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赌局、天子、冲突、共享、网络、思想、殖民、全球民族（全集第61卷）

 世界的赌局、天子、冲突、共享、网络、思想、殖民、全球民族

God of Gambling, Son of Heaven, Conflict, Sharing, Network, Thought, Colonization, Global Nation……of the World

2007年—2016年

2016年第一版

历史的初稿·第一卷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I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I

〔另起一单页〕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谢选骏先生的网络文集，主要写作于2006年—2016年间，涉及了以下主题：世界的赌局、天子、冲突、共享、网络、思想、殖民、全球民族。现在第一次结集出版。 

Synopsis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by Mr. Xie Xuanjun, written and published between 2006 and 2016. It covers the following topics: God of Gambling, Son of Heaven, Conflict, Sharing, Network, Thought, Colonization, Global Nation.

Now the first collection published.

〔另起一单页〕

谢选骏《历史的初稿》序言

有句俗话说：“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Journalism is 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一切新闻不过是老调重弹，于是呢，在“新闻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同时，“历史也就是新闻的底蕴了——人们都是按照既有的历史观念来看待事情、发掘新闻的。

虽说“新闻记者只要记住‘記’而不‘議’的原则”，但其实“記”只需要写下一“己”之私，而“議”才可能抵达公“義”。况且所有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所有的观察都是取决于观点的。但是许多记者并无历史意识，也未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所以让我觉得需要帮助他们把话说透、把题点破。

这里的文字，都是根据上述原则书写出来的，十多年来发表于各种电子媒体，并且因此已经融入了当代意识和当下生活的洪流之中。

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只是为了检索的方便。

〔另起一单页〕

目录

开幕

上帝的赌局

第一章全球天子

第一节

期待新的天子及新的仆从 

第二节

“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的歼灭回教战

第三节

世界末日与白种人退场

第四节

华尔街日报版本的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第五节

这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解体阶段”

第六节

“人道主义”的限度

第七节

“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

第八节

再好的国家主权都是国家主权

第九节

“大国地缘政治决定小国命运” 之谬

第十节

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宣战

第二章国家冲突

第一节

九一一恐怖袭击是官僚资本的狂欢

第二节

阿富汗战争与世界革命

第三节

茉莉花革命破除“文明冲突论”

第四节

信息时代的政治原理：摄像镜头出政权

第五节

《我的奋斗》有什么可怕的

第六节

田中奏折指引中共“大国崛起”

第七节

极权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瓦解

第八节

台湾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

第九节

台湾独立配合美国全球战略

第十节

一人一票制度导致国家破产？

第三章文明共享

第一节

用“文明共享”取代“文明冲突”

第二节

阴阳语法和阴阳观念

第三节

汉人是一种“世界居民”

第四节

罗马帝国的埃及化与西方世界的中国化

第五节

西方文化能够起死回生吗

第六节

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

第七节

股市市值与股市资金的实际比例

第八节

美国联储如何导致金融危机

第四章网络战争

第一节

超人与圣徒

第二节

真猎人和假猎人

第三节

真猎人和假猎人之续篇

第四节

逆向鸦片战争开始

第五节

黄种人能单独和白种人作战吗

第六节

不可勾结外敌入侵本国

第七节

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第八节

网络自由是全球政府的基础

第五章思想较量

第一节

奥运“圣火”与希腊森林大火

第二节

唐诗人李贺的现代天文学

第三节

雇佣兵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

第四节

让梅叶的《遗书》评论

第五节

赫斯为什么那样被人害怕？

第六节

迈克尔·桑德尔的“哈哈佛”理论

第七节

批评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还是不对？

第八节

不要太把诺贝尔奖当真

第六章殖民天下

第一节

逆向殖民化与全球民族的兴起

第二节

迦太基如何就能战胜罗马

第三节

元代人的普天下与盖世界

第四节

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美国如何向帝国转变？

第五节

全世界主权国家联合起来——把网络自由的大门彻底关死

第六节

全人类都是马克思的吸血鬼？

第七节

“全球政府”不是治理手段而是效忠对象

第八节

全球政府的雏形正在金融危机中出现

第九节

从苏美尔城邦到全球政府

第七章全球民族

第一节

思想主权与网络殖民主义

第二节

网络攻击是文化战争的新形式

第三节

文明的父母与种族气质

第四节

全球政府与大地母亲

第五节

水资源匮乏需要全球政府来解决

第六节

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全球内战

第七节

异教的神与真正的神

第八节

基督教为什么不是偶像崇拜？

第九节

论全球民族

（另起一单页）

开幕

上帝的赌局

（一）约伯的命运

我曾经指出：有的“万能解经家”解释约伯的命运说，上帝与约伯一起受苦云云。其实，这比之约伯的友人更加离题千里，不仅误导，甚且虚伪──因为万能的主，并没有为了祂和撒但的一个赌局，而和约伯同受人间的尘土之苦。与人一起受苦，是圣子耶稣基督后来的工作。我们要明白主的话语是：“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角石是谁安放的？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为它定界限，又安门和闩，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约伯记》三十八章1─11节）

上述议论来自以下的圣经故事：

第一幕

Job 1:1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Job 1:2 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

Job 1:3 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Job 1:4 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

Job 1:5 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

Job 1:6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中。

Job 1:7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Job 1:8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Job 1:9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

Job 1:10 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

Job 1:11 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

Job 1:12 耶和华对撒但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

Job 1:13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Job 1:14 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

Job 1:15 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Job 1:16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Job 1:17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迦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Job 1:18 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Job 1:19 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Job 1:20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

Job 1:21 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Job 1:22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或作也不妄评神）。

第二幕

Job 2:1 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但也来在其中。

Job 2:2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从哪里来？撒但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Job 2:3 耶和华问撒但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地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

Job 2:4 撒但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

Job 2:5 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

Job 2:6 耶和华对撒但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

Job 2:7 于是撒但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

Job 2:8 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

Job 2:9 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

Job 2:10 约伯却对她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Job 2:11 约伯的三个朋友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拿玛人琐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各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

Job 2:12 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

Job 2:13 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

在这里，上帝和撒旦打赌，其赌注或曰赌具就是约伯的命运。

在我看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千年斗争，很像上述的“上帝的赌局”，是上帝和阿拉之间的对赌博弈。基督教世界的一千多年来所遭遇的武装入侵，很像约伯所遭遇的惨剧。

（二）谁阻挡了伊斯兰第一次扩张

公元7世纪到8世纪，崛起中的阿拉伯帝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扩张，这也是伊斯兰文明的第一次扩张。在从公元633年起的百年时间里，阿拉伯帝国从一个半岛小国迅速扩张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悍大国，先后打败了东罗马帝国、波斯王国、西哥特王国和印度，并入侵中国境内，号称强盛一时。

究竟是谁阻挡了这个帝国的扩张，从而使欧洲和中国的内地免遭阿拉伯骑兵的入侵呢？

总的来说，导致伊斯兰文明在公元750年前后终止其第一次扩张的原因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军事上的失败，另一个是政治上的危机。

先说军事上的。打着伊斯兰旗号的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主要有四个方向：西线包括北非、西班牙、高卢﹔中线主要是小亚细亚，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君士坦丁堡﹔北线包括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哈扎尔游牧帝国（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东线则包括波斯、阿富汗、中国和印度。

在西线，阿拉伯军队趁西哥特王国内乱占领比利牛斯半岛之后，并没能征服当地民心，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又于732年在后方未稳的情况下出兵高卢，结果在普瓦捷战败。事实上，跟满清征服中国主要依靠投降的汉兵一样，阿拉伯军队在征服的后期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被征服民族的士兵。比如入侵西班牙的阿拉伯军队中真正的阿拉伯人不过300，北非的柏柏尔人倒有7000，可见当时的西线的阿拉伯军队已不敷调遣。高卢战败后，剩下的军队能维持对北非西班牙大面积领域的控制已属不易，自然没有了进一步扩张的能力。

阿拉伯军队的主力在中线，与在其它方向上往往只有几千阿拉伯军队的情况不同，这一线的阿拉伯军队往往数以万计，且配有强大的海军支援。阿拉伯人在这里的对手是死对头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在征服叙利亚之后，阿拉伯军队在黎巴嫩遭到忠于东罗马帝国的马尔代特人的顽强阻击。在征服未能奏效的情况下，阿拉伯人相信如果先征服君士坦丁堡，那么其它地方将不战而降，于是集中重兵，于是分别于公元673——677年和公元717——718年先后打了两场大规模的君士坦丁堡会战，其中第二次会战阿拉伯方面号称集结了12万大军，1800艘战舰，但终因其海军技不如人而大败亏输。其舰队全军覆没，陆军也损失惨重，从此两国间攻守易势，东罗马帝国转入战略反攻。746年塞浦路斯一战，阿拉伯在地中海的海军全军覆没，被赶出了塞浦路斯。此后战场集中于阿拉伯帝国境内小亚细亚和上美索不达米亚、黑海沿岸等地，阿拉伯帝国基本上只剩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在北线，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于653年向阿拉伯帝国投降，这是阿拉伯帝国在这一方向上的最大胜利。不过此后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737－738年间，入侵的阿拉伯军队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遭到哈扎尔游牧帝国的顽强抵抗。在几场决定性的打击之后，阿拉伯的残兵败将撤出了这一地区，其扩张也到此为止。

阿拉伯帝国在东线的扩张大概是整个扩张史中最成功的。阿拉伯人崛起时，他们所面对的主要是两个敌人——东罗马帝国跟波斯帝国。阿拉伯人虽然从东罗马人手里抢了不少地盘，但伊斯兰文明的真正胜利还是要等到突厥人的兴起。但波斯帝国则是完完全全地毁在了阿拉伯人的手里。不仅国家崩溃，而且民心失尽，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竟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信起伊斯兰教来了。其间波斯王子曾两次逃往中国求救，无奈唐朝君主嫌路太远，不肯发兵，错失控制中亚的时机。在征服波斯之后，阿拉伯军队又征服了阿富汗，不过此战让阿拉伯人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战胜，后来又征服了印度河谷，但也已成强弩之末，无力进一步扩张了。

综合来看，真正在军事上给了阿拉伯人决定性打击并阻挡了其扩张势头的还要算是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两次君士坦丁堡会战不仅对阿拉伯帝国的军事主力造成沉重打击，而且其胜利直接威胁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离阿拉伯人的腹地也不过咫尺之遥。从此阿拉伯人就是有一点实力也要放在这里，再也不可能大规模扩张了。

从政治方面看，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主要是军事上的胜利。随着国土越来越大，居民人口和种类越来越多，各种矛盾也日益激化。阿拉伯贵族墨守成规，继续他们从沙漠里带来的部族政治，没能建立起相应的政治制度。举例来说，各地被征服者虽然可以归依伊斯兰教，但不能受到与阿拉伯人一样的平等待遇。虽然按规定穆斯林享受减免税，但这些改宗者却实际上得不到这些好处，引起极大不满。这一切导致了747－750年间的阿拉伯内战，战后建立了阿拔斯王朝，波斯官僚取代阿拉伯贵族，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实际管理者。其政治中心也转向国家建设，而不再保留其血腥的征服气息。

（三）阿拉、回教、穆斯林

伊斯兰教（al-’islām）或回教，旧称“清真教”、“回回教”、“天方教”、“大食法”、“大食教度”，是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教导的一神论宗教，从人数来看也许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算儒教）；《古兰经》被伊斯兰教信徒视为创世主安拉命天使给其使者逐字逐句的启示，而圣训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由同伴们转述收集）。伊斯兰这一名称来自闪语字根S-L-M，意为“顺从（真主）”；实际上穆斯林（伊斯兰教徒）的名字也来自这个字根，意为“顺从者”。穆斯林信仰安拉；其唯一目的是崇拜安拉，但最终讯息是传达给穆罕默德，并载于古兰经。

伊斯兰教的宗教习俗包括五功，是为“念、礼、斋、课、朝”，五功是穆斯林需要奉行的五个义务。伊斯兰教还拥有自己的一套宗教法律，该法律实际触及生活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由饮食、金融到战事以及福利等各方面。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属于逊尼派（粗略占穆斯林的85%）或什叶派（粗略占穆斯林的15%）两大派别，另外两派中均有人同时信仰伊斯兰神秘主义。伊斯兰教是中东、非洲的大部分及亚洲主要部分的主流宗教。在中国、俄罗斯及加勒比地区都可找到庞大的穆斯林社群。有最多穆斯林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占全球穆斯林总数的15%。30%的穆斯林都位于南亚，20%的穆斯林在阿拉伯国家。改信伊斯兰教的人及穆斯林移民几乎可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可找到。至2011年为止，全球约有13亿9300万穆斯林，人数上伊斯兰教是世界第二大宗教（不算儒教），且被认为是世上人数增长最快的宗教。

（四）宗教与国家

主流的伊斯兰法律并没有将“宗教事务”及“国家事务”分开，阿訇既是法学家，也是神学家。事实上，伊斯兰统治者经常利用平行的申诉法院来绕开沙里亚法院（伊斯兰教法院），使之在他们的单独管辖之下。

穆斯林世界在接触到西方的世俗理想后，穆斯林社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回应。土耳其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改革后成为了世俗国家。与此相反，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使伊朗的世俗政权被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领导的神权国家伊斯兰共和国取代。

“只哈德”是指“奋斗、努力，战斗”的意思，也翻译为“圣战”。“只哈德”被少数逊尼派穆斯林视为六功之一。“只哈德”的广义被界定为“运用最大限度的力量、气力、努力及能力对付不被认可的事物”。不被认可的事物可指敌人、魔鬼及私欲，故可划分为不同种类的“只哈德”。“只哈德”一词如果不是用作修饰词，一般被理解为军事层面上的意思。“只哈德”又可指一人对追求宗教及道德完善的斗争。特别是什叶派及苏非主义的穆斯林权威人士将“只哈德”分为“大圣战”及“小圣战”，“大圣战”是指与私欲作斗争，“小圣战”则指战事。

在伊斯兰法学里，军事上的圣战常指对非穆斯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保卫及捍卫伊斯兰为目的，视为被压迫下的最后选择，但战争方式则受许多道德条件的约束，如不杀妇女儿童等。圣战是伊斯兰法律里唯一容许使用的战争词形，穆斯林可对叛教者、叛徒、路霸、暴力团体及攻击伊斯兰教的非穆斯林领袖及国家等发动圣战。现今大部分的穆斯林只会把圣战理解为防卫圣战。原本圣战不包括使非穆斯林皈依伊斯兰，因伊斯兰主张信仰无强迫，绝不能以武力迫令别人入教。但现今极端分子认为任何宗教若不皈依伊斯兰，则应该发动圣战以武力迫令改信仰，否则就会对其进行屠杀。

在大部分的情况及对大部分的穆斯林来说，圣战是集体的责任，只要部分人履行了这一责任，其他人便可得到豁免。只有一些拥有既定权力的人，如君主（伊玛目）可使圣战成为个人的责任。其他民众只会在动员的情况下才会被牵涉入圣战。对一些什叶派穆斯林来说，进攻圣战可由穆斯林社区的领导发动，但自868年马赫迪隐匿后，因神授领袖不在位而中止了。

（五）世俗的解答

究竟是什么推动着阿拉伯人作为征服者拓疆扩土，占领如赫拉克雷波利斯一类的城市？伊本·希沙姆雄心勃勃，试图找出答案。他讲述的是，阿拉伯人之前已生存了几乎两个世纪，然后以“先知”默罕默德为证成为安拉的选民。虽然伊本·希沙姆肯定从早于他的资料中汲取了营养，但他著述的传记是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作品。该传记展示的细节构成穆斯林在此后解读他们的信仰时的根本依据。例如，默罕默德得到一系列神启；他在麦加，这个居于阿拉伯半岛深处的异教徒城市长大；他出走麦加去往麦地那，并在那里创建了穆斯林最初的国家；这次出走，或称“希吉拉”，打乱了时间顺序，成为伊斯兰教历的元年：在伊本·希沙姆的笔下，所有这一切都被神圣化，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传记将前伊斯兰教世纪与伊斯兰教时代之间的不同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呈现出来。穆罕默德的《启示录》有如一道纯净的白光，先是照亮了阿拉伯半岛，继而照遍了天涯海角，从此将全人类带入一个光明的新时代。 

这种信仰的效果被证明是无从描述的。至今，即使是在非穆斯林的人群中，这种解读和了解中东历史的方式仍然得以广泛传播。无论是在书本上、博物馆中或大学里，人们想象着古代世界因穆罕默德莅临而彻底终结了。然而，即便推定伊斯兰教义确证无误，穆罕默德的启示的确降自天国，它总是不脱牵强之嫌，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征伐世界的舞台如变戏法般瞬间转换为《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全然忘记了这个事实：阿拉伯人的征服历程实际上仅是更宏大、为时更长的舞台剧中的情节之一，也就是说，它是罗马帝国衰落和衰亡演化过程的一部分。 

将征服进程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全然不同的事件场景展现出来。诚如吉本在18世纪时所说的那样，即野蛮人对欧洲的侵略和萨克森人取得的战绩属于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而传统穆斯林的记述却鲜有提及由此揭示的更宏大的戏剧全景。马甲力太驰骋疆场的场面并不独见于埃及。西部的那些行省同样见证和经受一个超级强国的消退和崩塌，外族入侵者的蹂躏，以及当地人在绝望中求生存的悲惨遭遇。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才重新开始以这种更广阔的视野解读那段历史。但令人无法理喻的是，早在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写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古代晚期的世界》（这部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巨著，探寻了从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时期到巴格达的建立、时间跨度达5百年的历史发展轨迹）之前，一些畅销小说作者已捷足先登。我们从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即使在时间的长河已流淌一千五百年以后，罗马帝国的崩溃仍不乏激发他们创作灵感的魅力。 

（六）现代伊斯兰

二十世纪初出现了许多伊斯兰复兴运动，一些团体诸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及巴基斯坦的伊斯兰促进会（Jamaat-e-Islami）提倡以极权、神权政治来替代世俗政治主义，他们这种意识形态有时被称为伊斯兰主义。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价值是一种威胁，推动将伊斯兰教作为所有重要私人及公众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阿富汗（塔利班）及伊朗的革命运动将世俗政权推翻，建立了较极端的伊斯兰政权。一些跨国的极端组织如奥萨玛·宾·拉登的基地组织以恐怖主义来推动他们的目的。与此相对，自由派伊斯兰尝试调和宗教传统与世俗统治的现代基准及人权的冲突。自由派伊斯兰的拥护者认为解读宗教经典的方法有多种，又强调有需要“在宗教事务上留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现代对伊斯兰教的批评包括指责伊斯兰教不能容忍批评，又指伊斯兰法律严苛对待叛教者。笔名为伊本·瓦拉克（Ibn Warraq）的批评者质疑古兰经的道德准则，认为穆斯林神学者利用古兰经的内容为苛待妇女及鼓动反犹太主义的行为开脱。这类的论点受到穆斯林作家法兹勒·拉赫曼·马利克（Fazlur Rahman Malik）、赛义德·阿米尔·阿里（Syed Ameer Ali）、艾哈迈德·迪达特（Ahmed Deedat）及优素福·埃斯蒂斯（Yusuf Estes）[124]的反驳。美国作家丹尼尔·派普斯（Daniel Pipes）、马丁·克雷默（Martin Kramer）等人则集中批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散播，他们认为这是受人忽略的危害。学者威廉·蒙哥马·利瓦特（William Montgomery Watt）、诺曼·丹尼尔（Norman Daniel）则认为对伊斯兰教的种种批评许多都没有事实根据，只不过想挑起争论。学者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 认为，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滋长，导致西方普遍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持有更负面的观点。

作家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及保罗·伯曼（Paul Berman）参与了“欧洲伊斯兰教”辩论，保罗·伯曼将一些理想化伊斯兰教的西方学者视为“理想人类社会的反动主义”代表者。

（七）参加上帝的赌局

在《美国是“十字军西征”的重要环节》（2015年6月23日）一文中，我曾经写道：

大约一年之前，2014年4月，美国之音在华盛顿报道说，中国基督教人口大幅上升，2030年有望达到或者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基督教国家。中国官方教会人士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大发展得益于基督精神和中国国家目前的发展路线不谋而合。不过，有中国民间教会人士认为，中国基督教正在离经叛道，世俗化和庸俗化倾向严重，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没有到来。

美国皮尤研究所的数字说，2010年中国有基督徒约六千八百万，占中国人口约百分之五，名列全球第七大基督教国家。报道援引普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凤岗的话说，到2025年，中国基督教人口可望达到一亿六千万，2030年达到两亿四千七百万，而美国的基督教人口则将可能萎缩。美国有报纸近日以此为题，称2025年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

谈到基督教在中国目前的发展势头，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刘柏年对美国之音说：“传扬基督福音，是我们中国天主教每一个神职人员和教友的神圣使命。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中华大地上，实现这个梦想。也就是人人都享受到基督的爱。”这位已经退休的前中国官方教会负责人敦促中国教会人士，以自己的善言善行，充分利用“眼前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大好时机”，扩大耶稣基督福音在中国城乡的传播。

不过，报道援引皮尤研究所的话，中国的基督教人口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目前三亿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百分之七十八的人称自己是基督教徒。报道说，制约中国基督教发展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共产党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的发展，并非完全撒手不管。英国每日电讯报说，在全球迫害基督徒最残酷的国家名单中，中国排在第三十七位。

石家庄地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牧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国外有关基督教在中国大发展的乐观预测不以为然：“预测归预测，发展归发展。我既然相信上帝的存在，那就看上帝是怎么安排吧。神不仅眷顾中国大地，而且眷顾全世界。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是他的儿女。神哪个也不愿放弃，都是一律相待。”

这位家庭教会牧师说，在他所在地方，教会发展并不兴旺。他谈到了其中的原因：“我们这边不是很乐观，因为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特别迅速，特别快，人们都在挣钱，发家致富。对于灵魂，对于天主，以及对于神的崇敬比较淡漠，现在是有点日趋下滑。”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城乡不断出现的大批基督教信众，大批崭新教堂，翻新改建传教场所，方兴未艾的家庭教会现状？中国基督徒志愿者团契难民救助项目的张胜其对美国之音说，世俗化是当前教会信众中一个普遍现象。以教会音乐为例，他说：“比如教会音乐，现在已经放弃了传统教会音乐，现在使用了很多电声乐队和摇滚乐，所以现在教会里面，看起来非常沸腾，非常火热，但是他们不是追求圣经，而是追求个人的感觉。”

谈到中国教会目前整体状况时，张胜其说：“现在中国的教会，虽然在成长，但是成长的是数量，其整体质量一直在下降。对于基督教教义的持守，道德操守的操练，这方面追求越来越少。中国基督教人数虽然越来越众多，但是对于教会本身来说，真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因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的教会正在世俗化，正在变味，成为许多人退休后的聚乐和休闲场所，而基督教的教义强调的是个人牺牲精神等价值观。评论认为，也许正是中国基督教的世俗化、群众化、娱乐化倾向，缓解了中国政府的压力和恐惧感，使基督教得以暂时生存和发展，中国的基督教时代远没有到来。

张胜其对美国之音说，基督教会在中国城乡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其中，美国等国派出的福音牧师，对中国基督教发展起了不少积极作用。他说：“中国基督教会一直在膨胀，发展非常快。在这方面，美国教会对中国教会发展贡献比较大。他们一直在神学、训练等方面帮助中国教会的成长，培养了很多中国教会领袖，并且在很多地方建立教会，开始传道。推动中国教会成长还是离不开美国教会历史上的贡献。”

这种历史渊源使人想到：美国其实是“十字军西征”的重要环节。是美国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虽然没有能够使得日本基督教化，而且放出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天皇魔鬼，但是福音却继续西进，影响了中国。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基督教化，就会继续西进、完全改变世界的拼图。而在这一改变之中，美国确实是“十字军西征”的重要环节。

但如此一来，如何抗拒在美国大行其道的宗教世俗化倾向，也同时成为中国教会的急迫任务。看起来，宗教如果想避免世俗化，只有一条道路。那是什么呢？

……

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经过历史研究，不难发现，那就是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

只有彻底的基督教化，才是中国两百年革命的正果。

上帝的赌局还没有结束，有兴趣的人一起参加进来！这一参赌就是加入了十字军、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的赌局，就与上帝获得了神秘的合一！

耶稣基督

身先士卒

永恒圣子

流血如注

榜样力量

历历在目

全球席卷

文明三度。

主的精兵胜似君王，

面对深渊亦无惆怅，

宇宙万类以一贯之，

成仁取义乐园故乡。

主的精兵胜似君王，

东征西讨洋溢盼望，

世界威权尽来朝谒，

我主基督流血榜样。

主的精兵胜似君王，

无声天籁高歌引吭，

约伯厄运怡然自得，

与主同钉十字架上。

〔另起一单页〕

第一章

全球天子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期待新的天子及新的仆从 

（一）一些人物

1、好的东西，也就是“有生命力的东西”、“能塑造历史的东西”──并不是唯物主义法规或共产主义理想能够炮制出来的。好的东西只能从民族生活的洪流中涌现，而不是外来征服的结果。蒙古的入侵、西方的真理，违背中国农民的天赋本能，在中国人炒地皮的恶劣习惯中，在中国人自私自利的卑劣品质中，流露了久已消失的文化倾向，那就是对抗游牧民族的“植被人类”。

2、植被人类，向日葵一样朝向天子的神秘冲动里──一种全方位的自我中心，自私自利的独立，对于土地的渴望，影响、乃至支配了历史。人的意义──在于发现这一宿命并顺从这一宿命。各级的发现和更为各级的顺从。其余都是谈不上的。尽管你可以将这一顺从贴上“反抗”的标签。因为“反抗”只是“顺从”的另种形式，仅此而已。从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说──文明的命运是由类似植物的宿命预定了的，个人的努力到头来如果不是徒然，就是加剧了命运的波澜。

3、不要试图为未来的人们设计什么“蓝图”，尤其不要设计那些牵涉许多细节的“行为规范”。一个大致的方向足矣！这就是中国。你向一个中国人问路，他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厌其烦地给你画出精细的地图，而是顺手一指大概的方向，否则就会被目为病态的神经衰弱。个人如此，文化机体亦然；所以中国很难法治，只能人治。中国最多只能在人治的外面，涂抹一点法治的色彩、指点一个法治的方向、提供一种法治的精神、发出一阵法治的叫嚣而已。因为法治已被马马虎虎的中国人视为有害无益、自缚缚人的行为。

4、中国人的理由是说，“应当相信未来的一代。应当相信他们健康的本能及其比我们更有活力的主动精神。应当相信未来的尺子────能够斩开纠缠未来的乱麻。历史在不断翻新。我们能用外来的法治与蓝图去阻止它吗？我们能使这些‘蓝图’完全适应它吗？若要中国历史的翻新去适应外来的‘蓝图’──那才是亡国奴的偏狭、自私、堕落、衰弱！漂亮的蓝图翻不出历史的花样。异体蛋白没有独立的价值、续存的可能。它们只是瞬息即逝皮毛。”

5、命运驱使我走遍了世界想证明自己的错误、买办的正确，但我失败了……中国人！你是世界的弃子，但你并不灰心，是不是？是你的自我中心的信念驱使你走向一个又一个磨难，但你并不悔悟。你用你的坚忍，把错误的变成正确的；你用你的努力，让时运重新转回来。你说，方向感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基于辨认力的磨砺，艰辛的磨砺。

6、为西方真理工作的社会主义买办，谁的影响越大，谁的行为对中国也就危害越大。这些买办还自封为导师，每个都要提出一套思想、蓝图、理论、学说，在它们的误导下，人们体会了迷路的痛苦。迷路是一种揪心的体验，眼看半个夕阳西沉，荒郊里野声四起……民族陷入慌乱和绝望。

7、只有民族的灵魂，才能从集体的迷路中提炼出旁观者的沉静，才能从沉静和沉思中得到一种超越的赏心悦目──这时，你看到了平时视而不见的一切，领会出“赝品将你与自然隔离开来”的蕴奥。

8、在其他时代、其他民族、其他社会、其他人类看来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到了中国人这里就变得那么艰难，最平常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珍贵，最简单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复杂，最起码不过的东西对我们是那么难得；我们要企及它们，必须花上十倍的努力以及百倍的勇气。

9、民族的灵魂不停挥洒血汗，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血汗──为一个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中国灌溉滋润……没有人知道民族的灵魂付出了多少代价，没有人知道民族的灵魂浪费了多少力气：民族的灵魂，把浪费视为消费，把代价视为赐福。

10、谁是中国民族？“真实的中国”究竟在哪里？

“你们就是中国民族、真实的。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不是‘象征’、不是‘中坚’；而是中国民族的本体、真实中国自己。这个民族，一个完美无缺的战士集团，一种充满原始精神的创造冲动，一种洁身自好、不断自强的道德热忱──盘踞在中国大地密集居民的头上。更确切地说──是监护着他们的周遭。最好的统治是监护而不是征服……中国居民之命运的监护者──这就是你们，“中国民族”。

11、中国民族在哪儿？在历史的荒原之中──正等待着一代英魂将他们突然唤醒。谁是中国民族？──新的天子及其新的仆从们！这就是人们即将看到和听到、感到和尝到的中国民族。不是“代表”；不是“精华人物”，不是“统率者”；而是中国民族本身！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民族──其余的一切都要为他们的最高战略服务；并无声无息的服从他们！

12、居民──民族──国家──政府：我们可以反对政府，但是不能反对国家；我们可以反对国家，但是不能反对民族；我们可以反对民族，但是不能反对居民；我们可以反对居民，但是不能反对我们自己。

13、居民──民族──国家──政府，还是政府──国家──民族──居民？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个超级警察国家”，而是“一个超级普鲁士”。

14、这个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压力集团，不是从政府到居民〔政府──国家──民族──居民〕，而是从居民到政府〔居民──民族──国家──政府〕。也就是说，不是超级警察国家，而是超级普鲁西亚──通过空前的内在压力，造成一个严密、有力、充满生命的机体，催化一切、瓦解一切、重新凝聚反压抑力量。

（二）一束思想

1、每一个民族都是某一种文化的产物。

2、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与生俱来的倾向性、方向性。

3、这种命定的、不可动摇的倾向性、方向性乃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命脉。执之者生。弃之者死。扬之者长，避之者短。要想减缓或削弱这一倾向倾向性、方向性，无非就是摧残、扼杀它的携带者的生命本身。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激发这一倾向性、方向性的那个秘密原因的偶然副产品。生命本身的一切功能：都是照准这个秘密原因而发育成熟的。

4、伟大的民族也正像伟大的文化，伟大的文化正像其不朽的活泉一样：注定要实现其自我表现和自我完成。要么摧毁这一表现、破坏这一完成，要么就成全它、丰富它、使它得到充分的“纵欲”──这里根本不存在“第二种选择的可能性”。

5、一种至死不渝的倾向、一个锲而不舍的方向，是一个文明、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任何个人都无法逃离这天罗地网般的宿命！任何个人──任何生存于活动于一个文化系统、一个民族实体中的个人──他们的价值、意义、影响，都以其与这个倾向、这个方向的关系而定。无价值的人有如过眼烟云的琐屑──就因为他们脱离了至死不渝的倾向、丧失了锲而不舍的方向。谁脱离了至死不渝的倾向，就死了；谁丧失了锲而不舍的方向，就废了。谁与至死不渝的倾向紧密联系，谁就不死；谁与锲而不舍的方向紧密联系，谁就神圣；谁能左右至死不渝的倾向、谁能摆布锲而不舍的方向，谁就伟大。

6、有两种人物在联系至死不渝的倾向、摆布锲而不舍的方向：顺势者被历史判定为好人、志士、正义的化身；逆势者被历史目为坏蛋、奸邪、反动的人物。用“历史数学”的语言说，前者是“正值人物”〔而不是“正直”〕；后者是“负值人物”〔而不是“邪恶”〕。虽然历史只承认识“绝对值”，但社会却只看得见横切面，从而不断否认自己的生命之源。就这种横切面的镜头观察，有两种“伟大的个人”：那就是伟大的精华和伟大的渣滓；或叫伟大的栋梁与伟大的败类。

7、就古代中原民族而言，前者是明君们，后者则是暴君们。由于中原文化的现世特质，统治者也就成为“文化英雄”，成为文明的代表与象征。这种意义的史官文化爱好按着某类标准来区别统治者，分别冠以“明主”与“昏君”、“贤主”与“暴君”的名号。并不是按照他们的“私德”〔因为帝王们的人性总是相去无几的〕，而是按照他们的公德，也就是看他们的统治原则是否“合乎传统”即历史的惯例或曰合乎礼与习惯法。有时，亡国之君并不都是昏庸的人物，如明思宗〔崇祯〕之类，还显得特别地狡诈与残暴。看看他如何虐杀袁崇焕的，就可以理解吴三桂为何斩尽杀绝了明室的残渣余孽。尽管后人十分同情煤山的孤独亡灵。

8、基督教曾经指出权力的腐蚀力量；简捷地说，是看透了人们的动物性。不论统治者们追求的东西是否合拍于民族的倾向与文明的方向，他们自身怎能不是一个个充满原罪的家伙？沐猴而冠的猴子，依然是一只猴子；登基做王的人，依然是一个人。

9、新的天子及新的仆从，不是儒家文化的产物；而是福音精神的孩子。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的歼灭回教战

（一）

阿拔斯王朝 （750—1258年），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王朝，阿拉伯帝国的第二个世袭王朝。因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书称该王朝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时期乃是阿拉伯的黄金时代，历时500余年。

747年，奴隶出身的波斯人阿布·穆斯林·呼罗珊尼（727—755年）领导呼罗珊人民举行起义，于750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近90年统治，帮助建立了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定都库法。751年阿拉伯帝国军队在中亚怛罗斯战役中，击败中国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军队，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762年迁新都巴格达，直至1258年被旭烈兀率蒙古大军所灭。

旭烈兀（1217年—1265年2月8日），蒙古族人，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忽必烈、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四人同为拖雷正妻唆鲁禾贴尼所生，旭烈兀是伊儿汗国的建立者，西南亚的征服者。伊儿汗国尽管延续时间不长，但它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西亚历史的走向。

1251年蒙哥在诸王公大会上夺得大汗之位，便积极筹划进一步扩张。忽必烈负责中国事务，旭烈兀则成为西征大军的统帅。1252年，以怯的不花为先锋，率1.2万人先行西征。阿拔斯王朝因擅长同各种侵略势力周旋，保全自己至少作为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地位，到这时已传了36代，历经508年。

1258年，旭烈兀率蒙古西征军队攻陷巴格达抓住并处死了最后一任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对大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而言，哈里发制度在1258年就这样完结了。

历史学者们指出：旭烈兀（Hulagu，1217—1265年，1264—1265年作为“伊儿汗”在位），他以10万左右的西征军，在西亚大地上所向披靡、摧毁了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传统哈里发制度，这场歼灭战原先被认为会导致“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但这种紊乱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

哈里发意为继承者，指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在穆罕默德死后，其弟子以Khalifat Rasul Allah（安拉使者的继承者）为名号，继续领导伊斯兰教，随后被简化为哈里发。

哈里发为阿拉伯帝国最高的统治者称号，相当于一般所说的皇帝，但同时兼有统治所有逊尼派穆斯林的精神领袖的意味，故又可以同时起了类似天主教的教宗的作用。

在阿拉伯帝国鼎盛时期，哈里发拥有最高权威，管理着庞大的伊斯兰帝国。阿拉伯帝国灭亡之后，“哈里发”的头衔，仅作为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的名称，一直保存了下来。

原来，巴格达哈里发的权威会万世长存的观念在中东各族中本来在几百年间已经深入人心，只有远道而来的旭烈兀大军不受其影响，敢于致“会使全宇宙陷于紊乱”的警告而不顾，推翻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使伊斯兰文明的中心西移非洲。改变历史的力量往往能发挥在原有区域内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推动作用，这也是一个例证。

作为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有着身份血统上的天然优势，而他的一次次的辉煌战绩也证明了他无愧于杰出军事统帅的称号。他将“上帝之鞭”升向了西亚，在真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蒙古人的国家，伊儿汗国尽管延续时间不长，但它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西亚历史的走向。

在草原上长大的旭烈兀，从小也练就了一身功夫，而在成吉思汗对子孙的“天下土地广阔河流众多，你们尽可以各自尽情去扩大自己的领地”的鼓舞下，他也获得了很多的实践机会。18岁那年，他随堂兄拔都远征，横贯东欧大草原，一直打到了今匈牙利境内。在与匈牙利马札尔人的战争中，他与速不台分兵五路，大败马札尔军队于都宁河。这次西征对年轻的旭烈兀意义重大，使他积累了实践经验和政治资本。

自窝阔台死后，蒙古诸王公就处在权力的激烈争夺中。1248年窝阔台之子贵由死，旭烈兀联合拔都等人积极拥戴其长兄蒙哥，挫败了海迷失等人的阴谋，使蒙哥在1251年诸王公大会上夺得大汗之位。在随后蒙哥打击窝阔台系势力中，旭烈兀受命察视失烈门等人，为蒙哥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蒙哥坐稳大汗之位后，便积极筹划进一步扩张。由于是同母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都得到积极的培植。忽必烈负责中国事务，旭烈兀则成为西征大军的统帅。1252年，怯的不花为先锋，率1.2万人先行西征。第二年，旭烈兀率主力军出发渡过阿姆河，带着蒙哥给他的“从阿姆河两岸到埃及尽头的土地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对于顺从你命令的人要赐予恩惠，对于顽抗的人要让他们遭受屈辱”的嘱托，从此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蒙古大草原，也离开了蒙古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到一片全新的天地去开拓他的世界了。

首当其冲的，是里海以南的亦思马恩派穆斯林宗教国，这一派别是历史上有名的穆斯林“刺客派”，热衷于培养刺客刺杀敌对方的领导人。该派别曾因企图组织刺客刺杀蒙哥，而同蒙古人结下了深仇大恨。旭烈兀分三路大军进攻，自己亲率中路军，很快就攻陷了教主忽儿沙的城堡。亦思马恩派90多座城堡被毁，忽儿沙在押解途中被杀，这一伊斯兰教中颇有实力的派别从此就在历史上消失了。

接着遭殃的是巴格达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拔斯王朝因擅长同各种侵略势力周旋，保全自己至少作为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地位，到这时已传了36代，历经508年。但这一次，哈里发穆斯塔辛对旭烈兀的态度十分傲慢，这使他成了末代哈里发。旭烈兀先用决堤放水淹没了哈里发的主力军和统帅，接着以一场精彩的围城战迫使哈里发弃城出降。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展开了，数十万居民死于非命，有着500年文化积累的巴格达城遭受了浩劫，末代哈里发本人则被纵马踏死。

巴格达的改旗易帜使伊斯兰世界陷入了恐慌状态。但旭烈兀仍没有停下他的脚步，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叙利亚。在攻打叙利亚之前，他已接受了亚美尼亚国王和安条克国王的归诚。当时的叙利亚名义上属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实际由国君纳昔尔统治。旭烈兀没有接受纳昔尔的求和，从1259年到1260年，他先后攻下了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这些城市的穆斯林遭受了巨大的侮辱。但就在此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中东诸民族和教派的命运。旭烈兀获悉长兄蒙哥在中国战死，诸兄弟陷入了汗位的争夺，决定率主力东归，只留下怯的不花率领5000人留守叙利亚。否则，伊斯兰世界可能会就此消失掉。

当旭烈兀回到波斯时，得知同母兄忽必烈已即大汗之位，便决定不再东归，留驻波斯。几年后，1264年，旭烈兀接受了忽必烈的册封，成为伊儿汗，他建立的国家也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中的伊儿汗国。但与此同时，旭烈兀也得到他在叙利亚留下的5000驻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在埃及奴隶王朝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怯的不花终于不敌，在以少战多的情况下被俘而死，叙利亚全部落入埃及政权之手。

旭烈兀很想复仇，但新的威胁迫使他放弃了重新进军叙利亚的打算。新的威胁来自他的堂兄弟之国——金帐汗国。旭烈兀受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都属于基督教聂思托里安教派信徒），在西亚实行亲基督教，仇视穆斯林的政策（尽管他本人并非基督教徒，他信奉佛教，崇拜弥勒佛），引起了亲穆斯林的金帐汗别儿哥的仇视，别儿哥同埃及的苏丹拜伯尔斯结成同盟对付旭烈兀，双方还在高加索地区打了一仗。

晚年的旭烈兀致力于巩固在波斯的统治，他通过武力胁迫或联姻的手段，清除了波斯境内的割据势力，使波斯成为伊儿汗国统治的核心地区。到他的孙子合赞汗统治时期，伊儿汗国达到全盛，领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自高加索，南抵印度洋”，经济文化也欣欣向荣。伊儿汗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388年，亡于同为成吉思汗后裔的帖木儿之手。

旭烈兀在西亚的征服活动，不但改变了该地区的政治版图，而且改变了该地区各宗教、教派的力量对比，牵连之广，遍及欧亚各地乃至非洲。伊儿汗国同元朝本部的联系，远比蒙古其他三大汗国密切，丝绸之路畅通，中国的四大发明加快了西传的速度，而回回炮、阿拉伯数字、阿拉伯历法、行省制度等也传入中国。旭烈兀显然应居世界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帝王之列。

旭烈兀在本排行榜中居其四哥忽必烈之后，并非因为他名义上是忽必烈的藩属，而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征服者，国家各项制度的完善主要由他的子孙完成，而忽必烈不但是一个旧秩序的破坏者，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新秩序的建立者。

多数史学家们认为，阿拔斯王朝自穆阿泰索姆去世之后，开始走向衰退。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完全变成了唯利是图之辈争权夺利，欺压人民的中心。

自回历277年至656年，即公元838年至1235年，巴格达陷落的这656年时间里，共有29位哈里发执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一些专横跋扈、腐败无能之徒。蒙古人则是沙漠里的游牧民族，他们为了摆脱自己极为艰难的生活环境，而四处寻找新的肥沃富足的地方。他们在听说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宝库之后，就开始蠢蠢欲动。他们派人探知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们昏庸无能、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怨声载道。因此阿拔斯王朝已在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支持。旭烈兀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带着七万名铁骑，向着两河流域挺进。在途中他首先派特使到巴格达劝哈里法向蒙古人投降。

哈里法穆斯塔索姆此时早已成了突厥人手中的工具。他听信谗言，于回历656年，公元1235年向蒙古人投降。并拱手将巴格达奉献给了旭烈兀。

哈里法穆斯塔索姆周围的人和一些大臣们劝告他说，你唯一的出路就是向蒙古侵略者投降。就这样，野蛮的蒙古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巴格达占领。 

当大臣们对哈里法说，“现在你已经没有可抵御外敌之兵”。分散于伊斯兰世界的诸侯们和王公大臣们因相互之间争权夺利，而出现严重分歧，早已将哈里法的安危抛之脑后，在这种情况下，哈里法终于做出了向蒙古人投降的决定。 

旭烈兀许诺，在进入巴格达之后，一定保证学者、先知后裔以及平民的生命安全。但当他进入巴格达之后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旭烈兀不但在城中烧杀抢夺，而且在哈里法投降十天之后，将哈里法杀死。 

巴格达一词是波斯语，是由巴格和达德两个词组成，意为真主的礼物。巴格达位于伊朗萨珊王朝古都——泰西封附近，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根据该市的名称，巴格达城是伊朗人建立起来的。 

阿拔斯王朝的缔造者在伊朗人的帮助下，推翻倭玛叶王朝之后，将伊斯兰世界的都城由大马士革迁移到了巴格达。而在此之前巴格达只是一个村镇。 

据史学家们说，阿拔斯王朝哈里法艾布·加法尔·曼苏尔于教历145年，公元706年下令在巴格达修建一座与泰西封市相比美的城市，并下令将军政机关全部搬到这座城市。 

哈里法曼苏尔在泰西封城附近修建的巴格达城除了经济和其它原因之外，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此来告诉伊朗人，他对伊朗的政治模式和文化传统也非常热衷，以使伊朗人帮助他管理辽阔的帝国。 

巴格达在哈里法哈伦·拉希德（一千零一夜中的主人公）及其儿子马蒙时期达到了鼎盛。在那时，世界上任何城市都无法与巴格达相比美。尽管那时的建筑物和文物古迹丝毫没有保留下来，但是，那一时代在科学、文化、艺术、工业领域产生的影响在许多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在伊斯兰世界闪闪发光。 

在那一时代，巴格达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贸易中心，市内来自东西南北的商贾云集，客栈宾馆鳞次栉比。高大的清真寺和楼房林立，工农业水平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水平。 

巴格达市郊的织丝厂随处可见。由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实现了统一，因此东西南北商道畅通，来自东西南北的客商不但将他们各自带来的特产在巴格达交换，而且也将巴格达当地产的各种产品带了回去。因此，在当时的巴格达，中国商人、印度商人、威尼斯商人，大布里士商人随处可见。 

在中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大学就是位于巴格达的尼扎米耶学院。其中有上千名来自不同地区的学子学习各科知识。与此同时，在巴格达还有一个名为知识宫的研究所。在该研究所将古伊朗、古希腊、古埃及及古印度的各种书籍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因此，在西域文明的历史上建立起伊斯兰文明。正是在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和推动之下，才驱除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在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但是伊斯兰文明对于中国文明是一无所知的。中国文明的这一课，西方人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才补上去的。 

中世纪在巴格达有许多著名图书馆，其中珍藏有许许多多珍贵的书籍。在旭烈兀占领巴格达之后，蒙古人将图书馆中的书籍全部扔到了底格里斯河内，致使河内架起了一座用书架起的桥梁。同时，也使得河水被墨全部染成黑色，使得底格里斯河变成了“黑河”。

但这个歼灭回教的成功战役，结果证明并没有使得“全宇宙陷于紊乱”。

（二）

小说家们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曰：

1258年1月16日，西边的蒙古拜住大军渡过底格里斯河，向巴格达进军。巴格达的军队统帅也率军出城迎着蒙古人，他们在离城九程的地方相遇。一程的距离大约是十里路左右。

蒙古人对巴格达周围的地形了如指掌，当哈里发的军队气势汹汹地来决战的时候，蒙古人躲起来了。阿拉伯军队据扎在一个地势低洼的地方，蒙古人知道了，就在底格里斯河上修坝拦水，然后掘开堤坝，汹涌的河水涌向低洼处的阿拉伯军队，他们一下子淹没在水中。蒙古军队就像捞鱼一样把泥泞中阿拉伯军队一个个砍死，砍下的首级就有12000个，淹死在水中和陷入泥泞中的人还不算。阿拉伯军队全军覆灭，只剩下少数几个统帅逃入城里，闭门不出。

蒙古人每次打胜仗都是因势利导，从不和敌人硬拼，基本上都是以少胜多。

这时候，怯的不花和旭烈兀也带着大军赶到，把巴格达团团围住。

1258年1月29日，围攻巴格达的总攻开始了，蒙古人威力巨大的石炮把巴格达城楼上的守军砸得血肉横飞，巴格达摇摇欲坠。

穆斯塔辛派人出城求和，他说：“君主您曾说只要我派出宰相就可以饶了我们，现在我派出宰相，请您撤军吧！”

旭烈兀冷笑说：“那是以前说的话，你以前为什么不这么做？现在我已经到了巴格达城下，不平静的大海已经翻腾起来了，怎么能够满足以前的条件呢？现在你必须派出宰相、书记和元帅三个人来！”

第二天，穆斯塔辛派出了这些人，但是旭烈兀不予接见，把他们送回去，继续攻城！

旭烈兀命人把自己的命令用箭射进城里，命令中说：“我们饶恕伊斯兰教的法官、学者、教士以及不抵抗我们的人！”想以此瓦解敌人的阵营！不过也说明，旭烈兀还是一个懂得保护但脑的国王，这点和拿破仑有点相似，拿破仑在战争中也让知识分子走在军队中间。

由于巴格达地处平原，没有石头，蒙古人从伊朗山区运来石头作为石炮攻城，石头没有了，他们就把棕榈树砍成一段一段作为炮弹。

由于巴格达横跨底格里斯河两岸，为了防备城中的人坐船沿河逃跑，旭烈兀命令人在城市的上下游架起两座浮桥，准备了船，船上安装了石炮和火焰喷射器，并在岸边部署了10000多人的军队，任何想坐船逃跑的人都无法逃出蒙古人的包围圈。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混乱中，巴格达的书记官想坐船逃跑，他派出三只武装船，想冲破蒙古人河上的关卡，但是，在蒙古人的先进武器面前，他们失败了，三只船上的士兵被全部消灭，书记官只好又回到城里。当穆斯塔辛听到这个消息时，已经完全绝望了，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逃出蒙古人的手心了。

1258年2月4日，蒙古士兵登上了巴格达的城楼，巴格达开始陷落！

2月5日，穆斯塔辛派人对旭烈兀说：“我愿意归顺！”同时给旭烈兀送了一点点礼物，他说：“如果送太多礼物，就是害怕的证明，敌人就会大胆！”死到临头哈里发还是舍不得他的财宝。但是，旭烈兀对他们不予理睬！

看到旭烈兀不理睬自己，穆斯塔辛派出自己的二儿子和几个大臣前来求和，同样，旭烈兀没有理睬他们。穆斯塔辛急了，赶快又派出自己的长子。旭烈兀说：“如果哈里发愿意，就让他的书记官和元帅速来蛮沙出城，如果哈里发不愿意，就不要让他们出城！但是，在他们出城之前，蒙古军队会一直呆在城楼上的！”

1258年2月7日，这两个巴格达的文武核心出城拜见旭烈兀，旭烈兀让他们回去把自己的部属带出来，让他们去出征叙利亚。巴格达城里的其他军队也跟着他们一块出来，希望能够保全自己的性命。

但是，要他们出征叙利亚只是一个幌子，旭烈兀的真实意图是要军队出城，好收拾他们。果然，这些军队出来之后，蒙古人把他们分散到蒙古军队当中，这些被分散的阿拉伯士兵被一批批完全屠杀掉了。

没有了军队，巴格达完全失去了武装，成了任人屠宰的羔羊，人们逃的逃，逃不掉的就躲进地窖和澡堂的炉子里，希望能够逃过一劫。

城里的大臣出来请求旭烈兀饶恕巴格达的人们，他们说：“人们已经完全俯首听命，请饶恕他们。哈里发也派出自己的儿子，他自己也要来请求大王饶恕！”

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使形势急转直下。一个隐藏起来的巴格达士兵用箭射中了旭烈兀手下一员大将的眼睛。旭烈兀大怒，决定报复出尔反尔的穆斯林！

1258年2月8日，旭烈兀开始清算巴格达人。首先带上来的是巴格达的书记官，旭烈兀没有多说什么就把他和他的部下杀掉，接着，巴格达的城防司令速来蛮沙和他的700个族人也被带上来。旭烈兀对他说：“你是个星象家，精通命运的吉凶，你为什么遇见不到自己的凶日，不劝你的君主通过和平道路归顺我们呢？”

速来蛮沙说：“哈里发刚愎自用，他不听好心人的劝告！”

旭烈兀把速来蛮沙及族人也全部杀掉了！

听到屠杀的消息，穆斯塔辛对宰相说：“我该怎么办？”

宰相说：“人们以为事情好办，其实就是一把磨快的剑。”

即使是磨快的剑，穆斯塔辛也只能接受了。

1258年2月10日，穆斯塔辛和三个儿子，带着巴格达的三千达官贵人出城来到旭烈兀那里，正式投降。

他害怕地看着旭烈兀，但是，狡诈的旭烈兀显得很亲切，问候了他的健康并和蔼地对他说：“请让城里的居民出来，好让我们对他们进行统计。”

穆斯塔辛于是派人告诉城里的百姓，于是百姓们放下武器，成群结队出城来了。出城的百姓被蒙古人全部杀掉了。穆斯塔辛看到这种情况，悔恨不已，他说：“我的敌人得以如愿，我像那伶俐的鸟儿落入了圈套！”

2月13日，蒙古人开始进城进行屠杀，所有的房屋全部被一把火杀掉。当旭烈兀来到穆斯塔辛的宫殿时，他命人把穆斯塔辛叫来，对他说：“你是主人，我们是客人，把你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告诉我！”

穆斯塔辛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保不住了，他命人砸开库房的门，给旭烈兀送来了两千件长袍、一万个金币和无数的珍宝。

旭烈兀对这些东西毫不在意，当场就把它分给了身边的人，他对穆斯塔辛说：“你地上的珍宝是显而易见的，这都属于我的奴仆所有；请你说出埋葬的宝物在哪里，都有些什么东西？”

知道自己瞒不住精明的旭烈兀，穆斯塔辛只好承认宫里的水池下有一个藏金洞，旭烈兀把金子全部挖出来。

至此，阿拔斯王朝五百年的积蓄全落入蒙古人之手，旭烈兀指着金子问哈里发：“你认识这东西吗？”

哈里发说：“认识，这是金子。”

旭烈兀又问：“你喜欢吗？”

穆斯塔辛说：“当然喜欢。”

旭烈兀又问：“你饿不饿？”

穆斯塔辛说：“饿啊！”

旭烈兀说：“你为什么不吃你喜欢的金子呢？”

穆斯塔辛说：“这又不是肉，怎么能够吃呢？”

旭烈兀笑了：“金子既然不能吃，你为什么不把他们分给你的军队，让他们来保卫国家呢？你为什么不把你宫里的铁器熔化来造箭头呢？要是那样的话，你可以到阿姆河我的地盘来和我争雄啊！”

穆斯塔辛苦笑着说：“这是天意啊！”

旭烈兀又登记穆斯塔辛的后宫，后宫有700名妃子和1000名奴仆，看到这些美人都被没收，穆斯塔辛心痛不已，他哀求旭烈兀说：“把太阳照不到的后宫的女人赐给我吧！”

旭烈兀对他说：“你从700个女人中挑出100个归你，其余的留下!”穆斯塔辛高高兴兴地挑出100个美女走了。

当天夜里，旭烈兀出城来自己的营帐，从城里抢劫的各类财宝堆积在自己的营帐周围。600年来阿拉伯帝国积累起来的财物像山一样，这些都成了旭烈兀的财产了。

城里的头面人物请求停止抢劫和屠杀。旭烈兀听从了，他下旨说：“巴格达今后是我们的了，所有的人依旧住在原地，从事原来的职业！”剩下的巴格达人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屠城，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被屠杀的居民数量，有人说高达80万人。当时的历史学家伊本·赫里康（Ibn-Khalikān）写道：“疯狂的鞑靼人在希吉莱（回教历）650年攻入伊斯兰的首都巴格达，屠城、焚烧和抢劫四十日。一座历史上最美丽的城市被夷为平地，烧成焦土，大军过后，城内只能偶尔看到几个孤独的行人。街道上的尸体堆积得比桥还要高，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和倒塌的房屋，空气中充满腐臭的气味。瘟疫开始流传了，随风而去，远到叙利亚，一路上的村庄和城镇闻风而受到感染，居民成群地死去。整个大地都布满了饥荒、瘟疫和死亡。”

小说家们还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曰：

旭烈兀现在要来打发穆斯塔辛了。穆斯塔辛问宰相怎么办？宰相回答说：“我的胡子长！”

原来当年旭烈兀要穆斯塔辛投降时，宰相劝他送礼投降，但是，他身边的书记官却对他说：“宰相的胡子长！”胡子长的意思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语：头发长，见识短。阿拉伯俗语中也是这个意思。

看到连宰相也不理他了，穆斯塔辛绝望了，他对旭烈兀说，自己在死前要洗浴干净。

临死前，他吟诵了一首诗：

早晨我们有乐园般的家

晚上我们却没有了家

仿佛我们昨天没有如此富有

1258年2月20日傍晚，在巴格达附近的一个村子，穆斯塔辛和他的长子等人一块被处死。

关于穆斯塔辛的死法，历史上还有两种传说：

一是旭烈兀在穆斯塔辛的后宫里，见到了一座收藏众多金银珍玩的高塔，他十分惊异地对沦为阶下囚的哈里发穆斯塔辛说：“你有这么多金银财宝，为什么不分发给众人激励他们守城呢？现在你要它们还有什么用？”哈里发做声不得。旭烈兀说：“我现在把它们都还给你，你要吃就吃它们吧。”蒙古兵就把穆斯塔辛锁进高塔，让他守着金银财宝，穆斯塔辛就这样活活饿死在塔里。

又一说是旭烈兀把穆斯塔辛用毯子包起来后用马群踏死，哈里发全家被杀，只留下最小的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被送回蒙古给大汗蒙哥为奴。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即中国人所说“黑衣大食”）在建国525年后宣告灭亡。哈里发不仅是世俗的国王，还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所有穆斯林的精神领袖，而巴格达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中心。所以当巴格达陷落和哈里发遇害的消息传出后，整个穆斯林世界陷入恐惧之中。

但这个歼灭回教的战役，并没有“使全宇宙陷于紊乱”。

（三）

人类的恐惧并不能使得“全宇宙陷于紊乱”。更加何况，这还只是某一部分人的恐惧呢？一切在历史上产生的东西，都会消亡于历史之中。尤其是军事征服的结果，最不能持久。这包括蒙古人的征服事业，也包括阿拉伯人的征服事业。

旭烈兀受他的母亲和妻子的影响（她们都属于基督教的景教分支——聂思托里安教派——的信徒），在西亚实行亲基督教、消灭伊斯兰的政策，尽管他本人并非基督教徒，他信奉佛教，崇拜弥勒佛。这就引起了亲穆斯林的金帐汗别儿哥的仇视，别儿哥同埃及的苏丹拜伯尔斯结成同盟对付旭烈兀，双方还在高加索地区打了一仗。这种宗教上的分裂，促使蒙古人自相残杀，导致其帝国霸业过早衰落。这是因为军事征服的结果最不能持久。

只有耶稣基督的爱，不会止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模糊不清原文作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试想，如果蒙古人全都归信了基督教，就像阿拉伯人全都归信了伊斯兰教那样，那么蒙古人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七零八落地说呢管辖几百万人，而可能像阿拉伯人那样达到一两亿之多。可见，宗教的凝聚力对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命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俗话说：有三种方式可以判断一个人多大程度上是阿拉伯人。

政治上：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也就是这个国家是阿拉伯联盟（或者更含糊一点，阿拉伯世界）的一个成员。这个定义包括三亿多人。

语言上：母语是阿拉伯语，这个定义包括二亿多人。

遗传上：祖先曾经生活在阿拉伯半岛。

对于上述因素考虑的重要程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的人们，是考虑到政治和语言的因素，但是也有人虽然满足上面的两条，但是基于基因的考虑而认为自己不是阿拉伯人。】

〔另起一页〕

第三节

世界末日与白种人退场

2011年，美国“非白人”的出生的婴儿率合计达50.4%，首次超过“白人”。

这意味着：

1、产妇中的“非白人”人口首次超过“白人”；

2、未来世代的“非白人”人口将超过“白人”。

2012年，“非白人”总统奥巴马再度当选美国总统，这就完成了一个指标的意义。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2年12月12日发布的报告称，预估到2060年，美国非白人的人口比例至少将占到60%，其结果是，没有一个族群能够成为美国社会多数人口，而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南美人血统，而现在这个数值仅为六分之一。同样，亚裔人口也会翻番。

这个人口变化过程还要经历数十年，必然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消费行为等，并影响美国的国际地位。其重要影响之一，是亚洲国家将因为种族问题而失去对于美国的敬畏。

值得注意，白种人口的下降不是美国独有的，而是一个普遍的世界现象，就是在白种人的老巢欧洲也发生了这一现象。

白种人是否正在退出文明舞台的中心位置？

以“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闻名全球的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年）原来是个印度人，这是按照现代的“出生地主义”来说的。他冒名为“英国小说家、诗人”，其实上小学的时候才到了英国。

《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是吉卜林所做的一首诗。最早发表于1899年，当时的副标题是《美国和菲律宾群岛》。吉卜林通过含蓄的辞藻劝告英国国王不要过度扩张，以致需要教导殖民地那些没有文化的人。而美国的一些村夫竟然对此作出完全相反的解读，把这首诗理解为帝国主义的口号。

《白人的负担》写作于美西战争时，美国当时正在征服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

THE WHITE MAN'S BURDEN 1899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Send forth the best ye breed 

把你们最优秀的品种送出去

Go bind your sons to exile 

捆绑起你们孩子们、将他们放逐出去

To serve your captives'need; 

去替你们的奴隶服务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To wait in heavy harness 

让他们背负着沉重马缰

On fluttered folk and wild 

去伺候那些刚被抓到

Your new-caught,sullen peoples， 

又急躁又野蛮，又愠怒

Half devil and half child﹒ 

一半像邪魔一半像小孩一样的人们

Take up the White Man's burden 

挑起白色人的负担

In patience to abide 

坚持着耐心

To veil threat of terror 

掩饰起恐惧

And check the show of pride; 

隐藏起骄傲

By open speech and simple， 

用公开与简易的语言

An hundred times made plain， 

不厌其烦的说清楚

To seek another's profit，

去替别人谋福利

And work another's gain﹒ 

去为别人争利益

完了。

白种人的负担。

白种人累了。

白种人忙活了好几百年，确实应该休息了。

白种人的负担终于退场了。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和平的退场需要一个合理的退场机制。如果不能及时发展出一套“白种人退场的退场机制”，就很有可能天下大乱、全球大乱，这是比“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远为真实的威胁。

无巧不巧的是：“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是根据印第安人的玛雅人的什么历法推算出来的，而这个世界末日又与美国的“白种人退场”同时发生。恐怕这才是目前发生举世恐慌的真正原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反美的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竟然为了抵制这一恐慌逮捕了一千多人。

世界末日与白种人退场，同时发生，意味深长。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华尔街日报版本的中国文明整合全球

在谢选骏发表《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之后七年半，《华尔街日报》终于姗姗来迟地开始谈论这一历史的主题。

华尔街日报在2011年9月16日的报道中如此切入了这一主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学者阿文德·萨博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在他将于今年9月出版的新书《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中，以这样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开篇：2021年的某一天，美国总统跑去距离白宫不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签署一份与该组织的中国籍总裁商讨达成的救助贷款一揽子协议。曾任IMF研究员的萨博拉曼尼亚写道，“世界主导权的交接已经完成。”如今的中国已是一个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大国。 

这本书的部分篇章读起来和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的小说《升起的太阳》（Rising Sun）有些像。后者是一部关于日本控制美国的小说，出版于1992年，那时的日本经济发展迅速，大有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的态势。不过萨博拉曼尼亚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启发读者展开对于中美关系以及经济实力本质的讨论。《华尔街日报》记者鲍勃·戴维斯（Bob Davis）不久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对萨博拉曼尼亚进行了专访，以下是经过编辑的专访内容。 

《华尔街日报》：你真的认为美国最终会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吗· 

萨博拉曼尼亚：我这么写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警醒世人，让人们关注这个问题。不过的确存在这种可能性，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那种不得不需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的困境。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正在不容置疑地日渐强大，对此美国人既不得不予以配合，同时又不得不心存警惕。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疲软之处却是处处皆是，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缓慢、财政状况羸弱、政府无能、中产阶级的前途每况愈下。 

美国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贷款的可能性不会是80%那么高，但也不是2%或是5%。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有10%或20%。 

《华尔街日报》：按照一些你使用的标准衡量，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美国了。不过，你所挑选的是不是那些对中国有利的经济指标呢？比如说，依靠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国内生产总值（GDP）。（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简称PPP），是一种试图将不同国家的不同商品和服务价格纳入同一考量范畴的统计工具。） 

萨博拉曼尼亚：购买力平价是个重要的概念，不过在我对经济实力的整套评估系统中所占权重很小。 

我认为，为一个国家带来经济实力的资源包括那些能在全球交易的资源，也包括与人相关的资源。假设美国将与中国交战，这时有100名中国士兵与100名美国士兵交火，你能说因为那100名中国士兵挣的钱只是美国士兵的二十分之一，所以一名中国士兵的价值只是一名美国士兵的二十分之一吗？我可不这么认为。（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证明上述反常理的说法成立。） 

《华尔街日报》：你还提到，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大幅减慢或是美国的经济增速明显加快，到2020年，或者最迟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远远超过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呢？ 

萨博拉曼尼亚：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在缩小，而中国最终将会迎头赶上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20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将只有美国的40-50%，不过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四倍，因此中国经济总量将比美国大得多。这个数字上的差异是不容置疑的。 

中国未来20年将会有一场经济危机，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中国将会走出危机，恢复到一个不错的增长水平。 

即便中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动荡，它也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包括广泛刺激经济的能力）来防止一两年的经济负增长演变成多年的低速增长。 

《华尔街日报》：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意味着什么呢？ 

萨博拉曼尼亚：存在这种可能性，中国将有能力以不那么友善的方式利用其实力。看看今天在汇率问题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中国将汇率维持在低估水平）中国采取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而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这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表现。 

美国完全没有能力阻止中国，因为美国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太多，中国掌握着主动权。亚洲国家不会去阻止中国，因为亚洲经济体是中国利益链条中的一部分。非洲国家也不会阻止中国，因为中国在那里有那么多的投资。 

想象一下如果中美之间的数字（指经济规模）差距进一步扩大会发生什么。 

《华尔街日报》：尽管如此，相对美国而言，中国仍将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一个穷国怎么能在全球发挥其经济实力的威力呢？ 

萨博拉曼尼亚：非常贫穷的国家无法主导全球。由于本身的问题还很严重，穷国无法去国外耀武扬威。不过像中国这样的所谓中等收入国家可能就不同了。 

主导全球经济有不同的方式。如今美国作为全球主导，是个民主的领袖，追求国际价值，能够吸引他国的追随。中国可能不会如此。它有可能会采取一种消极的主导方式，通过其汇率政策或是大举买进商品（以垄断市场）。 

《华尔街日报》：阻碍中国崛起成为全球经济领袖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萨博拉曼尼亚：政治体系出现动荡。一旦如此，一切都是徒劳。 

政权（向更为民主体系的）变更尚未出现，这是悬在一切之上的阴云。中国阶级分化明显，地域差距严重，政治又缺乏自由。如果这些矛盾激化爆发，事态将十分严重。 

《华尔街日报》：你在书中谈到将中国纳入一个多边体系的重要性？如果势将成为全球领袖，中国为何要对此感兴趣呢？ 

萨博拉曼尼亚：我们需要在今天就将中国与多边体系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习惯和动力就形成了，日后要抛开这个体系就会比较困难。我们需要在中国成为霸主之前做这件事。 

要做好这件事，所有人都要团结起来。如果每个国家都试图私下和中国做交易，那么就没有一个国家能有任何影响力了。 

想想汇率问题。如果现在全世界团结起来说，我们做一笔汇率交易吧，那么中国参与其中的可能性才会更大些。中国不愿意被视作远离多边体系的异类。世界各国的指责是对付中国最有用的胡萝卜加大棒。 

《华尔街日报》：你的一个主要政策建议是开始和中国进行一轮贸易谈判。这将如何完成呢？ 

萨博拉曼尼亚：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WTO）时，人们说我们将中国纳入到了全球经济系统中来了（因为中国加入WTO时承诺要开放市场并遵循国际准则）。然而通过其汇率政策，中国避开了部分承诺的束缚。这说明，从国内政治支持的角度来说，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有点求之过急了。很显然，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况不容许入世承诺一一兑现。 

长期而言，中国终将会脱离重商主义。那时中国将有动力来与别国做交易，包括政府采购……中国也会做出有关自然资源控制权和汇率问题的承诺。 

〔另起一页〕 

第五节

这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解体阶段”

在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葛谟（Andrew Cuomo）意志坚决、不屈不挠全力游说下，纽约州议会终于在2011年6月24日深夜通过同性婚姻法，这项成就将对全美产生重大影响。不过，虽然同性婚姻法在纽约立法成功，但支持同性结婚者仍有许多障碍有待克服，他们将来需要国会或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他们的目标。 

三十年前攻读法学学位时即以婚姻平等为己任的知名维权人士沃夫森（Evan Wolfson）说：“现在我们在纽约做到了，我们将能在任何地方实现目标。”现任维权团体“婚姻自由”（Freedom to Marry）会长的沃夫森宣称：“如果我们努力推动这个大业，2020年或更早，我们将可达成目标。” 

“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副主席圣恩兹（Fred Sainz）说：“纽约州让世人知道，全美获得婚姻平等一定能实现，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维权人士希望，纽约州通过同性婚姻法将有助于说服全美的法官和政界人士（包括尚在犹豫的欧巴马总统），支持同性婚姻现在已是主流观点，而且是能够导致胜选的政治立场。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开路先锋是麻州，该州于2004年用法庭命令达成目标。其后，康州、佛蒙特、新罕布夏、爱阿华州及华盛顿特区（DC）跟进，纽约州24日成为承认同性婚姻合法的第六州，而且是六州中人口最多的州（共计1900万人，超过前述各州及地区人口的总和），使生活在同性婚姻合法地区的美国人增加一倍多，影响很大。 

美国也有八个州赋予同性恋者法定结合（civil union）权，使他们能享有类似婚姻的权利。加上允许同性婚姻的六州之后，使美国有超过35%的居民居住在具有同性恋者结合权利的州。 

维权人士认为，纽约州通过此法，对全美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努力，有很大助益。

而在我看来，纽约州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具有世界影响，因为纽约市还是联合国所在地，是“世界之都”。纽约州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这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解体阶段”。

其理由如下：

同性恋体现为一种个人生理现象，而对于同性恋的宽容与制度支持，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文明晚期现象”。我们这里说的“同性恋是文明晚期现象”，主要指的是对于同性恋的宽容与制度支持。

全球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不仅社会角色呈现混乱，性别角色也开始混乱了。同性恋时尚如此，变性活动也是证明。这不值得惊愕，因为每当社会急剧变化，社会总构迅速变形，社会细胞也不免陷入错位或游离于传统角色。

对个人权利的极度偏好，使得社会责任遭到忽略。感官享乐的浅显形式和市民时尚的压倒胜利，对世界发展造成巨大转折：把高于个人的东西置诸无人问津的地方。这个时候的人们，不会因为灵魂的死亡而惊奇，只会对灵魂的存在感到莫名其妙！

实际上，对于同性恋的宽容与制度支持，并非当代特产。希腊罗马文明的晚期、中国秦汉文明晚期（汉末魏晋），也都有同性恋流行，与此同时出生率明显下降，导致蛮族入侵；圣经中也记载，所多玛、蛾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随从逆性情欲、一味行淫，“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创世记》十九章23-25节）

从神学的角度说，灭绝同性恋风俗是“上帝的愤怒”；从人类学的角度说，这也是早期文明与晚期文明的斗争，而其直接导火索，就是一个“同性恋事件”：

“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所多玛。罗得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阿，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得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得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他们还没有躺下，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得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得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作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作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作官哪。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得，要攻破房门。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得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二人对罗得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得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娶了或作将要娶）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得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得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得，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 罗得对他们说，我主阿，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倾覆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作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琐珥（琐珥就是小的意思）。罗得到了琐珥，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创世记》十九章1-26节）

从“同性恋是文明晚期现象的视角看”，所多玛代表了一种成熟的城市文明，而亚伯拉罕家的希伯莱人还是一种早期文明的游牧人、乡下人。乡下人大多反对同性恋，因为他们根据自然的节律就知道：同性恋不能生育，是一种对于生命的浪费。但晚期文明的人却热衷于享乐主义，并因为舒适的生活而腐化堕落了。

几乎所有早期文明，都在社会上、制度上压制同性恋，因为“宽容同性恋”就等于“奖励不生育”。从使徒保罗反对同性恋中，也可以清晰这一点：那是一种早期的基督教文明与晚期的希腊罗马文明的斗争。现在，全球各地宽容同性恋的社会，都呈现低出生率现象，不难明辨其中的逻辑关系──晚期文明，拒绝生育。

同性可以结婚！表面上悖谬之极，实际上正好降低了出生率，加快实现种族的萎缩。有人说“同性恋是一项人权，因为动物想不出这种花样……”﹔尽管有些动物也会同性恋，如老鼠和大猩猩，但“同性婚姻”显然是动物望尘莫及的。

穆斯林禁止同性恋，所以其出生率接近自然水平，与萎靡不振的白人社会相比就显得特别高。穆斯林家庭出生的孩子，天然就是一个穆斯林；一个非穆斯林女人和一个穆斯林男人结婚，这女人要随穆斯林，生下的孩子也必然是穆斯林；然而一个非穆斯林的男人和一个穆斯林女人结婚，这个男人也要随穆斯林，他们的孩子也是穆斯林！如此一来，穆斯林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

相反，在“人道主义”的西方，家庭的瓦解却已经发展为世界性民族危机，好像其社会中坚已断绝，不再有复兴的希望了。由于家庭瓦解得如此彻底，甚至采取了同性婚姻这样的“绝后模式”，因此要逃避人口剧减、社会凋敝等末日劫数，似乎十分困难。甚至美国最高法院的领地，也在被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逐渐攻克。如果不能挽回“家庭的覆灭”，美国的根基也就被逐步蚕食了，这比恐怖主义攻击厉害千倍万倍。

有人说，鉴于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危机，还是降低些生育率为好……但同性恋合法化带来的降低，却是一种不均衡、非自然的降低，会完全改变目前的种族比例与国家实力。这一推测基于下述事实：生育是基于自然本能，逃避生育却是基于文明；逃避生育的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改变，直到这一文明毁灭，其他文明兴起。新文明意识到男性女化与女性男化是“文明败血症”，足以导致种族灭绝，于是着手用本能的力量加以消除。

纽约州议会终于在2011年6月24日深夜通过同性婚姻法，这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解体阶段”：其通过时间是在“深夜”，也具有象征意义。

2011年6月26日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人道主义”的限度

（一）

网文《传统人道主义的生态限度及其出路》认为：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和物质利益而到处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在全球蔓延，从而使传统人道主义面临有违其初衷的生态限度。事实证明，仅仅有利于人类并不是最高的价值原则，只有同时尊重自然内在价值、修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人类才有望在扬弃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找到人道主义的新出路。

（二）

网文《中国应走后现代农业之路》认为：中国应该发展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太依赖矿物燃料（煤，气和油），因而释放二氧化碳。它需要太多太多的人离开农村的家园，迁居到本就人满为患、遭到污染的大城市。此外，它并未解决土壤退化等问题。虽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现代农业的发展颇多创造，但在今后的一百年，甚至一千年里，现代农业再也不能以现在的形式继续发展下去了。一种后现代社会是否可能，这取决于一种后现代农业。中国很适于发展一种在社会方面以及环境方面都很和谐的后现代农业。

（三）

网文《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认为：环境危机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问题，对环境危机的解决是人类能否走出生存困境的关键。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克服了传统伦理学和自然主义伦理学的不足之处，突破了传统人道主义对人性的理解，实现了从个体意识向类意识的转变、从绝对主体意识向有限主体意识的转变、从享乐意识向生存意识的转变、从现世意识向未来意识的转变。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环境伦理学以人类的生存为终极目标，以新人道主义原则为基本伦理原则，全面阐释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应为“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伙伴”的有机结合，以及隐藏在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公平、公正、平等的关系。把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控制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以内。

（四）

《全球政府论》第九章《质疑人本主义》认为：如果说尼采是“欧洲的张载”，那么，欧洲人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劫难，显然已经不远了，因为张载之后不久，金、元的铁蹄就踏破了神州大地。欧洲什么时候沦为南宋？人本主义，这是一切近代世界一切祸乱的罪魁！人本主义为现代全球灾难火上添油，例如，哪里有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哪里就发生战争；哪里有了关于“社会正义”的宣传，哪里就建造集中营；哪里有了关于“人民解放”的许诺，哪里就充斥了阶级隔离的苦难……这都是因为，作为思想倾向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基础的人本主义；作为思想因素的人道主义，逐渐变成了作为思想指导的人本主义。人如果成为归宿，成为最高的东西，那么人间的缓冲地带就消失了。 

（五）

《巴比伦之囚与当代中国历史》认为：

1、在亚述—巴比伦帝国，以色列人的被掳有三次以上，绵延时间十八年（前605—587或582），这个时期，正好相当于苏联成立到大肃反的登峰造极（1918—1936），同时也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1949—1966）。当然，这些时间上的巧合不足以说明太多问题，但是其间是否有值得我们思索的更深入的相似呢？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构造与其老大哥苏联十分相似，尽管在前此的中华民国期间，中国并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或是圣经之民，但它毕竟是一个可以自由传教的社会，尽管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的自由民主国家，但它在历史上却从来没有受到1949年以来的斗争、审判、改造（所谓“斗批改”），没有受过苏联式的“摧毁全部传统”意义的“就地被掳”。

