还是社会分层的需要，以便于建立秩序及控制。但在事实上，种属之间的界限，永远是模糊不清的。

【079、猪的智慧领导人类】

《美国总统弹劾调查激出特朗普对华贸易战“下三路”》（BBC特约撰稿 2019年10月8日）报道：

美中双方部长级会议本周晚些时候恢复贸易谈判，中国副总理刘鹤将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推演美中贸易战下一个回合。

美中恢复谈判前夕，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对美国媒体表示，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可能会有“正面的惊讶”。美中贸易战打打停停到今天，出现“惊讶”一点不会令人惊讶，是否是“正面”的，则没人敢押宝。

“下三路”招数

美中贸易战能否以中国可以接受的条件偃旗息鼓，要看北京是否愿意挖美国总统政治敌手的“黑材料”？这乍听上去不可想象，更像是不着边际的“阴谋论”。但是，美国国会的总统弹劾调查刚刚进行两周已经曝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行，迫使人们不得不想象一下不可想象的事情。

中国人要来谈判，我们要和他们谈。我们看吧，但我们会做得非常好，因为我对中国有多种选择。如果他们不按我们的要求做，我们有极其极其强大的手段。"我对中国有多种选择。如果他们不按我们的要求做，我们有极其极其强大的手段。美国总统弹劾调查抖出的“中国元素”，无意间暴露了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下三路”招数。

总统弹劾调查

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面对记者镜头皮笑肉不笑的面容和僵硬尴尬的肢体语言，中国领导人应该好好看看。 

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Volodymyr Zelensky）7月份的一次电话交谈，引发一位美国情报官员通过正规法律程序，匿名投诉特朗普试图以军事援助为筹码，逼迫乌克兰调查特朗普所称的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的腐败行为。

亨特是一位生意合伙人，在乌克兰、中国和其它多个国家都有商业活动，但迄今没有任何他违法经营活动的证据。

拜登是美国2020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的领先者，也就是特朗普争取连任的第一竞选对手。美国法律明令禁止任何公民利用外国政府或个人的帮助干预选举。

接到匿名投诉后，美国国会终于宣布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说“终于”，是因为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以简单多数通过弹劾决议容易，但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拿到三分之二多数成功弹劾特朗普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弹劾反而会被特朗普当作“受政治迫害”的证据，激励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因此，美国民主党领导层一直没有响应党内弹劾特朗普的呼声，直到这一次的匿名投诉。用民主党国会众议院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话说，是“被迫出手”，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国应该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因为发生在中国的事和乌克兰的一样坏。” 

“中国应该调查拜登”

面对弹劾威胁，特朗普不是按任何正常逻辑那样试图大事化小，火上浇水、釜底抽薪，而是变本加厉，火上浇油，甚至拉出飞蛾投火的架势。你不是指责我秘密递话吗？那我就公开呼吁。于是出现了难以想象的一幕：特朗普站在白宫南草坪前，面对直播电视镜头说：“中国应该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因为发生在中国的事和乌克兰的一样坏。”

如果一个美国总统公开要求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皆是敌手的中国调查他的政治对手，已经超出你的想象力的话，那特朗普接下来的一段话更不知你该如何受用：“中国人下周来谈判，我们要和他们谈。我们看吧，但我们会做得非常好。因为我对中国有多种选择。如果他们不按我们的要求做，我们有极其极其强大的手段。”

特朗普不但公开要求中国政府整拜登父子的黑材料，而且明确无误的把中国是否合作与美中贸易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弹劾调查激出了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下三路”。

拜登父子 

2013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他高级官员。拜登的子女，包括亨特·拜登等随行。在为期两天的访问中，亨特与中国银行家李祥生（Jonathan Li）会面，两人后来成为商业伙伴。拜登访华后不久，李祥生成立了私人股本基金渤海华美（BHR Partners），亨特在该基金董事会任职。

香港《南华早报》周六（10月6日）报道，根据中国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数据库档案，亨特·拜登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渤海华美的董事。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注册资金为人民币3000万元，约合400万美元。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否认他和儿子亨特有任何不当行为。拜登的发言人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亨特在随拜登访华期间没有与李祥生讨论任何业务关系，并且该基金早在数月前就已计划成立。该发言人还说，亨特在他父亲担任副总统期间并不是该基金的股东。

这与美国《纽约客》杂志今年7月对亨特的一篇报道中的一些细节相吻合。《纽约客》报道称，亨特和李祥生早在2012年就讨论了在中国合伙筹集资金以及其它商机。2013年李祥生成立渤海华美后，亨特以不领薪酬的董事身份加入。

特朗普还指责中国政府为了换取有利的贸易待遇，曾向拜登一家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酬金”。特朗普说， “拜登的儿子可以带着15亿美元的基金离开中国，但是世界上最大基金却无法从中国撤资。”像特朗普发出的许多令人瞠目的其它指称一样，他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路透社报道说，美国一位阴谋论者的一本书中用引述的一个数字，可能是特朗普指称的来源。 路透社的报道说，2018年，美国人施怀泽(Peter Schweizer)曾在《秘密帝国：美国政治阶层是如何隐藏腐败并使家人和朋友中饱私囊的》一书中，援引了《华尔街时报》2014年的一则报道，该报道引述中国银行一位发言人称，渤海华美有意融资15亿美元用于投资中国境外的市场。

中国可能为了达成较好的贸易协议而尝试帮助特朗普，但我不认为他们会如此直接地干预美国内政。他们知道这里面的风险，很有可能押错宝。亨特的发言人告诉美国媒体，特朗普所说的“15亿美元”纯属子虚乌有，亨特·拜登没有从这家中国公司中得到任何回报或补偿。

拜登在推特上反唇相讥说，“总统先生，你不能靠敲诈外国政府来帮你赢得连任。 这是滥用权力。这违反了你的誓言。这危害了我们的国家安全。”

中国如何对应

中国是否会屈服于特朗普“极其及其强大的手段”，去挖美国总统政治敌手的“黑材料”？在被记者追问他是否已经要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开始对拜登父子展开调查时，特朗普说“我还没有，但这的确是我们应该考虑做的事情”。

这也的确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当真严肃考虑的事情。对特朗普的“点穴”功夫，中国政府的反应是敏感的。特朗普指责拜登的儿子占父亲的光在中国做生意。他的爱女伊万卡· 特朗普随他去中国访问顺便推销自己的时装、家居品牌，特朗普显然不认为有任何不妥。英国《卫报》报道说，2018年特朗普出尔反尔，宣布取消对中兴通讯ZTE的禁令，出人意外。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此前几天，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的时装家居品牌在中国的商标注册获得了批准。

特朗普公开把中国调查拜登父子与美中贸易谈判挂钩，中国是否会屈服于特朗普“极其极其强大的手段”，去挖美国总统政治敌手的“黑材料”？抑或，北京主动投怀送抱取悦特朗普？路透社引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与亚太关系研究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的话说，如果中国真的掌握爆炸性的信息的话，中国官员可能“试图暗示对方以政策让步来换取信息”。

但是，如果北京手里真的攥着特朗普的竞选连任对手的“黑材料”的话，一个“更合理的推测是，为了减少特朗普连任的机率，中国可能隐瞒有关特朗普竞争对手的任何潜在负面消息。”史宗瀚说，“毕竟，特朗普是自尼克松以来让美中贸易最为动荡的美国总统。”

美中贸易战忽冷忽热，特朗普对中国忽而甜言蜜语，忽而恶语相向。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的麦艾文 ( Evan Medeiros)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提醒人们注意，中国官员很少对特朗普的羞辱性言论作出回应。梅代罗斯认为，“中国与特朗普打交道的策略一直避开你来我往的口水战，而是非常坚定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美中贸易谈判仍在继续进行。”

印有中美两国旗帜的拳头交锋图片版权 Getty Images 

美国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葛来仪(Bonnie Glaser)也持同样的观点：“中国可能为了达成较好的贸易协议而尝试帮助特朗普，但我不认为他们会如此直接地干预美国内政。他们知道这里面的风险，很有可能押错宝。”

所言甚是。两周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特朗普终于在联合国大会上见面时，两人面对记者镜头皮笑肉不笑的面容和僵硬尴尬的肢体语言，中国领导人应该好好看看。

乌克兰面对俄国的威胁，需要依赖美国撑腰。对特朗普的“特殊”要求，新上任的泽伦斯基不敢说不，也不敢卷的太深。毕竟，乌克兰要依靠的是美国，而不是特朗普，且不论特朗普也根本靠不住。特朗普要求泽伦斯基调查的拜登，或许一年后成为美国总统呢？

特朗普威胁中国他有“极其极其强大的手段”在对华贸易战中攻城掠地为所欲为。但是，他显然看不到这一层：这场贸易战是他一手挑起来的，如果他被选票或弹劾赶出白宫，美中贸易战也就失去了战争策源地。特朗普自诩有“伟大的和无与伦比的智慧”。中国人对自己的智慧也是很有信心的。

谢选骏指出：政治家们最为实际，不讲良心，不看丹青，而以成败论英雄——在他们看来，猪的智慧应该领导人类！因为猪狗绝不挑食，朝秦暮楚，为了生存什么都吃。这其实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一种职业病症！猪的智慧超越人类，而政治家们的智慧又超越于普通人类，因为他们和他们率领的商人、学界、记者，集中体现了生物世界的基本法则。反而是被政治家们洗脑利用的普通人类，倒是被政治家们施放的道德毒气麻痹了“伟大的和无与伦比的智慧”，结果体现出了更多的“良知良能”。