3、在现代和在古代一样，日期满了之前（七十年，尤其以最初的二十年最为激烈），所有反抗被掳命运的努力，不仅无法成功，而且只能招致更猛烈的报复和进一步的改造，如我们在犹太王西底家的遭遇、苏联的肃反、中国的文革中所见。这种一致的残酷性甚至表现在相似的肉刑上。如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挖去双眼，许多当代的死刑受害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派活体解剖，或割断喉管或挖出内脏，以便“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4、在当代两大强权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的“肃反”和中国的“文革”等“被掳高潮”过去大约二十年后，也就是在“被掳”的1917年（苏联）和1949年（中国）之后将近四十年，1950年代的苏联强权和1980年代的中国强权才开始松动，俗称自由化时期。这在苏联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其实，这并不是自由化，而只是强权走向解体；正如霸道的解体是天下大乱，而并不等于是王道的建立。 

（六）

《这标志着“西方文明进入解体阶段”》认为：在“人道主义”的西方，家庭的瓦解却已经发展为世界性民族危机，好像其社会中坚已断绝，不再有复兴的希望了。由于家庭瓦解得如此彻底，甚至采取了同性婚姻这样的“绝后模式”，因此要逃避人口剧减、社会凋敝等末日劫数，似乎十分困难。甚至美国最高法院的领地，也在被同性恋婚姻合法化逐渐攻克。如果不能挽回“家庭的覆灭”，美国的根基也就被逐步蚕食了，这比恐怖主义攻击厉害千倍万倍。有人说，鉴于当今世界的人口爆炸危机，还是降低些生育率为好……但同性恋合法化带来的降低，却是一种不均衡、非自然的降低，会完全改变目前的种族比例与国家实力。这一推测基于下述事实：生育是基于自然本能，逃避生育却是基于文明；逃避生育的习惯一旦养成就难以改变，直到这一文明毁灭，其他文明兴起。新文明意识到男性女化与女性男化是“文明败血症”，足以导致种族灭绝，于是着手用本能的力量加以消除。

（七）

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又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有十二个段落谈到人道主义，兹援引如下：

1、

促成一代大艺术的，是无法救治的危机，以及由此触发的现世绝望（它的结论是一个反问：“此恨何时已？”）。缺憾与危机感既无不时，则艺术从此为人提供了一条超越无法逾越的苦难的净化之路。

但丁的《神曲》是基督教会的传统世界观，面临自我怀疑而陷入悄悄瓦解时，所作出的辉煌反抗。故《神曲》之后，文艺复兴开始，传统世界观终于崩析。《神曲》因而成为这一大危机的诗化表现，获得了纪念碑价值。

《浮士德》则相反，它是另一种精神──北欧海盗无限的时空扩张精神──在其空前膨胀的征途中，所面临的自我选择的危机心理时，迸发出来的一个生动写照。如果说《神曲》是中世纪的谢幕；那么，《浮士德》就是现代文明最令人苦恼的一面──在“林中路”里进行抉择──在艺术中的较早表现。现代文明在对待人的价值上所特有的矛盾、疑虑的心理，早在中世纪德国民间的这则故事中，就有如此深刻的表现。这是令人惊奇的，也清楚说明了艺术与危机心理的关系；而放荡的诗人歌德，不过是将此现代精神（它孕育在中世纪的民族内心）表述得更充分罢了。

莎士比亚可以称得上是文艺复兴末路时代极端乐观主义的最后一朵奇葩。但在他的悲剧中，我们难道嗅不出一种深沉的危机气氛吗？他代表着一个大时代的最终完结。他那无孔不入的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之余辉，仅仅不过半个世纪，便消失在英国清教革命的杀人血泊之中。取代了莎士比亚的文学至尊地位的是另一精神：弥尔顿的复仇呼声。弥尔顿是危机感的自觉意识的表现；而莎士比亚则无意识地道出了一个时代的危机：人道主义的享乐主义的危机。要是只认定弥尔顿是危机感的化身；而看不出莎士比亚也是这化身的另一面相，就表明文明探索的心灵，已然迷失在历史的迷津之中了。

托尔斯泰则是“俄罗斯精神”在西方文明的不断侵蚀（横亘整整十八、十九两个世纪）下，终于面临没顶之灾的危机时代的苦痛表现。你在世界史上很难找出一个像他那样矛盾、那样充满自我否定（这是自我肯定的变态表演）精神的作家。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那样既强大又孱弱；既有高度的贵族文化又充满整个民族的蛮野；既侵略一些民族（如亚洲民族），又承受另一些民族（如欧洲诸族）的极大压力；既有极端的放纵，又有极端的苦行；既腐朽，又孕育着活力……民族存在的危机，化为艺术的危机，透过作家自身的危机（读一读《托尔斯泰传》就知道了），而获得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酝酿着相反动向的同一力量。

2、

不少宗教组织“天下兄弟姐妹一家人”的思想，带有兄妹通婚的亲密暗示，不尽反映了血婚的遗迹，且是对古典世界家庭解体的应对。如果借用一下，又何尝不是在说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伴随“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乱伦意识和乱伦行为合理化与普遍化？在这方面，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思想，因为缺了“姐妹”一环，也就比之保守得多。这样看来，孔子只是应对了礼坏乐崩的结果，而没有承认兄弟姐妹的平权。在一切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的说教”后面，都横亘着那个社会文明的尸体。因为社会文明是在流变之中。

在流变中，作为潮的文化，和时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其陈列──演变──翻新──不断巡回展出。巡回展出中的思潮，可以把思想家推向声誉的高峰，也可以把他贬值、扭曲、甚至销毁。被思潮否定的思想，未必不佳。而被思潮拥戴的思想，可能毫无新的内容，经常此起彼伏、像是泡沫一样与时俱灭（“与时俱进”）。在这种命运前，任何现在时态的预言，都会变成过去时态的陈述。

3、

为什么有的号称思想家的家伙，要怀着对于社会苦难的深深畏惧？

我再次阅读康南海的《大同书》（第一次看它的节录，是在我十九岁的时候），更加发现这种畏惧已经构成此书的基调。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趋利避害……这位琐屑无聊的“佛教共产主义传教士”，不惮其烦地说了些毫无创意的炉边夜话，催眠大众的梦呓。结果，他比欧洲的共产主义使徒们还要“好”，南海老人变成俨然是个“佛教─婆罗门教的人道主义者，甚至兽道主义、鸟道主义者”！但这位鸟道主义者的历史理想却是萎缩的；而他的欲念也完全是物质的、现世的。难怪他的隔夜子弟，竟然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康有为所谓的“大同”包括两个内容，一为博爱、一为极乐。他的博爱是空洞消极的，他的极乐是腐化堕落的。

要知道，“人类”并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是一群群的人，除非“当全人类面临一个共同的生存威胁时”，“人类”的概念才有实际意义。而这个时辰，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个时辰一旦出现，全球性世界国家的影子，就将成为现实。南海老人的全部骗术，就明显地建立在关于“人类幸福”的虚幻的沙滩上。他哪里拥有生物学的眼光，他的观念完全无助于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生态危机。

当代“兵由此起”的危机，是由于各种族、各民族国家、各利益集团之间疯狂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所激发──故偃兵世界者，天子之明命。

4、

个人的异化是组织硬化的结果，而组织的硬化则是组织之间残暴行为的结果。如果忽略时代的嗜血倾向，一味局限在某组织内部着手改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甚至提倡组织内的个人独立性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是枉然的，所以党内改革从来只能被“镇压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封条，奉命闭嘴。

这是因为，“组织对他组织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个人的独立性。组织的意志既是个人意志的俘虏，也使个人的判断受到组织行动的扭曲。长此以往，构成了一种病态的关系：组织的决定具有充分的盲目性，但却受到了偶像崇拜式的服从。

本来，组织是由个人组成，当然可以说个人存在比组织构架更为宝贵，更何况组织的智慧归根结蒂还不是个人的智慧？病态的关系来源于：组织与组织之间展开白热化斗争的现代，个人如果不是依附甚至寄生在某组织内部，也就永远无法出头，即使商人，也要依附商业系统、寄生在金融系统内部，方能财源滚滚，实现自己的贪欲。除非你一心想当个流浪汉，否则不论党政军学商工农，无一不为五斗米折腰。况且现代人不怕折腰，就怕折了腰还得不到五斗米。这不用害臊，因为第一个折腰者，而且是“竞折腰者”，就是自称“人民大救星”的人。

这种严峻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个人的灵性比整个组织还要宝贵的良心判断。因为这个崇尚暴力行动和物质利益的时代，是个灵魂意义的睁眼瞎，这个时代看不见五米以外的东西。

有意思的是，个人价值的降低，还是组织扩张的结果。即某个组织内部人口越多，则每口人的价值越低。给个人以较高地位的，多是些小规模的城市国家，或是高度自治的联邦国家。古希腊的城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邦，以及近代以来欧美的联邦，都是如此。中国先秦时代的区域性国家，由于其规模较小、版图不过今天的一两个县，人口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小城市，所以还能给予个人较高的地位。当然，随着秦汉建立了长城，监禁了整个社会，放下了铁幕，个人就被淹没了。从这个角度看，历史上第一个建立铁幕的，不是格鲁吉亚的斯大林，而是陕西的秦始皇，其铁幕就是长城。而坚持“四大伟大手”的人，自己承认不过是斯大林的学生。

（随着铁幕长城的矗立，个人的独立地位消解掉了。所以我在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中提出的长城批判，其实就是铁幕批判、义勇军进行曲批判。而1988年写作的《河殇第一稿》所批判的“黄河心理”，指的就是“延安精神”，正如“舞龙”指的就是扭秧歌。）

人数的增多，尤其是随着“统一”而来的剩余人口的大量涌现，使个人的价值受到了蔑视。独裁者既然没有了敌人，他也就自然不再把人民视为人。因此无论是自封秦始皇还是被谥汉高祖的家伙，都有足够的理由和机会表达了他们对个性的厌烦和对独立人格的羞辱。

任何组织关系都是貌似强大其实极不稳定，它处在永久的流动状态下。我们看到“组织系统称霸的时代”，其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时代”，因为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最大组织，就是战国。在战国的意义上，秦汉、罗马、乃至哈里发阿拉伯，也都是战国的果实。而一旦战国过去太久，这些果子也都糜烂了。

在古代的战国，争夺兵员和土地是最大的国家任务，在现代战国，争夺资源和技术成了个人和组织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因此，控制资源与技术的跨国公司，就取得了与国家平起平坐的位置。有人预测，跨国公司还可能控制主权国家本身，而成为其全球帝国的奠基者与先行者。

在这样的时代，中立的态度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只是暂时的“夹缝中的生存”，它会招致支配者的怀疑与取缔。因为全球化的膨胀，使得剩余的空间已经如此狭小，再也容不得回旋的余地了。谁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岂不算作社会意义的骚扰行为？其实不然。实际上个人的独立性应该包含自律，尤其行为上的自律，是一种深入到自我以内的它律，经过自律的个人独立性不仅不会骚扰社会，而且有助于协调社会关系。

在战国压力下，维持一个组织系统如“党国”的运转，就成了至上的要求。这种义务已经不再是附带的、暂时的，而是主要的、永久的，否则将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积攒起来多项投资付之东流……等你看清这个越来越深的漩涡，却早已无法回头是岸了。即便你有幸“退党”，不再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但你岂能避免沦为其他组织的吞食对象？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人们只得降格以求，把自己从一个依附于组织的奴隶，变成在人肉市场上自由拍卖的货品。

历史上各大文明衰退之际，为后人留下了多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痕迹，如罗马帝国的奴隶贩卖、奴隶劳动、庄园农奴制的兴起，导致自耕农阶层的消失。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同样也有类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与盛行：把自己变成领袖们的部曲、门客，通过这种自贬，尊称领袖为“主公”，就像现代人尊称领袖为“主席”，无疑强化了各种人身依附制度，并“赐予”失去传统庇护的人们以生计。这是自由劳动向工农兵学商的奴制退化，所凭藉的历史力量。这种退化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哪一个组织（如古代的士族、现代的党团）起了什么救世主作用，相反，奴隶干部及其组织工具的涌现如五胡的领袖、南朝的军阀和他们的家族军队、党派军队，像是魔鬼，从千年瓶子里面突然释放出来，“再也不肯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在空前的饥荒中，人们为了乞食的生计而追随“主公”“主席”，这样的领袖可以超越公认的伦理道德，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而不受饥民灾民的谴责，只要他能够提供粮食。所以毛泽东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荒是由社会分裂的危机促成的，所以要控制社会，必先制造粮荒，然后统购统销。能够统购统销粮食的独裁者，就能统购统销社会权力，能够统购统销社会权力，就能统购统销人们的忠诚，颂歌和理论当然更不在话下，只须用一点点粮食就可以买到。

在饥荒中，所谓干部队伍的建设就是如何利用形势，把妖魔释放出来。因此要想驱散群魔乱舞的政治烟云，仅仅诉诸良心和辩论，是无效的；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只有松开了鱼鹰脖子上的套子，鱼鹰才能恢复自由，否则“自由就是奴役”、“民主就是独裁”，是过于昂贵的奢侈品。

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由粮荒推波助澜，产生于秩序瓦解对个人生存所构成的压力之中。所以恐怖主义者欲获得权力，必先制造阶级斗争或是挑动民族冲突，这样才能使得多数人们的生命陷入危机，只有当多数人时刻生活在法制荡然的惶恐不安中，他们才会听从领袖的召唤，企图通过依附某强权者集团（例如“党”）去实现自保。这样一来，任何良心发现和精神价值，都被有效排斥于这一奴化过程之外。在明代的话本中，“强人”就是“强盗”的称谓。

各种用知识包括良知去换取粮食的脑力劳动者，之所以竞相对历史做出令强人满意的解释，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在于“肚子和屁股”，所以文革术语说“屁股决定脑袋”，即立场决定思想。这都是饿慌了的人们才想得出来的智慧语言。对已经发生的饥荒，对饥民不得不面对的饿殍遍野，脑力劳动者们就用“这是不可避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辞令去粉饰焦虑。这是牺牲品的乐曲。如果牺牲品的最后希望受到了威胁，他的精神也会作出强烈反应，以致走向自我唾弃。所以饥民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崇拜，以伪装的自我放弃，来换得“晚一点死”的机会，晚一点死也许就能不死了。于是全国上下都在等待独裁者死亡，并以庆祝再生的热情，庆祝独裁者死亡。

这虽然无助于改善个性在现代文明中孤立无援的处境，但毕竟达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唯物主义绝境。

5、

所谓“文明社会”，常常就是“文饰社会”、“纹饰社会”，其特征就是广泛地运用象征，甚至以象征来指导、干预、控制生活。文明社会不仅充斥了贵族的纹样，也遍布了奴隶的烙印，高高飘扬的国旗下面是血迹斑斑的监狱，结果造成的“怪圈”使得人们的行为所追逐的是一回事，而人们的思想所煎熬的又是一回事，至于人们的言论则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幸的是，这种复杂的态度，在朴实的、口心一致地追求“吉利”的《周易》中，是看不到的。

回到刚才的话题上，人的原始动机是利害的选择，而不是善恶的选择。因此文明社会（纹饰社会）所显示的象征与分化，同样造成了其居民的灵肉分离甚至灵魂分裂（如果真有灵魂的话）。于是说教者们回避了行为的动机，而为粉饰行为的后果起见，他们启动一套套颇有逻辑性的推理，这些推理是些漂亮的象征，却远离事实真相。

道德规范之下，善恶选择和利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其实并不直接，而是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运作的，所以好人不得好报，坏人常常得利。

法律也是如此，常常不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而各个社会的监狱都不约而同地成为“罪犯训练学院”。而且不同的社会还有法律观念方面的不同，如中国和西方对犯罪行为进行报复的观念就有天壤之别。西方社会认为，对于残忍而变态的罪犯进行同样残忍而变态的惩罚，是不妥的，违背了人道精神。但是中国社会的“国情”却相反，要求对于罪犯进行加倍残忍而变态的惩罚，而为了获得口供常常使用酷刑。其逼供信的酷刑依据在于：通过树立恐怖，去阻止犯罪，结果政府自己成为最大的恐怖集团。以类似黑社会的方式来对付政府不满的事宜，诚然可以通过“一打三反”、“清除精神污染”、“镇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但结果却使得政府沦为最大的犯罪组织。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刑法和刑具一样发达，而民法和民权一样薄弱。这与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欧洲大陆法学观念差别很大，更与英美法系注重人权的陪审制度不同，所谓“杀人者抵命”的血腥含义就体现了这一差别。

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看来，仅仅用出于报复心理的惩罚理论去推动法律程序，也不能简单评断为“反人道”的，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是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力求公正的、像天平一样称量调和对立双方的工具。这么一来，至高无上的镇压之权，就获得了如何解释“人道主义”的权力。在斯大林的好学生、好儿子毛泽东看来，“人道主义”只是“救死扶伤”。其实救死扶伤只是动物庄园主人的善心，是如何使自己的家畜提高产量的技术手段，和人间的温情脉脉毫不相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上，严酷的训练、激烈的战争、残忍的迫害，都是体现了“更根本意义的人道精神”，那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其实，即使在传统的奴隶社会中，最残酷行为的动机，也是出自爱护和保卫某些人的需要，而不是反对一切人的。如果无产阶级专政是要以加倍牺牲另外一些人的生命来作为血淋淋的奠基石，那么它比奴隶社会的进步到底在哪里呢？况且，奴隶社会也已经懂得慈悲与仁政的重要性，所谓“轴心时代”的理性觉醒，都是在“奴隶社会”发生的。如此一算，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过于残酷了，那就比奴隶社会还不及，无异使人类文明倒退到新石器时代的茹毛饮血中了。

遗传学的研究显示，独裁者和惯犯一样，大多具有一种反社会的性格，甚至具有异常的生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遗传特征。这些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和普通人之间，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会因天赋的不同而相异。

这些人对利害的直接选择更强，而对利害的间接选择即善恶的选择较弱，甚至没有。因此，他们对人道精神的理解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利害，而对他人的幸福或是痛苦几乎不予考虑，所以能够勇往直前，甚至战无不胜。他们冷血心肠，没有将心比心的同情，这种人十分危险，如果听凭他们“改造社会”，将是社会的浩劫。

6、

一个富于内部生长能力的社会，常常愿意保留自己的对立面。我想，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道精神”的问题，实际上，此社会恰恰是通过保留并“宽容”对立面的存在，以刺激与保持自身活力的。它明智地了解到，如果对立面被迫消失了，那么自身的存在基础也就削弱以致瓦解了。

而原初的人道精神，是一种生命的联盟，因此强健丰满，不像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样，以肢解敌对阶级、瓦解生命的联盟为宗旨。

实际上，阶级存在就像物种存在一样自然，阶级彼此依存就像物种彼此依存一样；要想消灭阶级差别，不过是制造了更大的阶级差别，要想结束阶级斗争，不过是制造了更残暴的阶级斗争，

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人道精神”也患上了营养不良的贫血症。而唯有立足于阶级合作的积极意向的人道精神，才是推动文明继续发展的精神。

试想，未来是如此难以捉摸，谁全然知道明天的社会需要什么？谁全然知道未来的人们究竞走向何方？卡尔马克思说他知道，可是他连自己哪天死、如何死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世界的未来？他连自己的私生子最后姓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未来的世界信什么？因此，卡尔马克思及其仆从的“理论”全是在圆谎，他们是靠“梦想”的谎言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十九世纪的条件及其局限出发，作出了某些判断与“理想”，它们已经被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饥荒、大清洗等悲惨世界证明是失灵而有害的毒品。面对苏、中两国相隔三十多年但却一一应验的大饥荒、大清洗（苏联在三十年代，中国在六十年代，但都是在“建国”之后十几年开始），马列主义预言家们应该及早认识到，为后人保持活力，才是最大的人道，一种大人之道；而不是要用他们自己的蹩脚理论去歼灭后人的活力。尤其，根据这种极端错误的理论，滥用死刑，甚至推行灭族的株连政策，当然是危害整个民族健康的。

从遗传学角度看，灭族也并不能消除犯罪，只能削弱可供未来人类广为选择的生命资源。这种原始简单的方法，是对世界上最宝贵的一种生物资源──人的存在──所进行的彻底破坏。

从中国的帝国时代尤其是汉朝以后的蛮族的“军事阶级专政”的统治恶果看，其损失是很难无法挽回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在俄国和中国等国畅行无阻？原因是这些国家都曾经遭受过“蛮族军事阶级专政”，而“蛮族军事阶级专政”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成吉斯汗是斯大林的先锋队。用这种新眼光去观察中国帝国社会的没落，可以证实生物资源的破坏，不仅限于自然界如对水土、植被和动物资源的破坏，且扩及到了人类本身，扩及到了我们文明的基因内部！以致破坏了整个群体的造血机能。

这是悲剧。这最终窒息了文明的活力，窒塞了社会自我选择的渠道。当近代遇到外部世界的多样化挑战时，自然而然就显出“蛮族军事阶级专政”的弱不禁风来，现在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蛮族军事阶级专政”的努力也已经全面失败，我们所面对的，就不仅是个政治制度问题、社会文化问题、民族习惯问题，而且是个遗传问题，即，中国民族丰富的遗传资源遭到了破坏，至少是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因此，中国民族的复兴还要增加一项内容：调整并重建我们的遗传资源。但愿专政阶级对民族活力所成的巨创，可以弥补。

切记：良好的民族前途，只能在阶级合作的互相反馈中形成。某方的良好愿望包括说教者们圆满的理想图式，其动机归根结底也还是对利害的长期判断及选择，即使不是个人的利害选择，那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利害选择！这里不存在真理问题。正是由于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道德与自我克制才获得了积极的生活意义。而鼓吹阶级斗争并推行阶级斗争，事实已经证明是民族敌人给我们设计的危险陷阱，这个陷阱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蛮族军事阶级专政”，唆使我们在自相残杀中永劫不复，而让他们渔翁得利。

7、

即使西方的种种“人本主义”，不也是以“为满足人的欲望有权力利用宇宙的思想”作为内核？即使绿色和平运动，不也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并不是以大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人类毕竟还没有进化到宇宙代表的程度。人本主义在“为人民谋幸福”方面可能是与科学主义别无二致的。甚至可以说，科学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的一个极端：恶劣的人本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甚至企图借科学主义之手火中取栗，这正是所谓“早期马克思”（1844年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晚期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其实这里的区别根本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说的那么“本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因为反省并赞同“异化理论”而遭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整肃和清洗，但那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斗，无碍大局。正如九十年代又冒出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份子，提倡马列主义的内部改良。这种“早晚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企图在“反对革命”的时髦中让马克思借尸还魂。

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导演的“农业集体化”和“极端工业化”所造成的人命损失、环境破坏、道德瓦解、社会沙漠化相比，倒是以神权主义特征的中世纪宗教信仰在这方面表现得缓和一点！因为，原始基督教以及流行于整个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的天主教、东正教，在道义上毕竟是以抵制“人的欲望”为宗旨的，并且否认人有权力为了世俗的生活而滥用宇宙的资源。说基督教的一神倾向天生地包含以人类的欲望为中心而去滥用宇宙资源、牺牲宇宙万物的倾向，那是陷于现代唯物主义泥沼中的心灵所作的最后的挣扎，是一种超历史的“反思”，而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一味强调宗教的精神对于历史的指导作用，可能是基于误解。例如，真正以“法”为根本的宗教运动，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说穿了，“以法为根本”，最多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或教义，即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式的神学系统，而不可能是社会实践或公众信仰中的宗教。以抽象的“法”作为广大群众的精神纽带，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辩护理由之一：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中国造成的恶果，并非主义的错误，而是愚民的滥用所致。再好的理论，也不能超渡那衰颓的文明于残垣断壁之中。事实上，在共产主义降临恶俄国、中国之前，这两个国家已经被外敌入侵给摧毁殆尽了，所以绝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绝望了的人民产生了一点吸引力。宗教所需者，是在变态环境下的变态人格，说的好听一点叫“超常人格”，这种人格被神化以后，就能打动千百万绝望的公众。所以列宁的模仿者希特勒虽然用“种族斗争”替换了“阶级斗争”来吸引德国的公众（一种抵抗了蒙古统治因而不同于俄、中两国的人群），但在企图发动“世界革命”以拯救本国社会的意义上，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列宁不可能兑现他有关废除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许诺，他不仅继续霸占沙俄从中国掠夺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他的政权秉承沙俄的遗志继续渗透、掠夺和并吞中国，以致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都不得不和他们翻脸，并揭露这群贪婪的列宁主义者是“新沙皇。

毕竟，社会运动、国家实体所诉诸的，不是智者的理性，而是大众的感情。基于虚无主义而取消了神格的宗教（如早期佛教、马克思主义）将因失其超凡力量，而失去黏附群众的能力，所以无神论的宗教一旦掌权，就必定与群众妥协，开始造神运动。

这在佛教社会就是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转化，在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个人崇拜的崛起。而一旦强人死亡导致个人崇拜破灭，马克思主义政权下的共产主义社会就会因为失去黏附力而逐渐解体。

从另一侧面去看宗教，即使在最为非理性的、最讲求神格价值的宗教中，如果要想加强自己对于智者的说服力，而不是仅仅对于群众的黏附力，它也需要诉诸类似佛学、教父学、经院哲学、马克思主义体系等类的理论范畴。比如像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虽然不同于大乘佛教以“法”为根本的体系，但他所论证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具有普遍的秩序意义，而不仅只是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这种普遍秩序、宇宙之法，其实是人的逻辑能力（IQ）的投射。正如“神格或超凡魅力者”其实是人的情感能力（EQ）的投射。如果把“神格”的宗教和“法”的宗教对立起来，等于是把“神格”和“法”看作是互不相容的两个核心，是缺乏洞察力的表现。

实际上，在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系统中，无论是小乘佛教和在野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还是大乘佛教和掌权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都包含着神秘位格和宇宙大法这两个部分，前者用以震撼人心，后者用以说明这种震撼。甚至在希腊城邦宗教的神话系统中，也有宇宙大法的存在。那就是被称为“命运女神”的神圣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命运女神的权柄不仅支配了人，也支配了诸神。在北欧神话中，命运甚至带来了“众神的末日”，毁掉了神界及其秩序的“命运”，正是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因此所谓“以法为根本的宗教”，即以普遍秩序为号召的宗教，并不只是大乘佛教一家。作为论据被使用的“法”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客观规律”，是各种宗教信仰都在交替通用的一支教鞭，更确切地说，像是乐队的指挥棒，为了谱曲者、演奏者的需要，而随意舞动。

这说明宗教信仰也和乐曲演奏一样，是“系统决定一切”的，而不是什么客观规律的。这也说明任何一种文化系统，大凡只要是可以独立运转的，必定具有理性和非理性这两重因素，它既要打动人们的感情，又得说服人们的理智。宗教和乐曲都不例外。宗教当然不像缺乏宗教体验的马克思主义外行所迷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鸦片”狂迷的一时冲动，当然也并非像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所断言的，马克思主义的夺权成就仅仅是武力胁迫和骗术蒙蔽的结果。实际上，宗教也罢，迷信也罢，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罢，其兴起和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旧有的、干瘪了的理性范畴，已经丧失了社会效用，所以需要新兴宗教的狂热性作为替用品。因为这种多少带有“邪教”性质的起源，任何新兴宗教都必然具有“极端神秘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自命正教的传统宗教才有理由攻击新兴宗教为“邪教”。新兴宗教的说理成份，是后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附加上去的，以构成宗教的理论系统或叫做“宗教的理性一面”，以便吸引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这不仅在原始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广泛吸收上可以看出，也可以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吸收中见得，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日益趋附下找到证明。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宗教的神在其信徒的整个历史中（而不是在其信徒的一时信念里），都是有一定寿命的，神会“死去”，正如亡灵的影响力很少超过百年。《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离娄下》）

我们可以把此“泽”理解成亡灵的影响力。孟子与孔氏及孔丘弟子无缘，不得其亡灵，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孔子学说，号称“私淑”。

宗教的理性这一面，号称“宇宙大法”，其实并非客观独立的自有永有者。因为自有永有者不可能被人类表述，且其启示也不是人所克制可知。任何这种意义上的宗教之理，虽然自命“宇宙之法”，但如果脱离了教主的人格及其创立的神格，就会变成一具僵尸，在粉饰的坟墓里“关河空锁祖龙居”。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这样嘲笑并有效预言了毛泽东的晚年。林彪很清楚，在“毛教”（毛泽东思想）发迹的历史上，农民式的个人崇拜是特别有效的催化剂。所以林彪为了保住自己，就大力倡导这种土财主式的胡闹，什么“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完全是《尚书》的“百兽率舞”和《礼记》的“向父母请安”加上民间信仰的“灶王爷崇拜”的混合物。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救星人格”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面，那些理论和“规律”所代表的理性一面，则将被人厌弃，支离破碎，湮灭无闻。理性的一面，只是宗教用来推行社会化的工具。“民间毛泽东崇拜”的秘密，是把毛泽东画得越来越像是观音菩萨的模样，结果毛泽东越来越不像是个男的。而在生活里，我们知道，他的雄性激素是分泌得相当旺盛的。

其实，正如民间毛泽东崇拜所显示的，要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因为世界上偶像多得是，女的观音不流行了就换上男的毛泽东，男的毛泽东不流行了，还可以再换上女的妈祖。据公元前九世纪巴比伦官方所作的一次统计，神的总数高达六万五千以上。每一个市镇再小，都有一位自己的保护神，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人的思想所及者，都有神明可供崇拜。美洲的玛雅人更有创造力，据现代考古学家统计，玛雅人共计有神十万！

打动人民的感情并不难，难的是持之以恒，难的是在新文明道路上切切实实打动人们的感情，把感情与文明形成合力，促成民族的文化心理气候实现建设性的转变。事实已经证明，这既不是马列主义理论思维可以做到的，也不是毛泽东的笑面佛像能够催化的。那是要仰仗某种创造性的而非杀戮性的人格，以此为核心，再加上合理思维的运用与说明，才能促成新信仰的流行。至于这种信仰本身，我并不知道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仅仅知道它或是“有效的”、或是如耶稣所批评的那样是“失了味的盐”……

在上述意义，我们说，宗教不仅是一个起点，而且是个终点：人们把对于世界的“最后评价”放在宗教里（而不是“宗教在那里独力创造了人的命运”）。

8、

人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又觉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个永恒的困境起源于：人们用纯属个体的精神照见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所有，但我们却以为有这个世界。两个世界的差距越人，人就越和世界格格不入；生活也就是充满狂涛。

我们之所以假定一个“精神世界”的存在；是因为误认为世界上有众多的“精神个体”的存在，误认为每一个人（即主体所看见的具有人形而和我们外形相似、能与我们的身体作各种交际的生命循环系统）都有一个“精神”，而且这“精神”还与“我”的形态、性质庶几雷同。然而，这观念恰恰是古代万物有灵观的残余。

这种有灵观的余孽，是一种“现代化的泛神论”！它假定一种抽象的“精神”普遍存在于每一个体的身上，犹如泛神论假定“神灵”、“神质”、“神性”（前者是多种的泛神论；后者是一神的泛神论）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物体中！区别仅仅在于，古代的泛神论是从多神观念中孵化出来的；现代的泛神论是从一神观念中孵化的。然而，后者要比前者更狭隘、更世俗、更浅薄，是一种丧尽了神秘与虔诚的市井伪宗教！它假定有许多“精神”，犹如有许多神；并假定精神之间可以交媾而“激起火花”，犹如诸神有男有女，且能婚配，生儿育女……

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偶像崇拜的现代版！它最著名的宣言之一就是莎士比亚在其《暴风雨》一剧中对“人”的那种近乎宗教颂词的咏叹调子。“人道主义”的种种理论和一套套天经地义的假设──不过这是一原始的偶像崇拜，在论证真确然性时所搬用的神学系统罢了。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假定每一座神像（即每一个人体）都有“不可抹杀”的灵性（用它的术语说，是“精神与意识的功能”），都有其确确实实的超自然力（用它的术语说是“意志”、“主观能动性”、“人的觉悟性”）。但这颇可怀疑的偶像即神的理论是否经得起认真而诚实的推敲呢？令人失望的现实是，每一个现代偶像崇拜论者，都活在自己的幽闭状态中。他们并未得到“偶像即神”所许诺的沟通！原来，并不是每一躯体，都有他所企盼的“精神”的。

这种现代形式的偶像崇拜，大肆讥笑拜金石土木的偶像前身，斥之为“迷信”，但都视人体为至关，为神圣不可侵犯。它在政治上崇拜集体形式的人肉，如“国家”、“民族”等等，它的圣仪不仅有新形式的活人祭祖，还加上了纵欲祭祖，以供奉那不知餍足、消解了羞耻感的肉体与感官。从此，“跟着感觉走”成了这个时代响彻云霄的淫滥口号。

但愿人道精神、民主政治、自由主义，不要流于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除了“我”和“我的属性”之外──人从哪里去感受什么“精神”？“精神个体”即使存在，它们也不能沟通，因为还没有一条“精神遥感”的途径可供攀援。所谓“精神交流”必须藉助于某件非精神的工具──它怎能摆脱这一工具的限制与异化，从而达到真正的、直接的交流呢？“精神交流”因此成为一句动听但虚假的许诺。如果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感到了某种精神”或“他的精神打动了我”（译成古代偶像崇拜的表述方式，“我看到了神”、“神赋予我以神力”）──那就表明他已可悲地沦为这一许诺的牺牲品了。

既然精神交流不可能，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其他“精神个体”的存在呢？这表明，纵情谈论“我”之外的什么精神──是一种过于大胆、盲目的冒险。这种有害的假设，结果沦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一种现代人特别欢呼着的流行性虚伪！

我看不见精神；我只能看见一些形状、一些色彩、一些符号……。

我听不见精神；我只能听见一些风声、雨声，一些乐器的碰撞，一些人口、乌舌的磨擦，一些录音薄膜的震荡──研发出的某种声波。

同样，我已摸不着精神、唤不着精神、吃不着精神──我只能摸着、唤着、吃着一些东西；据说这些东西可以刺激我的感觉，可以让我生出精神。

9、

有的官方学者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把科学至上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在现代精神文化急剧没落的背景下，恢复文化生机的最好途径是回归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大道”上。在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真是个莫大的误会，甚至是有意用鱼目来混珠。要知道，科学至上的迷信心理，根本上是信奉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者申说，是为了人的幸福，才去叩开科学的城门，深入科学的洞府……我们并不怀疑说话者的诚意。但是，科学至上了，人的幸福与自由怎能不完结呢？因为手段成了目的，所以“保卫者”必定再次成为“胁迫者”。

“弑父”的悲剧又在上演……其关键无非在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不足以完全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要知道人的内心需要，是很难用电脑计算出来的，也难以用物质手段彻底满足他。在很大程度上──人，并不确知自己“是什么”并“到底要什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又如何能着手满足他？而我们一再发现的事实，却与人本主义的幸福观大不吻合。──人，是需要压制的。当物质意义上的压制解除了，他便本能地感到精神上的压制。当精神上的压制也解除了（尽管这是很难的，比前一种解除尤其难）──他便感到空虚、绝望，甚至不惜去寻觅压制、寻觅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苦行僧团，就是这么形成的。

科学，无非是遂行人本主义的一个手段。要害不是科学至上，而是那投身于“魔鬼怀抱”的浮士德式的狂热，和把自己典当给“有奶之娘”的人本主义尤其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像日耳曼神话中的皮尔·金特和浮士德，就是这类人本主义的典范。正如一次大战后在俄国、意大利、德国迅速冒头的独裁者，也是以“现世幸福”如四个五个现代化之类的糖衣炮弹去蛊惑群众心理的。

科学万能和科学至上的迷信，一笔抹煞了人想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自由发展的“人”的内在需要，它全然不顾人的多重性和人的多种需要。在这现代迷信的“主义阴影”下，人成了可能而且必须予以标准化的躯壳。人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朽”的优美期望，被凶恶的手一起给倒掉了，如同婴儿与脏水一起被泼掉了……电视、广告、思想教育、道德训诫──甚至美容杂志、时装杂志、健康杂志、食谱杂志等等：一天到晚、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应当如何做人”……好像学会了“如何做人”的范式，就能大大提高自己的社会价值，就能从中生出新一代的生命！

然而，人的生活方式却只能是天然需要的不可阻遏的流露：它是不教而能的，它不需要现代法利赛人和大祭司团的这些凶手制定的种种规定。

富于启示性的一个事实：创造者往往扮演着毁灭者的角色。你在一个真正的创造者的生活中，根本就分不出哪是创制而哪些又是破毁……因为大创造本身──就意味着大毁灭。大毁灭，往往是大创造之果，同时又是大创造的前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在这儿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创造一物必须毁灭多物；生，只是建立在无数倍的死亡的基础上。正如，动物要靠植物之死或它种动物之死──来维系生命。人，更是如此。他甚至需要牺牲同类──以使自己长得壮大。这往往不是有意识的行为。所以古人说：“一将成名万骨枯。”

而创造者的思想力，这才是宇宙间最细腻、最巧妙、最热烈的反压制力。它，是非凡的箭。满蘸着精神麻药──被击中者不觉苦痛，反觉快意地解脱并升华。一种空前未有的彻悟──攫取了慈光普照的人们；一种青春再来广泛思潮──迅速传遍了人间……

为了提高自己而献身的人们：你们知道，什么都可以装进去的脑袋，决不是创造者的灵田。那，只是一个承受器，一个无谓的信息仓库罢了。创造性的头脑，必须有所排斥、有所不顾、有所贬损──然后才显露出耀眼的灵性之光；给人以通电般的强烈震荡。这，既是历史转折的契机；又是精神变革的第一道光……来吧，唯物主义的末日。

10、

《老子》有言：“上善若水”。生命界整个趋向于“中庸性格”。“寻求伟大者”，若无相应的内力──就会因超常的压强而夭折。真正的伟大者，像一只孤独觅食的鹰──他必须攫取猎物以充实自己，以便飞得更高、更远。而对猎物，这一循环便意味着牺牲──所以伟大者，带来伟大的压力。力量的转换成为生命的大艺术。“节能”成为生命的第一原则。而投机取巧、选取捷径、不择手段、寡廉鲜耻──从绝对值的角度去看，竟也一变为成功的前提。因为它们最无顾忌地发挥了生命的内在潜力……

平均主义、中庸之道、中国式的“做人”──是生活波澜之敌，它力图使河水变为井水；再使井水变成淤泥。使流动于两端的生命之水变成寂然不动、不偏不倚的样板，它是老化者的理想之石？但却压得青年透不过气来。青年还有着很强很强的反压制活力：这是生物的年龄特性决定的：个体在早期的发展，有助于整个物种的自保、适应与发展──他们还没有衰落到甘于“持平”的地步。因为丧失了冲力的“持平之‘平’”，不利于他们的长期发展，只对行将就木的朽败者有利。精神上的青年，渴望去创造他们自己的天平和法码，也渴望那种能够保障自己生长的和平，从速降临。为了新的平衡，他们也许首先需要攘扰和骚动；为了新的和平，他们也许先要诉诸战争。这战争之无法回避──尤如新陈代谢之轮的不可逆转，尤如长江后浪之击碎前浪……

诚然，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穿上了小鞋，甚至不惜为此涂上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从而用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方式，把科学和人道主义推到了“对人进行异化”的深渊边缘。而在小心翼翼的仰视者看来，这深渊却是一座神圣的悬崖──灿灿夺目、高不可攀。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就是如此仰视悬崖的庸俗透顶的功利者──以便吸取创造力的一部分结果（同时排出“多余”的即“超出一时之需以外”的），以养活自己的“系统”。

人的总能力是有恒量的。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化的表现，对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潜隐着牵制甚至是抵消的作用。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有人讥讽运动员们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批评了一桩十分自然的事：精力都流淌到肢体上去了，批发给头脑的也就所剩无几了。

同样的道理，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从相异而相近的另一现象看，也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领域内失落感特强的时期，也正孕育着新王国新秩序的悄悄临近。失落感，多少实体从中奔涌出来！

11、

生活──就是紧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放松”，而在于“节奏感”。紧张仿佛是与自由相对立，但实际上，紧张体现了最大幅度的自由。 

人人都叫唤着“我要自由”，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懂得“自由”就意味着危险？ 

自由，不应该成为浪子的奢侈品；它应是勇士肩负的刀剑。 

关在动物园里的野兽是最安全的──不论对己还是对人。它既不愁饥饿，又不怕天敌的袭击。而自由的野生动物却必须尽力与命运抗争！它要时时提防着陷阱！它要时时寻觅食物！它要天天警惕着敌意！它的自由是用生命换来的。 

当它因自由而死去的时候，它不会说，“唉！要是我一直在动物园里关着就好了！” 

这样的野兽本能，实高于庸庸碌碌的现代人，现代人除了天天像机器一样“上班”以外，还会什么呢。 

基于这样的野兽本能而兴起的“野兽派”，实高于伟大中世纪崩塌之后的废墟所挤压出来的令人作呕的“人道主义”。 

“自由”并非人生的真正目标。尽管诗人们这样讴歌。 

只有循环、生命的循环、动物机能的循环以及个体心理之流和精神之波的循环往复──才是真实的、令人扫兴的“目标”。这目标应被理解为一个绵延的消解了具体目标的过程，凡是有助于推进循环并消除阻滞的力量，才被主体确认为“自由”；而有害于循环过程的自由，不但会被主体拒绝，还会被轻蔑地称做“劳苦”。事实上的自由，意味主体的不得安宁；而唯有自由的感觉，才是恰到好处的人生酬劳！ 

12、

任何文明的诞生，像任何生命的诞生一样──是可嘉可庆的胜利纪念碑。它不仅是一个新程序的开始，也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它们的诞生，无不需要卓越努力和艰苦奋斗，但更需要绝妙的运气，甚至需要“创造者的启示”。

文明也和生命一样，在它沉着扩张的路途上，要牺牲许多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无辜”的动力、对象和材料。在这一点上，文明更像是动物而不是像植物，尤其像“肉食动物”──文明，张开血盆大口，毫无顾忌、毫无廉耻地吞食一切可以吞食的营养物质，直到自己的心身发育成熟。过分的成熟会导致精神的肥胖症：如人道主义、兽道主义、鸟道主义（动物保护主义）等；而在文明的初年，它的表现更像肉食动物，和屠夫──而后依次蜕化成杂食动物、草食动物（素食主义者）甚或植物（纯粹被他人所食者）──这是一个不断衰落、不断退化的“自然过程”，甚至容不得咬文嚼字的道德评价置喙之。

我们的眼睛，总不该如此短视吧！我们应该有能力设想，与自己的生存现状根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我们应该不被区区人间善恶遮蔽住。人间的善恶，在“终极善”的朦胧天景中，逐渐消散、隐退，成为伟大异象的陪衬，琐屑无聊陪衬物。“终极善”的思想，就是归化自然的精神。终极的，就是真的，善的，美的。而那些宿命的、必定来临的，就应该受到欢迎，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即便从本能上说，我们这是在举行被迫的、甚至是心惊胆战的欢迎仪式。只有这样于无声处的革命，才能使混乱时代的生灵们，受到洗礼，变得镇定。

虚无主义只可作为一种认识，一面观世的明镜；而不可作为行动的指南，权衡得失的尺度。在这观世的明镜中，自我否定比自我肯定更珍贵，是自我否定而不是自我肯定，开始了人的精神征旅。自我否定的圣光，使人亲近超我的至高，从而开创自身状态的最高潮。新的自我肯定，应是继其（自我否定）后而非踞其先，其功能是，把自我否定的革命持续扩大。它指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观念，是对根深蒂固的动物习性的反抗，而非赞助。

正如生命实体要产生并排泄许多废物，文明实体也会制造并传播许多罪恶──这也是无可避免的自然过程。与罪恶斗争，结果是产生了更多更可怕的罪恶。除非你乐意看到这世界更堕落、更残酷、更野蛮，否则就千万不要“对罪恶宣战”。在文明史中，良善的意图，经常遭致了相反的报应，而不是好报。

而一个文明体系越伟大，它所吞食的无辜者就越多、它所排泄的罪恶量也就越大（而不是相反）！一个文明体系越崇高，它的基础就越卑下──深深没入阴暗的地底，难见光明世界。一个文明体系越具独特价值，也就越是充满了人们梦想不到的痛苦。

我们不应以一个文明所包含的罪恶性，来贬抑或抨击这一文明（如现代人对希腊奴隶制度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奴隶制度之辩护者的态度）。美国开国元勋、后来的总统、《独立宣言》的名义起草人杰弗逊，屡屡XX女黑奴，结果生下许多来路不明的人，但他的头像依然印在美国的钞票上。据说，有些黑奴的白种主人，甚至让自己与女黑奴生出的黑白杂种拿到奴隶市场上公开拍卖，但他们仍然被称为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如果依据这样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逻辑，人们倒可以根据一种文明所产生的“罪恶量”，来作为衡量这个文明曾经达到的高度的一把标尺！

相反，如果我们愚昧到这般田地：竟然去动手阉割文明所产生的罪恶，并力图堵塞这罪恶的根源，我们难免不最终毁掉这文明。因为，被所谓的消毒过程所消灭的，首先不是根深蒂固的罪恶（它深植在人的天性中，如果不消灭天性，也就杀不死天性所创造的罪恶）；而是那脆弱的文明（因为它只是偶然培养起来的习惯罢了）。

例如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暗示下──我们所看到的，难道不是逐渐枯竭的文明机体及其终于干瘪的死尸吗？

最彻底的压制，是精神上的压制，而不是权力的诱惑，不是性的吸引，甚至不是对各种次等快乐的饥渴……例如，恐怖而残酷的处罚，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激发对于死亡的畏惧。这种心理自古以来就一直袭击心灵，甚至渗透一切，以变形的方式，在其它领域逼使人们日渐疯狂。所以人的充实，只能靠战斗的紧张与麻痹来实现。结果，只有在战斗、征服、胜利的狂欢中，才能减轻死亡阴影的压迫……

初生的文明，像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那样被死亡的恐怖，击倒了，但也在恐怖感的支持下，重新站立起来了。你还记得一九六八年春节心酸的回忆？还记得母亲平平淡淡的一句话，怎样引起了你长达几个月的郁郁不乐？她说，“如此一别，不知何年。”这仿佛谶语，如此一别，竟是永诀。

这就构成了一个心灵历程的开端？要是没有这个开端该有多好啊！氓之蚩蚩，我们不也可以像大街上的那些失学儿童一样麻木不仁甚至作奸犯科，也可以从这种泯灭式的混迹中，得到同化的安乐。那样，我们也可以和开天辟地的苦难握别，不必冒着创造的巨大危险，并向军事管制者乞讨畜生一般的幸福。

创造和破坏，刻毒和诗意，权变与忠诚等等，都属本能的范畴。所谓“后天的教养”何有于它们呢！借口社会问题和缺乏教养而推卸天性的责任，最多是一些大众时代的无聊宣传罢了。《中庸》说得对：“天命之谓性。”确实，在人的天性中，不正深刻地隐藏着他的命运吗？在天才的天性中，不正深藏着世界的天命吗？

不要害怕“预兆”！──即使“凶兆”又算得了什么？一切都会变为陈迹、过去时态，纵然“预兆”也会变成“过去时态”。而人的最大恐惧和最大安慰，都不是来自非人的客观事实，而是来自人感受的预兆和对预兆的主观盼望！

例如，在生命的神话已经破灭的地方，只有工作的劳累可以慰藉。……神话从来就未曾完成过，除非是在“极端个性化的幻想”里……那么，灵魂的归宿，我试问你：为什么人们都倾心于自欺，而会对上述的顿悟，反而惊惧不宁？

灵魂的主人如此答称：人是生来就迎着强大的压力（如气压）而活着的，所以人需要神话，以便解释自己的苦难，挣回自己的脸面。

神话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心灵的工作；而工作及其分支如宗教、哲学、科学的世界观，以及艺术和爱情的想象等等，都是身体的神话。热爱悲剧，是因为热爱悲剧所包含的“壮烈的生活”。因为没有一种堪称壮怀激烈的生活，不是起源于悲剧或不进一步通向悲剧的。热爱悲剧，并不是喜爱那悲惨的结局；而是对那壮烈的暗示，怀有一种向往甚至崇拜；并通过向往和崇拜来实现征服、克服恐惧。因为“没有归宿”便是我们的宿命。所以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的心灵，才能坦然面对如此冷酷的终局，并毫无怨恨地承受如此的打击。

对群众来说，如果不能使之确立“庸俗化了的终极善的信念”，就不能帮助其生活走向正轨，如果生活的节奏由于无信仰状态，而被解构，“垂死挣扎”的风暴将如狂风卷落叶一样，横扫一切高于地表的东西。用文革术语说，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可见人之所以能心安理得活着，或多或少仰赖着对于“来世”至少是对将来的信仰。于是，便有了各式各样的来世：有宗教的来世，有非宗教的来世；有猛攻事业的来世，也有追逐生物的来世……但人心里总须有一个来世，哪怕是模糊的、暗示性的“指向来世”。否则现世生活就将紊乱，这种“因果倒装”也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因为人，爱寻求，喜欢探究明白，爱好打破砂锅璺到底，梦想知道自己身后的事──在人的潜意识中，以为自己是不朽的。……

（摘自《中国的四季》（又名《五色海——王者之言》，1975年——1995年）

〔另起一页〕

第七节

“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21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简化为“20：80”的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即启用有劳动能力居民的20％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将被弃置不用，80％希望工作的人都没有劳动岗位。未来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间等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①

①［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著，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第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著，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 

而印度，在世纪之交以前将是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10亿人口的国家，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几乎用不了20年，这个数目将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目前尚且不引人注意的大都市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失去控制、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3米宽、 100米高、 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嘎——嘎——嘎——”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 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新德里70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劳动岗位的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

然而他们的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性的意义，至少他们是坐在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上奔向未来，从这种川流不息的旅行中会产生出新的世界结构。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织成的密集网络在世纪之交之后将使大约30多个地域广阔的大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在一起，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800万至2500万居民。这些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要比迄今为止一直决定他们历史的本国内地居民更亲切得多。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受到人们的夸张赞美而光芒四射。 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绝对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康采恩业务的支柱。

对于取代战国分裂的“全球化的统一的城市网络”，谢选骏拟构的“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如是说：

秦人：自动化可能导致城市居民的大量失业，这也许将是构成未来世界各种新事物的根源。但是，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存在，并向纯粹消费者群演化的恶性转变，却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大量从东方来的奴隶取代了自耕农的地位，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构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庞大集群。他们给罗马帝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代的各种改革家，提出各种议案，试图使城市流民重返乡村，并配以相当的耕地。梦想以此一箭双雕：既解决城市问题，又缓解国家的兵源枯竭（自耕农是罗马征服世界的主力军）。但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就不断酝酿着的这种改革，一直没有成功。罗马国家则越来越衰弱。自耕农的消失一方面使罗马帝国失去了可靠的公民和兵源（而非只顾金钱的雇佣军），另方面城市失业人口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急速败坏了“罗马人的美德”。尽管面临如此的深渊，失业人口也并没有回到农村去恢复他们祖先那种宁静而健康的生活。 

在中国的两汉时代，随着战国竞争的平息，强大的地方性城市从原先的政治、军事中心退化为消费中心。竞争的减弱和工业生产的退化，使得城市劳动力的许多部分成为多余的、过剩的。但是谁也没有能力和办法去使战国格局中出于战争需要而滋生的大量多余人口减缩或消失掉。于是他们便在城市的贫困中挣扎，以各种方式沦为奴隶——或因债务而失去自由权，或因犯罪而丧失自由权。因此，两汉时代的城市人口过剩，是透过大量失去自由权的群众而表现出来的。王莽的“新政”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但也以惨败告终。后汉帝国也同样无法解决文明的行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逢的这一社会痼疾。它的处置办法是赋予封建庄园主以更大的特权，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相机行事。结果，促进了封建割据的降临。与此同时，连年战乱又使大城市遭到毁灭，城市化的弊病这才“不治自愈”了。 

为了实现一种抽象的伦理键康而去牺牲许多人的实际生活，即使在哲学意义上可行，但在实践上却是不可行的，那些注定要被牺牲的人们是不会接受这种人为安排的。衰退的文明，也是无法承受由此引起的内外压力的。而驱使这种伦理健康化的观念，却是那仍以人的劳动为其主体的古典劳作观，这又是与现代文明的整个发展格格不入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意味着尽少地运用人体的劳动力而尽多地利用技术与讯息的力量。就此意义说，现代文明实为一种“懒汉文明”。在此趋势下，汤因比的勤勉世界观，就成了一种讽刺，一种无用的摆设品。 

楚魂：汤因比之路既不可通，那么，现代城市危机的出路和解决的方案又将是什么？我想，人的预见能力，要受到他的经验、智能的局限，因而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人具有一种天赋的能力，这就是在困境中求生存的变通本领。丑比美、逆比顺、凶比吉、害比利——更善于激发人的求变之心与应变之力。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他的问题和麻烦。每个时代的人也都会用自己的智慧与意志，解决这些问题和麻烦。当然也都不会解决得那么光滑，那么彻底。因此，才为下一代人的问题和解决，留下了富于刺激性的伏笔。“船到桥头自然直”，正如把人实在没有必要去忧天一样，我们也实在不必替未来的人类或人类的未来过份担忧，以致满腹焦虑。未来的人们当比今天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因而能更准确地创造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如果说今天的人们能预见到未来，那也只能是在今天已显露端倪的问题上而不是在全部问题上。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和解决未来的问题。今人不必替他们操心。 

楚魂：人们需要规划未来，因为人们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这就是渴望探索未来的秘密。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议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然而说到底，现代人无法包办人类的未来或未来人类的命运。他只能在自己的未来学理论中提出或试图提出一些理论而已。而历史业已证明，一个理论越是完善，反而越难承受其细节与常识的不相吻合所造成的压力。正如一座建筑越是精巧，那么拆掉其中若干关键部位，也就越容易从结构上摧毁它的存在。 

秦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已经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明社会，使得任何一个小小的措施失误，都会导致一系列的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更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全局性连锁效应。因此，当这些局部的改变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自立的时候，就会遭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强大反抗，经常不得不被迫终止。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之中，却已经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更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因而，“异化”的观念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人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特别是现代文明，不仅已经成熟了、结构化了，而且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那样一种方案即把人口大规模的从城市迁到农村去，其压力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都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曾有诸如此类的小规模预演，但已经表现出它的代价高昂，和无效与失败。 

楚魂：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可以从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更迭，而不仅限于从一种文明模式的内部变化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也许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只有等到现代城市文明已经完全变得“有百害而无一利”时，才会发生大规模的解体运动。由于饥饿和失去对自动化的有效控制，离散了的群体将被迫返回到原始土地上去觅食，以便获得生存必需的自然资源。这种历史性的退却，只会发生在未来统一了全球的大一统社会秩序已经失去结构力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在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刻。例如，不会在某个现在可以确切预见的时刻。 

秦人：我相信，只有等到世界规模的大城市已经无法最低限度地维持人们的生活需要的时候，才会被迫放弃自己在几百年的历程中拼命攫取到的人口。这也许就是未来所要告诉我们的。到了那个时候，人们返回农村去，是和他们的祖先早先从农村迁到城市来一样，是为生存的压力所迫，而并不是为了获得一种“在伦理上更健康的”文化生活。更不是去为了满足某种理论的虚荣，像某些乌托邦思想家那样。 

楚魂：我想，只有到了那个时候，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以后很久很久的日子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宝贵经验才完全获得了预期的、甚至远远超过预期的发挥余地——它能帮助从文明状态中失落的人们生存下去，而不仅仅是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因为中国传统文明，本来就是长城时代的产物，是为了适应全面统一的社会现实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世界主义模式”。 

面对现代都市的疯狂扩张，许多人起了恐慌。

从这些分析（严格地说，它并不构成“历史事实”）里可以看出，文明中的城市化趋向是无法逆转的——除非你同时消除文明本身。“回到农村去”，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尽管它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办法。 

汤因比先生对现代的城市文明的衰落怀有强烈的预感，而对此不可行的方案作出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设想。他似乎没有考虑到，自动化不仅会对工业造成革命，也会对农业生产的形态造成更大的革命。到了那时候，农村本身也会像城市一样，产生严重的失业问题。多余、过剩的人口，将在各个生产、生活领域中弥漫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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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再好的国家主权都是国家主权

（一）

许多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因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制度。

这个观点也许不错，但是按照“思想主权论”的观念，再好的国家主权都是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则是思想主权的堕落形式。

《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一篇文章《美国该为掩盖731部队人体试验暴行道歉吗？》，正好体现了国家主权和思想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新闻舆论，作为著名的“第四等级”、“第四权力”的代表，确实更加接近思想主权而不是国家主权。

（二）

《 美国该为掩盖731部队人体试验暴行道歉吗？》是说， 位于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遗址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于8月15日开馆。在这家新博物馆外，乔伊·陈（Joy Chen）坐在的一张长凳上，试图消化她在博物馆里了解的情况：二战结束后，美国掩盖了日本使用人体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让作恶者逃脱惩罚，过上舒适的生活。

在这栋黑色大理石建筑里，展览说明及语音解说详细讲述了上述情况，这个坐落于中国东北部城市哈尔滨平房区的建筑，看上去像一个分线箱：“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决定不起诉731部队的首领及其手下的罪犯。他们都逃脱了战争罪审判。”

在日本博士石井四郎（Shiro Ishii）的带领下，日本731部队培育鼠疫细菌，然后故意感染数千名女人、男人和儿童。他们进行了活体解剖、冻伤及气压实验，将马血注入囚犯身体，研究武器对人体的影响，等等。乔伊·陈非常恐惧，留下两个同伴自己走出了陈列馆。“我被吓到了，”24岁的乔伊·陈说。“我无法再看下去了。作为 一名中国人，我觉得这太残忍了。”乔伊·陈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是这么做的。他们为什么不起诉？我觉得这真的很难接受。中国人肯定有这种感觉，”她说。“太令人震惊了，是不是？”

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历史学家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塞尔登表示，“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没人被起诉。所有人的改过都是做了交易的。”这使得美国能够收集信息，在后来冷战初期的生物战项目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相比之下，欧洲很多做过类似事情的纳粹医生都遭到纽伦堡战争罪法庭起诉。不过另一个相比之下，美国对黄种人的日本使用了原子弹，对同为白种人的德国却没有如此做。

美国在日本的行动“在某些方面与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Braun）及其它科学家被带到美国的情况类似，”塞尔登提到德国火箭专家时说。“美国很好地利用了他们。”他说，“在日本，他们确实希望获得生物战研究成果，他们也确实得到了。我们可能会怀疑这么做是否明智，但事实是没有遇到巨大的阻力。”

根据乔伊·陈的反应来看，这种直言不讳地宣告包庇行为的举措产生了一些影响，将来某一天可能会引发一个难题：美国应该向中国道歉吗？这种要求目前主要还是来自民族主义激进人士，但如果两国关系恶化，要求道歉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也有一些重要的历史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认为，这件事在道德上关系重大，对人类造成了危害，难以饶恕。新西兰奥塔戈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聂精保就这样认为。聂精保在邮件中写道，“从道德上看，坚决无情地追求国家利 益和国家安全，进行包庇，这是在践踏公平正义。”

“从法律上看，包庇行为构成事后共谋，”他说。“而实际上， 进行正式道歉将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利益，因为这会积极促进中美关系。”可能有一天会有这个必要，塞尔登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存在很多紧张的地方。”但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愤怒几乎完全是针对日本的。他说，“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怒气常常让我感到惊讶，那种愤怒 远远超过了对美国的不满，即便我们正处于摩擦不断的时期。”

（三）

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是指媒体与公众视听。源于西方“国民阶级”（estates of the realm）的概念。传统上的“三个等级”分别是神职人员（上议院中的神职人员）、世俗议员（上议院中的其它人员）和下议院议员。也有说法认为，the Fourth Estate所指的其它三个Estate（等级）乃是“贵族、僧侣、平民”。

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一词的产生汇集多位思想家和作家的贡献，包括埃德蒙·伯克、理查德德·克莱尔（Richard Carlyle）和19世纪《泰晤士报》的领导人亨利·里夫（Henry Reeve）。里夫在1855年10月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撰文写道：“今天新闻界已经真正成为了一个国民阶级；甚至比其它任何的阶级都更为强大”。

第四阶级的观点认为，新闻界在宪法里担负着一个非官方但却是中心的角色。他有助于公众了解问题、发表公共见解，因此可以领导和成为对政府的一种制衡。但是要达到这种功能，新闻界就必须独立和免于受到审查。

长期以来，新闻自由国家都有意无意标榜第四阶级的概念，与之相配合的有“无冕王”说法。大有水门事件将总统拉下马的案例，小有让里根夫人放弃奢侈卧房的实例，第四阶级作为一个在法律条文中并不存在的概念，已经在欧美、港台等新闻自由区域扮演了巨大的作用。

1980年代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希望将白宫官邸内的卧房床铺换成好莱坞式的奢华大床，此事被得知后，经由媒体的广大报导，引起美国人民的普遍愤慨，认为一国之首不当有铺张浪费的生活示范，由于公愤形成，迫使南希打消此念，此即是第四权发挥制衡效用的一例。

第四阶级也被指责为自大而浮夸，并在1855年安东尼·特洛勒普的小说《沃尔登》（The Warden）里遭到讽刺，但该词依然被广泛使用。并且带有意识形态的作用，2001年BBC的政治编辑安德鲁·马尔（Adrew Marr）在《独立报》上写到：“如果人们不了解权力而陷入迷乱，那么有权的人就正好能够得利。”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官方以及官方背景的学术界与新闻界受主流影响，对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多持反对意见，并斥其为欧美的糖衣炮弹。

（四）

“第四权力”则与第四等级（the fourth estate）大致近似又有所不同。它所表达的一种政治权力：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政治权力，对这三种政治权力起制衡作用。

许多论述都认为，“第四权力”这个比喻体现的思想建立在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18—19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关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的论述，为后来无形中出现这种比喻奠定了认识前提。

何为三权分立？孟德斯鸠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认为国家的三种权力应由不同的人独自行使。

关于立法权 ，孟德斯鸠曾经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时，自由便不复存在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为此，他把立法权授予议会，行政权赋予君主，而司法权则应由人民选举的法官来独立行使，这样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关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认为行政权该由君主或国王行使。行政机关有权对立法机关的越权行为进行制止。但是，立法权不应对等地钳制行政权。同时，行政权可以通过它的“反对权”参与到立法中来，但不参与立法事项的讨论，甚至无须提出法案。它对立法机关决定国家税收时，只限于表示同意。另外，行政机关直接掌握军权。

关于司法权 ，孟德斯鸠认为，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选择法官去行使司法权。法院可以是不固定的，它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需要而有所改变。但是判例需要加以固定，“以便做到裁判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 ”

“第四权力”就是在这三权分立的机制的前提下产生的。

19世纪中叶，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业从政党报刊时期逐渐转向商业报刊时期，新闻传播媒介构成了社会中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这是“第四权力”的比喻得以出现和流行的背景。英国在18世纪由于议会设置记者旁听席，而出现关于记者是议会贵族、教会、平民代表之外的“第四等级”的比喻，这个比喻和出现在美国的“第四权力”的比喻背景有所不同。英国的政治结构到19世纪实际上也形成三权并立。

（五）

第四权力的提出，只有在“思想主权高于国家主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美国的杰佛逊最早提出“第四权力”的思想。1804年，杰佛逊在反对派报纸的大力攻击下，竟以压倒的优势连任总统。1828年英国国会举行会议时，政治家爱德蒙特·巴克在会上称记者为“第四等级”，他说：议会中有三个等级（贵族、僧侣、资产者），但是在记者席上坐着一个第四等级，他比那三个等级都重要。。从此，“第四等级”、“第四权力”成为西方新闻界的口头禅。

报业第四权力的理念被视为共和制的灵魂，其前提是媒体的独立，因为只有独立行使报道权才能有效地监督政府。美国报业先辈们的这一美好、珍贵的遗产，一直是西方新闻界的精神寄托，记者的职业因此而披上神圣肃穆的灵光。当19世纪英国《泰晤士报》的多数主笔卸任后被内阁吸收为阁员，另一个概念出现了——人们称记者为“无冕之王”。

“第四权力说”——这一西方报业先辈的美好遗嘱经过长期司法与立法实践，在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初步实现。美国1923年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关于“芝加哥市对《芝加歌论坛报》案”的判决确定了报纸批评政府的绝对权利原则。1964年，最高法院关于“《纽约时报》对苏里文案”的判决确立了报纸批评官员的权利。1971年由“专业新闻人员协会”提议创立的“盾牌法”保证了新闻人员对新闻来源的保密权，防止官员钳制舆论。一系列的法律保障，使美国新闻界享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耙粪精神也以调查式新闻形式得以继承。西方媒体为民请命的客观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暴露社会黑暗面，督促政府清政为民、廉正无私。

（六）

第四权力的历史滑落：由于新闻传播媒体本身也是利益单元，它与各种政治权力之间有许多利益联系，因而关于媒体地位的“第四权力”的比喻不断受到批评。有的美国学者指出，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团实际上并不是对另外三权起制衡作用的力量，而是与三权并存的“政府的第四个部门”。

还有学者认为，倘若今天高赞西方媒体是第四权力、记者是第四等级，就像倾诉中世纪的欧洲君王们那样：“给那些出版商以许可证吧，他们是第四等级”，已无法让人理喻。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公民热中辩论政治，到记者赢得报道内政外交、监督政府的自由，一向被视为极具危险的媒体权力，总是处于向欧洲君王发威的时代。因为它的法力太大了——让腐败者发抖，让罪犯走进监狱，气昏专制主义者，所以在西方一度把记者称为无冕之王。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市场化经营曾帮助新闻业实现了经济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集团的束缚。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众媒体出现集中化的趋势，渐渐集中在报团手里。大的媒体集团垄断了新闻与意见资源，媒体的独立在新闻集团的阴影下开始黯然失色。

竞争导致了新闻与节目资源高度集中，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各个媒体以“收视率”和“发行量”为追逐对象，不惜以公共利益为祭品，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陷入渺茫。传媒界同时也追求“成本极小化”的目标，用简单、标准化或“互相观摩”的方式制作节目，或购买廉价影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播出，传播内容的雷同使独立思考彻底化为泡影。到90年代，美国三大电视网为700多家地方电视台提供节目，其数量占全部新闻和娱乐节目的90%，1000多家日报和8000多家电台播发的新闻，大部分来自两大通讯社。九大报系的发行量则占美国全国报纸发行总数的1/3。媒体高度垄断，大量中小媒体的独立被鲸吞了，公共传播者对抗市场力量的防线漏洞百出，一上阵就处于崩溃状态。

现代媒体均以广告收入为主要财源，广告客户往往将广告刊登在影响力或销量最大的媒体上，媒体变成了追逐广告额的商业组织，监督政府的欲望大大减退。广告商的口味决定着媒体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媒体具有大企业的背景，最关心的是每年盈利多少，以及如何获取盈利以挤垮对手，有时已经无暇顾及为民请命、制约政府的施政活动。

自由主义新闻理论认为，不论真理或谬论都应自由表达出来，通过自由竞争使某种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这种意见就应该是国家政策的基础。新闻事业享受的这种自由被私营媒体的高度集中消灭了，但这不是被一个阶级由于政治需要消灭的，而是被资本垄断这一经济规律埋葬的。在那些公共媒体的报道中虽然没有出现这种危机，但是它们的能量太小了。

媒体“第四权力”的滑落完全是自行的，除了市场引力和法律“自尽”外，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迫使它陷入这种地步。媒体离不开市场化经营，不依附于某一资本雄厚的集团难以经济独立，也难以坚守报道的独立性。“独立”已成为理念和实践上的冲突，媒体高度集中的体制正在使其化为泡影。市场以利益为中心，无论是对目标受众的定位、新闻选择，还是对操作流程和规则，完全根据消费者的喜好来决定，致使媒体的低俗化和煽情主义泛滥，日益远离民众的正义呼声和监督职责。市场利润的诱惑使许多记者难以“出污泥而不染”，他们一边竭力塑造“第四权力”的形象，一边却被压倒优势的市场驱力所吞噬，捏造事实，索取贿赂，置新闻理性于不顾，其后果只能是的“第四权力”精神的泯灭。

西方许多媒体喜好揭丑，但这并非行使监督权，而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好奇，扩大市场占有率，也渗透着党派的相互倾轧。美国报业经济协会2000年12月5日公布的一项调查表明，美国80%以上的民众认为煽动性新闻不在于新闻价值，而是为了刺激新闻消费。这就是问题的要害。“第四权力”变成媒体兜售与受众消费的奴仆，它的滑落作为商业化结出的苦果，是市场经济社会的历史趋势。今天已无人能够扭转这种趋势。

（七） 

“政府管理下的媒体权力虚化”，这代表“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反扑和限制”。

退一步而言，即使许多媒体和记者没有被市场利润蒙住双眼，仍有独立监督政府的意识，但官员们会想方设法把他们置于欲做不能的困境。

媒体要发挥监督政府的职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独立且有法律保障。前者是前提，后者是条件。西方国家以法律形式肯定媒体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但又被另一些法律条文所虚化。美国政府常以“诽谤罪”、“保密权”、战时安全等法治名义威胁新闻界，欧洲国家也常以公共秩序、国家安全为借口干预记者采访，法律保障的新闻监督权往往被法律所注销。这是一种法律“自尽”的规则。

此外，政府手中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媒介不得不按照政府意图行事。在今天，记者通过非正式程序，有更多机会了解公共事务，但进入政府规定的敏感领域是有代价的。记者必须对官员加以说服，尽可能和他们合作，否则就无法运作。当重大事件发生时，只有官方才有资格界定事情的大小，新闻官员更有发现新闻的机会，优先安排符合政府目的的话题向记者提供。白宫官员如果不透过新闻媒体让他们喜欢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无法治理。

美国在历次战争中都实施新闻检查，法律授予政府这一权力抵消媒体的新闻自由权，成为“第四权力”自行滑落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看上去，政府并没有压制新闻界，一切限制都有法律依据，这是政府管理新闻的奥妙。法治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都存在“法律打架”的问题，“第四权力”的滑落成为法律冲突的牺牲品。在政府的威胁和检控下，媒体为了生存必须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主动控制自己的新闻内容。

媒体与政府就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媒体虽然不直接受控于政府，但两者的人员互通和彼此进进出出，构成被美国人称作的“旋转门”的现象。一方面在政党纠纷和其他次要问题上媒体扮演政治角色，监督和制约政府。另一方面，媒体又与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成为政治肌体附属物。媒体确实可以成为第四权力，但它的监督极限就是对官员内部的奖清惩浊、以贤代庸，而对政府的许多错误举措常常倍加赞扬。这样，西方媒体与政府以对立为支流，以合作为主流，不惜牺牲“客观性”来附和政府。今天尽管在西方依然无人否认第四权力说，但在重大问题上只留下一道影子，似乎已经虚无缥缈得无法辨认。

（八）

至于专制国家，根本就不容三级会议的存在，哪里还有第四等级的活动空间？

至于专制政权，根本就不容三权分立，哪有第四权力的容身之地？

但我相信，专制也是建立在思想主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总有一天会被思想主权所颠覆。

〔另起一页〕

第九节

“大国地缘政治决定小国命运” 之谬

《世界周刊·风向》（孟玄，February 15, 2015, 6:02 am）有《大国地缘政治决定小国命运》一文，其谬误殊甚：

乌克兰危机整整闹了一年，起起伏伏，现在又掀起新高潮。2月9日欧巴马总统与德国总理梅克尔会面。德国代表欧洲，要求美国放弃提供乌克兰政府军杀伤性防御武器政策，以免局势更加恶化。欧洲相信，普亭必定会采取更凶悍的反制动作，扩大俄国武力和装备支持叛军，俄国可能撕破目前半遮掩的面罩，直接与乌克兰打起来，而乌克兰无论如何不是俄军对手。

美国当然也承认乌克兰问题，只能与俄国求取政治解决，但是美国认为不能完全只依靠外交手段，放弃军事从旁的压力。美国相信，对付俄国，不能只靠软的，必须软中带硬才行。大西洋两岸对应俄国乌克兰危机，出现分裂。欧美团结一致未必能够迫使俄国让步，何况分裂？所以欧巴马强调与欧洲立场一致，先按兵不动，让德法主导的新和平谈判继续进行。11日俄国、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四国元首再度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谈判，希望以新的现实状况为基础，重新恢复去年9月达成的、可是从未执行的明斯克和平条约。普亭非常明白，他胜券在握，可以松紧，反正最后一定要把把乌克兰重新纳入俄国势力范围。

这是回到国际政治基本游戏规则。美国始终不忘俄国重新崛起的可能威胁。而普亭始终不能忘记苏联崩溃历史悲剧，他誓言20年后，将会把一个伟大俄罗斯还给俄国人民。美国知道拿掉乌克兰，俄国的重新崛起就永远只能是黄粱一梦。所以美国推动北约东扩从来没有停止。历届美国政府说法是，乌克兰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国际安全联盟。美国副总统白登7 日说：“俄国就是不让乌克兰有决定自己前途权力，美国不能让俄国得逞。”

自苏联解体，乌克兰恢复独立，内政不安，深度腐败。而邻近波兰自脱离俄国控制之后，加入西方，却如同浴火凤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西乌克兰人民一心向往欧美，却不顾俄国感受，认为不切断俄国纠葛，沈沦在俄国式专制腐败制度之下永无超生之日。欧盟的乌克兰政策是机会主义。如果代价不太大，不惹毛俄国，把乌克兰纳入欧盟经济体，亦无不可。

可是美国则是出于地缘战略，纳乌克兰入大西洋联盟体系，欧盟和北约将彻底制服俄国重起可能。普亭是柔道高手，乘乌克兰危机，借力使力，收复克里米亚半岛，文火慢烧，鼓动东乌克兰叛乱。亲西方乌克兰政府大受刺激，12 月议会压倒性通过废除乌克兰的不结盟国家地位，积极加深与北约合作关系，以早日达到北约成员标准。这是把乌克兰转化为直接威胁俄国安全的危险举动，只有愚蠢狂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才会采取自杀行为。美国鹰派支持，欧洲恐惧。俄国加大投入精锐部队潜入乌境东部，支持叛军扩大领土占领。乌克兰局势急剧恶化。

美国连鸽派也倾向支援乌军杀伤武器，即使不能扭转战局，只要增加俄军伤亡，迫使普亭承认俄军介入，增加其介入成本，有利西方和乌克兰谈判地位。美国武器援助政策箭在弦上，逼使反对的德国法国等欧洲大国紧急展开穿梭外交。法国总统5日还没有得到普亭同意，就表示要访问莫斯科，明确申明法国反对乌克兰成为大西洋联盟一员。德国总理梅克尔更说，乌克兰不需要武器，只有政治谈判解决一途。她以自身经历为证，她成长于东德，7岁时柏林围墙就建起来了。28年后，柏林围墙没有经过战争就倒塌了，靠的是耐心和坚忍。为此，德国美国政要们在慕尼黑安全会议都动气。马侃参议员直指梅克尔“愚蠢”。德国认为美国人在德国土地侮辱总理是无理之至。

大国不能容忍邻国加入其他大国主导军事同盟，是自明之理。美国不可能坐视墨西哥或加拿大与其他国家军事结盟，仇视古巴几十年。乌克兰涉及俄国国家安全核心利益，俄国会不惜代价维护势力范围，不让外人染指，甚至不能绝对排除动用核子武器。而美国不可能为了增强乌克兰自主权，无限加码与俄国对抗。加剧乌克兰的东西对抗，倒霉的正是乌克兰本身。美国打输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而乌克兰则会陷入万劫不复。