【080、种族主义的依据是种族差异吗】

《混血华裔遭歧视 当年家中5犬被射杀》（世界日报 2018年12月05日）报道：

作家翟梅莉的父亲是华裔，母亲是白人，她最近出版短篇故事集“移民实用短语”。

翟梅莉(May-lee Chai)12岁时跟随家人搬到南达科他州，她的父亲住在纽约市生活艰苦，以为小镇的生活会比较安稳，但想不到一家人却遇到了暴力。

翟梅莉的父亲是华裔，母亲是白人，这种跨族裔婚姻被当地人视为一种罪行，而她被视为魔鬼的产物，她的兄弟在学校被殴打，他们所住的房子被人开枪射击，五只狗中枪死亡。

翟梅莉在她的回忆录“混血女孩”(Hapa Girl)中记述这种令人恐惧、有如地狱般的真实体验，这些经历让人对翟梅莉的新短篇故事集“移民实用短语”(Useful Phrases for Immigrants)有某些期待，尤其是在川普时代。

翟梅莉目前住在旧金山，并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创意写作。她回忆童年说：“那是我1980年代的生活，而当时正是媒体极为反日本的时候，口号都是：‘日本贸易战，日本人正攻击我们，制造经济珍珠港。’我以为这些事已过去了，但川普上台后，我听到同样丑陋的种族主义言论。”

“移民实用短语”的八个故事，集中在中国角色或华裔在美国的移民经验。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往往把华人或亚裔移民视为有钱或未吃过苦，而翟梅莉极有把握的写作表达，使华人平凡的挣扎感觉像是具有革命性质的改变，她在这本书试图把被视为“经济掠夺者”的富裕华裔予以人性化。

翟梅莉说：“对我来说，收到一些华裔读者的反馈让我感到非常振奋和温馨。这本书已上市几周，读者说当中的故事引起他们的共鸣，对他们和家人来说很有意义。”

《华裔妈妈的种族难题：我儿子是华人吗？》（徐灵凤2015年12月15日）报道：

基普·富尔贝克为The Hapa Project拍摄了一系列照片。

直到试着给五岁的儿子解释什么是种族，我才意识到自己对种族的了解原来如此之少。我们的家庭背景似乎也不算太复杂：我是华裔美国人，我丈夫是白人，一个有英格兰、荷兰和爱尔兰血统的美国人；我们有两个孩子。五岁的儿子知道我父母出生在中国，知道我有时会说广东话。他曾经去过香港和广州，见过他的公公，也就是我父亲。但那天我问他是不是华人，他说不是。“你是华人，但我不是，”他很确定地告诉我。“不过，我吃中餐。”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了一会。怎么才能让他明白，我谈论的东西和饮食、文化遗产或者我们在哪里出生没关系？（我本人来自纽约皇后区。）我几乎没什么可以拿来对他描述种族的依据，除了我竭力避免谈及的一点：我们的长相，以及其他人因此如何对待我们。

不用我讲，儿子很可能也知道，我们长得不一样。我和丈夫的基因在他那里得到充分混杂；他曾被认作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在他的一生里，他将不止一次被问道，“你是什么人？”但是在他自信地断言自己“不是华人”的时候，我有一种自私的欲望，想让他用一种涵盖我这边基因的方式描述他自己。然而，我知道轮不到我来告诉他他是什么种族身份。今天他可能觉得自己是白人；明天可能觉得自己更像华人。再以后，可能会觉得，嗯，两者皆有。这事除了他，还有谁能说了算？

种族身份可能是变化的。情况必将越来越如此。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6月发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多种族美国人的人数在增加，速度是全国人口增幅的三倍。如今，近一半的美国混血儿不满18岁，大约7%的美国成年人可以被认定为多种族，尽管他们可能不会自称混血儿。这个群体永远不会觉得需要把人划归到具体种族这一点和自己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对自己是谁的看法可能每天都在变，具体要看他们和谁在一起。

此外，美国对种族的定义也一直在变。首先，环境很重要：1870年，生活在保留地的混血美国印第安人被算成印第安人，但如果生活在白人社区，他们就会被算作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谁是“白人”的定义不断演变：从19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30年代，有一系列衡量来自中国、日本和印度的亚洲移民是否属于“白人”的法庭裁决。它们常常用裁决的形式改变定义，为的是拒绝承认另一个群体有资格申领公民身份。当混血儿变得更多见时，情况也变得愈发模糊不清。在奴隶制废除之前和之后，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认定的“有色人种”和“黑人”也各不相同，有些时期还包括针对混血儿的小类，所有细微之处往往是由人口普查员随意决定的。1930年，本土主义说客成功地让墨西哥人在人口普查表上正式被归为非白人。在那之前，他们一直被认为是白人，能够获得国籍。到了1940年，国际政治压力迫使这一决定被推翻。直到2000年，人口普查局才开始允许人们在描述自己时选择多个种族类别。但该机构依然只承认五个标准种族类别：白人、黑人/非裔美国人、美洲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亚洲人和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上居民。

族裔构成了美国很多社会和政治决策的历史基础。但就连人口普查局自己也承认种族类别是会变化的，认识到种族不是一个固定的“量化”值，而是不稳定的。在美国，不管是白人、黑人还是亚洲人，其种族都不是单一的，而且从来如此。每个人的背景都可以进行更细微的拆分：海地-夏威夷、墨西哥-萨尔瓦多、古巴-中国。当开始像我家一样，种族背景各异的人走到一起时，种族的很多制度意义消失了，反倒成了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种族身份重新表现出的不稳定性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让一切回到了种族和种族主义被制度化之前的状态。

在我生活的旧金山湾区，曾带有贬义的词hapa成了日常用语的一部分。这个词来自夏威夷语中表示“一半”的词，这个外来词汇长期用来指有混血背景的人。在我儿子的学前班和幼儿园班级里，hapa正在迅速地成为常态，因为学生中混血孩子太多了。这个词含有一种力量：是对领土的收复，是一种自主决定。在我看来，把hapa作为一种种族定义的想法体现的是包容而非排斥，因而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这个词目前主要用来指有一部分亚洲血统的人，但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代所有混血儿。而且这个词往往是人们在界定自己的身份时可以使用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外部强加的。

大家知道，这其中是有差别的。为了旷日持久的Hapa Project，艺术家兼电影制作人基普·富尔贝克(Kip Fulbeck)曾游历全国，给成千上万名混血儿拍照。该项目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拍摄对象自己发声。一名女子对观察员说：“我是有色人种。但我不是半个‘白人’，也不是半个‘亚洲人’。我完全是‘其他种族’。”在这里，种族细分受到了抵制，人们把叙事掌控在自己手里。富尔贝克自己也是一名混血儿。还是个上小学的孩子时，他就有了这个想法。他说自己当时无法面对他口中那个“只在其中一个框里打钩”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去掉选项，或仅仅是增加更多的选项，而是创造更灵活的选项，能在未来承载更多含义。

说到种族身份，我自己家将会出现让我吃惊的情况。皮尤中心的研究显示，有亚裔白人混血儿认同自己是白人的可能性，比认为自己是亚裔的可能性大。这一发现让我坐直了身子。我从没想过儿子可能只会认为自己是白人。我被迫更仔细地思考，真正让我对此感到不舒服的是什么：不是我想让自己的儿子经历歧视，但如果他们真的选择认为自己是白人，那么我想让他们知道，关于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一些事情。还是个孩子时，我极想融入。年轻时，我学到了如何保持自己的不同身份并以此为荣。在身为“其他种族”的经历中，珍贵的教训是要有意识：要学会更认真地听，因为在有机会开口前，你已经听到别人说了你什么。

但事实时，我没法告诉孩子们怎么去想：认为自己更多的是白人而非亚洲人、更多的是亚洲人而非白人、两者都不是、两者都是，抑或是其他。我只能告诉他们我怎么考虑自己的身份，并认真听他们想要告诉我的话。如果这都不是在奉行良好的种族关系，什么才是？虽然我很讨厌承认这一点，但他们选择的身份不一定和我有关系。因为我的儿子将会决定自己是谁，而不是自己是什么。

谢选骏指出：上面两文都与混血儿有关，但是对于并非混血的人来说，种族差异的存在确实明显存在，显示出“种族主义的依据确实来自种族差异”。当然，种族差异尤其文化教养的一面，但主要还是遗传特质决定的。

《华裔混血摄影师历18年 记录混血华裔外貌如何改变的》（世界日报 2018-05-30）报道： 

华裔混血摄影师陈小龙（Kip Fulbeck）历时近18年的“混血亚裔计画（Hapa project），即日起至10月28日在日美国家博物馆（Japanese American National Museum)展出，部分项目志愿者观展后热泪盈眶。陈小龙表示，参与拍摄的混血亚裔超过1200人，十多年后还能找到 其中的70%很不容易。

2001年起，陈小龙执著于拍摄混血亚裔，并请他们写下“你是什么（what are you）？”的回答。2006年，陈小龙在拍摄约1200名混血亚裔后，于日美国家博物馆展出，并将展览命名为“部分亚裔，100%混血（Part Asian, 100% Hapa）”。近日在同一场馆举行的“混血亚裔计画”是2006年展览的后续；旨在反应十余年后，这些混血亚裔从容貌到心态的改变。

混血亚裔计画志愿者在拍摄照片时，不化妆、不佩戴任何饰物，肩部以上完全赤裸。陈小龙表示，未经修饰，可以忠实记录外貌特点。通过对比前后“你是什么”的回答，则可以大致明白志愿者心态的改变。例如，有志愿者从前写下“我是一个人（I’m a person）”；十多年后，她写的是“长大后，我想不出比‘我是一个人’更好的回答”。

陈小龙现任圣塔芭芭拉加大（UCSB）艺术学院教授，除了繁忙的课业，他平均每天需要为混血亚裔计画花费五到六小时。陈小龙希望在尽可能多的地区征集混血亚裔志愿者。他表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成长环境，外貌与心态必定受影响。例如混血亚裔在加州很常见，而中部地区相对少有；后者对自身“独特性”的感受，往往比前者更强。 