台湾最需要领受乌克兰血泪地缘教训。台湾千万不可在美国鹰派鼓捣下，投向美国，美其名曰自由民主，独立自主尊严，其实是引火烧身，愚不可及也。

……

《大国地缘政治决定小国命运》（孟玄，February 15, 2015, 6:02 am）一文，其谬误殊甚，现在此文发表一年过去了，回头看一下，就知道这篇文章的肤浅、似是而非了：

1、孟玄说：“普亭必定会采取更凶悍的反制动作，扩大俄国武力和装备支持叛军，俄国可能撕破目前半遮掩的面罩，直接与乌克兰打起来，而乌克兰无论如何不是俄军对手。”这样的恐俄论到底现实感还是神经病？

2、孟玄说：“亲西方乌克兰政府大受刺激，12 月议会压倒性通过废除乌克兰的不结盟国家地位，积极加深与北约合作关系，以早日达到北约成员标准。这是把乌克兰转化为直接威胁俄国安全的危险举动，只有愚蠢狂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才会采取自杀行为。”乌克兰到底是自杀还是在自救？现在一年快要过去了，这样的恐俄论到底现实感还是神经病？

3、孟玄说：“加剧乌克兰的东西对抗，倒霉的正是乌克兰本身。美国打输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而乌克兰则会陷入万劫不复。”这完全是慕尼黑协定的逻辑。但实际上呢，二战爆发摧毁了纳粹德国并附带消灭了苏联（虽然苏联又苟延残喘了不到半个世纪），而不是波兰等东欧小国的万劫不复！

孟玄先生完全不懂国际政治，完全不懂谢选骏先生有关当今世界是一个核武和平下的特殊的“小国时代” 的精辟论述。

“大国地缘政治决定小国命运”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正如“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另起一页〕

第十节

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宣战

2013年11月30日“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北京政府今年夏天启动打击“网络谣言”的专项整治运动，此后针对网络言论的管制力度日益加强。其中包括逮捕数十名据称“散布谣言”的网民；公布“网络诽谤刑事案量化入罪标准”，规定“网络谣言”被转发500次者可被判刑；召集网络名人召开会议要求他们“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机构在网络平台上的活跃度增强，试图控制网络话语权。

美联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在本周与外国媒体记者会谈时表示：“如果说我们过去的网络环境是鱼龙混杂的话，现在网络空间的天空已经变得晴朗，因为我们打击了网络谣言。”

此前，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今年8月到10月之间，被选作调查样本的100位意见领袖的发帖量减少了将近25%，活跃程度不及政府控制的大量官方微博账号。

观察家认为，打击行动在压制异议和导致自我审查方面“成效显著”，使得越来越多的自由派网络意见领袖“噤若寒蝉”。

甚至连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秘书长祝华新在发布调查结果的时候都认为，相关打击行动可能有些过头。他举例说，今年10月初浙江余姚发生洪灾之后，网民在转发有关当地政府救灾措施不力的消息和评论时显得非常克制。而一年前北京暴雨成灾的时候，网民们还曾连篇累牍地抨击首都排水系统“不给力”。祝华新认为，这提醒政府方面要注意在打击网络谣言和保障信息流通方面拿捏平衡。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相关举措将导致公众的不满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疏解，北京政府最终可能“引火烧身”。

“如果公众无法表达不满，他们就可能走上街头，”历史学家、政论人士章立凡对美联社表示。他本人的网络账户最近遭到封杀，原因很可能是他在上面分享了一些令中共感到不快的历史事实。

“政府本可以从公众意见中感受社会脉搏，但如果没有人说话，他们（政府）就会陷入一片黑暗中，”章立凡表示，“他们堵塞视听的做法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中国互联网的崛起过程中，北京政府始终试图将其纳入控制。而近年来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的爆炸式发展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新挑战。言论自由的倡导者认为，新技术为他们的主张带来了巨大动力。

负责互联网事务的中国官员任贤良透露，今年6月，中国微博用户超过3亿3000万，微信也拥有超过3亿用户，并表示这一增长势头“令人出乎意料”。

北京政论家陈子明表示，中国政府在控制社交媒体方面所获得的“显著成就”对于言论自由则是一个巨大打击。

“他们一直都控制着报纸、广播和电视台，但是互联网中有一些漏洞，而微博则曾经是最后一个这样的漏洞，”陈子明对美联社表示，“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如果10%的账户被封，就会有其他20%到30%的用户不再发言。”

北京当局在最近几个月内逮捕了一些微博博主，指责他们散布谣言或扰乱公共秩序。其中包括16岁少年杨辉因为对一起谋杀案提出质疑而遭到警方拘捕。许多知识分子、作家和记者的博客和微博被“人间蒸发”。网络名人、美籍华人薛蛮子被当局以“嫖娼”罪名逮捕，此后国家电视台更是公布其“采访认罪”的视频，试图进一步打击其形象。

美联社评论认为，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在中国宣传官员眼中，它们都是加强国家统治的重要工具，决不允许出现“杂音”。

任贤良在与外媒记者交谈时大力宣扬对公共话语进行“良好管理”的好处，“网络公共舆论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这为党和政府总体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尽管声称在网络管制方面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北京当局依然可能继续推出其他的管控措施。在涉及今后5到10年的一份指导性文件中，中国高层领导人明确指出国家必须通过“积极引导”和“管理”的方式，确定网络舆论的基调，政府应该对网络通讯的发展进行“标准化”。

政治分析人士预测，北京方面将继续对网络言论实施强力压制。“他们在‘维稳’方面已经相当紧张，”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者曾锐生（Steve Tsang）对美联社表示，“有鉴于当前政治环境，我不认为会出现任何宽松。”

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林和立（Willy Lam）则表示，尽管如此，中国网民在对付言论审查时历来不乏创意。“我认为猫抓老鼠的游戏将继续下去。人们也许现在会有些害怕，但过一段时间之后，从前的模式又会卷土重来。”

……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清网初步成功”——

一是说明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可以自行生长的现代社会，因为暂时无法摆脱党的专政，所以中国的科学推动力和思想原创力都显得像现在这样的衰弱。这是中国特色，需要改变。

二是显示了国家主权对思想主权的压制，这种压制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在中国是比较突出的，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研究案例。这是世界通病，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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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家冲突

〔另起一页〕

第一节

九一一恐怖袭击是官僚资本的狂欢

 

（一）9/11恐怖袭击15周年

9/11恐怖袭击15周年之际，总结并回顾一下当年的来龙去脉：

1、2001年9月11日发生了什么事？

十九名男子劫持了四架载有燃料和乘客的美国商用飞机，并坠毁在纽约市的世贸中心大楼（World Trade Center）、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建筑（Pentagon）和宾州尚克斯维尔的塔顶。

2、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受伤？

袭击共造成2996人死亡，使之成为美国本土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恐怖袭击。它超越了1941年的珍珠港袭击，当时夺走2403名美国人的生命。有超过6000人在9/11袭击中受伤。

3、谁是幕后黑手，为什么？

恐怖袭击组织——圣战基地（Al-Qaeda）策划了这一切。针对美国发动圣战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被看作是劫机者的主要动力。19名劫机者中的十五人来自沙特阿拉伯，其余源自阿联酋、埃及和黎巴嫩。有些人生活在欧洲，并在美国融入当地社会。

4、什么是世贸中心？911之前做什么用？

世界贸易中心指的是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七栋建筑物群，大多为办公和商业用途空间。它们在70年代初建成，其中的标志性双塔（twin towers），高约1300英尺，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5、911袭击是首次针对世界贸易中心的恐袭吗？

不是。早在1993年，恐怖分子就在世贸中心大楼下的地下车库引爆了汽车炸弹。爆炸炸开七层楼高的洞，造成6人死亡和超过1000人受伤。但塔依然矗立。美国联邦调查局后来逮捕了负责埋炸弹的几名伊斯兰恐怖分子。

6、美国是完全猝不及防911恐怖袭击，还是有情报显示袭击到来？

有几个事件暗示将有更大的袭击到来，最终导致9/11，包括1993年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1998年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以及也门对美国科尔号的攻击。中情局甚至跟踪过一些进入美国的9/11劫机者，认为其是潜在威胁，但当局未曾采取行动。

7、劫机者是如何征用这些飞机？登上宾州尚克斯维尔坠毁飞机的乘客是如何制服劫机者的？当时飞机飞往哪里？

劫机者进入所有四架飞机的驾驶舱并使用美工刀等简陋的工具制服或杀害飞行员。乘坐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的乘客反抗劫机者，并在劫机者驾驶飞机撞向地表同归于尽之前，设法进入驾驶舱阻止了一切。这架飞机前往华盛顿，在那里它的恐袭目标可能是白宫或国会大厦。

8、恐怖袭击不到一个月，美国及其盟国就入侵阿富汗。为什么？

塔利班庇护下的圣战基地组织，负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运动，在1996年至2001年间统治着阿富汗。他们为9/11袭击的发动者。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在得到国会的支持后，下令对阿富汗进行全面军事入侵，目的是破坏基地组织和推动塔利班下台。

9、什么导致后来的美国与伊拉克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9/11袭击之后，布什政府声称基地组织行动人员和伊拉克情报部门之间有关系。布什官员也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尤其是移动生化武器和实验室。但是，这一切在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并未发现。

10、美国花了多长时间来找到拉登？

美国政府花了近10年的时间追踪并杀死拉登，并悬赏2500万美元。 2011年5月2日，一队海军海豹突击队搜查了他位于巴西斯坦阿伯塔巴德的居所，打死本·拉登和他的几个保镖。

11、世界贸易中心现在的地址是什么？五角大楼？尚克斯维尔呢？

世界贸易中心遗址现在是全国911纪念馆和博物馆以及1776英尺高的新世贸中心。其他摩天大楼和建筑物也正在计划建设中。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撞击五角大楼的地址设了室外纪念馆，室内则设有纪念碑纪念受害者。宾州尚克斯维尔的开阔地竖立了纪念碑，表彰勇敢制服劫匪的联合航空公司93号航班乘客。

12、自9/11袭击后美国有什么改变？

这些袭击大大增加了美国及世界各地政府对恐怖主义的警惕。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在911后成立，以协调安全机构之间的努力，机场加强了安检，国家之间的合作和情报收集陡增。乔治敦大学国家安全的教授丹尼尔·拜文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将反恐视为总统和政治领导人的最高责任，9/11之前没有这样。”

13、如今美国还可能会发生类似的袭击吗？

不是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美国安全部门之间和国家之间增进了情报分享，更加关注恐怖组织，最重要的是，美国穆斯林社区的频繁合作令恐怖分子很难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自从9/11事件至今的15年中，美国本土有94人死于恐怖袭击，远远低于那些因车祸、心脏疾病或枪走火而死亡的人数。

（二）向着官僚资本的狂欢迈进

报道指出：911拖累美国经济，代价无法弥补：

九一一恐袭事件11日届满15周年，美国至今仍在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由于事后大量的资源投入反恐，吸走原本可用于投资促进经济成长的资金，因此拖累了经济成长，成为几乎无可弥补的间接代价。

在这起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袭事件后，美国经济遭遇一段低成长期。达拉斯德州大学经济学家桑德勒与安德斯的研究显示，反恐战争已拖累美国经济成长，且恐袭导致的间接经济代价远超过直接代价。这些间接代价包括放弃的产出、安全支出增加，以及风险溢价升高，导致股价下跌。

两位学者在合著的《恐怖主义政治经济》（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rrorism）一书中写道：“世界各国政府为了反恐而提高国内安全支出，这类支出往往排挤掉民间资本形成，整体经济成长率于是受抑制，可能对长期生活水准造成可观的影响。”很明显，这助长了官僚资本的盛行。

由此观之，如今美国生产力成长低迷，其来有自，而这正是所得停滞不前引发民怨的症结所在。

加强反恐措施付出的经济代价难以精确估算，但部分措施，例如机场的筛检可疑分子的程序，堪称浪费时间与金钱。但话说回来，这些措施让多少恐怖攻击未得逞、拯救了多少人命，也无从得知。自由需付出代价，且代价不菲，不论是直接支出或对经济的间接影响。

另方面，黑人总统奥巴马在美国遭到的最严重攻击事件15周年前夕也发表谈话，暗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敦促国人面对恐怖攻击应保持团结。他在每周电台和网路谈话中说：“面对恐怖主义，我们如何反应关系重大。我们不能向分化我们的人屈服。我们不能用侵蚀我们社会组成的方式反应。”他还说：“因为我们的多元、我们欢迎所有人才、公平对待每一个人，不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性别、族群或信仰，是使我们国家伟大的一部分。”他宣称九一一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但指出15年来很多情况已经改变，国内安全加强，并防止恐怖攻击和保全人命。不过他说，在此同时波士顿、加州圣伯纳汀诺和奥兰仍接连发生攻击事件，显示恐怖分子的威胁已经演变，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局势也是如此，因此必须毫不容情的对付凯达和伊斯兰国之类的恐怖份子。他说：“我们将摧毁他们 ，我们也会尽一切所能保护我们的家园。”

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反话和笑话。因为确凿证据显示：“力保沙特，白宫重申将否决9·11法案”！

在9·11恐袭15周年前夕，尽管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俗称“9·11法案”的《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ASTA），容许9·11受害者家属控告被指涉及9·11袭击的沙特阿拉伯。但是，顾忌美沙关系的奥巴马政府当天重申反对态度，表示不会签署这一法案，而沙特方面也持续否认与袭击事件有关。

但事实上，正是沙特阿拉伯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美元，催生了伊斯兰恐怖活动。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都离不开这条邪恶的脐带。

JASTA法案已于今年5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将交由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但白宫近日再次重申会否决法案，可是，只需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便可推翻奥巴马的否决令。

据悉，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均促请奥巴马签署法案。得州民主党议员多格特指沙特“满手鲜血，可能是9·11死难者的鲜血”，并指华府不应阻挠受害者家属寻找真相。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种种证据显示，“基地”组织获得来自沙特的资助，沙特政府必须就袭击承担责任。此外，袭击事件的19名参与劫机者中有15人都是沙特人。“9·11”袭击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因此在美国法院起诉沙特政府并索赔，美国法院则以沙特政府享有主权豁免权为由驳回诉讼。诡诈的沙特阿拉伯方面也一直否认与袭击事件有关。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还恐吓说，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允许“9·11”事件受害者亲属通过美国法庭起诉沙特政府，沙特将抛售所持的多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但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曾表示，沙特的威胁“毫无意义”，抛售对沙特经济造成的损害将远大于对美国的损害。

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特德·波也指出，华府应更关注受害者家属而非外交关系。但奥巴马早已表明会否决法案，反对法案的人士也担心外国政府会照办。可是9·11受害者家属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联盟主席表示，美国若没资助恐怖主义及屠杀他国人民，根本不用担心外国政府订立类似法例。

另一方面， 美国当局在世贸遗址重建的世贸中心一号大楼已于前年启用，联邦政府纽约市办公室近日也迁回大楼。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在仪式上称，这标志着“我们决心向前迈进”。

问题是，这是向哪里迈进？

难道是向着官商勾结迈进？

向着官僚资本的狂欢迈进？

（三）玩世不恭的法国总统

2016年9月11日，法国总统奥朗德说：美国911恐袭后政策加剧了恐怖主义蔓延。

他说得很不全面。

911恐袭之后，政策加剧了恐怖主义蔓延，这不是美国一国的问题，而是世界各国政府的共同罪责。

而法国总统奥朗德向911恐袭遇难者“致敬”的同时，只对美国政府在此次事件后采取的政策进行批评，显然过于玩世不恭。他把罪责推到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一人头上，说对伊拉克发起的战争加剧了恐怖主义威胁。

9月11日，奥朗德在其社交网站脸谱网上写道，今天人们都是美国人。这一点与所有人相关，因为人们现在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另一种性质的恐怖主义。奥朗德继续“分析”称，美国政府对这个来自国外、在其国内有计划实施的恐怖袭击采取的对策，并没有铲除恐怖袭击，反而扩大了威胁的范围，尤其是在伊拉克。报道援引法新社的消息指出，奥朗德此话显然是指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他接着写道，尽管法国时任总统希拉克拒绝参加这一战争，并且对其进行了批评，但法国却成为这场战争导致的后果的受害者。

这位玩世不恭的法国总统表示，有些日期和事件对世界和对一个世纪的发展都会产生影响。现在，每当世界上发生恐怖袭击时，人们都会想起911恐袭事件中被剥夺的生命以及他们的家人。恐怖还在重演，悲剧还在继续发生，而且每次这些恐怖袭击的对象都是民主、自由、宽容和文化。最后，奥朗德苍白无力地发出官腔说：“面对恐怖主义，民主将取得胜利，因为当民众不向恐惧让步并保持团结，自由就是不可阻挡的力量。”简直像个幼儿园老师。

（四）各国央行纷纷灌水

9.11过后，各国央行纷纷灌水，导致国际资本泛滥、经济严重泡沫化，欧美各国急剧开始社会主义化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法国的责任尤其重大，法国还大力引进伊斯兰恐怖分子，到处爆炸纵火……

而世界最大的官僚资本主义集团共产党中国，竟然被允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官僚资本的宠儿、官僚资本的狂欢的领舞者。

九一一恐怖袭击，本来就是官僚资本的狂欢（沙特阿拉伯、海湾阿拉伯的资本恐怖）。

九一一恐怖袭击，开动了官僚资本的更大狂欢（欧美各国和共产党中国的集体淫乱）。

〔另起一页〕

第二节

阿富汗战争与世界革命

2012年11月14日，有新闻分析指出：“四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都没好下场”：

最新一位，是现任美军驻阿富汗指挥官艾伦（John Allen），他与佛罗里达州天帕的37岁有夫之妇吉尔·凯利（Jill Kelley）有大量“不当电邮”往来，正在遭到军方调查。

再往前推，曾任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的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最近已因婚外情丑闻下台，这就令人联想自2008年以来，在阿富汗领导美军和北约部队的历任四位指挥官，似乎都“受到诅咒”，没有一人有好下场。

第一位是任期2008年6月至2009年6月的麦吉南（David McKiernan），在奥巴马总统上台后，遭国防部长盖兹要求请辞，成为韩战以来首位在战时被撤换的指挥官，前一位是麦克阿瑟将军。

麦吉南的下台在当时被解读为奥巴马不认同他在阿富汗采取的传统作战方式，而支持瓦解叛军影响力的更针对性反叛乱策略。

第二位指挥官是具有特种作战背景的麦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他在接任麦吉南后一年，即因发表不当言论而在2010年6月丢官。

当时被媒体形容为“脱缰将军”的麦克里斯托，是被《滚石》杂志披露，曾与幕僚发表批评奥巴马政府的言论。麦克里斯托在引发风波后不久，即被奥巴马召回说明，最后被迫去职。

第三位指挥官即为任期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的彼得雷乌斯。虽然彼得雷乌斯的指挥官任期一帆风顺，却在退伍转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晚节不保。

第四位就是最后卷入彼得雷乌斯丑闻的现任指挥官艾伦（John Allen）。国防部官员2012年11月13日宣布，正在调查艾伦与佛罗里达州天帕的37岁有夫之妇吉尔·凯利（Jill Kelley）之间数以千计的“不当联系”。

艾伦原本已被提名接任北约盟军指挥官，目前国会已暂缓举行任命听证会。

上述新闻使我联想到一个历史习题：“阿富汗作为宗教策源地”。

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在《历史研究插图本》第四十四章《同时代文明的互相接触》里指出，在整个旧大陆地区，有两个高级宗教的集中发源地：一个是以现代叙利亚国家为中心的大叙利亚地区，一个是以现代阿富汗国家为中心的大阿富汗地区。汤因比过分析其原因认为，这是由于大叙利亚地区和大阿富汗地区都是四方文明汇集于此的“交通环岛区”，从而得以吸收四方文明的物质养分，也能转变四方文明的精神刺激；结果实现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动。

汤因比指出：大叙利亚地区是西方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回教）的发源地，大阿富汗地区则是东方宗教（拜火教、佛教）的发祥地。

“大阿富汗地区”，这是我的省略说法，汤因比的原文是“乌浒河——药杀河流域”。

我为什么要把汤因比的“乌浒河——药杀河流域”改称为“大阿富汗地区”？

有两点理由：

一是为了对称，这样一概使用国家名称比较容易记忆。

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汤因比没能看到的历史现象：在汤因比1974年去世以后仅仅五年，1979年就开始了一场至今三十一年仍然没有平息的“阿富汗战争”，不仅拖垮了苏联帝国，而且也使得整个北约组织无可奈何。至于紧邻中国，更是被迫完全置身事外，甚至不时遭到波及。

大阿富汗地区虽是东方宗教的摇篮，现在却受到来自西方的真理伊斯兰宗教的摧残：大佛雕像遭到阿富汗的塔利班的毁灭，正如众佛雕像遭到中国红卫兵的破坏，而红卫兵其实也是一种变态的西方真理（马列主义）的应声虫，是苏联入侵中国的产物。

近几年，媒体常有报导阿富汗的新闻。印象中，阿富汗到处是荒凉山岳，人民则像是同一个模子做的，男人穿长袍、包着头、留大胡子，女人也穿长袍，只露出眼睛。阿富汗的八大种族。各族形貌近似，外人实在难以辨别，但是这些人却可能改变历史，因为历史的沉重车轮，往往是从阿富汗、叙利亚这些荒凉地区的宗教观念开始移位的。

例如在阿富汗，可能正在发生某种根本的移位，类似于一千多年前“佛教向回教的移位”，但这次将是“回教向……的移位”。

阿富汗，自然环境十分恶劣，除了极少河谷和绿洲适合农耕外，大部份是海拔很高的山地、或荒凉的漠地。而（耕地只占全国土地的0.2%。

兴都库什山，从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国，绵延1200公里。高耸的山脉切断了从印度洋来的暖湿气流，使阿富汗大部份地区全年处于干旱少雨的状态。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兴起前，有两股巨大力量一直在亚欧大陆涌动。一股，是由丝路所连接的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另一股，则是亚欧大陆北部游牧民族向南方农耕文明所进行的周期性征服。

阿富汗就位在这两股巨大力量的交汇处，不断受各个“强势文化”冲击，种族也变得非常复杂：

普什图人，是阿富汗第一大族群，有1200万人，占总人口42%。巴基斯坦更有2800万普什图人，两国的普什图人加起来高达4000万人，在世界各国中来比较，这也算是很大的族群了。普什图人骁勇善战，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就为人所知。19世纪，抗英入侵；1980年代，抗苏联斗争，普什图人都让外族吃尽苦头。而改变宗教信仰，对他们并非难事，历史上已经数度“易主”。

哈札拉人，是阿富汗第三大族群，有250万人，占总人口9%。哈扎拉人是当年蒙古侵略者与当地居民的杂交后裔。“哈扎拉”之名，来自波斯语的“哈扎尔”，意思是“一千”，原指蒙古军制“千夫长”麾下的部队。蒙古骑兵曾经不可一世，他们的后裔现在阿富汗却备受压抑，见证了历史的无情。

普什图人与哈札拉人，除了族群问题，还有更难解的宗教问题。普什图人，主要是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哈札拉人，则属伊斯兰教什叶派。

逊尼派通常被视为伊斯兰教的正统派，全世界90%的穆斯林是逊尼派，一般认为逊尼派较什叶派温和。但在阿富汗，普什图人挟着族群、宗教优势，却显得比哈札拉人更为激进。

从1996年至2001年，激进普什图人组成的“塔利班（Taliban）”，名称来自普什图语和波斯语，意为“伊斯兰教的学生”，也意译为“神学士”，是发源于阿富汗的坎大哈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组织。他们统治阿富汗大部份地区，实施政教合一的类似毛泽东的文革独裁统制。

塔利班最知名的红卫兵恶行是，于2001年3月9日，在全球一片抗议声中，执意将巴米扬（Bamyan）两座著名的大佛炸为灰烬。不过这与毛泽东在土匪文革中炸毁稳固古迹的罪行比较起来，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巴米扬地区居民，主要是哈札拉人，塔利班炸毁大佛，除了向国际示威，还有对内镇慑其它族群之意。

但就是如此贫瘠荒凉的地方，却像另一个类似的地方叙利亚那样，历来都是精神变革的中枢地带。

而2012年的现在，阿富汗和叙利亚同时陷入滔天火海，格外引人注目：世界可能真要发生根本的改变了。

2001年，“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由于塔利班庇护宾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美国得到全世界各国反恐的声援，对阿富汗展开军事攻击，迅速推翻塔利班政权。然而，塔利班并没因此销声匿迹，残余成员窜入广大山区建立红区、发动游击战争，继续用绑架人质、恐怖攻击等战术与阿富汗现政府对抗，各国联军只得到处灭火，疲于奔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新闻分析所指的“四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都没好下场”、“似乎都受到诅咒”的神秘现象。令人不得不感叹历史变局之浩大，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思维。

在历史的变局之后，阿富汗战争的宗教使命正在显现出来。而从文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这个使命，肯定要大于“回教的复兴”，很可能导致现代人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世界革命，而且是精神意义的世界革命。

〔另起一页〕

第三节

茉莉花革命破除“文明冲突论”

（一）茉莉花革命的合理性

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年，这一年必将载入史册，但是这首先不是由于中国，更不是由于一百年前的故事；而是由于中国以西万里之遥的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最近发生了我期待已久的民主化浪潮：茉莉花革命。

2010年12月17日 突尼斯青年小贩布瓦吉吉在西迪布宰德市政府前自焚抗议，事件迅速引起邻近地方和全国示威。最终导致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令，并提出六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不过本阿里当天就逃亡至沙特阿拉伯，结束他长达二十三年的极权统治。

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多个城市数以千计民众走上街头，要求总统穆巴拉克结束其长达三十年的统治。1月28日约旦数千民众在首都安曼举行示威，要求政经改革。1月29日 穆巴拉克委派军队情报部长苏莱曼出任副总统，并改组内阁。埃及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呼吁穆巴拉克下台。2月1日穆巴拉克公布不会在九月大选寻求连任。2月6日埃及副总统苏莱曼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派人士会面。2月7日互联网搜寻器公司谷歌在中东的市务部行政人员古尼姆获释，他于一月底被政府拘禁。2月8日数以万计民众在开罗及其他城市举行示威，示威者人数是两周来最多。2月11日穆巴拉克表示愿意下台，军方接手管治国家。

2月12日阿尔及利亚爆发万人大示威，要求民主改革。2月13日埃及军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解散国会、终止宪法、接管政府六个月，直到选出新总统和国会。2月14日 伊朗发生两年来最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有数万人参与，与警方发生冲突，两人身亡。巴林数千什叶派群众一连两天举行反政府示威，遭逊尼派主导的保安部队以催泪气体及铅弹镇压，造成两名示威者死亡，青年纷在网上号召示威罢工，呼吁推翻巴林国王及政府。2月15日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发生反政府示威活动并引发警民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2月16日沙特阿拉伯发生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沙特、约旦和叙利亚军队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迅雷不及掩耳、令人眼花缭乱的新一轮世界民主化浪潮开始了：2011年1、2月间，茉莉花革命的大火从非洲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一直烧到了亚洲：也门、巴林、约旦、伊朗。突尼斯和埃及和平推翻独裁政权后，中东、北非民情激动，统治者如坐针毡，严阵以待。最激烈的战斗终于在利比亚爆发，政府竟然出动轰炸机对付示威者，死伤几千人之后依然胜负未绝。阿拉伯抗议之火继续蔓延。最新的着火点已经窜到了南美洲的古巴和东亚朝鲜（为粮食问题）和中国（2011年2月20日开始的“中国茉莉花革命”）。

有分析认为，这一波阿拉伯革命不会重蹈三十多年前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老路，大多属于逊尼派的阿拉伯青年一代更接近同属逊尼派的土耳其的民主模式，而不是什叶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我之所以期待伊斯兰世界发生民主革命，是因为它可以印证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看法：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本质上并不是反对现代文明的，相反，那不过是一些落后国家或失败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或成功国家的过程里，发生的一种“酸葡萄”式的变态反应。作为变态反应的伊斯兰主义，和作为变态反应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类似，表面上是反西方的，骨子里却是急速西方化的，这就是独夫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过列宁没有想过，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全国电气化”这一经济基础迟早会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个上层建筑。

结果，苏联在实现了电气化之后，不得不进行民主化；中国也在在按照这一条路线走。历史已经表明：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过后，其社会比之前更容易西方化而不是相反。而伊斯兰主义也是这样。霍梅尼政权和基地组织的作战方式及其精神与其说是接近“伊斯兰教的”，不如说更加接近列宁与神风特攻队，黑寡妇的自杀攻击与董存瑞、黄继光的自杀攻击十分神似。

上述事实，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意无意地予以忽视的。因为亨廷顿的这个“文明冲突”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种族净化”的翻版，本身就是“伊斯兰教式的”，是对霍梅尼革命的回声。作为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霍梅尼革命给亨廷顿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二）伊斯兰主义与共产主义

但是我并不同意现代世界还有一个单独存在的“伊斯兰文明”，正如我认为“中国文明已死”。因此现在世界上发生的，并不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同样一个现代文明内部的不同力量之间的激荡。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我曾经指出：

布尔什维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甚至次一等的日本天皇主义、中国文革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某些人的眼中，它们都是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反抗者在历史上出现的，保守的主流工业文明力量不遗余力地攻击它们，把它们描述成违背西方文化“人本主义优良传统”的怪物，其实呢，这些变态反应是在保守的西方工业文明的民主力量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非主流工业文明”。

在我看来，上述“酸葡萄”变态反应的诸端，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作为西方文明化的自然延伸则是同一的。所谓的西方文明的人本主义是什么呢？是物质主义、商业主义，它可以具有主流形式的个人主义与纵欲主义，也可以具有非主流文明的集体主义和清教主义。但即使后者，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精神大不相同的：中国人本精神并不奉行清教主义，而是遵循中庸哲学，其社会理想不同于西欧近代之社会主义概念，可名之为“王道秩序”。在我看来，一种文化的根本命运取决于其精神方向而非其皮相的样式。

德国哲学家康德对犹太教的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伊斯兰教提供线索。

康德认为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法典。1793年他在《纯粹理性内的宗教》里写道：“犹太教只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些人以政治法规为框架组成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种教派。”尤其是，“任何宗教都必须建立在来世信仰的基础上，但犹太教缺乏这种信仰，因而根本不是一种宗教。”一些世俗化的回教徒对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宣告脱离伊斯兰教的伊朗学者阿里·斯纳写道：“伊斯兰教不是一种宗教，把它当成宗教导致了数百万人丧生。伊斯兰教是一种为了征服世界而进行的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目的仅有一个：要么同化，要么毁灭。”

“安拉神”对伊斯兰教来说，类似于“历史必然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宿命的预定的主宰力量，这与历史教化在中国文明中只是人文的、可变的、生长的辅助力量，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化只宣告自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历史必然性却把自己打扮成命运的化身。

至于伊斯兰主义，其扩张借口，正如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借口，是以“圣战”口号来抵抗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堕落所引起的肉欲综合症，以捍卫自己的社会免遭腐蚀。但是这种努力是不会成功的，正如西方社会自己的基督教也没有能够摆脱世俗化的腐蚀一样。发动九一一袭击前夕，那些自杀的伊斯兰战士进行了违背其教规的花天酒地，这和“荆轲刺秦王”前夕所干的没有两样，完全是世俗性质的。

从康德看待犹太教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文革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难发现后者与伊斯兰教的相似，例如文革清教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阶级斗争与恐怖主义等等。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犹太教的延伸──作为法典、国家和政治运动，而不是作为教义、教派和精神运动。同时，中国还像俄国一样，继承了蒙古统治的奴化教育，比俄国更甚的是，在俄国反击蒙古的“殖民东进的五百年”（从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到1991年允许蒙古自立）时代，中国却进一步被满洲人灭亡，整整屈服了两百六十七年，接着被列强“轮番进出”直到如今还在苏联共产党的残迹之下。

（三）中国文明与世界

在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中，我还曾指出：

现代全球世界处于“欧洲化末期”，有如布匿战争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处于“希腊化末期”……欧洲的影响已经浸透了全世界每个角落，然而欧洲扩张与发洩精力的历史性运动，已经反过来造成欧洲衰落的原因。从匈奴人入侵欧洲的年代（370年前后）直到奥斯曼人的大举西进欧洲的时代（1389年前后），欧洲人所酝酿的精力和由之升华的精神；但从哥伦布西进美洲（1492年）到希特勒西撤自杀（1945年），这四百多年的欧洲扩张进程则消耗殆尽了欧洲的精力和精神：希特勒本来是想在欧洲从事殖民勾当的──他把斯拉夫人当作黑人来贩卖、奴役、配种、杂交，把犹太人当作印第安人来灭绝和屠杀，因为他发现到海外开拓殖民地远远不如在欧洲本土开拓殖民地有利可图，强迫白人弟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进行义务劳动显然比奴役黑人更加过瘾。只是经过希特勒一役，战后的优势已完全移到欧洲的两翼边区──美国与俄国这两块欧洲殖民地的手中了。这两国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欧洲，且随着历史的进程，它们各自国内的非欧因素，还将日益抬头、不断增长。白人的出生率一百年来日渐低下，进入二十一世纪更加迅速暴跌。为了避免冲突，欧洲因素需要下降，非欧势力需要兴起。现代世界进入了“欧化末期”，但罗马的阴影尚未投下，甚至可以成为未来罗马的整合势力也尚未明示在地平线上。这是由于“第三世界”的存在。不论把“第三世界”定义为“不结盟国家”也好，定义为“不发达国家也好”：反正世界的这一部分，现代中国都在其中，要想达到欧洲及美国的水平──从而使得世界各洲达成某种程度的均衡，至少还要几十年。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新的全球中心不得不推迟兴起，以便真正具有全球的代表性。也就是说，西方化、世俗化、民主化的浪潮不进行到底、实现其逻辑的自我完成，并全面展示其优缺点、甚至耗尽全球资源，是不会发生根本转折的。

中国现在是被强行纳入了欧洲文明的世界体系：但它也是这个体系中濡染欧洲精神最少、被麻醉得较浅的一员，甚至连目前反西方最为激烈的伊斯兰教世界，其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也和欧洲文明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1，早期的阿拉伯多神异教与亚伯拉罕以前的犹太人崇拜的月神为主的多神异教，同出闪族宗教之源；

2，伊斯兰教具有旧约宗教和新约信仰的前提背景；

3，哈里发帝国广泛吸取了希腊罗马的文明；

4，一千四百年来伊斯兰教世界从未与欧洲文明停止过正面接触。

因为以上四点而相对说来，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关系，要比伊斯兰教文明与欧洲文明更为疏远、更为异质。在“文明互补”的意义上，中国文明可能收揽欧洲文明之潜能，较为雄厚。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的敌对，更多是一种“兄弟阋墙”的内斗，是邻居之间的互残，是高加索人内部的优胜劣败，而很难具有创造性意义。中国则由于其与欧洲文明的更大异质性而不同于伊斯兰教的文明：等到中国终于埋葬了封闭心态而无畏地面对外部世界，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就会开始，那时的文明主流将不再是欧洲，甚至不是半欧化的伊斯兰教，而是全然的非欧力量、单却与欧洲文明平行发展的中国文明──全球文明的均衡发育，将表现为“东西合璧”……

（四）民主化与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在我看来，伊斯兰主义反对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及其民主政治，正如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反对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及其民主政治一样，是不会成功的。现在的茉莉花革命即将证明这一点。

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挑战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对西方构挑战十分相似，是后来的堕落者对先行的堕落者的拒绝，但那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在闭关锁国甚至武装入侵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过后的苏联─东欧和法西斯主义过后德——意——日（还有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一大堆号称“新权威主义”的军事独裁政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民主化以前的南韩和台湾），迟早会“改过自新”、“向西方寻求真理”，比赛放纵肉欲的能力，社会开放和腐化堕落同时进行，就好像早期的英——法一样。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是下一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在这一个阶段，中国需要融入世界，需要民主化、宪政化。只有经历了民主化和宪政化的中国，才能充分融入世界。只有充分融入世界，中国才能在各个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样一个中国，才可能负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整合与大同的历史使命。

为了在各个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了负担起领导世界走向整合与大同的历史使命，中国需要民主化和宪政化，并且越快开始越好。

我们总结的历史经验就是：新势力比老势力更善于发展老文明，并使之绵延不绝。如巴比伦人发展了苏美尔文明，雅利安人发展了达罗毗荼文明，希腊人发展了前希腊土著文明，罗马人发展了希腊文明，日耳曼人（广泛殖民德国、奥地利、北欧、英国、俄罗斯以及法国和意大利北部）发展了希腊罗马文明使成现代欧洲文明，以及日本、韩国、越南发展了中国文明，东南亚发展了印度文明，即使美洲印第安文明内部也是此起彼伏、交互兴替的。一个原来并不具备那种文明素质的民族，反而比原来创造了那种文明类型的民族，更能有效地把那种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形态与新的历史激流中──随着时间的进程，这种接力赛式的推进将是自发的，而不仅仅是外来影响的，于是，一个更能完成这种推进运动的民族，就起而掌握那些创造了该文明的民族的命运了。

如果说，二十世界的西方化先后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被消化这样两个阶段，那么二十一世纪西方化的对象就主要是伊斯兰世界和黑非洲了。可以预测，新罗马兴起于现在的“第三世界”，其可能性要大于兴起于欧洲和美、俄等欧化严重的地区。我们的这一推测，是由巴比伦、罗马、波斯、阿拉伯、秦汉等统一帝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它们所统一的世界，对于它们而来，差不多都是“异种”的“化外之地”；而被它们所统一的文明世界，是差不多一直把它们视为“野蛮人”的！这无非证明了一个倾向：一个世界的弊端，常常要由另一个世界来予以“纠正”！没有外来的刺激，一个世界本身是不会取得什么“成功的革命”的！真的，即使有足够强烈的外来刺激，革命也常常最终流产，尤其是精神领域内的革命更是如此：基督教在犹太的失败，佛教在印度的失败，摩尼教在波斯的失败，仅仅是一种“意外”和“偶然”吗？现代，欧洲势力和非欧势力正在互相刺激……等到历史潮流终于荡平了欧洲、美俄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文明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不是文化性格的差异）时，“新文化战的一击”才能使全球世界在政治上归于一统，从而解决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

（五）第三期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就会形成第三期中国文明。

我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我们要不要现代化？》一文中已经指出：

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文明。第三期中国文明区别于第二期文明即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区别于第一期中国文明即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

我当时指出，由于中国比日本较多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中国文明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相当周折与蹒跚。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驻日本大使埃德温·赖肖尔（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1910─1990年）在其著作《日本人》（The Japanese，1977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却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具有先知气质的学者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 ”这种论点是否对几十年后中国的社会试验产生过引导作用，我无法断言，但无疑两者的逻辑却不乏相似。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则指出了中国的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他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大概就是赖肖尔所说的文化精神上独立的新文明吧！ 

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之光。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具坚韧力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考虑十年以后的事时，中国人已在考虑一百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火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

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等中国步入现代化社会、发达国家进入脱工业化的后现代社会时，就是第三期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时候了。 

二十二年以来，世事沧桑，但我没有放弃这样的观点。而且通过二十来年的经历我还发现：第三期中国文明，需要有第三中国来实现。所谓第三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第一中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中国）之后的，一个更为成熟、更为统一的现代中国。只有这样，新的中国文明才能从“纸上谈兵”的阶段，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

但愿茉莉花革命，可以为第三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一个新的契机。

2011年2月24日纽约城

附录

茉莉花打敗文明衝突（孫慶餘）

2011年 03月08日 

橫掃北非中東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讓全世界見識了高學歷高失業率的臉書與網路世代，以年輕人集結抗議方式，演出一齣齣螞蟻扳倒大象的革命奇蹟。阿拉伯獨裁者鐵板一塊的政權迅速崩坍。傳統革命英雄鼓動並領導起義的戲碼幾無用武之地。這不只是網路時代的新革命，而且是對杭亭頓“文明衝突”大預言的否證。可以說，茉莉花打敗了文明衝突。

首先，是湯瑪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描述的全球化3.0版本，讓這種新型革命得以實現。他說：“如果說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國家，2.0版本的主要動力是公司，3.0版本的動力就來自個人。能夠讓個人自由參與全球競爭的不是馬力，也不是硬體，而是軟體和網路。”全用軟體和網路，阿拉伯年輕人達成了與20年前東歐人“蘇東波”相似的革命效果（民主第三波），進入民主化全球競爭殿堂。 

其次，杭亭頓認為二次大戰及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衝突，以自由主義的勝利而告終，這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可稱為西方的內戰。接下來就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以種族、宗教復興、反西方等“身分”為標誌，比意識形態衝突更絕望，因為後者問“你站在哪一邊”，立場是可改變的；前者卻問“你是什麼人”，與生俱來的身分是無可改變的。 

文明衝突論犯了極大錯誤。杭亭頓忘記從兩希（希臘、希伯萊）文明開始，意識形態就衝突不斷，至今還沒有結束。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與其說是文明之間無可避免的衝突，不如說是反西方霸權與多快接受民主制度的衝突，這並不是不可調和的。 

自由民主敉平衝突

而且儒教及伊斯蘭各國統治者的反民主、反西方，並不表示其他人，特別是先進知識份子也跟著反。民主、自由、人權早已形成一種普世價值，早晚儒教及伊斯蘭文明都必須進入。被視為民主荒漠地區的中東、北非與阿拉伯世界會爆發“茉莉花革命”正說明了文明衝突論的誤判。

事實上，杭亭頓從結論相對樂觀的“民主第三波”退回悲觀的“文明衝突”，主要是他對全球化的信心不夠，同時他的行為主義研究方式忽略了價值觀，不知道民主、自由、人權的滲透力，乃至與市場經濟的關聯，遠遠超越文明衝突，甚至足以敉平文明衝突。他的文明衝突論開章明義說：“我的見解是，在新的世界中，衝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識形態和經濟的。”一開始就進入死巷，難怪推論及結論欠缺合理，充滿WASP（白人安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新保守主義的被害妄想。

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需要物理實驗證明一樣，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也需要政治實驗證明。而實驗結果是：茉莉花打敗了文明衝突。 

作者為資深政論家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信息时代的政治原理：摄像镜头出政权

（一）

很久以前我发现，二十世纪末期的政治原理，已经从二十世纪初期的“枪杆子里出政权”，转变为“摄像机镜头出政权”。

可以说，二十世纪初期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是工业时代的原理，是第二波浪潮的产物；二十世纪末期的“摄像镜头出政权”，则是信息时代的原理，是第三波浪潮的产物。

对于“摄像镜头出政权”的提法，许多人不能理解，并把这个与“鼓吹作秀”联系起来。其实，作秀只是民主政治、商业主义的产物，在极权政治、全能主义那里，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极权政治、全能主义已经控制了一切，包括摄像机，包括作秀，全部在内。

“摄像镜头出政权”在一个极权政治、全能主义的社会里，则包括了作秀以外的意义，那就是“颠覆人心”。要颠覆一个政权，必先颠覆人心——而摄像机就是颠覆人心的利器。

君不见一段小小的录像带，就能改变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使有罪成为无罪，使无罪成为有罪。一个案件的审理如此，一个国家的命运终必如此；所以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需要从摄像机开始。

（二）

我所观察到的“摄像镜头出政权”的最新事例，就是“伊朗大选争执”，新一代通过网络发起抗争，而摄像机成为再现神通的利器。

2009年6月，伊朗大选结果是现任总统穆罕穆德．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胜出，反对派指出：选举涉及舞弊，走到街头抗争，加上占六成人口的年轻人也不满强硬派长期高压政治，在网络上连结出动，终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大规模抗争。

刚结束的伊朗大选所引发的争议，史无前例。内贾德获百分之六十二点六三选票成功连任，反对派阵营的穆萨维（Mousavi）得到百分之三十三点七五。穆萨维及其支持者不服，上街抗议，声势浩大的百万示威人潮，其中伊朗新一代突破官方封锁，发动网络抗争，以“facebook”及“twitter”（推特）互相串联，示威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内贾德形象并不讨好，国际媒体自当紧盯他在大选的表现，以及改革派能否取代他，为伊朗带来转变。伊朗的年轻人口占六成，大家都关注年轻人的走向。今次的确有不少伊朗年轻人发出强烈的改革渴求，当穆萨维黯然落败的一刻，走上首都德黑兰革命广场上抗议的大部分为年轻人，其中有相当数目的漂亮女生。他们选用特定的颜色——绿色，来代表他们追求的价值。颜色革命是否即将降临在伊朗身上？

（三）

说到革命，也就是所谓的“出政权”，这意味着把现有的制度推翻，以另一制度取代之。其实，伊朗在1979年已发生过一场轰烈的伊斯兰革命，并为伊朗奠定了目前的制度，即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伊斯兰什叶派信仰是人民坚定的宗教信仰，有伊朗人甚至以伊朗能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而骄傲。

穆萨维在1981年至1989年任伊朗总理，出自伊斯兰革命的系统。即使前伊朗改革派总统哈塔米（M. Khatami），本身也是一位教士。从中可以看到，伊斯兰革命不仅为伊朗奠定牢不可破的基础，同时也塑造出一种道德伦理标准，深深根植于人民的思想中。

1979年，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国王，而让流亡巴黎的教士霍梅尼班师回朝，成立了伊斯兰共和国。新宪法出笼，专家委员会选举最高宗教领袖兼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作为政教合一的象征。自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哈梅内伊继任至今。在哈梅内伊之下，就是民选总统和国会。伊朗所实行的是总统内阁制，总统是继宗教领袖后第二位国家最高领导人，由一人一票选举产生，任期四年，连任一届。至于民选国会，则由宪制监护委员会负责监察其决议是否合乎伊斯兰教义和宪法原则。即使司法部门的领导人，亦是由最高宗教领袖任命。但在宪法里，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之间又拥有相对的独立性。

总之，除了伊斯兰宗教、体制、教规、共和制及最高领袖的权力不能选举之外，其余都可按人民的选票决定。如有人欲改变伊斯兰革命建立的制度基础，均一律被视之为大逆不道。面对这个“紧箍咒”，自称为改革派的政治领袖亦不敢触碰，那外界如何能期待他们为伊朗带来另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推倒神权制度？改革派领袖充其量只是在一个大框框里进行修补工作，例如穆萨维在其选举政纲中所提出的扩大人权范围、推动媒体私有化、稳定经济、改善对外关系等等。

（四）

内贾德的基层支持者中，大多来自农村，内贾德参选时承诺整顿伤痕累累的经济，投放更多资源于贫困的地区，正视社会不公及贪腐现象。而他上台后确是大刀阔斧改善经济难题，可是后来却无以为继，通胀与失业日益严重，城市的选民固然非常不满，农村的支持者也开始抱怨。但是大选结果却显示，内贾德不仅在农村获高票数，在城市地区如首都德黑兰和穆萨维的家乡也取得百分之五十多的选票——这就令人难以相信内选举是公正的，结果选举舞弊遂不胫而走。

毫无疑问，德黑兰是新潮的火车头，虽然它只占国家七千多万人口的一成，但这一成人口却是全国精英的代表。当伊朗大部分地区仍然思想保守之际，居住在德克兰的年轻人，特别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的年轻人，不但没有宗教革命的包袱，并早已透过蓬勃的资讯科技，默默受到世界社会运动潮流所感召，从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以至公民运动，虽然伊朗社会仍缺乏公民参与的空间，但新一代已发出了声音，这声音更超越了改革阵营领袖的声音。难怪此次浩荡的街头抗争，穆萨维表示这已超越了他，他已无法控制其发展。

反抗受到官方打压，审查手机和媒体，甚至禁止外国传媒采访，伊朗年轻人便利用社交网络如facebook及twitter来传达讯息，令这次抗争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已变成无人驾驶的高速列车，展示出一定的危险程度。有伊朗年轻人大呼，他们要与官方好好打一场网络战（cyber war）。其实，这股新生力量在过去几年已冲击着上层政治，例如今次大选第一次引入美式辩论，各候选人有平等机会公开争辩政纲，全国直播，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选举监察工作仍然受控于官方，无人能说得准选举过程是否公平、公正。

另一方面，街头力量是否只针对选举的公正性，还是有更高的诉求，也说不准。可是，他们使用特定的绿色则惹来阵阵颜色革命疑云，有人指背后有外国势力介入，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受攻击。但所谓绿色阵营里也有不同的口号。有趣的是，阵营中有支持者指绿色不但代表和平、生机、自由繁荣，同时也追求道德，他们不是要抛弃伊斯兰共和，而是希望把国家变得更开明。有另一些激进改革者则希望能以现代共和来取代之，好让伊朗与国际接轨。

（五）

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一方面答应调查大选舞弊，另一方面出动政府军警镇压示威群众，双管齐下使得事态变得越益严峻。伊朗的改革力量教人摸不清楚，但保守宗教势力却仍处于优势，他们除了有一定的支持者外，还控制了军权，而伊朗军队对神权的忠心程度，令政变很难发生。不过，一旦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伊朗人民势必遭到残酷镇压，二十年前的北京六月屠杀可能重演。

就在伊朗大选被指舞弊引发的政局动荡的第四天，6月17日，伊朗的“革命卫队”作为党卫军和红卫兵，发出强硬声明，宣布将限制网络媒体，严惩在网上“制造紧张局势者”。很明显，这是为了防止“摄像镜头出政权”。1989年的北京六月屠杀中，摄像镜头虽然没有缔造政权，但在此之前的五月民主中，摄像镜头却差一点颠覆了政权。这一点，2009年的伊朗政权想必和1989年的北京政权一样清楚。

同时，大选败者、改革派穆萨维的支持者依然无视政府禁令举行抗议示威。在此一天之前的16日，在穆萨维的支持者举行抗议示威的同时，在大选中获胜的现总统内贾德支持者也组织“团结造势集会”。当天，德黑兰市中心的阿斯尔广场成了内贾德支持者的海洋，他们指责穆萨维和西方试图破坏国家稳定。 

而穆萨维本人17日则公开呼吁支持者18日举行大型集会，为15日被军警开枪打死的学生和平民举行哀悼和纪念。面对改革派继续发动示威的势头，直接受命于伊朗最高领袖的伊朗精英部队——伊朗革命卫队17日发表声明，宣布将对网络媒体进行限制。由于伊朗政府16日已禁止外媒外出采访伊朗政局，网络成为改革派示威者报道消息和互相沟通的主要工具。 

这份声明称，伊朗的网站运营商和博客写手必须要移除那些“制造紧张局势”的网上内容，否则将面临“法律的严厉惩罚”，而革命卫队的调查者已经开始行动。声明还指责称，一些“反动网站”得到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外国势力的支持。不少穆萨维阵营的媒体对革命卫队介入选举表示不满。他们称革命卫队并不应该参与政治。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选举结束后就没有公开露面，但选后一直不断表态。17日，他与总统大选四名候选人的代表举行了会谈，哈梅内伊要求所有各方不要对各自支持者发出错误的信号，更不要利用选举搅乱社会局势。“谁都不要加剧紧张局势，相反应该让它尽快平息。” 

哈梅内伊也要求区别对待选民、游行者和暴力事件制造者，“在选举中，选民有不同的主张，但是他们都共同地相信现存的制度，并支持伊斯兰共和国。游行群众并不想推翻共和国，暴力事件是反伊斯兰的敌人策划实施的。”哈梅内伊也重申，他支持在部分地区重新统计选票，但不赞同穆萨维一派全部重新统计的要求。 

（六）

继伊朗情报部长埃杰耶证实安全部队逮捕数十名涉嫌煽动示威活动的“主谋”后，伊朗一名地方官员17日警告非法抗议幕后策划者可能面临严惩。半官方的法尔斯新闻社援引伊斯法罕省总检察长哈比比的话警告说，大规模示威活动背后存在少数不法分子，他们受控于伊朗境外势力。根据伊斯兰法律，这些人最高可能面临死刑。哈比比警告这些人停止“犯罪活动”。 

目击者称，防暴警察和民兵在宿舍里殴打学生，甚至向抗议者开枪。“我们警告那些外国人控制的少数不法分子，试图通过煽动个人破坏和纵火等扰乱国家安全的行为将面临死刑，”哈比比说，“因此，在被绳之以法之前，他们应该回归祖国怀抱，避免再有犯罪行为。”另据路透社和法新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支持穆萨维的改革派人士贾莱普尔和政治评论人士莱拉兹17日早晨相继遭到逮捕。其中，莱拉兹名下的报纸一直对现总统内贾德的经济等政策提出批评。 

穆萨维的支持者多是年轻人和大学生，在大选中和选举争端产生后，不少人利用网络，互相在网上通报消息，鼓励走上街头。在伊朗著名博主加蒂的博客上，很多支持者发帖称，他们在德黑兰的加姆地区自发集会，声援穆萨维，集会名为“安静示威”，因为没有人呼喊口号，只是静静地行走或静坐。一位在加蒂博客上通报情况的伊朗人16日凌晨留言说：手机信号又被屏蔽了，人们用沉默来表达抗议。有人跟着留言称：“17日再见！” 

在另外一些社交网站上也出现了“17日再见”的消息，一些人还发表留言：如果不能在选举中获得合法权利，我们将考虑长期示威。加蒂本人发表博文说，很多博客发不了消息，所以很多人用代理服务器登录被屏蔽的网站。而政府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干脆断了不少地区的互联网。还有伊朗网友发帖称，在伊朗同韩国的一场足球赛中，一些队员也戴上支持代表穆萨维的绿色腕带。

（七）

在推特网站，17日盛传有人分析伊朗总统自称再度当选的胜利大会，发现这些影像经过变造，使群众人数多出好几倍。伊朗当局指责一些外国媒体成为“暴民的传声筒”，并禁止外国记者上街采访抗议活动，使得所谓“用户主动提供的消息”成为重要新闻来源。

被禁止在伊朗派驻记者的英国广播公司，每天从伊朗收到超过四千份电邮和几百通电话。在仔细分析可靠性后，它把整理过的新闻传播给更广大的伊朗听众。

英国广播公司波斯语台说，他们收到从德黑兰和伊朗各地发来的影片、电邮、电话和简讯，显示民众每天示威，要求选举作废，可是政府民兵四出，使示威规模受到影响。

“洛杉矶时报”说，中东正目睹伊朗陷入抗议民众打游击式的网络和推特策略和口号战，以绕过政府的封锁行动。

专家说，伊朗政府很难封锁所有卫星和电话服务，因为这也会造成军警通讯中断。此外，计算机网络的设计充满备用和替代路径，以确保信息自由流通，而这种结构使得有意规避新闻检查的人有机可乘。

（八）

从目前的局势发展看，无论重新计票的结果如何，街头运动很难消弭，伊朗社会的裂痕也将难以短期弥合。如果宪法监护委员会确认内贾德依然获胜，穆萨维的支持者不会善罢罢休；如果宪法监护委员会推翻之前的结果，内贾德一派势必大规模走上街头。伊朗未来政治发展可能面临“街头民主”的严峻考验。 

在这个伊朗政治危机的过程中，最让我注意的是：伊朗民众正利用推特简讯服务（“twitter”），突破政府的封锁，把抗议活动的消息传播到国外。推特图片网站显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暴力场景。

国际媒体“slideshow”17日说，它们借着伊朗境内人士发出的大批电邮、推特信息和电话，规避伊朗禁止街头报导的禁令。世界各地网民也上网参战，协助抗议民众躲避新闻检查，把伊朗发生冲突的新闻传送出来，并逃避现实世界的逮捕威胁。虽然伊朗政府切断手机和网络连络，伊朗街头抗议活动的照片、影片和最新消息仍然源源涌进推特、Facebook、YouTube和Flickr等社交网站。

一份推特信息说：“这场革命或许没有在伊朗电视播出，却由推特传播出去了。”这些网络联盟借着由计算机网络连结的计算机设立几十个“代理服务器”，使伊朗政府无法追查发送信息的伊朗网友。

在目前的伊朗，摄像镜头也许不能缔造一个政权，甚至不能颠覆一个政权，但是无疑地，摄像镜头正在改变一个政权。

（九）

据《纽伦堡大审判》（约瑟夫·E·珀西科）一书记载，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摄像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曾为自己辩解说，“照相机没有政治”。照相机也许没有政治，但是照相机却可以参与政治，并为摧毁一个政权、建立一个政权服务。霍夫曼自己的例子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事例。

根据同一本书的记载，同样是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则从他就近观察的纳粹崛起谈到现代通讯手段对于政治形态的影响和塑造。

一个像德国这样先进、有文化而精明老练的国家何以坠入希特勒的统治之下？答案在于“现代通讯手段”。斯佩尔解释说，如电台、电话、打字电报机。领导人再也不必把权力下放到遥远的行使独立判断的属下了。有了现代通讯技术，希特勒之流就可以进行直接的个人统治。

斯佩尔的这一看法也适用于解释毛泽东的文革：毛泽东不仅运用现代通讯技术实现了孙中山没有实现得了的个人独裁，而且还模仿希特勒的“党卫队检阅”，进行“红卫兵检阅”，湖南老农终于成为天安门独夫。

2009年6月18日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我的奋斗》有什么可怕的

我看过这本书，很沉闷，很无聊，很像中央党校的学习材料。我一点都不明白，这本书有什么吸引力，有什么可怕之处。除非是被它不幸而言中的人们，怀有一种蛇蝎般的恐惧心理。

报道指出：由于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案案犯的穆斯林极端主义者身份，整个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欧洲右翼纷纷借机推广自己的政治议程：法国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甚至跨过大洋彼岸，在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上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德国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伊斯兰化”（Pegida，以下称“佩吉达”）也成功在全德范围内组织了反伊斯兰化的示威游行。不过，佩吉达最近却有点不太顺：原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因受恐袭威胁，当地警方宣布禁止一切集会活动后，被迫取消；紧接着，其组织的创始人过去模仿德国纳粹领导人希特勒的装扮被媒体曝光，遭社会多方批评，引发极大争议。如今，佩吉达创始人已在压力下宣布辞去该组织领导人的职务。

据德国媒体《法兰克福汇报》2015年1月21日消息，佩吉达领导人卢茨·巴赫曼于去年9月份，曾在他个人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了一张模仿希特勒装扮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巴赫曼侧脸示人，留着典型的希特勒式牙刷形小胡子、梳着希特勒式的三七开发型。包括德国《图片报》在内的多家德国媒体都在周三的头版头条上刊登了这张照片。

这张扮成希特勒的照片一经网上流传，就引发了轩然大波。德国在二战后，一直都严禁对纳粹德国进行正面宣传。

巴赫曼于去年9月模仿希特勒扮相的照片；网友评论：“巴赫曼让自己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到底是讽刺还是对‘元首’的衷心钦佩呢？”

德国不少政界人士纷纷对巴赫曼以及佩吉达组织表达了批评意见。德国副总理、社民党人西格玛·加布里尔认为：“对任何政治人物来说，就扮成希特勒来说，他要么纯粹就是个蠢货，要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纳粹。”不过这也不是巴赫曼和佩吉达第一次被称作“纳粹”，在上周组织的游行中，有不少佩吉达的反对者们就在标语中称佩吉达为“纳粹”。

尽管佩吉达在此前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并未涉及极端言论，但有德国的左翼政治家认为，巴赫曼此番扮成希特勒的事件得以曝光，恰恰是佩吉达展露出其真正嘴脸的表现而已。德国左翼党人乌拉·杰尔普克直言不讳：“恶狼终于脱下了他身上披着的羊皮。”

不过对于巴赫曼来说，倒霉的事还不止这一桩。据德国之声报道，巴赫曼近日又在社交媒体上对难民出言不逊，而这些不当言论已经遭到德国公诉机关的公开调查。佩吉达总部所在地为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当地报纸《德累斯顿晨报》近日报道，巴赫曼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辱骂那些在福利部门申请救济的难民是“混蛋”。在这条评论后续的文字中，他还认为德国社会还需要进一步的安保措施，以避免“企业雇员受到畜生们的伤害”。

巴赫曼在2013年曾将德国绿党称作“环保恐怖主义者”。他在上周也没管住自己的大嘴巴，在社交媒体上对主张环保政策的绿党主席克劳迪娅·洛特出言不逊。他表示，洛特应当被“立即处决”。

观察者网试图登陆巴赫曼在社交媒体上的主页，却发现所有的留言都已经被删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巴赫曼将自己的头像换成了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在《大独裁者》的扮相。卓别林在《大独裁者》为了讽刺希特勒，其造型也留着那显眼的牙刷式小胡子。巴赫曼在头像上留下的两句话，也耐人寻味：“他（卓别林）可以尽情讽刺……而卢茨（巴赫曼全名为卢茨·巴赫曼）却不行！”

佩吉达于当地时间21日，也在其社交媒体主页上发布了巴赫曼的道歉信和正式的辞职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巴赫曼向所有那些可能因其希特勒扮相的照片而感到不适的人们，表示了歉意。不过最令巴赫曼感到遗憾的还是，他的行为可能会对佩吉达组织的声誉及其进一步的活动造成严重的损害。他暗示，为此承担责任，才是他宣布辞职的真正理由。

佩吉达的另一位创建者及领导人奥尔特尔的留言也一同出现在这份声明里。她感谢长期以来巴赫曼对佩吉达组织的卓越贡献；虽然巴赫曼遭到多方批评，但他扮作希特勒却只是出于讽刺，而这对于每个市民而言都应当是自由的。她还表示，佩吉达也不会因为这一事件而放弃努力，“佩吉达还将继续”。

巴赫曼的希特勒扮相虽然引发巨大争议，但二战后整个德国社会对于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一直都保持着极度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巴赫曼事件”只是这种社会情绪的典型表现之一。

尽管《查理周刊》对宗教出位而大胆的讽刺引发了多方批评，不过法国社会主流仍然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的价值。但对于德国社会而言，言论禁忌却远不如法国那样宽松，特别是涉及到与纳粹德国有关的话题。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其70年版权将于2015年年底正式到期；到期后的版权按照现有德国法律，其复制与发行将得以向全社会放开。但鉴于《我的奋斗》及其所涉问题的政治敏感性，这一切让全体德国社会如临大敌。

英国广播公司（BBC）1月14日曾播出了专题节目《出版还是烧掉》（Publish or Burn），专门探讨了这一话题。节目制作人约翰·墨菲认为（John Murphy）这本书依然十分危险。1936年，墨菲的祖父首次将《我的奋斗》完整地翻译成英语。墨菲说：“历史上的希特勒是一个被低估的希特勒。人们低估了他，也低估了这本书的力量。”

1945年，希特勒自杀身亡后，美军占领了纳粹党的埃那出版社（Eher Verlag）。因希特勒最后注册的居住地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其全部财产，包括《我的奋斗》一书的版权归属巴伐利亚州政府所有。该政府表示，只有在特别情况下该书才可以在德国翻印。但2015年12月，此书就要版权期满，这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届时，《我得奋斗》出版权将有如脱缰野马，这一局面当如何掌控？

“为防止纳粹思想的传播，拥有版权的巴伐利亚州政府一直反对该书再版，但现在已经行不通了。下面将会发生什么呢？”墨菲说道，“这仍是一本十分危险的书，新纳粹主义正在一些地区死灰复燃。而且没有时代背景做铺垫，人们可能会对该书进行错误解读。”

不过，读来读去，德国以外的人们还是无法理解，希特勒《我的奋斗》有什么可怕的？仅仅是因为它准备肢解苏联帝国？

除此之外，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可怕，可能只有深受其害的犹太人才能感觉得到。即使联合国的几个常任理事国，恐怕也不会在乎希特勒这个手下败将曾经的言论。

这可能就是莫非所说的，“没有时代背景做铺垫，人们可能会对该书进行错误解读。”只是除了犹太人和俄国人，其他民族应该都会从自己的角度去进行“错误解读”。虽然希特勒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理应也在被清除之列，但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犹太痕迹，他就极力地反犹太，就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为了洗刷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极力地消灭地主资本家。

如果跳出两次世界大战的纠纷，而从一个更加长程的视角来看待希特勒《我的奋斗》，纳粹主义大概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最后挣扎”。对欧洲人来说很不幸的是，这个挣扎是在欧洲展开的，因为欧洲以外的殖民地都已经瓜分完了，于是希特勒干脆把殖民帝国的本土宗主国如俄国和法国，当作了殖民地来处理了。这当然会使“欧洲重回中世纪的野蛮”。但是，这就是殖民主义的逻辑回到了其出发点的结果。

纳粹的失败，使得世界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其两翼美国和苏联，犹如希腊文明的权力重心转移到了罗马和迦太基、中国文明的权力重心转移到了秦和楚。

此后，民族解放运动和逆向殖民主义就陆续展开了。

现在欧洲人想驱逐穆斯林，避免逆向殖民主义和“蛮族入侵”的惨剧再次发生，这是可以理解的，确实很难完成的。因为这是历史的钟摆，不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实在是很难回头的。

希特勒《我的奋斗》有什么可怕的？

我看过这本书，很沉闷，很无聊，很像中央党校的学习材料。我一点都不明白，这本书有什么吸引力，有什么可怕之处。

那不过代表了过时的动力，欧洲殖民主义的动力；因此那也代表了现实的阻力，逆向殖民主义的阻力。

就中国的历史胸襟和现实视野，希特勒的格局还是太小了一点，终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角色，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另起一页〕

第六节

田中奏折指引中共“大国崛起”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他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在1929年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虽然现在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田中奏折”是假的，但有趣的是军国主义日本的国策似乎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路线去做。进入二十一世界以来，田中奏折则指引了中共的“大国崛起”。

（一） 

《田中奏折》据称由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7月25日呈给昭和天皇的秘密奏章，不过该奏折在多年后，现已被很多学者认为是虚构而不存在的。被认为日文原本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实际上是由参谋本部铃木贞一少佐应外务省次官森恪写的一个关于对中国问题的备忘录。虽然铃木贞一是昭和军阀的核心领袖之一，日后贵为企划院总裁，28个甲级战犯之一。但当时他还不为中国人所知，在中国发表的时候就了田中义一的名字，以达到宣传效果。这份文件的发表对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打消了一部分人对日本的幻想。是一份宣传战的杰作。

山浦贯一编《森恪》一书，全文刊登了铃木于1940年的谈话：“在召开东方会议的时候，我在参谋本部工作。森恪说要见我，我就同他见了面。问他是什么事情呢？森说：‘政治家不同军部真正打成一片，要解决大陆问题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必须恳切会谈。……’于是，我就问森，是不是真干。他说，真的干。我说，真的干我确有想法。森表示了他自己对东方会议的想法。总之满洲的治安由日本负担，以此为中心，把一切干起来，就是说，要解决满洲问题，举凡土地问题、商租权问题、各种纠纷问题，都要从头到尾，一切加以解决。森的意见就是这样。对此，我说解决满洲问题这样就行，但从形势来看，我有我的看法。于是森叫我把意见写出来。这个方案，仅就方针而言，是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去，成为另一个地区，使日本的政治势力进入这块土地、这个地区，并使之成为东方和平的基础。这一点应当成为日本应该干的一切内治、外交、军备以及其它所有政务的政策中心。……我把这点告诉了森，森恪立刻表示同意，说：‘那就这么干吧！’现在有点重复——森恪回答说，但现在突然把这个方案拿到内阁讨论，大臣不会赞成。我说：说服大臣不正是政治家的任务吗？森说：‘总之，这一点我一个人的力量办不到。刚巧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在东京，同吉田商量一下吧。’于是我同森、吉田一起见了面。

但是吉田说：这样做必须使美国无可插嘴，刚巧斋藤博从美国回到东京，和斋藤商量一下，怎么样？斋藤很了解美国的情况。但是赤裸裸地提出这样的想法，不仅内阁，就连元老、重臣都不会答应，因此必须在这个方案上包上一层糖衣，包什么样的糖衣呢？那就和斋藤商量一下吧。于是，我们中间又加进斋藤，进行聚会。结果，斋藤执笔修改我所写的方案。就是说，一个用糖衣包起来的方案。根据斋藤的想法，日本要在满洲工作，打下不让美国说三道四的外交基础。根据这些，吉田和斋藤做外务方面的工作。就是说，所谓东方会议是使这种政策执行起来具有糖衣包起来的作用。

于是，吉田对元老、重臣进行游说；森负责内阁和政界方面；斋藤对外务省和美国做因势利导的工作。成就了这样的事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铃木贞一1940年谈话不仅是“东方会议的内幕史”（山浦贯一的评语），而且详尽、具体地揭示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经过和真相。

上述说法的战后版本是：“当时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工作的步兵少佐铃木贞一受森恪的委托，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以及当时任陆军大学教官、不久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的步兵中佐石原莞尔等人商量之后，归纳出日本应当采取的有关满蒙政策的积极意见。森与铃木带着这个意见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会晤，进行磋商。吉田认为：这个侵略计划过分赤裸裸了，在国内外都通不过，需要用糖衣包裹起来；认为进行这一工作的适当人选是当时赐假归国中的日本驻纽约总领事斋藤博。因此，吉田介绍了斋藤。就这样，铃木将陆军少壮参谋对满蒙积极政策的主张归纳为文件，斋藤将它加以修改而成。”

上述铃木的两篇谈话是日本现存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两者繁简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在认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的学者眼中它是重要的证据，足以证明：《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 。

（二）

《田中奏折》的译本，主要内容是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中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中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

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中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中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中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中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四）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田中奏折》在1934年被译成英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常以此作为应该敌视日本的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

多数日本所谓主流历史学者认为这个奏折是伪造：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

曾作为“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提出，可是美国籍辩护律师反驳“文章的记述矛盾点多”，另外，盟军在日本的档案中从未发现该文件的存在。结果，有关“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不足，没有成立。

有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

疑点：上奏天皇只能经由内大臣，并没有宫内大臣这条管道。

疑点：文中提到田中在欧美旅行之归途受到中国人攻击。→是在上海遭到朝鲜人攻击。无弄错自身经历可能。

疑点：文中提到山县有朋协调制定打开九国公约困境的策略。→但当时山县有朋已死。无签约可能。

疑点：文中提到中国政府建造了吉海铁路。→上表文时间为昭和2年，中国吉海铁路竣工是上表后两年后的事。（吉海铁路确实于1927年开工，1929年才竣工。）

疑点：本年（昭和2年）予定于东京开办国际工业电気大会。→当时没有这个大会，倒是国际工业动力会议首办于昭和4年10月。

疑点：此上奏文不符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疑点：此上奏文之用句，与日本当时的用词大相径庭。

疑点：田中因为东北事件处理不当，被天皇一怒之下革职，没有机会上奏。

疑点：内容、日期表记错误极多，如宫内大臣“一木喜德郎”误为“一木喜德”（见条目附图）。

疑点：虽有诸国语言，却独独没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连传述版皆无。

疑点：台湾商人偷偷潜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书房二日，抄写翻译而出。→如何潜入？

反对上述造假说的看法认为： 

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重光葵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说明：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战略行为近似《田中奏折》中所叙。

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字词错误仅是传抄中出现的问题。

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从大量线索入手，进行了深入调查考证，认为断定奏折非真品的说法依据不足。一个证明，就是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从日本一些军政要人的回忆与只言片语中，也能找到奏折存在的蛛丝马迹，如公开否认奏折真实性的重光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提及，他曾向田中义一查询奏折情况，田中答复“非出本意”，意思说奏折是按“东方会议”精神写的，非出田中本人之意。近年来，研究人员还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否定《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观点提出了反证。

学者们进而指出，证明《田中奏折》不是伪造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扩大行动步骤和事实，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有哪个人有如未卜先知的神仙一样，能在1928年就十分准确地预言，日本在“征服满蒙”之后开始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霸占了中国大部领土后，又开始了突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亚洲、世界的道路呢？

70年来，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也没拿出令人无话可说的事实和结论来。其实，历史已雄辩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征服中国、亚洲和世界的野心和计划，不管是否曾以《田中奏折》的方式形诸文字，也早已成为他们基本国策。

……

（五）

看过上述资料，人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田中奏折》的真实性虽然不能确认，但为何却与日本的扩张政策大致吻合？

其实，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田中奏折》的路线图是基于明显不过的地缘政治学：“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上述，地缘政治学支配东亚乃至世界的命运，并不以日本开始，也不以日本告终。

此话怎讲？

只要翻看一下史书或是历史疆界沿革地图，就不难发现：蒙古、满清都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路线走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再看看现在，中共的“大国崛起”也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路线走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例如，在中共“抗战胜利后开始进占满蒙”之前，其“红色割据”的革命事业一直不能获得全国规模的根本突破，不论在江西还是在陕西，过的都是朝不保夕的生活。

但是当林彪部队进占满蒙并且获得了伪满的装备和人员补给之后，情势的逆转开始了：由北向南顺如破竹，一路沿着蒙古和满洲的进军路线占领了中国大陆。

在毛泽东时代，《田中奏折》路线的前半已经完成：“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在邓小平时代，经过休养生息，《田中奏折》路线的后半已经开始：“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党）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就是最近南海冲突的关键所在。

《田中奏折》与其说是未来的蓝图，不如说是历史的总结。

未来的蓝图只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或然，而历史的总结说的却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必然。

田中奏折指引中共“大国崛起”，更加说明了笔者的一个看法：日本其实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头部队。不论从“现代汉语”的形成，还是从“大国崛起”的战略，都是如此。

日本，已经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属国（汉委奴国、南朝倭五王）、第二期中国文明的边区（日本律令制国家、幕府国家），发展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核心。

侵华战争的频频得手，表明了日本在发挥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核心作用。

但是“大东亚共荣圈”在二战中的失败，使得日本丧失了“创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地位。

现在，继续发展第三期中国文明的重心，已经开始逐渐落在中国大陆（这个原本遭到长期野蛮化）的土地上了。

即使中国大陆成功获得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核心地位，日本依然将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构成部分继续发挥作用。这一事实已在各个方面成立很久，难以改变了。

近代以来中日之间作所争夺的，不过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导权问题。

（由于蒙古尤其是满清的入主中国，日本曾经自视为“神国”，是中国文明（神州）的合法继承人。这一点在共产党专政下的中国大陆面前，至今尚有说服力。）

附录：

维基百科

田中奏摺

（日語原文：田中上奏文）

假名

たなかじょうそうぶん 

平文式罗马字

Tanaka Jōsōbun 

《田中奏折》（日语：田中上奏文）是指蔡智堪聲稱發現並秘密抄錄了“東方會議”的紀要文件，即是一封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献呈為數約四萬字的秘密奏摺。其内容与之后日本实际实施的侵略方略的相似度极高，以至于二战中相当多的人认为该奏折是真实的。然而該奏摺在多年後，現已被很多包括中國、日本以及歐美的學者認為是虛構的。

目录 

1 奏摺的來歷 1.1 東方會議

1.2 第三次太平洋会议

1.3 西方

2 造假质疑 2.1 證明造假的观点

2.2 反对造假的观点

2.3 中國學界質疑真實性

3 參考資料

4 外部链接

奏摺的來歷

東方會議

1927年4月田中義一組成政友會内閣。他其任外務大臣，田中把對華外交的方針轉為積極。6月在東京召集外務省、軍人、駐華公使、總領事舉行一個討論對華政策的會議，大約為6月27日至7月7日在外相官邸中舉行，名為東方會議。

當時的參與者包括外務政務次官森恪、駐華大使、南滿鐵道社長等人，其中更有在戰後出任首相的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及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

外務政務次官森恪為該會議實際的主導者，他是所謂“滿蒙政策強硬論者”，主張中國的東三省（即遼寧、吉林、黑龍江省）從中國分離。

7月7日發表《對支（華）政策綱領》。8月16日，他再召集駐華東北的外交及軍事人員，舉行大連會議，商討東方會議未決定的問題。据传，大連會議結束後數天，田中义一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摺，呈奏日本對於滿蒙積極根本政策，是为《田中奏摺》。

據傳蔡智堪是台灣出生的日本富商，动用个人关系，化装潜入皇宫，“费时两夜，细心抄出”“東方會議”的紀要文件（亦即是獻上天皇約四萬字的秘密奏摺），交到張學良外交秘書的王家楨之手。依蔡智堪所發現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即后來所谓之《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王家桢自述是在1928年末，“我们驻东京办事人（日籍台湾人，在日本出生，但祖国观念很强）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来信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稿子全部到齐，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件，已经是1929年的春天了。……因为是极密文件，……（经张学良批准）共只印200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四本（当时共发出120本，其余存在我家）。”王还说：蔡来信告诉他，文件“是他（蔡）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且称所收文件潦草错误极多，距“细心抄出”四字甚远。

第三次太平洋会议

1929年，第三次太平洋会议在日本召开，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阎宝航等人在会上拿出一份文件称其为田中奏折并首次公开于世。随后该文件在南京時事月報1929年十二月刊及其他媒體公佈於世。

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日本的分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京都承办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年会。“满洲问题”都是重要的议题。

按阎宝航的说法，他是从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处得到的“田中奏折”抄本，“震惊之下，（我）如获至宝，遂商得筹备会同意，译成英文，印出二百本，分送英、美、加等出席（第三次太平洋）会议的代表，这是《田中奏折》公布于世的开始。”

西方

《田中奏折》在1934年被譯成英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常以此作為應該敵視日本的原因。当代西方著作有的把它与锡安长老会纪要（著名的政治伪造文件）并列。[1]

造假质疑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

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進攻东南亚，遏制日本軍事势力“北进派”進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兩面作戰的压力。1995年Vitaliy Pavlov，前NKVD军官在俄刊《情报与反情报新闻》上写文就称是苏联伪造来煽动欧美的反日倾向的。[2]

现代日本学术界有认为是出自时任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中佐之手。[3]

證明造假的观点

多數主流歷史學者认为这个奏折是伪造：

一直以來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

曾作为“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提出，可是美国籍辩护律师反驳“文章的记述矛盾点多”，另外，盟军在日本的档案中从未发现该文件的存在。结果，有关“日本图谋征服世界的证据”不足，没有成立。

有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楨。在细节上错漏百出。譬如：其格式——署名、行文、乃至呈递流程——均不符合上奏天皇的固定规制，逾制、冒犯之处甚多；再如，对许多关键事件的描述错得离谱：

1.上奏天皇只能經由內大臣，並沒有宮內大臣這條管道。

2.文中提到田中在歐美旅行之歸途受到中國人攻擊。→是在上海遭到朝鮮人攻擊。無弄錯自身經歷可能。

3.文中提到“先帝密召山县有朋，……妥议打开（九国公约）之策”。→但山縣有朋1922年1月已死。九国公约成立于1922年2月。

4.文中提到中國政府建造了吉海鐵路。→上表文時間為昭和2年（1927年），中國吉海鐵路峻工是上表後兩年後的事。（吉海铁路确实于1927年開工，1929年才峻工[1]）

5.本年（昭和2年）予定於東京開辦国際工業電気大会。→當時沒有這個大會，倒是国際工業動力会議首辦於昭和4年10月。

6.此上奏文不符日本上奏文的格式。

7.此上奏文之用句，與日本當時的用詞大相逕庭。

8.內容、日期表記錯誤極多，如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誤為“一木喜德”（見條目附圖）。

9.雖有諸國語言，卻獨獨沒有日文版，非但原文不存，連傳述版皆無。

10.台灣商人偷偷潛入日本天皇皇居，躲匿書房二日，抄寫翻譯而出，如同间谍小说一般离奇。而王家祯的回忆却声称其是从政友会一名干部的书记员处得到，相互矛盾，苏联对外情报局（SVR）更声称是1927年他们在首尔的特工偷的[4]。→然而過程依然是一個謎。

11.重光葵曾经对中国公使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市面上的田中奏折，说不知来历，也许是军队中的极端分子所写的构想，然后被人得去假冒成政府文件。[5]

彼得弗莱明1939年就曾经模仿田中奏折的泄漏方式写了小说，暗示了英国人早在那时就知道是假作。[6]

反对造假的观点

1.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文件及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2.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字词错误仅是传抄中出现的问题。

中國學界質疑真實性

2005年12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访问团举行座谈会时，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長蔣立峰表示，希望日方今後要進一步了解中國的歷史研究，看歷史、寫歷史必須客觀、全面。例如關於《田中奏摺》的真實性問題，中國史學界也是眾說紛紜，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田中奏摺》為後來偽造的。[7]

參考資料

1.^ A Time for War: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the Path to Pearl Harbor P80

2.^ Romerstein and Breindel, 2001, pp. 520–521

3.^ [军国幕僚]，中国友谊出版社。

4.^ http://svr.gov.ru/history/stage03.htm

5.^ 『昭和の動乱上』中公文庫, pp.39-40

6.^ Holt, The Deceivers, p. 298 .

7.^ 自由時報2006-03-03

外部链接

（中文）《田中奏摺》

（简体中文）中日历史观座谈会纪要

〔另起一页〕

第七节

极权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瓦解

在考虑“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设计”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事务就是全球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了，其结果，就是中国国内的演变都是全球演变的一个延伸。

下面，我想从几个角度来观察、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一）中国转型是全球交战的结果

太平天国（1850——1864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年）战败的结果，洋务运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战败的结果；戊戌变法（1898年）是甲午战争（1894——1895年）战败的结果；辛亥革命（1911年）是八国联军征服北京（1900年）的结果；北伐战争（1927——1929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1914——1918年）；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1949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的结果；文化大革命（1966——1969年）中苏共产党交恶（1959——1989年）的结果；改革开放是中美缓和的结果（1971——1979年）；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全面接纳中国作为和国际社会一员的结果（1979——2001年）。显然，中国未来的走向也与国际事务息息相关，不可能脱节与孤立。因为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文革也不是“闭关锁国”的，而是对于国际事务的一个反应。

（二）中国大陆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

现在很多人谈论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成就，不过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最近二十年的经济起飞，很大一部分是对中国原有经济规模的复原，而不是新的进展。我注意到，1949年中国大陆废除六法全书、实行军事统治以后，实际上退回到了原始社会。于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模式，中国大陆1950年代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阶段），1960年代是“奴隶社会”（二阶段），1970年代是“封建社会”（三阶段），1980年代是“原始资本社会”（四阶段），1990年代是“官僚资本社会”（五阶段），2000年代进入“帝国主义”也就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经济奇迹，实际上是加入世贸组织的结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

（三）一百亿美元与一万亿美元

全球化给中国的影响极为巨大，有两个天文数字可以看出一斑：

1988年，台湾的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上提出，海峡两岸共组“实业计划委员会”，并建议由台湾的外汇存底中，提供大陆五十亿至一百亿美元的低利贷款，协助大陆经济改革。当时这算得上一个天文数字。

2008年，不过短短的二十年后，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加上其他美国债券，远远超过了一万亿美元。这在当今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一百亿美元现在对于中国大陆，不过是小菜一碟，连购买一个小城市的房地产都不够。

从负一百亿美元到正一万亿美元的差距，可以看出国际局势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事务确实是全球事务的一个延伸。

（四）中国民主运动“水涨船高”

在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前，多数人晕头转向了，以为奇迹发生了，而不太理解这其实是全球化的一个侧影。

在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前，多数人认为中国民主运动彻底终结了，起码是彻底边缘化了；他们忘记了“水涨船高”的道理：中国的国力是水，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艘船，水涨了，船自然高了。

中国的国力上涨，使得中国民主运动日益成为一支独立的、不依赖也无法再依赖国际援助的力量。

中国的国力上涨，使得中国民主运动日益成为世界局势的焦点，而不再是西方舆论中的花边新闻。

（五）极权政体是工业文明的结果

二十世纪的极权政体是十九世纪的工业化的结果：工业文明创造的飞机大炮、无线电报，使得人民起义十分困难。但是，随着工业社会被信息社会取代，工业文明正在走入自己的最后阶段：信息已经整合了机械，民主即将取代专制。

互联网平台就是实现这一整合的超强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创造的巨大财富，必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人人都有分享的机会，我相信，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即将出现在中国大陆。

极权政体既然是工业文明的一个阶段性结果，极权中国也就必将在全球化的后续过程中步步瓦解。

（2011年8月7日在纽约“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设计研讨会”上的第二次发言）

〔另起一页〕

第八节

台湾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

谢选骏在1988年写作的《走出黄河心理（走出延安精神）》（《河殇解说词第一稿》的第四集《两种选择》里说：

台湾学者凌纯声在他的《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整个海岸线和太平洋上的堪察加、千岛、日本、朝鲜、琉球、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除新几内亚）、印度支那等半岛与岛，构成了一个广袤的内海即“亚洲地中海”。而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则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 

距今五千年前，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从中国西北部迁徙而侵入中原，尔后再次第进入东部沿海地带，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代表。

与此相对，原先居于中国大陆沿海地区的土著民族，因为生活在亚洲地中海沿岸，他们的文化，也就富于海洋文化特性。

中国大陆内部，自古以来就有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之争。这除了有许多考古资料可资证明外，在神话等古文化系统上亦有若干证明，其结果显为“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相反力量的逐鹿，增进了早期文明的活力，并左右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例如，秦朝统一中国，也就结束了北部亚洲地中海（这以台湾岛为界，台湾以北的中国海叫“北地中海”，台湾以南的海叫做“南地中海”）区域的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的斗争；其结果，是以秦为代表的内陆文化的彻底胜利。

战国时代的楚国和齐国，曾是强于秦国的“世界大国”；无论是齐文化还是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中国海洋文化特点。但最终统一中国的是来自内陆腹地的骑马民族的力量。只是秦的统一，并未永远结束中国内部的海权与陆权之争，而是掀开了新的一页：亚洲地中海南部的海洋文化，和亚洲北部内陆强权的斗争。这时，形势从北中国的东（海洋文化）、西（内陆文化）之争，转为整个亚洲地中海区的南（海洋文化）、北（内陆文化）之争，其表现形式就是秦朝向楚国以南的百越地区伸展势力并最终将之殖民同化。 

始皇的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秦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也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

在中国的大地上，蔚蓝色并未从此完全消失，它不过是在黄色的强权重压下，暂时隐退了。中国的历史一再表明，固执于闭关自守的黄色，与主倡走问世界的蔚蓝色，是始终并存并互相角逐的。

儒家文化在内陆强权主控中国的长期统治下，曾是十分合理的。儒家思想恰恰是这样一种文化哲学：它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与理想。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现行所说的“封建主义”似应是指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不对内陆文化的基本趋向做出根本转折，“反封建”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恰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定期的海外贸易的稳步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市民阶层的独立，商业城市和行会集群的自治等一系列的历史事变……

是海权导致了民主革命。因此，决定文化现代化能否成功的，是现代公民的心灵蔚蓝化到什么程度。这不仅是近代的启示。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就正是伴随着雅典海上权力的建设一同兴起的。文艺复兴则与威尼斯、热内亚的海洋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相对的，内陆国家的斯巴达、罗马等强权，则有更多的专制倾向。

当然，和内陆腹地的专制的中国比起来，半岛地区更为内陆形态的斯巴达和罗马，也还是实行了一种在阶级内部平等合作的贵族统治。在东方，也就是在西欧以外的整个世界，由于海权的萎缩，由于海上活动缺乏不依赖内陆强权的独立性，民主的秩序，也就姗姗来迟。

处在欧亚非之间三角地带的那个地中海区域，陆权和海权、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差别，早在三千年前就有符号资料予以记录了。在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那里，我们见到与现代世界极为相似的生活情调，那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常富于近代特征，连抽水马桶等生活设施都应有尽有——因为克里特与现代西方文明，同属海权国家的类型。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不论是克里特岛以东的两河流域，还是在克里特岛以南的尼罗河流域，由于那里陆权因素压倒了海权，因而内陆文化的特点也要强于海岸文化。从而形成了“东方专制主义”。

有论者认为，亚洲新兴经济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他们的儒家文化传统。论者根据这一假设推断说，儒家文化很可能是走入工业社会的一条捷径。但是，我们看到，在儒家文化所覆盖的上千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除了它所发源的地区即中原之外，儒家文化只是上层文化极薄极薄的表面文化而已。形象地说，儒家文化只不过是把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多源文化给“镀了一下”。在这层极薄的表壳之下，有各种基层文化活跃着，儒家文化的贡献只是在于，它以自己的特殊性格，把互不相同的基层文化给连结到一起。 

再看一看亚洲经济的四小龙，它们都是位于一些岛屿或半岛之上，它们与东亚大陆上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有一个极大相似点：面向大海，在不同程度上生成了“蔚蓝色的文化要素”。相比之下，儒家文化最为深厚的中国腹地，儒家文化的故乡，几百年来业已处于经济文化的不断衰退之中。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南移和东移，正是意味着：从内陆区域移向海洋区域；传统的黄色正在变成新型的蔚蓝色。

黄土地的出路也正在于辽阔的蔚蓝色。

无疑，黄土地带所孕育起来的中国内陆文化，曾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它便不可能覆盖多元的海洋文化，并光照整个东亚大陆。它融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以典型的内陆文化的结构力量，连接各种区域性的海洋和内陆文化素，从而创造了一个统一的外表。但是，内陆文化的独尊，不可能是永恒的。因此，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黄河文明就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上的困境，于是我们经历了百年之久的社会变乱与文明解体。

……

这段文字虽然已经过去二十四年，但是结合现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围绕钓鱼岛/钓鱼台/尖阁群岛而起的争端，还是很有启发的。

按照“亚洲地中海”的逻辑看，日本在1879年夺占琉球群岛的动作只是一个“夺占亚洲地中海”的序幕罢了。然后，日本依序夺取台湾（甲午战争）、北亚洲地中海（日俄战争）、南亚洲地中海（太平洋战争）……可以视为同一个序列。所谓的太平洋战争，虽然轰炸了珍珠港、袭击了中途岛，但主要战役其实是在南中国海沿岸也就是“南亚洲地中海沿岸”展开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印度支那……这其中的锁钥就是1895年拿下的台湾。西方各国没有阻止日本拿下台湾，也就自掘了太平洋战争的坟墓。

这其中，日本的扩张步伐每隔十多年就迈进一步：1879—1894年，十五年；1894—1904年，十年；1904—1914年，十年；1914—1941年，十七年。一头一尾间隔较长，中间时段比较频密。

从“亚洲地中海”的逻辑看，台湾应是“亚洲地中海”的锁钥：台湾以北是中国、朝鲜、日本、俄国构成的“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南是中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构成的“南亚洲地中海”。

从中国的利益看，不直接进攻台湾，而通过清除“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南）和“北亚洲地中海”（台湾以北）这两翼的障碍，实施“围点打援”的“毛式解放战略”，应该是成本较小的统一台湾的“正确方针”。

因为说到底，占领台湾比占领小岛有利可图得多，而且攻占台湾引起的国际纠纷却要小得多。这一进一出的区别，不可谓不大。

〔另起一页〕

第九节

台湾独立配合美国全球战略

中国“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和“广东金羊网络传讯有限公司”下属的新快报2007年12月10日说俄刊预测美国明年初将在三地同掀乱局……

新快报12月10日报道俄罗斯《政治杂志》周刊近日刊登一篇分析文章预测，明年1月，美国将在科索沃、巴基斯坦和格鲁吉亚同时挑起乱局，从而启动全球改造机制。

“可控的全球不稳定”

文章作者伊利亚·哈斯科维奇认为，美国已下决心根本改变世界政治格局。为了保持和加强霸权，美国需要制造“可控的全球不稳定”，它有意识地划了一条从印度到巴尔干地区的不稳定弧线。明年1月，美国将在科索沃、巴基斯坦和格鲁吉亚同时挑起乱局，从而启动全球改造机制。

文章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的形势表明，世界政治格局需要进行根本改变并按新的规则重新组合。美国已下决心在这方面率先采取坚决步骤。它显然已得出结论：放弃冷战时期两件“神圣祭品”的时候到了，即国界不可侵犯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体系的稳定性。

三国同时发生“大事”

联合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美国人将于明年1月中期宣布承认科索沃独立。这可能是美国启动全球改造机制的日期。美国急于看到科索沃独立后的世界，称一定有许多“有意思和吸引人的东西”出现。

而美国同样关注它划定的不稳定弧线的另一端，解决问题的时间也是将近明年1月中期——这指的是美国的忠实盟友穆沙拉夫的政权。明年1月8日，巴基斯坦将举行议会选举，穆沙拉夫的对手获胜的可能性极大。对峙双方无疑都忠于美国，但美国人感兴趣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精英间的内讧，因为它会导致国家永无宁日。

华盛顿从巴基斯坦的动荡局势中将获益良多，特别是伊斯兰堡因国内混乱可能会丧失对北部省份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省份与毗邻的阿富汗将连成一个“混乱区”。这片地带再加上陷入无休止纷争中的巴基斯坦，将成为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三国的长期紧张策源地。

格鲁吉亚也是美国制造的不稳定弧的一部分。格鲁吉亚总统与反对派争着向华盛顿表示效忠，华盛顿则不急于偏袒任何一方。众所周知，总统大选也将于明年1月5日提前举行。

不管是否出于巧合，在明年1月的一两周内，三个国家将发生能打破国内和周边政治局势的大事。

共产党的“中评社”因此忧惧说《美国忧惧什么？要保台湾新领导人！》：

在此最敏感时刻，薄瑞光大谈台湾新领导人，显示美国已经在切割陈水扁、遏制陈水扁。 

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薄瑞光昨天与陈水扁见面，到底要说一些什么？颇令外界好奇。待至话题谈出来之后，可以发现薄瑞光所谈的内容有一段特别有意思，就是强调要确保新“总统”能有新的机会处理台湾的各种挑战。这样的话，是话中有话、话外有话，非常不同一般的话。 

中国评论通讯社报道，薄瑞光说，明年5月台湾有新“总统”产生，新“总统”将有新的机会处理台湾面临的区域挑战，其中包括两岸关系，新“总统”同时会延续前任“总统”的工作，形成新的方案，不管是谁成为新“总统”，都必须能下决定，解决和处理台湾的重大议题。薄瑞光指出，台海议题有利害关系的人，包括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政府、中国政府、美国政府等，都必须营造良好环境，确保所言所行让台湾新“总统”产生时，新“总统”能有新的机会处理台湾的各种挑战。过去几个月，美方发表的评论和看法，都是为确保台湾新“总统”保持这样的新的机会，他期待能够跟陈水扁深入就这些议题交换意见。 

细细琢磨，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薄瑞光的话至少有四重含义： 

第一，台湾的未来4年，要交给新的领导人。言下之意，陈水扁必须确实承担选举责任，保证选举正常进行，不可以制造动乱以影响选举，更不可以试图采取非正常手段来延续陈水扁自己的权力。在此，无论马英九或谢长廷赢，美国要保的是正常的选举秩序。 

第二，新“总统”必须能下决定处理台湾的重大议题，也就是台湾新的领导人要有机会执政的意思。这其实是冲着陈水扁来的狠话。也就是说，美国担心选举之后，如果马英九、国民党赢，陈水扁可能会采取“戒严”等极端手段，拒绝交出政权，造成重大的政治动荡。在此，美国有专门替马英九说话的意涵。 

第三，新的领导人必须有自己的处理两岸关系的权力。新“总统”将有新的机会处理台湾面临的区域挑战，其中包括两岸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谢长廷当选，陈水扁不可以继续控制主导僵硬的两岸关系的政策，必须交权。在此，薄瑞光的这层意思，更像是在为谢长廷说话。 

第四，新的领导人必须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美台关系。这就是薄瑞光从另一角度说的：台海议题有利害关系的人，包括台湾的政治人物和政府、中国政府、美国政府等，都必须营造良好环境，确保所言所行让台湾新“总统”产生时，新“总统”能有新的机会处理台湾的各种挑战。在此，美国要求陈水扁不破坏供马英九或者谢长廷施展作为的政治环境。 

或许有完全不同的解释，不管怎样说，薄瑞光在这么一个场合大谈未来的新领导人的权力问题，绝不可能是信口开河、胡乱扯扯、更不可能是漫不经心的侃大山。对于这一次的会谈，扁政府采取“全都录、全开放”的方式公开会见过程，也就是说，全台湾的人民都在看，薄瑞光不可能不好好准备，不能不逐句逐字地表述美国的主张与意图。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昨天说，陈水扁现在回锅当民进党主席，基于操盘地位，党权、政权一把抓，他深感忧心的是，“不管马、谢哪个人赢了，明年520政权能不能和平移转？陈水扁会不带任何威胁条件转移政权吗”？也许外界觉得他多虑，但很不幸的是，他的多虑经常证明是对的，他希望马英九、谢长廷能提高警觉，人民也能有所警惕。 

很明显，美国政府也与施明德一样，抱有共同的担心。要不然薄瑞光为什么会扯出新领导人的议题、话题来呢？如果一切顺利，新的领导人选出来后，自然而然会履行其职责，美国何须多此一举？美国需要啰嗦什么？薄瑞光之所以叨唠，表明了美国对陈水扁掌控当前的选举不放心、对陈水扁在未来仍可能操纵政局不安心。 

很明显，敏感的陈水扁对于薄瑞光这一段突兀的话是极为反感的，他冷冷地说：明年台湾的“新总统”会对台湾人民、美国政府和朋友怎么讲，“我不知道”，无法下指导棋，也不可能影响新“总统”。 

短短的一句话，陈水扁就堵塞了薄瑞光指责与提醒，言下之意：一，我没有妨碍新领导人的产生。二，我不可能对新领导人指手划脚。三，新领导人也不会听我的。但是，不管如何，美国人的话陈水扁一定听得懂，如果听得懂，陈水扁一定是寒心的。 

一，美国已经在切割陈水扁，在遏制陈水扁。在此最敏感时刻，薄瑞光大谈新领导人，言下之意还不清楚吗？有新必有旧，新是未来，旧是过去。美国在提醒陈水扁，你的政治生命倒计时已经开始，不要不知道。陈水扁会寒心。 

二，美国的注意力已经放在了马英九与谢长廷身上，因为美国的利益放在了这两个人身上。永远与有用的人打交道，这是美国的逻辑。美国没有朋友概念，只有利益概念，如果发现陈水扁已经不能确保美国在台利益，不能确保美国优先利益的时候，美国可以立即翻脸的。陈水扁不能不寒心。 

三，美国已经认定陈水扁是新领导人产生的阻力，是需要警告的对象，陈水扁一定会认为这对他来说是不公的。因为他以为自己是西方民主价值的维护者，是自由的斗士，是制衡大陆的棋子。对于这样的超越未来的作用，美国人视而不见，行将弃而不用。陈水扁能不寒心吗？ （评论员　锺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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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一人一票制度导致国家破产？

一人一票制度（one person, one vote）是当代民主的普遍形式，是人人叫好的东西，即使法西斯和共产党，也都在口头上假装支持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但是，这么好的一人一票制度却是导致现代国家财政破产的最大杠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福利制度”在一人一票选举和国家财政破产之间，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

简单地说：一人一票制度导致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则导致财政破产。

（一）现代民主制国家类似股份制国家

有一种说法认为，现代民主制国家是一种“股份制国家”，选票代表了“国家的股份”，选民因此成为国家的股东。例如，美国的整个制度设计，就非常类似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样的国家中，在野党、反对党以国家股东的代言人身份，扮演了重要的决策调节器的作用。

简单回顾一下“股份制国家”的历史。

十六世纪，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迈开全球扩张的步伐，但英国的民族国家还不够发达，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以前，其发展还要受制于王权。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是民族国家之子，国会是其监护人，国家利益与股东利益一致，是国家主义而非王权主义引导了它的贸易。

起初，荷兰东印度公司没有分红，而是按赢利情况来分配货物给股东。后来有人要求变现股权，便将股票予以出售，逐渐形成了自发的交易方式。到了1608年，股票交易的合法性被确认，在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人们将自由贸易的理想，寄托在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上，同时，也将政治自由的选择，与股票逐渐合一。从十七世纪初到十七世纪末，炒股成了荷兰自由人的日常生活，钱多者买股票，钱少者买期货，机会像太阳一样，在交易所里，每天升起又降落。行走在十七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十七世纪的荷兰人，不光是民族国家的公民，还是东印度公司的股民，他们以对股票的希望，推动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扩张，也推动着民主自由。因为这一公司制度对于选举制度的潜移默化，影响了现代民主国家的发展。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界以来，这个制度设计似乎出现了问题，其弊端已经不容忽视，例如，最危险的一个情况，就是民主国家的财政纷纷告急，进入濒临破产的边缘。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股份制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已经过时了呢？

不是的。

“民主国家的财政纷纷告急，进入濒临破产的边缘”这一情况的发生，恰恰是由于民主国家背离了“股份制国家”的本质，而走上了一条“权利脱离义务”的绝路。

怎么说呢？

本来，股权原理和政权原理是一致的：股东按照股份数量来投票决定公司事务，选民按照纳税多少来投票决定国家事务。纳税少的，对国务的发言权应该少于纳税多的，而不纳税的发言权就应该更少：这就是“权利符合义务”，反之就是“权利脱离义务”。一个社会，“权利符合义务”就会健康；“权利脱离义务”就会生病。这是显而易见的。

但一人一票制度违反了“股权原理和政权原理的一致”，用人数而不是股数来决定公司与国家的事务，这就违反了经济规律，不仅造成财政危机，而且必将导致政治危机，最终还将导致社会危机。

（二）限制选举权符合股权制度

“普选”一词用以描述投票权不受族裔、性别、信仰或社会地位所限制。选举权一般不会扩及选区内全体公民或居民，通常以国籍与年龄作区分，偶尔也以精神状况及被判有罪与否而定。

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之一，选举权是公民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与其他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则是公民被选任为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或其他公职人员的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常由一国宪法、法律规定并受到保护。 

公民取得选举权，除必须具备一定国籍和达到一年龄外，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或至今还规定了一些其他条件，主要有：

1、财产资格的限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民主国家选举法中都有财产资格的规定。战后，多数国家陆续废除了这一规定，但有些国家仍有变相的财产资格限制，如规定无偿还能力的破产者、被济贫院收容者没有选举权等。

2、性别的限制。二十世纪以前，各国妇女普遍没有选举权。也同样是经过了世界大战，英国于1918年给三十岁以上的妇女以选举权；美国于1920年才赋予男女同等选举权；日本国于1945年，法国于1946年，瑞士于1971年，妇女才取得选举权。有些阿拉伯国家妇女至今连名义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没有。

3、居住期限的限制。许多国家都规定，选民必须在他的选区或某一地区住满一定期限后才能获得选举权。这种居住期限的要求，短则一个月（如澳大利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长则五年以上（如挪威），一般为一个月至一年。美国多数州规定必须在该州居住一年以上才有选举权，有些州规定两年以上。

4、教育资格的限制。有些国家规定只有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人才有选举权。如196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有二十二个州规定选民在登记时要参加“文化测验”，证明是否具备用英语阅读或书写的能力。

5、职业的限制。如有些国家为防止军人干政，规定现役军人无选举权。此外，一般国家都规定精神病患者、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不享有选举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普遍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的现役军人和其他选民一样依法享有选举权，只有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但实际上，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同意和策划，这一切都是一纸空文。

被选举权与选举权有所不同。许多学者认为被选举权只是一种资格而非一种权利。在实际上，各国一般对候选人的资格设有比选民资格更为严格的限制。如美国公民年满十八岁，符合居住条件一个月至两年者就有选举权，而众议员候选人的资格是年满二十五岁，作为美国公民已满七年，当选时是选出州的居民；参议员候选人的资格是年满三十岁，作为美国公民已满 九年，当选时是选出州的居民；美国总统候选人的资格是出生在美国，年满三十五并居住美国十四年以上的公民。日本年满二十岁以上的国民有选举权，而众议员候选人须年满二十五岁以上，参议员候选人须年满三十岁以上，归化人及其子女无当选国会议员资格。多数国家规定，选举官员、现役军人、司法官员等不得在其执行职务的区域内竞选。许多国家在提名议员候选人时，还实行选举保证金制度，即要求每个议员候选人在选举前须交纳一笔巨额保证金作为参加竞选的条件，因而使更多的人不能享有被选举权。多党民主国家的候选人的提名权，也往往被政党所垄断，普通选民很难行使这种权利，即使获得提名，如果没有政党作为后台，也很难获得大量选民的支持。而一党独裁或“多党合作”国家，则干脆剥夺了非党人士的选举和被选举权利。

限制选举权符合股权制度，但限制越多的，说明其统治基础越小。但讽刺的是，统治基础越小的，其行政效率往往越高。

（三）扩大选举权导致福利国家

早在1835年，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想讨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得从人民主权学说开始。”所谓人民主权，被他理解成每个公民皆充分享有平等的选举权。正如美国史学家爱德蒙·S·摩根所言：“通过选举，人民主权的神话才可能真正成为现实……因为至少从理论上而言，选举能够表明政府是人民意志的延伸。”

那么，谁应该享有选举权呢？它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这些功能的又体现在怎样的政治文化传统？美国人又如何看待这些传统？

美国选举权的财产资格源自英国的传统，即根据一个人的经济贡献来衡量其政治能力。而殖民地居民之所以接受和认可这种资格，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社会的公共福利是单一的、整体的，而有产者远较无产者负责，具有理性、智慧和独立，较能作出更为负责的政治抉择，从而更好地维护公共福利。

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成千上万的复员军人发现自己不惜牺牲生命保护了国家，到头来却没有投票权，因此要求扩大选举权范围。例如，英国彻底取消了下议院选举权的财产限制，规定但凡年满二十一周岁的成年男性以及年满三十周岁的成年女性，均有下议院的选举权。经过这次改革，英国符合选举条件的选民人数从七百七十万左右一跃变成两千一百万左右，并在1918年举行了真正意义的普选。不过这次的改革法案中对女性选民的年龄限制高过男性，因此还被认为仍不公平，因为女性同样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这一要求直到1928年改革法案才得以满足。

那时，英国选举中还存在着违背当代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准则的情况：有将近 7%的选民拥有复数选票，比如拥有复数物业的人有权在其物业所在选区以及自己所居住选区都进行投票，而1918年改革法案并没有对这一情况进行改善，这一状况直到1948年改革法案才予以改善。

我注意到，普选或一人一票制度的成熟，与福利国家几乎是同步出现的。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是指以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以增进国民福利为主要方向的国家。

十九世纪德国俾斯麦的社会保险体系，北欧国家的自治与互助福利体系，还算不上真正的福利国家，真正的福利国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十分明显是一种战争动员的工具。

尤其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促使许多国家选择了福利国家的道路，为穷人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中间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开始为居民提供部分或全面的社会服务体系。现代福利国家从提供现金福利（养老金、失业补助）扩大到其他方面（卫生保障、婴幼儿保障）等，通过这些福利，福利国家已经影响了它们公民的消费和休闲的习惯，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

（四）福利国家导致国家破产

在一个具有义务兵役制的国家里，尤其是处在战争状态的国家里，一人一票制度应运而生了。

但是，当这个国家废除了义务兵役制而改行募兵制度，甚至当这个国家奉行了和平宪法而不再打仗的时候，一人一票制度就只有“福利分享”的功能而不再具有“战争动员”的功能了。这样一来，一人一票制度就逐渐丧失了它的义务而仅仅剩下其权利了，原先的奉献精神让位给了消费主义了：国家必须给国民发钱，而国民却不必为国家捐躯。

这样一来，一人一票制度就会失去“义务兵役制的补偿”作用，奉行一人一票制度的社会就会从战争机器变为福利国家，这样的国家就会从帝国主义的掠夺者变为和平主义的消费者，国家财政就会先从盈余走向赤字，然后从经常性赤字走向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所以我说：一人一票制度导致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则导致财政破产。

当然，正因为法西斯和共产党仅仅是在口头上支持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因此法西斯和共产党都不会发生国家财政的破产问题，因为它们本质上都不是股份制国家，民众不是国家的股东，因此也没有真正的选民。

（五）问题的解决方案

怎么解决“一人一票制度导致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则导致财政破产”这一问题呢？

1、从人性上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2、从制度上说，权利的扩大容易，权利的缩小困难。

3、从历史上看，一切文明的衰落，其导火线都是“成功导致的骄奢淫逸”，是“生产和消费的失衡”，是“税收和支出的入不敷出”，是“政府和家庭的财政破产”。

从上述三点来看，“一人一票制度导致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导致财政破产”的走向，是“文明衰落”的体现；这是一条历史的弧线，其本身是“并不自由的自由落体”。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问题而要解决它，惟有增加其阻力。那或是“委托某种形式的贵族制度”，这就是罗马共和国能够统一希腊城邦的秘诀：有限公民权。或是“奉行某种限制消费的政策”，这就是秦国能够征服关东六国的关键所在：除了耕战，一概从简。

话说回来，在我看来，一人一票还是几人一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民主，哪怕只有贵族民主、资产阶级民主，也比没有民主、实行独裁统治和寡头统治，更有效率。举个例子，罗马帝国当年就是依靠“逐步扩大罗马公民权”的措施，凭借其军团和法律，稳定征服了地中海地区。

201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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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明共享

〔另起一页〕

第一节

用“文明共享”取代“文明冲突”

我主张，应该用“文明共享”的方针来取代“文明冲突”的宣传。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就不可能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只存在“文明共享”和“文明独占”的区别。

（一）

1989年，中国发生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大量伤亡和延续之久两年的清洗，直接触发并持续加剧了苏联集团的民主化风潮，东欧各国纷纷脱离苏联控制，获得民族独立。

1991年，形只影单的苏联正式宣告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凡尔赛和约制造的人造国家”也逐渐瓦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

1992年，日裔美国教授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从欧洲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共产主义世界解体的含义。

四年之后，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争论。

不过在我看来，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非所谓的文明冲突。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不错，文化冲突是存在的，但其基本内涵是精神上的，主要分歧是思想上的。即使基督教内部，好像同样信奉一个神，但各派说“一个神”，但对真理的解释却各异，因而影响到文化的表现与生活的方式。但是只要各派之间没有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些不同的解释只会形成百家争鸣，不会造成宗教战争。

果然，由于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导致全球股市灾难，中东石油大亨们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投资遭到惨重损失，情急和愤怒，导致他们不择手段，于是断然资助国际恐怖组织，阴谋策划对美国华尔街进行暴力攻击，作为报复，以便雪洗耻辱。这一风云际会，恐怕大大超过了“文明冲突”的范围，而变成了“炸弹冲突”，是亨廷顿做梦也不会想到的。

2001年9月11日，在对抗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城市游击战组织“基地”，劫持了美国民航机撞击纽约世界贸易大楼〔World Trade Center〕，造成将近三千人死亡，世称“九一一恐怖袭击”。

正如德国记者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1957－〕与哈拉尔特·舒曼〔Harald Schumann〕合写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Prosperity and Democracy〕一书所反问的，“哈佛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真的懂得国际事务吗？

（二）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在美国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非常时髦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首先，神权政治并一定就是专制政治的。例如在美国，91.8％的人信神，比意大利人〔74％〕、瑞士人〔73％〕、英国人〔38％〕与法国人〔34％〕都高。但神在美国信徒心目中的四种面貌，却是他们政治立场的体现：权威、恩慈、批判及疏远。这项由美国德州贝勒大学宗教研究中心所做的民调显示：

〔1〕相信神代表权威的美国人比率最高，达31.4％，他们认为神对地球上的罪恶会勃然大怒，并降下海啸和龙卷风等灾祸，这类美国人在宗教和政治上最为保守，他们多半是南方的白人福音教徒或黑人清教徒，教育程度和收入往往比较低。

〔2〕把神定性为疏远的美国信徒达24.4％，神在他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没有具体面貌的宇宙力量，神创造了地球，但基本上任凭地球自生自灭，这类信徒不常上教堂，其立场最为自由派，抱持道德相对论观点，在西岸所占的比率最高。

〔3〕认为神代表恩慈比率达23％，这类信徒主要是主流清教徒、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相信神为人类设下绝对标准，但他不像威权的神那么愤怒，比较会宽恕信徒。

〔4〕认为神代表批判的美国人达16％，神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比较仁慈，对信徒会下评断，但不至于施加惩罚，这类信徒在东岸的比率最高。〔1〕在相信神代表权威的信徒中，8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63％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但只有12％愿意废除死刑。〔2〕在相信神代表疏远的信徒中，30％认为同性婚姻是错的，29％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合理的，27％愿意废除死刑。贝勒大学的佛罗西教授说，要了解美国的核心差异，这项指标是重要的工具：“如果我知道神在你心目中的形象，我就可了解有关你的一切，你的世界观就是以此为中心。” 〔英国《泰晤士报》2006年9月13日报道〕

其次，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全球都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各国精英们正和大众一起接受全球统一文明的约束，这是从政治文化观念到流行娱乐产业的全面沦陷。在另方面，如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前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中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因为“中国农民已经对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他们的流动大军已有一亿多人，在贫民窟中寻找生存的地方，远离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样一来，正在崛起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必将被社会的分化和断裂所威胁，哪里还有余力去结合深深陷入现代化革命之前夜剧痛的回教地区，去反对西方的师傅呢？何况在任何意义上，东亚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最多只有小半个朝鲜：即南韩尚未基督教化的部分〕。正如《国际反恐战争，建立全球政府──兼论“文明冲突论”之谬》〔谢选骏，2002年11月25日《观察》网站〕说的，“当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是现代文明系统里的未开发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冲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

很显然，在“历史的终结论”自身已经终结、“文明的冲突论”自身陷入冲突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及其构成的“同一网络”已经开始攫住各种四脚乱踢的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并一把提出它们，把它们扭送到全球谈判桌前，开始“对话”。其实，迫使对话进行的主体并不是这些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而是它们的主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的同一化压力。

（三）

在全球文明同一化的压力下，各个都市开始创造新的自我形象。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在监控器、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钢铁加工业。孟买恢复了每年生产八百部娱乐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四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有时超过了日本的最高纪录。上海则力争作为亚洲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来扮演主角，成为东京的替代者，并要2010年以前成为西太平洋地区跨国金融商业中心。所有这些自我形象都是背离传统角色的，是全球同一性的新产物。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爱将，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但是冷战终结以后却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失去了习惯的对手，而被陌生感吞噬，产生了巨大恐慌。这些冷战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右翼的或是新左翼的〕，这样描写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过程：“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然而，这里的惊恐不正因为看到了新事物的特征──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变奏？早在十多年前，卢特瓦克就预言美国会变成一个“不充英雄”的国家，也就是作爲一个由小家庭组成的国家，而不会愿意将自己相对稀少的孩子送上战场。但是伊拉克战争证明他的这一预言是失败的，尽管募兵率在下降，但是人口统计资料上的证明，显示美国人口在移民因素的影响下还在顽强地增长，穷人和外国人〔绿卡持有者〕源源不断通过雇佣兵役制加入美军，奔赴前线。

随着白人人口比例下降，美国不得不徵召外国人入伍当兵，这很可能重演“外国雇佣兵导致蛮族入侵”的历史规律重演。但即使如此，兵力的透支还是十分严重，使得美军发出色情征兵广告来招募重型罪犯充当新兵。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帕尔姆研究中心2007年2月20日发表研究报告宣称，2006年为了达到计划的征兵数量，美国陆军总共招募了近六千名犯过诸如性质轻微的盗窃、轻微攻击事件等“轻罪”的新兵，犯过“重罪”的新兵则高达九百多名，是2003年时的两倍多。更严重的是，美国各地的黑帮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法律界人士认为，这说明美军征募新兵越来越艰难，征兵标准不断降低。 

2005年仅仅美国陆军的征兵缺口就达七千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防部首先提出“道德标准豁免”计划，允许有过犯罪记录的新兵入伍。美国陆军2005年公布的一份备忘录规定，当士兵“吸毒、酗酒、体重超标、怀孕以及表现不好”时，仍可继续服役。结果2006年入伍的陆军新兵中，4％的人是在降低文化和体能等录用标准后才得以入伍的。而有生理和心理疾病者，以及有违法犯罪前科者，竟然占了2006年陆军新兵总数的17％。

帕尔姆研究中心公布资料明确指出，在过去三年中，美军总共招收了十万名“有麻烦”的新兵。《巴尔的摩太阳报》、《芝加哥太阳报》和《纽约时报》等媒体都对美军士兵素质的下降感到担忧。《芝加哥太阳报》更披露，美国各地的黑社会帮派成员为了躲避惩罚而大量参军，甚至还有因谋杀和抢劫罪正在被起诉的黑帮成员，被海军陆战队招收。士兵素质越是下降，美军虐囚等丑闻的发生率也就越高，在民众心目中形象也就越差。而美军形象越差，征兵工作也就越困难，征募标准也就不得不一再降低，士兵素质则随之进一步降低……这已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已故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1964〕一书中所描绘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作“地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现代丛林，一个“全球同一化的都市网络”，已经确确实实地绽露在地平线上了。而其中各个主权国家的“肿块”之间思想交流、相互谅解、有机的文化联系、经济上的相互适应，迟早要出现，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因为同一化的网络要消除肿块，增强流通。如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1970年〕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现实。

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全球政府。其人性依据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大都市，是消费者群体狂热向往的地方。城市越大，弊端越多，公害也越严重，秩序也越不稳定；但同时，也就越加奇特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源于城市生活对消费者的感官所产生的强烈刺激甚至“快感污染”如各种上瘾的东西和毒品。人们沉溺在业已上瘾的刺激中，很难自拔。城市中眼花缭乱的生活，对于一个习于乡居的老农来说，也许是陌生且不舒适的〔所以农牧区来的独裁者往往喜欢毁灭城市〕；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甚至对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的上瘾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重返乡村〔而不是晚上才回到郊区睡觉〕，将使城市居民感到单调、无聊以致于内心绝望，因为和他们的农民祖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纯朴而富于节律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对小社区文化的感受性，对于习惯了全球性的强烈刺激的心灵，那隔离的乡村不啻是一片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原。 

（四）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如此吸引人们“投身世界革命”，而不是背叛革命、上山下乡。除非，那全球都市化了农牧区，是业已纳入全球都市网络的广袤郊区，那样的郊区可以容纳撒哈拉沙漠的灸日和青藏高原的风暴。在这种“新郊区”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战国”〕看作复杂而独特的立体结构，那么即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全球都市网络就将是一个简单有效率的网状结构，它甚至包含了外太空。

在古今任何一个战国时代中，都市网络的跨国化和同一化都是个普遍趋势，所以，封闭如秦国者，也可以实行客卿制度。而今全球移民更是汹涌，国界已经七零八落。回看中国战国时代，当时各个区域国家的首要都市大都拥有几十万人口，其余城镇的工商业也随之同步发达，这促使都市网络突破主权国家并覆盖整个中原。后来秦王并吞六国，建立郡县制度，所设立的“驿道”，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城市网的脉络给制度化了，而并非什么空前的创举。这正如他的“万里长城”不过是连接了原有的各国长城，并不是凭空缔造的。历史上，其他民族和文明中的各个世界帝国，由于同样的理由，无不具有贯穿版图的大驿道网，罗马帝国在衰落的转折点上也建立过长城。其实，所有这些驿道网络，都是在早已存在的城市和商道网络的基础上建立的。比之几百年后的西汉乃至东汉，战国时期的城市化经济，不仅毫不逊色，且因争霸的刺激而更加亢奋、独立、发达。相反倒是随着长城时代中原世界帝国及其抑制工商业、扶植农牧业政策的确立，城市化趋势在汉朝反而受到了抑制。和秦汉郡县制帝国一起到来的，是工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势力的普遍衰退，因为工商业这时不再受到更高目标〔如战争胜利与国家竞争等〕的激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随着战国的消失和军事需要的锐减，生产的动力退化为消费型的，工商业的竞争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了。这种情况在罗马也有。在共和国时代，罗马沿着希腊化城市的网络扩张，“罗马的和平”就是终止战国的屠杀；到了帝国早期，罗马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进一步发展，以致罗马城邦发展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而到了帝国中晚期，和中国的汉朝相似，帝国各地的城市逐渐陷于萧条破产的境地，与大批游手好闲的流民无产者同时出现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与大量流失，蛮族入侵一如五胡乱华，结果使得大庄园起来取代了城市的地位，封建时代来临了，这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我们回溯这些历史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倒叙的方式，说明繁荣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世界都会，实际上不是后来的世界政府的产物，而是前此的主权国家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的产物。伟大的城市，是战国竞争、多元角逐的结晶，它带来并加剧了战国流行的弊病，但也正是它们形成的跨国网络，为战国划上句号、成为全球政府的先遣部队。随着都市同一网络的蔓延，人口密度与技术密度的膨胀，使得主权国家形同监狱，画地为牢的国界将被铲除，一如柏林墙的倒塌，主权国家的克星、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像是王道的先驱一样受到夹道欢迎──霸道的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变成过时的垃圾，被抛弃了。

（五）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如何形成“跨国文明的统一网络”？这一“全球都市网络”会有怎样的概貌、功能、特征、性质？

意大利未来学学者里卡多·彼德拉估计说：“权力将落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商人与各城市政府之间所缔结的联盟手中。这种城市政府首先将促进它所包含的全球公司的竞争能力。”现在亚洲中心国家到处都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超车线上。各大洲的年轻人都是在一种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完全不同的全球城市形象中成长起来的。巴黎、伦敦和纽约，还有莫斯科和芝加哥，都不再是最为光彩夺目的了。自1996年3月起，世界最高建筑将屹立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目前，柏林楼房的屋顶超不过多数建筑起重机的高度，但是北京和上海的高楼大厦却远远超过了它。

在巴基斯坦与日本之间密密麻麻地出现了一大批繁荣地区，作为全球竞争舞台上的新竞争者，争着扮演西方城市世界在以往几十年所扮演的那种发挥巨大影响的角色。曼谷希望把底特律部分地区作为它的汽车中心。日本的丰田、本田、三菱、五十铃等汽车生产企业很久以来就已经在泰国装配它的汽车。克莱斯勒公司与福特公司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分公司，作为跨国企业的支柱。

而印度，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十亿人口的国家，将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以上，用不了二十年，这个数目可能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其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的、失去控制的、且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三米宽、 一百米高、 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 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三倍。新德里七十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

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工作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他们川流不息的旅行具有方向，他们坐在超音速喷气飞机上奔向未来，从中新的世界结构会产生出来。电子通讯网、数控卫星电话、高效率的飞机场、免税的工业园区，所有这些密集网络将使大约三十多个地域广阔的城市地区彼此紧密联结，其中每个城市大约有八百万至两千五百万居民。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都市，犹如偶然洒落的光斑映照在地球仪上，它们的居民虽然相隔千里万里之外，但却感觉彼此关系很近，至少要比一直决定它们命运的本国内地居民更近。这种很近的感觉意味着：弥合战国分裂的“全球化统一城市网络”已经出现了。

1995年9月，戈尔巴乔夫、老布什、舒尔茨、CNN总裁、太阳公司高级经理、惠普公司老板等，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界的精英在旧金山费蒙特大饭店集会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会者把未来的世界前景简化为“20：80”这一对数字，和一个“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它的意思是，全球化将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启用全球20％的劳动力，就足以维持世界经济的繁荣；80％的劳动力将失去劳动岗位；并且需要政府提供制度化的社会救济来喂养，即“靠喂奶生活”。未来世界的社会轮廓将是富裕国家内将不再有数量上值得一提的中产阶级──这就是所谓“全球化陷阱”。〔［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合著，《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六）

“20：80”和“靠喂奶生活”，是社会生产自动化的结果，但其规模和深度是十九世纪的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显然，80％的长期失业者已经足够构成一个人数庞大的“无业阶级”，它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创造历史的理论，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谬论。因为大多数传统的无产者是极度渴望财产而还没有挣到财产的人，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在于如何获得资产，而根本不是如何从事较之资产阶级的生存稍微高尚的革命事业。

早在两千年前希腊人就知道，“闲暇乃是文明得以产生的条件”，试问孜孜谋利、毫无闲暇、目光短浅的无产阶级，拿什么去创造历史呢？仅仅依靠低级的动物欲望？所以正如大家已经看到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毫无建树的破坏，是“把你口袋里的钱拿到我的口袋里来”〔莎士比亚戏剧中犹太人的至理名言〕，结果形成的最高指示也不过是一种“饿蚊子哲学”：“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饿蚊子和资产阶级饱蚊子的区别，完全是动物丛林世界里的饥饿“原则”造成的。例如，在阶级斗争的术语里，“丧失了原则”一词，就是指一个人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了。

那么，什么概念可以在未来世界里取代“无产阶级”的地位呢？我们认为，是“无业阶级”。何谓“业”？业绩、职业、产业。无产阶级虽然没有产业，但还有职业，还可以追求业绩，所以无产阶级经常比资产阶级更加富于铜臭，而且一有机会肯定变成“新生的资产阶级”。无业阶级则不然，不仅无产业，而且不受职业的奴役、不受业绩的勾引，于是可以堂堂正正做一个尽其天性的大写的人。

更重要的是，无业阶级没有“业报”。业报观念是印度的《奥义书》〔Upanishads〕所阐述的思想，就是对“业”的报应。那么，什么是“业”呢？“业”是从梵语“羯摩”〔dharma〕而来，就是“身、口、意”的活动，“业”虽然分为善恶，但总的来说都因缘际会而遭到反弹。历史的波动，可用“无业者”受损害的程度来测度，也就是说，“无业者”受损害的时候，就是历史发展的黄金时刻……尽管印度思想并不承认“无业者”的存在而把一切视为“报应的果实”，但历史表明，失业者往往创造出新的产业，例如人类最早的文化事业，就是由残疾人开创的，命运既然杜绝了他们从事日常营生的道路，他们的精力就不得不流向未知的领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尽少地运用人体的劳动力而尽多地利用技术与信息的力量。就此意义说，现代文明实为一种“懒汉文明”。在此趋势下，节省的习惯就成了讽刺对象，因为节约不仅是无用的摆设，而且有碍于增加生产。自动化不断提高，导致城市居民的大量失业，“无业者”的增多造成了人数高达百分之八十的新阶级。这一现象也许构成未来世界各种新事物的根源。

大量城市失业人口的存在，并向纯粹消费者群演化的恶性转变，也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大量从东方来的奴隶取代了自耕农的地位，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构成了城市无产阶级的庞大集群。他们给罗马帝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当时的各种改革家，提出各种议案，试图使城市流民重返乡村，并配以相当的耕地，梦想以此一箭双雕：既解决城市问题，又缓解国家的兵源枯竭，因为自耕农是罗马兵团的主力。但是，从格拉古兄弟开始就不断酝酿着的这种改革，一直没有成功，罗马国家反倒越来越衰弱。自耕农的消失使罗马帝国失去了可靠的公民兵源，只得补充追求金钱的雇佣军；城市失业人口的剧增又破坏了社会稳定，急速败坏了“罗马人得以征服世界的美德”。尽管面临如此的深渊，失业人口也并没有回到农村去恢复他们祖先那种宁静而健康的生活。无业阶级比无产阶级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在中国的两汉时代，随着战国竞争的平息，强大的地方性城市从原先的政治、军事中心退化为消费中心。竞争的减弱和工业生产的退化，使得城市劳动力大大多余、过剩。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去使战国格局中出于战争需要而滋生出来的多余人口缩减掉。于是多余人口便在城市的贫困中挣扎，以各种方式沦为奴隶──或因债务而失去自由权，或因犯罪而丧失自由权。因此，两汉时代的城市人口过剩，是透过大量失去自由权的群众而表现出来的。王莽的“新政”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但也以惨败告终。后汉帝国也同样无法解决文明的行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逢的这一社会痼疾。它的处置办法是赋予封建庄园主以更大的特权，让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相机行事，结果促进了封建割据的降临。与此同时，连年战乱又使大城市遭到毁灭，这才使得城市化的肿瘤“不治自愈”了。 

衰退的文明，既然无法承受由此引起的内外压力，那么，现代城市危机的出路和解决的方案又何在？希望未来的人们比今天的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问题，因而创造自己的解决方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人对未来的设想过于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这与现代城市文明发展得越来越细致、精密和结构化了的趋势，有惊人的一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机械文明，使得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导致一系列后果。任何一个局部的病变，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连锁效应。大凡成熟了的文明，都会面临这种结构化的困境。人在这个结构中，却无法改变这个结构，无法脱离这个结构，“异化”观念因而弥漫开来。人感到了自身的渺小、脆弱和无力，面对自己造出的文明实体，变得束手无策。现代文明不仅成熟、结构化了，还变得自动化并已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格局中，要推行消灭无业阶级的方案，是无法长期承受的。在文革期间，中国曾有诸如此类的小规模预演，但已经失败，因为代价过于高昂。

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不同文明模式之间的更迭，去探讨这个问题，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等到现代城市文明已经完全变得“有百害而无一利”时，发生大规模解体运动，那时，由于饥饿和失去对自动化的有效控制，离散了的群体将被迫返回到原始土地上去觅食，以便获得生存必需的自然资源。这种历史性的退却，只会发生在未来统一了全球的大一统秩序失去结构能力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不是在全球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刻。

（七）

面对现代都市的疯狂扩张，许多人起了恐慌。而消除这些恐慌，需要一个全球政府的调节调解。

世界需要一张面纱，就像生命需要皮肤一样。一张最好具有若干维度和浓度的面纱，把这个世界不那么适合暴露的外观给遮蔽起来，人类感官是用来躲避危险而不是用来制造危险的，身心平衡对人的健康必不可少，如果完全取消了“压制力量”，那么“反抗力量”岂不造成单纯的破坏？装上皮肤、戴上面纱，并不是“愚民政策”，而是“维持文明社会的平衡状态”……“真相”有时候过于刺激，会让人看得发狂，结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必要的安宁。

从平衡的角度看价值，凡是金钱可以换得的东西，就用“昂贵不昂贵”来衡量，而无法用“高贵不高贵”来衡量。但人性不仅需要昂贵来满足，更需要高贵来激励，尤其在“衣食足而知廉耻”的人们那里。这一人性事实，是对全球各地盛行的“官─商勾结社会”的警告：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姘居，只能产生腐败，不能创造文明。商业主义、物质主义、裸体主义〔关于这一点，本书将在《性别问题》一章中讨论〕诉诸人的直接感官刺激，过去可以帮助主权国家的扩张，但在全球网络建成之后就不再有益。现在流行的过于昂贵的一切，那时被缔造新局的高贵者视同败类，清单与烈焰，就是它们的归宿。

新的全球文明，不是商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私生子，因为腐败与野蛮不能缔造更大的秩序网络，只有廉洁与文明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正如要有一定程度的距离感，统一的秩序才能产生，而统一的秩序，并不是现成的，实际上要透过每天的更新〔日新其德〕才能达到并持续下去。而不停顿的努力，则是需要“距离感”来推动的。心灵上的距离感且是一切艺术、科学、政治、宗教所由诞生的契机。

从平衡的角度看距离感，发挥影响的距离感具有两种来源，一由社会习惯养成，一由遗传上获得。前者较为被动守旧，后者则是天命之性，是宇宙赋予生命的至宝。所以越年轻的生命就越是富于距离感：

１，年轻的时候渴望飞得很高很高，到那虚无飘渺空无一人的紫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净化自己。那境界接近极度，神奇引力融掉自我，呈现为空明的海和无形的珍奇……

２，年老气衰了，则只能看见空虚、孤寂、无边的广寒，美妙的霞海变成了不可捉摸的雾气！主观的颓废使得客观褪色。

其实文明史的道理也是在此呈现出来的：自由只是年轻时代的奢侈品；而青春的富有才使得文明可以承受“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奢侈，它甚至以惊人的浪费为荣耀，以眩目的夸示为陶醉。而衰老的民族、衰落的文明则仅仅懂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殊不知那猫可能是病猫、癞猫、甚至是魔鬼附体的厄运黑猫。社会、民族、文化、人类的文明，也有各自的年龄阶段：青年时代要的是自由创造，中年以后则需要安全保障；而中青年时代的开拓，最后不得不让位给暮年时代的保守：守势的美德作为这中老年时代的过渡环节，受到青睐，像是一条镶嵌着不同壁画的道路，自有其逻辑。仿佛“合纵”与“连横”的殊途同归，构成战国运动的终结。

纵横捭阖是战国的特色；正如协约同盟是二十世纪的特色一样。纵横家们都是些“四两拨千斤”的大师，是无业阶级的突出代表，研究他们的传记可以给后人带来极大的收益和无比的乐趣。纵横家之首的苏秦，仅仅靠着“三寸不烂之舌”就能佩带六国的宰相印章，恐怕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后来就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无业，而被车裂处死。可是世界上还有比苏秦更伟大的政治家吗？他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差点使庞大的齐国近乎亡国，在中外历史上拥有这样能量的翻云覆雨者实在不多，真是“一人胜过十万雄兵”。然而人们误会了他，以为他是个贪图名利的宵小之辈，其实他的献身精神及热忱，尤其是他的镇静与智谋，为力行全球化的行者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不妨说，所谓联合国不过是二十世纪“纵横捭阖”活动的产物，所以刚刚进入二十一世纪它就陷入了瘫痪，表面上由于“九一一”引起的裂痕，实际上由于全球化的猛然加速。平心而论，联合国实际上是强权和公理之间的“合法私生子”，可是它现在既不被父方〔强权〕所接受，也不被母方〔公理〕所喜爱。二十世纪依靠联合国谋生的国际政治家们在二十一世纪恐怕要走到穷途末路。与单闯独斗的苏秦相比，即使二十世纪的暴君们也还要受制于群众，就像苏秦受制于君王。既然民选的领袖也要受到选民的制约，就不能责怪二十世纪的刺客也不复具有荆轲的贵族风度，尤其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太缺乏英雄感，使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二十一世纪。

（八）

现在我主张，应该用“文明共享”的方针来取代“文明冲突”的宣传。

因为现今世界上只有一个文明：那就是以联合国、国际法、国际金融系统、国际贸易系统、国际条约组成的国际安全系统为基本框架的“现代文明”。在此之外，并不存在别的文明系统。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就不可能存在“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只存在“建设文明”和“破坏文明”的区别、“文明共享”和“文明独占”的区别。

既然只有一个文明，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文明冲突”的宣传只能撕裂全球社会。相反，惟有“文明共享”的方针才能弥合伤口，以减少而不是扩大冲突。

只有这样，人类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摘自：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

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谢选骏，2004年

http://www.lulu.com/shop/xuanjun-xie/%E5%85%A8%E7%90%83%E6%94%BF%E5%BA%9C%E8%AE%BA%E4%B8%AD%E5%9B%BD%E6%96%87%E6%98%8E%E6%95%B4%E5%90%88%E4%B8%96%E7%95%8C-on-global-government/ebook/product-22216037.html）

〔另起一页〕

第二节

阴阳语法和阴阳观念

在许多外语中，名词有性别之分，这也是困扰中国学习者的一大难题。

（一）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阴阳性的概念。大家都知道，在中文里，没有生命的物体无性别之分。比如：星星、水、汽车、房子。而有生命的物体，比如人或者大部分的动物，都是有性别之分的。比如：哥哥、老师、猫、狗。但是除了“哥哥”这类的称谓可以直接判断之外，其他大部分的词需要添加修饰词才能区分其性别。比如：（男/女）老师、（公/母）狗。

与汉语不同，在西班牙语中，不管是人、事物。地点还是抽象概念，所有的名词都有阴性和阳性之分。难怪有人说：“西班牙语词汇：一眼识别阴阳性。”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名词到底是阴性还是阳性呢？

表示无性别之分的事物的名词，可根据其词尾判断阴阳性。

（1）以-o结尾一般为阳性，以-a结尾一般为阴性。如：el edificio（楼房） el abrigo（大衣） el pueblo（村镇）；la luna（月亮） la vida（生活） la pena（遗憾）；注意：少数单词不符合上述规则，需特殊记忆。如：la mano（手） la radio（收音机）；el mapa（地图） el problema（问题） el sofá（沙发） el planeta（星球）。

（2）以-dad, -umbre, -tud, -ie, -sis, -ción, -sión结尾的一般为阴性。如：la ciudad（城市） la costumbre（习惯） la actitud（态度） la especie（种类）；la crisis（危机） la posición（地位） la admisión（承认）。

（3）以-l, -or, -aje, -an, -ambre 结尾的一般为阳性。如：el papel（纸） el honor（名誉） el viaje（旅行）；el plan（计划） el pelambre（毛发）；注意：少数单词不符合上述规则，需特殊记忆。如：la flor（花）

el hambre（饥饿）（阴性名词，因该词以ha开头且为重读音节，所以使用el）。

（4）以其他字母结尾，无特定规则，需单独记忆。如：el coche（汽车） la leche（牛奶）。

（5）某些名词的省略形式需遵循其原本的词性。如：la tele（电视）（tele全称：televisión）；la moto（摩托车）（moto全称：motocicleta）；la foto（照片）（foto全称：fotografía）；

（6）某些名词同时具有阴阳两种形式，且含义不同。如：el corte（裁剪） la corte（宫廷）；el capital（资本） la capital（首都）；el frente（前线） la frente（额头）；表示有性别之分的人或动物的名词，一般有阴性和阳性两种形式。

（1）阳性以-o结尾，阴性以-a结尾。如：chico（男孩） chica（女孩）hermano（哥哥/弟弟） hermana（姐姐/妹妹）amigo（男性朋友） amiga（女性朋友）perro（公狗） perra（母狗）。

（2）阳性若以-l, -r, -s, -z结尾，阴性则在其基础上加上词尾-a。如：profesor（男老师） profesora（女老师）。

（3）某些表职务或头衔的词，其阴阳性形式差别较大，需单独记忆。如：actor（男演员） actriz（女演员）rey（国王） reina（王后）príncipe（王子） princesa（公主）。

（4）以 -sta, -nte结尾，一般阴阳同形。（需通过冠词加以区分）如：el estudiante（男学生） la estudiante（女学生）el economista（男经济学家） la economista（女经济学家）。

（二）

当然，除了西班牙语，同属于罗曼语族的法语和意大利语等语言中也存在名词阴阳性之分。

到底什么是法语阴阳性？法语名词的阴阳性怎么运用？阴阳性别之间有什么区别？诸如此类等等问题，就来看看我们的法语阴阳性大解析吧！

什么是法语阴阳性？

在法语中，名词有两种“性别”：一种是阳性，另一种是阴性。一般说来，除了表明男性身分或其担任的工作名称时，可确定其性别是阳性之外，其他名词的阴阳性划分基本上都没有太明显的规律可言。不过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之后，法语的阴阳性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办法来判断的，比如通过观察词尾。

法语的阴阳性怎么用？

在法语学习和运用中，光是记住名词的阴阳性还不够！还要注意阴阳性的配合。比如要用形容词修饰名词时，阳性名词要用阳性形容词，阴性名词则要用阴性形容词，“男女”不分可是要闹笑话的。

法语的阴阳性是如何变化的？

虽然法语的阴阳性划分并没有太明显的规律，但同一名词的阳性形式和阴性形式却还是有一些变化规律的。而这个变化规律一般都是体现在名词词尾上。

一、阴性=阳性词尾 + -e

● 阳性

Il est étudiant.

Il est grand.Il est marié.

Il est jeune.

● 阴性

Elle est étudiante.

Elle est grande.

Elle est mariée.

Elle est jeune. （没有变化）

二、阳性词尾 -en ——>阴性词尾 -enne

● 阳性

Il est italien.

Il est lycéen.

● 阴性

Elle est italienne.

Elle est lycéenne.

三、阳性词尾 -on ——> 阴性词尾 -onne

● 阳性

Il est bon.

Il est breton.

Il est mignon.

● 阴性

Elle est bonne.

Elle est bretonne.

Elle est mignonne.

四、阳性词尾 -er ——> 阴性词尾 -ère

● 阳性

Il est étranger.

Il est boulanger.

Il est infirmier.

● 阴性

Elle est étrangère.

Elle est boulangère.

Elle est infirmière.

五、阳性词尾 -eur / -eux ——> 阴性词尾 -euse

● 阳性

Il est serveur.

Il est menteur.

Il est heureux.

● 阴性

Elle est serveuse.

Elle est menteuse.

Elle est heureuse.

职业名词中，阳性词尾“-teur”对应的阴性词尾是“-trice”如：

● 阳性

Il est acteur.

Il est éditeur.

Il est agriculteur.

● 阴性

Elle est actrice.

Elle est éditrice.

Elle est agricultrice.

特例：chanteur / chanteuse

有些职业名词的阴阳性是同形的，如：professeur、médecin、écrivain等

需要注意一些特殊形容词的阴阳性 

● beau / belle

● gros / grosse

● vieux / vieille

● gentil / gentille

● blanc / blanche

意大利语也有类似现象。

1、-o 结尾的名词：基本上是阳性名词，如： libro、gesso、specchio镜子、oro金子；但也有少数是阴性名词：如：mano手、biro圆珠笔、radio收音机。

2、-a结尾的名词：基本上是阴性名词，如：penna、portà、làmpada、finestra，但也有少数是阳性名词，如：cinema电影院、panda熊猫、vagli汇票。

3、-e结尾的名词：一部分是阳性名词，如：colore颜色、fiore花、dente牙齿；一部分是阴性名词，如：fame、chiave、legge

-zione结尾的名词是阴性名词s.f. 如：lezione课程

-sione结尾的名词是阴性名词s.f. 如：occasione机会

4、-i结尾的名词：大部分是阴性名词，如：anàlisi分析、arisi危机；少部分是阳性名词，如：lunedi、maztedi、mercoledi、giovedi。

5、-u结尾的名词：大部分是阴性名词，如：gioventù、virtù；少数是阳性名词：如： Menù、bambù。

6、以辅音字母结尾的名词：一般是阳性名词，如：termos、lapis、filobus、film。

（三）

德语词汇阴阳性：

I - 阳性名词

1） 带如下拉丁或希腊语系的词尾（后缀）的名词为阳性弱变化，其重音在后缀上：

der Adjuntant （-en,- en） 副官

der Protestant （-en, -en） 抗议者

der Aristokrat （-en, -en） 贵族

der Autokrat （-en, -en） 独裁者

der Philosoph （-en, -en） 哲学家

der Theosoph （-en, -en） 通神学

der Philolog（e） （-en, -en） 语言学家

der Theolog（e） （-en, -en） 神学家

der Poet （-en, -en） 诗人

der Komet （-en, -en） 彗星

der Pianist （-en, -en） 钢琴家

der Prokurist （-en, -en） 代理人

der Bandit （-en ,-en） 土匪

der Jesuit （-en, -en） 耶稣会会士

der Geograph （-en, -en） 地理学家

der Telegraph （-en, -en） 电报

der Enthusiast （-en, -en） 热心人

der Phantast （-en, -en） 空想家

der Kamerad （-en, -en） 同志

der Advokat （-en, -en） 律师

der Kandidat （-en, -en） 候选人

der Magistrat （-en, -en） 高级官员

还有带外来语后缀al, ar, ent, eur, ier, or, us 的词，也为阳性：

der General （-s, -e ） 将军

der Ingenieur （-s, -e ） 工程师

der Student （-en, -en） 学生

der Kasus [语法] 格

der Realismus

2） 动词去掉词尾en，加er，形成阳性名词，指做动作的人，复数不再改变词尾，或者源于动词且没有词尾的名词：

besuchen der Besucher

lehren der Lehrer

3） 阳性名词前加erz，表示大，为主或首要的意思，复数和原词相同：

der Bischof （-s, ..e） 主教

der Erzbischof [宗] 大主教

4） 大多数表示阳性生物的名词，都为阳性：

der Arbeiter 工人 der Loewe 雄师

der Vater 父亲 der Hahn 公鸡

5） 四季，月份，周日，都为阳性：

der Fruehling 春天 der Mai 五月

der Montag 周一 der Sonntag 周日

6） 表示方向的词，都为阳性：

 der Osten 东方 der Westen 西方

der Sueden 南方 der Norden 北方

7） 表示风霜雨雪的词，都为阳性：

der Regen 雨 der Wind 风

der Schnee 雪 der Reif 霜

8） 大多数以en结尾（但不包括动名词或以chen结尾的词），为阳性：

der Hafen 港口 der Laden 商店

9） 各种汽车名词，都为阳性：

der VW（Volkswagen） 大众汽车

der LKW（Lastkraftwagen） 载重汽车

10） 大多数带er, el, ling, s, ich, ig 词尾的名词，为阳性：

der Lehrer der Schluessel

 der Lehrling der Teppich

 Der Koks der Honig

 II - 阴性名词

1） 表示人的名词后加in则成为阴性名词，其复数形式是：...innen

 der Protestant

die Portion die Portionen

9） 词尾为taet的词是阴性，复数形式为：...taeten

die Qualitaet die Qualitaeten

10）词尾为ur的词是阴性，复数形式为：...uren

die Natur die Naturen

11）词尾为enz或anz的词是阴性，复数形式为：...enzen 或 ...anzen die Residenz die Residenzen

die Eleganz die Eleganzen

12）词尾为ie的词是阴性，复数形式为：...ien

die Industrie die Industrien

还有带外来语后缀a, age, ik, ive 的名词为阴性

die Aera 纪元 die Garage 车库

die Fabrik 工厂 die Defensiv 防御

13）大多数表示阴性生物的名词为阴性：

die Frau die Kuh die Stute

14）大多数表示花草，树木，水果等名词为阴性：

die Rose die Lilie die Birne

15）名词化的数词都为阴性：

die Fuenf die Zehn die Tausend

16）以国家或城市命名的船只都为阴性：

die Bremen die Hessen

17）后缀为t的名词都为阴性：

die Fahrt

III- 中性名词

1） 在形容词或名词后加tum变成中性名词，复数形式为：...tuemer

heilig das Heiligtum die Heiligtuemer

der Koenig das Koenigtum die Koenigtuemer

alt das Altertum die Altertuemer

2） 词尾为ium 或 um 的词是中性，复数形式为一般：...ien 或 -en，但有例外*: das Studium die Studien

das Museum die Museen

*das Praktikum die Praktika

还有带后缀chen, lein, sal, tel, icht, ett, in 的名词都为中性：

das Haeuschen

das Buechlein

das Dickicht 灌木丛

das Schicksal

das Drittel

das Ballett 芭蕾

das Benzin

3） 表示幼小生物的名词，多为中性：

das Kind das Lamm

4） 几乎所以金属及化学名词，都为中性：

德语词汇阴阳性

das Gold 金 das Jod 碘

das Uran 铀 等等

例外：

der Stahl

die Bronze

5） 源于动词和形容词的名词，都为中性： das Leben 生活

das Gruen 绿色

变成阴性：die Protestantin 复数： die Protestantinnen

 2） 动词后加rei变来的名词为阴性，复数为：...reien

 backen die Baeckerei die Baeckereien

 3） 形容词或名词后加heit形成的词为阴性，复数形式为：...heiten

 frei die Freiheit die Freiheiten

 schoen die Schoenheit die Schoenheiten

 der Mensch die Menschheit die Menschheiten

 4） 在词尾为i 德语词汇阴阳性

bar或sam的形容词后加keit形成的词为阴性，复数形式为：...keiten dankbar die Dankbarkeit die Dankbarkeiten

 langsam die Langsamkeit die Langsamkeiten

 traurig die Traurigkeit die Traurigkeiten

 5） 动词去掉词尾en后加ung形成的词为阴性，复数形式为：...ungen

 warnen die Warnung die Warnungen

 meinen die Meinung die Meinungen

 verbinden die Verbindung die Verbindungen

 6） 名词后后加schaft形成的词为阴性，复数形式为：...schaften

 der Feind die Feindschaft die Feindschaften

 das Wissen die Wissenschaft die Wissenschaften

 das Land die Landschaft die Landschaften

 7） 从外来语转化而来词尾为e的词是阴性，复数形式为：-en

 die Adresse die Adressen

 die Methode die Methoden

 8） 词尾为sion或tion的词是阴性，复数形式为：...sionen 或 ...tionen

 die Division die Divisionen

（四）

让人好奇的是，有阴阳语法的那些民族，却没有哲学上的阴阳观念。而没有阴阳语法的中国，却产生了阴阳观念，并以此为万事万物的出发点！

阴阳语法和阴阳观念之间的关系，确实令人迷惑不解。

我甚至猜想：是不是古代中国人初次接触了印欧人等，受到了阴阳语法的启发，而创造了阴阳观念？因为没有阴阳观念的协助，是完全无法理解阴阳语法的！

换言之，阴阳语法只是一种产生于原始迷信的原始习俗，阴阳观念则是对于阴阳语法的反思和扬弃。

〔另起一页〕

第三节

汉人是一种“世界居民”

在《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2004年出版）谢选骏曾经指出：汉人和印度人、阿拉伯人类似，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而是“世界帝国的遗民”，是文化圈范围的游民大众。这种大众的性格，倾向于逆来顺受，比较容易接受专制暴政。就像印度人，虽然挂着“民主政治”的头衔，但其实他们使用接受暴政的态度在接受民主制度的，而这个民主制度，正是由印度的前主人“大英帝国”用暴力强迫他们接受的。这种大众在政治上表现为“一盘散沙”，甚至比散沙还要糟糕，是一种“过期的混凝土”。顽冥不灵，难以动员，难以重新组合。

2011年6月，美国丕优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表了一篇美国居民的婚姻调查报告，充分证实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一书关于这些“亚洲人”特性的论述。

该报告显示，在2008年美国新婚夫妇中，14.6%的夫妇是不同种族和族裔的结合。其中，9%的白人、16%的非裔、26%的西语裔以及31%的亚裔与非本族裔的对象结婚。

见风转舵、随遇而安、喜欢就地取材、不在乎于是否与异族通婚……结果造成高度杂居甚至种族混同——正是所谓“世界居民”的特性。在这方面不仅“亚洲人”如此，遭受过“世界帝国”长期统治的欧洲人也是如此。例如，罗马帝国统治过的拉丁人就比罗马帝国没有统治过的日耳曼人，更加倾向于异族通婚，所以葡萄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建立的殖民地，都是种族混杂并因为种族混杂而无法建立强大殖民地国家，例如巴西、魁北克、西班牙美洲。只有日耳曼系统的英国人所建立的殖民地，因为拒绝异族通婚而保持了母国的传统，从而维持并继承了强权。例如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丕优调查报告还显示美国的亚洲人后裔中，异族通婚的比例以华人为最高。例如，40%的亚裔女性嫁给外族裔男性，而娶外族裔女性的亚裔男性仅有20%。但是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小区调查（ACS）资料表明，53.4%的美国出生华裔女性嫁给“老外”，而美国出生的华裔男性与非华裔女性的通婚率为47.9%，华裔与其它族裔混血的后代超过37万人。

统计数据显示，华裔与白人通婚的比例最高，其次才是与其它亚裔人结婚。这与华人长期遭受外国统治因而产生“趋炎附势”的性格可能有关。

当然有些调查结果显示出来的是生物性质的种族因素而不是社会性质的社会因素。在异族通婚中，有的族裔存在着性别差异。例如，22%的非洲裔男性与非非洲裔结婚，而与外族裔结婚的非洲裔女性仅有9%。而亚裔女性的异族通婚率是亚裔男性的一倍。亚裔的性别模式与非洲裔的情况正好相反。在白人和西语裔中，这种性别差异没有发现。这似乎表明，非洲裔女性较难引起异族的兴趣，而亚洲裔女性较易引起异族的兴趣。

丕优研究中心的美国婚姻的调查报告是根据两个数据来源做出的。一是美国人口统计局的美国小区调查的2008年的调查报告；二是丕优研究中心自己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2009年10月28日至11月30日对全美2884位成人电话采访的统计结果。 

〔另起一页〕

第四节

罗马帝国的埃及化与西方世界的中国化

（一）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2012年9月3日劳工节，参观纽约“九一一纪念遗址”（9/11 MEMORIIAL）。

感觉以下几点：

1、美国社会还有强烈的历史感，所以它保留这道历史的伤口，警示后人，这肯定是美国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社会，是只能做埃及人而做不了罗马人的。而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感的社会，所以它掩盖各种历史伤口，甚至“修旧如新”、伪造历史、磨灭历史的记忆。未来中国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根本改变，就只能在全球政府、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仅仅充当建筑材料和模型示范，而不是充当领导者。

2、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肯定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之一。从那以后，美国变得封闭了，安全保卫工作剧增，社会效率急剧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经济发展受挫。最重要的是，社会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了，防范措施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美国社会陷入了被动状态，一天到晚等着别人来袭击。

3、美国要扭转上述被动状态，唯有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所奉行的多党民主制是当今世界上统治基础最大的，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呢？还有比这个多党民主制统治基础更大的政治模式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通过一次转型，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这不限于美国，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可能的，但美国的条件显然比较好一点。所谓“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也不是前无古人的事物，在历史上的文明扩张过程中其实比比皆是的，那就是类似于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秦朝向汉朝的转型。