混血亚裔计画展出的志愿者照片，距他们首次参与计画，已经过去约15年。陈小龙表示，15年前，部分志愿者留下的电话号码，已成为空号或转为他人使用。通过社交软件、社团等线索，好不容易与志愿者再次取得联系，陈小龙又面临第二道难题。部分志愿者首次参加计画时，年仅五、六岁、且由父母协助报名，他们对计画没有印象。陈小龙表示，好在许多混血亚裔在听完他对计画意义的阐述，都愿意再次参与且积极配合。

参与计画的混血日裔志愿者最多，混血华裔其次；女性远多于男性，比例三比一。陈小龙认为，日裔对混血议题关注更多，亚裔混血女性则比男性更喜欢展现自己。

谢选骏指出：种族主义的依据是种族差异，种族主义不过是对种族差异的态度罢了；谁想消除种族主义，就先消灭种族差异吧。

【081、准备苟活的欧美人】

《什么是“准备者”？新冠疫情下生存主义概念为何重要》（BBC 2020年12月11日）报道：

朱莉发现自己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准备——美国硅谷创业家朱莉·弗雷德里克森（Julie Fredrickson）清楚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决定成为一名“准备者”的，一个为最糟糕情况做好准备的人。

那是2012年10月底，桑迪飓风（Hurricane Sandy）刚刚吹袭纽约。“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片闪光，很亮的绿色诡异光芒，然后整个曼哈顿下城就陷入一片漆黑。”

她在纽约高楼公寓的家里黑暗中摸索，感觉与外界完全隔绝，心里非常害怕。“我突然了解到我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我没有足够的饮用水，没有收音机能听紧急广播，我再也不想经历那种感觉。”

现在，朱莉准备的充分多了，当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从纽约市撤回到家乡科罗拉多州。她随时准备有一个装着应急物资的“逃生包”，她和丈夫甚至还在考虑要不要自己盖一个地下碉堡或避难所。但是作为一个30多岁的女性，朱莉并不是个典型的准备者。准备者随时有逃生的路线，医疗物资，足够几个星期的粮食，甚至还有一个能够抵挡化学攻击，应急物资和存粮充足的地下碉堡。

朱莉喜欢住在城市里，享受城市的便利，餐厅和戏院，这与孤独的生存主义者恰恰相反。一般人想到生存主义者，都以为他们活在社会的边缘，对任何政府或其他人的介入保持怀疑心态。

在北美地区组织准备者线上社群的约翰·拉米（John Ramey）表示，过去5至10年间生存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已经改变了。“准备者社群不再是那些老派的阴谋论者或是社会边缘人那种类型，现在的准备者大多数都是认真理性的人，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主流。”正确来说，准备者社群出现多元化，拉米表示他组织的网络社群年龄最多的是25至35岁的人，其次是35至45岁的人，男女各占一半，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市而非乡下。拉米说，促使生存主义多元化和迈向主流的一个原因是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天然灾害，以及人们对美国基础设施和国家机构能否应付灾难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

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导致越来越多人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这次的新冠疫情，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医疗机构都没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拉米表示，各国政府、私人机构和商业公司都没有准备足够的存货，因此突发事故一来就措手不及。他说，新冠病毒疫情和自然灾害有所不同，凸显出人类社会的脆弱。“作为准备者，我们移除系统内的松散环节，不论是能源网或水的供应，对系统内不足的资源我们自己掌握控制权。”

生存主义造就一股庞大的商机

他估计现在光是在美国就可能有500万至1500万人奉行生存主义哲学。《碉堡：为末日而建》（Bunker: Building for End Times）的作者，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社会地理学者加雷特（Bradley Garrett）认为这个数字相当可靠，他估计全世界2000万名准备者。加雷特说，“在现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人们对自给自足有种无法满足的欲望。不论是什么文化或什么政治立场，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表示，奉行生存主义哲学的人注重学习生存技巧，例如净化水的技术，基本的医疗照顾，还有如何不需要公共电网为自己的家里供电等。

顺应这个趋势，生存主义也成为一股庞大的商机，加雷特去过一些全球最大型的自给自足社区，包括一个以前是自给自足的军事营地。他说，“我在那边见过最豪华的碉堡，他们告诉我说你能够在地下碉堡里面生活5年，完全不需要外界联系和供应。”但是朱莉对这样的 “高端准备者” 有点厌恶，她说这已经失去了生存主义的真谛，变成了有钱阶级的游戏。

她把这种质变怪罪到硅谷的科技精英身上，他们有能力负担豪华的地下碉堡，随时有加满燃料的直升机准备逃生，“他们有钱，而且还有过度活跃的想象力。”“我们都读过许多科幻故事，科技业的人总是提前思考未来会发生的事。”但朱莉奉行的生存主义原则还包括帮助他人。她认为，做好充分准备，自己种植食物，熟练基本生存技能，其实并不需要花很多钱。

拉米也认同这个看法，他说大部分的准备者都是属于这类的，而非高端的族群。在自己家里准备好两个星期的存粮是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大部分人第一选择就是在家里避难。拉米说，照顾个人的核心生存所需应该是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纳税人的钱应该被用到的地方。“全球传染病大流行是许多专家谈论好多年的问题，应该不算是突发事件，但结果却显示各国政府对此的准备非常不足。”

谢选骏指出：过去的欧美人，想到灾难都兴高采烈地准备“被提”，及早进入天国神国；现在的欧美人，还没遇到灾难就准备逃难了，满脑子想到都是如何苟活下去，完全彻底地言不及义，彻头彻尾地腐化堕落了。

【082、最后通牒的起源】

（一）

最后通牒，来自拉丁语Ultimatum，其语源为拉丁语中“最后一个”，是指一个团体向另一个团体提出的最后的条件，是一种最高级别的威胁：表明或隐含如果条件不被接受就以严厉的惩罚相对的声明，尤指在外交谈判中这样的声明。中文早期亦有按音译成“哀的美敦书”，给人即将“一片哀鸿”的肃杀感觉。

外交上的最后通牒通常是没有谈判余地的最后要求。如果最后通牒不被接纳，下一步就是严厉的制裁，甚至是宣战。有时候，有意宣战的国家会以最后通牒为开战手段。这些最后通牒一般含有较苛刻的条款，而开立者知道对方是不会全盘接受的。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的七月最后通牒即属此类。

据我考察，最后通牒的起源在于《圣经·申命记》：

Deu 20:10 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

Deu 20:11 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事你。

Deu 20:12 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

Deu 20:13 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

Deu 20:14 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

Deu 20:15 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

Deu 20:16 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Deu 20:17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净尽，

Deu 20:18 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

Deu 20:19 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

Deu 20:20 惟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

（谢选骏指出：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也许就是一种战争法规。这显然比春秋战国时期的远东诸候胡乱砍伐甚至决堤淹城要文明得多。）

最后通牒一般和正义感有关，也就是说，自认为正义并获得舆论同情的一方，才可能向对方发出这一文告。

反面的例子是日本，它之所以在历次对外战争中都是不宣而战，就是因为它自知理亏，无法公布自己的要求。

（二）

网文《正义的起源》说，情感和语言共同作用，人类生发出更高的认知能力“移情”（empathy）。在这种元情绪的基础上，自豪、羞愧、同情、内疚等社会情感才能较好地运行。没有移情能力，再多的规则，再强的约束都不能使一个社会成立。没有这种能力，我们都是“反社会者”（sociopath）。因为这样的人无法体验到懊悔、内疚，没有责任心和正义感，对社会惩罚也不敏感，故而很难承担起积极的社会互动行为。

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结果发现约有3%-4%的美国成年男性明显缺乏移情能力。美国监狱里三成囚犯不具备这一能力，而在惯犯中，这一比例高达80%。这个调查既说明移情能力并非人人具有，也说明移情与社会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

1982年，德国洪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古斯（W. Guth）主持了一个名为“最后通牒”的实验。实验内容很简单，两人一组，46个学生分为23组，考察每组的实验对象如何分配金钱，数额为100马克。但是实验条件很严格。首先，一个组里只能由一个随机实验对象来决定分配方案，另一个人则只有接受或拒绝该方案的选择权——若接受，分配进行；若拒绝，分配终止，两人一分钱也得不到。其次，实验只进行一次，双方都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机会，故实验称为“最后通牒”。

按照经济学的经典预设，一个完全理性的实验对象在决定分配时，完全可以做出自己得99马克，对方只得1马克的方案。而另一个人无可奈何之下也应接受该方案，毕竟这样的结果总比一无所获更“理性”。然而实验结果却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大多数决定分配的实验对象所做出的方案都是四六开与五五开之间，决定五五开的分配者占了四分之一。而那些特别不公平的分配方案都被对方断然拒绝了。他们宁愿什么都不要，也不让分配者得逞。据此，古斯在实验报告中认为：“很明显，受试者是依赖其公平观念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来决定其行为的。”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个令经济学家大跌眼镜的实验重复了无数次，结果大体一致。其中，美国圣菲研究所（SFI，Santa Fe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金迪斯（Herbert Gintis）领衔的跨文化最后通牒实验最有价值。他们在全球12个国家的15个经济、文化差异极大的小规模社会中做了类似实验，结论同样“高度一致且显著地背离了教科书中的理性人假设”。他们认为，在利益之外，很多受试者更关注公平，愿意为公平承担个人损失——奖励持合作态度的人，惩罚不合作者，即便这些奖惩行为对自己而言代价不菲。

金迪斯认为，最后通牒实验说明，人类在社会互动（也叫“社会博弈”）中具有一种利他性质的、对不公正行为予以惩罚的强烈倾向。这一追求公正的倾向很可能是人类的“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他称之为“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换句话说，追求公平公正的强互惠行为才是社会互动的元规则，而不是经济学偏爱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