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阿拉伯人的变成了伊斯兰教徒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罗马土著人的变成了各国精英人物的；秦朝向汉朝的转型，把国家从秦国人的变成了天下人的；而美国的转型将把国家从美国公民的变成世界各国精英的：其途径就是允许世界各国精英的就地归化为美国公民，而不必到美国来、经过层层极为繁琐的手续排队成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改革美国移民观念”可以帮助美国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转型，其关键就是不再把移民从其它各国吸引过来，而是把自己的统治网络伸张到全世界的原住民里去，就像罗马人向全世界授予罗马公民权那样：那就需要用“汉朝式的各国同等、罗马帝国式的精英路线”，取代“秦朝式的本国优先、罗马共和国式的平民路线”。

4、在美国的两大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中，一般认为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民主党是比较开放的，但实际上，能够领导美国走向世界国家的，恰好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大社会小政府”当然是好，但实际上却是把美国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框架以内。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未必不好，但结果却是被动挨打、日益萎缩，无法向前走入世界国家。

5、“美利坚共和党合众国”与“美利坚民主党帝国”：这就是美国未来的方向选择。萎缩的“合众国”只有被人吃掉，而扩张的“帝国”才能吃掉别人。“美利坚帝国”的出现，就是“西方世界的中国化”；这非常类似历史上出现过的“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那么，什么是“罗马帝国的埃及化”呢？

请看一则读书笔记。

《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击败其劲敌马克·安东尼，废除其情妇——克娄巴特拉七世埃及女王之位后，吞并了托勒密埃及，并将其纳为罗马的一个行省。作为罗马行省的埃及包括了除西奈半岛之外现今埃及的大部。埃及行省西邻克雷塔和昔兰尼加行省，东接犹太行省（后为阿拉伯行省）。埃及行省是罗马帝国主要的谷物生产地。

埃及行省的第一任总督为科尼利厄斯·加卢斯，他使用军队控制了上埃及，并在南部地区建立了一个受保护国——该地区曾经为托勒密家族所统治，后被遗弃。第二任总督埃利乌斯·加卢斯曾经组织远征军试图征服后为阿拉伯行省的地区以及“福地阿拉伯”（现今的也门），但是中途受挫；原属埃及的红海沿岸则直到克劳狄一世时期才纳入罗马治下。第三任总督盖乌斯·佩特戎尼乌斯在其任期内疏通了荒废的灌溉渠，带动了埃及农业的复苏。

从尼禄统治时期开始，埃及享受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繁荣。不过此时也爆发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宗教冲突，这一情况在亚历山大港城特别严重——至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后，亚历山大港便成为了犹太世界的宗教和文化中心。图拉真统治时期，埃及爆发了犹太人的起义。这场起义导致了罗马对亚历山大港的犹太人的镇压，其利益也被剥夺殆尽。不过不久之后，该处的犹太人由回复了往日的生机。哈德良在其统治时期曾两次巡视埃及，并建立了安提诺波利斯城，以纪念其溺水身亡的爱人安提诺乌斯。从其统治时期开始，埃及各地都兴起了营建希腊罗马式建筑的热潮。

安敦宁·毕尤统治时期的横征暴敛引发了公元139年的埃及起义。该起义由一个名叫伊西铎鲁斯的人领导，经过数年的抗争，最终被镇压下去。这次席卷埃及乡间的战火严重削弱了埃及的经济，标志着埃及经济衰落的开始。阿维迪乌斯·卡修斯——战争期间的罗马军队指挥官——于公元175年自立为皇帝，并得到了驻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承认。后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废黜了并杀死了卡修斯，帝国才得以恢复秩序。类似的篡位事件还发生于公元193年，其时佩蒂纳克斯去世，佩斯坎尼乌斯·奈泽尔篡位称帝。公元202年，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给与了亚历山大港及其他埃及城市自治地位。

刻有哈德良头像的埃及硬币，铸造于公元135年。硬币正面为斜躺着的拟人化的埃及形象，她手上握着传统的埃及乐器，背靠一筐谷物，在其脚边的廊柱上停靠着一只朱鹭。

卡拉卡拉在其治内给予了所有埃及人以及其他外省人罗马公民的地位，但此措施仅仅是为了收取更多的赋税，随着皇帝欲望的与日俱增，各地人民不堪忍受越来越重的赋税。

在公元三世纪，爆发了一系列的暴乱，既有军事暴动，也有城市公民的起义。公元250年，德基乌斯统治时期，埃及的基督教徒遭受迫害，但是基督教仍然继续在该地区传播。公元260年，埃及总督穆西乌斯·埃米利亚努斯支持了加利努斯家族篡位者——马克里亚努斯父子的称帝，后又于公元261年成为篡位者，但不久即被加利努斯家族击败。

季诺碧亚硬币，硬币背面为季诺碧亚头像，并刻有其头衔——“埃及女王，奥古斯塔”，头像刻画了季诺碧亚所戴的皇冠和波浪发式；硬币正面为朱诺立像，其左手持权杖，右手持圆盘花饰，腿边伏有一只孔雀，其左侧有一明星。

公元269年，巴尔米拉女王季诺碧亚征服埃及，使其脱离罗马统治，自称埃及之女王。她宣称埃及为其祖先居住之所，其家族渊源可追溯至克娄巴特拉七世。她接受了良好的埃及文化、宗教和语言教育，并谙熟于此。但是罗马皇帝奥勒良断绝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并于公元274年重新夺回了埃及；其后他又围困了巴尔米拉长达四个月，但是无功而返。

后来，又有两位罗马皇帝——普罗布斯和多米迪乌斯·多米狄安乌斯相继崛起于埃及，他们均通过成功地发动叛乱最终夺取帝位。公元298年，戴克里先从多米迪乌斯手中夺回亚历山大港，继而获取了整个埃及行省。他于公元303年颁布的反基督教法令又开启了一个宗教迫害时代。这是针对在埃及地区稳定发展中的基督教的最后一次较为严重的迫害。

当罗马人取代托勒密家族对埃及实行统治之后，他们对当地的政府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在最初阶段，罗马对埃及的征服巩固了希腊人和希腊文化的地位。托勒密家族希腊化统治时期的部分政府机构得到了保留，但其他部分则进行了调整，某些机构的名称虽未改变，但其职能和职权均发生了变动。罗马人对埃及行政机构的变革旨在使其成为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并能够收取尽可能多的赋税。埃及行省总督的职责包括了：指挥罗马军团和步兵大队，保证该地区的军事安全；负责该地区的财政和赋税；负责司法审判。

罗马在最初四个世纪里对埃及进行的改革为其在之后两百五十年中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其所付出的代价则是政府机构日趋僵化、对地区的控制日趋高压。处于行政目的，埃及行省被细分为数个更小的省份，每个省份均派驻了民事和军事官员。至公元六世纪中期，东罗马帝国皇帝意识到该政策已不可行，遂将民事和军事管辖权统合于军事官员一身，以抗衡教会的权力。所有的地方自治权均被取消。军人阶级在埃及社会中日益显赫，其权利和影响力已经渗透至城镇和乡村的日常生活中。

据《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记载，公元一世纪时，罗马与印度之间贸易的起点即为埃及。自托勒密统治时期起，帝国政府赖以存在的财源就未发生过重大改变，但是新发展起来的更加复杂和精密的税收系统则成为了罗马帝国统治的标志。货币税和实物税都与土地挂钩，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以货币缴付的蝇头小税，以及贸易税等等。巨量的埃及谷物则被装船顺尼罗河而下，运至亚历山大港，其中一部分喂养了城市中的人口，其余的大部分则出口至罗马。尽管纳税人时常抱怨收税人的压迫和勒索行为，但是当时官方的税率并未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事实上，罗马政府积极鼓励土地的私有化和私人手工业、商业和贸易的繁荣，而低税率则会受到私人业主的欢迎。穷人则作为国有土地、皇帝所有产业或富人的私有土地的佃户而营生，相对而言，他们负担了重得多的租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租税都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总而言之，甚至在乡村一级，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和复杂程度都在与日俱增。以硬币为媒介，货物得以大规模的流通。在城镇和较大的农村，随着大型谷物产地的开发，较高层次的工业和商业活动也被激活。埃及的国内和国外贸易总量，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间达到峰值。但是在三世纪末，严重的问题开始浮现。帝国发行硬币成色的多次降低损害了货币的信用，而政府征收的名目越来越繁多的实物税则使经济状况雪上加霜。地方政府越来越疏失、顽固和无效率，至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一世统治时期，埃及已经迫切需要进行深入而有目的性的改革了。

埃及行省最富裕的几个省均配置了少量的军事力量。而保证埃及谷物出口的顺畅，对于罗马城及其市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罗马在埃及驻扎了三个军团（后缩减为两个）——每个军团六千人——的兵力，此外还有数个步兵大队的后备力量，以保证埃及内部局势的稳定。在罗马统治埃及的第一个十年中，奥古斯都胸怀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试图扩大埃及行省的南部和东部疆域。早期驻扎在埃及的军队大部分来源于已经瓦解的托勒密王朝，由希腊马其顿人和当地埃及人构成。此后，逐渐地，罗马人成为了驻军的主要成分。

（二）中国在西方化，世界也在中国化

俄罗斯《新闻时报》2009年10月曾经刊登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雅科夫·别尔格尔的一篇文章，题为《新的领导者》，副题《世界准备好迎接中国挑战了吗？》，大意是：“中国不会西方化，而世界将会中国化”。这当然是片面鼓噪，因为中国早就西方化了，马列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建立，就是一种中国西方化的结果。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事情的真实一面：中国在西方化的同时，世界也在中国化；正如中国在苏化的同时，苏联也被中国联合西方搞垮了。

别尔格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能够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两次全面变革。更何况，在世界数千年的历史中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

中国第一次极为深刻的变革是在六十多年前（1949年）发生的，它投靠苏联殖民主义。中国在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和全面统一的旗帜下努力建设一个奴隶制社会的新生活。

中国第二次变革是在三十年多前（1978年），中国开始了“投靠西方资本主义”的改革。主要方向是向世界开放，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允许多种生活方式并存。

世界舞台上正在出现一批新领袖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中首先是中国。但是愿意追随美国的国家和人民会减少吗？北京在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明方面的作用会提高吗？

英国人马丁·雅克写了一本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雅克认为，当代中国正在重返儒学，中国不会西方化，而世界将会中国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上海将取代伦敦和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汉语将与英语竞争。儒学将在世界盛行。但这种预测与现实相差太远，因为现在的是加上已经没有一种“中国文明”存在了；有的只是一个统一的全球文明。

如果把欧亚大陆比作一块三明治，那么俄国就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那块夹心。俄国人看中国与欧洲，肯定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不能相信俄国人的论断。但是俄国人提出的问题却也因为它们的特殊处境而有了某种超前性：西方世界是否准备应对中国的挑战，并利用中国的经验造福人类，西方世界能否与中国一道建立平等、互利和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

（三）小结

在我的思考中，现代中国在当今全球世界的处境，和古代埃及在地中海世界的处境颇为相似：都是既有古老的文字传统又是巨大的政治板块，以及相对众多的人口和生产能力却没有锐利的创造精神……

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实实在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可以帮助全球文明走上世界政府的统一道路，就像埃及帮助罗马共和国奏响了罗马帝国……不过这对中国自身是祸福却殊难料定。

2012年9月3日劳工节，参观纽约“九一一纪念遗址”（9/11 MEMORIIAL）。

感觉以下几点：

1、美国社会还有强烈的历史感，所以它保留这道历史的伤口，警示后人，这肯定是美国的重要精神财富之一。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社会，是只能做埃及人而做不了罗马人的。而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极其缺乏历史感的社会，所以它掩盖各种历史伤口，甚至“修旧如新”、伪造历史、磨灭历史的记忆。未来中国如果不能对此作出根本改变，就只能在全球政府、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仅仅充当建筑材料和模型示范，而不是充当领导者。

2、2001年发生的“九一一恐怖袭击”肯定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之一。从那以后，美国变得封闭了，安全保卫工作剧增，社会效率急剧下降，生产成本上升，经济发展受挫。最重要的是，社会的信任度大大降低了，防范措施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美国社会陷入了被动状态，一天到晚等着别人来袭击。

3、美国要扭转上述被动状态，唯有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社会所奉行的多党民主制是当今世界上统治基础最大的，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基础呢？还有比这个多党民主制统治基础更大的政治模式吗？我想还是有的：那就是通过一次转型，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这不限于美国，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是可能的，但美国的条件显然比较好一点。所谓“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的转型”，也不是前无古人的事物，在历史上的文明扩张过程中其实比比皆是的，那就是类似于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类似于秦朝向汉朝的转型。

倭马亚帝国向阿拔斯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阿拉伯人的变成了伊斯兰教徒的；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型，把国家从罗马土著人的变成了各国精英人物的；秦朝向汉朝的转型，把国家从秦国人的变成了天下人的；而美国的转型将把国家从美国公民的变成世界各国精英的：其途径就是允许世界各国精英的就地归化为美国公民，而不必到美国来、经过层层极为繁琐的手续排队成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改革美国移民观念”可以帮助美国从主权国家向世界国家转型，其关键就是不再把移民从其它各国吸引过来，而是把自己的统治网络伸张到全世界的原住民里去，就像罗马人向全世界授予罗马公民权那样：那就需要用“汉朝式的各国同等、罗马帝国式的精英路线”，取代“秦朝式的本国优先、罗马共和国式的平民路线”。

4、在美国的两大党（共和党与民主党）中，一般认为共和党是比较保守的，民主党是比较开放的，但实际上，能够领导美国走向世界国家的，恰好是民主党。共和党的“大社会小政府”当然是好，但实际上却是把美国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框架以内。束缚在传统的主权国家未必不好，但结果却是被动挨打、日益萎缩，无法向前走入世界国家。

5、“美利坚共和党合众国”与“美利坚民主党帝国”：这就是美国未来的方向选择。萎缩的“合众国”只有被人吃掉，而扩张的“帝国”才能吃掉别人。“美利坚帝国”的出现，就是“西方世界的中国化”；这非常类似历史上出现过的“罗马帝国的埃及化”。

6、当然，要走向“美利坚帝国”，似乎却需要解决一个“美国福利太好，人民变得懒惰”的问题。

2012年9月4日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艾伯史塔特（Nicholas Eberstadt）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五十年来美国福利支出恣意扩增，已完全扭转联邦政府的优先任务、结构与功能。直到1960年前，多数的联邦政府支出都用于有限的公共服务、基础建设投资与抵御内外敌人。福利支出占1960年联邦政府总支出的比率远低于三分之一，与1940年代相近。但接下来五十年，福利金占总联邦支出的比率激增，在2010年升抵三分之二。 

与贫穷或收入相关的福利支出，占美国政府2010年支出达6500亿元，在1960年至2010年间，经通膨调整后，该数字增加逾30倍，相当平均每年成长7%；与老年相关的福利支出则高达1兆2000元，同期间平均每年增幅逾5%。不过在六大福利支出领域中，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与医疗补助（Medicaid）计划的成长最为惊人。这两个福利项目在1960年代中期才推出，但至2010年每年合计耗资逾9000亿美元。

这个趋势反映美国人愈来愈依赖政府，以往自食其力、拒绝政府津贴补助的文化已逐渐褪去，反而建立起庞大的公共津贴制度，并将领取福利的生活方式常态化。艾伯史塔特指出，美国正走向象征性的临界点：逾半数美国家庭领取政府福利补助；领取福利金成为美国式生活的一部分。艾伯史塔特向执政者呼吁，应该明白美国民众对福利津贴的饥渴，已导致国家财政摇摇欲坠，联邦预算正产生最终难以承受的开支与公共债务水平。

7、凭借这样日益懒惰的人民，可以走向罗马和汉朝那样的世界国家吗？

美国财政部2012年9月4日公布，美国国债总额已达16万亿美元，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相当于每名美国人至少负债5万元。共和党将矛头直接对准奥巴马总统，抨击奥巴马没有信守将国债减半的承诺。仅仅自2011年11月以来，美国国债就增加了一万亿美元，目前逐渐逼近16万3940亿元的借贷上限。美国国债在欧巴马2009年就职时是10万6000亿元，但为了落实“振兴经济计划”，债额急遽攀升，使欧巴马无法履行在2012年底前将国债减半的承诺。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总统候选人罗穆尼（Mitt Romney）发布一分钟长的录像带，强调欧巴马在首任任期结束时将国债减半的承诺。众议院议长贝纳（John Boehner）表示，这个消息再度令人伤感的提醒欧巴马违背削减支出承诺。贝纳在声明中说，“总统没有透过两党合作履行承诺，反而透过振兴措施毫无节制的助长支出，使得国债高达16兆元，平均每名美国男子、女子和小孩负债5万元。”

据财政部数据，国债总额于8月31日升破16万亿美元，较之30日，一天就增加250亿元。而中国身为美国最大债主，在过去一年正不断减持美国国债，总额已下滑至1万1600亿元。维吉尼亚州非营利机构Concord Coalition政策主任高登（Josh Gordon）指出，“中国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但绝大多数的国债是由美国自己持有。”据统计，目前包括美国政府、美国投资人与未来的退休族等，透过社安金信托基金与退休基金持有约三分之二的美国国债。其中一般投资人持有近一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与各级地方政府则持有近两万亿美元国债。

目前联邦政府每月的预算赤字约为1000亿元，财政部长盖纳（Timothy Geithner）曾估计，国债总额将于12月中触及既定的借贷上限，届时财政部不能再举债支应额外开销，将被迫采取数紧急措施避免美国政府违约债务。2011年国会两党对提高国债上限僵持不下，促使信评机构史坦普破天荒调降美国国债信评，从AAA降至AA+。美国国债的总额曾于2010年6月与12月，分别攀至13万亿元与14万亿元的高点。

其实历史的研究已经表明：庞大的公共津贴制度、领取福利的生活方式的常态化，才是罗马帝国的基础，也是帝国能够取代共和国的真正秘密所在。因为，纳税人才能支配政府，而领取福利的人们势必要听命那个发放公共津贴的政府，甚至出让自己的政治权利。如果领取福利的人民超过了选民人数的一半，那么民选出来的政府显然只能是扩大福利的人而不是削减福利的人。

那么，如何解答艾伯史塔特这种典型的“共和国的战栗、共和党人的恐惧”呢？

我认为，美国想要平衡预算等于是要“开历史的倒车”，已经不太可能成功。因为那意味着要取消公共津贴制度、迫使领取福利的人勒紧裤腰带。这对任何一个民选政府，都是一个政治上的自杀。于是美国除了继续扩大发放公共津贴以外，无路可走。

而继续扩大发放公共津贴，就会继续债台高筑，日益高筑的债台，只能把美国的力量引向全世界“觅食”，寻求债主。债多不愁。欠债越多越光荣。因为这就会加速全球政府、世界秩序的出现。

2012年9月4日

〔另起一页〕

第五节

西方文化能够起死回生吗

美国史学家巴尔赞（Jacque Barzun，1907—2012年）的著作《从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 500 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长达877页，涉及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各个环节。严格说，这不是一部史学著作，而是一本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漫谈。大概因为作者写作此书时年事过高，九十多岁了，正像他开宗明义所说的“四分五裂的西方”那样，这本著作也有些随兴所至了：

第一部分 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到玻意耳的“无形的学院” 

四分五裂的西方 

新生活 

典雅文字 

“艺术家”的诞生 

横断面：1540年前后马德里所见 

乌托邦主义者 

史诗与喜剧，抒情诗与音乐，批评家与公众 

横断面：1650年前后威尼斯所见 

无形的学院 

第二部分 从凡尔赛的沼泽、沙地到网球场 

君主制革命 

有民主精神的清教徒 

规范的统治 

横断面：1715年前后伦敦所见 

奢华的景像 

百科全书的世纪 

横断面：1790年前后魏玛所见 

被遗忘的大军 

第三部分 从《浮土德》第一部到《走下楼梯的裸女》第二号 

灵与智的结合 

横断面：1830年前后巴黎所见 

议会之母 

事物驾驭人类 

横断面：1895年前后芝加哥所见 

精力的巅峰 

立体主义十年 

第四部分 从“大幻想”到“西方文明不能要” 

大幻想 

作为预言人和小丑的艺术家 

拥抱荒诞 

大众生活和时代

完了。

出版商人说：这本大部头的主题是，现在是西方文化衰落的时期。衰落的原因包括：个人主义盛行、学校教育墨守成规、政治死气沉沉、以及艺术高度抽象等。巴尔赞说，西方文化曾给予世界整套的思想和制度，这是其它文化做不到的，但是西方文化鼓励反叛和虚无，导致内部危机，将西方文化推向衰落。

巴尔赞追踪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起落，他的结论是，现在虽是衰落时期，但衰落却是另一个循环兴起的生机。他说，西方文化是一个混合体，并且预言，西方文化将会自混合体中的数十个国家文化中找到活力，再次兴起。

这真是一厢情愿。

远的不说，就说说人文领域的普遍衰落：

人文和科技本来是现代人生活的两大领域，但现在科技的影响愈来愈大，已深入生活的每个细节，相对而 言，人文艺术的影响则愈来愈小，几乎变成了抹布，可有可无，尤其科学主义几乎把人文领域蚕食干净。例如在大学教育中，文史哲已被挤到边缘，和考古学差不多了；生物工程计算机才是中心。

文化全都没落了，哪里还有活路独独留给西方文化？

谢选骏于1975年——1995年间写作的《中国的四季》（原名《五色海——王者之言》）中，曾有些段落谈到西方文化，兹援引如下：

（01）

早先，中国专制政治压制、窒息了中国精神文化的活性；后来西方文化又摧垮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形式。外祸是由内祸引入的，家贼比海盗更危险。从此，名实俱亡的悲剧，困扰着中国的心。不。中国简直没有了心！

但精神本身，是没有也不可能灭绝的，他最多只是暂且退避三舍而已。中华精神退避到自己的发祥地，收缩到原始的母腹之中……这母腹就是民族内心的声音──只要我们敢于重新起步，他就能重新呼唤我们前进。

他仿佛用无声的言语，向我们传达了最新的消息：

西方文明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食谱，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味觉，即精神活力和创生功能，以便作为民族的人，获得文明意义的生存空间──精神的祖国。

如果我们既有力量拒绝礼拜客体文化（西方文明）的系统，也有力量将之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我们就获得了精神的生存空间！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尽管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但并不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各自未来发展走向，亦必不同。

（02）

这里是七段铭文：

A，人生来去匆匆！一切都川流不息，瞬间万变。没有长驻不移的元首，没有不散的宴席，更没有长青不老的丽人。以“美”而论（撇开其观念性，就算它“是客观存在”）──任何被我们评判为“美的”，都不可能是某一事物，而只是这一事物的瞬间。这是因为，万物都靠着自我否定，才能继续生存。“她浑身都是宝。”这个命题的意思只是说，“她对我而言，现在浑身都是宝。”在这条命运线索上，不可能每一点都美！任何线条都是曲线，而曲线的许多截面，又是十分丑陋的。它们倏忽、飘忽、恍忽──甚至很难被我们的感觉捕捉到，更难刺激起我们神经的兴奋。

B，只有当我们被幻象困住了（尽管并不觉得困扰），并被笼罩在感觉的世界里，从而认定幻觉即为世界的真相时；我们才会看出世界的固定性、确实性甚至永恒性。所谓“幻灭”究竟指什么呢？是指一个人曾经沉浸、陶醉在自己之中，然而自己的破灭，岂能不使附庸之上的固定性、确实性、永恒性，也烟消云散了吗。面对这令人怅惘并深感孤独的景象，绝望感就沛然而生了。这绝望感就是“幻灭”。幻灭，就是从自己之中走了出来。

C，人在“幻灭”中感受的，更接近世界的本相。如，人在幻灭时感到孤独、冷漠，而人生正好孤独、冷漠。幻灭的虚无感，比之实在主义，更接近人在世界中的处境，及其变化莫测的经验。尽管天才的幻灭，并非绝望的产物，而是透视的结果。天才的眼目如此神奇，什么障眼法都蒙蔽不了他，在非人的意景中，他看透一切，看透底蕴，万象在他面前灰飞烟火。

D，现代是一个概念游戏的时代。实证主义者们宣称他们的概念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但只有原始人才会相信概念不是“对事实的陈述”而是“对事实的把握”──而今，概念游戏的奴隶和耽欲者，是“夏日原野上，一朵最后的玫瑰”。

E，现代科学也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游戏的庞然体系。现代科学的各类细目的诞生、扩张，可谓雨后春笋，生机勃然；又如百花争妍，使观者称羡不已……可是这一切的结局与收获呢？学科分立的倾向终将走到尽头，那时，各门学科将发现各自的内容都互相沟通，各自的界限将被打破……甚至分立数千年的“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鸿沟，也会在一天早上突然弥合：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产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于是，万种学科又将归一，一门系统学问。

F，这大学问以天子为归宿。世间的万象，最后无不涌聚天子之庭，以沟通天、地、人之间的固有隔阂，而且他的神（“功能”）就是万物的宗主。任何学术如不上溯天子，就难称完全；天子，于是成为人的性命之核。他来临，一切变质，学术又岂能独外？天子作为基因，必化合几百年间学术的有机结构，不明白这至贵情理者，又何足以谈人生的境界？

G，中国的精神内含这至贵要素。为什么中国的文化灰尘已经积累到如此腐败的地步，而中国仍能延续下来？因为中国还有天子的激励。天子是永久有效的复活剂，也是周期性勃发的生命力。以此，未来统一世界的权能，将是东西方文化的混合体：它的头脑及中枢神经类似中国的天子，它的身躯及应用系统类似是西方的文明。

（03）

“两虎相较，必有一伤”──这古老的成语，实际上说明了生动的人际关系：两位“个人主义者”相遇，必有一位受伤、被迫转化成“集体主义者”……其实，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成为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只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堪称例外。

在人的心理深处，在人的文化生活的内里，以及在人际关系的历史上和现状中──我们随时都能看到“存在着的”（而非“经典化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个人主义，是公然的、扬帆的权力意志；集体主义，是荫蔽的、潜航的权力意志。二者兴许殊途同归：是为了自我的伸张而巧立名目。

每一个和睦的家庭中，都有它的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每一个运转着的事业，都依靠个人主义者与集体主义者的“通力合作”，来达到它的尽善尽美。我们对“存在着的个人主义者”的理解就是我们对“存在着的集体主义者”的理解──就是一个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家伙！一个乐意（或被迫）接受他人意志的仆从。

（04）

一个民族的精神，应该具有某种实体性，而并非变幻无常的液状。相对稳定的模式，和可以预测的趋向，是其证明。而当民族生活陷入当代式样的紊乱时，民族的精髓也就随之步入危机：巨大的梦想消退了，仅仅留下，有待处理的垃圾！使人奋发有为的精神诱惑，化为平庸无奇的锱铢必较。

为什么中国的有志之士，在个人奋斗的时候也要打着“群体意识”的幌子？显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的特殊，而不在于本能要求的异样。如中国的“豪杰”们为自己开出权能清单的方式，在文化压力下通常却采取了群体表象的伪装。结果使得他们的权能要求，具有超强的延续性。这对真正的民族目标，其实是有弊无利的，因为这反而模糊了真正的民族需要，让民族永远无法成熟起来。而英雄对世界的作用则不仅是整合性的，而更经常是创造性的：A、他为自己和他人，设计了新道路和新目标；B、通过这一设计，他塑造了一个世界模型。如果失去了这种意义的“英雄之要素”，世界和生活，将沦为支离破碎的。但创造性的英雄来了，他提醒我们：还有重大的威胁埋伏在我们周遭，还有远大的航程需要我们竭尽全力。要绕过暗礁，就需要比暗礁更阴险的技巧；要克服海浪，就需要比海浪更柔韧的胆勇。不被生活折服者，能够抗拒环境同化者，是未来世界的希望，也是现代世界的殉道者。

他们面临着三种命运：A、精神病患者；B、早夭者；C、天才。事实上，三者时时集于一，尤其是在精神领域。如李贺（790—816年）、尼采、凡·高（Vincent Van Gogh，1853—1890年）、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年）便是。然实际情况往往并不如此典型。有以“疯子”而退场的，有以“早夭”而退场，但都是以“天才”而退场的。他们各有自己的命运，各受自己的“规律”、“定数”左右支配。在此，他们在不同社会也得到不同的社会评价。人们仰慕天才、同情早夭、厌恶疯子，这仅仅因为，天才是“得到社会承认”的等号，“身价百倍”之后，世俗遂生仰慕之情。而早夭者的遭遇，使人联想自己或亲属的可能命运，故在危惧中生同情。疯子，似乎没有价值，但在西方文化（这是以基督教为其“坯子”的）中，由于耶稣、保罗等一大批“超常人格”的示范，似乎又与某种神性联系起来。所以，西方文化运比中国文化要更能同情疯子、谅解疯子甚至崇拜疯子，但在实质上，上述三种命运却是由同一本质导出的。具有上述气质而能与环境长相相安无事者，鲜矣哉！因为那种气质，将在世俗生活中，不是面临错乱，就是陷入死亡，只有极其罕见者，能够升华而为天才。天才，就是能够逃过夭折命运的早夭者、能够避免发疯命运的大疯子。投降吧！年轻人，如果你不是天才，就向世俗压力低头认罪吧。

而一个生机勃勃的民族，必有其强固的民族意识──不屈不挠、拒绝见异思迁、不以成败论英雄等“思想积德”。缺乏思想积德的民族，难免随风摇摆的软骨症，结果陷入持续乱世的折磨。他们的文化是风派的，京派──海派──风派，等而下之。京派是满洲人的家奴，海派是万国商人的用人，风派是国际主义的留学生。在日本，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华人还是日本人呢？不是看衣饰，而是看眼神。日本人的眼神直直的，因为很有安全感；华人则四处窥测，因为缺乏安全感。

显然，每个民族都活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方面的外部环境，以及文明传统和种族特征方面的内部环境。所以，上升的民族，无不致力于创造，创造适合自己生存状态的生活万式，然后为这名不见经传的生活方式，进行辩护，形成理论。这些环境特点，呼唤特殊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民族据此形成了不同的命运。

对这个民族是善的思想，对那个民族也许是恶的道路。能够促进那个民族的健康生活的东西，对这个民族也许是致命的毒素。这需要敏锐的甄别，需要具有诊断民族命脉的能力。这当然也有待于每个民族的良心、社会的保姆，做出自己的回答，但决不是听命于其他民族，哪怕是其他民族的导师！其他民族的导师，对于这个民族往往是个骗子。

必须有民族的独立自主，才会有拒绝外来污染的民族意识。有了纯净的、相对排他的民族意识，才会有充满自立的自尊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需要一个有魅力的形式，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这被历史家称为“民族文化”的东西，不是习俗意义的文化，不是文学艺术的玩物，而是作为社会仲裁出现的判教尺度，即“真理的意义”。

对不同的民族而言，真理意义的高级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形式。这要看传承与现实的需要而定。而所谓“传承”，实际上也是以往的现实需要的积累。所以，人的需要，是高于一切的判教依据。例如，对埃及人来说，高级文化的核心是“复活”。这与基督教的“复活”不同。埃及的复活者，似乎是重复早已经历的世俗生活？但埃及人的全部现世生活，却是在为这种在现代人看来十分无聊的复活做准备。基督教的核心，也是复活，但仅仅是基督的复活及其最后审判，一切现在的生活，该是为这样的来世做准备的。

再如作为印度人高级文化的核心，便是“轮回”，因此，印度人能够珍爱兽类，等视众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来世也许会变做禽兽鱼虫。中国人，则是最早的现世思想者。他们宣扬自己都不尽信的“神”，“祭神如神在”地达到现实政治上的目的，即所谓“圣人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希腊人后来也包括罗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对神明持有批判态度，结果，智慧的天平就倾斜到经验主义一边去了，在希腊人心目中，诸神与他们一样放荡无忌。罗马人则过于明显地把“太阳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偶。这样的希腊世界和后来的罗马世界，由于抛弃了必要的社会压舱石即作为心理镇定剂的宗教，而倾覆了。

而阿拉伯人、欧洲人，以及后来的穆斯林人、俄国人，基本上逃不出亚伯拉罕宗教文化的圈子。正如日本人主要模仿中国文明。这是就公元1500年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而言的。文艺复兴以来，各民族的高级文化的核心开始慢慢蜕化了，它们无一例外地受到所谓日耳曼“力量崇拜”的侵袭。这种恶魔般的崇拜以科学技术的名义，挟带坚船利炮，先是在欧洲徘徊，后来泛滥到全球，希腊的思想与艺术，基督教的礼拜与组织，不过是它的假面。

文艺复兴运动，与其归功于聪颖、软弱、爱好激动的拉丁民族的精神所引发；不如归功于日耳曼人的粗率性格。近代欧洲精神，与其说发源于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等意大利文人，不如说发源于罗哲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4年）一类的日耳曼野人。这类日耳曼野人的佼佼者，还有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 beare 1564—1616年）、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等人。他们彼此之间，在心理上有惊人的内在一致性：勇于反抗但拒绝循规。力成为他们最高的善，如浮士德博士就是这样的“恶魔子孙”……

（05）

对科学，我们应采取两个步骤：

首先，必须从前人尤其是从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者们对“科学”的狭隘理解中解放出来。坚定地拒绝他们对“科学”的非科学（即僵死的、不变的，阐述。彻底地拒绝他们把“科学”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的虚伪态度。我们要完成“科学的还原运动”。

然后，应该从现代科学伟大雄奇的迷宫中“走出来”。从而获得一种对宇宙、对人生更完整更近于直觉的“洞察”。科学本身处在永不停止的更新中，我们要是不能相对地“走出来”，就只能跟在它后面慢慢爬行，老是根据它的临时发展来改变自己的步态，因而只能处在“邯郸学步”的可怜状态里。要知道，连科学本身也不喜欢这种奴性，因为，这种仰观他者颜面的奴，匹，无疑会阻碍科学的自我更新。对现代科学的合理怀疑态度和相对超脱精神，是一个健全的心灵不可缺少的。

就我们而言，对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迷信，还有另一重危险。因为现代科学，不论它已取得了多么辉煌的独立成就，毕竟是“西方文化”观念的一个派生物。它和希腊人的观念、希伯莱人的信仰、北欧人的冒险精神、大西洋航海民族的扩张主义，都结下了不解的历史之缘。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机地融合一体，难舍难分。

无条件地接受现代科学的价值准则，尤其是无条件地接受产生了这些准则的那些文化内核，这对中国民族的自我意识、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自我评价，很可能会构成一种暗暗的毒化。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

中国的现代文化人，只是摇摆在两个传统文化之间：中国的与西方的。这与原创力的衰竭，是有关系的。

（06）

构成现代世界文化主流的西方文化，正趋于沉沦。我们，生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文化废墟上。犹如那在原子弹爆炸过后的一片烟尘中，无力摇摆或疯狂痉挛的小草。现代工业社会的奴隶们，所能“选择的自由”除了“沉沦式的生活”，就是“升华式的死亡”。而许多糟糕的情况还会导致“又沉沦又死亡”的惨淡结局，一种致命的“锈蚀感”侵袭着无望的现代奴隶。

然而，我们是有灵性的动物。我们是有智慧的生灵！我们为什么不奋起呼唤我们自己的精神风暴呢？我们缺乏起码的自信力吗？

“鲍吉亚（鲍吉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马基雅维里《君主论》中理想王子的原型）关于法军征意一役曾经这样说过，他们只是手执粉笔前来画出自己的寓所，并不是使用武器来打开自己的进路。我也愿意使我的学说同样平平静静地进入那适于接受它和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之中。因为，凡分歧是发生在第一性原则和概念自身、以及甚至是在论证的形式的时候，驳辩总是应用不上的。”（《新工具》第1卷35节）我们如此重视培根思想的最大理由，是因为他与我们在“文化大时代”上，不乏相似性。培根是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史的，而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人也是如此！（“文革”就是我们的“中世纪”。）虽然从培根到现代，西方文化已由弱小而臻于强盛；但在西方已经过时的培根，却正适合中国当前的需要！例如，培根所倡导的近代学术方法，在西方世界已经由反击性的角色，变成了统治性压制性的角色。但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它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

全方位地看，西方文化的步伐，在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画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实现了它的历程。如果说，培根的时代是西方文化系统的“起点”，那么，现代西方已到了接近“终点”的文化阶段。尽管，培根立足于他那时代的种种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化的环境中，只要稍稍变换一下角度，就获得了格外深刻的启发性。

（07）

在未来的挑战面前，不论东方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的社会文化模式和心理观念样态，无助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理由。互相接触也许不无补益，但借用却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只因为西方的传统，也同样在未来的挑战面前失去了应战的效力。而我们常常所说的“西方文化”，恰恰是西方的传统文化或是很快即过时的“流行文化”。它并不能代表西方更不能代表世界的未来。现代世界面对的压力形态是新颖的，但是人们为什么没有由此联想到──我们的未来世界所用以应付新颖压力的文化，第一要义即在于它的有效的新颖性：它必不同于迄今被叫做“西方文化”的那种传统的堆积。“西方文化”概念中的“西方”如果是指传统的、已然的西方，那“西方”与“复古”又有何区别？流俗的复古，是复东方之古，流俗的西化，是复西方之古。

以“人类的”即多元的文化浮沉去透视社会价值，将发现，社会机器的顺利运转，并不等同于社会福音。效率与稳定，是衡量社会内力的一个重要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效率与稳定，不能给社会带来长久的福祉。例如，人们为了效率而付出多样化的生活与思想自由；为了稳定，人们有义务放弃自己的爱；而这些若被牺牲了，生活的动力所剩无几。这时，效率与稳定，已不复是集约地使用力量，反是吞噬其余一切的大饕餮，甚至把人的生命作为自己的抵押品。

千年以前，还是西欧的“中世纪”，那时的欧洲社会，除巴尔干半岛一角的拜占庭帝国之外，以“黑暗”著称。同时代的中国，正当唐宋盛世。两个社会，一个民生凋弊、文化残破；一个国泰民安、文化昌盛。然而，五百年之后，局势开始了逆转：先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开始“平起平坐”了，郑和“下西洋”到了东非，比利牛斯人越过好望角前来远东。但这也并非真的“平手”──而只是一上一下两个进程之间的偶然交叉而已。郑和的东非之行是个终点，比利牛斯人的东进则是地理大发现的起点。然后又过了四百年，一切对比差不多颠倒过来了。区区英伦三岛凭其一文小舰队，就破毁了大清国全部的海上长城。这种迁化浮沉可以使人思考，唐宋元明清的效率、稳定与中国的近代衰亡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西欧中世纪的黑暗与其近代的光明之间，是否大有“关联”？一个旁例可以显示：横跨巴尔干与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与隋唐宋元明诸朝同时显赫，但在十五世纪却遭复灭。与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几乎同一个世纪，一度黑暗的西欧则开始文艺复兴，再度崛起了。满清是外来入主中国的野蛮统治，正如奥斯曼是外来入主希腊的野蛮统治，它们的出现是中国与希腊的终结。

（08）

文化有永生之路吗？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不必对此强行作答，以给来者的意志、智能、天赋使命，划定一个不准逾越的囚牢这种反反复复的悲剧本是充斥了人的文化史的。另方面，迄今为止，睿智之士尚未发现一种能够永生并具有不可征服之禀赋的现行文化。退一万步说，文化的永生之路即使可能出现，也要验之于“未来”，而不是立足于对“过去”的神化，并迷失于对“现在”的偏执。

今日获得的各种视界显示，文化的“长生之道”，在于它的自我约束力量。这包括两个方面：

1，接受了这种文化的人民，有着自我约束的内在力量；

2，这种文化范型本身有着自我约束的传统。

在很多场景中，内在的约束与节制（而不是外来的压制与禁锢），更合乎生命的节能原则，这就是道德规范可能具有的积极的使命。因此一般说来，各种道德招致的“不满”，总是比不上它所获得的“赞扬”。这也是它得以存在下去的理由。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富于自我约束的倾向。在把中国视为“远东”的世界地理的坐标系上，这一倾向似乎由西而东地强化着，或由东而西地弱化着。这是仅就文化的表现形态言。在根本上，各种文化都是为满足欲望（感官的或想象的；肉体的或心理的；升华形式或沉沦形式的）而设，它们在内心都是好表现而厌约束的。如果东方的相对拘谨不是慑于外力的恐吓而是源于内向的清静──是否说明东方文化更强大？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若想振兴一个衰老的民族。就需要整整一个世代乃至连续几个世代的虔诚者，为之赎罪。这是一种文化力量转移、替补的外在形式。即，虔诚者把自己的力转换到民族的机体中。民族的衰老，不源于自然的、生物的原因。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由误信自己的创造物具有天生的真确性、不需重创的永恒性而不幸招致的。这类有害的迷信，对自体创造的情绪、经验进行异体化、神圣化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本质。用凝固的、人造的偶像（如某个恶魔符咒、某件艺术作品、某种祀拜仪式、某项科学原理等等），去抵挡流动着的生活、“变易着的精神”──这就是各种偶像崇拜的实际功能。只是在异常的危机中，偶像崇拜才可能收到安定人心的一时效益。而在更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崇拜使民族的生机在不知不觉中被腌制了起来，如此深重的罪孽，是灾难深重的真正祸因。反躬自省，并准备以赎罪的行动去实行自我更新：这是一条最接近“本质力量”即大地母亲的出路。

（09）

中国民族近代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当中国人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时，西方的文明已开始滑坡了。当中国人信奉了十九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时，欧洲人自己反倒抛弃了这种夸大狂的倾向。对于中国文化的病，欧洲人开列的药方早就不灵验了。现代的中国人，不应再象一个忸忸怩怩的乡下姑娘，老是干一些“赶时髦”的事，而当她费尽心机、花去九牛二虎之力做完之后──这一度富于魅力的大事业，已成为过时的甚至陈腐的东西了。

中国人，要清醒地看透自己面临的危险！

西方文化并不包含先天的“先进”，是活力和创造性，而不是模式和强制性，使西方超过了东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落后”与“进步”的问题，而是一个衰微与强盛的问题，是一个有无活力的问题。其差别，是一个老年的暮气与青年的冲动之间的差别。中国人，应当拒绝用西方人的思想和眼光，来评判和改造自己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着手创造我们的生活。前提是在拒绝以前，首先恢复自己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功能──以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回旋余地。既有力量客体文化（西方文化）的系统进行拒绝，也有力量将之恰当拿来，为我所用：不是作为准则和偶像，而是作为工具和材料！因为说到底，“我们”和“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完全相同的文化世界里：历史文化不同，地缘政治不同，甚至经济与食谱的需求、种族气质的冲动，也各不相同──这一切预示了发展的走向亦必不同。

中国的文化，是无法从欧洲的传统文化那里获得拯救的。西方，并不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一个民族若不能断然自救──别人是不会来救它的。一切漂亮的世界主义言辞和口号──对一个受尽欺凌的“局外民族”──总是害多于利。它麻痹了这个民族发自本能的反抗意志，使之误信有一种来自外部的力量或意识形态会保护它、拯救它。鲁迅先生早就提醒过沉迷在新旧自然交替之梦中的死魂灵们，我们若不醒悟──别人无法代我们醒悟。

悲剧性的分化开始了。这一分化充满了激烈的搏斗与沉默的对垒。世界重又变得支离破碎。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深化了，在许多方面则退化了。

平衡被打破，精神界的骚动开始了。一匹亢奋的巨灵顽强地崛起……科学的功与罪──全在于此。是的，击溃旧意识形态之壁垒的，唯有新科学的利器。但科学本身却不是精神运动的归宿，所以在科学至上的实践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便涌起了新方法的热潮。但新方法也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便继之以新学科的狂热。那么，“新学科”又是什么呢？如果说，新科学（“自然科学”）还仅仅是对旧意识形态的间接瓦解的话，那新学科（“社会科学”）则进一步对旧意识形态展开了直接的攻击。但这也不是事情的结束。这一切事态层进式地指向了──新意识形态的诞生。

（10）

无疑，现代文明中的教育事业，已陷入病魔的手中。

这些病如此深刻地困扰着现代各个民族的生活，以致阻碍着现代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之故，各个文明社会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酝酿着某种程度的教育改革。对于本来就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系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受到现代教育之弊的困扰和束缚，也就更为复杂。因此，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从教育事业的侧面去观察一下，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教育改革及其诸多纠纷的历史。毛泽东自己考不上大学，暴力夺取政权后就干脆封闭了大学，造成许多人间惨剧不说，更重要的是像蒙古入侵一样造成社会的野蛮化。

在这个野蛮过程中，白种蒙古──俄罗斯的反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相反看看日本社会，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的发展，其西化程度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不少人包括许多日本人把日本算作一个“西方国家”！尽管日本在地理上人种上明明属于东亚，和马达加斯加的黄种人位于黑非洲的边缘处境完全不同，且日本文化传统也是在中国的熏陶下逐步养成的。你别看日本已经拥有了西方文化的诸多外表，其实日本的根子仍然是东方的。不管多少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制度习俗，也改变不了种族上地理上以及基本的文化样式上东方的窠臼……这就使日本民族陷入一种内在的深刻矛盾。日本成功地西化了尚且如此，中国失败地师从俄国，岂不悲乎！

从苏联引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制度的最大弊病是绝对化和僵硬化。

我们先谈绝对化的弊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即两千五百年以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他主张应该根据接受教育者的素质和智力特点，去开展教育工作。孔子从事的教育活动，主要是成人教育及高等教育，所以他的这个教育原则在实施过程中贯彻到什么程度为宜，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苏联教育的原则却是与此相反的。在各个教育阶段，苏联摹本的教育制度大体上遵循机械的循序渐进，而实行统一教育。一个班级的学生人数约在数十人，因此，使得“因材施教”变得不可能。在大学或大学以上的教育中如硕士、博士学位的攻读者，以及博士后的课程等等，问题就更严重。在这里，分科是实行了，但受教育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统一课程的木偶。他哪里能像古代学者那样自由地钻研学术？他必须为了获得党员学士们的投票通过，而牺牲自己的天赋。等他适应了这一切，他的一切已经结束了，他已不复是他自己，成了同样的木偶。

其结果，教官不但未能激发出学生的天赋智慧，反而把学生变成了专业的从属，变成了知识系统的导体。这就是教育的绝对化，它把受教育者群，看作同一的存在，并以一个工具性的模子去塑造他们。

接下来，我们来看教育的僵硬化所造成的弊害，它主要表现在强迫教育制度上，所谓“义务教育制”并不是义务的（免费的）但却是强制的，和绑架勒赎差不多。尽管强迫教育制是近代工业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公民教育，但苏联及其附庸国家实行得特别非人化。它规定每个儿童都有义务受特定程度的强制教育，这个教育的源泉即执行机构，往往是统一的。因此，僵硬化的强迫教育是与绝对化的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甚至连幼儿教育和普及教育，都要为这种专政服务，并和专政的些特征结了缘，结果，使人格层次的教育质量受到了损害，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11）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因此也产生了一个买办印度─西域文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传播印度文化的僧侣阶层和在俗的佛学拓荒者。而且早在东汉灵帝时代，西域文物就在中国广为流传了。南朝范晔《后汉书·五行志》“服妖”一节写道：“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此服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

在作者看来，文化入侵显然是军事入侵的前奏，而董卓麾下的胡兵作为“国际主义部队”，在近代中国也可谓后继有人。不仅有八国联军，有日本兵，还有苏联红军，他们多少都有中国的内应即现代董卓作为同伙，例如北洋军阀各派往往依仗不同的外国势力；而孙中山在屡战屡败后就比北洋军阀更彻底地投靠一个外国──苏联红军这样的胡兵。引狼入室容易，驱逐狼群谈何容易，苏联红军迄今还具有左右中国局势的残余势力。

可以想见，那时中国肯定产生过一个活动广泛的买办阶层，否则输入如此之多的“西方文化”，并且在衣食住行的一切领域彻底改变了本土中国的面貌的，并非简单的“丝绸之路的交流”可以轻轻一笔带过。这个阶层的文化活动和历史影响，今天的学者们还未能充分地研究和准确地估价，这是令人吃惊的，仿佛说明，现代中国的买办知识分子出于避讳、嫉妒、以为天经地义等种种原因而对于自己的同类项──汉魏晋时代的买办知识份子的历史功勋，故意视觉而不见。人们对于自己的同类项反倒更为漠视，但有一点却已经清楚了，魏晋南北朝的外来文化传播者与传统的本土士大夫不同。若是没有这批新型知识分子的积极布道活动，那唐宋明的新一轮中国文化，将绝不会是这样。

当然，仅仅贩卖外来文化的成果并以此自我炫耀，那就会变成令人讨厌的卑贱。唐代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有名的学者和翻译家，但他毕生辛劳所得的成果却很有限，因创造性不多。他主要是从事翻译佛经、介绍印度文化的工作。说来可笑，后人似乎更加记得他口述的《大唐西域记》而忽略了他呕心沥血之作。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同时代的禅宗六祖惠能。惠能本人是个文盲，别说是印度的梵文，连中国的汉字也不认识。但是通过传播自己的理论，他影响了中国佛教思想好几百年的发展，他的南派禅宗，对以后宋元明清各朝文化的各个领域，均有渗透。一个文盲，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可谓大矣！其历史价值岂不远在玄奘以上？

如果说玄奘还是一个比较严格意义的狭义知识分子，那么惠能就显然具备广义知识分子的特点了。惠能与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遥相呼应，显然是中国本土精神的脉动。如果说唐宋的“古文运动”类似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么“禅宗运动”就类似欧洲的宗教改革，虽然中国的这两个运动比欧洲的要缺乏戏剧性，因而容易受到忽略。但我们毕竟注意到，在禅宗的历史发展中，本土化与自生性的特点是其特征，所以禅宗的意义在于从西域佛教的形式下解放了中国精神，正如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从罗马宗教的形式下解放了日耳曼的精神。所以，禅宗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佛学的整个趋向，而且扭转了中国文化的命运，至少是集中体现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戏剧性变化，虽然其戏剧性不及欧洲的第二代文明（“西方文明”）那样强烈，但毕竟对唐朝以后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包括宋明理学的发展、国家意识形态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由此看来，文化的贩卖和文化创造确实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业。它分别造就了买办知识分子和自主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多数的文化消费者来说，在外来文化的冲击波之后，远方舶来之物毕竟不如本地的产品那么自然适应本地人的口味；其次，还牵涉到民族感情的温馨记忆。

经济领域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常常论证关税壁垒的必要性，事实上，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生长过程中，也有一种深刻的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它要求恢复民族文化，要求对外来文化的传播进行适当限制，甚至要求建立“精神文化的关税同盟”，像三代（夏商周）先秦中国的天子崇拜，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祭典，雅利安印度的吠陀文化，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的麦加朝圣（陨石崇拜）等等，但凡本土能生产的，就决不依赖进口。而凡是进口了的，也需要逐步经受本土风格的同化。

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奥秘。所以在中国，当儒学充分吸取了佛学尤其是中国化的禅宗的思想精华之后，就要开始排斥佛学以便确立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

（12）

在“西方文化”的总称下，隐藏着多种多样的类型与风格。像英格兰化、法兰西文化、德意志文化、意大利文化、西班牙文化等等诸多不同。另外一方面，在时间上也体现出强烈的差异。例如每一个历史时代的西方文化，都表现出它的独特性，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是那样的不同于十八世纪的西方文化，以致表现出“西方反对西方”的奇异现象。

而东方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谈到“西方文化”时，往往忽略了西方文化内部的这些反差与对立，包括种族、宗教、地域和历史时期的差别，这就像初次见到洋人的乡民，总觉得洋人个个相似，仿佛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在“西方文化”的统一名目下，许多根本不同的要素，混和到了一起，进行着名实之争。

例如，在西方古典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已经深到了这一步：从古典文化的角度讲，渊源于美国的现代文化是一种四分之一黑人化、四分之一印第安化、四分之一墨西哥化、四分之一欧洲化的怪物，是没落的、颓废的东西。反过来，现代文化也会觉得古典文化是过时而刻板的，甚至是陈腐而伪善的。

古典西方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不相容性，已经达到可以互相背弃的程度。例如，古典文化虽然是人文主义的但大致还在基督教影响下，但现代文化则明显转向异教，其中佛教与伊斯兰教属于大头，此外各种新兴宗教或推行个人崇拜的“邪教”也纷纷出笼，分食基督教的大饼，基督教内部也分化瓦解，赞同奸淫、堕胎、吸毒、同性恋。仿佛十九世纪以前的古典西方文化已经激发不了现代人的兴趣了。事情很清楚，西方人的“转向东方”不是由于热爱东方，而是由于西方人自身需要的转变，这种自身需要被称为“精神空虚”，尽管东方人还没有能发展出一套“东方现代文化”。

而古希腊文化和整个东方文化，不论埃及还是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相通之处则甚多，甚至常常取法东方。

严格说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西方文化”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西方事物，它毕竟是在整个地球范围上展开的全球文化运动，是以十五世纪海盗袭击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为基础的。在这其中，许多非西方的民族从不同方面参与和推进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形成。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到二十世纪后半期，随着各种非西方文化势力的复苏，现代文化里非西方甚至反西方的因素也逐步抬头，人们越来越坚决地摈弃欧洲中心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所谓“世界文化”毕竟不只是西欧人的独家专利。

西方文化表面扩张的同时，其实质性结果却是西方灵魂的死亡，其传统的文化要素在世界文化比重中的急剧下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不合全球化时宜的东西被全球化过程给“扬弃”了。

这样看，西方世界的“东方化”尤其是受到东方宗教的感染，就不值得奇怪了，那是世界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结果，同时也是这格局还将发生更大崩陷的一个预兆。其结果导致全球文明的出现。

可是在目前，我想指出，精神上陷入困境的西方人纷纷转向东方的态度却包含着一个危险的迷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东方文化，其实比西方文化的没落程度更甚。正因此，西方文化才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迅速占据了国际角力场上的有利位置，并击溃了东方国家的反抗。现在，仅仅由于西方文化自身的没落，就来乞灵于气数早尽的失败者，这能有希望吗？比过时的西方更加过时的东方，能拯救全球人类吗？

显然，由于在现代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急剧衰颓，就去转向更为没落的东方，是一条错误的出路。我们知道，这不是向生命之源的回归，而是一种摇摆，一种抽风。西方文化，只是西方人生活的产物，而不是东方文化的产物，更不是东方人生活的产物，基督教文化解决不了的世俗化问题，伊斯兰教文化也同样难以解决，只是穆斯林社会发展滞后，这一点尚未充分表现、世俗化尚未充分发酵罢了。西方的危机不是某个教义形态失灵的问题，而是一切教义形态在急速发展的全球化压力下日益失灵的问题，这个压力当然也包括科学技术的飞速运动带给人们的头脑晕眩及思想混乱。而企图借用东方文化去反对西方文化，不过是传统文化圈子内部的争议罢了。企图借用东方传统去反对西方传统，企图借助东方的过去以救助西方的现在，其不合理性一目了然。

（13）

基督和佛陀，作为西方宗教和东方宗教的代表，虽然这里的“东方”并不包括本土时期（即佛教传入以前的）的中国宗教，而这里的“西方”也不包括基督教传入以前的欧洲。欧洲作为泰西，中国作为远东，曾经分别从基督和佛陀受教，在概念上，由于基督教西传欧洲，以致亚洲的希伯莱文化也被后人归入了“西方文化圈”。而按照严格意义的界定，“泰西”仅指西欧一隅及其文化前身希腊罗马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者如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除了自己以外的整个世界都是“东方”，结果从中东到美洲遍布世界各地的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而除了位于亚细亚的诸社会，位于非洲的埃及社会以及美洲的印加社会、马雅社会──也都因为欧洲中心论者的偏见，被打入了“东方”这一历史的垃圾箱。

其实，事实早就打破了从马克思主义到纳粹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各民族的扩张及其交往的密切，促使各种文化和种族发生融合，种族与文明之间的长期交合过程，使得各自的文化核心彼此渗透──越是临近现代，就越难发现一种起源纯粹的文化。

中国历史上，早在唐宋时代的新儒家学说（理学和道学）那里，就通过和佛学的广泛融合，发展了一整套新观念。这为中国社会文化此后近千年的发展定下了基调，这是一个标志，说明随着国际交往的增长，纯粹的本土文化观念只能受到日益增多的“精神污染”，而与世界文化日趋齐一。所以八十年代推行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显然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逆流。

（14）

反对西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东方的精神”；反对东方文明种种弊端的现成武器是“西方的体制”。这两者并不需要重新制作。但是，可以取代它们的新的全球文明，却需要新的灵感予以滋润！

对于把中国的命运牢记于心的精神化身而言，他将摈弃或儒或道的或释的传统，而以双重身份同时投入一场两线的战争：

1，在国内战线，批判西方真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思想，并抑制所谓种族自卑倾向的无度滋长。为此目的假复古之名以行革新之实，实在必要，其途径是“回归祖辈的文化”！既反抗父辈文化的专横，又反抗外来文化的放荡。

2，在国际战线，批判欧洲“传统文化”即“西方现代文明”，同时肯定西方精神与技术中有价值的部分。为此目的，需要掌握住东、西方文化在精神上的真正分野，并善用之。

中华精神复国运动，不是在亢奋与不慎中，陷入这危险的两线作战的，而是以“对世界史的正确理解”而有意深入这充满奇幻的暗礁地带！他以对传统的亲和力，深入反传统的事业；他以反西方的名义，推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他不是低俗的反共主义，而是热爱精神的自由。

历史充满了类似于“既济──未济”的情调，所以，被“推翻”的东西、被“打入地狱”的恶魔──总有一天又会以崭新的形式、辉煌而飞驰的姿态，克服了往昔的敌人，重新君临天下，并引导人们继续前进──而不是继续革命，因为继续前进有时表现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那时，垃圾成为宝卷，黄金沦为尘土。这，就是我们所见所思的“自然”！

为历史而保持你高贵的思想能力，为验证你的思想而去创造历史吧！从你的冰封中，将开出春花，从你的晦暗中，将升起秋月。在“中国文化”已经涂炭的地方，“文化中国”将会兴起。

（15）

“本能”与“我们论述的本体”，是一回事？我们作为生命形式，论述的本体只能是“我们的感想”。这感想的唯一真实性，仅在于它发自我们的真诚，对自然的归化。这就落入庄子与禅宗的窠臼中了，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尼采的那些思想，庄子、禅宗、陆象山──曾以中国方式表述过。这算是一个危机吗？社会性的哲学表述，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常识，则变为难解的天书。尤其对于“可能的新哲学”而言，从哲学到哲学的论证，只会使人莫名其妙？ 

我想采取这样一种构造：先用各种常识来说明“我们对本体的感想”。然后，再推翻这些说明，公开宣布就连“我们的本体”、“我们对本体的感想”也是不可能完善起来的表述……从而，使所有的“论证”和“说明”──统统变在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想，对于处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夹缝之中苟延残喘的现代中国人──上述的做法是否更为可取的路？我们尤其需要知道：文化是生成中的、因而是“反逻辑”的；只有文献才是相对静止的、“合乎逻辑”的。 

（16）

古老的延续欲，并未因现代化的冲动而断绝。 

传统文化圈根深入磐石的势力，已被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风暴扫荡得面日全非。但这只是“文化地表以上”的事件；在文化地表之下，各传统文化依然顽强。这几年来中国传统的气功术与社会预测学的综合复兴，很可能被历史证明为是民族文化复苏的前兆。时候一到，各种本土文化的因子就会沛然而起，重新占领中国人的心。形象地说，茂密的枝叶虽已零落，但文化之根尚未断绝，它还意欲“重获青春”──长出新的枝干与嫩芽，一种适应了现代文化气候的新芽……因此，人们正以“科学”的系统去解释气功与八卦学…… 

正是基于文化内力与文化表现的不一致，从表层的颓败去推断传统基础的衰弱程度，也许是危险的。伊朗革命的前夜，“西方化”运动顺利发展，传统文化的反抗似乎受到了成功的压制。但表层之下蕴藏的巨大反作用力终于冲破了最科学的社会预测、最精密的文化分析──推倒了巴列维王朝“现代化的西方化事业”。伊朗革命借用了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以重新调整本社会的文化形态。这表明，传统文化圈在现代生活中仍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 

无怪在各个非西方的文化圈中，存在国粹派与西化派之争；而在西方文化圈中，也存在保守派与自由派之争。而这两组势力还要分别应对激进派的挑战……这些不同倾向间的冲突表明，文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隔离，给现代人灵魂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分裂与混乱！ 

国粹派的痛苦，源于隔离状态破裂后的新文化格局。它表现了一个生活在颓势的文化圈中的有志者，所应有忧虑。他们认为，濒于西方的现代文化，本质上不适于本民族生活的需要。相反，西方派则对这一新格局表示欢迎，他们认为，这是变革、振兴自己民族业已衰落的传统文化的时机，它千载难逢。若不借用现代文化观念的强力冲击，很难消除传统文化中不适于现代生活的多种腐败。 

主张维持传统的国粹派对现代文化的飞速前进感到担心，害怕这会瓦解传统的美德。现代派则认为这一担心纯属本末倒置──如果“传统的美德”应该消失，就让它消失好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工具性的文化。从事实上说，任何人为的努力都无法挽救那些应该消失的事物；从理论上说，不适于现代生活和人类发展的传统文化，就不宜再视之为“美德”──更不该用这些过时的美德观念，去阻碍人的重新适应过程。 

其实，这两种抽象谈文化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决定命运的关键是你的行为反应，而不是你持有的文化观念！ 

〔另起一页〕

〔另起一页〕

第六节

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

网文《谁害怕瓦茨拉夫·哈维尔》很有意思：

哈维尔逝世整整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他的名字越来越少地被人们提起。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渐行渐远的时候，这个世界仿佛也离他而去。

2011年10月28日，哈维尔夫妇二人参加某活动，据信这也是哈维尔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人们赞赏他的勇气，感佩他的行动。但是对于这行动背后的理念，却始终觉得模糊晦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他说过什么，做了什么？

1975年哈维尔向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写了一封信，那是他作为异见者生涯的正式开端。然而在这封信中，哈维尔并没有向胡萨克宣战，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从来没有向胡萨克的政权宣战。

如果说哈维尔突然发难，揭竿而起，那是向谎言宣战，向依赖谎言的生活宣战，这也意味着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宣战。靠谎言支撑的制度，当然感到了巨大威胁。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接受谎言？为什么忍辱负重生活在谎言之下？

那是因为谎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人们无法拒绝谎言，是无法拒绝谎言背后的利益诱惑。

这就进入哈维尔的核心概念：“后极权社会”，即“消费时代的极权主义”。

权力仍然企图控制局面，控制一切，照样无所不在，但是控制的手段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如果说，此前主要是通过牢狱、揭发和审查，那么现在则通过消费品。

通过“发放”还是“撤销”一个人的生活消费品——房、车、美味的食品、漂亮的衣物，各种“生活小玩意儿”，足以将一个人的眼睛蒙住，剥夺他对于世界的感知，他的良知以及他对于自身的判断。

就像孙悟空给唐僧就地画一个圈，你不能越出这个界限。你是受限制的。不是受法律的限制，恰恰相反，是受违反法律的限制，是受任意的权力的限制。

这样一来，本来可以正当获得的东西，非要经历了一番羞辱，是经过“屈从”这道手续才能够得到。有回与一位企业家在饭桌上吃饭。他声称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便问了，“那你为什么也有怨气？”答曰：“没有尊严”。

就是这个意思。有吃有喝，表面上看起来富有人性化，的确是“进步”了，然而却在抽取一个民族的道德根基，让人们在精神上变得腐化堕落。

每一个人都会模模糊糊感到自己生活得艰难晦涩，背上了一些说不清的事情，有把柄在他人手中。不知道头上悬着的那柄剑什么时候就落下来。

通过这种方式，正可以稳稳地把人们捏在手心里。通过一种心知肚明的方式，人们相约界限在哪里。

曾经经历过的匮乏，令人们在“被允许的消费”品面前，表现得渴望和贪婪，毫无抵御能力。凡是到手的才算数。凡是到手的，就是我的，就是合理的。在权力的阴影之下长大，人们反过来向权力本身学习了很多东西。权力贪婪、无耻和虚无，人们紧紧跟上。

这不是一个合谋的过程，而是一个响应和配合的过程。不管做如何解释，是被动的或者是无奈的。当然，也有习惯性的因素。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作出不可理解的事情，尚可以原谅；然而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那样做，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简言之，当人们屈服于自身利益，因而也屈服于权力。

试图叩问生命阴湿的墙脚，质疑人们目前的生活如何得来的，向每一个人的屈服发出挑战，这几乎带一点不合情理，显得不识时务。不仅是让权力难堪，也会令那些靠谎言获取灰色利益的人们，感到本能地刺痛。

当人们喜欢将一切都说成是外部力量所致，把希望的破灭和生活的失败都归之外部，哈维尔提醒人们要学会自己承担责任。

然而正是以这种方式，哈维尔在向他的民族发出强大的祝福：既然拥有“人”的称号，就应该过一种配得上“人”的生活，享有人的尊严。

为什么不？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不去争取摆脱奴役的生活？不去取消脸上的刺字？

哈维尔也深知西方世界也面临相同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一上来便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只是西方社会一幅夸张了的漫画？只是人们不太注意。到了今天，至少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一个《一九八四》的社会，火箭般地开进了《美丽新世界》。

他也深知自己的立场多么“逆袭”。他因此嘲笑自己在先，千方百计不要做成一个圣人的模样。他讲的许多关于自己的笑话，那些段子，足以编成一本小册子。他写文章的句子又长又绕，总担心别人看不懂。他把自己弄得乱糟糟的，像个疯僧。

成全他的是完全逼仄的处境，他把这种处境发挥到极致：认为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便可以当一个诗人，可以不需要顺着权力的眼光看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距离哈维尔越来越远，令他越看越像一个笑话。然而，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失去深厚根基，以及越来越自身分裂。

“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这才是他真正的底色。

……

谢选骏指出：上述文章的作者很聪明，对极权社会身有体会，但是她缺乏在海外生活的经验，对自由社会雾里看花。雾里看花难免带来一知半解，导致她无法理解“后极权社会”其实就是自由社会。因为一切自由社会都是从极权社会、专制政治脱胎而来的。

如果说极权政治、后极权社会、社会主义是人类政治的“半个圆”，那么人类政治的另外半个圆就是民主政治、自由社会、资本主义了。

《谁害怕瓦茨拉夫·哈维尔》文中也模模糊糊讲到了：“哈维尔也深知西方世界也面临相同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一上来便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只是西方社会一幅夸张了的漫画？只是人们不太注意。到了今天，至少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一个《一九八四》的社会，火箭般地开进了《美丽新世界》。”

但作者自己却没有说出全部真相：

“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欧美；不仅适用于昨天的苏联，也适用于今天的俄罗斯——因为这是由人性也就是“人的原罪”引起并发酵的。这并非什么“夸张了的漫画”。

“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之所以能够这样顺畅地运行，就是因为人性“趋利”，按照圣经上的话，结果就是“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罗马书》第一章29——31节）这样的人性宣告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路，其社会后果就是“资本的力量就是让人自觉地屈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自由社会和专制社会的运作法则不同，但其基于的上述人性却没有根本区别。

那么怎么办呢？

当然首先，中国需要一个自由选举的竞选制度，国家领导人必须由普选产生；这就像病人需要现代最先进的医学，而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体系”。“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体系”不是古老的中医，就是江湖郎中和江湖骗子。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帝制，就是毛泽东一类的政治骗子。

其次呢？等中国变成了台湾和日本那样的时候呢？

那时，是反抗资本还是反抗自己？

看来真正可怕的，不是资本与社会，而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当然也包括实现捷克民主化以后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本人。

第三中国、第三期中国文明，一定要学会克服“大众化的陷阱”，因为仅仅克服共产主义之后的消费主义，还是不足以创造“合乎自然生态的文明”的。

而“合乎自然生态的文明”，“期待全球政府而非主权国家”，甚至“期待思想的主权而非国家的主权”。

〔另起一页〕

第七节

股市市值与股市资金的实际比例

这次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可以看见“股市市值与股市资金的实际比例”。

2015年8月17日到2015年8月21日这一周的“股灾”，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不过只有83亿美元，但是，它所造成的股市市值下跌，却超过3万3千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是397.59倍数。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股市市值”就像“牛皮”一样，是虚拟的、吹出来的，是典型的“纸面财富”。

而普通投资者，却是用自己的流血流汗的劳动时间换来的真实财富，去交换这些虚值高达397.59倍“纸面财富”的。难怪股票市场上百分之九十五的散户“投资人”最后都会血本无归。“投资”成为“扔钱”的代号，而不是“圈钱”的代号。

2015年5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消息，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截至4月底合计增加至将近75万亿美元（约100万亿新元），创下了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主要国家推行货币宽松政策的背景下，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的股价均创出历史高位，这使得股票总市值扩大至可匹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的规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算，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达74.5万亿美元，而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的统计和全球股价指数推算，全球股票总市值截至4月底达到74.7万亿美元，两者不相上下。

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75万亿美元，这听起来似乎十分庞大，不过拿上面的397.59倍数来除以一下，就发现那里不过只有1886.36亿美元的实际资金存在。除以全球70亿人口，平均每个人的投资不过也就是26.95美元。而说到底，只要有1886.36亿美元的资金流出股市，全球股市的纸面价值将归零。当然，这样的事情很难发生，因为总有些人会在不同的时候出手接盘、投入资金的。结果，股市就成了厮杀博弈的战场。

回到实际面。

据说全球股灾使得富豪身价大蒸发，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统计，2015年8月17日到2015年8月21日这一周的股灾，使全球最有钱的400位大富豪包括“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全球商品交易龙头嘉能可（GLENCORE）以及执行长葛莱森堡（Ivan Glasenberg）等人，财产合计蒸发1820亿美元，而单就黑色星期五这一天（2015年8月21日）其损失就760亿美元。

不过按照上述的397.59倍“纸面财富比例”来衡量，他们的实际财富损失，不过只有1820亿美元除以397.59，或760亿美元除以397.59，分别为4.57亿或1.91亿，平均一个人才损失114.25万美元或47.75万。

接下来的黑色星期五这一天（2015年8月24日），同样根据彭博富豪指数，股市动荡令世界最富有的400人，一日之间身家缩水24%，即1240亿美元！现在他们的财富总和仅为3860亿美元。

按照上述的397.59倍“纸面财富比例”来衡量，这400个家庭2015年8月24日这一天的实际损失不过只有3.118亿，而他们的总共剩下来的3860亿美元，其实只有9.70亿的含金量。平均到每个家庭头上，只有2,425,000。所谓亿万富豪，其实不过是百万富豪而已。其余的纸面财富，不过是各国央行大力灌水注资所造成的泡沫罢了。

（附录一）

夺路狂逃！全球投资者撤离股市。过去一周，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高达83亿美元，为15周以来的最大规模。

编译中心／综合22日电

August 23, 2015, 6:36 am 6919 次 

全球股市上周上演了一幕幕“灾难大片”，引发投资者竞相出逃。美银美林报告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引发市场更多焦虑情绪，投资者纷纷转向货币基金、国债等避险资产，过去一周，全球股市资金流出规模高达83亿美元，为15周以来的最大规模。

美银美林的报告同时指出，大规模撤离令新兴市场股市基金资金流出规模高达60亿美元，为连续第七周出现这种情景，这也是五周以来的最大撤出规模。新兴市场债务类基金资金流出规模达25亿美元，为2014年1月以来的最大规模。

21日公布的中国8月财新制造业PMI初值显示，该数据正以2009年以来罕见的速度萎缩，从而加剧了股票抛售。上证综指上周累计跌幅达11.54%，为七周最大跌幅。全球股市上周的表现则可能是今年以来最糟糕的。

受糟糕中国经济数据刺激，投资者纷纷涌入避险资产，黄金持续反弹，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美银美林援引资金流向监测机构EPFR数据指出，上周追踪国债和公债的基金出现25亿美元资金流入。此类基金已连续第七周出现资金流入，为2012年11月以来资金持续流入的最长时间。

货币市场基金资金流入规模达82亿美元，为2014年11月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资金流入。贵金属类基金吸引了1800万美元资金流入，这种流入已经持续了两周。欧洲和日本股市基金资金流入37亿美元，但这种形势可能受到新兴市场资产抛售的感染而不太可能持续下去。

以美元计价，新兴市场股市今年累计下挫15%，货币大幅贬值且多种货币跌至数年最低水平。货币贬值幅度在3%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高达17个。

全球股市近来一片惨绿，但分析师指出，股市暴跌对已开发国家的冲击有限，新兴市场的处境堪忧，新兴市场不仅遭遇商品需求下滑的问题，人民币重贬后，出口也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据分析，新兴市场在历经多灾多难的上半年后，下半年处境可能更形艰困：货币贬值、股市与作为经济命脉的商品行情都挫跌，马元与南非币兑美元的汇价更跌至多年来低点。

分析人士指出，未来的观察重点在9月。市场将密切关注美国数据对联准会（Fed）升息讨论的影响，最重要的是9月初发布的就业数据。投资人也一样注意中国，人民币预料还会再贬值，而人民币的贬值速度将决定新兴市场面临的挑战规模。

（附录二）

【法广RFI】陆股召唤全球股市一片绿，全球股市市值蒸发超过3万3千亿美元。

2015年08月22日21:24 

本周是大陆股市大跌并引发欧美股市下跌的一周，大陆工业产值的不利数字使周五的全球股市一片绿色。

21日，沪指再度重挫4.27%。截至周五，沪指已经累计跌超11%。巨震行情下，A股投资者避险情绪升温。

大陆股市危机四伏，欧洲经济不振和一些经济下行的数字都显示全球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好的预期，使得昨天的美国道琼斯和纳斯达克股指的分别下跌3，12%和3，52%，道琼指数重摔超过500点，写下近4年来最大跌幅，道琼一周中已经跌掉超过1000点。

以科技股为主的那斯达克100指数收盘重挫4.3%，2个交易日来大跌近7%，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双日跌幅。

大陆当局闪电放贬人民币，引发新兴市场卖压，已经造成全球股市市值蒸发超过3万3千亿美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导）

（附录三）

全球股市总市值增至近75万亿美元 匹敌全球GDP

2015-05-06 09:20: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6日电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消息，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截至4月底合计增加至将近75万亿美元（约100万亿新元），创下了历史新高。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主要国家推行货币宽松政策的背景下，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地的股价均创出历史高位，这使得股票总市值扩大至可匹敌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合计的规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算，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达74.5万亿美元，而根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的统计和全球股价指数推算，全股票球总市值截至4月底达到74.7万亿美元，两者不相上下。

股票总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衡，被视为衡量股价过热情况的指标，因受到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的关注，也被称为“巴菲特指标”。

全球股票总市值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的1999年，以及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至2007年曾一度超过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全球股票总市值在2007年10月金融危机前，创下64万亿美元为顶峰，随后便下降。在2013年11月过后，股票总市值终于回到上一个峰值并刷新记录。在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下，日美欧股价持续走高，中国股市最近也因为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迅速上涨。

（附录四）

全球股灾 富豪身价大蒸发

2015-08-23

过去1周对全球投资人而言，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以中国为震央掀起的波动如海啸袭击全球金融市场，21日以“黑色星期五”的炫风达到高潮，美股道琼工业指数狂泻530点，就世界级富豪，短短1周身价就蒸发了1820亿美元。

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统计，过去一周的股灾使全球最有钱的400位大富豪包括“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全球商品交易龙头嘉能可（GLENCORE）以及执行长葛莱森堡（Ivan Glasenberg）等人，财产合计蒸发1820亿美元（约5.98兆元台币），而单就周五1天其损失就760亿美元（2.5兆元台币）。

统计今年来全球富豪们在经历“黑色星期五”，光是这一天，财产总额就缩水740亿美元（2.5兆元台币）。

中国富豪受到港股空头及人民币贬值影响损失也不遑多让，26名中国最有钱的富豪1周财产就蒸发188亿美元（约6180.68亿元台币），才刚登上华人首富的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光是他1个人身价就大减35亿美元（约1150.66亿元台币）。