强互惠很可能是人类在漫长演化中形成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金迪斯等人推测，严苛的生存压力迫使人类必须将合作从亲缘关系扩展到更大规模的非亲缘群体当中。由基因突变而来的强互惠行为可以突破彻底自利的群体，从而有效维护群体内部的合作，显著提高族群的生存竞争能力。为了证实这一推测，圣菲研究所利用计算机模型，模拟了10万年至20万年前的狩猎—采集时期的人类生活，结果完全支持了他们的假设。他们发现，不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单纯合作者族群，以及完全由自私者组成的群体，都不具有生存优势。单纯合作有退化为原始群体的可能，而完全自私则肯定灭绝。惟有当数量较少的强互惠者出现在自私者群体当中，合作者才会增加，自私者才会减少，最终达到某种数量上的平衡。这个比例大概稳定在自私者38.2%，合作者24.6%，强互惠者37.2%。其中，每个群体成员出现“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机率为11.1%。我认为，这个比例大致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

那么，强互惠行为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呢？2004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利他惩罚的神经基础》的实验报告，圣菲研究所的费尔（Enst Fehr）博士从认知神经学的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科学家发现，人类大脑中的基底核（Basal ganglia）是理解这一行为的关键。特别是其中的纹状体(Striatum)，可以使强互惠者在惩罚不合作行为的心理预期中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能够从惩罚违规者、自私者、不公者等的行为中获得快感的生理原因，而一旦那些不合作者逃脱惩罚，人们就感到愤怒和痛苦。

在计算机模拟中，金迪斯等人将强互惠行为的演化起点设置在更新世晚期，也就是距今10到20万年前不是随意的。因为起源于这一时期的人类语言促进了群体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大，其组成不再以简单的亲缘关系为纽带。群体内部不存在酋长、宗教领袖等社会权威，没有复杂的等级，社会规范基本依靠个人来维系。群体共同分享食物，个人不能储存或积累各种资源。驱逐是群体内部最主要的惩罚形式，个体也只能用逃离族群来规避更严厉的惩罚。这些条件不仅简明，而且重要，特别适合科学家建模。

当然，时空条件的长期变化可能会使人类强互惠行为的表现发生改变。例如，现代社会中放逐已不再是惩罚的主要方式。规则的演化、制度的变迁，还有社会文化的力量，都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强互惠行为。不过，从圣菲研究所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强互惠是情感拓展与语言拓展的双重成果。这种非血缘关系的合作行为在其他生命群体中很少看到，却是人类特有的智慧。它和促成大部分生命实现合作的另外几种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石。然而毫无疑问，强互惠行为与人类正义感的关系更加密切。

（三）

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强互惠社会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古代中国社会曾经是强互惠社会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那么，中国人是何时失去了强互惠的功能的呢？

中国人是何时失去了正义感、失去了下达最后通牒的勇气的呢？

【083、醉生梦死的白种人】

网文《造成美国五十岁以下人口死亡的第一杀手是什么？》报道：

如果天天看美国的地方新闻，尤其是大城市的新闻，到处都是犯罪，凶杀，美国的犯罪肯定很高吧。每年全美国死于谋杀的人是多少呢？2016年的统计，为一万七千人。

美国男女老幼加起来有三亿人口，却有两亿五千万辆车，交通事故肯定很多吧。那么，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是多少呢？2016年的统计，为三万两千人。

以上两项加起来，约五万人。导致美国五十岁以下人口死亡的第一杀手，2016年夺去了五万九千人的生命，到2017年，六万四千人死亡。有人能猜到是什么吗？吸毒过量！

从今年开始，加利福尼亚州大麻合法化，人们可以到药店公开买毒品了。美国自由派推动毒品合法化多年，奥巴马为此做了很大努力，现在终于看到成果。

美国媒体基本上被自由派占据，对毒品的危害，近年来不断在淡化，鼓吹毒品合法化的言论不断。第一步，先从大麻开始。奥巴马就曾很自豪地说，他以前就吸过大麻，没什么危害嘛。从事医学研究的人员，以前都是站在自由派一边，对于毒品合法化，却不那么认同了。除了个别专业人员出来为政客捧场外，大部分专家都持反对态度。那些为政客捧场的专业人员，也在最后提醒一句，虽然吸大麻没多少危害，但不能过量，否则非常危险。

吸毒者都是从小毒开始，逐步向大毒发展。美国吸食可卡因、海洛因的吸毒人员，都是从更容易得到、价格更便宜的大麻开始。

美国吸毒过量死亡者中，白人占百分之八十二，而贩毒者中，黑人占百分之四十五。另外，墨西哥裔及非法移民也是贩毒的主力。从这组数据对比中，能想象得到为什么美国自由派主张毒品合法化，媒体对毒品的危害故意轻描淡写了吧？受害者主要不是自由派捧上天的少数族裔和非法移民，执法人员打击贩毒的对象却是少数族裔和非法移民。

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发现来自墨西哥的走私毒品的地道

2012年到2015年，美国边境执法人员查获的毒品为：大麻八百二十万磅，可卡因三万两千磅，海洛因三万四千盎司，冰毒一万七千磅。未查获的数量无法计算，通过遍布全美国的贩毒团伙流通到吸毒者手中。

美国执法人员在靠近墨西哥的海岸巡逻

近些年，美国政治环境改变，对毒品不那么严厉了，通过医生处方得到麻醉药品的机会增加，也是造成当今毒品泛滥的一个原因。甚至美国政府为低收入人员提供的医疗保险，也可以为麻醉药品提供费用。

美国著名歌星迈克尔·杰克逊就是死于麻醉药品过量，他的医生也因此受到处罚。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红遍美国的歌星Tom Petty，最近也因为毒品过量死亡。

近几十年，美国产业空心化，大量工作转移到海外，曾经以此为生的美国白人中产阶层，陷入贫困状态。在学习、就业方面不受重视，因为自己是白人深受压抑打击。很多人对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吸毒的路不是少数。这些曾经的民主党支持者，感觉自己被整个美国抛弃了。作为美国主要工业基地的制造业州，成为毒品过量死亡的重灾区，不会让人感到奇怪。

威斯康星州西部小镇La Crosse，最近以一级鲁莽杀人罪判处一名38岁少数族裔女性25年监禁，她给一名26岁的白人男性提供毒品海洛因，导致该男性死亡。

密执根州Hillsdale镇27岁的居民Ashley Walker被发现因毒品过量死亡，警方根据线索追踪到毒贩BrianWatkins，并调查到他有长期贩毒的记录。最近，法庭判处BrianWatkins二十年监禁。

宾夕法尼亚州West Chester市已经当外婆的居民Claudia Palmer在凌晨三点，发现她女儿倒在地板上，怎么都叫不醒，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医生发现她女儿已经死亡，检查发现血液中含有过量的海洛因和可卡因。ClaudiaPalmer打着三份临时工，以抚养两个外孙。位于费城郊外的这个小城市，以白人居民为主，现在不仅陷入贫困，也是毒品泛滥的重灾区。

部分毒品过量死亡者

去年，总统川普宣布美国面临毒品问题是公共卫生危机，现在，州长们要求总统和国会拔出更多的钱，以对抗毒品。

谢选骏指出：毒品泛滥其实是失去生存目标的结果——这是一个失败国家、破产社会典型特征。满清奴役之下的中国、欧洲殖民的土人社会，都曾陷入类似的危机。但是不论欧美还是俄罗斯，到处都是醉生梦死的白种人，这是否意味着，历史正在轮回？

《外媒探秘美国海洛因之都：90%的新毒瘾者系白人》（2016-05-17 参考消息网）报道：

美国90%的海洛因新消费人群都是白人，而被逮起来的毒贩大多是黑人！

参考消息网5月17日报道 西班牙《国家报》4月28日发表题为《海洛因冲击美国白人》的报道称，有一天母亲看到了女儿胳膊上的疤痕。“这是什么？”母亲问。“你知道啊。”女儿阿普丽尔回答道。

洛丽·埃里昂曾带女儿去过医院。在那里她发现女儿阿普丽尔竟然已经海洛因成瘾。她只是成千上万受到毒品冲击的人之一，政府说这是“海洛因流行病”。

阿普丽尔的事情发生在4年前。她的母亲埃里昂是一个身材矮小、性格坚强的56岁女人，她是当地社区中出了名的勇敢母亲——只要有人愿意听，她就会反复对人讲述女儿的事情。然而，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

代顿是美国的海洛因之都。作为美国蒙特马利县县治所在地，代顿是一个拥有50万居民的城市。2010年，蒙特马利县有127人死于吸食毒品过量。2014年，死于吸食毒品过量的人是264人，这也是掌握完全数据的最后一年。

代顿只是美国近些年出现的一个趋势的缩影。2002至2013年，全美死于吸食海洛因过量的人增加了4倍，毒品（鸦片类药物、海洛因和其他止痛药物）致死人数超过了交通事故。18岁至25岁的年轻人吸食海洛因的人数翻了一番。

过量吸食毒品在当地已见怪不怪。“上周我们一天内逮捕了14名吸食毒品过量的人，破了纪录。”蒙哥马利县警察局长菲尔·普卢默说。

在县警察局的对面就坐落着县监狱——一栋4层的水泥建筑。普卢默说，监狱每年的维护费用是2000万美元。该监狱关押着850名犯人，其中一半人都与毒品案有关。

普卢默是土生土长的代顿人，他回忆了自己的童年。那时通用汽车等大型企业在当地都有工厂。俄亥俄州处在所谓的“锈带”地区：昔日的美国工业中心，如今已走向没落。70年代以来，面对其他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和劳动人工智能化的竞争，加上企业的自我满足，这些工厂相继失去了就业岗位，直至关闭。整个地区都处在半废弃状态。

“我看到了这里是如何改变的。”普卢默说。为了解释代顿为何变成海洛因之都，警长指明了代顿的地理位置：位于由北向南的75号高速公路和由西向东的70号高速公路的交叉位置。从纽约到洛杉矶、从芝加哥到墨西哥都要经过这里。

每天有无数的卡车、公交车、小汽车携带着墨西哥的海洛因在这2条高速上奔驰。很多人会驱车2小时奔波在高速上，到3个县以外的代顿去购买毒品。

副警长郝伯特·桑顿一边在代顿西区的街道上巡逻，一边给我们讲述了这里的情况。独门独户的住宅、公寓、无人照料的花园、几家商店、卖快餐的餐厅：桑顿就像熟悉自家客厅一样熟悉这里的一切。他跟每一位邻居打着招呼。现在是下午3点，半个小时前，他和另外8名蒙面便衣警员刚刚在一栋房子里逮捕了2名毒贩。面无表情的毒贩戴着手铐被推进警车，周围的邻居——大人和小孩都走到大街上来看热闹。

桑顿接着说，“我会关注停在房子前面的汽车。如果看到白人开的汽车就会引起我的怀疑，因为这里是典型的黑人居住区。”

作为警长的桑顿、埃里昂和她的女儿，以及美国90%的海洛因新消费人群都是白人，而被逮起来的毒贩大多是黑人。

在位于代顿城东的安静的布恩绍夫特医学院的办公室里，罗伯特·卡尔森和拉明塔·达纽莱蒂特两位教授详细阐述了一项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3年来，俄亥俄州有383人消费不会成瘾的药用鸦片类药物。其中27人在此期间开始消费海洛因。从购买奥施康定等止痛药物，转而开始购买海洛因，这是造成当地危机的原因之一。很多瘾君子已经从过去肆无忌惮地购买某些处方类药物变成了直接吸食海洛因。

这项研究的另一结论是，虽然调查参与者中有一半人都是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但所有刚开始购买海洛因的人都是白人，只有1名西班牙人。

可能的原因是，黑人和白人拥有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子，相互之间毫无接触。另一个原因是，美国黑人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经历过“海洛因流行病”，现在已经吸取了教训。

“一些参与调查的人解释说，‘我看到过海洛因对我的亲人造成的伤害。对我们来说，海洛因这种毒品如此肮脏，所以我们绝对不会碰’。”达纽莱蒂特说。

“现在已经不是60年代，当时说起海洛因成瘾就会想到贫民窟和那些穷苦的黑人。”卡尔森说：“现在不是了。他们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白人青年：医生的子女、精神科大夫、居住在富裕郊区的年轻人，以及更低社会经济阶层的白人青年。”

海洛因的主要消费人群变成了白人，这或许能解释为何现在的毒品消费者不再像几十年前的黑人那样被妖魔化，政客们也摈弃了过去的强硬措辞，而开始大提特提预防政策和如何帮助“瘾君子”戒毒。

2013年，在发现女儿吸毒后，埃里昂创办了一个“瘾君子之家”，这是一个把毒品吸食者及其亲友聚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心声的地方。刚刚满22岁的阿普丽尔即将从监狱回家。“她已经10个月没有碰过海洛因了”。

谢选骏指出：为何吸毒者以白人为主？我认为，这是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因为殖民主义给了白人特权地位，就像入侵中国给了满蒙人特权——一旦他们失去了特权地位，就会陷入了没着没落的颓废状态，成为“醉生梦死的白种人”。

网文《毒品会将美国逼入绝境吗？》报道：

美国三亿人民真的每年像吸尘器一样吸走世界上一半的毒品吗？

场景：美国纽约市布朗克斯区

乞丐：“嘿，小伙子！打扰一下，我今天啥都没吃，快饿死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一两刀($) 让我去买点吃的？求求您帮我一下，拜托了！”

我：“好的，那我陪你去买吧。对面那个路口有个披萨店，一片披萨只要一美金，我帮你去买两片吧？”

乞丐：“不用不用，小伙子您太客气了！您不需要陪我去，我可以自己去买。您现在给我两刀就行了，愿上帝保佑您。”

我：“对了，我包里有个火鸡三明治，这个应该可以给你吃吧？”

乞丐：“啊...其实我不能吃肉，因为我患有慢性病...”

我：“那我把肉挑出来，剩下的都给你吃，好不好？”

乞丐：“（沉默中）....我TM不要你的三明治，直接给我钱就行了！！”

这是几个月前我和一个纽约乞丐的对话。纽约市约有八万流浪汉，其中确实有一部分人不能填饱肚子，但还有一部分人纯粹是不可救药的瘾君子。这些人已经烂到不去工作了，只能通过骗人或者进行毒品交易维持生活。

作为美国人，我觉得近代的毒品危机是我国最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因为毒品在各个社会阶层里面都泛滥，不管是在贫穷的农村白人地区、城市的黑人贫民窟、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小镇，还是在富人郊区、名校、华尔街等。吸毒者在美国并不是个边缘化的小部分，毒品反而渗透了美国的主流文化。美国的毒品危机每年带来约1.2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调查报告，有10%的美国成年人承认自己曾对大麻或违法毒品有瘾，还有4%承认自己目前仍有毒瘾。违法毒品包括可卡因、冰毒、海洛因、摇头丸等等。然而，上面的数据还不包括那些承认自己滥用处方药的人（6%）。这些人即使没有生病，也会服用过量的药品让自己嗨，让自己产生幻觉。不承认自己曾经有过毒瘾的人有多少呢？没有成瘾但还会经常吸毒的人有多少呢？这些我们都无法统计或估算出来，但大部分的国际调查都认为美国是全世界人均毒品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毒品过量导致的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实际上，毒品过量导致的死亡率近几年依然在持续不断地上升。

总体来说，美国在毒品这方面已经濒临绝境了。但更可怕的是美国政客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出任何解决方案，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曾经也是吸毒者，或者是因为他们为了连任还需要美国吸毒者的支持吧。

网民哀嚎之一：

美国药物滥用最憨批的一点是，开药的时候随随便便，等你病好了想要戒瘾了，对不起，请自己想办法吧！Travis Rieder就是药物滥用受害者，他在车祸恢复期一直服用大剂量阿片类止痛药，然而美国疼痛医生只负责开止痛药，不负责戒断。于是Rieder——一个完全没有医疗知识的人，只能硬着头皮往上莽，凭着直觉胡乱减药。结果因为减药过快引起急性戒断反应，痛不欲生。

Rieder和老婆四处求助，问遍了，然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如果戒断反应太严重，就按原来的剂量服用吧！”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戒毒难受，那就别戒了。这算啥？掩耳盗铃吗？

就连戒毒机构也不负责戒毒，他们只是让瘾君子们转而依赖温和一点的毒品。最终Rieder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扛过漫长剧烈的戒断反应，成功戒除了毒瘾。这当然值得庆祝，但他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吗？

我国戒毒所的工作人员说过，戒毒成功再不复吸的十中无一，这还是建立在严打贩毒、强制戒毒、整个社会环境都视毒品为洪水猛兽的基础上。

美国药物成瘾者不但没有专业机构帮助戒毒，而且所有人都在劝他们，磕吧磕吧，别戒了！这能戒毒成功就见鬼了吧！

（2019-12-05）

网民哀嚎之二：

坐标美国，曾是一名学生新闻记者，以下我要讲的事情都是基于我自己的切身体验，没有半句夸张。

我在美国呆了好几年，很多从来没有来过这里、甚至是在这里的留学生看到的恐怕都不是一个全面的美国。要知道，这个国家不仅仅是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美国还有广阔的中部农村，而midwest一个人尽皆知的问题你们猜是什么？毒品，尤其是meth. 美国的meth lab通常不在大城市，而是成堆的在中西部，像密苏里这样的州，根据数据，大约有1500个工厂。

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去到了一个典型的鸟不拉屎的中西部小镇做调查报道，镇子规模不大，除了住房就是教堂、加油站、餐厅、学校，医院都要开车出去才有的那种。找了一家咖啡厅坐下来就和一起去的一个老美找居民搭讪，企图挖出故事。结果挖了半天，每一个人第一个冒出来的词就是毒品，这也不是什么新闻，nothing surprising. 后来我们做的那个故事，主角是一个中年女人，她妹妹孕期成瘾，生下个男孩，孩子也先天成瘾，她之后就整个人消失了，她姐姐只好承担起了抚养的义务，问题是小镇附近还没有相应的治疗儿童先天成瘾的医疗机构，他们每周要驱车四五个小时去治疗，度过了一段很困难的日子。

我想说的是他们并不是个例。而通过和后面采访到的专家的聊天和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我发现其实美国现在比毒品问题更严重的是阿片类药物成瘾，你可以经常在媒体新闻里看到的opioid crisis就是在说这个，这个东西和毒品泛滥也有直接的联系。一方面，医生给病人开了阿片类处方药，不知不觉病人上瘾了，但是长期吃的话开销是一个问题，再次得到处方也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在美国社会，海洛因的价格远低于阿片类药物，所以很多悲剧就此诞生了——人们把目光转向了毒品。

政府发布的从2000年到2017年过量注射/吸食死亡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阿片类药物成瘾死亡甚至比海洛因的情况更加严重，现在这个是困扰整个美国社会的大问题，媒体、学术界、医疗界、立法者…讨论不断。

再说说大麻吧，美国大学生很多都吸大麻真的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更别说现在好多州都在呼吁合法化，隔壁加拿大全国都合法了。我好几堂课的同学结课的庆祝方式就是约上一起飞叶子。在周末或者final考试周，公寓走廊也经常都能闻到大麻味。闻多了导致我现在对这个味道非常敏感，我后来去了很多别的地方旅游，也经常都能闻到这味道。我曾经刚来美国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跟我特别好的白人女孩，是个性格特别好的学霸，得了重度抑郁症，大麻是影响因素之一，她辍学了一年接受治疗，才重返校园。这件事告诉我们，真的不是坏孩子才飞叶子，almost everyone does it. 曾经我也有美国朋友约我，但我太怂了没去，有的事情可能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尝试，毕竟我不敢用自己的自制力打保票。