〔另起一页〕

第八节

美国联储如何导致金融危机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男，1926年生，美国犹太人，美国第十三任联邦储备局主席。许多人认为他是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和决定性人物，比如他决定美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态度。他被媒体业界看做是“经济学家中的经济学家”和“巫师”（wizard of Oz）。一手促成金融泡沫，导致美国和世界金融崩溃。

格林斯潘在纽约市的华盛顿高地长大，早年曾在朱利亚德学院修习单簧管，并成为职业演奏家。后来他放弃音乐，改为修习经济，并分别于1948年及1950年分别获得纽约大学经济学学士及硕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但之后辍学。他是艾茵·兰德的朋友，受到对方影响，立场侧重市场制度。1954年，与陶森共同创办“陶森─格林斯潘经济顾问公司”（Townsend-Greenspan & Co.）。

从1974年到1977年，他在福特的总统任期内当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1977年格林斯潘回到纽约大学进行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1980年代中，格林斯潘成为美国铝业公司董事会成员。

1987年8月11日格林斯潘就任联邦准备委员会主席。他任内渐进式的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之后渐进式的回升到5.25％。利率的升降，为格林斯潘一贯的主要经济政策手法。他导引下的美国经济经历过两次衰退、一次股市泡沫和一次历史上最长的增长期。他被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提名多次。到2004年5月18日，小布殊总统提名他继任，这是他的第五次续任联准会主席，是美国历史上前无所有的。

2006年1月31日，格林斯潘卸任美国联准会主席。其后他获委任为英国财政大臣白高敦的荣誉顾问，并计划继续撰写著作。

2002年他被授予KBE和法国荣誉军团军官的名誉。2004年他在爱丁堡大学的McEwen Hall由菲利普亲王（爱丁堡公爵，爱丁堡大学名誉校长，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丈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格林斯潘是个“一打喷嚏，全球就得下雨”的“财神老爷”，结果导致千百万人破产自杀。在克林顿时代创造出“零通货膨胀型”经济奇迹。美国的一家媒体在199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说道：“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格林斯潘当联准会主席就行。”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太大，为了不至于给市场带来太大的冲击，格林斯潘讲话一直都很含糊，他的名言因此而产生：“如果你们认为确切地理解了我讲话的含义，那么，你们肯定是对我的讲话产生了误解。”（If I seem unduly clear to you, you must have misunderstood what I said.）

格林斯潘刚刚撤退卸任之后，美国马上爆发2007年次级房屋信贷风暴，造成贝尔斯登、Countrywide、花旗、美林、UBS等一连串金融机构大幅度减记资产创纪录。这里面有什么秘密关节？难怪大家将危机原因归咎于格林斯潘。只有格林斯潘自己在回忆录中推卸责任表示：总统小布什令美国国库由盈余转为赤字，也是导致次级房屋信贷风暴的原因。为了掩耳盗铃，格林斯潘这位美国前联准会主席在其回忆录中称，基于政治理由，他不方便承认众所周知的事：出兵伊拉克是为了石油。

那么他本人呢？

1997年4月，七十多岁的格佬与小他几十岁的一个“记者”安德烈亚·米切尔 （Andrea Mitchell） 结了婚。显然，这段婚姻让他像澳大利亚报业大王默多克（和邓文迪结婚）一样年轻了几十岁，冲昏头脑之下，纵任金融狂飙……格林斯潘像“烽火戏诸侯”的亡国之君周幽王那样，为了博得美人一笑，不惜破费千金。当然，由于美元贬了值，格林斯潘烧掉的，不是西周人口规模意义上的千金，而是全球人口规模意义上的万亿金。

格林斯潘的婚姻导致了金融危机，所以他知道，美国出兵伊拉克是为了石油。

美国联储会议让这样的一个糟老头子主持大局，如何可能避免导致金融危机？

〔另起一单页〕

第四章

网络战争

〔另起一页〕

第一节

超人与圣徒

（一）

在《权力意志与原罪观念》与《永恒轮回与末日审判》两篇文章中，我已经指明了尼采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权力意志”是对“原罪观念”的反动，“永恒轮回”是对“末日审判”的反动……

现在，我要通过对于尼采的理想人物“超人”与基督教的理想人物“圣徒”的对照，来说明“整个尼采哲学不过是基督教的翻拍”。

圣徒是指一个圣洁的人。圣徒一词的拉丁词源就是 “圣洁”（sanctus）。

圣徒崇拜缘起于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仪式，是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民众信仰。公元4—9世纪，圣徒崇拜盛行于拜占廷帝国。其因在于：一方面，它迎合了当时民众的精神和世俗需要；另一方面，它接纳了传统异教习俗，同时教父们对此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因此，圣徒崇拜本身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发展、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的特点，是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理解基督教能够战胜传统宗教的一个新视角。 

（二）

《论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圣徒崇拜》（张日元）一文指出：

圣徒崇拜源远流长，据盖菲亚（B. de. Gaiffier）所称，圣徒崇拜起源于犹太教与基督教早期的信仰与仪式。犹太教徒崇拜高级神职人员、预言者与殉道者，并在他们埋葬的地方建立纪念碑。基督教徒继承了犹太教的传统，早在公元1－2世纪，基督教徒就已开始把罗马帝国迫害致死的“殉教者”奉为圣徒，并公开崇拜。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徒的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为信仰而献出生命的“殉道者”以外，还包括那些虽寿终正寝但却“圣洁贤明”的教父、主教、传教士以及俗世之人。

关于圣徒的界定，天主教圣徒的官方定义为“教会以正式的礼拜仪式所给予荣耀的人”。教皇册封圣徒的依据是“品行高尚与行奇迹”。当然，圣徒身份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概念，“每个教皇都有自己的封圣观念”。这种身份不只局限于正式册封的圣徒，因为圣徒的“神圣性”不仅存在于正式圣徒身上，而且还存在于其他大量的人与物之上：首先是上帝、超人类的人（天使），此外还有有形的物品（圣物）、教会组织机构等。在不同地区人们的“神圣”观念也有所差异。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判断圣徒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该圣徒是否被信众们视为超自然力量之源。事实上，圣徒首先且最主要的是地方圣徒。在民众眼中，正式圣徒与地方圣徒之间毫无区别。教皇们对于地方圣徒崇拜也总是听之任之。

大约在10世纪之前，圣徒崇拜基本上只是地方教会的一种自发行为，地方基督徒团体所崇拜圣徒的确立是基于民众的赞同，而无需经历什么“封圣仪式”。地方主教的认可及圣徒遗体被“迎入”崇拜之所是圣徒得到崇拜的关键。后来封圣之权归于教皇。一般认为，教皇封圣权萌芽于10世纪末，但教皇真正开始全面行使“封圣权”是在12世纪70年代，即教皇亚历山大三世（1159—1181年）统治后期。此后，教皇指派调查团去调查圣徒人选的生平与奇迹，作为封圣的依据，此两项调查内容持续至今。但直到中世纪晚期，非正式的地方圣徒崇拜仍然存在。

早期的圣徒崇拜基本上是集中于埋有圣徒遗骨墓地的地方崇拜。但在西欧，最迟于公元6世纪，崇拜对象扩大到了圣徒墓地或其附近的物质或物体，譬如圣灯里的油，以及后来受到信徒更加虔诚崇拜的沾有殉道者鲜血的衣物。这些圣物被视为圣徒肉体的“延伸”，享有圣体的神圣性。公元8世纪与9世纪期间，信徒们开始把罗马殉道者的遗体从基督徒墓地迁入到城内的教堂中，以防止圣体在墓地中受到亵渎。中世纪编年史中，充满了修士团体在逃避入侵者时携带其圣徒圣体的记载。此后，人们宗教信仰进入了一个对圣体、圣物特殊崇拜的时期。圣体、圣物不断地被信众们迁移、分割，遭到狂热信徒们的买卖、偷盗、抢劫，甚至圣徒还会受到求助者的威胁、诅咒。早期的教会规定，每个神圣教堂的圣坛上都应该供奉一件圣物，并且第七次尼西亚宗教会议对这一项规定作了进一步的重申。从很早的时候起，圣徒崇拜就已经与圣餐相联系。每当圣徒的周年纪念日，圣餐便在殉道者的墓地上举行，从而形成了将圣物放于圣坛上的习俗。于是，后来对圣徒的祈祷便成为了圣餐礼拜仪式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特殊的礼拜仪式也因圣徒节日而产生，如圣徒传、颂词、长篇说教的朗读仪式等。这样，圣徒崇拜以一种重要的方式融人了基督徒们的正式崇拜中。

英国圣徒崇拜大约兴起于7世纪。据D. 罗尔森所称，“圣物是随第一批传教士到达英国的。”最初传入英国的主要是使徒彼得、保罗以及罗马殉道者的圣物。如7世纪末，教皇维塔利安（Vitalian）将使徒彼得、保罗，以及殉道者圣劳伦斯、圣约翰的圣物赠送给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温（Oswin），同时又赠送给了诺森伯利亚王后一个用使徒彼得、保罗所戴过的镣铐制成的金十字架。又据记载，678年左右，彼德修道院的建立者本尼狄克主教曾从罗马带回了使徒与罗马殉道者的圣物。

在英国，圣徒崇拜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皈依基督教的见证。英国的天主教徒认为，圣徒必须具备三种基本品质即苦行、权威、与国王的联系。但是，正如D. 罗尔森所指出的那样，“在公元650－850年间，英国的圣徒崇拜并不盛行。”到了中世纪晚期，这种状况却发生了变化，圣徒崇拜在英国迅速兴起，并日益发展成为民众宗教信仰的中心内容。圣徒崇拜在英国的这种变化，是与中世纪英国民众对宗教信仰的渴求以及圣徒的身份、职能密切相关的。

在中世纪，民众的宗教信仰总是专注于怎样最成功地借助于超自然之力来处理自己的事务。如怎样远离疾病与自然灾害、怎样使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怎样抵御恶魔的力量，以及怎样获得上帝与圣徒的恩惠来确保永恒的幸福等。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民众们的宗教信仰存在着某种“赤裸裸的功利性”。到中世纪晚期更是如此。英国信徒们对圣徒的依赖并不是主要作为一个效仿者或心灵之友，而是作为在需要之时的帮助者或疾病治愈者，以满足身体的需要，或者是临终灵魂的极度痛苦和炼狱之痛的需要。适度的富有、战争中的平安、疾病的治愈、教堂圣礼所祝福的神圣死亡及最终的救赎，这是中世纪晚期人们所普遍渴望的。圣徒崇拜恰恰满足了这种宗教信仰渴求。在中世纪人们的心目中，圣徒的主要身份是作为向其信徒传达神灵之音的代祷者；圣徒被视为人类的保护者与上帝的代理者，并且其职能使得他们在中世纪人们的信仰生活中无处不在。

圣徒具有不同的职能，一般来说，可以分为普遍的帮助、庇护与政治功能，虽然这三者往往重叠。在政治方面，古老的圣徒能够使新的政治团体合法化，并且往往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对他们的崇拜又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因而在英王亨利三世时期，以两位盎格鲁—萨克逊王室圣徒的名字给他的两个儿子起名为爱德华与爱德蒙；而在亨利五世时期，盎格鲁—萨克逊的圣徒崇拜又受到特别的推崇，以此来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除了政治职能之外，圣徒还具有更多的世俗价值。他们能够行奇迹、治愈疾病、医治残疾、寻找失物、防止火灾等等。因而基督徒们可以在各种不幸的境遇下求助于圣徒，期望从他们那里获得帮助。人们祈求圣徒使妇女多育、土地多产、动物多仔，防止或治愈各种类型的疾病，避免害虫与暴风雨，经常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好运。譬如黑斯特（Heist）的渔民们在暴风雨期间会把阿登伯格的圣母玛丽亚塑像浸入海水中，来祈求风平浪静；当一个小孩不小心被一枚托马斯·贝克特的徽章噎住窒息时，其亲人求助于圣徒亨利六世后，徽章被咳出，小孩获救。而另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圣徒治病奇迹是由圣徒托马斯·贝克特所行的。12世纪晚期，一位来自坎特伯雷的妇女艾迪拉，由三位妇女抬到托马斯·贝克特圣地，该妇女已经一年半不能站立行走了。当她被抬到圣地后，竟然立刻扔掉了拐杖，自己走回了家。

与中世纪早期相比，英国民众的圣徒崇拜在晚期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在中世纪晚期，民众圣徒崇拜在英国获得了蓬勃发展。据埃米尔·马利所言，圣徒崇拜“它富有诗意的魅力贯穿于中世纪”，但“圣徒从未像15世纪和16世纪那样受到爱戴”。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关于圣徒的纪念物到处存在，而早期却并非如此。罗尔森认为，“如果在这段时期内（650—850年），穷人们确实朝圣圣徒圣地的话，他们的出现也被认为是不重要的，除少数的贵族、王室成员外，似乎不存在民众热衷于圣徒崇拜或世俗者向圣地捐献的迹象。”“库斯伯特甚至似乎极力阻止其墓地成为民众崇拜的中心。”“即使在当时，圣物治病奇迹可以推动圣徒崇拜更广泛地传播；但我们已经了解，后来成为主教的阿卡仅将圣物用于自身治病，利用奥斯瓦尔德十字架上的苔藓治病仅仅出现于赫克瑟姆修道士治病的描述中。”

第二，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具有了民众化、世俗化倾向。在中世纪早期，圣徒所行奇迹、提供庇护与帮助主要是面向教士及王室与贵族。如卡思伯特的继承人，隐居修士埃塞尔沃尔通过祷告为在海上处在危境中的教友们平息了一场风暴；奥斯瓦尔德王的代祷为萨塞克斯一修道院驱走了一场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而在中世纪晚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中世纪晚期保伯格（Bawburgh）的圣徒沃尔斯坦（Walstan）所行奇迹，尽管个别奇迹是针对教士与骑士的，但大多数却是针对地位低下的人们——“粗鲁的人”、女仆、盖茅屋者，及织布工等等。在其作为圣徒的角色中，作为丰收庇护者的角色是最突出的。当收割者弗莱格（Flegge）被压在了一辆满载小麦的车辆底下时，由于沃尔斯坦的保护，竟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因而宗教改革者约翰·贝利（John Bale）将其描述为“诺夫克田间的上帝与收割者的指导者”。[32]根据戴维·法默（David Hugh Farmer）所编纂的《牛津圣徒词典》（1978年版）统计，在13世纪到16世纪上半叶英国总共有35位圣徒，其中有三位出身于民众（一位是仆人，一位是捕鱼者，另一位是寡妇），有15位圣徒所行奇迹与普通民众有关。

第三，中世纪晚期的圣徒崇拜已具有了产生“宗教个人主义”的土壤。首先这主要体现于当时“宽松”的宗教环境。中世纪晚期，基督教正统思想的垄断地位开始出现了松动。在1200年以后，书籍的出版、私人礼拜堂与祈祷室的盛行、雇佣教士且具有宗教职能但不受教会组织纪律控制的自愿团体的建立，这一切都增加了个人接受宗教信仰的机会。同时，14世纪晚期与15世纪的艺术发展——如把圣母领报与最后晚餐等事件置入到家庭背景中——也使宗教慢慢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次体现于中世纪晚期盛行的朝圣现象中。朝圣现象也许比其他任何现象能更好地指出中世纪晚期圣徒崇拜的不确定性质。“朝圣冲破了地区与社会边界，使人们脱离固定的地区，混淆了社会阶层与性别，使得个人像流浪者一样漫游。”并且朝圣者的纪念物也提供了个人崇拜的中心。

从上述中世纪晚期英国圣徒崇拜的变化及其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两种较为明确的价值取向。

第一，民众在圣徒崇拜中日益具有明确的“自我取向”。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圣徒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性。圣徒经常是作为“善良邻居与知音”的民众形象刻画于祭坛屏饰及圣盒上。如亨利六世被描绘成生前是一位非常朴实的人，脚登农夫靴子，身穿农夫衣服；喜欢以非常朴素的装束出现于其求助者面前，穿戴如一朝圣者，未刮胡须，带着友善的微笑走来走去。“中世纪晚期的诺福克，特别是阮沃斯周围地区，是圣安妮崇拜盛行的中心，而且对该圣徒的崇拜也盛行于整个英国；因为圣安妮提供了一幅母性而非贞女的女性多育圣像……，她既体现了家庭观念，又体现了生育原则。”

同时，圣徒崇拜的私人化与个性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在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对于圣徒崇拜已具有了自己的选择权。虽然它是由地理位置、出生、雇佣，或父母、教父母的选择等偶然性所赋予或被继承，但基督徒也拥有与其他圣徒建立亲密、依赖关系的权利，自愿虔诚地庆祝她或他所崇拜圣徒的节日，并荣耀他们的圣像。

中世纪晚期信徒们的希望与爱好也被融入了圣徒崇拜之中。例如，当托马斯·莫尔坚持圣徒崇拜不需要教士提倡时，他作为一个中世纪晚期英国全体信徒的代表道出了信众们的心声：“我相信圣徒崇拜掌握于全体教会的灵魂、上帝自己的手中；该崇拜的见证者不仅仅是教士，而是全部基督会众。”这也正如舍纳斯在《中世纪民众宗教：1000—1500年》中所言，“民众宗教表达了民众需要的真实情感，因而它源自于民众的内心：具有强烈的人性。”

第二，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还蕴含着“现实取向”。如斯旺森所言“显然，在我们所考察的历史阶段（1215—1525年），那些绝大多数实际上活着的和去世的圣徒，他们之所以成为圣徒的原因已变得相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现在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他们曾经是什么。而正是他们作为代祷者在此时所能够发挥的‘威力’，是其成为圣徒的决定因素。”

民众圣徒崇拜中的“现实取向”首先体现在新圣徒崇拜的迅速传播。在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新圣徒崇拜的传播往往是因为该圣徒成为民众身处绝境的“最后一根稻草”。如在1382年的累斯特郡，一位过路的朝圣者建议那些围在一小孩尸体前的人，在求助于其他圣徒失败后应该祈求于理查德·罗勒，结果祈求获得灵验。这件事发生在罗勒去世三十多年以后，然而，在当时对他的信仰显然还没有传播到约克郡大部分地区。此后，对于圣徒理查德·罗勒的崇拜便迅速传播于约克郡及其他地区。

其次，在现实中，圣徒崇拜不仅仅是民众们的宗教信仰，也成为产生地方自豪感的源泉和人们获利的一种手段。托马斯·莫尔曾抱怨道，圣母玛利亚的圣像似乎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信徒一直喋喋不休于他们自己所拥有圣像具有的荣耀与有效性，尽管他们纪念的是同一个人。在获利方面，人们更是有着丰富的奇思妙想。如在布罗姆豪的圣十字架上的基督像是一个奇妙的机械装置，具有转动的眼睛、移动的四肢，及吐泡沫的嘴，以此攫取了朝圣者们口袋里大量的钱财。

在中世纪晚期，圣徒崇拜甚至成了一个人融入社会团体的一张入门证。当时如果一个人被排除于圣徒崇拜之外，便会被认为丧失了融入团体的资格。如剑桥郡一位“狡猾妇女”因为其行巫术而被圣威廉的幽灵阻止接近其圣地，她的邻居也因此而排斥她；直到她在圣地忏悔并获得宽恕，这种情况才结束。

综上所述，在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圣徒崇拜中，民众已经开始关注到了自己的现实切身利益，具有了较为明确的自我取向与现实取向，由对神灵的乞求变成了要求，传统的宗教之根慢慢地消亡并让位于功利主义的此岸。这也许是中世纪人们思想中所发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也孕育了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

也许有人说，在早期的基督教中就已经含有了朴素的现实主义精神，但笔者认为那只是一种幻想，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精神寄托，一种麻醉剂。而到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宗教信仰中所含有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当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折射，是一种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新的精神力量。因而，中世纪晚期，英国民众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精神领域中也发生了新的思想萌动。正如钱乘旦先生所言：“中世纪晚期，那种为了信仰而盲目行动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人们已开始用较为理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现实世界。一种新的原则也就不为人觉察地出现了，那就是现世需要应高于宗教需要之上，宗教应当为现世服务。”

（三）

《意大利“圣庇护”和圣徒崇拜》（王昊）一文指出：

意大利南部的贝内文托市（BENEVENTO）是一座古老的山城，雄踞于亚平宁群峰之中。古罗马时期，经意南部港口布林迪西而伸向希腊及巴尔干半岛的商路正好由此经过，为古城带来了兴旺发达。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在此一战，击溃了“宿敌”萨姆尼人，最终结束了绵延百年的三次萨姆尼战争，使意中南部山地终归罗马。据说是役两军鏖战难解难分之时，一阵怪风突然自罗马军背后袭来，吹得萨姆尼人阵脚大乱，罗马人则乘势掩杀，终获大胜，于是战后罗马将此城改名为BENE VENTO，意即“好风”。听来和李自成山海关大战很像，不知山海关是否应改名“山风关”。

随着蛮族入侵、古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亚平宁半岛坠入黑暗的中世纪，长达千年。文艺复兴繁荣了佛罗伦萨、罗马等大城市，但贝内文托及其周边地区则彻底沦为农业区。虽有香肠美酒仍然诱人，也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寂寞山乡。

但近百年来，却有另一件事让小城再次名声大震，那就是这里出了位在意民众中闻名遐迩的天主教圣徒——圣庇护（Padre Pio），他深受善男信女的爱戴，也是唯一一位有电视影像和录音资料的圣徒。

所谓圣徒者，天主教指那些生前为圣灵感召，为完成某种使命而竭尽全力，最终为信仰而献身的人（一般是殉道）。据说，他们死后直接升入天堂，位列在耶稣身旁，充当信徒和救主间的“中保”（介绍人，担保人和律师），在末日审判时为虔诚的信徒辩护，引导他们获得救赎。圣徒的认定和册封程序复杂而严格，身上往往须有类似基督被钉上十字架时所留的“圣伤”，它的最终认定权归教皇。天主教圣徒众多，数以万计，西方日历的每一天都提供10位圣人，以便儿童起名之用。365天下来，圣徒还不能都在其中，数量着实惊人。在现实生活中，信徒们对圣人的祈祷甚至超过了基督耶稣。

圣庇护本名为Francesco Forgione，是一位圣方济各小兄弟修会（Ordine dei Frati Minori Cappuccini）的修士。1887年5月25日出生于贝市附近的Pietrelcina镇，1968年9月23日去世。据说他19岁时曾在小镇附近的一颗古树下祈祷，受到神灵感召，在手脚上获得“圣伤”，终生流血不止。自此，他明白了天主所赐的使命，开始了修行和传道。据说此后他曾多次显示异能，如通过写信治愈病人，预言教皇遇刺等等，逐渐成为了意民众心中的“大能”，并在死后被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2002年封为圣人。此后当地民众在其故居建立教堂，将其种种遗物，连同那棵古树一起大加膜拜。

神乎？信乎？很难讲。当地普通百姓对其深信不已，我们此行还专门拜访了圣人昔日的邻居，一位88岁的老人，他以一种宗教狂热似的激情为我们讲述了圣人的种种事迹，临别时还握着我们的手说“圣庇护保佑你们，祝福中国，祝福奥运会，天主与你们同在！”，颇令人感动！

其实，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圣庇护是否可信，而是在于他的出现正好能满足民众，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圣徒崇拜心理”。

说起这种心理，我们倒可以拿一个咱们中国人熟知的人物—— “包青天”来打个比方。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普通百姓出于社会舆论、生活习惯和传统思维影响，基本上都是君主制的支持者，正如列宁在评价普加乔夫起义时指出的，农民阶级都是保皇派，就连李自成在打到北京城门口时还给崇祯皇帝写信，表示只要能封他为王，把山、陕两省给他，他就带兵去打满洲，为皇帝尽忠。所以尽管他们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均处于弱势，备受欺凌，但他们并不把这归咎于皇帝本身，而认为都是少数“奸臣”“蒙蔽圣听”，只要天子能知道他们的冤情，那一定是“圣天子坐朝堂，天下太平”，百姓自然安居了！但如何能“达于天听”呢？小百姓自然没办法，于是就需要有“忠臣义士”为民做主，所以就产生了无数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

宗教其实也一样。普通信众多是小民百姓，他们当然信“天主万能”和“基督救主”，但骨子里他们也嘀咕，自己这样的无名小辈，尊贵的“上帝之子”如何能了解？邻居家的“赵家老地主”恶贯满盈，但他就是有钱，天天请弥撒，到处捐教堂，万一上帝让他给蒙了，把我那张救赎的票给占了，那怎么办呢？总得有个明白人给说句公道话吧！于是“圣徒崇拜”就应运而生了，每个国家，每个城，每个村，每条街道甚至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保护圣人，他们就是普通百姓的“中保”，他们的“贴心人”，当然备受推崇！你看那位88岁的大爷，他邻居都是“圣人”了，他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当然一个劲说好了！

穷人如此，那富人会不会不同呢？其实，没有富人的资助，崇拜又怎么能兴盛呢？话剧《茶馆》里有一句话“当官的，今儿上台，明儿就许下台。做买卖的，今儿发财，明儿就许破产”，对未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谁都一样，即使为天下之主，也不能幸免，于是他们更要找一位“大圣人”，多花点前请他在上帝面前多美言，保得自己活着平安，死后升天，这就如同时下找个“大律师”当法律顾问一样！“我有钱，我多给你花，你总得给我说好话吧，把那帮穷棒泥腿子都从救赎的车上挤下去”是也！

这样的崇拜，西方有，东方当然也有。那本村“土地”、本城“城隍”、家家“灶王”，你说他们是归佛、道、儒哪一教？其实主要还是个“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的“好人”吧！

总之，信仰也好，崇拜也罢，若能使人们从中获取动力、有所慰藉，从而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四）

在《权力意志与原罪观念》一文中，我指出权力意志说，其实是对“原罪”观念的反动，或曰：“权力意志”其实是对“原罪”的正面描述，是“对千百年来遭到污名化的人类本能欲望的正名”。

通常认为：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英译为“The Will To Power”。“权力意志”这一中译颇有争议，因为这很容易让人连想到权力意志是政治权谋或权力争斗的力量。但这并不纯粹是一种误解，只是“权力意志”比通常的理解更为复杂，这是尼采在经过“价值重估”后提出来作为他的价值准则，权力意志因此被称为基本的驱力，曾被用来解释物理上的变化、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扩张等等，乃至于人类的心理、文化的现象。（在谢选骏看来，由于物理上的变化、动植物的生长、繁殖、扩张等等，都是人类的心理与文化所感受出来的，是思想的产物，所以被权欲熏心的尼采如此解释一点也不奇怪。）尼采认为这些背后都是由权力意志所推动的，其实，用尼采自己的逻辑来说，这些不过是具有权力意志的人所观察和感悟到的东西罢了。

其实，权力意志远远没有这么复杂，“权力意志”不过是“炮舰政策”。一般人没有注意到，权力意志其实具有唯物主义的特质；虽然尼采为了掩饰这一点，故意把权力意志描写得像“能量守恒”式的，让“权力意志”被误解为一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它在量上是不变的，它的存在是绝对的、永恒的。但它不是僵死不动的，它像河流，奔腾不息，像海洋、汹涌澎湃。在它永恒的运动变化中，事事物物被创造出来，复又被消灭，世界就这样不断推陈出新，幻化不已。

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都含有“生存的欲望和创造的本能”。不过二者也有差别。在叔本华那里，事物的生存意志的目标仅仅在于求生存，尼采则认为事物的生存意志除了求生存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求权力、求强大、求优势、求自身超越。求生存可以说是事物最基本的，也是最低的要求。事实上任何事物都决不会满足于这种要求，凡有意志存在的地方，即一切事物，都必须追求力量的强大，竭力占据优势。难道没有强大的力量，不占据优势，能够统治、征服、战胜他物而生存下来吗？！当尼采把生存意志本来就包含着的意义揭示出来，并加以强调时，他就把生存意志叫做“权力意志”或译“强力意志”了。

当尼采把追求力量的强大（权力扩张）、追求优势说成生命意志的本质特征，并肯定、倡扬生物的这种特征，在这样的权力意志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哲学体系时，他的哲学就与叔本华那种主张否定生存意志的消极悲观的哲学区别开来了。尼采的哲学是一种具有积极外表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疯狂色彩的哲学。

谢选骏认为：尼采哲学和叔本华哲学的这一显著区别，不仅来自一般的“个性区别”或“继承发展关系”，而且是由于尼采“有意识地反对基督教道德”所致。尼采自己所以有意识地反对基督教道德，可能是由于他出身牧师的遗族，自小受到基督教道德的束缚却又无法得到相应的荫庇，因而产生的无法言说的怨毒所致。教会的阴暗面他知道的比一般信徒知道的更为深入，但却无法享受神职人员的种种福利，这一“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尴尬处境，迫使他生发了极端的“追求权力的意志”。

在尼采哲学中，权力意志因此成了一切事物的本质，换言之，一切事物无不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权力意志的表现。人们追求食物、追求财产、追求工具、追求奴仆和主子，根源都在于权力意志。在社会生活中，压迫、剥削、奴役、战争、人们之间的争斗等等，都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相互作用的表现。生物机体吸取营养，就是它们作为权力意志去占有、吞噬、征服环境。生命就是有机体发挥权力意志去剥削外界环境，驱使环境为自己服役的过程。化学中的分解和化合，无非是一种权力意志侵占、征服另一种权力意志。甚至，物理学中的引力和斥力的对立，其实就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的争夺。在一切事物中，权力意志的发挥都表现为抗强欺弱。事物间形形色色的争斗现象，其根源在于“一种永不厌足的表现权力的意图，或权力的运用，作为创造本能的权力的应用。”

万事万物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生生灭灭，变化发展。尼采发现了其间的“规律”，这就是“永恒轮回”。他说世界是一个“循环的力”，这个力创造出一些事物，然后将它们消灭，接着又分毫不差地按照原来的样子再把它们创造出来，再把它们消灭……如此循环往复。这样，世界就永远是同一些事物的反复重演。尼采告诉我们：“人生便是你目前所过、或往昔所过的生活，将来仍将不断重演，绝无任何新鲜之处。然而，每一样痛苦、欢乐、念头、叹息，以及生活中许多大大小小无法言传的事情皆会再度重现，而所有的结局也都一样——同样的月夜、枯树和蜘蛛，同样的这个时刻以及我。”太阳、大地、鹰、蛇、人类，总之一切一切，都将在世界上无数次地反复重演。尼采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的时间上是无限的，而世界上的事物——作为权力意志的表现形式却是有限的。这种认为一切事物绝对而永远循环的理论，就是所谓“永恒轮回”说。

“永恒轮回”说，事物的发展是沿着螺旋形的道路前进的。事物在其内部矛盾以及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在发展过程中，后来的事物会表现出对以前事物的某种回复。但这种回复只能是部分的，而决不会是完全的。唯其如此，事物才有质的提高，才称得上真正的发展。“永恒轮回”说完全否定了事物发展中质的提高，实际上否定了事物的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并且具有神秘主义的性质。

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并不是他的创造。他承认这一思想来自于古希腊哲学中的斯多噶派。该派认为：世界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为神秘的“世界大火”所焚毁，一切再从头开始，如此循环不已。

其实呢，这一学说也受到基督教末世论以及佛教的世界大劫的影响。

〔另起一页〕

第二节

真猎人和假猎人

BBC2011年5月19日有篇报道称，研究揭示人类“进化到直立行走”，是因为“直立行走提高了人用拳头相互攻击对方的能力”。美国犹他大学的大卫·凯瑞亚教授（David Carrier）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提供证据说，两腿直立行走使男性在寻偶或保护幼子时能更有效地相互打斗。研究显示，在站立的情况下，攻击对手的强度增加三倍。凯瑞亚教授还表示，男性个子高更能吸引异性伴侣，因为他们更可能会繁衍出更高，更强壮的后代。

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显然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这种观点显然是这个时代“西方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折射，而不一定等于“历史事实”。

不过我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我认为人尤其是男人首先是一个猎人，其次才是一个情人。如果一个男人连捕猎的兴趣和能力都没有，肯定失去了择偶的机会。

1、男人的定义是一个“真猎人”，他在追寻猎物时心无旁骛。所以他可以成为好裁缝、好厨师，即使在这些“传统的妇女工作”的领域里也能出类拔萃。

2、在北欧神话里有所谓的“女武神”（附注），但在人类社会里却没有“女猎人”，花木兰和穆桂英如果不是文学形象的杜撰，那也只是一些特例与例外。在任何部队中，女人都是作为“非战斗人员”而存在的，这不是一个体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是有没有“猎人特质”的问题。

3、猎人的执著、锲而不舍的精神、忘我的工作狂热、不计成本的追求、甚至对自己极为不利也在所不惜。这些都是“男性特征”，而妇女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但在一个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女人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得“扮演男性”、“冒充猎人”。这就是“真猎人和假猎人的由来”。

4、假猎人就是一种模仿男性的女人。俗称“女强人”的干活。她们夺取了男性的猎人工作，但无法从内心真正喜欢猎人的生涯。她们的生活不得不沦为表演与“秀”。

5、假猎人还是一种模仿女强人、追随女强人的男人。假猎人的成功改变了真猎人的价值观。假猎人把真猎人带坏了，劣币驱逐了良币。

6、假猎人造成的社会风气即所谓女权主义式的文明丧失了“猎人”的原动力。因为“猎人”的工作不仅是原始的捕猎，也包括刻苦的钻研与不可思议的创造；包括特立独行与冒天下之大不韪。

7、女权主义与女奴主义仅仅一步之差——女权主义是文明的结果而不失其原因；猎人性格才是文明的原因，但现在他正在被假猎人的表演蛀空和毁灭。女权主义起源于机械化生产而不是起源于创造性劳动，因此从真猎人的观点看，有理由视之为女奴主义。

8、主动开拓、冒险犯难、寻求刺激、受到幻想激励不在乎成败利钝的真猎人……这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2011年5月20日

（附注）

女武神也叫“瓦尔基丽”（古诺尔斯语：Valkyrja，（原音其实较接近德语发音的“瓦尔古雷”[Walküre]），在古诺斯语是“瓦尔基丽娅”Valkyrja，在英语则是“瓦尔基丽”Valkyrie。是北欧神话里登场的狄丝（Dísir）女神（半神）。

“瓦尔基丽”（valkyrie）这个字的原意是“贪食尸体者”，到后来慢慢演变成“挑选战死者的女性”，另外还有后人赋予的所谓“出现在英雄面前的梦中情人”的形象。

她们一般是来自地上国王的女儿，或是大神奥丁自己的女儿，或是发誓侍神而被诸神选中上天的处女战士。他们被称为“奥丁的侍女”，或是更难听的“奥丁的妓女”，但她们都应该是处女神。她们在战场上赐与战死者美妙的一吻，并引领他们带往英灵殿（Valhalla）。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诸神的黄昏来临之前，扩充神域的兵力以应付战场所需。

她们的形象是：戴着金盔或银盔，穿血红色的紧身战袍，头上戴着以羽毛装饰或鸟翼型的头盔，拿着发光的矛和盾，骑小巧精悍的白马。一般相信她们是雾或云的人格化。而她们骑的白马，人们想象马的鬃毛间能够落下霜和露，因此这些马也受到人们尊敬。在北欧人看来，瓦尔基丽们和她们的马都是有惠于人类的。而北极光（Northern Light, Aurora Borealis）有时亦被认为是瓦尔基丽们驱马在夜空中奔驰时，铠甲闪耀的光芒。

瓦尔基丽们不单在陆地的战场上挑选勇敢的战死者，她们也到海上，从沉没的大龙船里挑选将死的勇敢的维京人。在英灵殿，服侍这些战士的灵魂也是女武神的任务之一。另有一说，负责殿上侍奉的是荷瑞丝特、密丝特和斯露德三人。她们具有化身为天鹅的魔力，有人说是费尔加（Fylgja）是其原型。

〔另起一页〕

第三节

真猎人和假猎人之续篇

BBC2011年5月19日有篇报道称，研究揭示人类“进化到直立行走”，是因为“直立行走提高了人用拳头相互攻击对方的能力”。美国犹他大学的大卫·凯瑞亚教授（David Carrier）在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提供证据说，两腿直立行走使男性在寻偶或保护幼子时能更有效地相互打斗。研究显示，在站立的情况下，攻击对手的强度增加三倍。凯瑞亚教授还表示，男性个子高更能吸引异性伴侣，因为他们更可能会繁衍出更高，更强壮的后代。

这种观点的潜台词显然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这种观点显然是这个时代“西方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折射，而不一定等于“历史事实”。

不过我的看法与此大相径庭，我认为人尤其是男人首先是一个猎人，其次才是一个情人。如果一个男人连捕猎的兴趣和能力都没有，肯定失去了择偶的机会。

1、男人的定义是一个“真猎人”，他在追寻猎物时心无旁骛。所以他可以成为好裁缝、好厨师，即使在这些“传统的妇女工作”的领域里也能出类拔萃。

2、在北欧神话里有所谓的“女武神”（附注），但在人类社会里却没有“女猎人”，花木兰和穆桂英如果不是文学形象的杜撰，那也只是一些特例与例外。在任何部队中，女人都是作为“非战斗人员”而存在的，这不是一个体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是有没有“猎人特质”的问题。

3、猎人的执著、锲而不舍的精神、忘我的工作狂热、不计成本的追求、甚至对自己极为不利也在所不惜。这些都是“男性特征”，而妇女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但在一个男性统治的社会里，女人想要出人头地，就必须得“扮演男性”、“冒充猎人”。这就是“真猎人和假猎人的由来”。

4、假猎人就是一种模仿男性的女人。俗称“女强人”的干活。她们夺取了男性的猎人工作，但无法从内心真正喜欢猎人的生涯。她们的生活不得不沦为表演与“秀”。

5、假猎人还是一种模仿女强人、追随女强人的男人。假猎人的成功改变了真猎人的价值观。假猎人把真猎人带坏了，劣币驱逐了良币。

6、假猎人造成的社会风气即所谓女权主义式的文明丧失了“猎人”的原动力。因为“猎人”的工作不仅是原始的捕猎，也包括刻苦的钻研与不可思议的创造；包括特立独行与冒天下之大不韪。

7、女权主义与女奴主义仅仅一步之差——女权主义是文明的结果而不失其原因；猎人性格才是文明的原因，但现在他正在被假猎人的表演蛀空和毁灭。女权主义起源于机械化生产而不是起源于创造性劳动，因此从真猎人的观点看，有理由视之为女奴主义。

8、主动开拓、冒险犯难、寻求刺激、受到幻想激励不在乎成败利钝的真猎人……这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

为什么“男性失业，容易导致家庭破裂”？因为家庭在本质上只能是“男人的私有财产”。

美国“生活科学网站”2011年6月26日报道：新的研究结果发现，男性一旦失业，妻子很可能下堂求去，而女性有没有工作，却不会影响丈夫决定是否离婚。

俄亥俄州立大学对超过3600对夫妇进行研究，并在“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研究报告，显示尽管外出工作的女性增加，养家的压力仍然大致由丈夫承受。 

与拥有工作的男性相比，男性一旦失业，不只妻子可能弃之而去，他们本身也更可能主动要求离婚，即使他们原来自认为婚姻幸福。 

在另一方面，与有工作的女性相比，失业妇女比较不可能主动要求离婚。有工作的妇女比较可能主动要求离婚，不过她们只在对婚姻非常不满时才会这样做。 

研究报告说，这些影响可能来自女性的角色比男性改变更大，不但外出工作的女性大增，也普遍获得接受。但是，许多人无法接受男性失业，对男性负起处理家务和提供感情支持等“女性化”角色，社会文化还有点矛盾，这方面也缺乏支持机制。 

女性决定出去工作或失业，并不违反任何婚姻通则。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就业为妇女赋予财务安全，使她们对婚姻极度不满时，能够断然求去。 

这就是“假猎人的真面目”。

2011年6月28日

〔另起一页〕

第四节

逆向鸦片战争开始

报道指出：5美元疯狂……中国廉价毒品西方热销 ！

来自中国的实验室的一种毒品，见效快而且廉价，正处于亚洲产合成毒品剧增的前沿，这类毒品正席卷西方国家。

金融时报2016年1月25日报导，在街道上，这种毒品被称为“5美元疯狂”，也被称为Flakka。这种毒品是在中国的非法实验室中制成的，已导致美国多人死亡，是一个巨大的赚钱机器，它给毒贩创造32倍回报，这些毒品销往很多国家，从亚洲到中东国家，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

据报导，去年10月，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共产党中国正式禁止了这种毒品，但这种毒品继续泛滥，促使佛州一大陪审团上月呼吁制定特殊法律，来打击这种毒品，并导致美国对此展开多项深入调查。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专家Tun Nay Soe表示：“新的提神物质现在变成了一种疯狂的现象”，他指的是一类合成毒品，包括Flakka，它们一直在更改配方以规避法律。

这种毒品也被称为“特别设计毒”（designer drugs）或合法兴奋剂，最近几年，这种毒品迅速增多，从2009年的126种增至去年的500多种。

佛罗里达州受到影响最严重，2011年该州仅报告一起Flakka案，去年该州一个县就报告近2000例。上月，佛州一大陪审团建议制定新法，并拿出更多资金打击这种毒品。该陪审团估计，Flakka每公斤成本为1500元，利润“约为4.8万美元”。

Flakka的学名是Alpha-PVP，它是用产自中东的恰特草（qat）合成而成，数千年来，这种植物一直被用作兴奋剂。

与其它合成毒品一样，Flakka很容易买到，更可从中国制造商那里在网上购得（去年10月以前，这种毒品在中国是合法的），可以运送到世界各地。

Flakka并非唯一在全球激增的中国产毒品，中国已被确定为运往亚洲各国的冰毒及其化学先质的主要供货商。上周五，澳洲当局宣布在来自中国的航运货柜内查获500公斤冰毒和麻黄素。

……

这些报道让我想起了两百年前开始步步攻陷中国的鸦片贸易。

伴随着向西方进军的逆向殖民主义，逆向的鸦片战争也逐步开始了！

弄得不好，老大而自满的西方，就会步上满清的后尘，向“大国解体”的纵深展开其宿命的历史进程。

这就是“天道好还，无往不复”。

这就是“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另起一页〕

第五节

黄种人能单独和白种人作战吗

近来，钓鱼岛争端越演越烈，美国已经连续三次提及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日联合登岛演习也在关岛进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在提及可能动用自卫队应对钓鱼岛争端后，日本自卫队还首次以“海岛防卫”为目的举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弹演习，不断把钓鱼岛之争朝军事对抗的预期里推。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对日益升级的紧张局势，中共军方却派出了“人民解放军”的两位副总参谋长分头前往美国和俄国，去谈判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纠纷。

“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美日举行联合军演的前一天，率军事代表团启程赴美访问。中美双方均未作事先预报，可见事发突然。蔡英挺在美国重申了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表示不接受美国把钓鱼岛列入安保条约。他还向美方强调，希望双方按照胡锦涛和奥巴马达成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所谓共识，推进两国新型军事关系发展，深化在高层互访、磋商交流、军舰护航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增进互信，减少和避免战略误解误判。

从蔡英挺行程内容安排上，五角大楼透露中国军方代表团将会访问美国的户的堡军事基地。胡德堡陆军基地是美国陆军现役装甲部队最大的本土基地，位于德克萨斯州基林市外，距离奥斯丁和韦科市各约一百公里。尽管中美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立场严重冲突，美国希望以此来促进、启发或者交换中国军队对美国更多地敞开大门，也希望中美军方的交流要“往下走”。

而对于蔡英挺的言辞，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特（Ashton Carter）用欲盖弥彰的外交辞令表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不针对中国，不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美中双方应共同努力，寻找通过合作确保两国繁荣发展的道路。 

……

中国要解决日本问题（导火线是钓鱼岛争端，背景是东海霸权的归属），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2006年3月4日，在《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1）》一文中，我就已经提到，中共当局派人到美国和美国政府谈判台湾问题，是最后的和平努力。好在美国政府让了步，约束了台湾独立的步伐，这才缓和了危机。

现在，中共重施故技，到美国告洋状，约束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企图，正是同一逻辑的不同运用。

2006年的《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1）》指出：在我看来，尽管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种种不同，国际形势也千差万别，而阻碍日美关系的“撤军中国问题”和阻碍中美关系的“威胁台湾问题”也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但是在维护西方尤其是美国自身在西太平洋优先地位的意义上，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却又是具有本质的相同。尤其考虑到那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国都处于相似的半孤立状态，由于缺少了这一制衡因素，那时的日美和今天的中美就多少处在正面对峙的状态下，进而不知不觉滑入对抗乃至全面冲突的漩涡。至于说到现在的日本，正如一位亲美的日本学者私下告诉我的那样，现在的日本实际上只是美国的“属国”。也就是说和那时的菲律宾差不多，尽管现在的日本具有较之那时的菲律宾远为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但属国地位决定了日本在中美的较量中，只能发挥“装饰性的作用”。

……

回顾以往再看现在：

一、2004年之前，中国是把台湾问题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这样就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

二、于是2004年开始，中国改采联合美国共同维持两岸局势的方针，一度使得布什出面批评台湾执政者。中国的这一转变，可以解释为“为了缓和对美关系”。

三、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广泛公告国际社会；从而完全放弃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传统立场。

四、这一转变是相当陌生的。既然它是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它背后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

那么，这是什么事情呢？

通过反复思考，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就是“中国正在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而将来的人们回顾时，可能认为2006年3月2日就是这一倒计时的开始。

……

显然，2006年到美国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2012年到美国寻求解决日本问题，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同时也体现了中共扩张的步伐正在加速：从“内政问题（对台）”转向了“外交问题（对日）”；还表明了中共不论对台还是对日，最后的对手都是美国。

于是本文的问题来了：

如果美国这次（2012年）没有在中国的“外交问题（对日）”上向中国让步，一如上次（2006年）在中国的“内政问题（对台）”上向中国让步，那么，中国共产党敢于向美国宣战吗？

尤其是，如果俄罗斯这个老奸巨猾的哥萨克国家拒绝援助中国，中共能单独和美国作战吗？

我的答案是：显然不能。

这个“显然不能”倒不是因为“国力”之类的有形问题，而是一个更为无形也更加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除了昏愦无知的满清，还没有一个黄种人政权敢于和白种人单独作过战。

中共如果单独和美国作战，那就真正刷新了历史记录。

中共如果单独和美国作战，那胡锦涛和习近平就刷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历史记录，因为毛泽东等辈是在斯大林手下和美军作战的，斯大林一死（1953年3月5日），朝鲜战争立即终止，四个月后就签订了停战协议（1953年7月27日）。

中共如果单独和美国作战，那就刷新了日本人的历史记录，因为日本人1904年敢于向俄国开战，是依仗了1902年签订的日英同盟；日本人1914年敢于从德国手里夺取青岛，是因为日本投靠了协约国，所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虽然英国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但日本却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中国参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从而降低日本作为中国的地位……而日本人1941年敢于向美国宣战，也是因为和德国在1936年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的日本，当然只能是“小日本”，而不是什么“大日本”。

连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小日本都不敢做的事情——单独和白种人作战，依靠“白种人”苏联扶植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敢做吗？

“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说的只是过程和姿态。

除非事态失去了控制，否则中国没有一个领导人，敢于决策对美国作战的。除非他们不是毛泽东那个听命于斯大林的劣等洋奴的继承人。

附录

谢选骏:走向对美宣战的中国（001）

2006-03-04 14:48:40 

谢选骏

2006年3月2日中午，我在纽约开始阅读日本人实松让所写的《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实松让1941年在华盛顿担任驻美海军助理武官，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所以对当时日美交涉的内幕经过比较了然。这书就是根据他亲身的经历和回忆，并参阅了大量有关文件档案资料所写成的。这本书虽是1969年出版，体现了事后聪明，但总体上是可信的。它描述了密电码全遭美国破获的日本，如何在美国的遏制下，一步步陷入太平洋战争的灭顶之灾；而美国又因为罗斯福知情不报的苦肉计而遭到珍珠港事变的严厉摧残：

 “光阴似箭。1941年12月8日早晨七点，日本广播协会的前身东京广播电台的广播员，在威武雄壮的《军舰进行曲》和《拔刀队》的乐曲声中，以激动的语调反复播送大本营发布的第一号临时新闻公告：“帝国陆海军于今天八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把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第一个消息告知全体国民，从此，如同梦游一般地度过了28年的漫长岁月。”

读完这本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1940年前后的日美关系和2006年前后的中美关系，具有某种奇怪的历史相似性；相形之下，那时使得日美关系不断恶化的中国问题，多少有点像当今使得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的台湾问题。

《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的作者实松让以典型的日本人的精细也就是“小家子气”回顾这场战争，认为它给人们留下许多疑问：“为什么在开战之初去进攻珍珠港？当时日本海军把优秀的航空母舰都投入进去，采用世界海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远洋奇袭战术直捣敌营。为什么一定要孤注一掷、断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作战？究竟是谁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一作战设想的？在使之具体化和执行这一计划时，经历了哪些曲折？为达到作战目的，曾采取了什么措施？结果如何？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问得是相当迂腐甚至有点愚蠢的，因为它没有切入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日本要建立西太平洋的霸权而美国决心阻止日本建立这一霸权。

在我看来，尽管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具有种种不同，国际形势也千差万别，而阻碍日美关系的“撤军中国问题”和阻碍中美关系的“威胁台湾问题”也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但是在维护西方尤其是美国自身在西太平洋优先地位的意义上，那时的日美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却又是具有本质的相同。尤其考虑到那时的苏联和现在的俄国都处于相似的半孤立状态，由于缺少了这一制衡因素，那时的日美和今天的中美就多少处在正面对峙的状态下，进而不知不觉滑入对抗乃至全面冲突的漩涡。至于说到现在的日本，正如一位亲美的日本学者私下告诉我的那样，现在的日本实际上只是美国的“属国”。也就是说和那时的菲律宾差不多，尽管现在的日本具有较之那时的菲律宾远为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但属国地位决定了日本在中美的较量中，只能发挥“装饰性的作用”。

到了3月2日晚上，我已经读完实松让所写的《偷袭珍珠港前365天》一书。于是回到东亚的现实中，对比一看使我惊骇：这样一条前所未见的新闻出现眼前——《北京将“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 并向德俄等表示“严重关切”》（新加坡《联合早报》2006年3月3日，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这篇报导说，台海局势在台湾总统陈水扁宣布“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后持续升温，北京日前开始了密集的外交布局，试图利用国际压力制约台独的发展势头。“新华社昨天报道，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在纽约当地时间3月1日下午，分别约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第60届联大主席埃利亚松，向他们转达中国政府对陈水扁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的严重关切。报道称，王光亚特别强调这是对国际社会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是对台海和平的严重挑战。据王光亚转述，安南对陈水扁言论引发的危险局势表示关切，并表示将在适当的公开场合正式表明联合国反对这一做法的立场。”

于是我去查新华网，发现还有消息说，国家副主席曾庆红3月2日会见俄国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的时候说，台湾当局的做法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中原则和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挑衅。中国将继续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允许台独把台湾分割出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2日则“应约”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说台湾当局决定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是对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公然挑衅和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严重破坏。

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说，与此同时的中国外交部紧锣密鼓与各国使节沟通：副部长层级的外交部官员接连约见了各国大使，重申了北京对陈水扁“终统”的立场。一名驻北京外交官对本报指出，外交部的做法是要让各国清楚陈水扁“终统”的严重性，希望各国能够出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联手遏止陈水扁的台独企图。同时，国台办也积极与智囊学者开会，讨论应对陈水扁的策略。“本报从侧面了解，国台办官员在一场会议上透露了大陆当局新策略背后的想法”：据称，国台办官员在会议上表示，向国际社会宣传陈水扁“终统”是走向法理台独，并强调其中的危险性，一来是希望国际社会能一起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共同向陈水扁及台独势力施压，劝阻他们别错估形势；同时，如果国际社会无法遏止陈水扁及台独势力继续走向法理台独，就不能责怪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对付台独势力。

我为什么会对《北京将“终统”事件提到联合国 并向德俄等表示“严重关切”》新闻感到惊骇呢？因为这是一条史无前例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回顾以往再看现在：

一、2004年之前，中国是把台湾问题当作“内部问题”处理，但这样就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

二、于是2004年开始，中国改采联合美国共同维持两岸局势的方针，一度使得布什出面批评台湾执政者。中国的这一转变，可以解释为“为了缓和对美关系”。

三、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是广泛公告国际社会；从而完全放弃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一传统立场。

四、这一转变是相当陌生的。既然它是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它背后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

那么，这是什么事情呢？

通过反复思考，我倾向于认为，这个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就是“中国正在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而将来的人们回顾时，可能认为2006年3月2日就是这一倒计时的开始。

下面，我将把有关的思考逐一展开，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所支持的。有关的思考还可以名之为：“中国：对美宣战”、“中国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宣战”、“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对美宣战的道路”等，总之其意思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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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Xuanjun:China that is moving towards a war against the US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不可勾结外敌入侵本国

勾结外敌入侵本国，是一个国家内部已经丧失了基本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体现，其后果不仅造成国家的命脉断绝，甚至造成文明的中断，以致发生历史的转型。

（一）《布列斯特和约》授予希特勒侵苏合法性

布列斯特和约，全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俄政府与德国及其同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的和约。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由于原来俄国属于协约国一方而与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为了退出战争，新成立不久的苏俄政府在提出的和平建议被协约国拒绝后，便与同盟国的德国进行和平谈判。 

1917年12月3日，谈判开始，德国提出了把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30亿卢布的苛刻条件，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内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接受德国的条件，签订和约，为新生政权争得喘息机会，季维诺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阿尔乔姆、斯塔索娃、斯维尔德洛夫等六名中央委员支持列宁；布哈林为代表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和约，主张对帝国主义继续世界大战，中央委员布勃诺夫、乌里茨基、洛莫夫支持布哈林；托洛茨基则主张停战，复员军队，但不与德国签约（即不战不和），中央委员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越飞支持托洛茨基。 

1918年1月2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和地方负责人会议。60人出席的会议上，赞成布哈林主张的32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的16人，赞成列宁主张的仅15人。最终，列宁的主张因处于少数而未能被通过。 

1918年1月24日，苏俄政府召开中央会议，重新表决签约的问题。托洛茨基的主张以9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列宁的主张仍然没有被多数所接受。 

1月30日，布列斯特谈判恢复。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谈判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临行前与列宁约定：如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就让步签约。结果德国 果然向苏俄下了最后通牒，托洛茨基向列宁电报询问对策，列宁立即复电坚持：接受德国条件，立即签约。但是托洛茨基没有接受列宁的建议，而是发表了拒绝签约 的声明，率团离开布列斯特。结果，德国开始对苏联大举进攻。 

2月18日，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苏俄中央委员会举行了的紧急会议。会上，列宁的主张又被以6：7的票数否决。随后，中央又连夜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转而支持列宁，会议结果以7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列宁的提案。苏俄政府连夜通知德国方面，同意签约。 

但是，德国在得到通知后任没有停止进攻，并于2月23日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苏俄党中央又召开有15名委员参加的紧急会议。会议中，大多数委员表示不赞成 列宁的主张。列宁只得提出，如果这种空谈继续下去，他就要辞职，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布哈林对此毫不在乎，斯大林也未发生动摇。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的意 见，但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他的态度发生变化。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4票弃权。结果列宁的主张以7票赞成、4票弃权、4票反对获得通过。 

2月24日，苏俄政府重新派出了谈判代表团与德国进行谈判。 

3月3日，布列斯特和约正式签订。按照合约，苏俄割让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赔款60亿马克。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但苏俄成功地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卖国政权争取了喘息的时间。 

德国战败后，于11月11日同协约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苏俄政府立即于11月12日宣布废除此条约，使得该条约的内容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一般认为，这是苏俄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外交。它充分地利用了国际间的矛盾，使新生的苏俄政府有了巩固政权的时间，为此后维护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由于此一外交策略的成功，列宁的个人声望也达到了顶峰。 

1922年，俄罗斯与德国魏玛政府签署了拉帕洛条约。两国借此宣布放弃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及一战后向对方提出的领土和金钱之要求。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经过将近二十年的休整，德国终于再度侵入苏联，来拿回本来属于它的战利品，结果给苏联以沉重打击。这场狗咬狗的战争导致两败俱伤，也使苏联最终走向灭亡。

（二）中国历史的惨痛教训

1、烽火戏诸侯，模拟外敌入侵，终于招致外敌入侵。西周幽王三年，改立嬖宠褒姒为后，相传幽王为博褒姒一笑，曾点燃军事警报用的烽火，戏弄诸侯入援，失去诸侯信任。接着，又废去申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子伯服为太子，并拟问罪申侯。周幽王十一年 （公元前 771年），申侯联合缯（今山东枣庆东）和犬戎军队大举进攻西周都城（丰、镐两京，今西安西），幽王急命点燃烽火，结果诸侯一个也不来相救。周王室卫队无法抵抗，一触即溃。幽王携褒姒及新太子伯服仓皇出逃，终被犬戎军队追上。幽王及新太子伯服被杀死于骊山脚下，西周灭亡。后来诸侯联军将犬戎军队打败，又拥立原太子宜臼为平王，迁都雒（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但是，由于东周是建立在“勾结外敌入侵本国”的基础上的，始终无法恢复西周那样的声势，无法像东汉那样多少恢复了西汉的盛世，甚至无法像后来的南宋那样有效保留半壁江山。

2、楚人伍子胥为报家仇，勾结吴人入侵本国，这一行动不仅蹂躏了祖国，而且引起吴越之争，并且开创了战国悲剧，伍子胥本人也在过程中惨遭覆灭。伍子胥，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本楚国椒邑人（今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一说今安徽省全椒县） ，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费无极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是姑苏城（苏州城）的营造者，至今苏州有胥门。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吴国倚重伍子胥等人之谋，西破强楚、北败徐、鲁、齐，成为诸侯一霸。伍子胥曾多次劝谏吴王夫差杀勾践，夫差不听。夫差急于进图中原，率大军攻齐，伍子胥再度劝谏夫差暂不攻齐而先灭越，遭拒。夫差听信太宰伯嚭谗言，称伍子胥阴谋倚托齐国反吴，派人送一把宝剑给伍子胥，令其自杀。伍子胥自杀前对门客说：“请将我的眼睛挖出置于东门之上，我要看着吴国灭亡。”在伍子胥死后九年，吴国为越国偷袭所灭。

3、五胡乱华是晋朝内乱、勾结外敌的恶果。刘渊是汉化的匈奴贵族后裔，他在西晋日趋衰败、各地流民纷纷起义反晋的浪潮中，趁势在中原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匈奴汉国政权。汉国政权建立进一步把中原推向战争和动乱，同时改变了曹操以来“匈奴五部”的分治结构，重新恢复了匈奴传统旧制。其后果是开创了五胡乱华的局面，造成南北朝长期分裂，终结了第一期中国文明，并使“汉人”演化为“唐人”。

魏咸熙年间（264—265年），匈奴人刘渊以侍子（即人质）身份留居洛阳。西晋泰始初，鲜卑树几能在凉州起兵反晋。上党李熹建议署刘渊为大将军，发五部匈奴，西征凉州。大臣孔恂说：“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几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遂未成行。齐王司马攸见刘渊才智出众，劝晋武帝司马炎说：“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刘渊赖王浑等帮助，才幸免于难。

晋惠帝继位后，由舅舅杨峻辅政，不学无术的杨峻却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晋惠帝“八王之乱”爆发后，成都王司马颖执政镇邺，又署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其时由于中原战乱，并州境内的汉族居民大都流徙江南，在并州胡汉势力的分布和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匈奴刘氏贵族见有机可乘，开始策划“兴邦复业”，起兵反晋。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对其族人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也，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斡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不久，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安北将军王浚联合进攻司马颖。司马颖想以匈奴为外援，遂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事。刘渊托称要回并州招募五部匈奴，于是返回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刘渊回到离石后，被诸部匈奴共推为大单于，二旬之间，拥众五万。

西晋永兴元年（304年）自称汉王，改年号为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神主以祭之，立妻呼廷氏为王后。署置百官，以从祖父刘宣为丞相，经师崔游为御史大夫，宗室刘宏为太尉，建立汉国。并州刺史司马腾闻讯，忙率兵前往镇压，部将聂玄与刘渊战干大陵（今山西文水县），聂玄大败，司马腾大为恐惧，遂率并州三万余户下山东。刘渊乘胜进军，接连攻下法氏（今山西高平县）、屯留（今山西长子县）、中都（今山西太原市）等地。

西晋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腾再次出兵讨伐刘渊、部将司马瑜、周良等驻军汾阳，刘渊派武牙将军刘钦等前往阻击，前后四战四捷，刘钦大胜而还。这年离石发生大饥荒，刘渊派太尉刘宏、护军马景等驻守离石，自率大军开赴上党壶关（今山西壶关县）。光熙元年（306），晋朝以司马越为太傅，进表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东燕王，以刘琨为并州刺史。刘琨到并州后，由于饥荒与战争，此地百姓难以自存，吏民万余人由李恽等率领，随司马腾流亡冀州，组成“乞活军”。留居并州的汉族居民不足二万。刘琨只好到上党组织军队，得三百余人，受到刘渊部将刘景的攻击，在上党无法立足，遂转战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其时，侍中刘殷、王育等向刘渊进言说：殿下自起兵以来，已历数载，但仍偏守一方，王威未震。如能集四方兵力，并力一战，拿下河东，建立帝号，再挥师西南，攻克长安，然后以此为都城，征发关中之兵，取洛阳，灭西晋则易知翻掌了。这也正是高祖皇帝创立基业的方略。刘渊听了大喜，遂发兵攻克了蒲阪（今山西永济县）、平阳（今山西临汾市）据有河东全境。这时，中原起义的汲桑、王弥、石勒及鲜卑陆逐延等都纷纷归降刘渊，迅速在并州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晋的巨大浪潮。

4、历史上最大汉奸之一吴三桂。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的匪军攻陷了明朝统治下的北京，崇祯在煤山自缢，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增援途中闻讯后，仓皇逃回山海关。李自成亲率大军开赴山海关，想以武力逼降吴三桂，吴三桂非常害怕，便向清朝求援。当李、吴两军在山海关前展开血战之时，清朝的精骑突然杀出，农民军毫无防备，惨败而归，从此一蹶不振。由于史书中的种种记载，史学界一直瞩目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镇压农民起义这一事件，人们一直认为吴三桂此举便是投降了清朝。但近年有人认为，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并不是表明他投降了清朝，并提出了种种证据。这一说法使似乎让本已盖棺定论的问题重又成为历史谜团。

至少还有两点理由可以说明吴三桂确实投降了清朝：第一，清朝最高统治者视吴三桂为降将，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就把吴三桂作为部下来驱使，“命三桂兵各白布系肩为号”，“命三桂军先锋”，又“命吴三桂以步骑二万前驱追贼”。清廷为了奖励吴三桂在战争中的功劳，还“授三桂平西王勒印”（《圣武记》）。后来清帝剥除吴三桂爵位时，也把他称为降将：“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念其输未投降，授之军旅。”（《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在清朝廷的眼中，吴三桂就是一个明朝降将。第二，吴三桂入关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已真心降清，吴三桂打着为明王朝复仇的旗号引清入关，但是在南明政权的福王多次派人拉拢吴三桂时，吴三桂却断然拒绝。如当福王的侍郎左懋第“谒三桂，出银币且致福藩意”时，吴三桂说“时势如此，我何敢受赐，惟有闭门束甲以俟后命耳”（《明季稗史汇编》）。除了福王之外，还有几任南明王，吴三桂都不曾表示要协同反清复明，与此相反，他竟然亲自出兵缅甸追杀南明永历王。可以看出，不管当初引清兵入关时吴三桂是怎么想的，在清兵入关后，他就投降了清朝，此时，他已经不敢违抗清廷的命令，更不敢有任何反清复明的想法了。为了向清王朝表示他的忠心，他“破流贼，定陕，定川、定滇，取南明王于缅甸，又平水西土司安氏”（《圣武记》），俨然成为清廷平定天下的一把利刃。

但是在狡诈的满人手下日子并不好过，汉奸最后也不得不反满起义。

吴三桂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之一，但是，康熙有相当一段时期，被这个吴三桂逼到墙根，康熙说什么也没想到局促在云南一隅的吴三桂，居然挥师北上，来势凶猛。广西、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诸省响应，江西、陕西、甘肃等省波及；同时，他也没想不到八旗子弟兵“观望逗留，不思振旅遄进，竟尔营私适己希图便安，或诿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未具，借端引日，坐失时机……不知怎样应对？”《清通鉴》记载有康熙在永兴之战失利以后“忧心忡忡，现于词色”。虽然，康熙最后险胜了。

吴三桂死时已七十四岁，这年玄烨刚二十五岁，两人相差四十九，康熙有足够的时间等到吴三桂自然死亡树倒猢狲散。何必打八年仗，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然而，年轻气盛的他，等不及。康熙非常自信：朕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就不动声色地拿下辅臣鳌拜，独掌朝政大权。那么，朕二十岁了，还不撤除三藩，以去心腹之患，更待何时？

然而，康熙高估了自己，他以为能把拥有至高权力，如四辅臣，如鳌拜等统统拿下，吴三桂岂在话下？可他没有仔细思量，鳌拜之流固然在朝廷里有党羽，有耳目，可都在陛下的视线之内，掌控之中呀！而吴三桂却远在南疆，鞭长莫及，何况那是有地盘，有军队的实力派！现在，你一纸谕令，要他和他的部属，撤出经营了十年之久的云南、贵州，再去驻防山海关，再去拓荒垦边，分明是激其生变，促其反叛。

结果，这场仗，打了八年，吴三桂差不多打下了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这其间，双方进行过六次殊死决战，吴军胜四，清军胜二，吴是占上风的。几年的仗打下来，吴的总兵力为清军的两倍，无论数量和质量上，玄烨都不是吴的对手。因此，如果不是吴三桂病死，战争未必很快结束。既然战争还要进行下去，那么，他被吴三桂打败的可能是存在的。所以说，玄烨的赢，赢得有些忐忑。

吴三桂，不过是个吕布，有勇无谋，不懂战略，为敌人充当走狗、剪除本国人民，但以失败告终。他本来有胜利的可能性，至少说可以划长江或黄河为守，历史就会重新出现南北朝对峙的新局面。这种情况并未出现。主要问题是三桂在军事上没有取得稳定的胜利，而所取得的胜利又没能巩固下去。军事的失败，又根源于三桂的战略思想的错误。他从云南出兵，以闪电的速度直进至长江南岸，如果他能乘清兵未集，迅速渡江，进至黄河流域，截断清朝东南的漕运，号召黄河以北原明朝降官降将倒戈；进而再带动人民群众响应，将置清朝于极端孤立又措手不及的困境中，如势有可能，就进逼京畿，将迫使清朝统治者北迁，或许被逼回关东老家，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三桂没有这样做。他最大的失计是，驻足湖南而停止进兵，从而使清军集结，圣祖调兵遣将，从容部署赢得了时间。他在军事上陷入保守主义，消极防守已得阵地，部队的锐气一落千丈。而圣祖则采取稳住长江防线，顶住湖南吴军的军事压力，从其两个侧翼展开进攻，各个击破后，再集中全力对付湖南的吴军。这个战略击中了三桂的要害，可惜他至死不悟，听任清军的分进宰割！等到三桂死后，吴应期提出北进计划，为时已晚！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十九，康熙玄烨下令将吴三桂骸骨分发各省。这种发泄仇恨的奇特做法，堪称首创。对于死了四年之久的吴三桂，康熙竟如此地气急败坏、恨之入骨，因为这位满鞑子皇帝差一点栽倒在汉奸吴三桂手下。

5、孙中山、毛泽东，仿效吴三桂勾结日本、苏联，其过程大家都知道了，不去说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否逃脱历史的宿命？

由此可见，勾结外敌入侵本国，终究无法在本国确立稳固的合法性，往往造成不可收拾的灾难，而且绝对不会有一个建设性的结局。俗话说，“善始善终”，不能善始者，也就不能善终。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孙文“联俄容共”的产物，起源于苏联的卫星国，和吴三桂的“大周”一样，属于“勾结外敌入侵本国”的典型案例，天生缺乏合法性。

而细细考究下来，孙文的“勾结外敌入侵本国”（联俄容共）的做法，其实还是师承于列宁的“勾结外敌入侵本国”（布列斯特和约）。孙文的继承者（蒋介石）因为其“勾结外敌入侵本国”而最终覆灭、逃往台湾；列宁的继承者也因为其“勾结外敌入侵本国”而险些覆灭（斯大林）并最终覆灭（戈尔巴乔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能够独独逃脱“勾结外敌入侵本国者终将覆灭”这一历史的宿命呢？

〔另起一页〕

第七节

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

（一）

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为实现这一阴谋，日本蓄意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万宝山惨案等，为侵略中国制造口实。

确立以满蒙为侵略扩张基地的战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确定以美、苏为假想敌国。“然欲以铁与血主义实保中国东三省，则第三国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动起来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支那，必以打击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我国为独立计，不得不与美一战”“将来在北满地方比与赤俄冲突。”

歪曲历史，否认中国对满蒙之主权。“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之特殊区域”“我国此后如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权之真相与世界知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以新其大陆。”

提出要尽力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包括铁路建筑权、土地商租权和交通、外贸、金融权，以及在满蒙的各个部门设日本顾问或教官。要求改变满洲铁路经营体制，以欺骗世界舆论。“南满铁道之一举一动往往而累及内阁，皆因南满铁道之组织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皆操诸内阁之手，是每每欲发展于满蒙之时，国际间每不满南满铁道公司为一经济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纯然机关。”“故拟南满铁道公司根本变更，将南满铁道公司之附带事业中，择其利多益大事业悉数提出为独立公司，暗附南满铁道公司之势力而急进满蒙……为帝国使命而猛进。”

《田中奏折》具体而详细地制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基本方针、计划和步骤。1929年12月，当时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时事月报》在《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一文中刊登了《田中奏折》的内容梗概，后被广泛引用而在中国和世界迅速传播，轰动了当时的舆论界。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日本军国主义者从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挑起“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进行了长达14年之久的对外侵略战争，《田中奏折》的方针计划，几乎完全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实践。 

1930年，日本的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的。有历史研究者认为田中奏折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的，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侵略中国和东南亚，遏制日本侵略势力“北进派”侵略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两面面临的反侵略压力。

反对伪造说的观点指出：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销毁证据，从此种行为推测不排除其销毁此证据的可能性。

．日本后来的战略行为与《田中奏折》所叙极为相似。该奏折在战败之前是机密内容，而此类内容经常在一定时间后销毁。

支持伪造说的观点指出：一直以来都只发现奏折的汉文版本，而不见日语原文。一个日本历史家推测，制造了田中奏折的，就是收到奏折文本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王家桢本人曾经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

（二）

不论《田中奏折》的作者是谁，“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确立不拔的可行路线。这是就日本的处境而言。

如果就中国的处境而言，情况则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化繁为简，把“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换成“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就可以了。这就是“大中华”与“小日本”的区别所在。

君不见，美国征服了日本，也就征服了世界。美国的世界霸权，是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声中确立的。这就预先注定了苏联的弱势。

当然，现在的华人对此“欲统一全球，必先统一日本”完全没有准备。所以有网文说了——

“中国统一日本：这届奥运会也是逆天了，中国队弃红穿黄，成了‘黄军’，日本队则穿上了中国红，成为‘红军’，如果不看太阳旗，还真以为日本归顺中国。”

这些无耻的亡国奴，竟然把日本归顺中国，说成是“逆天”。看来日本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势力依然不小。

中国复兴，任重道远。

〔另起一页〕

第八节

网络自由是全球政府的基础

2012年1月20日，美国国会宣布暂停审议两项反网络盗版法案：因为它面临维基百科等数十家网站发起的全球性网络抗议。

当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利 里德宣布推迟原定于24日举行的对《保护智慧财产权法案》（PIPA）的投票表决；随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拉马尔·史密斯也表示，在社会各界就《阻止网络盗版法案》（SOPA）达成更广泛的共识之前，委员会不会对该法案有任何“动作”。

新闻报道说：此前两天的1月18日，维基百科以及美国数十家商业和非营利性网站通过黑屏、暂停服务或敦促用户反对美国国会法案的方式，表达了对上述两项法案的抵制。维基百科当天警告使用者：“美国国会正在考虑可能对互联网自由和开放造成致命伤害的立法。”谷歌、脸谱和推特等大型互联网企业虽然也反对法案，但未参加抵制行动。

但这是并不确切的报道，因为我亲眼所见，Google网站上也套上了悼亡用的黑纱！

目前，美国执法部门有权关闭提供盗版制品的美国网站，但对设在外国的类似网站则无能为力。新法案一旦通过，将授予司法部新的权力——可以向法庭申请禁令要求美国互联网内容供应商切断外国的盗版网站连结，搜索引擎阻止对盗版内容的访问通道，信用卡公司停止向涉及盗版内容的站点付款，广告企业停止在拥有盗版内容的网站发布广告。

两项反网络盗版法案的主要支持者为娱乐公司和出版商，这些企业认为网络盗版每年给它们造成数十亿美元的损失。美国电影协会估计，约13%的美国成年人通过互联网观看盗版电影或电视制品，使该行业蒙受巨额损失。

反对者则认为，法案的措辞过于宽泛，可能会允许内容所有者对无意中提供盗版内容的网站采取法律行动。这尤其引起了脸谱、维基百科以及推特的担忧，因为这些网站很多内容依赖于访问者的上传。他们认为，在极端情况下，一些网站可能被迫关闭。

我认为，美国国会宣布暂停审议两项反网络盗版法案的举动是积极的，不仅符合“网络民意”，而且也将推动世界走向进一步的一体化过程。

在“消灭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的意义上，现存的某种类型（而不是全部）的黑客组织，也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它们发挥了类似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二十世纪的世界革命发动者们的推动作用。例如黑客组织“匿名”（Anonymous）就通过“诱骗用户加入网络攻击”而在保卫着网络自由的前沿阵地。

举一个例子：

就在现在，如果用户点击黑客组织Anonymous发布的一个连结，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Anonymous攻击“支持反盗版法律娱乐界网站”的“帮凶”。

Anonymous已经发起DDOS攻击，旨在关闭目标网站。最典型的攻击是，支持者下载软件LOIC将计算机重复指向要连接的目标网站。相当于大家都聚集在门口，谁也进不去，导致网站瘫痪。

但当用户使用LOIC时，攻击源即试图访问网站的独立计算机IP地址可被轻松追踪，使参与者冒被起诉风险。尽管存在这类风险，但自周三以来，人们还是疯狂下载LOIC，一天下载次数超19000次。

Anonymous采用新手段使参与攻击的人们免遭被捕风险。Anonymous使用新战术向十多家网站发起DDOS攻击，对停止网络盗版法（SOPA）及政府关闭档案共享网站Megaupload及起诉其运营商表示抗议。

Anonymous在攻击DOJ、FBI、环球音乐和大量其它网站期间不断向外发送网络连结，参与者只需点击滑鼠即可参与攻击。指向网页的连结包含特殊JavaScript指令，可自动将访问网站的计算机重新指向被攻击目标。计算机继续试图访问目标网站，直至网页关闭。

希望参与攻击的人们还能够使用另一款工具，该工具将计算机指向网页后，访问者可键入目标IP地址，网页会在该背景下自动刷新，以便计算机继续访问目标网站。该工具取决于被激活的JavaScript及多少网站对Java有要求。大多数点击连结的人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卷入攻击的。

据内容发布公司Akamai运营的实时网络监控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这些狡猾的连结提高了攻击效力，已影响整个互联网流量模式。攻击开始后，该网站监测了218小时的攻击，与攻击相关的流量较正常情况下增长24%；整体网络流量增长14%。

攻击连结是通过Twitter、IRC、Facebook、Tumblr和其它网站分发的。部分连结指向类似于Anonymous经常发布信息的Pastebin站点。其它网站使用了Bitly.com网址缩写。

Sophos安全公司安全专家格雷厄姆·克鲁勒里（Graham Clulely）说：“我们发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攻击。部分Anonymous Twitter账户一夜之间就获得数十万新粉丝关注。”

网络犯罪被告辩护律师詹妮弗·葛兰尼克（Jennifer Granick）指出，即使用户碰巧点击了其中的一个连结，也不可能麻烦缠身。调查者会认为所有攻击网站的不同IP地址是感染僵尸网络病毒的一部分。即使调查者怀疑你的IP地址是参与攻击的一部分，也不可能将你单独列出来进行调查。