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总之我真的很感谢国内对于毒品的管控（也是真的很感谢国家禁枪），有时候，完全的自由不代表就是最好的选择。出国以前我常常羡慕国外这样那样，但真的在外面待久了以后，我才能够以一个客观的心态来评价某些事情。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国家，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自由也一定是相对的。

网民哀嚎之三：

毒品已经是美国的国家危机。去年特朗普已经宣布阿片类药物是国家危机。芬太尼是美国的药厂以止痛药和毒品替代物的理由，通过各种献金和回扣方式，让美国的政界和医生都对芬太尼大开绿灯，本来是绝症的最后止痛剂，泛滥到普通胃痛都给开两个，而且通常是超剂量开处方，剩下的到街上就可以卖掉。美国死在芬太尼等阿片药物的现在每年有7万人，造成经济损失750亿美元以上，使用者在1700万，其中成瘾比例超过20%。更严重的是芬太尼效果太好，有超过70%的海洛因可卡因等都掺了芬太尼提高“效果”，很多人以为自己吸的是普通毒品，造成吸食过量直接就死了。美国这么一折腾，最倒霉的是加拿大，所有数据按人口比例现在和美国一样，也已经比列为国家危机了。

欧洲在芬太尼的情况比较好，但是欧洲的传统毒品有过之而无不及。药物检测（Drug Checking)是欧洲在1993年荷兰开始实行的，后来欧洲国家之间都开始采用，而美国到2008年在开始。药物检测的出现基础是，国家级别承认戒毒失败，承认吸毒者吸毒的事实，检测的目的是让吸毒者别吸错了，比如以为自己吸的海洛因结果吸了芬太尼，以此让吸毒者降低损害，注意，目的早已经不是不让吸。

看见这个问题立刻就来了，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不久的事。

妹妹是美籍华裔，她今年2月回国和我聊天时问我，你们大学考试前会有人吃东西吗，我说是吃巧克力还是红牛吗，她笑了下，然后说是吃哪种类似兴奋剂的药物，吃了很有精神，后来我问了下具体的药物效果和成分，心里面差不多就有底了。

诸如美国大学一个班级近乎三分之一的人考前有食用类似“药物”，中国难道会差不多吗，我在大学生活过的人，对我自己大学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这受众人群没有可比性吧，这类似药物的传播性和扩散性在美国就是无法想象的。

网民哀嚎之四：

美国毒品问题确实很严重，不过至少在短期内，毒品问题或许还不足以成为把美国逼入绝境的心腹大患。至少在人家美国人眼里毒品还没有电子烟可怕呢。但是从目前来看，毒品问题对于美国（可能也包括加拿大）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通过执法手段解决的疥癣之疾了。因为美国的毒品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都知道美国毒品泛滥，那么为什么美国毒品会泛滥呢？因为隔壁挨着墨西哥。

那墨西哥为什么会成为全世界闻名的毒品生产加工和集散地呢？因为您美国不给人家墨西哥留其他活路啊。都知道美国有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和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可是别忘了美国还是全世界第一农业大国。因为全世界只有您美国同时坐拥超大面积的国土（当然也包括耕地）以及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农业生产体系。

墨西哥区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没您多，耕地面积没您大，气候没您好，技术没您发达，面对您的农业倾销，怎么可能有还手之力呢？所以从墨西哥被拉进NAFTA的那天起，就意味着墨西哥的农业完蛋了。

那人家墨西哥（乃至其他那些农业被您美国农产品和美国资本啃噬殆尽的拉美国家）农民也要恰饭的啊。

本来毒品作物相比一般农作物而言就有着诸多优势，现在因为您美国导致种植正常农作物的前景雪上加霜，那人家接过毒贩伸出的蜘蛛丝往上爬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你说替代种植？当然不存在啦。你让墨西哥农民搞替代种植，那不是相当于让美国农业破财吗？这多不MAGA啊？当川皇一口一个MAGA，隔三岔五就逼墨西哥们开放市场农产品零关税的时候，再喊多少禁毒口号都没有用了。

既然您逼的人家别国农民只能种毒品，那就只能麻烦您把这些毒品照单全收了。

这么大的毒品供应量，加上您美国人自身的客观需要（比如医疗体系高成本导致中低收入者因为看不起病所以滥用止疼药麻醉药，自由派和嬉皮士为了追求自由主义和感官刺激尝试毒品等等），才造就了美国世界第一大毒品消费国的现状。

话说回来，美国的毒品泛滥和当年旧中国的毒品泛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如果说中国当年是因为腐朽积弱而被大炮轰开国门被迫成为毒品倾销地的话，那您美国就是因为恃强凌弱把墨西哥乃至很多其他拉美国家弄得除了毒品作物以外寸草不生，最后反噬自身。

非要说绝路，那也不是毒品把您美国逼上绝路，而是您美国自己给自己挖出来一条绝路。

网民哀嚎之五：

合法毒品快了。听说过阿片类药物吗？治疗癌症的，病患痛苦的时候使用，一样是罂粟提取物，能给患者减缓疼痛。然后，给你介绍一家美国公司，普渡制药。这家药企最著名的药物就是奥施康定。原料是羟考酮。就是阿片类药物。

效用比吗啡还要猛至少50%。然而这家公司不止卖给癌症患者，人家一开始就盯上了大众市场，什么背痛、神经痛、牙痛都成了潜在消费者。而且人家还买通了很多官员，获得了联邦的各种反成瘾认证，虽然负责认证的不少人不久之后都辞职被聘回了普渡制药成为了管理层。同时赞助各种医学会议鼓吹自己，据说你只要说15分钟的好话，就能报销五星酒店和交通费。所以卖得很好。销售额早早在03年左右破亿。

美国现在每年有20万人因阿片类药物过量摄取而死。

最夸张的是，曾经看美媒的一篇报道，上面这样写道：部分人因为没钱购买正版药，只能用廉价的海洛因替代。要知道，45届总统大学，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希拉里两个极端的人，都在竞选纲领里明确的写着要对无良药企和阿片类药物动手。你就知道这个“合法毒品”对美国造成的危害了。然而普渡制药还好好的。

哦，对了。普渡制药创始人还是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捐了座北京大学的博物馆还是个亚洲迷。还自费还了我们圆明园的文物。咱们可查的文件对他的定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慈善家。

美移移民攻略：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差点把美国社会逼到崩溃边缘。

接诊了一位美国外宾。美国外宾一脸傻白甜的要求医生开我国管制类精神药品给他止痛，理由是“妈妈从小就跟我说：肌肉疼，吃曲马多。骨头疼吃羟考酮。磕磕碰碰千万别叫救护车。”这两种药物在我国有严格的管理要求，通常是癌症晚期病人使用的止痛药，因为癌症晚期病人不怕成瘾……

除了节约医疗开支导致的止痛药使用，劳损导致的慢性疼痛也是民众使用止痛药的主要原因。在美国，资本主义拥有许多充分获得劳动者劳动力的手段，类似智能手表喊“加油”，但是更加行之有效。美国的管理水平使得美国的服务行业劳动生产率比只知道“马桶刷五遍”的日本服务行业高一倍，日本制造业曾经使用了全世界过半的工业机器人，然而日本目前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70%。当然，就像挨踢业虽然“996”但是时薪仍然很高一样，美国人民虽然劳动强度大，但是工资和生活水平也高啊！在美国，由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大，很多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慢性疼痛，不用止痛药就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大批美国民众由于高劳动强度导致劳损引发的慢性疼痛和使用止痛药物“小病拖”导致了——美国内芬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其自身原因是主要因素。一是传统影响。美国内普遍存在滥用处方止痛药的传统，占世界人口总数5%的美国人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二是利益驱动。大型药企为维持可观的经济利益，资助专家有倾向性地研究得出阿片类药物无害的结论，药店大力兜售、医师滥开处方，形成完整的利益链条。三是监管不力。处方药管制不力，滥用者跨州开药和医生重复开药无从监管，医疗渠道流弊突出。四是文化导向。对毒品危害宣传不够，一些人将吸毒与“自由”“个性”“解放”等标签挂钩，现半数以上的州又实行了“大麻合法化”。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美国发生大规模滥用芬太尼类物质问题。国新办举行芬太尼类物质管制进展及下步工作情况发布会。所以，把美国逼入绝境的根本不是毒品。类似的情况我国也有，重体力劳动者喜欢喝酒就是出于类似的原因。虽然布洛芬没有成瘾性，但是我国也出现了慢性劳损只能靠止痛药缓解的人群了。

网民哀嚎之六：

美国人跟毒品从一开始就很熟，因为美洲大陆本来就是毒品的故乡，世界三大“毒三角”，其中一个就在南美。比如大家熟知的可卡因，就是美洲特产，南美到现在也“嚼叶子”，博主之前去巴西的时候见过那玩意，据说嚼的时候得往嘴里加石灰，需要碱性环境才能把可卡因从叶子里提取出来，是一种非常高级的玩法，因为纵使我发挥野兽般的想象力，也没法想象往嘴里放石灰这个操作的可行性。

当初还没美国这个国家的时候，美洲殖民地就大规模使用这玩意，主要是当止疼药，当时有什么病，大家全靠可卡因撑着，毕竟就连华盛顿得了病，最好的治疗手段也就一直放血，放死算，华盛顿最后真被放血放死了。

通过这事，大家就知道当时的医疗水平，可卡因也就成了重要的补充治疗手段，这个倒是也正常，止疼这事在东西方一直都是个大问题，很多病都是控制住症状，就算不吃药，再过一段时间自己也就好了。

多说一句，当时还没有冰毒和海洛因，这两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科学家搞出来的技术创新，代表了德意志工业的最新成就，毒品不再从植物里提取，而是用廉价工业原料合成，价格更低纯度更高，瘾君子的最爱，开启了人类制毒贩毒新篇章，不过美国人民需要等一百来年才能用得上。

整体而言，那时候大家对鸦片的危害还比较有争议，而且由于交通和通信不便利，很多由鸦片引起的恶性事件都被当成了孤例，大家并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毒品的危害形成共识，比如林则徐给皇帝进言，他认为禁毒的主要理由也是财政方面的考虑。

医生们普遍滥用鸦片，很简单嘛，你能给病人减轻痛苦，病人们自然下一次还来找你，而且少量服用鸦片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危害的，所以当时最喜欢鸦片的就是医生们，大家知道弗洛伊德吧，他长期玩毒品，还推荐给家人朋友，在弗洛伊德看来，可卡因是居家旅行馈赠亲友之佳品。那个铁血宰相俾斯麦，由于长期痛风无法缓解，也是个毒品爱好者，靠着可卡因缓解痛苦。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芬太尼”，也是个镇痛药，镇痛效果是海洛因的25~40倍，是吗啡的100倍。一开始也是医院当做镇痛药给病人用，后来瘾君子们发现这玩意效果和毒品差不多，开始当毒品玩。但这药劲太大，0.02克就可以杀死一个成年人，美国现在每年玩这个药要死2.9万人，前段时间特朗普指责是中国卖给美国的，网友调侃说“中国在搞全球化，美国在打鸦片战争”。

在早期也一样，医生们发现病人长期服用止疼药越来越依赖，后来干脆离不开这玩意了，离开之后天天只想着这件事，为了得到毒品啥都干。这就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成了社会问题。也就是说，最早推动毒品泛滥的，主要是把这玩意当成止疼药来使，美国一直对禁毒这事犹犹豫豫，主要是因为当时医生们喜欢这玩意，一直到现在，前几天还有美国学者写文章抨击说美国医生离开止疼药不会开展工作。

医生的这种对毒品的痴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判断。直到1915年，眼看全国登记的严重依赖毒品人数超过25万，联邦才推出来一个法案，叫哈里森法案，准备限制使用毒品。也就是说，直到1914年，我们今天熟知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什么的，在美国还是合法药，有人说“可以象今天的阿司匹林一样容易得到”。

随后一直到1956年达到巅峰，那些年美国也在打仗，战争期间法律比较严苛，美国国内的“反毒品”日趋严厉，甚至一度规定，谁要是把毒品卖给未成年人，就会被判死刑。这个过程中，美国毒品一度几乎销声匿迹。

60年代毒品归来——很快到了60年代，事情突然起了变化。60年代主要是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冷战背景下，不少人有种得过且过的感觉，天天都觉得今天是最后一天，可能明天核弹就会从天而降。既然过一天算一天，不少人开始对未来充满迷茫，也就不去想将来的事，只想及时行乐。“just do it”这观念就是那时候兴起的，每天喝点小酒，吸点大麻，做个小爱等等。而且那时候还出现一个咱们国内基本没有的小众群体，叫末日生存狂，热爱挖地下堡垒，囤积食物工具和枪械，随时准备末日到来。二是越战升级。越战主要是美国国内一部分鹰派人物臆想病犯了，美国老百姓普遍对越战反感至极，到现在都说，对美国伤害最大的就是越战，差点撕裂了国家。美国国内示威游行以及各种民权运动那些年达到了巅峰，比如黑叔叔们走上街头，抗议不平等待遇。

这种超大规模结社，基本无例外都伴随着乱搞和性狂欢，这一点在全世界都差不多。而且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当时越战打的正high，美军在越南狂发兴奋剂，再加上驻越美军又离毒品老窝“金三角”特别近，金三角我们之前聊过，蒋委员长的队伍在那里贩毒，驻越美军不少都染上了毒瘾，所以那时候大量的毒品和吸毒习惯从越南带回了美国，美国国内又有吸毒的潜力，一拍即合。

这里有个问题，美军在越南玩兴奋剂是咋回事？这个在我们这篇里讲过，《毒品往事 本来研发出来治感冒，却被人民群众当毒品》，冰毒是德意志工业的骄傲，德国科学家硬是把价格较高的苯丙胺研究成了白菜价，谁都可以来一粒，精神饱满工作一整天。

在战争中这玩意是个神器，我们以前讲过，打仗不是单纯趴在战壕里射击，往往是连续好几天的超高压折腾，比如先部署到一个地方，然后在那里挖工事，敌人进攻，如果对方退下去就得重新修工事，搬弹药，准备下一轮，如果顶不住就得后撤，可能又得狂奔一天一夜，这谁受得了，嗑药属于常规操作。

在越战中也一样，美军，尤其是飞行员，都面临超高的工作压力，开着飞机在越南来回穿梭，48小时不睡觉属于常规操作，为了防止他们打盹把飞机给搞坏了，美军长期向部队发放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就是冰毒代谢产物，有时候也叫冰毒，效果跟冰毒几乎一模一样。而且越战对美国造成最大的伤害是，美国当时的老百姓不再信任政府，不少人专门以跟政府作对，反对权威为乐，政府不让干啥他们故意干啥，反正好几万人在一起闹腾，又是吸毒又是性狂欢，这些在那个电影《阿甘正传》里有反映，阿甘他老婆就是这样一个人，吸毒滥交啥都干，后来年纪轻轻就死了。而且由于前期美国毒品几乎销声匿迹，美国政府对待毒品的态度也非常放松，连个专门缉毒的部门都没，甚至警察都不觉得吸毒这事抓回去有啥必要。慢慢的，就出事了。

美国毒品产业几乎是一夜之间起来的，毒品跟着游行队伍迅速席卷全国，而且从越南回来的大兵们到处在说毒品有多爽，年轻人把这玩意看成是又酷又叛逆的东西，很快就开始有燎原之势。大家看美剧就能感觉的到，在越战相关电影的题材里有大量的吸毒镜头，在那之前非常少。这时候，就该墨西哥和南美上场了。

网民哀嚎之七：

晚清的鸦片都够泛滥了，但美国现在的吸毒人口占比，比晚清还高5.5个百分点。根据《慕雅德的晚清中国》的数据，在1880年最高峰时期，吸鸦片人口达到了800万，当时总人口3.64亿，占比2.2%。但目前为止，美国吸毒人数已经达到了2500万，占总人口比重7.7%！光17年一年，就有7万多人因为毒品过量死亡。现在的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吸掉了全世界将近60%的毒品！更可怕的是，由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车祸、枪击、艾滋病死亡的峰值。虽然医疗水平越来越高，不差钱的美国人花了巨额美元在医疗费用上，但美国的人均寿命在过去的三年里，下降了两次！连美国大学生都已经被毒品侵染了， Monitering the Future研究报告公布的数据：

1、41％的学生使用过非法药物。

2、38%的学生尝试过大麻。

3、4.6％的学生经常性吸大麻。

4、三分之二的大学生相信吸大麻不危险。

去年9月份，耶鲁大学门口就有70多人因为吸食过量毒品被送到医院，其中很多都是耶鲁大学的在校学生。美国北密歇根大学还曾宣布说，要开设一门新专业——大麻专业，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除了学校，美国的一些小城市也成了毒品的重灾区。

去年，PBS的节目《落后的美国》说，戴顿医院里，每10个新生儿里，就有一个儿童来自吸毒妈妈。光俄亥俄州一个小城，一年死于吸毒的人就有上万，当地的验尸官称：一遍遍重复的故事，不分种族不分背景。死者有的时候太多，尸体在停尸房已经放满。法医不得不把2个备用设备拿出来，每个设备能多装18具尸体。还有一些老板们抱怨招人太难，求职者很多都过不了毒品测试。有些求职者听说有尿检后，干脆面试都不来了。毒品如此泛滥，美国政府并不是不知道，也很重视，还专门设立了禁毒局。但美国各州的法律不一样，对吸毒者处理方式也不相同（某些州大麻是合法的），导致毒品消费不但得不到控制，反而禁毒工作的投入越来越大了。吸毒，从来都不只是影响吸毒者个人，回头看看一百年前衰败的晚清就知道了。这些美国街头吸毒吸到不省人事的年轻人们，是不是很眼熟？

现在，毒品泛滥俨然应成了美国最棘手的问题，川普去年还宣布美国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美国毒品问题由来已久，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哪里是一招两式就能解决的呢？就拿医生来说吧，美国大多数海洛因的吸食者，都是因为生病后服用了医生开的处方镇痛药，才染上毒瘾的。而医生之所以敢这么大胆、不负责任地乱开处方镇痛药，是因为背后大型医药公司的利益鼓励。怎么去彻底解决毒品问题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网民哀嚎之八：

美国有一个“止痛协会”，一直在反对各种针对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限制，其角色大概相当于同样在美国知名的“全国步枪协会”，这个协会每年会从药企那儿获取大量的捐助，很多药企高管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在他们的艰苦奋斗之下，美国成了全球唯一两个，允许制药公司直接向消费者推销处方药（DTC）的国家之一。经年累月，便导致了美国人止痛类成瘾药物的滥用。“美国每天有142人死于药物滥用，就像是每3周发生一次911事件。”总统打击药物成瘾委员会如是说。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会想，果然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大企业谋财害命，难道就没人管管？我开始也这么觉得，但是看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我意识到：药企、止痛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只是表面，美国药物滥用，是更深层面的文化心态问题。

这些大集团，还达不到韩国那样的财阀的水平，美国有很多所谓的“左岸城市”，比如西雅图，那里的风气一直比较民粹，在那里的大企业，比如微软、波音、亚马逊，经常被“盘剥”，要求向群众提供这样那样的福利。药企的能量大，但没人想的那么大。