网络自由正在动摇主权国家的霸道权力，也正在铸造全球政府的王道基础。

保卫网络自由，是每个世界公民的责任。

2012年1月22日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思想较量

〔另起一页〕

第一节

奥运“圣火”与希腊森林大火

谈到奥运，必须提一提“圣火”，它是奥林匹克山的光反射到镜子上，聚热产生的火种，原是祭祀希腊众神的。基督教兴起后，曾被视为邪魔而遭到禁止。邪门的是从1896年开始决定恢复停止了一千五百零二年的奥运后不过十八年，世界就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奇怪的是，1933年纳粹用火炬游行来举办夺权庆典，不久世界就点燃了奥运“圣火”。接下来，原子弹爆炸，北冰洋也开始溶化。2007年，全球气温急剧变暖，“圣火”直接回到了希腊本土。

2007年，不仅各种圣火运动有幸在希腊纷纷拉开序幕，而且山林大火也席卷希腊奥林匹斯山，揭开了史无前例的一幕：

希腊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8月26日继续肆虐，已逼近雅典。大火产生的灰烬飘落到了雅典卫城。最新报道称，最新消息指南部一处村庄有350名村民被山火围困。

BBC报导，奥林匹亚当地电台不断接到偏远山区民众的求助电话，表示他们被山火围困。一名地方官员焦急的致电全国电视台说，一处名为罗德法的村庄有350人被困，包括老人和小孩。

这位官员说，村里面的老人家不愿意放弃家园，到他们同意妥协，救援车队准备接载他们逃难时，去路已经被大火截断。BBC记者表示，奥林匹亚古城的居民连夜观察临近村庄的火势。这里是奥运圣火火苗的所在地。

而在帕特拉斯市，大批尸体被送到当地停尸间，亲属聚集在医院，等待辨认挚爱的遗体。目前当局已经接报将近200处火苗，星期六（8月25日）一天之内就出现了近70处新火场。

强风把浓烟和灰烬从南部伯罗奔尼撒地区吹到220公里外的雅典，点燃更多火苗之余也使得首都乌云蔽日。希腊民众普遍不满政府对火灾的应对，批评当局反应缓慢，过去两日，希腊全国发生170宗山火，不少村落被猛火包围，多条道路封闭，大批居民须紧急疏散，至今已有最少49人死亡，另有数十人重伤，预料死亡人数会继续攀升。

希腊消防部门8月25日表示，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很多村庄都被森林大火包围，被困的居民纷纷通过电话向外界求救。25日一大早，消防人员展开了搜救行动。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一个小镇，消防人员发现了21具尸体，其中包括3名消防员。在其东南部另一个小镇附近，有6人在火灾中丧生。因此，最初的消息称火灾已导致至少27人死亡。此后有报道表示西部又发现10具尸体，其中包括4名孩子。

希腊消防部门发言人说：“不幸的是，我们已经证实另有10人丧生，这样死亡总人数上升到了37人。”25日下午，希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官员又声称：“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总共有41人死亡。”此外，火灾还造成许多当地居民和消防员受伤。希腊最近气温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摄氏40度，极易发生森林大火。希腊内政部说，自8月24日以来在希腊发生的火灾达到179起。

尽管消防部门展开了灭火和救援行动，但消防部门官员说，由于温度高、风很大，气候又很干燥，导致火势更加猛烈，给灭火增加了难度。而且在很多地方，熊熊火焰和呛人的烟味也严重影响了救援行动。目前，火灾严重的拉科尼亚和梅西尼亚两个地区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消防部门警告，由于本周末希腊将持续高温天气，希腊大部分地区和海岛仍然处于高森林火险状态。

为了迅速灭火，目前已有至少19架灭火飞机和洒水直升机赶赴受灾地区，与此同时，希腊已向欧盟国家紧急求助。得知这些地区严重的森林火灾之后，希腊总理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前往灾区，并表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在会见了消防官员之后，卡拉曼利斯对媒体说：“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灭火和弥补损失。”

2007年夏，希腊饱受高温和火灾之苦，曾在一天内发生上百起火灾。由于对森林火灾反应迟钝，卡拉曼利斯及其领导的政府遭到了公众的批评，政府支持率也有所下降。

希腊当局已要求欧盟提供协助，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一些欧盟国家响应希腊政府呼吁，正向希腊派出援助设备扑灭山火。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荷兰已答应派出他们的灭火飞机。法国内政部表示，当局已派出两架投掷水弹的飞机，于昨日下午抵达当地军方机场。希腊今夏连番受到热浪侵袭，加上经历多月干旱，灾情是近1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自6月以来，国内已有数万公顷土地烧毁。 

奥运“圣火”与希腊森林大火，令人掩卷深思。

附录

雅言：大火何以席卷半个希腊？

 

希腊消防部门的官员8月26日表示，希腊国内的山林大火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0人死亡，由于很多受伤和被大火围困的民众没有统计在内，因此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大火已经烧遍了半个希腊，希腊的一些文物古迹，如古代奥林匹亚遗址和附近的阿波罗神庙，目前均受到了大火的严重威胁。

美联社的报导说，希腊目前有42处大火，集中在希腊南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山区和雅典北部的埃维亚岛，但中部的弗提欧提达地区26号也发生多起火灾。受大火影响，雅典的绝大部分地区被浓烟和灰烬所笼罩，附近地区村庄的上千户居民已经逃离家园。希腊消防部门发言人尼科斯·蒂阿曼蒂斯26号说：“大火已经烧遍了半个希腊，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美国航空航天局公布的卫星照片显示，希腊各地许多火点正在会合，形成大面积的火场。大火过后，救援人员进入灾区，搜索遇难者遗体。路透社报道说，许多遇难者在逃亡途中被大火烧死，景象悲惨。希腊消防部门26号宣布，通过目击者的证词和现场采集的证据，初步证实一些火灾是人为纵火所致。还有不少地方官员证实，一些土地开发商为清理土地，点燃树林，这也是导致火灾的一个因素。

目前，投入救火工作的有9000多名消防人员、500多名士兵及大量消防车和一些直升机。此外，至少12个国家已决定调派救援人员和灭火设备支援希腊。根据政府命令，从25号起，希腊全国各地降半旗为死难者哀悼3天，政府还决定为在火灾中失去亲人和财产的每位民众提供13615美元的补偿。

希腊消防部门的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希腊目前正经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山林大火。在过去的24小时中，已经证实有51人因此死亡，其中包括多名消防队员、妇女和少数孩子，而且死亡人数可能还会继续上升。在大火现场，消防人员发现了一名被烧身亡的妇女，她的怀中还拥抱着4名儿童的尸体。

截至目前，希腊南部的山林大火已经开始在向一些文物古迹所在地蔓延，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古代奥林匹亚遗址和阿波罗神庙。古代奥林匹亚遗址附近的一座村庄教堂已经敲响了大钟，村民们也正收拾财物紧急撤离。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已经飞往受灾地区听取救灾情况汇报，并表示一定重新恢复受灾地区植被，并向遇难者家属发放抚恤金。

这位消防官员还表示，希腊境内连日来共发生上百起火灾，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到优卑亚岛，再到雅典东部郊区，数千人逃离家园，数百座房屋和商铺被大火吞噬，数万英亩森林熊熊燃烧。由于许多村庄仍然被烈火包围，因此死伤人数可能继续攀升。高温、天气干旱和纵火据信是导致今夏希腊境内火灾频发的原因。

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很多村庄都被森林大火包围，被困的居民纷纷通过电话向外界求救。希腊的消防人员目前正在展开搜救行动。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一个小镇，消防人员发现了21具尸体，其中包括3名消防员，在其东南部另一个小镇附近，有6人在火灾中丧生，此后有报道称西部地区又新发现了10具尸体，其中包括4名儿童。

美联社报道说，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60人，由于很多受伤和被大火围困的民众没有统计在内，因此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希腊总理卡拉曼利斯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悬赏一百万欧元，缉拿纵火犯罪嫌疑人。

希腊官方已经逮捕了两名可能涉嫌纵火的人。一个是南伯罗奔尼撒半岛地区、首都雅典以南190公里处的阿雷奥波利斯镇附近的65岁老人，有目击者声称看到了他纵火的过程。另外一个是希腊南部最热的扎哈罗地区的77岁老妇人，据称她在家里生火做饭时不慎引发火灾。

佐加斯指出，当局正在调查他们，可能会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截到，大约9000名希腊消防人员、500名士兵和大量消防车和直升机正在投入救火工作。此外，希腊政府已向欧盟国家紧急求助。至少有11个国家正向希腊派遣消防员、14架飞机和11架直升机协助灭火。据悉，他们中的大多数在26日已经开始投入灭火工作。根据希腊政府的命令，希腊全国各地今年降半旗哀悼三天。

今年6月以来，希腊接连遭遇热浪袭击。本周，希腊一度出现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加上长达数月的干旱天气，频发的山火造成数万公顷森林和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势还殃及首都雅典市郊，烧毁了邻近的帕尔尼萨山大部分山林。由于对森林火灾反应迟钝，卡拉曼利斯及其领导的政府遭到了公众的批评，政府支持率也有所下降。

除希腊以外，今年夏天的持续高温还导致南欧多个国家火灾频发。意大利南部一名83岁老翁24日在火灾中身亡。意大利本月共有9人死于各种火灾事故。葡萄牙古城辛特拉23日也发生大火，300名消防人员已被派往受灾地区救火。

大火何以席卷半个希腊？

正如谢选骏先生谈到奥运“圣火”与希腊森林大火的关系时所说，谈到奥运，必须提一提“圣火”，它是奥林匹克山的光反射到镜子上，聚热产生的火种，原是祭祀希腊众神的。基督教兴起后，曾被视为邪魔而遭到禁止。邪门的是从1896年开始决定恢复停止了一千五百零二年的奥运后不过十八年，世界就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奇怪的是，1933年纳粹用火炬游行来举办夺权庆典，不久世界就点燃了奥运“圣火”。接下来，原子弹爆炸，北冰洋也开始溶化。2007年，全球气温急剧变暖，“圣火”直接回到了希腊本土。

2007年，不仅各种圣火运动有幸在希腊纷纷拉开序幕，而且山林大火也席卷希腊奥林匹斯山，揭开了史无前例的一幕。

〔另起一页〕

第二节

唐诗人李贺的现代天文学

李贺（790—816年）字长吉，晚唐名诗人。他终生不得志，二十六岁就英年早逝，却在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数百诗作。这些诗想象怪异，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伤感情绪的流露，具有出人意外的奇袭效果，因此被人称为“鬼才”。

李贺对时间极为敏感，好景不常、时光易逝的感伤，使得这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中，出现的“死”字有二十多个，“老”字有五十多个，杜牧因此给他作出了“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的总评。

王母、嫦娥等超越时间的人物，和银浦、月宫等天上风光，出现在了《天上谣》、《梦天》等诗篇中，但在《古悠悠行》等作品中，他却写出了神仙的虚诞和沧桑的无尽。

最为怪诞的是，在《秦王饮酒》一诗里，李贺竟然写出了现代天文学的最新研究结论，那就是“太阳也会唱歌”：

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

羲和敲日玻璃声，劫灰飞尽古今平。

龙头泻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枨枨。

洞庭雨脚来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

银云栉栉瑶殿明，宫门掌事报一更。

花楼玉凤声娇狞，海绡红文香浅清，

黄鹅跌舞千年觥。仙人烛树蜡烟轻，

清琴醉眼泪泓泓。 

【注释】

（1）秦王：一说指唐德宗李适（kuò），他做太子时被封为雍王，雍州属秦地，故又称秦王，曾以天下兵马元帅的身份平定史朝义，又以关内元帅之职出镇咸阳，防御吐蕃。一说指秦始皇，但篇中并未涉及秦代故事。一说指唐太宗李世民，他做皇帝前是秦王。首二句写秦王威慑八方，他的剑光把天空都映照成碧色。

（2）羲和：传说中为太阳驾车的神。《淮南子·天文训》：“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注云：“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

（3）敲日：说他敲打着太阳，命令太阳快走。因太阳明亮，所以诗人想象中的敲日之声就如敲玻璃的声音。

（4）劫灰：劫是佛经中的历时性概念，指宇宙间包括毁灭和再生的漫长的周期。劫分大、中、小三种。每一大劫中包含四期，其中第三期叫做坏劫，坏劫期间，有水、风、火三大灾。劫灰飞尽时，古无遗迹，则无古无今，是谓“古今平”。王琦认为这里是借指“自朱泚、李怀光平后，天下略得安息。”

（5）龙头：铜铸的龙形酒器。据《北堂书钞》载：唐太极宫正殿前有铜龙，长二丈。又有铜尊，容四十斛。大宴群臣时，将酒从龙腹装进，由龙口倒入尊中。

（6）酒星：一名酒旗星。《晋书·天文志》说天上下班酒旗星，主管宴饮。

（7）金槽：镶金的琵琶弦码。

（8）枨枨：琵琶声。

（9）雨脚：密集的雨点。这句说笙的乐音像密雨落在洞庭湖上的声音一样。

（10）银云：月光照耀下的薄薄的白云朵。

（11）栉栉：云朵层层排列的样子。

（12）瑶殿：瑶是玉石。这里称宫殿为瑶殿，是夸张其美丽豪华。

（13）宫门掌事：看守宫门的官员。

（14）花楼玉凤：指歌女。

（15）娇狞：形容歌声娇柔而有穿透力。狞字大约是当时的一种赞语，含有不同寻常之类的意思。

（16）海绡：鲛绡纱。《述异记》云出于南海，是海中鲛人所织。

（17）红文：海绡上绣的红色花纹。

（18）香浅清：清香幽淡的气息。

（）黄娥跌舞：可能是一种舞蹈。

（19）千年觥：举杯祝寿千岁。

（20）仙人烛树：雕刻着神仙的烛台上插有多枝蜡烛，形状似树。

（21）清琴：即青琴，传说中的神女。这里指宫女。

（22）泪泓泓：犹言泪汪汪，泪眼盈盈。 

其中的“羲和敲日玻璃声”，也就是“太阳也会唱歌”，已经被现代天文学最新证实了——

英国《每日电讯报》2010年6月20日报道：《英国科学家：太阳其实也会“唱歌”》。

文章说，英国科学家首次记录下人耳可辨的太阳外层大气（又称日冕）发出的声音，这种类似琴弦拨动的声音对人类进一步认识、总结太阳的活动规律很有帮助。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天文学家们发现，带有磁性的日冕环向太空扩散时会产生一种共振，他们通过仪器把这种共振的频率调高，做成人耳可以听见的声音。参与该项目的一位教授激动地说：“‘太阳之声’ 就像一曲和弦，奇特而美妙。它为我们研究太阳外层大气的活动提供了新途径，人类可以通过它预测太阳风暴。”

报道称，因为日冕环的共振随着太阳外层大气的活动不断变化，所以我们的听到的“太阳之声”才有高低起伏。“太阳之声”就像一把大吉他发出的声音，颤音和共鸣非常明显。

美国宇航局（NASA）上周发出警告，称太阳风暴将在2013年之前爆发，届时地球上的通讯系统会陷入瘫痪，卫星不再工作，人类健康也将受到损害。谢菲尔德大学的科学家们希望借助“太阳之声”更加准确地探测到太阳风暴爆发的时机。

李贺的诗歌，不仅说出了“太阳也会唱歌”的宇宙奥妙，而且具有天文尺度的时空跨度：

例如《浩歌》：“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

例如《湘妃》：“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秦娥盖湘水。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

例如《铜驼悲》：“落魄三月罢，寻花去东家。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桥南多马客，北山饶古人。客饮杯中酒，驼悲千万春。生世莫徒劳，风吹盘上烛。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哭。”

例如《日出行》：“白日下昆仑，发光如舒丝。徒照葵藿心，不照游子悲。折折黄河曲，日从中央转。阳谷耳曾闻，若木眼不见。奈尔铄石，胡为销人？羿弯弓属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讵教晨光夕昏！”（奈尔：一作奈何。）

例如《夜坐吟》：“踏踏马蹄谁见过？眼看北斗直天河。西风罗幕生翠波，铅华笑妾颦青蛾。为君起唱（ 一作舞） 长相思，帘外严霜皆倒飞。明星烂烂东方陲，红霞梢出东南涯，陆郎去矣乘班骓。”（起唱：一作起舞。）

例如《昆仑使者》：“昆仑使者无消息，茂陵烟树生愁色。金盘玉露自淋漓，元气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龙鳞下红枝折。何处偏伤万国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例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例如《王浚墓下作》：“人间无阿童，犹唱水中龙。白草侵烟死，秋藜绕地红。古书平黑石，神剑断青铜。耕势鱼鳞起，坟科马鬣封。菊花垂湿露，棘径卧干蓬。松柏愁香涩，南原几夜风！”（坟科：一作坟斜。）

例如《古悠悠行》：“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空光远流浪，铜柱从年消。”

例如《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绶藕丝裙，青洲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吹笙：一作吹箫。）

例如《巫山高》：“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楚魂寻梦风飒然，晓风飞雨生苔钱。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古祠近月蟾桂寒，椒花坠红湿云间。”（高插天：一作齐插天。首句一作：巫山丛碧高插天。大江：一作巴江。飒然：一作颸然。云间：一作云端。）

例如《相劝酒》：“羲和骋六辔，昼夕不曾闲。弹乌崦嵫竹，抶马蟠桃鞭。蓐收既断翠柳，青帝又造红兰。尧舜至今万万岁，数子将为倾盖间。青钱白璧买无端，丈夫快意方为欢。臛蠵臑熊何足云？会须钟饮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愔愔，横波好送雕题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强知元化心？相劝酒，终无辍。伏愿陛下鸿名终不歇，子孙绵如石上葛。来长安，车骈骈。中有梁冀旧宅，石崇故园。（崦嵫竹：一作崦嵫石。）”

例如《苦昼短》：“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食熊则肥，食蛙则瘦。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何为服黄金，吞白玉？谁似任公子，云中骑碧驴？刘彻茂陵多滞骨，嬴政梓棺费鲍鱼。”（服：一作饵。似：一作是。碧：一作白。）

例如《梦天》：“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这是说诗人李贺自己梦游天上，看见指海上的三座神山蓬莱、方丈、瀛洲在自己下面，千万年的时光像走马灯一样轮转不已。而在天上俯瞰中国，九州小得就像九个模糊的小点，而大海小得就像一杯水。

好像是对李贺“泄露天机”的惩罚，在无尽的时空面前，“天文学家”李贺终于被击垮了，还原为诗人李贺：他在《将进酒》中绝望地唱到：“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鼍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罗帏：一作罗屏。香风：一作春风。）

而在日常生涯中，他常常悲哀地想到：“园中莫种树，种树四时愁。独睡南床月，今秋似去秋。”（《莫种树》，南床：一作南窗。）这就像一个曾经登天游雾的灵魂，重新坠入人间的无奈。

……

也许人们无法接受我的上述评论，但是有一点确实让世人始终不能明白：李贺是怎么知道太阳会发出声音的？如果他没有相当的现代天文学知识？以前，评论家们总是把这一点归结为“李贺的奇特想象”，以至于称他为“鬼才”——这至少说明，“羲和敲日玻璃声”确实是李贺的创见。如果李贺不是天文学家，如果李贺没有参与过观测天象的活动，那么，“太阳也会唱歌”就不是天文学家的专利，而是鬼才诗人的灵感了。

最后，让我们再读一首名列《李贺诗全集》第一首的《李凭箜篌引》，来看一看李贺心目中的极境，一种“中国意义的天国”：

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

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

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

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

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

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

（江娥：一作湘娥 ）

2010年6月21日写，6月30日改定。

〔另起一页〕

第三节

雇佣兵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

雇佣兵不仅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雇佣兵也创造了欧洲古代哲学：笛卡尔是雇佣兵；苏格拉底是雇佣兵，普罗提诺也是雇佣兵。（尼采则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崇拜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广义的雇佣兵哲学。）

雇佣兵创造哲学，这似乎是“西方”精神的特有现象；到了后来，雇佣兵干脆超越了西方哲学，直接进入了世界宗教，演化出了穆罕默德的征服。因为穆罕默德早期从事商队护卫，晚期从事商队劫掠，结果在形成雇佣兵宗教（回教）之后，无意之间造就了阿拉伯帝国。这种征服对于西方是如此有效，以致几度兵临欧洲，中世纪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不说，二十一世纪干脆深入西欧腹地，完成了八世纪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杂种）和十五六世纪的土耳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杂种）所没有完成的“千年大计”。

（一）瑞典女王害死笛卡尔

1649年冬，笛卡尔应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安的邀请，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任宫廷哲学家，为瑞典女王授课。由于他身体孱弱，不能适应那里的气候，1650年初便患肺炎抱病不起，同年二月病逝，终年54岁。

克里斯蒂娜很早的时候就阅读了笛卡尔的《哲学原理》，被其中的内容吸引了。这位好学的女王通过各种方法，结识了笛卡尔，并和他保持长期通信。几年后，女王成功说服了笛卡尔，邀请他来瑞典宫廷参加她的人文圈子。

克里斯蒂娜非常器重大师，要求他每天早上5点钟到宫中给自己上课。可怜的大哲学家虽然很高兴学生的勤学好问，但是每天早上冒着刺骨的寒风，走到学生的寝宫实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大哲学家在冻得半死还要和女王谈论好几个小时哲学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很快就病倒了。可怜的笛卡尔患上了严重的肺炎，最后死在了瑞典。

（二）笛卡尔思想的起源

1618年的一天，在荷兰的希雷达城，许多人围在城门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原来城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一道数学难题，向群众征询答案。一个用法语讲话的年青军官，认真地看着、听着，似乎对这道题很感兴趣、却又不太完全了解。他请求旁边的一位衣冠楚楚的人将这道用荷兰文写的难题译成拉丁文或法文。谁知那人态度傲慢，表现很不耐烦。他不相信这个青年军官能解这道难题。出于礼貌，他还是口译了出来，只是言语间露出一点讥讽的意味。不料，两天之后，那个军官竟把正确的答案送到他的面前，这使那人大吃一惊，对青年军官不禁刮目相看。于是两人攀谈起来，十分投机。一了解，才知这个青年军官名叫勒内·笛卡尔，而那为他翻译的人就是著名学者贝克曼。

笛卡尔是法国人，1596年3月31日出生在图阳郡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体弱多病，但学习很勤奋、又很聪明，喜欢沉思默想。1616年，20岁的笛卡尔以最好的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他决心出外游历，用他自己的话说：“去读世界这本大书”。而当兵是当时一种最简便最经济的旅行方式，于是他入了伍。遇上了贝克曼，遂成莫逆之交。这位偶然交上的朋友，对笛卡尔影响很大。用笛卡尔的话说：“他，把一个业已离开科学的心灵，带回到最正当、最美好的路上”。他唤醒了笛卡尔对科学的兴趣。

1625年，笛卡尔结束游历，开始了自己科学研究的生涯。他深知自己的思想与教会格格不入，在法国很容易被视为异端。他向往资产阶级已经掌权的荷兰。于是在1628年迁居那里，直到1649年。笛卡尔的著作几乎全是在荷兰写的。他的《几何学》是数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还有哲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记》。《几何学》一书标志着解析几何学的诞生，而《方法论》作为自传体散文在法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

他想回国安居，但反对的人万般阻挠。瑞典女王邀请他去讲哲学，笛卡尔希望借助她的力量宣传自己的学说，同意前往。岂料斯德哥尔摩1649年那冬天奇冷，女王又偏偏要在清晨五点上课。对有晚起习惯的笛卡尔无疑是难以忍受的摧残。1650年2月1日着凉感冒，随即转成肺炎，于2月11日不治身死。

据说“历史不会忘掉推动过它前进的人”，笛卡尔哲学影响日益深远。他的演绎法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他创立的解析几何学拉开了高等数学这个大舞台的序幕。1667年，他的遗体运回国内，1799年，遗骸陈放于历史博物馆。“历史不会忘掉推动过它前进的人”，说这句话的人似乎不懂“现实一定会忘掉推动过它前进的人”。

（三）教会辜负了上帝的嘱托

前英国圣公会Canterbury的大主教W. Temple曾经说，欧洲文明“最黑暗”的时刻，是1619-20年的一个冬日。当天，法国思想家笛卡尔爬进了壁炉上方的密室取暖。他决定，这一天将怀疑所有的一切。

到了那天末了，他发现只剩下一件事他无法怀疑，即是他在怀疑这个事实。他因此讲了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重点在“思”和“我”。说“笛卡尔的独立思考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是一种阿谀。而Temple主教则从反面夸张地认为，这种独立性的思想是人类的浩劫，因为它是“理性主义”和后来“启蒙运动”的萌芽；而丝毫没有检讨教会自己的责任。我认为，正是因为教会辜负了上帝的嘱托，所以，“怀疑”和“理性”的重要性才逐渐地超过了“信心”，演变成现代思想中无神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当道的局面。

笛卡尔，出生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一岁失母，父亲再婚，他不得不自幼随外祖父长大，读书到大学，旅居、当兵和写作在荷兰，这种人格出境使他获得了天才的发现。跟培根一样，笛卡尔也不是共产党官府定位的什么“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创始人”。所谓资产阶级的确是西方近代社会出现的一个阶级，在其它地方（例如印度和中国）还从未出现过，是投资雇工和理性求利者的总称，跟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相联系，跟哲学并没什么确定的关系，如同古代奴隶主阶级跟哲学没什么确定的关系一样。所谓“资产阶级哲学家”这个名词，是近代德国马克思为搞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杜撰的思想帽子，扣在谁身上谁就成了判刑入思想牢狱的罪犯，任凭他312或815地训来斥去。

笛卡尔受过良好的耶稣会教育，却对教会有所批评，所以他就不能呆在法国干这件事情，就在新教共和国荷兰呆了21年。

（四）笛卡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全才

笛卡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数学、光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等，他一接触就亲密来电，解析几何就是他随便创立的。但他主要的兴趣和成就还是在哲学上，在于在温和的批判天主教会经院哲学的独断权威的过程中独创了著名的四规则“疑证法”（这个词是我起的，跟古希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相映照而容易理解）：1、理性地审视（怀疑）一切，求证获得清晰的观念；2、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问题来处理；3、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4、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任何遗漏。据说，他用这个方法时最爱躺在床上，通常在上午。这个方法流行的说法是“怀疑一切”，却不是从古到今那种为了怀疑而不信一切的怀疑主义，而是最终要证明得到一个清晰的可信的观念（结论）的方法或途径。

关于疑证法，笛卡尔的说法是：为了摆脱“偏见的束缚”，怀疑“可疑之处”，“得到确信的根据，把浮土和沙子挖掉，以便找出磐石和硬土。”运用这个方法审视当时的经院哲学，笛卡尔通过沉思求证得到了一个著名的哲学观念：“我思（怀疑），故我在”：怀疑者脱离了盲从，是独立思考的开始，才有“自我”（心灵）。他在这个他怀疑后证得的观念之上又推论得出三个可以疑证而信的观念：1、真理是明晰而不混乱的“天赋观念”，例如几何公理。2、有缺陷的“自我”之外（思考者、怀疑者的心外）必有的绝对完满的本体，这就是上帝；每位自我都具有“完满”这一天赋观念，这证明在心外必然存在一个“上帝”。3、上帝创造一切，包括自我（一个个心灵）和自然（心外的各种实物）。这里，笛卡尔用纯粹抽象的理性思考求证了“自我”、“真理”、“上帝”、“自然”等形而上学的观念，以确信的形式肯定下来，将经院哲学流行的却不能这样求证的观念统统排除了。

笛卡尔以“自然”（物质）和“自我”（精神）为两个独立不倚的本体或实体，自然的物理运动产生山河树林等万物，自我的理性活动（沉思或怀疑）产生数学、几何、哲学等天赋观念（即真理）。这在哲学上被称为“二元论”。在17世纪的欧洲，法国、荷兰、德国等大陆国家的许多哲学家就用笛卡尔这一理性主义的二元论思想观念和原则摆脱了教会学校以经院哲学塞给自己的各式各样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僵死的观念，从而复兴了古希腊理性智慧的正统。

细究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我们不难发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是温和的。他反对教会神学，但并不反对宗教信仰。因此他相信并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绝对的本体（最高的实体）地位。有人说笛卡尔所说的上帝是一位立宪君主——钦定宪法，依法办事；科学家成了法官，研究活动就是去精通自然界的法律。好像是的。这代表了西方人今天信奉上帝的普遍态度：神传科学给我改善生活，我信神而表示感恩。近现代宗教信仰在欧美国家就这样成了世人对享用现代文明的答谢。

不过，笛卡尔的天主教信仰在当时具有一种理智的真诚。他给自己规定了“三条行为守则”：“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笃守上帝恩赐我从小就偏爱到的宗教信仰”；“在行动上要尽可能作到最坚决、最果断，当我一旦决定采取某些意见之后，即使这些意见极为可疑，我也始终加以遵守”；“始终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欲望，不求改变世界的秩序”。笛卡尔比英国培根更像“地球人”。

实际上笛卡尔以及追随他的所有西欧哲学家的理性主义思想（所谓唯理论），都比英国由培根领军的所有经验主义思想（即经验论）亲近古代希腊科学观察和哲学思辨的正道传统。英国洛克仅仅复兴了亚氏“蜡板”说的认识论内容，而笛卡尔则在“智进德退”的近代复兴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他像亚氏一样，用理性的演绎逻辑推论得到在当时可谓非常震惊人的理论知识：1、除上帝和人的灵魂，整个世界都在以位置移动方式运动；2、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机械力学予以逻辑分析；3、没有“绝对真空”，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4、动物是机器。就这样，笛卡尔以及整个唯理论，强有力的制衡着培根及经验论哲学的走势。

（五）雇佣兵创造哲学也创造宗教

雇佣兵不仅创造了欧洲现代哲学，雇佣兵也创造了欧洲古代哲学：笛卡尔是雇佣兵；苏格拉底是雇佣兵，普罗提诺也是雇佣兵。（尼采则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崇拜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广义的雇佣兵哲学。）

雇佣兵创造哲学，这似乎是“西方”精神的特有现象；到了后来，雇佣兵干脆超越了西方哲学，直接进入了世界宗教，演化出了穆罕默德的征服。因为穆罕默德早期从事商队护卫，晚期从事商队劫掠，结果在形成雇佣兵宗教（回教）之后，无意之间造就了阿拉伯帝国。这种征服对于西方是如此有效，以致几度兵临欧洲，中世纪征服了大半个欧洲不说，二十一世纪干脆深入西欧腹地，完成了八世纪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杂种）和十五六世纪的土耳其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的杂种）所没有完成的“千年大计”。

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因为他是雇佣兵，而我们却不是雇佣兵，我们是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只能产生于互联网时代！

（六）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的地方

笛卡尔虽然绝顶聪明，但毕竟是三个半世纪以前的人了，他的思想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和互联网的洗礼，因此缺乏新的知识基础；由此而论，笛卡尔的绝顶聪明就显出不如我们聪明的地方来了。

第一个理由是：笛卡尔说：“‘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不可怀疑的。”这就错了。

谢选骏八岁那年夏天，跟随哥哥去游泳，几乎被淹死了，在濒死状态下，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妈妈在昏黄的灯光下准备晚餐，哥哥在旁边看着……儿童时代的游戏……学校里的场景……爸爸的督促……还有许多摇曳不定的光景……像“过电影”一样闪过。后来我读了《绞刑架下的报告》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濒死感”。

以后，每到人生的转折时刻，谢选骏都会怀疑自己的一生是否都在那一时刻结束了，而后来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存、思想甚至信仰都是那一濒死状态的绵延：因此每当这样的时刻，谢选骏都想要给自己的哥哥打一个电话：“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差一点淹死吗？”“哎！那真是太玄了！要是那次出了事情，我真不知道怎么跟父母交待？！那将成为我终生的阴影！”谢选骏的哥哥如是回答。”

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你答故我在”了。

“谢选骏在怀疑‘我在怀疑’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只是谢选骏自己死后的一个幻觉！所以谢选骏需要打电话给自己的哥哥，来解除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所产生的怀疑……如此，谢选骏已死、谢选骏已经不在，但其思却依然存在——‘我思但我不在’，这才是真相：这也是“读者决定一切”……如此看来，‘我思故我在’实在不能成立。”

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你答故我在”了。

历史也一再表明，所有的精神人物都已不在，但他们的思依然存在——他们思但他们不在。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二个理由是：谢选骏不会像笛卡尔那样，受到名利的驱动，去给一个瑞典女王或其他大亨上课，以至于为五斗米折腰，结果把自己活活冻死、累死。谢选骏认为，给女王上课和对一条流浪狗说话，都是“哲学”，也都可以是“非哲学”，何必舍近求远、结果把自己沦为宠物而白白送死？其实，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恩赐，是新工具造就的新态度：现在的思想者，不需要国王作为传声筒了，互联网就足够了。

笛卡尔没有我们聪明的第三个理由是：笛卡尔开创近代思想是因为他的“三个实体论”：第一个实体是心灵的实体，这就是“我”的存在；第二个实体是物质的实体，这就是物质世界的存在；第三个实体是绝对的实体，这就是上帝的实体。（这被犹太人卡尔波普歪曲成了“三个世界论”：用“人造的世界”取代了“上帝的实体”，其他两个不变。）

而谢选骏则发现了“思想的主权”涵盖一切。

“思想主权论”认为：不同的人把“思想的主权”表述为不同的实体——心灵的实体、物质的实体、上帝的实体……

在这意义上，谢选骏关闭了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谢选骏打开了未来世界的门。

（七）雇佣兵哲学是主权宣言

我思故我在？

我如何思，故什么样的我在。

思呈现了什么样的在？在呈现了什么样的思？

“我思故我在”，其实不过是一个“自我证明”：

1、预先用“思”来假定了“在”，然后再来用“我思”来证明“我在”；

2、“我思故我在”和“我思东方红故红太阳真的升起来了”有何区别？这不是强权意志、炮舰政策吗？这不是雇佣兵哲学吗？（尼采也是充当义务兵不果，转而投靠强权意志的，尼采哲学也是一种雇佣兵哲学。）

3、这雇佣兵哲学是“哲学”吗？不是。是什么？是主权宣言。

4、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只能证明我思，不能证明我在；如果除开了主权，我思甚至不能证明我思，因为那可能是别一样的幻觉，是一种濒死感的绵延，当然就更加地不能证明我在了。

5、请给“在”一个定义！除了主权，没有别的，所以最后只能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怀抱：“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笛卡儿的三个实体论，不能成立，因为多出来的两个只是别神和偶像。

笛卡尔不如我们聪明，因为他是雇佣兵，而我们却不是雇佣兵，我们是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只能产生于互联网时代！

2013年1月19日

〔另起一页〕

第四节

让梅叶的《遗书》评论

最近搜索往日笔记，赫然发现一张1975年3月5日写下的字条：

“让·梅叶先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往往不择手段，这就在此书（让·梅叶的《遗书》）的各部分之间，造成了矛盾与混乱。有时他为了攻击一个事物，不惜把以前攻击过的事物描绘成完美的，用以反衬。这是文人的笔触。其思想却是政治性的、偏激的，而不是历史性的、哲学的。尽管他的书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作用。”

这张纸条就静静地躺在我1974年用三天的工资买下的《遗书》（让·梅叶）里面。

后来，由于早年阅读的原因，我又三次谈到《遗书》（让·梅叶），援引如下：

之一

谢选骏《仰望基督》

（097）

通过虔诚、公正、聪明的修行，而变得和上帝相似，从而得以与上帝合一，达到永生：这是柏拉图（Plato）思想，而非福音。像柏拉图这样自圣的人，其实和彼拉多一样，可以在犹太大祭司该亚法的压力下，杀害圣子。在我看来，Plato与Pilate仅些微之差。Pilate就是彼拉多（Pontius Pilate，本丢·彼拉多），其生卒年不详，主后26年至36年间担任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根据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在他任内被判钉十字架。

福音的核心和“根基”是什么？是十字架的真理。是耶稣复活的事实，即“基督的奥秘”。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一切都是枉然。而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使他生前所说的一切，不再是话语（或比喻）、逻辑（或反逻辑）、道理（或革命），而成为道路、真理、永恒的生命。这样的道路、真理、永恒的生命，杜绝了一切自圣的可能。为什么传教事业变得日益困难？就是因为自圣干扰了基督的奥秘。尽管，圣灵还在持续激励着不间断的福音复兴运动。自圣对于传教的阻拦在于：随着教义史和教会史的延长，自圣造成的坏见证也日益加增，正如世俗历史的绵延，使得“历史因素”的积淀造成文明的梗阻与痼疾。尽管“好的见证也许更多”，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何况任何好人的持续见证，也比不上《福音书》的原初见证那样，“在属灵的意义上激励人心”。于是，朝向天国的运行，因蒙上灰尘，而变得日益蹒跚了。

什么是坏的见证？坏的见证是这样的：

1、多纳特派一心爱主，因不愿向“政治现实”妥协而遭到整肃清洗。这起迫害事件确立了罗马的国教，但对三百年后的北非与中东沦丧给异教，却起了伏笔的作用。

2、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不仅彻底分裂了欧洲的东、西教会，而且无形中帮助土耳其人完成了阿拉伯人完成不了的征服，沦丧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这两个半岛的基督教领地。

3、薄伽丘《十日谈》一类的书籍所揭露的“教会组织背后的基本面”：梵蒂冈大肆敛财，而新教教士们则答之以结婚育儿。基督教领地在遭到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的前后夹击后，又受到拉丁天主教腐败、日耳曼新教徒背叛的左右合围，基督徒的信仰也陷入日甚一日的四分五裂。这就为后来居上的启蒙运动和现今的科学主义，奠定了“以毒攻毒”的基础。

教派争端使人们无所适从。不仅无所适从，而且教派间的互相拆台和攻击还使外人怀疑基督的真理，因为人们看到的坏见证，不是显扬了神性，而是显扬了人性的卑劣一面。结果为适应这种分裂──竟有神职人员出于自己的生计考虑，还为这样的分裂竞争辩护说：不同的教派具有“不同的教育功能和社会服务层面上的作用”。他们完全不提这种分裂所造成的破坏，且用“教育功能和社会服务”来代替并见证福音。但是我们要反问一句：既然而宗教的教化系统可以胜任这些“不同的教育功能和社会服务面上的作用”，那么“基督的奥秘”还有什么意义？那么人们又何必要信你们这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呢？

然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在信仰的意义上，克尔凯廓尔式的彻底反传统态度，又可能导出某种自我神化的倾向。难道历史上的如许贤哲都不如克尔凯廓尔一人的智慧吗？克尔凯廓尔的“两个原罪”等自我神化倾向，导致其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是极度虚伪。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海盗报》事件”。在1840年代的丹麦，《海盗报》是由青年诗人哥尔德施米特创办的一家周刊，这份周刊格调不高因此很受一般公众欢迎，发行量相当大。哥尔德施米特在该刊上发表了一篇赞扬克尔凯廓尔的文章，却引起克尔凯廓尔极度不满，克尔凯廓尔认为受到《海盗报》的赞扬，等于降低了自己的身份，于是克尔凯廓尔公开发表文章尖锐抨击《海盗报》，由此引发了该报的全面反击。这就是克尔凯廓尔的“极端虚伪”之处了，因为他谴责教会的中产阶级化，结果他自己比教会还要中产阶级化，甚至资产阶级化，因为他竟然连一个格调不高的小报都不能容忍，可见克尔凯廓尔眼界之低。对比克尔凯廓尔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克尔凯廓尔式的自我神化，在我们自己身上，难道真的连一点影子都没有吗？我们一点没有“自圣”的问题？我们需要为此不断地进行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克服我们自身的自圣倾向。

自圣的典型之一，就是十八世纪初年法国乡下的神甫梅叶，他的《遗书》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当时罕见的“战斗的无神论著作”。但这是一位怎样的“无神论者”呢？原来这是一位靠教会和信徒们的血汗供养的无神论者，一个典型的吃人血馒头的法国人。他背叛了自己的组织，而他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当时教会确实很腐败，怎么会养了这样一批没有心肝的人。从人性论看，他是因为分赃不匀而背叛基督的；最能说明教会组织腐败状态的是，梅叶他对“基督的奥秘”一窍不通，结果还能作为神职人员而吸食他自己所咒骂的“不劳而获”的社会财富。正是梅叶类型的寄生虫的生活方式，使他拥有闲暇得以写下一厚册黑暗的“敌基督的遗书”。这还不是教会组织十分明显的坏见证吗？“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当然，还有那些既想又不想还俗还想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如为了和修女结婚而发起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之辈。马丁·路德叛教在先，梅叶紧随其后背叛基督。原来梅叶同志是比路德先生还要激进的“宗教改革家”。

在这两个“背叛组织”的寄生虫身上，我们看到神职人员是打着“宗教组织”的灵性旗帜在行骗的，所以形成了“对于真正灵性的特别污蔑作用”。结果这些诈骗机构的破坏力量，远远大于无神论者的活动——它们虽然无法伤害并破坏超越于这个罪恶世界之上的真正灵性，但它们确实对“渴望接近灵性的俗人们”，发挥了巨大的阻拦作用。虽然它们的阻拦破坏格外说明了“人性败坏且无药可救”，格外表明了人若不是随时信靠上帝和圣子耶稣，就不能获得任何持久的改善；但毕竟，与上帝隔绝的广大群众，无法真正做到“看神不看人”，需要“见证的中介”这一偶像才能仰望上帝的大众，既然看到了坏的见证，便在内心远离了“遭到玷污的神”，尽管这一玷污仅仅发生在他们内心，因为至高者是不会受损的。由此可见，“道成人身”的神学，是只能奉献给圣子耶稣一人的，而不可用“仿效基督”的美名而“发扬光大”的——否则，我们又将重蹈人格崇拜甚至人体崇拜的覆辙，否则，我们可能会比杀害基督的犹太人更堕落，堕落回到偶像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古老泥潭。

之二

谢选骏《仰望基督》 

（228）

上帝的旨意使罗马教会（中译为“天主教”）后来居上，超过拜占庭教会（中译为“东正教”）而蒸蒸日上，遍传世界，也许是出自这样的启示：《新约》是以希腊语首先记录的，因此骄傲的希腊人难免步上先前记录了《旧约》的希伯莱人的后尘，因而更容易趋于自满、停滞、颓废、堕落。这也正如后来的拉丁人陷入天主教无法自拔，不能像日耳曼人那样在宗教改革上开风气之先。

由此可见，神不偏待任何人与任何民族，创造谁与启用谁，往往也是成就谁与废去谁的前奏。上帝给每个人与每个民族都保留了一次机会：属于他的也仅仅属于他与上帝发生密切关系的一次机会，除此之外，神如何会偏待任何人与任何民族呢？

日耳曼人包括日耳曼人、拉丁人、凯尔特人三种民族混血而成的英格兰人又如何呢？应该说他们虽然比较生番，在信仰方面比熟透了的拉丁人还不如。例如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年）1727年3月20日去世时，据说其墓碑上竟然刻上了如此亵渎的话：“让人类欢呼这样一位如此伟大的人曾经荣耀地存在于世界。”这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赞颂耶稣基督。而这位物理学家牛顿偏偏又是怀疑三位一体说的，他认为那是不可理解的。这是因为，这个科学人材依赖经验与逻辑，只相信自己的感官观察与理性综合，不相信超越逻辑的启示、超越感官的神迹。他以自己一介凡夫俗子，而否认耶稣的神性，自己觉得这就是优越了。然而否认基督，不仅违背《圣经》，而且破坏人的最后盼望——现在有人竟然称这样的牛顿为“基督徒”，称牛顿所信仰的仍为“上帝”，这才是真正令人无法理解的。这样溢美，使得牛顿所起的破坏作用远远大于一个无神论哲学家或是直接否认上帝的科学家──这就像一个推销员如果用冒牌货来为一家名牌公司作推销，会比直接赞美敌对公司，更加有效地败坏本公司的信誉。

而“牛顿的神学努力”，是典型的“鞋匠治国”。其污七八糟的结论如否定基督的神性，否定三位一体的真理等等，是典型的“外行试图领导内行”。为这些污七八糟的结论，这位严谨的物理学家甚至不惜篡改神学历史，公然制造伪证。这足以说明，把物质世界和属灵天国混为一谈，甚至套入相同的模式加以探讨，有百害而无一利，是为死路，是为地狱之旅。

法国神甫让·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年）在他的《遗书》（Le Testament de Jean Meslier）中，也表明了类似的荒唐——吃宗教饭神甫自己，竟然对基督教作了全面的批判！这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可以证明他是个骗子。当然，撇开异常的情绪不论，其逻辑和理性是相当清楚的——他的意见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基督教完全荒谬。”但我也看到了，基督教的这种荒谬性，正是对荒谬人生的反制，也是人生荒谬的最佳的解释与彻底消解。“正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人生更加荒谬的呢？

让·梅叶神甫的《遗书》攻击耶稣基督是“宗教狂热病者”，这就是属世的吃教者，对属灵的基督──被吃者——永生上帝的圣子，唯一可能的“评价”？梅叶神父当然不会狂热，所以他用诈骗的方式偷吃教会的饭，然后背地里出卖基督，这真是“一举两得的神职人员”。老实说，我看不起这种人，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如同垃圾，连老鼠都不如。这样的神职人员既不忠义，又不诚实。老鼠还可以用作动物实验，这样的神职人员却只能污染环境，因为现行法律不允许拿他们派其它用途。而这位梅叶神父比较普通的“一举两得的神职人员”的唯一可取之处，就是留下了他的《遗书》，让人们可以从神职人员的无耻谰言里，从其反面，看见耶稣基督这位被吃者的信实与爱。

在如何识别神职人员—宗教骗子的问题上，有种做法值得参考：在美国，有一种“宗教工作者签证”叫做“R1”，就经常遭到宗教骗子们的冒充申请和诈欺滥用。宗教工作者签证因为遭到滥用的情况层出不穷，几度被迫暂停签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政府设计了新的R1签证规定。新规定的最大改变就是申请人必须提交移民局审批同意的“I-129表”。这使得申请宗教工作签证的人和申请其他类别工作签证的人一样，必须先经过一道常规的审查，从而取消了宗教工作签证的申请者们原先享有的一项豁免权：原先外籍申请人士并不需要持有获准的I-129表，就可以前往美国使领馆申请R1（宗教）签证，这就给骗子留下了漏洞。。新规定也对“宗教工作者”的资格加以定义，那就是“终身从事宗教工作的人士”。美国政府的这一改弦更张提示我们：如果连常规的道德与法律都不遵守，那么那些所谓“宗教人士”，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宗教骗子”。对付他们，必须收紧篱笆。像是梅叶神甫这样的吃教者，不好好工作却批判被他吃了的基督，真是太不应该了，简直是一种丧心病狂。

之三

无神论问题之答辩（背景介绍）

波士顿会议（2002年5月17日）

一，综观各种无神论文献，如我手头的法国梅叶神父的《遗书》、日本幸德秋水的《基督抹煞论》、前苏联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圣经>是一部怎样的书》、台湾陈鼓应的《耶稣新画像》、以及网人方舟子、化外等人的反教文章，其共同前提，是假定自己的官能为真。也就是所谓“以常识说话”。他们不知道正如自己会死一样，自己的感官官能也是并不可靠的。在这层面上，他们的理论远远没有达到经验论者之分析“感觉的复合”是为人的认识论基础的水准。

二，由此观之，真正的无神论者是乃信靠官能者而彻底的官能沉溺者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是死到临头不肯承认人生的局限和荒诞。他们宁可信靠自己当下的肚腹，或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皮肤、头脑等等感官及其官能（当下可验的），也就是所谓的可靠的见解，并据此追求幸福。信靠官能者，行为放达不羁，态度玩世不恭彻底沉溺官能者，则可将名利皆弃之若浮云。如《列子·杨朱》篇所载郑国子产的两位兄长，分别沉溺酒、色，视之为人生的致。

三，与此相同，科学主义者也是信靠自己官能及其延伸——科学仪器的官能决定论者。严重的科学主义者如唯物论者，是以科学为教义的拜物教徒，他们不同单纯沉溺官能快感的无神论者——玩世不恭的无信仰者而是拜物为神、拜人的规律为宇宙主宰的拜物教徒。尽管他们的教义是经常修改的，就像佛经那样是一个 “开放系统”（而基督教的启示则在《启示录》以就封闭了）但开放的不一定就是真理，或是“不断接近真理”。相反，“不断接近论”这个科学常常运用的论魔杖，本身就是基于“信仰”的，而非基于科学主义者们所定义的“科学”。

四，值得留意的是，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是以“不信神”、“不道德”的名义起诉的，这非孤立的。考之各国历史，大规模迫害基督徒的，并非玩世不恭的无神论者，而是坚持另一些信仰即崇拜别神的群。如拜偶像的犹太人、拜多神的罗马人、拜石头的阿拉伯人、拜祖先的明清人、拜神道的倭国人、拜列宁铜像的苏联人、拜毛泽东纸像的文革人等。

（上述会议主题为谢选骏所拟）

（以下“信仰论坛选辑”是谢选骏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

1

谢选骏：是应当从一个大的历史视野中去看待有神论与无神论。有神论起源是很早的，似乎一有了人类的记忆就有了有神论。照最近这一万年（如壁画等等），特别是有文字记载的这七、八千年历史来看，有神论最早是从两河流域开始的，接著往西到埃及再到欧洲，往东到印度尼西亚。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一神论信仰，但是多神论神话还是很丰富的。光是“至上神”就至少有五个（五色帝），还有一大堆“怪力乱神”。这与各部落各民族“逐鹿中原”造成的信仰大混合，关系密切。

无神论是在“轴心时代”（公元前五六百年）开始有的，这也就是旧约的希伯来先知书的时代，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但无神论在“轴心时代”几百年后，还是被更为精致的有神论取代了。

后来又出现了几个周期，比较大的就是近代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这五百年来开始了一个周期。但即使是从这个较大的周期来看，无神论的历史还是很短的，它占的时间份额很少。

但从物以稀为贵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无神论可能比有神论更精致的思想，或说代表了人类更觉醒的意识。所以，在我这个研究历史的人看来，现在流行的这种无神论，将来也会被某种更精致的有神论取代，从历史上就是这么循环的。

因此，这的确是需要我们仔细甄别的：不同时代的无神论，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不同民族的无神论，它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在实际上，无神论是对有神论的一种回应，因为有神论是人类历史、人类文明、人类意识的一个基本存在、基本结构。但无神论却不时地要对此提出挑战，于是，被挑战过后的有神论，就会由于吸收无神论的思想而变得更加精致。

2

谢选骏：回顾教会与国家权力合一的问题。当基督教与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尤其是成为国教以后，它必然要产生腐败。但在当时，还不致造成结构性的问题，不致导致基本信仰的崩溃。但为什么到了近代会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危机，我以为教会的腐败不是根本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知识的进步。这个进步导致人们对以前的宗教信仰或者有神论产生了怀疑。

此外，这还涉及到了科学模式的转移。库恩在他的科学哲学中就说到了这个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科学模式。教会对圣经的理解往往依据于一定时代的科学模式。但是，因着对事实的观察和知识的进步，人们慢慢就对以前的科学模式产生了怀疑。但一种科学理论存在时间长了，也会像宗教一样，变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变成一种信仰，不能触动，更不能改变。因此，当新的科学模式产生以后，依据新的科学模式的无神论就对固守旧的科学模式的“圣经解释”（解经学）及其神学提出了挑战。

但是挑战者往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例如尼采的结局就富于戏剧性。因为他事实上代表的就是那个世纪的无神论，所以，他个人的命运就成了无神论命运的缩影，而无神论最后就是这个“沉沦”的结局。尽管他自己是想成为自己的上帝。

尼采本人是牧师的儿子，他是吃教会的饭长大的，但他自己最后却背叛了教会，这等于是背叛了自己的父亲。他的行为是导致弗洛伊德创造出“杀父学说”的源头。流风所及，使得二十世纪成为一个竞相背叛的世纪，一个崇尚叛徒的世纪。

尼采的命运很典型，他自己内心也很清楚，那就是无神论不可能给他一个生活的理由，所以他自己最后就疯掉了。因为“超人”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超人”是我们人自己创造的。我们人自己创造的东西救不了我们。人若要获得一种帮助，就必须依靠比自己更加强大的存在，只有比人更强大的才能帮助人。所以，那些能够帮助我们发展的，应该是比我们更强大，并且，他要强大到超出我们今日的想象之外。这大概就是人作为一个生物的基本的生存局限吧。

于是，无神论往往带来了一种意义的解体。而意义解体之后，人的活动就失去了焦点和方向，最后就导致了文明的懈怠和解体。

这还与社会开放后导致的权力的转移有关。社会开放后，无论是经济力量的增长，或者不同民族之间交流的扩大，还是地域的扩张，都导致了权力的转移。比方说，权力从寺庙转移到商人手里了，或者转移到政客手里了，或者是在不同的阶层之间、不同的民族集团之间转移，这个转移的最后结果当然会对旧有的宗教制度和有神论的神学构架造成一系列冲击。这些冲击的结果最后可能导致前一个时代流行的有神论的瓦解，并进而造成了普遍意义的解体。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人类的整个文明，整个的人类历史都表明，有一些东西，包括我们的奋斗目标，常常都是立足于一些不可证明的命题之上的，或者说，建立在一些论证不了的愿望之上的，甚至一些科学理论也是一样。比如人们的祖先崇拜，就是从血缘亲情和家族利益出发的愿望；再如基督徒的“以上帝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来确定自己生活的目标，给自己一个不犯罪的理由，凡此种种，都是不可证明的愿望。奇怪的是人必须要靠这些不可证明的愿望，才能给自己确立一个生活的模型。没有这个愿望，人的日常生活慢慢就会萎缩掉，比如，都不想结婚了，都不想生育了，因为这些都是不合算的无意义的活动。所以，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必须要靠那些信仰、愿望和某些不可证明的观念，才能给自己找出一个生活的理由来，对基督徒来说，尤其需要一个拒绝诱惑和不去犯罪的理由。

3

谢选骏：上帝拒绝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式的物质证明，耶稣一再拒绝撒旦要他用人类的实践来证明自己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灵性的陷阱。因为神的儿子十分清楚：物质世界怎能证明灵的大能呢？

有人总结说《约翰福音》告诉希腊思想家基督教的“逻各斯”，以“现在真理自己来告诉你了”的方式，十分传神。然而，如果听众信了呢，就应了“天国近了，你们必须悔改”的呼召，从此不再是怀疑主义者了。但如果还是领受不了呢，就还是落在这个世界的掌握里，也就还是怀疑主义者。而真的领受了真理，人不仅视觉发生变化，而且行为必定异于往常，所以耶稣让门徒放弃一切背上十字架跟从他，是实实在在的命令，而不是比喻，不是象征性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则表明我们对“道”的理解还是狭隘的，甚至扭曲的、谬误的。别人既然看不见基督徒的好行为，又凭藉什么来放弃无神论者的身份呢？

所以苏联共产党编哲学史的时候，把知识论与伦理学给分开了。我们知道，斯大林像黑格尔一样是神学生出身，所以有人说他编的《联共（布）党史》很像是神学教程。其实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有类似的问题。

说到“客观性”，我们拿什么做标准呢？我们从不能把个人的独特体验与人类的普遍经验混为一谈吧？也就是说，信仰和科学之间毕竟还是有一个界限的啊。

4

谢选骏：换一个角度。正如有人说的，传道人以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固然是危险。但有些传道人在教堂里证明神的那些话，就更加危险的证明了神的不存在。比方一位弟兄或传道人说，“神告诉我一个异象或是什么东西……”，这在泛称为基督教的传教刊物和各种宣传品上很多、几乎每一本刊物上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那么请扪心自问，神什么时候告诉你了？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吗？所以在《以西结书》十三章专门论述这个问题说：“人子阿，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对那些本己心发预言的说，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阿，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阵上站立得住。这些人所见的是虚假，是谎诈的占卜。他们说是耶和华说的，其实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他们，他们倒使人指望那话必然立定。你们岂不是见了虚假的异象么。岂不是说了谎诈的占卜么。你们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其实我没有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说的是虚假，见的是谎诈，我就与你们反对。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用谎诈占卜的先知，他们必不列在我百姓的会中，不录在以色列家的册上，也不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所以你要对那些抹上未泡透【灰】的人说，墙要倒塌，必有暴雨漫过。大冰雹阿，你们要降下，狂风也要吹裂这墙。”这种丑恶现象不仅存在古代，在存在当代，就在我们周围每天发生。据圣经记载，假先知比真先知要多得多，所以真先知以利亚一次就杀掉假先知四百五十个。（《列王纪上》十八章）耶稣也说了，你们要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显然，如果不照耶稣说的，而要是硬造神迹，硬造预言，硬造见证，就难免授无神论者以柄。

5

（有人介绍宣教方式）你所说的testimony等见证方法，是很好的宣教方式。记得我们几年以前也曾经运用类似的概念来讨论问题，但是在“经验与体验”的界限上陷入了泥沼。如知觉与经验世界是科学的基础，其核心是凡能普遍作用于知觉和经验的对象，才是真的。经验科学不是先验逻辑，而是后天积累的，是人感官知觉的延伸。例如天文望远镜，生物显微镜，都是人的知觉感官延伸。由于各人的知觉跟别人的知觉大体一致，所以知觉和科学世界的特徵是，一个人所能看到的，其他人也能看到，眼见为实，除非是瞎子。但是，还有一个是人体验的世界，例如两个饥民都从大陆逃到香港。在船上，一个人因为离乡背井而感到孤独绝望，另一个因为成功出逃而欣喜若狂。对于同样的出逃经验，两个人的体验是如此不同。有历史学家还提出一个命题：不同的人对同一刺激的不同反应，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命运和文明。这个反应就是体验的世界。因此，能够倾听我们见证的，只是具有相同体验的人。否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上早就说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人类的经验是普遍的，人类的体验却是独特的。面对相似的经验世界，人们的体验世界则五彩缤纷。不同的人体验出不同的文明，并产生不同的命运，也产生了不同的神的观念，不仅是无神或是有神，即使同一本圣经，也描述了神的不同方面或叫不同启示。

6

谢选骏：具体到个人与神的关系，我觉得神也可能不理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圣经上神经常说：“我闭耳不听你们的祷告……”神难道没有这个主权吗？他可能跟我们中间某一些人沟通，但不一定跟我们每一个沟通。例如亚伯拉罕和他的族人一起离开家乡，到大河那边谋求活路。结果亚伯拉罕遇到了神，成为信心之父，但其他人没有遇到神，结果沉沦了。亚伯拉罕只能向别人介绍他的神（其实他都很少这样做），但是无法让人看到他的神。因为神不是物，不是我们可以呼来唤去、把握支配的，神怎么可能向一切人显示、供一切人参拜呢？

神不见得有这个义务来为人服务。我们谨慎一些好，宁可搁置判断，也不要随意猜测神。如果把自己的计画说成是神的异象，把自己的职业选择说成是神的呼召，会怎么样呢？《以西结书》第十三章说：“我的手必攻击那见虚假异象，……救我的百姓脱离你们的手。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7

谢选骏：有的，生物学家做过一系列研究，发现人类大都有利他行为，而且动物也有利他行为，可见利他行为不是道德教育的结果，而是某种本能。如中国人在抗战以后抚养敌人的小孩，甚至像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洛斯兄弟也是被凶恶的母狼喂大的。母狼用这样的利他行为来安慰自己的丧子之痛。

一个社会内部善于合作的民族，如日本、英语国家，就比较昌盛。因为这种利他行为能帮助该种减少内乱和灭绝的风险，所以生物学家把它定义为“种族利己主义”，是指在种族内部实行利他行为，实际是广义的利己主义。耶稣说：“爱你的仇敌”，这就破除了种族利己主义，把爱扩大到了异族之间，所以极端种族主义的犹太人就凭这一点也绝对容不下他，一定要除之而后快。而佛教中甚至还有“舍身饲虎”的菩萨故事，描述慈悲者用自己的身体喂养饥饿的母虎，避免老虎吞噬幼年虎崽的悲剧发生——把人道主义发展到了“兽道主义”的地步。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现代西方社会动物保护主义和其他“佛教化”现象（即佛教的广泛传播）的背景思潮。近代不少基督教派售卖廉价的福音，甚至降价处理，所以歪曲福音，以查经解经代替圣经，极力回避福音的公义一面，突出片面的溺爱仁爱。在片面的仁爱方面，基督教当然是比不上佛教的。结果把一千多年的教会史一笔抹煞。

8

谢选骏：还有的人虽不信神，但他却崇拜其他东西。他好像不信神，但他还是拜偶像，他拜他自己，拜家人，拜金钱，拜权位，拜国族，或是像最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那样拜人类自己和人类文明。这些东西都是人的偶像，反正任何无神论者总要拜一个，以便让自己的生命朝向某个确定的目标，自己才觉得充实，人生才富于意义……例如我写过一篇文章《“大写的真理”和“小写的真理”》，大写的真理当然是基督的福音，小写的真理包括“总统的真理”、“窃贼的真理”、“演员的真理”、“老板的真理”、“乞丐的真理”、“哲学家的真理”，有几十种之多，大抵都是人间的偶像。

再举出一个政治方面的例子。一般西方的史学家惯于把希特勒比做拿破仑，其实不准确。拿破仑只是军事征服者，没有扮演教主的角色，打的也不是圣战。希特勒的先行者是列宁和穆罕默德，这三人都是平民出身，通过宣传教义，发展组织，武装政变，控制军队，然后才对外进行军事扩张，造成世界革命的风潮，然后又推行文化革命，焚书坑儒，企图改写历史。希特勒、列宁、穆罕默德这些政教合一的军事领袖很相似，希特勒把德国比做他的新娘，好像中国的洪秀全和文革领袖，以人民的大救星自居，自命伟大的导师，类似神明，拿破仑是自愧弗如的。列宁、希特勒与洪秀全、文革领袖都不成功，但穆罕默德迄今为止却是成功的。希特勒由于缺乏统一战线的经验导致外敌团结等偶然原因而被打败，但如果他赢了，第三帝国可就是一个新的回教帝国，《我的奋斗》就会被纳粹奉为新的《可兰》。

是为记。

〔另起一页〕

第五节

赫斯为什么那样被人害怕？

以往每逢8月，新纳粹都会在文希德尔集会游行——因为1987年8月，被判终身监禁的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离奇地死于狱中，并最终下葬于德国南方小镇文希德尔。此后，他的墓地便成为了新纳粹分子顶礼膜拜的对象。而2011年7月，他的墓地被清除，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入大海。 二十四年之后，这个为了和平而投奔英国的“神经病”赫斯，还是免不了其他纳粹要员的待遇。看来纳粹主义对德国人民真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让其他欧美国家的人民怕得要死。

位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的小镇文希德尔（Wunsiedel）只有大约1万人口。但每年8月，宁静的小镇上都会突然涌入数千名扫墓者——纳粹党的副党魁鲁道夫·赫斯于1987年8月17日死于狱中，随后依照遗愿与其父母合葬在小镇文希德尔。每年忌日前后，众多新纳粹分子都会如朝圣般对他的墓地顶礼膜拜。而随着本周三（7月20日）他的墓地被移除，小镇居民也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一居民说：“当年是在夜幕中下葬的，现在也是夜幕中被挖出来。”好像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文希德尔的墓地中，于是陡然出现了一个空缺。墓碑的一切痕迹都被清除，而赫斯的遗体也被火化，骨灰撒入大海。事实上，墓地的租约原本在今年秋天就要到期；赫斯的家人本想续租，但却遇到了教会的重重阻力。教会担心，小镇的形象会因新纳粹活动而受损。

不过，为了避免法律争议，教会此前一直在和赫斯的家人谈判，商讨移除墓地。曾经担任小镇议员的教会理事塞瑟尔介绍说，与家人的谈判一直持续到本周二：“他的家人突然就提议说，第二天就可以在公众委员会的监督下掘开墓穴，从而为这件事情做个了断。据我所知，周二小镇上只有4个人接到通知将移除墓地。”

入土未安 阴魂不散

1988年，小镇教会同意按赫斯的遗愿将其下葬于文希德尔。事实上，除了赫斯的父亲出生于此地外，赫斯与文希德尔镇并无任何干系。不过，新纳粹却将这里变成了朝拜胜地。塞瑟尔说：“本来大家都认为，过个一两年就会平静下来，不会再引起很大关注。一开始就是这么想的。”

不过，事与愿违，小镇从此永无宁日，越来越多的极右分子蜂拥而至。法学出身的塞瑟尔任职议员期间，与小镇上的新纳粹活动做了激烈的斗争。现在，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20多年前教会同意赫斯在此下葬，而当年的教会理事中，如今依然在任的只有我一人了。多年来，我一直尽力使用一切法律手段使赫斯墓地以及新纳粹活动从小镇上消失。现在这终于成功了，我当然非常地高兴。”

也是在塞瑟尔的提议下，联邦议会于2005年通过立法禁止了美化纳粹党人物的公众活动。不过，塞瑟尔认为，新纳粹在未来依然是一个威胁：“极右翼政党只要没被禁止，就可能在德国任何一个地方示威。当然了，现在纳粹和文希德尔镇的关系已经被清除了。”

塞瑟尔今后还将继续对极右势力保持警惕，而小镇居民现在则欣喜万分。正如一居民所说：“作为文希德尔居民我感觉松了口气。纪念赫斯的游行多年来对我们造成了巨大影响。”

死了的赫斯比活着的赫斯，具有更大的威力，这说明什么？

赫斯到底有什么可怕之处？

赫斯为什么那样被人害怕？

〔另起一页〕

第六节

迈克尔·桑德尔的“哈哈佛”理论

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

如果按照这个哈佛教授的“哈哈佛”理论，中国在2300年以前就是市场经济了。那时，吕不韦不仅可以花钱买东买西，还可以买下秦始皇他爹的继承权。而且那时的中国大地没有共产党专政，比现在的中国的“人民民主”还要“民主”，可以叫做“君主民主”，也就是“独裁君主是人民的主人”。

如果“独裁君主真是人民的主人”，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真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看来“哈佛教授”可以升任为“哈哈佛”教授了。

2012年10月27日，一个朋友给我发信说：我在网易新闻客户端发现新闻：“哈佛教授：中国真是“市场经济”，与你分享：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去年夏天来了一趟中国。这个一直期待体验胡同的老美逛了北京，去了杭州和上海，还在大学跟年轻人聊了天。不过这趟旅行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医院里贩卖门诊号的黄牛党。

“夜晚时分，票贩子们自由自在地聚集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厅的一楼。价值14元人民币的门诊号被加价几百块，相当于一个中国农民一整个月的收入。在站着保安的楼道里，吆喝着兜售专家号的男人打破了医院的安静， 唐大夫，唐大夫，谁要唐大夫的号？风湿科的唐大夫 ！”

几乎每天都在中国医院上演的这一幕，被这位偶然到访的细心教授记了下来。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他所授的“公正课”现场录像在网络上有过亿次的点击。如今，这个讲“公正”的教授开始转而研究“金钱”——越来越多的东西被明码标价，那么，钱到底可以买什么？

翻开报纸看报道，“美国加州只需82美元可以在坐牢时选择安静的牢房”；打开电视看新闻，“50万美元的投资可以换一张美国绿卡”；就连出门堵车时都能得到“温馨提醒”，“进入快速车道，只要8美元”。他的朋友教育孩子，只要在接受帮助后写一张“谢谢你”的纸条，就可以获得1美元“奖金”。

“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拿来买卖。这种买卖逻辑不仅应用于商品上，而且正逐渐掌控着我们的生活。”桑德尔在他的新书里写道，“该是时候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

在这本书的白色封面上，一捆用红色牛皮筋捆起来的美元钞票站立在副标题“市场的伦理底线”旁边，而中央则用大号字写着让这位教授困扰已久的难题——《钱不应该买什么》。

有钱就可以不排队吗？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只是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没多少了。”桑德尔开门见山这样写道。

这位哲学教授发现，现在想要发掘“钱买不到什么”的答案，越来越难了。过去15年里，他一直在潜心收集资料，跟钱有关的新闻塞满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五花八门地写着，在当今时代，钱可以买到什么。

答案丰富得惊人：只要你肯出钱，你可以在南非射杀濒临灭绝的黑犀牛，也可以请别人做代孕妈妈，还可以让孩子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即使不上课也能换取一个“荣誉学位”证书；企业可以购买碳排放的指标，换取污染环境的权利，国家可以掏钱雇佣私有军队，替自己的公民去战场上冲锋陷阵……

在桑德尔读高中时，这一切都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候，他的同学如果因为获得好成绩而得到家长的金钱奖励，还会成为大家私底下议论纷纷的负面话题。而现在，美国许多学校宣布，如果学生成绩提高，可以获得相应的金钱奖励。

看上去，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似乎可以买到一切。在香港，多花一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地铁“头等座”，那里人少宽敞，“连播放广告的声音都柔和很多”；而在机场排队等待安检，只要掏钱就能直接进入“快速通道”。在美国游乐园门口也赫然贴着告示：“只需149美元，就可以直接插队排前面，马上享受每个项目的乐趣！”

这样花钱买来的插队服务打破了排队的规则。以前排队意味着“先到先得”，而如今它信奉的却是“花多少钱，办多少事”。为了避免由此引起排队者的不满，很多游乐园还提供贴心的插队服务——他们会让插队者从后门或者旁门进入，如果不得不从队伍中间加塞儿，他们还会指派一位工作人员“保驾护航”，护送你去插队。

“如果有钱的优势只体现在他们能够购买游艇、赛车或者去好地方度假，财富不平等倒也还不会显得那么扎眼。”桑德尔评论说，“但是，当金钱可以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更好的医疗措施、安全的居家环境、更好的学校，这种财富分配不均就会显得异常突出。”

这种感受，在他短暂的中国之行中特别突出。在这里，花钱可以看病插队几乎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有的医院直接开设了“特需窗口”，多掏200块钱，病人就可以提前见到他们的“唐大夫”、“李大夫”或者是“王大夫”。

不愿排着长队通宵达旦等待挂号的病人可以从票贩子手中买号。这些专业出售插队权的小贩在熙熙攘攘的挂号处分发自己手写的名片，信誓旦旦地许诺，可以搞到任何一个大夫的门诊号。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美国媒体评论这么写道。

从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里，这位偶然到访的哲学教授看到了一个严肃的伦理命题：应不应该允许病人购买提前看病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可以负担起这笔钱？社会能不能允许这样的交易，只要有钱就能达成目标？

如果有钱就能买，这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富人有机会比穷人买到更舒适的生活条件，而在危机状态下，例如雪崩、地震等，富人则有机会用钱买更多物资，获得更大的生存可能。

“当钱能买到一切的时候，有钱就变成最重要的大事。”桑德尔说。

就像在中国，每逢春节假期前，有钱人可以买高出票价本身几倍的黄牛票，而无力承担的人只能出现在火车站售票口，在寒风中裹着大衣熬夜排队买票。

可是，对于金钱权力的不满，似乎最多也只表现为牢骚。“曾经，游乐园是全世界最平等的地方，可惜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桑德尔在书中引用的评论这样抱怨，“想当初，每个度假的家庭在门口都要不加区别，民主地排队。”

“在我们的时代，金钱获得全面胜利。几乎一切都可以贴上价签随意出售。”桑德尔写道，“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让有钱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彻底的“钱的时代”？

桑德尔所期待的公开辩论还没开始，他自己反倒先沦为金钱时代的一枚棋子。他在日本举办讲座的时候，由于想要听的人太多，原本免费的门票被拿到网上拍卖。最后，这位著名教授发现，台下听众很多是花了500美元的高价才进来的。

于是，这场主题为“公正——如何做才是对的”的演讲不得不这样开场：“票贩子倒卖门票，这样做是对的吗？”

先不管对不对，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在美国，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莎士比亚身上。纽约公共剧场原本计划举办免费露天演出，却被票贩子瞅准了目标，他们早早地排队抢免费票，再以125美元的价格转手给那些没时间排队的观众。

主办演出的剧场显然认为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发言人板着脸站出来回应：“请不要这样做，这样有悖于莎士比亚的精神。”

可是，支持的声音说，从票贩子手中买票只不过是用金钱换取了排队等待的时间，这有什么错呢？

桑德尔开始尝试跟身边每一个人讨论这件事，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包括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主管财经新闻的他的学生。他甚至会在吃晚餐或者全家郊游的时候，饶有兴致地跟自己的两个儿子亚当和亚伦辩论起来。

这位哈佛哲学教授拿这个问题去询问自己的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曼昆。曼昆是经典经济学教材的作者，《曼昆经济学》在全世界销量逾百万册，教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樊纲，也教出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结果，曼昆非但没有批评插队行为，反而分析其为“自由市场的优势所在”，“这种差价行为是对资源的有效分配”，“让有意愿付钱的人享受到了相应的便利”。

即便激烈争论也总是儒雅微笑的桑德尔并没有当面提出异议，但他在自己的书中用严谨的句子争辩道：这种交易会带来一个恶果——不平等，“当钱可以买到几乎一切时，那些没钱人的日子就会变得愈发难过”，这样下去，有钱人会大获全胜，我们会进入一个“钱的时代”。

事实上，对于“不平等”的焦虑，常常如同针尖一样刺痛公众的神经。今年7月，中国的网络上，一条“深圳地铁将设VIP车厢”的未经证实的消息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种“票价翻倍保证有座”的安排非但没有让乘客满意，反倒惹得他们愤愤不平，“怎么，地铁也要搞三六九等？”

在访问北京的当天晚上，桑德尔到清华大学演讲时，把关于钱的伦理困境扔给了台下的中国学生。这位教授风靡全球的“公正课”有一个固定套路——在富丽堂皇的哈佛讲堂里，他会先给学生讲个故事，再抛出尖锐的伦理问题，让他们在讨论中寻求对策。

这一次，他对着挤满整整一间阶梯教室的中国面孔问道：“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

和热闹的哈佛讲堂不同的是，底下的学生大多选择沉默。桑德尔竭力地寻找台下有回应的目光，却屡屡失望。台下的学生只是默默地举手投票，90%的人支持加价。

一个反对加价的女生站起身，紧张而飞快地答道：“我觉得这不公平，这是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假设你是店主，现在只要加价你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你会怎么做？”桑德尔追问她。

女生稍稍犹豫了一下，“我会加价。”

“如果卖的不是雪橇而是饮用水，你也会加价吗？”桑德尔问。

“我会的。”女生迟疑地回答，“因为这可以平衡供求关系……”

桑德尔无奈地咧嘴笑着说：“可就在这个讲座上，你刚刚还说过你不同意加价，你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女生似乎被问住了，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公平……但这很难说……”

一个男生站起来接着说：“我认为这不公平，但是可以接受。”

“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 市场经济 。”

有些东西，用钱去买就会毁掉它，比如诺贝尔奖

一场真正的关于钱的公开辩论，终于在今年春天成为现实。在英国圣保罗大教堂，穿着一身笔挺西装的桑德尔站到话筒前，面对近2000名观众，开始发问：“银行家生病是不是就能花钱多雇个护士？”

他身旁坐着的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还有英国广播公司财经编辑斯黛芬尼，以及前任主教彼特·塞尔比。辩论主持人说，真没想到会在这里讨论这样的话题，上一次她到大教堂里来，还是英国政客在这儿拉票呢。

辩论中，桑德尔试图说明，钱的确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但是在购买某些事物时，这种金钱行为会“毁掉这件东西”。

“假如你非常想获得诺贝尔奖，而又没有办法靠正统的方式获得它，你当然有可能在某个诺贝尔奖得主那里买来一个奖杯。”桑德尔解释说，“你还可以把奖杯放在客厅里让人观赏，但那跟获得诺贝尔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他看来，像诺贝尔奖这样的事物是一种荣誉，而荣誉是无法购买的。他还调侃地假设说，如果从明年开始，组委会除了正规的奖项以外，还额外拍卖一个奖杯，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那么，“那时候的诺贝尔奖将再也不会代表如今它所蕴含的意义了”。

“在给事物定价之前，我们先要搞明白，它是不是一个可以被定价的东西。给不应该被金钱衡量的事物定价，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是对这个事物的亵渎，将这个本该被珍视的事物放在了不属于它的天平上。”桑德尔说。