什么文化心态问题呢？其一，是很多美国人内心深处的“原教旨自由主义”，想干嘛就干嘛，想嗑药就嗑药，而政府对药物滥用的管制，确实也非常宽松；其二，是美国比大多数国家，提早很久就进入了“体验经济”的发展阶段，非常注重消费带来的各种体验，比如说有病了，不能疼，很多人也根本忍不住疼，所以他们天然就比较接受止痛药，因此，改变药物滥用，从心态上就很困难。所有的体验，归根结底都是体验快乐，在美国，你猜体验快乐的成本最低的消费方式是啥？其三，还有一个最深层的原因，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宗教国家，很多人在心态上，天然带着一种“狂欢感”，特别追求各种能带来“狂欢”的体验，所以对于毒品，他们天然就比较接受。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这属于一种“宗教的异变”，是非常接近宗教内核的东西。

从历史上看，很多原始宗教（比如非洲那一块的），在举行盛大仪式时，都喜欢弄一些本地的致幻药物，从而在精神上产生“神灵附体”的感受，因此，药物与宗教文化，往往是相关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觉得美国很现代，不知道它的政治、文化里带着很强的基督教特征，可以看一本小书了解一下——张宇燕的《美国行为的根源》，书里面的数据更多。所以，综合来看，毒品，特别是阿片类药物问题，在消费主义与宗教结合的今天，对于美国，可能是一个本质上的问题，解决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很多人说毒品消耗的是美国的底层，刚好给了美国人一次物理社达，但请注意，那些街头的流浪汉，可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喔。

网民哀嚎之九：

从数据上看清政府GDP、人均GDP、人均税负均优于日本。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到1908年慈禧嗝屁，大清朝的经济数据很是喜人啊。在慈禧的英明领导下1887年致1908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DP都是高速增长。这么好的慈禧你们为什要把亡国的帽子戴在她头上呢。你们这样做是歧视女性，知道吗？老佛爷再内忧外患的情况不依靠横征暴敛达到清政府财税收入翻了近五翻牛不牛逼，人家奢侈点怎么了？乾隆在位六十年也只翻了一翻，和老佛爷比就是个鸡知道吗。

这一切的源头离不开李鸿章。

1874年，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首次向清廷提出“种烟驰禁”的主张。由于解禁鸦片洋烟被土烟彻底赶出中国市场，中国的GDP和政府财税开始进入了高增长通道。以云南为例，清末的鸦片税收达到总税收的80%以上。

晚清政府可不是什么积贫积弱，人家是戴大金链子毒品帝国。

毒品是否会把美国逼如绝境我不知道，不过大清朝是抽大烟抽死这个是没有什么异议了。

毒品之危害不是白银外流，而是执政集团和人民脱节。经济数据一片欣欣向荣，而民力国力却迅速衰落。所以在中国毒品是一条非常红的红线。

网民哀嚎之十：

在枫叶国全民一路“high歌”的时候，欧洲人还好吗？

今年6月，据欧洲毒品和吸毒者观察所（OEDT）发表的数据，烈性毒品已席卷欧洲大陆。15岁-34岁的欧洲人中，有1720万人吸食过大麻。

在英国，吸毒率位居欧洲榜首，几乎每5个大学生中就有2个人吸毒。

在法国，每年的毒品交易金额为27亿欧，其中大麻10亿，可卡因8亿。

在荷兰，咖啡店就可以购买大麻，被誉为“大麻的天堂”。

在葡萄牙，早在2001年就通过毒品非罪化法。法律规定，以个人消费为目的吸食、持有、获取少量麻醉性和致幻性药品，都不再被当作犯罪处理。

在德国，1997年便开始“大麻游行”，不断促成大麻合法化。

在欧洲，大麻是人们喜欢“光顾”的对象，毒品是金钱汇聚的地方。人们对“毒品”的执着与热情，早早就用行动代替的语言。

当我们惊叹于外国人是不是疯了时，也有中国人在鼓吹：为什么我们不能大麻合法化。有一位叫李雪作家，在网上公开“反对禁毒、呼吁毒品合法化”！她还说，“禁毒战争不会减少成瘾者，只会把成瘾者推向家破人亡和犯罪的深渊。”

对于她曾经的言论，小编不知说些什么。也许她真的不知道，也许她假装不知道，也许是她选择性忽略，但是即便便整个西方都在为毒品狂欢，中国人也不能忘记，曾经有一个地方，它允许鸦片买卖，向毒贩征税，甚至鼓励人们吸毒；它让整个国家充满毒品和瘾君子，它让中国人被称世人称为“东亚病夫”，让中国没有御敌之兵，让中国惨遭欺凌。那就是178年前的清政府。中国做不到对毒品宽容，是因为我们忘不了178年前的鸦片战争。178年前，无数的西方人带着对东方的好奇，来到中国。他们带来自己的商品，却没能换回想要的丝绸和茶叶。但是，他们发现不知道世界是方还是圆的中国人，对他们手中的商品不感兴趣，只对白银和鸦片非常渴望。于是他们欣喜若狂。在印度，他们将商品“变成”鸦片，再把鸦片卖到中国。因此，来换取想要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中国鸦片的大门就此打开。

曾有据数据表示：鸦片自17世纪传入中国后，吸食人数呈几何速度增长。19世纪后期，大约有400万以上的中国人吸食（也有人估计超过1000万人）。

当时的清朝人对吸毒的态度，就像是如今的西方。吸毒只是个人行为，或许它有违道德，但你家事还是你家事，吸了就是吸了。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的鸦片馆，好像现在加拿大的大麻店，门庭若市，好不热闹。或许，人们也曾在林则徐身影中，看到过希望；在虎门销会的237万斤鸦片中看到过希望；在林则徐写下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中看到过希望；但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为了抵御外来鸦片，有昏聩官员提出自己种植。于是，全民种植鸦片的热潮来到了。

种的多了，吸的也就多了。那时的中国好像被鸦片控制了一般，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成为了鸦片的俘虏。

男子瘦如柴，女子被随意践踏。整个中国人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毒瘾当中。

在这场以贸易开头，以炮火结束的战争中，获胜的是欧洲人，被列强铁蹄、被鸦片碾碎的是中国人。这样的国恨，中国人忘不了。据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约有吸毒人员255.3万名。而数字背后，却不只是255.3万个家庭的支离破碎。在知乎上有一则提问：中国禁毒力度大吗？

问题下面的有2,750条回答，几乎每一条答案都超过上万点赞。其中很多都来源于曾经或现在缉毒工作者的亲身经历。他们用一次又一次平常但又不平凡的行动，诉说着禁毒之路的艰难，和他们从不认输的精神。

这些回答很多都是匿名的，甚至上传的照片必须模糊五官，也必须隐去会暴露位置的路标。因为缉毒的工作是危险的。据说，每一个毒枭手上几乎都有一份缉毒警察的黑名单。一不小心，缉毒警们就会有暴露身份的危险，招来杀身之祸。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在禁毒工作中牺牲、负伤、意外和过劳死亡的禁毒民警多达600余人，其中因公牺牲16人。为了避免毒贩的报复，他们当中很多人死后没有墓碑，亲属不能在清明节时前去祭拜，就连报导中的遗照也要打上马赛克。正是这样，没有人会在中国向“毒品合法化”让步。1990年，政府成立了禁毒委员会；1998年，公安部成立的禁毒局。对外，禁毒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内，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一位网友将中国对毒品的态度概括为：“刑法严厉，司法残酷”。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烟（白粉）或者甲基苯丙胺(冰毒）五十克以上的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五十克是多少？大概是一个鸡蛋的重量。

只要携带五十克以上的毒品，就有可能会考虑执行死刑。据数据显示，在我国“毒品犯罪”是适用死刑最高的罪名之一。

这种严厉、残酷的惩罚，就是为了让所有人在毒品面前停下脚步。

有人说：“你之所以看不到黑暗，是因为有人把它挡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在毒品的黑暗里，替你我负重前行的，是这些缉毒警察们。

在吸毒过量而致死人数不断攀升的数据中；在全球无数缉毒警察倒下的身影中；加拿大于2018年10月17日，全国的休闲大麻合法化，成为第一个大麻合法的发达国家；美国已有9个州和华盛顿娱乐大麻合法化；越来越多的地区，让大麻合法成为一种趋势，让毒品的大门轻而易举的被叩开。

而我国之所以能从毒品的魔爪下幸免于难，正是由于我们一直以来对毒品和贩毒行为的零容忍。对吸毒和贩毒行为的宽容，就是对我们所有人和下一代的残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对毒品严打，对吸毒的明星零容忍全网封杀。反观欧美一些国家，一边对入门毒品持放任姿态，一边又要求中国不要出口“毒品”给他们，真是有种精神分裂的状态。

谁会想到，从1840年过去178年之后，竟然是欧美列强还在打“鸦片战争”，而且打得很狼狈。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自律使人自由，对于国家也是一样适用。奉劝一些国家还是管好自己国内的毒品吧。呵呵。

前阵子就回答过关于加拿大变成“加麻大”的问题，可以看一下——加拿大“大麻合法化”后，会对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们产生怎样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

免费供应毒品的成本比禁毒低多了，还能杜绝贩毒之类的暴力犯罪，还可以借机甩掉一批无可救药的家伙以减轻社会负担，由此造成的劳动力缺口可以由拉美移民来填补。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只要你不把人当成人那就没什么难办的。（2019-03-03）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字都是2020年武汉肺炎横扫世界之前留下的。综观这次疫情发展，有个现象比吸毒问题更能体现“醉生梦死的白种人”，那就是欧美各国人民竟然不顾疫情泛滥，“舞照跳、马照跑”，酒吧餐馆生意兴隆，简直一派“今朝有酒今朝醉”，仿佛到了南宋末年——真可谓“战国晚期”的穷途末路也。现在世界欠缺的，就是秦国、罗马和蒙古瘟疫了。

（另起一页）

书名

人民主权与种族主义

People's Sovereignty and Racism

《外星看地球》第25卷

"Alien Seeing Earth" Volume 25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地址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最低

2021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1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12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