道理尽管如此，在这个“钱的时代”，有钱依然能够买到那些意想不到的东西，比方说友谊。桑德尔说，你可以“雇一个朋友”，他可以做所有“朋友会做的事情”，帮你照看孩子，在你悲伤哀嚎时，还能坐在你身边给你精神安慰。

他甚至在新闻里看到，在中国还有“帮人道歉”的网站，花钱找人替你说“对不起”。可这让他马上产生疑问，“如果我买了两个道歉，一个昂贵一个便宜，那是不是意味着，昂贵的道歉所代表的那段友谊更有意义？”

他解释说，不管是诺贝尔奖还是好朋友，它们的道理如同讨论是否应该买卖儿童、自由贩卖人体器官一样，我们不应该拿金钱来衡量。即便购买儿童的人并没有虐待他们，我们仍不应当开始这场交易，因为这样“破坏了事物本身的美好意义”，是不义之举。

桑德尔拿出了自己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想要开始这场公开辩论、讨论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位置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哪些东西应该被金钱衡量，而哪些东西不应该。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这场讨论。”他说。

金钱侵占了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大脑

让这位哲学教授担忧的是，在严肃的讨论开始之前，人们已经将金钱视为所有事物的天平。它不仅主导了世界上大部分的交易，甚至还主导了人们的思维。

这种“钱的思维”会颠倒传统意义上的对错。比如，有钱人就会模糊惩罚和费用的区别。桑德尔听说，按照中国的生育政策，超生一个孩子要缴纳20万元左右的罚款，“这对于普通工人来说是个吓人的数目，但对于有钱的商人或者明星却是小菜一碟”。

于是，这个美国教授在新闻里读到，广州的一对夫妇“大摇大摆”地闯进当地计生办公室，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像是在商店买东西一样，把一大叠人民币扔在桌子上，振振有词地说：“这是20万，我们还要照顾宝宝呢，你们以后别来烦我。”

这让桑德尔意识到，当钱可以购买一切，越来越多的人会像商人那样思考，用收支平衡来考虑事情，不管在何种处境，他们的问题只有一个：“多少钱？”

就连参与辩论的女嘉宾斯黛芬尼也承认，面对自己家的孩子，她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用上这种“钱的思维”：“跟孩子讲大道理没什么用，所以我有时候会用巧克力去换他乖乖听话。这种用物质交换来的教育，到底是对是错呢？”

事实上，“钱的思维”不仅早已攻占许多思维高地，甚至登上了爱情的领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在上个世纪就曾提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的“婚姻公式”。

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当结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保持单身或者继续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时，这个人就会选择结婚。同理可得，当恢复单身或者嫁给另外一个人所带来的收益大于从这段婚姻中结束所带来的损失时，这个人就会终结当前的婚姻，选择离婚，而离婚的损失包括跟孩子分开、分割共有财产、相关的诉讼费用等。鉴于当下许多人都在寻找伴侣，这个婚姻 市场 显然存在着。”

在这位冷静的经济学家看来，凡事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嚷嚷着这样不浪漫的人都是“被多愁善感混淆了清晰的思路”，“全心全意关注收入和价格因素，才是社会科学最坚实的根基”。

但这种“钱的思维”同样有副作用。以色列曾有一项实验，为了避免接学生的家长总是迟到，学校设立了惩罚机制，迟到的家长需要支付罚款。在此之前，他们会主动付一笔类似于小费的钱给学校，罚款金额就与这笔钱相当。

结果，引入金钱杠杆后，迟到的家长反而变多了。事实上，这项措施在实施了大约两周后，迟到家长的数量翻了一番。

“在此之前，家长掏钱是出于愧疚，他们觉得违背了准时出现的义务，给学校带来了麻烦。而当它变成罚款以后，这种愧疚感就随之消失了，这完全变成金钱交易行为，他们的迟到也就变得理直气壮。”桑德尔这么分析道。

更有趣的是，当学校取消罚款制度后，家长迟到的情况仍不见好转，“这说明一旦金钱交易侵蚀了道德义务，原有的责任感就难以恢复”。

“虽然市场可能有很多问题，但无可否认，这是目前维持社会运行不最差的选择。”斯黛芬尼辩解说。

但桑德尔忧心的问题是，这种“不最差”的思维方式却日渐涌入越来越多的伦理禁区。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他对台下的年轻人提问：“企业用20万美元的赔偿金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这是对的吗？”

大部分人举手表示不赞同。角落里，名叫沃泰克的学生大声地补充说：“因为还没考虑通货膨胀呢！”

桑德尔似乎被这样单纯的经济学思维懵到了。他停顿了一下，依然笑着问道：“好吧好吧，那加上通货膨胀呢？这件事情发生在35年前，考虑通货膨胀率，这个人的生命值多少钱？”

“200万美元吧，200万美元还行。”脖子上挂着白色耳机的沃泰克说，“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数字啦，但给生命贴个价格，这件事绝对可行。”

没过多久，另一个叫做劳尔的学生也站起身说：“我觉得为了大部分人的经济利益，总得有人作出牺牲。”

“你可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者。”桑德尔盯着他的眼睛说。

“好吧，就算是吧。”劳尔耸耸肩，“总要有人作个决定，难道不是么？”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

桑德尔今年59岁。面对自己所经历的“钱的时代”，他有很多问题想不明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两次严重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惨痛的遭遇都没有让人认真反思，市场本身究竟有什么问题？

尤其是最近的一次，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几乎击垮了华尔街。当公司纷纷宣布破产，每天都能看到穿着白色衬衫的年轻人抱着一大纸盒东西从摩天大厦里走出来，他们失业了，金融危机甚至让他们倾家荡产。

曾领导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长达18年的艾伦·格林斯潘不得不公开表示，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陷入“震惊的怀疑之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封面上画了一本陷入泥潭的经济学课本，标题写着“经济哪儿出错了”？

可是，桑德尔发现，即便是面对这样切身的损失，大多数人也只是对着电视抱怨两句。当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在电视节目中说，“正是金融机构不良操作和人性贪婪，造成了如今的恶果”，他们就跟着嚷嚷两句，批评金融机构贪婪，批评政府监管不力。

“然而，在过去30年里最致命的改变并不仅仅是贪婪的蔓延，而是市场以及市场价值的扩张，市场思维侵入了许多它们本不该存在的领域。”桑德尔争辩道。

在他看来，金融危机并没有激发人们对于市场的彻底反思，反倒是引起对政府的大规模不满。2011年9月，示威者带着帐篷，举着大字标语，脸上涂着颜料或是戴着面具，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在曾经金融精英来往的路上喊着抗议口号，试图“占领华尔街”。

“只有抗议的声音，关于市场的公开讨论却迟迟没有到来。”在圣保罗大教堂，桑德尔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们的公共舆论体系空洞、浅薄，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真空、缺乏有效公共讨论的时代里，才让金钱钻了空子，占了上风。”

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桑德尔身边的主持人盯着他，抬手几次想要打断他。按这位性格温和的教授平日里的习惯，他会停下来，谦让地请女主持人讲话，但这一次他却坚持继续争辩。

“我们的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市场填补了公共舆论的真空，它提供了一种看似有意义的方式来界定事物的价值，而事实上，它往往会加重这种公共舆论的空洞性。”他就像是严厉的老师在斥责学生一样，严肃地说，“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不止是抱怨两句，叹息自己运气不好，而应该认真反思，严肃地辩论。”

“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辩论即将结束的时候，现任英国独立监督委员会主席的彼特·塞尔比站起身说：“桑德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授，但是我对他的新书有一点担忧，它让你有种错觉，仿佛厘清思想就能够改变行为，但事实上，往往是行为影响着思想。我很怕今天的讨论让大家心安理得地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却没有实际行动。”

这种担忧恐怕已经成真了。虽然被桑德尔极富感染力的演讲折服，一位在英国主修经济学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回忆起当天参与讨论的情形，却如同重述看过的电影一样，仿佛在讲另一个世界的故事：“哦，那个教授挺能说的，但他说的跟我没啥关系，我学经济，他讲社会公正什么的。”

作为桑德尔的学生，斯黛芬尼也有类似的担忧。“我们总是要在碰上新一轮的经济危机时，才会想起来市场并不可靠，可一旦风波过去，我们像是把这些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你当然可以说，市场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胸前挂着十字架的彼特扶了扶眼镜，“但是首先你要意识到，正是市场本身产生了这些问题。”

不过，桑德尔本人却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构建起坚实的公共讨论机制，我们不仅可以决定市场在社会中的定位，还能在以后更多的社会事务上加强公共辩论。”

尽管总在努力说服人们严肃反思这个“钱的时代”，但是“有钱就能买”这件事，还是在桑德尔身边继续着。朋友家的孩子也曾给他寄来过一张写着“谢谢你”的纸条，当然，这是那个朋友花了1美元“买”来的礼貌教育成果。

“不过我光看笔迹就知道，这个 谢谢你 写得很不情愿，像是受着某样东西的胁迫。”桑德尔说。

……

看了上面的文章，我给朋友回信说：这篇文章使我觉得“哈佛教授”可以升任为“哈哈佛”教授了。如果按照这个“哈哈佛”的理论，中国在300年以前就是市场经济了。那时，吕不韦不仅可以花钱买东买西，还买下秦始皇他爹的继承权。而且那时的中国大地没有共产党专政，比现在的中国的“人民民主”还要“民主”，可以叫做“君主民主”，也就是“独裁君主是人民的主人”。

如果“独裁君主真是人民的主人”，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真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了。

〔另起一页〕

第七节

批评诺贝尔奖委员会，对还是不对？

新华社报道说，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2010年10月12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严厉批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说“这是大错特错”，“诺委会这么做居心不良”，其目的是想在中国推行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科尔斯塔说：“把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大错特错。人民期望诺贝尔和平奖促进内部和平，特别是减少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刘晓波，就我所知，从来没有在减少冲突方面做出过什么贡献，也没有参加过与和平有关的活动。我看不出这位和平奖得主符合诺贝尔遗嘱中最重要的标准。因此，这是一个错误。”

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理由是“他在中国进行争取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对此，科尔斯塔说：“这也是一个错误。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美国和英国等具有悠久议会制民主的国家，过去50年来一直属于最具进攻性的军事强权之列，占领别国或在别国（如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战争。”关于诺委会为何作出这个授奖给刘晓波的决定，科尔斯塔说：“我认为，诺委会对中国所知甚少。诺委会也想独立于外部压力，表现出勇敢的一面。即使与实际相违，甚至与目的相悖，诺委会也要在全球推行西方价值。”他说，诺委会选择刘晓波的主要理由是，他被认为支持西方在人权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价值理念。“在西方，许多人认为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必须输送到所有其他国家去。要么直接通过武力和战争（如伊拉克和阿富汗），要么通过支持那些被认为代表这些价值和理念的人。我认为，诺委会想要中国成为一个更像西方世界的国家。诺贝尔奖就被用于此目的”。

关于诺委会自称它独立于挪威政府和议会的说法，科尔斯塔认为，诺委会形式上是独立的，但是在议会中有席位的所有挪威政党以及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都对诺委会的决定表示支持。诺委会主席亚格兰也是一位前首相和议长。因此，诺委会与挪威官方政治体系存在联系是确定无疑的。他说，诺委会给中国贴上“不民主国家”的标签是不公平的。多党制不是使人民对政策制定和国家未来发挥影响力的唯一途径。每个国家都可以基于自己的文化和发展程度，选择自己的政治和民主解决方案。

科尔斯塔认为，西方许多人不想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国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想输出自己的制度和思维方式，“这将是一种攻击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过程，因此也是对在自己国家坚守中国文化价值的中国人的攻击”。科尔斯塔最后说：“和平奖近年来从来没有授予代表和平以及为裁军而斗争的人们。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没有侵略性的国家，它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国际问题。因此，我认为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异见人士是不公平的。”

阿努尔夫·科尔斯塔应该是个挪威人，因此也算是西方人，如果真是真的，假定他不是俄国移民、东欧移民、土耳其移民的话，那么他对挪威与西方的了解应该超过我们这些中国人。所以对他的上述言论中涉及挪威和西方的部分，我无从置喙，也不想不懂装懂。

但是，对于阿努尔夫·科尔斯塔上述言论中涉及中国、中国价值、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制度的部分，谢选骏有些话要说，很明显，在这方面我比起这位挪威教师要懂得多一些。

谢选骏要说的就是：

1、科尔斯塔所认为的授奖给刘晓波就是“攻击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过程”，尤其是“对在自己国家坚守中国文化价值的中国人的攻击”——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2、科尔斯塔所谓的“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其实不是中国的，而是苏联的，是毛泽东在1950年代才开始全面引进中国、并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和服从的洋垃圾。

3、科尔斯塔所说的“对在自己国家坚守中国文化价值的中国人的攻击”，并非这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活动所干的好事，因为，“在自己国家坚守中国文化价值的中国人”，早在1950年代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被老毛逐步消灭干净了。其比较著名的且较少争议的一次，就是“文革”的“破四旧”、“清理阶级队伍”。老邓继承毛的衣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镇压中国。

4、围绕着这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活动，确实发生了某种斗争和角力，但那不是发生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的，而是发生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同样是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之间的。真正的中国，还在地下状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紧箍咒下，一边站着凉快呢！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5、看来，科尔斯塔确实对中国一窍不通。他关于中国事务的评论，完全是不懂装懂。他这个科技大学的“教授”，在社会政治文化外交国家事务等领域完全是个文盲。连国际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他都不懂。新华社采访这样的人来作为鼓吹手，真是有点失策。这整个采访本身，可能就是一位（新华社的）政工干部安排的，他太不称职了。从专业角度考虑，最好把他解聘了，免得影响“我党”以后的大外宣。

6、只有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同样是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取得了历史性的结果之后，受到压制的中国才可能从共产主义的魔瓶束缚中脱颖而出，站在世界面前！那是，“第三中国”将登上舞台，为全球文明带来真正的新气象。

2010年10月14日

〔另起一页〕

第八节

不要太把诺贝尔奖当真

（第一部份）

（318）

198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埃及作家马哈福兹，理由是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展示了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以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

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区域以前是中国、阿拉伯、非洲，而现在仅仅是中国了。（1986年，尼日利亚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沃尔·索因卡获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黑非洲文学家。）

中国的落伍甚至缺席，表明中国“还有希望”，还有“成为一种新文化策源地”的巨大潜能。中国尚未被欧洲文化的要素深深地侵入；中国或许还有真正的自新能力？中国还没有唾弃自己的“特色”、还没有习惯于仰望他人、并对未来还怀有一种巨大而又飘渺的青春式幻想？

现代的人们！不要轻视了这种历史大气候的征兆！它虽十分微弱，终将异常强劲。潜伏在这种“无能获奖”的冷醒冰屋之下的巨大暗流──正使世界历史的轴心，向“非欧洲”的方向，缓缓旋转。“非欧化”，将是下一个历史回合的主题！

1988年

（412）

恶梦

我被一个深刻的忧虑困扰着。这忧虑包括着无名的悲哀和真正的恐惧……我梦寐以求的新统治阶级（新文化阶层与新武士阶层的合壁）──当他们已成功地使中国复兴之后，自身反被一种腐蚀性的命运支配了。他们如何抗拒成功带来的腐败呢？如何避免自身的泡沫化呢？

“精神食粮”和普通粮食有一个共通的妙用：使人发胖。“精神食粮”比普通粮食还有一个妙用：使人内心满足，从而减少普通食品的消耗。“精神食粮”对于一个粮食极度匮乏的“红区”而言，真是一个杰出的发明，应该授之以“诺贝尔和平奖”──它延迟了一场内战的爆发。“精神食粮”对于一个粮食极度充裕的“白区”而言，则是一个冒险精神的引子，鼓励人们向往红区、向往贫困、向往原始和野蛮。

1991年

（摘自《被囚禁的中国》，1991年）

（第二部分）

（1）高行健的得奖对全体华人都是好事

1，对中国共产党是好事：高行健曾经作为中共党员，比普通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培养机会，无论怎么说，他的获奖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历史成就。如果没有共产党员的特殊身份，他的道路显然无法直接通往诺奖的。虽然高行健1989年以后由于某种原因脱离了共产党，但是在共产党看来，这只能说明高行健“堕落了”。一个堕落了的共产党员现在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还拥有好几千万没有堕落的共产党员的这个庞大组织，当然会因为高行健的得奖而变得形象更大。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对高行健得奖的不满是令人困惑的，很可能是表面的，姿态性的，甚至是暗中高兴的。有人甚至会说，“高行健再了不起，不还是我们培养的吗？并不是国民党培养的（台湾人），也不是英国人培养的（香港人），更不是其他国家培养的土生土长的华侨。你们看，还是祖国大陆伟大吧，一个在国内不起眼的人物，到了海外就能拿诺贝尔奖，而他的作品甚至是在国内打好基础的。”

2，对不喜欢共产党的中国人是好事：高行健虽然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但他终于站了出来表明自己的反对立场，他的得奖因此表明国际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的批判。这也是某些人认为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政治化或是“和平奖化”。同时，这也表明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已经取代了前苏联的角色，成为西方社会的头号假想敌；而高行健2000年得奖的政治意义，恰好等同于索尔仁尼琴1970年的得奖。稍微不同的是，高行健在国内对政治并非冷漠，不仅没有像索尔仁尼琴那样蹲过监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不是流放出来的，很可能还是“公派出国”的。

3，对中国（大陆）国籍的人是好事：高行健虽然已经不再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法籍华人，但他的获奖作品是用中国大陆的汉语写作的，甚至是在北京居住期间构思的，无论如何他的生活经历都是在中国大陆形成的，他的作品是在中国初具规模的，他也是依赖中国背景而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以象征性极重的方式，获得了西方世界边区的瑞典人的赏识的。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首先是给予中国背景，免得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缺席而变得缺乏代表性，然后才落实到高行健其人的身上。

4，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是好事：高行健的获奖作品虽然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与他们关系不大，但毕竟是用港澳台同胞的母语写作的，即使对海外的土生华人虽然不是同文依然还是同种，而且高行健的得奖表明国际社会对于海外华人的重视甚至是某种偏爱，已经超过对中国大陆的原住民。

5，对文学从业者（作家、评论家、研究家）和爱好者来说是好事：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作品比高行健更好，大可不必愤愤不平，而应该高高兴兴，因为你本人的货色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诺贝尔奖的水平”；如果你作为普通读者觉得高行健的作品不来劲也不必口出怨言，既然有那么多比高行健更好的中文作品已经问世，那么我们的文学兴趣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得到满足了，看来我们的一生会越来越丰富了。

6，对那些丝毫没有文学兴趣的汉语读者或是非读者也是好事：至少我们有点新闻事件可供茶余饭后的谈论消遣了。

最后，一个综合的好处就是：我们所有的华人或叫汉语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阅读诺贝尔得奖作品了，而不必再通过翻译，或仅仅是用外语来阅读与欣赏了。这种通过翻译或是通过外语的阅读，不可避免会因为隔膜而产生某种神话，某种脱离现实的过度想象。

以上是就积极方面而言，那么有没有消极方面呢？当然有。据不完全统计，半年以来，有关这次获奖事件的长短评论已经超过500篇，其中多为负面的、批评性的、表示大大失望的。

……

（4）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偶像化

我想，这次诺奖事件给中国人的最大收益，除了终于解开国人期待诺奖的焦渴悬念外，就是破除了那困扰中国文人近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神话，使我们回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现实中：诺奖就是诺奖，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诺奖就是诺奖本身，并没有什么皇帝的新衣。

（摘自谢选骏《诺贝尔文学奖的神话与现实》，2001年2月4日。）

（第三部分）

在诺奖尘埃落定之前，是中国人的，就不要太把诺贝尔奖当真，更不要为此吵闹，不要让抛出诺奖的委员们感到好笑，更不要“二桃杀三士”的悲剧发生在华人世界。

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文明”；中国应该有自己奖项，比诺贝尔名气更大的奖项，当然，这只能在“中国文明化”以后才有可能。但在这美好的一天到来之前，还是不要太把北欧人的诺贝尔奖当真，免得《克雷洛夫寓言》里的厨子又一次拿出他的绝活。

2010年10月11日

《“刘晓波获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读后感》

什么时候，中国人不把诺贝尔奖当回事情了，诺贝尔奖就会滚滚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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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文学奖和中国的经济奇迹

大陆中国的小说作家莫言成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两大热门之一。法新社的报道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很可能在中国的莫言和日本小说作家村上春树二者之中选一。法新社的依据似乎是：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公布的赔率表上，首次出现在名单上的莫言就排在第一顺位，日本小说作家村上春树紧随其后。虽然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上的文学颁奖的日期尚未确定。

2011年文学奖得主公布前夕，瑞典博弈网站突然将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从买1赔13压低到买1赔2都不到，后来果然是他获奖，引起瑞典肃贪检察官进行侦办。后来虽然以查无实证结案，当局更为加强保密措施。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引起文坛注意。然后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等。莫言自己感叹：“很多人是说我拿这个奖向诺贝尔奖献媚，好像中国作家一个个都是被诺贝尔搞得坐立不安，今天去献媚，明天去示好，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再一个难道文学有配方吗？我能知道吗？”原来，莫言自言自语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造的这第十一部长篇小说《蛙》，却被人指责，说小说中的日本人暗指大江健三郎，这是在讨好诺贝尔奖。

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任何奖项类似的一点，都是“对于文学势力的一种认可”；而一种“文学势力”的形成，又是与其他势力息息相关的、难以孤掌而鸣的。例如，莫言的《蛙》2011年已经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茅盾文学奖”。

为什么中国文学在诺贝尔文学奖二十世纪的九十九年间无缘获奖？

因为中国遭遇战争与革命带来的国破家亡，比印度的处境还不如？

为什么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名为“中国流亡作家”、实为法国华人的高行健？

因为诺贝尔颁奖都一百年了，总需要授奖给“一个和中国相关的人但最好又与中国无关的人”？

那么莫言呢？

莫言是中国的经济奇迹：莫言即将获奖的赌盘，是欧洲金融危机的反响；如果莫言真的获奖了，那么就是欧洲的精神终于崩溃了，并降服在中国“茅盾文学奖”为首的势力面前了。

十分戏剧化的另一场景，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重点猜测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中国的莫言和日本的村上春树的身上：在中日两国为了钓鱼岛争端而焦头烂额之际，中日两国的作家也被欧洲人推上了争夺诺尔贝奖金的擂台，好像世界舆论在迫使中日对决出一个雌雄来。综合种种势力，现在，博彩公司“Unibet”赔率榜上，中国的莫言以1赔6.5排在赢家赔率榜的头；日本的村上春树以1赔8紧随其后。而在博彩公司“Ladbrokes”的赔率榜上，日本的村上春树以1赔10排第一，中国的作家莫言以1赔12排第二。

自从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一百三十三年来的中日关系，总是日本在扮演男人：而迫使中国扮演女人，先是向中国输出军队，直到演出了南京城里的奸淫掳掠；后是向中国输出资本，直到日货淹没中国。那么往后的一百年呢？中国能否一展雄风，让日本回归于明朝以前的雌伏状态？

两国交兵，这也是文学势力消长的一个要素。

君不见，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那一年（1900年），正好是诺贝尔基金会成立、诺贝尔文学奖紧锣密鼓准备颁发的时候。而2012年，又是在法籍华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金之后的正好一纪（十二年）。

莫言是中国的经济奇迹，莫言是“中国崛起”的产物。

莫言之后，中国将向世界输出资本，甚至将向邻国输出军队？而此前十二年法籍华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岂不就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获得大笔美国国债的前夕。

2012年10月8日

附注：2012年10月11日莫言真的获奖了。这说明诺贝尔委员会为了缓和因为刘晓波获奖纠纷而与中国政府形成的紧张关系，做了并继续在做不懈的努力。

可以支持上述分析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自己的一篇报道：

《村上春树稳拿诺奖 其政治倾向易为国际接受》

央视网消息 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花落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田中伸弥，日媒将文学奖也视为囊中之物，认为必将归属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命中注定得诺奖

据“瞭望日本”报道，自2009年《IQ84》出版上市之后，全球的村上热始终高烧不退。10月10日，英国一家著名博彩网站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结果赔率榜上，村上春树超莫言居首。撰写村上作品评论文章的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铃村和成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也认为，村上春树注定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莫言只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而已。

“瞭望日本”报道称，《周刊东京流行通讯》主编姚远表示，莫言深获中年人的喜爱，但年轻一代对其知之甚少；在莫言的故乡中国，他的知名度比不上日本人村上春树。此外，“瞭望日本”称在姚远的微博上也可见年轻人的确对莫言获奖的期待值并不高。

获奖原因：向国际社会传递主流政治倾向

韩国《朝鲜日报》文化部副主任鱼秀雄认为，近年获得诺奖的作家大都入选了英国著名博彩公司的获奖结果赔率榜单前十。而“赌博”参与者的一个重点考量是，该作家是否“政治倾向无误”。他认为，村上持续数年的“正确”的政治言论帮助其近几年来在赔率榜上“平步青云”。

“瞭望日本”认同鱼秀雄的意见。2009年2月，村上春树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现场发表演讲，对当时以色列军队攻击加沙地区的行为称，“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传递了他对战争的批判和对和平的祈愿。另外，2011年6月，村上赴西班牙领取“加泰罗尼亚文学奖”时，就3个月前的日本福岛核事故表示，“建设核电站的人们，一定没有考虑到有一天会遭遇这样的天灾”，同时明确表达了“作为日本人应对核说不”的政治意见。

此次的中日岛争，村上春树又在2012年9月28日的《朝日新闻》上发表个人意见，称害怕钓鱼岛和竹岛问题破坏艰难建立起来的“两国桥梁”、“领土问题一旦涉及国民感情，将陷入危险的境地”、“必须维护友好往来的路径”等，政治倾向非常易于为国际社会接受。

同时，“瞭望日本”分析认为，优秀的译作也是获奖的关键。日本TBS电视台10日在一档节目中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标准。讨论结果认为，作品的译作数是标准之一。从目前的获奖情况来看，以语言类别分，英语作品获奖率最高，有26次，其次为德语和法语作品。“瞭望日本”称，村上春树和莫言的作品被翻译都不在少数，接下来要看两者各有多少优秀的译作流传于世。

另据报道：中国大陆的《参考消息》把莫言获得的“文学奖”写成了《诺贝尔和平奖》。

2012年10月11日晚上7点半，《参考消息》网站，把莫言获得的“文学奖”写成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个错误存在了约30分钟，之后被纠正。截图如下：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2/10/2012101121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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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殖民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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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逆向殖民化与全球民族的兴起

（一）

BBC报道指出，英格兰近百万学生英语非母语，英格兰移民之多，已经反应到课堂上：

英语是母语的学生在英格兰超过1600所学校中属于少数群体。而这种类型的学校平均每周增加一个。

数据显示，将近一百万在英格兰上学的学生在母语非英语的家庭中长大。

其中有97所学校，母语为英语的学生仅占学生人数的不到5%。

英国教育部在1997年布莱尔上台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英语为非母语人数超过50%的学校为886所。

而最新的数字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学生是来自非英语的家庭背景的情况在1363所小学，224所中学以及51个有特殊需要的学校当中体现。

在所有小学的54.7万名学生，有六分之一学生的母语是非英语。

调查结果显示在40万名中学生中，印度次大陆的旁遮普语成为最经常使用的非英语语言。

其次是乌尔都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索马里语、波兰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和泰米尔语。

大部分英语为第二语言居多的学校都是在移民比较多的地区，比如布拉德福德、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等地。

但是布莱顿、格洛斯特郡、萨里、南安普顿和温莎等地区也存在一些母语非英语学生居多的学校。

（二）

美国也有类似的发展，以致形成了“英语非母语教育”：

英语非母语教育是指以英语作为非母语为对象而实施的教育，它与母语英语教育相对。英语非母语教育的对象包括所有以英语为非母语的人群，如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和难民及其子女、土著印第安人以及留学生等。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英语非母语教育对象有不同的名称，如英语水平有限者（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LEP）、英语语言学习者（English language learners: ELLs）、非优势学生（disadvantaged students）、少数民族学生（minority students）、少数语言学生（language minority students）、危机学生（at-risk students）、文化和语言例外学生（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fferent exceptional students：CLDE）等。

英语非母语教育也有不同的名称，如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ESL）、其他语言者的英语（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ESOL），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or Dual Language Education）、双向渗透教育（Two-Way Immersion Education）、移民教育（Immigrant Education）等。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英语非母语学生在美国学生人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呈现出日益上升的趋势。90%以上的新移民来自非英语国家，学校中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家里不说英语，没有任何英语基础。根据美国教育部“双语教育和少数语言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Minority Languages Affairs）的统计，1998年，320万公立学校的学生被确认为英语水平有限者（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t: LEP），这一数字是在不到10的时间里翻番的。根据“教育、多样性和卓越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Diversity&Excellence）的统计，2001-2002年，美国幼儿园至12年级教育体系（U.S.K–12educationalsystem）中约460万学生是英语语言学习者（ELLs）；到2030年，少数语言学生预计将占美国学龄人口的40%。

（三）

英语非母语教育成为美国教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关系和制约美国整体教育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受到美国政府和专业教学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为了扭转英语非母语学生的教育危机，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平等”和“卓越”教育改革中心思想的政策:确定高标准，改善教育体系等，各专业协会纷纷制定和实施这些标准。因此，确立和落实高标准成为美国21世纪英语非母语教育的首要任务。

1997年，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其他语言者英语教师协会”（Teachers of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TESOL）在“应用语言中心”（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CAL）的帮助下，制定和实施了“从学前到幼儿园到高三学生的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标准”（ESLS tandards for Pre-K-12Students）。该标准以语言应用的三个主要目标为基础，每个目标下面有三个标准，总共三个目标九个标准。每个标准都附加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明，包括主字码（descriptors）、进步标识（sample progress indicators）和课堂活动简介（vignette）。这些标准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分为三个年级组：学前-3年级、4-8年级和9-12年级。

目标（goals）：目标反映了学生英语能力培养的三个主要领域：社会语言、学术语言和社会-文化知识。每个目标得到三个标准的支持。达到了这三个标准，学生就掌握了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技能。标准（standards）：9个学科内容标准详细指出学生在接受教学后应该知道什么和能够做什么。目标一中的标准侧重于运用英语完成个人和社会交往任务。目标二中的标准侧重于运用英语拓宽学问和完成学术任务。目标三中的标准侧重于与他人一起运用英语的文化参数，包括非语言交流。每个目标中的第三个标准都侧重于运用学习策略增加使用英语的社会、学术和社会-文化目的的知识。这些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标准是各州教育部和地方学区用来制定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课程框架的指南。

主字码（descriptors）：主字码是学生在达到标准时展示出的独立的、有代表性的行为表现的总类别。它们反映了从学前到幼儿园到高三的整个过程中，在个人、社会和学术环境中有效而准确地使用英语所需要的行为表现。虽然它们不是指令性的，但它们有助于课程制定者和任课教师确定课程目标。

进步标识（sample progress indicators）：进步标识列出了学生展示他们向规定的目标进步的可估价可观察的活动。这些进步标识体现了各种教学方法和技巧，教师可能用这些方法和技巧来衡量学生的成绩和表现。这些进步标识能够为不同层次上的所有学生所实现。由于英语非母语学生进校时英语和本族语水平参差不齐，因此进步标识描述了初级、中级和高级英语水平学生能够展示的活动样本。进步标识不评价一个学生成绩表现的质量，也不树立汇报这一成绩表现的水准基点，而是帮助各州和地方教育工作者根据教育环境、学生背景、教学目标、项目规划等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者确立这样的水准基点。

课堂活动简介（vignette）：课堂活动简介提供了源于教师亲身体验的教学次序。这些课堂活动显示了标准如何实施，并描述了促进英语语言学习的学生和教师的活动。课堂活动简介包括：A.适用这些标准的学生类型，包括性别、民族、社会经济地位、语言和教育背景；B.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教学的教育环境类型；C.在美国所处的地理区域和社区；D.提供作为第二语言的英语教学的教师的特点，包括性别、种族和语言背景、职业准备和经历。

（四）

“英语非母语教育”是第三世界国家向欧美进行“逆向殖民化”的结果。

英语教育可以解决文化问题，却解决不了种族问题。

种族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全球民族的兴起。

逆向殖民化——非母语教育的进程，意味着全球民族的兴起！

全球民族，将说着一种近似的混合语言，并具有相似的文化特征和相近的种族特征，就像现在的“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

（现在的“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其实就是历史上的文明同化和种族混合的“小范围的全球民族”。）

在这个过程中，民族语言将会式微，许多方言将要消失。种族灭绝，不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悲剧，而是一串水到渠成的现实。

2012年4月12日

〔另起一页〕

第二节

迦太基如何就能战胜罗马

迦太基三战罗马而自己灭亡，原因何在？

就是因为缺乏消灭罗马的意愿。

迦太基如何才能战胜罗马？

我的答案很简单：转变一下思想、树立“必须消灭罗马”的思想就可以了。

后人研究布匿战争，最大的一个课题就是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迦太基的败因。史学界一直存在着成王败寇的倾向，胜利者的所作所为都是经验，失败者的所作所为都是教训。具体到布匿战争，许多流行观点将迦太基的败因归咎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等方面，似乎迦太基跟罗马相比简直一无是处，失败是必然的。这种看法只怕跟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包括元老院、公民大会、行政官阶等等，一直被后世史家认为是罗马强盛的根本。然而迦太基的政治体制却是最早受到希腊学者关注的样板。希腊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 436-338 BC）曾经提到，迦太基和平时是民主政府，战争时是集权政府。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40年著作了一系列文章，探讨各国的政治制度，迦太基是唯一入选的非希腊国家，而罗马根本未入亚里士多德的法眼。后人对迦太基政治体制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这篇文章。

亚里士多德认为迦太基的政治体制非常独特，有点类似希腊的斯巴达和克里特。迦太基数百年间没有重大民变，也没有出现暴君，正是归功于这个政体。迦太基的政体由四部分组成：执政官、元老院，监察院、公民大会，这和罗马共和国非常相似。公民大会每年选出两名执政官（Suffetes），是迦太基的最高行政首脑。迦太基执政官同罗马执政官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军权，这样篡权独裁的可能性就小许多。迦太基元老院（Gerusia）由28人组成，成员每年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迦太基元老院的功能类似罗马元老院。监察院由104人组成，又称“百人院”（The Hundred），原则上也是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大多数成员任职终身。监察院最初是迦太基贵族为了抗衡君权创建，后来成为迦太基权力最大的机构，主要承担司法职能。布匿战争期间，监察院将好几个打了败仗的迦太基将领召回质询，然后判处订上十字架的酷刑。公民大会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软弱无力，只有在元老院出现僵持局面时才参与决策。

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迦太基覆灭一百多年以后，在他的政论文章中这么评价：“倘若迦太基人治国缺乏智慧和谋略，他们怎么可能在六百年间长盛不衰呢？” 出自敌人之口的赞誉，大概是含金量最高的。单纯比较政体，罗马和迦太基难分高下。

如果比较经济，那么迦太基的优势就太明显了。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31-404 BC），希腊史家就记载迦太基的财力超过所有的希腊城邦，可以与波斯王媲美。波利比乌斯认为迦太基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迦太基虽然是海商立国，农业也非常发达，这得益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肥沃的土壤和富饶的物产。优厚的物质条件还不是迦太基致富的主要原因。迦太基人非常善于经营农牧产业，在农业经济学方面领先世界。迦太基人马戈著作的农业经济学原理，在古典时代的欧洲被视为金科玉律，罗马元老院专门下令将这部著作译成拉丁文，推荐给罗马农民。相比之下，意大利半岛的土地大多贫瘠，农业立国的罗马在财力上自然无法跟农商并重的迦太基相比。布匿战争爆发前，一次迦太基使节从罗马回国，讲述这样一件趣事：他们应邀出席一系列罗马贵族的宴会，发现同一个银盘先后出现在好几家贵族的餐桌上面。他们感叹罗马贵族亲如一家之余，也嘲笑罗马人的节俭和寒酸。

西方史学界对布匿战争前夕迦太基的岁入众说纷纭，基本可以肯定在2,000至3,000塔兰特（Talent）之间，某些学者甚至认为有6,000塔兰特。按照2005年黄金平均价格每盎司465美元换算，2,000至3,000塔兰特大概价值10亿至15亿美元之间。相比之下，雅典最强盛的时代（431 BC前后）岁入仅仅1,000塔兰特。罗马在布匿战争前夕的岁入，据后世估算大约在1,000至1,600塔兰特之间。古典史料确切记载，汉尼拔战争结束以后的公元前198年，罗马岁入 - 包括战争赔款和各种进贡 - 总共大约1千3百万第纳尔，相当于2,200塔兰特。也就是说，布匿战争爆发前，迦太基的岁入至少是罗马的两倍。

再来看看两国人口的比较。罗马在公元前24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有241,700公民，公元前225年的普查显示有273,000公民。另外据波利比乌斯估计，罗马的盟邦还能提供50万青壮年男子，这样使罗马的人力资源总数达到75万人左右。据波利比乌斯记载，公元前149年迦太基被毁灭时，总人口有70万人。这么说来，布匿战争爆发前迦太基的人口应该接近百万，那么依照正常比例，成年男子应该有25万人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迦太基统治着大批北非利比亚人、西班牙人、西西里等地中海岛屿居民，以及其他腓尼基城邦（比如尤提卡），这些人不具备迦太基公民权，但战时有义务应征入伍。因此迦太基的人力资源至少和罗马相当。

这样比较下来，迦太基的战略优势更加明显，而布匿战争的结局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波利比乌斯提供的解释有点类似中国的天命论。他认为罗马和迦太基的政体很相似，都结合了君主、贵族寡头、和民主政治的优点。然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要经过崛起、强盛、衰落三个过程，迦太基在布匿战争之前已经强盛了四百年，此时已是江河日下；而罗马正处于上升期，如早晨的太阳朝气蓬勃。具体到权力中枢的表现，罗马元老院精英荟萃，胸怀国家民族，而且权威正盛，因此确保罗马国策的英明；相比之下，迦太基元老院和监察院代表贵族寡头，已经丧失了民意，加上对执政官和将领有根深蒂固的猜忌，无论眼光还是权威都无法跟罗马元老院相比，重大决策也就难免失误连连。这个论断虽然玄奥，但也不无道理。

后世史学家指出，罗马和迦太基政治制度的一个关键差异，是布匿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迦太基可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注重血统，政治理念相当排外，外邦人几乎没有可能取得迦太基公民权，因此无论是其他腓尼基城邦，还是北非土著利比亚人和努米底亚人，在政治上始终低迦太基一等。加上迦太基对其统治下的人民采取剥削掠夺为主的政策，因此迦太基帝国的构架很不稳固，其他城邦和民族对迦太基缺乏认同感和向心力。反观罗马共和国，公民权的大门一直对其他拉丁城邦敞开，各地名望甚至被邀请加入元老院，因此意大利中部的28个拉丁城邦对罗马忠心耿耿，成为罗马共和国的中坚力量。汉尼拔战争中罗马的抗打击能力叹为观止，正是这种凝聚力的体现。

迦太基的人力资源，跟罗马相比差距并不太大，但是整个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公民军队根本难得一见，主要依靠外族雇佣军同罗马争夺天下。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迦太基的社会结构和民族气质。迦太基最初是贸易立国，财富积累以后才开始投资农业，耕地集中在少数大农场主手里，普遍使用奴隶耕作。迦太基的社会财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一边是少数贵族豪门、巨贾富商，城内有豪宅，城外有庄园；另一边则是大批城市贫民，大多是小商贩和手工业者，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罗马以小农为主的中产阶级，在迦太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很难产生一支类似罗马的公民军队。

总结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成败，美国历史学家道奇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罗马对盟邦宽宏大量，因此盟邦都同心同德；迦太基对盟邦克以重税巧取豪夺，因此盟邦都期望她失败。迦太基惧怕盟邦的力量，因此将他们的城墙全部拆毁；罗马允许盟邦保留城墙，因此拥有一系列的坚固堡垒。登陆意大利的敌人，征程才刚刚开始；登陆北非的敌军，战斗已近结束。在迦太基，大庄园主拥有土地，奴隶耕种土地；在罗马，公民拥有土地，亲自耕种。在迦太基，财阀利益至高无上，在罗马，地主阶级利益至高无上。罗马的统治者代表着全体人民，小农阶级是社会中坚；迦太基由少数富商和庄园主统治，金钱给了他们地位，因此他们只看重金钱。罗马人简朴；迦太基人奢华。罗马人视兵役为无上荣誉；迦太基人想方设法逃避兵役。罗马元老院和将领们齐心协力；迦太基元老院和他们的将领勾心斗角。罗马坚如磐石；迦太基腐朽堕落。” 

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的扩张目标转向北方，同波河流域的高卢部落开战。公元前224年在意大利中部的特拉蒙（Telamon），5万高卢军队被4万罗马军队全歼。特拉蒙战役以后，罗马推进到波河一线。公元前220年，罗马控制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以及科西嘉、撒丁、西西里等岛屿，是地中海西部无可置疑的霸主。此时志得意满的罗马人并未察觉，战争风云已经在西方涌现，他们将为保家卫国进行一场决死抗争。倘若不是得益于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以及稳固合理的政治制度，罗马人眼前拥有的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罗马霸权的基础是联盟体制，罗马三分之二的人力资源由意大利盟邦提供。绝大多数意大利盟邦历史上都曾经和罗马兵戎相见，其中诸如萨姆尼特人 （Samnites）和坎帕尼亚人（Campanians） ，跟罗马人有很深的过节。意大利南部的希腊城邦50年前才沦为罗马附庸，他们跟罗马人貌合神离。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就不必说了，罗马人欠着他们累累血债。倘若将战火引向意大利，通过几次会战沉重打击罗马的军力和声望，就能分化瓦解罗马联盟，摧毁罗马的战争潜力。汉尼拔征战意大利期间的言行体现了他的战略思想。波利比乌斯记载，特雷比亚战役以后，汉尼拔无条件释放了所以罗马盟邦战俘，并宣告如下： “我入侵意大利并非来向你们发动战争，而是为了你们跟罗马打仗。你们应该把握机会，为所有意大利人赢得自由，夺回罗马人占去的城市和土地。”

汉尼拔入侵意大利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颠覆罗马的霸权，恢复意大利半岛群雄并立的局面，并无意毁灭罗马。汉尼拔在同马其顿国王菲力普五世的盟约中阐明，他期望战争胜利以后罗马受到严重削弱，但依然存在下去。

这是汉尼拔的致命错误。他不懂得，在政权霸权和世界帝国的战斗中，只有一个胜利者。

坎尼战役以后，汉尼拔告诉罗马战俘，他并不想毁灭罗马，此次战争纯粹是为了“荣耀和霸权”。显然汉尼拔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的判断力并没有仇恨罗马的情绪影响；不像罗马人对迦太基人那样恨之入骨，所以他必须失败！

汉尼拔认为，以迦太基目前的实力，毁灭罗马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合迦太基的利益。拆毁罗马的联盟体系，扶植罗马的竞争对手，恢复意大利城邦之间的制约与平衡，才是最有利于迦太基的战略态势。汉尼拔的这一看法，注定了他的失败。

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因为那是有限战争的春秋精神，不是总体战的战国精神。

坎尼战役罗马全军覆灭之后，为了重建罗马武装力量，元老院下令征召17岁以上的公民，并派遣使者到意大利各地，要求罗马盟邦依照条约提供壮丁。罗马元老院打破常规，首先降低财产标准，使穷人也能报效国家。在罗马城内就征得两万余人，编为4个军团。其次，元老院呼吁城中的奴隶志愿参军，由国家出钱为他们赎身，许诺退役以后授予他们罗马公民权。共有8千奴隶响应号召，编成2个军团。元老院还从监狱里募集了6千犯人，以免除债务和刑期为条件说服他们入伍参战。武器装备异常短缺，元老院下令动用国家仓库里积压多年的异族战利品，并派人到各地神庙去收集雕像身上的盔甲和武器。新编成的罗马军团装备千奇百怪，6千赦免罪犯组成的部队，居然手持清一色的高卢兵器。

幸存的执政官瓦罗应召返回罗马，受到元老院和社会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罗马人赞扬他“没有对共和国绝望”，在战役失败以后收拢部队，收拾残局，决不服输，也没有同敌人和谈。至于瓦罗对战役失败是否负有责任，是否临阵脱逃，元老院只字不提，表现出异常恢弘的器量。鉴于形势的紧迫，罗马元老院再次任命一位独裁者总揽全局，此人名叫佩拉（Marcus Junius Pera），曾经出任过一届执政官，一届监察官。坎尼战役以后三个月，佩拉便率领25,000大军离开罗马城，赶赴前线同汉尼拔对峙。

罗马人民在元老院的领导下，经历坎尼这样的灾难以后，依然顽强不屈，死战到底，是罗马无数后人最引以为豪的精神遗产。罗马人的坚韧不拔显然让汉尼拔大失所望，但仅此而已。不久意大利南部大多数城邦相继易帜，汉尼拔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从此结束了流寇的生活。北方的高卢部落遥相呼应，频频施加压力。罗马被迫两线作战，战略态势异常严峻。汉尼拔成竹在胸，坚信罗马人的意志力迟早会被压垮，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

此时年仅31岁的汉尼拔没有料到，坎尼战役会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后辉煌。

坎尼战役严重动摇了罗马共和国的根基，许多意大利城邦先后投奔迦太基阵营，汉尼拔战略构想中的意大利联盟终于浮出水面。战役结束不久，阿普利亚地区的城邦萨拉比亚（Salapia）、阿尔皮（Arpi）、赫多尼亚（Herdonea）率先投诚，接着意大利南端的布鲁迪亚（Bruttium）传檄而定。待到部队充分修整以后，汉尼拔率军西向，进入萨姆尼特地区，沿途又有几个城邦弃暗投明。

公元前215年，罗马阵营接连遭受几个沉重打击。这年初，意大利名城卡普阿投入汉尼拔的怀抱。卡普阿位于罗马东南300公里的坎帕尼亚平原腹地，公元前600年由伊特鲁斯坎人所建，是意大利仅次于罗马的名城。公元前343年，卡普阿受到萨姆尼特山民的威胁，不得不同罗马结盟，卡普阿人获得没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资格（civitas sine suffragio）。坎帕尼亚是意大利的粮仓，卡普阿财力雄厚，人口众多，能够动员3万步兵，4千骑兵，因此一直怀有称霸意大利的野心。坎尼战役以后，卡普阿趁火打劫，抬高结盟的价码，要求今后罗马每年选举的两位执政官，必须有一位出自卡普阿。这一要求遭到罗马元老院严词拒绝，于是卡普阿元老院正式宣布与汉尼拔结盟。卡普阿城内的罗马官员被关进一间蒸汽浴室里活活闷死。

汉尼拔与卡普阿达成的如下联盟协议：（1）卡普阿拥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迦太基在卡普阿没有司法管辖权；（2）迦太基不得强迫卡普阿人服兵役或劳役；（3）迦太基提供三百罗马战俘，用来交换正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三百卡普阿骑兵。这个盟约的条件异常优惠，除了卡普阿的中立地位，汉尼拔别无所得。不过卡普阿盟约属于特例，汉尼拔此后与意大利南部希腊城邦洛克里（Locri）签订的盟约，就明确规定迦太基可以在城内驻军，双方无论战争还是和平都应互相协助。

坎尼战役以后仅仅一年半的时间，汉尼拔的根据地初具规模，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汉尼拔辛辛苦苦创建的意大利联盟，最终却成了他身上最沉重的包袱。

罗马崛起之前，意大利的政治格局酷似希腊，城邦林立，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一盘散沙。罗马的霸权压制了地方势力，带来了法律和秩序。这个向心力一旦消失，意大利立刻恢复一片散沙的原貌，很多城邦借此机会清算陈年旧账。意大利南部的布鲁迪亚投靠汉尼拔以后，先攻陷不愿投降的邻邦佩特利亚（Petelia），又准备拿希腊城邦洛克里开刀，幸亏后者见风使舵，迅速派人同汉尼拔结盟，才免遭劫难。布鲁迪亚大失所望，于是攻打另一个老对头 – 希腊城邦克罗顿（Croton），并声明不需要迦太基的任何援助，希望独享胜利果实。

汉尼拔的意大利盟友各怀鬼胎，毫无同舟共济的想法，因此很难形成统一战线。卡普阿贵族领袖维里乌斯（Vibius Virrius）公开宣称：一旦战争结束，汉尼拔和他的大军胜利归国，卡普阿将成为意大利的主宰。汉尼拔也曾经亲口向卡普阿元老院做出类似的承诺。显然汉尼拔低估了意大利地域政治的复杂性，很多城邦跟卡普阿矛盾重重，根本无法接受这个新霸权。仅仅在坎帕尼亚地区，就有内陆城市诺拉（Nola）以及海港城市那不勒斯和库麦（Cumae）始终没有背叛罗马。意大利南部的其他地区也大同小异，一些城邦投靠汉尼拔，必然驱使他们的宿敌投靠罗马。这样汉尼拔的根据地与罗马盟邦犬牙交错，一直未能连成一片。

罗马如何惩罚背叛的盟友

意大利半岛城邦林立，如同群星璀璨，而其中最光彩夺目的三座名城便是罗马、卡普阿、塔兰托。坎尼战役以后的四年间，卡普阿和塔兰托相继投入汉尼拔的怀抱，罗马自然不能善罢甘休，于是双方围绕着这两座名城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夺。

塔兰托位于意大利半岛东南角，公元前708年由斯巴达移民创建，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成为意大利南部首屈一指的名城。公元前272年，罗马征服意大利南部，塔兰托被迫签署联盟协议，一些贵族不得不送自己的子弟到罗马做人质。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以后，罗马在塔兰托派驻一支实力颇强的军队。汉尼拔自从来到意大利，就一直期望获得一个港口，同迦太基建立的海上联系。公元前214年，汉尼拔兵临塔兰托城下，但罗马驻军防范甚严，汉尼拔无机可乘，又不愿顿兵坚城，只得怅然离去。

两年以后时机终于出现。这年罗马扣押的塔兰托人质试图逃跑，被抓获处决。消息传到塔兰托，立刻激起众怒，一批少壮贵族便密谋叛变，为首二人名叫菲罗米诺斯（Philomenos）和尼康（Nikon）。菲罗米诺斯经常在夜里出城打猎，声称白天出城怕会遭遇迦太基军队。他固定从同一个城门出入，每次会来一定和看守城门的罗马官兵分享猎物。菲罗米诺斯很快就跟罗马守军混得很熟。 这天菲罗米诺斯照例出城打猎，然后日夜兼程赶往汉尼拔的营地，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汉尼拔立刻部署了奇袭行动，亲率一万精兵急速南下，由菲罗米诺斯担任向导，一路上昼伏夜行，以免走漏风，最后在塔兰托城外20公里处扎营，等待城内里应外合。

这天晚上，城内的密谋者邀请罗马驻军司令利维乌斯（Gaius Livius）参加酒会，将他灌得酩酊大醉以后送回住所。凌晨时分，汉尼拔率部悄悄来到塔兰托东门外一公里的小山上点燃篝火，城内密谋者以火炬回应，然后突袭东门罗马守军，锯开门闩，汉尼拔于是领军一拥而入，占据了城中心的大市场。为了制造混乱，密谋者吹响罗马军队的集结号角，罗马驻军听到号声，纷纷从各自住所赶往大市场，结果被迦太基军队各个歼灭。次日清晨，汉尼拔在大市场召开公民大会，向塔兰托人保证，只要他们家门上写着“塔兰托人”的字样，就可保平安。

城破之初，罗马驻军司令官利维乌斯见机极快，带领亲兵在乱军中杀出一条血路，直奔城西要塞坚守不出。汉尼拔强攻要塞不果，只得修筑壕沟围困。然而罗马意识到这个据点的战略价值，通过海路送进增援部队，保证后勤补给源源不断。这座要塞坚守三年，汉尼拔因此无法有效利用塔兰托港口。

塔兰托的失陷以后，罗马在意大利南部的战略布局迅速崩溃。公元前212年下半年，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城邦梅塔庞托（Metapontum）、图里（Thurii）、和赫拉克列（Heraclea）相继叛变，整个南部沿海地区落入汉尼拔的掌心。罗马针锋相对，开始以重兵围困卡普阿。

自从三年前加入汉尼拔阵营，卡普阿就一直遭到罗马的严厉打击。每逢秋天收获季节，罗马必定派兵蹂躏坎帕尼亚乡村，焚烧谷物，造成严重的粮食短缺。卡普阿兵力有限，无法抗拒罗马的侵袭，屡次向汉尼拔求救。汉尼拔先派来两千骑兵，发现无济于事以后，不得不亲自领军来援。准备围困卡普阿的两位罗马执政官麾下只有四个军团，元老院于是命令正在卢卡尼亚作战的前任执政官格拉古斯（T. Sempronius Grachuus）率军前来增援。汉尼拔围点打援，成功伏击了这支罗马军队，格拉古斯力战身亡，部队溃散。

围困卡普阿的两位罗马执政官决定将汉尼拔引开，于是各自拔营而走。李维记载，执政官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吸引汉尼拔来追，兜了几个圈子以后甩掉对手，回到卡普阿城下继续围困。这显然是李维的一厢情愿了，因为正当克劳迪乌斯回师坎帕尼亚之时，汉尼拔在希拉汝斯（Silarus）巧妙设伏，围歼了罗马将领森特尼乌斯（Marcus Centenius Paenula）统帅的一支孤军。森特尼乌斯阵亡，麾下16,000官兵只有一千人逃生。这次运动战体现了典型的汉尼拔风格，显然他是在运动中伺机歼敌，并没有被克劳迪乌斯牵着鼻子走。

希拉汝斯之战以后，汉尼拔没有回到坎帕尼亚同两位罗马执政官对峙，而是迅速挥师东向，进入阿普利亚，在赫多尼亚（Herdonea）城下安营扎寨。罗马阿普利亚战区司令官名叫弗维乌斯（Cn. Fulvius Flaccus），他指挥两个罗马军团总共大约18,000官兵，此前奉命攻击当地叛变的城邦，因为所向披靡而变得轻敌冒进。当汉尼拔到来的消息传来，弗维乌斯麾下将校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根本无视敌众我寡的事实。汉尼拔再次设下杀局，部署3千步兵隐藏在战场左侧的树林里，另派2千骑兵向敌后纵深穿插，断敌退路，然后亲率主力部队列阵挑战。罗马军队立刻出击，士卒求战心切，争先恐后，排列的战阵狭长松散，缺乏纵深。这场战役没有任何悬念，两个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仅有不足两千人逃生。弗维乌斯在200亲兵的保护下逃离战场，事后被控以叛国罪，倾家荡产才保住性命。

这样在短短几个星期里，汉尼拔歼灭罗马军队三万余人，再次展现了他不可动摇的军事优势。罗马不为所动，心无旁骛执行既定方针，两位执政官统帅6个罗马军团，开始挖掘壕沟，构筑寨墙，修建双环防御工事，内环围困卡普阿，外层抵御援军。次年春天，环形工事终于完成。在此之前，卡普阿派遣轻骑冲出重围，再次向汉尼拔求救。汉尼拔明白，一旦罗马人建成环形工事，破城是迟早的事情，于是决定驰援。他将所有的辎重留在卢卡尼亚，亲点数万精兵轻装前进，急行军数百公里，来到罗马环形工事外面列阵挑战。两位罗马统帅约束部下，绝不出战。汉尼拔无可奈何，只得下令强攻。战斗异常激烈，一股西班牙步兵在三头战象的掩护下冲破罗马防御工事，进而威胁执政官弗拉古斯（Q. Fulvius Flaccus）的大营，但遭到罗马军队凌厉反击，不支撤退。激战数日以后，汉尼拔粮草将尽，而罗马人在方圆几百里内坚壁清野，没有留下一粒粮食。

汉尼拔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他的粮草难以为继，无力继续纠缠下去；但如果就此抛弃卡普阿，恐怕会让其他盟友心冷。汉尼拔的对策体现了一如既往的果敢精神：他决定向罗马进军，迫使卡普阿城下的罗马大军撤围来援。 一天夜里，汉尼拔大军悄悄启程，临走时特意没有熄灭篝火，以迷惑罗马人。这是汉尼拔征战意大利以来第一次进军罗马，也是最后一次。

为了出其不意，汉尼拔取道萨姆尼特山区，绕了个大圈子，然后从东北方向兵临罗马城下，在科林门外五公里安营扎寨。汉尼拔大军的出现使罗马城内遍布恐慌气氛，罗马元老院连忙召开会议商量对策。会上不少人主张召回所有的罗马军队捍卫首都，但费边却认为汉尼拔不过是想为卡普阿解围，因此反对召回大军。最后元老院达成妥协，派人将情况通告围困卡普阿的罗马统帅，请他们相机行事。最后的结果是围困卡普阿的罗马大军主力按兵不动，前任执政官弗拉古斯亲率1万6千精兵驰援罗马城。此时罗马城内已有两个军团的首都卫戍部队，以及新建的一个军团。待到援军赶到，罗马现任执政官森图马卢斯（Cn. Fulvius Centumalus）率领4个军团出城应战。汉尼拔得知罗马大军没有撤围卡普阿，明白自己无力回天，于是迅速退兵，径直回到意大利南部的根据地。

消息传来，卡普阿元老院被迫开会商量何去何从，最后经过投票决定投降。反对派领袖维里乌斯发表演讲，声泪俱下，指出投降依然是死路一条，然后和二十七位同道一起自杀身亡。次日罗马大军入城，收缴武器，清点战利品。两位罗马统帅在如何处置卡普阿元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老成持重的亚比乌斯（Appius Claudius Pulcher）主张等待罗马元老院的指示，而满怀刻骨仇恨的弗拉古斯却不以为然。当天夜里他来到牢房，命令将关押的五十三名卡普阿元老鞭打以后斩首处决。当卡普阿元老们一个个被绑上行刑柱时，信使飞马赶到，送来罗马元老院的指令。弗拉古斯接过信件，却不拆开阅读，而是先下令行刑。五十三颗人头落地以后，弗拉古斯这才当众宣读元老院刀下留人的指令。

罗马元老院经过激烈辩论做出决定，剥夺卡普阿的城邦地位，卡普阿人全部贩卖为奴，分散到意大利各地，城市由附近农村迁来人口居住。从此以后卡普阿由罗马派遣的官员治理，城内的房屋和土地成为罗马公产。 

迦太基如此雄厚的实力，何以三战罗马而自己灭亡？

就是因为缺乏消灭罗马的意愿。相反，罗马却拥有并贯彻了“必须消灭迦太基”的思想。

迦太基如何才能战胜罗马？

我的答案很简单：转变一下思想、树立“必须消灭罗马”的思想并把它贯彻到所有的国家行为中去，就可以了。

谁是当今世界的迦太基，谁又是当今世界的罗马国？就看谁想消灭对手。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元代人的普天下与盖世界

在谢选骏总结的“中国历史分期”年表中，元代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初次大一统，就像第一期中国文明中的秦代一样。

秦／元：秦兼并各国15年；元兼并各国89年

虽然，秦的15年统治似乎短促，而元的89年则相对较长，但其实蒙古比秦多活了74年，是一个偶然因素造成的：忽必烈以后的统治者采取了某种程度的让步政策，正如毛泽东以后的中共采取的让步政策和台湾化策略，明显延长了自己的政治寿命。而元代和现代的中国人也比秦代的中国人更加习惯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此外，镇压工具的进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元代已经有了火器，而现代则更是用坦克压制街头抗议。“现代化的经验”使我们特别能理解当代中国交通效率的提高以及蒙古骑兵与火器的威力，如何使得元朝及其后继者能够“不合理地延长如此”。例如，元朝实际上的制度化是迟至1315年才告成的（恢复科举制），这是在它征服整个中国的三十六年之后。这种蒙古式的粗野，使得明朝建立之前二十年，中国实际上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扣除这前后两端的五十六年，蒙古人对中国的有效统治，其实不超过四十年。而唯有忽必烈时代（1279—1295年）的16年，其残暴性才可以与秦相比。

既然元代这样重要，那么它的世界主义当然会引起我的高度重视。例如“普天下领袖，盖世界班头”之类的语汇所传达的。

“我是个普天下领袖，盖世界班头”——这两句出自《一枝花·不伏老》，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创作的一首带有自述心志性质的套曲作品。这套曲子用本色、生动、诙谐、夸张的语言，描写了作者的浪漫生活和多才多艺，表明决不与黑暗现实妥协的决心。作者熟练地发挥了散曲形式的特点，用本色生动的语言，以大胆而又夸张的笔调，倾诉了一泻无余的感情，显示了作者狂放高傲的个性，表现了顽强、乐观、热爱生活的性格。全曲气韵深沉，语势狂放，历来为人传颂，被视为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

　【南吕】（1） 

〔一枝花〕 

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2）。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梁州〕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3），盖世界浪子班头（4）。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5），打马藏阄（6）；通五音六律滑熟（7），甚闲愁到我心头？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8），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客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9）。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10），更玲珑又剔透（11）。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12），曾玩府游州。 

〔隔尾〕 

子弟每是个茅草冈（13）、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上走，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蹅踏的阵马儿熟（14）。经了些窝弓冷箭鑞枪头（15），不曾落人后（16）。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17），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18），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19）、斫不下（20）、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21）？我玩的是梁园月（22），饮的是东京酒（23），赏的是洛阳花（24），攀的是章台柳（25）。我也会围棋、会蹴踘（26）、会打围（27）、会插科（28）、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29）、会吟诗、会双陆（30）。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31），尚兀自不肯休（32）！则除是阎王亲自唤（33），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34）！ 

作品注释

（1）南吕：宫调名，一枝花和梁州等均属这一宫调的曲牌。把同一宫调的若干曲子连缀起来表达同一主题，就是所谓“套数”。 

（2）煞：俗“杀”字，这里指摧残。休：语助词。 

（3）郎君：丈夫，借指为妇女所恋的男人，元曲中常用以指爱冶游的花花公子。“班头”，一班人中的头领。 

（4）盖：压倒，盖世界，用如“盖世”。浪子，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弟。 

（5）分茶：分茶又称茶百戏、汤戏、茶戏。它是在沏茶时，运用手上功夫使茶汤的纹脉形成不同物象，从中获得趣味的技艺游戏，大约开始于北宋初期。据北宋陶谷《清异录》记载：“近世有下汤远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在南宋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中也有“矮低斜行闲作草，暗窗分乳戏分茶”之句。后世由于茶类改制，龙凤团饼已为炒青散茶所替代，沏茶用的点茶法为直接用沸水冲泡茶叶的泡茶法所替代，也就再难重现这种分茶游戏。攧竹：攧，投、掷，博戏名。游戏时颠动竹筒使筒中某支竹签首先跌出，视签上标志以决胜负。 

（6）打马：古代的一种博戏，在圆牌上刻良马名，掷骰子以决胜负。藏阄（jiū）：即藏钩，古代猜拳的一种游戏。饮酒时手握小物件，使人探猜，输者饮酒。 

（7）五音：宫、商、角、徵、羽。六律：十二律中单数为律，双数为吕，统称律吕，因此六律也就是黄钟、太蔟、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六种音调。这里泛指音乐。滑熟：十分圆熟、惯熟。 

（8）银筝女：以及以下的玉天仙、金钗客，均指妓女。 

（9）金缕：曲调名，即《金缕衣》，又作《金缕曲》。唐无名氏诗有“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苏轼诗亦有“入夜更歌金缕曲，他时莫忘角弓篇。”樽、瓯：都是古代对酒杯的叫法。 

（10）占排场风月功名首：在风月排场中占得首位。风月，亦即男女情爱。 

（11）玲珑又剔透：即在风月场所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元曲中这样的人又称“水晶球”，和“铜豌豆”同一意思。 

（12）锦城花营：都是指风月玩乐场所。都帅头：总头目。元人《析津志》说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录鬼簿》亦引时人言称其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并非自诩。 

（13）子弟每：子弟们，此指风流子弟。每：人称代词的复数“们”。兔羔儿：比喻未经世故的年轻人。乍：刚，才。围场：帝王、贵族打猎之所，这里喻指妓院。 

（14）作者自比老野鸡。苍翎毛，就是长出老翎，翅膀够硬。这个比喻和后面的“铜豌豆”相类。笼罩、索网，都是指围场上惊险的场面，蹅（chǎ）踏：践踏、糟蹋，此指踏阵冲突。阵马儿，阵势。阵马儿熟，即什么阵势没有见过。 

（15）窝弓：伏弩的一种，猎人藏在草丛内射杀猎物的弓弩。蜡枪头：元曲中一般都用作“银样蜡枪头”，好看不中用的意思，这里是借用熟语，也不无调侃的意思。 

（16）落：此处应该读là。 

（17）恰：岂，难道，如“恰不道壁间还有耳”（元杂剧《鲠直张千替杀妻》），“恰不道长嫂为母”（《水浒传》）。 

（18）匾：同“扁”。铜豌豆：妓院中对老狎客的称呼。 

（19）恁：通“您”，音nín。如“我从来斩钉截铁常居一，不似恁惹草拈花没掂三。”（元王实甫《西厢记》）又有“恁每”一词，即“你们”的意思，所以“恁子弟每”就是“您子弟们”的意思。 

（20）斫（zhuó）：砍。 

（21）锦套头：美丽圈套。此两句连起来的意思是：那些浮浪子弟们每陷入风月场所温柔之乡不能自拔，而自己却见多识广练就一身功夫，不把这些套数放在眼里，反而正好能够大展身手。 

（22）梁园：汉代梁孝王的园子，在今河南开封府附近，园内有池馆林木，梁王日与宾客游乐，因此后来以之泛指名胜游玩之所。 

（23）东京：汉代以洛阳为东京，宋代以汴州（今开封市）为东京，辽时改南京（今辽阳）为东京。此处不必实指，元曲往往混用历史地名故实。总之这几句的意思是说自己行走的都是名胜之地。 

（24）洛阳花：指牡丹。古时洛阳以产牡丹花著名。 

（25）章台柳：代指妓女。章台：汉长安街名，娼妓所居。《太平广记·柳氏传》载，唐韩翃与妓女柳氏有婚约，安史之乱，两人分离，韩赋诗以表思念：“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26）蹴踘（cùjū）：中国古代的一种足球运动，《汉书》中已有记载。唐宋时盛行（《水浒传》中的高俅即以此技得宠于皇帝），至清代渐衰。这种球外面是皮革，里面实以物，所以又写成“蹴鞠”。 

（27）打围：即打猎，相对于围场之说。 

（28）插科：戏曲演员在表演中穿插的引人发笑的动作。常同“打诨”合用，称“插科打诨”。 

（29）咽作：不详。可能是一种表演性的游戏。 

（30）双陆：又名“双六”，古代一种博戏。据说为曹植所创，至唐代演变为叶子戏（纸牌）。 

（31）歹症候：本是指病，借指脾性。歹：不好。 

（32）兀自：还。尚兀自：仍然还。 

（33）则除是：除非是。则：同“只”。 

（34）烟花：指妓女。古代胭脂又写成烟肢、烟支等，烟花之意或由此引申。

 

作品译文

采摘那露出墙头的朵朵红花，攀折路边的条条弯柳。采的花蕊红稚嫩，折的柳条青翠柔细。处处拈花惹草，纯粹的一个浪荡公子。手中的花柳任我摆布，直把她们玩弄得成了残花败柳。 

我是个全天下最有名气的花花公子。但愿那些红颜美色永不衰褪，光彩常驻。我在如云的美女中消遣时光，借酒忘忧消愁。品着茶，画着竹，沉醉于打马、藏阉这些赌博游戏之中，十分自在。精通五音，熟悉六律，太无聊了，使我心头发愁。整天以妓女为伴，她们或在银台前抚弄银筝，笑倚银屏；或者是携玉手、并玉肩，一起登上玉楼；或者是唱着《金缕衣》曲调，捧着盛满酒的金樽及华贵的酒器。你暂且不要以为我已老了。我可以说是风月场上最有名的头号老手，比所有的风流浪子更风流。我在姑娘群中还算是个总头领，曾游玩过许多州府。 

那些嫖客们，个个都如同那些刚刚从茅草岗、沙土窝里蹦出来的小兔子，初次踏进妓院的门槛，我已经是个经笼罩、受索网、饱受磨难如同长着苍老羽毛的老野鸡，踏踩过妓院，狎妓经验丰富老到。经受了不少的暗算和中看不中用的妓女，虽然如此，也不曾甘落人后。所以不要说“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能甘心这样虚度年华。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那些风流浪子们，谁让你们钻进他那锄不断、砍不下、解不开、摆不脱、慢腾腾、好看又心狠的千层圈套中呢？我赏玩的是梁园的月亮，畅饮的是东京的美酒，观赏的是洛阳的牡丹，与我做伴的是章台的美女。我也会围棋、会踢球、会狩猎、会插科打诨，还会唱歌跳舞、会吹拉弹奏、会唱曲、会赌博。你即便是打落了我的牙、扭歪了我的口、打瘸了我的腿、折断了我的手，老天赐给我的这些恶习。还是不肯悔改。除非是阎王爷亲自传唤，神和鬼自己来捕捉我，我的三魂七魄都丧入了黄泉。天啊，到那个时候，才有可能不往那妓女出没的场所去。

作品鉴赏

这套曲子是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全曲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炸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 

依照曲文看，这首套曲当作于中年以后，当其时，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歧视，战乱造成人们生活的颠簸，加之科举的废置，又堵塞了仕途，因而元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在文人群体内部急遽分化之际，关汉卿却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岁月沧桑的磨炼，勾栏生活的体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愈显成熟的个性，那就是能够突破“求仕”、“归隐”这两种传统文人生活模式的藩篱；那就是敢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整个封建规范相颉颃的凛然正气；那也就是体现了“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钟嗣成《录鬼簿序》）的一种新的人生意识。正是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了这样意蕴深广的心灵世界。 

在首曲〔一枝花〕中，诗人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折柳攀花”、“眠花卧柳”的风流浪子和浪漫生活。“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句中的“出墙花”与“临路柳”均暗指妓女，“攀花折柳”，则是指为世俗所不齿的追欢狎妓，然而，诗人有意识地将它毫无遮掩地萦于笔端，恰恰是体现了他对封建规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因此，诗人在首曲短短九句诗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六个“花”、“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这是说：攀花折柳要攀嫩的红蕊、折柔的翠条。 

“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这是显示他的风月手段。显然，勾栏妓院中浪漫放纵的生活情趣，其间不免流露了一些市井的不良习气，但读者更应看到，诗人的这种情调实质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嘲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浪子风流”，便是他对自我所作的评语。“浪子”，这种本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更带有一种不甘屈辱和我行我素的意味，因而结句写道：“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半生来”，是对诗人自己“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生涯的概括；“一世里”，则是表示了他将在一生中的着意追求。 

随着曲牌的转换，“序曲”中低回的音调顿时变得清晰明朗，格调高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浪子”一般指混迹于娼妓间的花花公子。而世俗观念正是以之为贬，对与歌妓为伍的书会才人视为非类。关汉卿却反贬为褒，背其道而行之，偏以“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自居。不难发现，在这貌似诙谐佻达中，也分明流露出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嘲谑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高扬。然而现实中的非人遭遇，毕竟也曾产生过“十分酒十分悲怨”（《新水令》），所以才“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一旦陶醉在自由欢乐的生活气氛中时，“分茶攧竹，打马藏阄，五音六律滑熟”，顿时又感到“甚闲愁到我心头？”接着，诗人以三个连环句尽情地表现了风月场中的各种生活，以及由此而发的满足和自幸：我曾与歌女作伴，妆台前拨弄着筝弦，会意的欢笑，使我们舒心地倚在那屏风上；我曾与丽人作伴，携着那洁白的手真感到心甜，我们并肩登上高楼，那是多么喜气洋洋；我曾与舞女作伴，一曲《金镂衣》真动人心肠，我捧起了酒杯，杯中斟满了美酒佳酿。诗中，作者有意选择了循环往复的叙述形式，热情洋溢地展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从而显示出他那极其鲜明的人生态度。正因此，当有人劝慰他“老也、暂休”时，诗人便断然予以否定：“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占排场”，这是宋元时对戏曲、技艺演出的特殊称谓。显然，关汉卿把“占排场”视作“风月功名”之首，已经不是指追欢狎妓之类过头话，而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正基于此，他才“更玲珑又剔透”，才表露出誓不伏（服）老、无比坚定的决心！但是，人不服老，毕竟渐老，因而〔隔尾〕中“子弟每”两句，就隐隐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感伤，“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打猎的地方，此指妓院）上走”，而“我”已是“经笼罩、受索网”的“苍翎毛（青苍的羽毛，足见毛色之老）老野鸡”。然而，这瞬间的哀意又很快随着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因而虽说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再次表达了诗人珍惜时光并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 

如果说，前三支曲在情感的骚动中还只体现了诗人的外在心态，那么在〔尾〕曲中，那种桀骜不驯的情绪就达到了高潮，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铜豌豆”原系元代妓院对老狎客的切口，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就不由得使读者想起被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鹰啄食着他的肝脏，他却昂首怒吼：“我宁肯被缚在岩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他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甘愿以生命相交换！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的也是同样的一种精神，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艺术上，这首散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添加衬字，娴熟地运用排比句、连环句，造成一种气韵镗鞳的艺术感染力。譬如〔尾〕曲中“你便是落了我牙”一句，那向前流泻的一组组衬字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激越的节奏，急促粗犷，铿锵有声，极为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向“烟花路儿上走”的坚韧决心。全曲一气直下，然又几见波折，三支曲牌中“暂休”、“万事休”等情绪沉思处，也往往是行文顿挫腾挪、劲气暗转处，读来如睹三峡击浪之状，浑有一种雄健豪宕、富于韵律的美感。

作者简介

关汉卿，元代戏剧家。号已斋叟。约生于金末，卒于元代，大都人（今河北安国）。与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关汉卿居首。钟嗣成《录鬼簿》说他曾任太医院尹。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0多种，现存18种。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所作散曲今存套曲10多套、小令50多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描绘都市繁华与艺人生活，羁旅行役与离愁别绪，以及自抒抱负的述志遣兴。

纵观上述，说的虽是“九儒十丐”，想的却是“普天下与盖世界”，韵味无穷。后来。这帮“九儒十丐”真的起来建立了明朝，并开辟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长期帝国：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明与清，相当于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两汉。

元代虽然因为承先启后而如此重要，但其政治却是残暴无比的。在元朝，等级制度分人为十种：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对此，明朝编纂的《元史》却没有相关记载。有人质疑“九儒十丐”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其实这个怀疑是出于无知：例如我们知道，毛泽东的文革劣迹斑斑，但许多暴行也是缺乏记载的，甚至被故意抹掉了记载。例如毛泽东说的“臭老九知识分子”，和元代的排序都是一样的。而《元史》美化了蒙古暴政，则可能和朱元璋这个回民女婿或回民崽仔的汉奸倾向有关。这种汉奸倾向，到了明末更加发展为“朝野同心、欢迎满洲鞑仔入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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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美国如何向帝国转变？

2011年8月12日的《亚洲週刊》控诉说：“美国中下阶层日子渐难过，超富裕阶层挥霍无度”。美国中下阶层日子逐渐难过，但超富阶层却挥霍无度，顶级奢侈品供不应求，家长用私人飞机送子女上夏令营，高级服饰、高级轿车等越贵越受欢迎。史家忧虑美国会如罗马帝国般堕落。

美国国债多如天文数字、华尔街股市连连重挫、全美失业人口高居不下、中下层阶级大叹日子难过之际，美国社会却出现有钱人和超级富有者挥霍无度、顶级奢侈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在经济持续低迷声中形成一种“享乐须及时”、“朱门酒肉臭”的畸型现象。

例如曼哈顿高级百货公司“柏道夫.古曼”（Bergdorf Goodman）出售一双售价一千四百九十五美元的LV高跟鞋，销路奇佳，店员经常要补货。“诺斯特姆”（Nordstrom）高级百货公司陈售的香奈儿（Chanel）大衣，一件要九千美元，欲购者须排队等候。“尼曼.马可士”（Neiman Marcus）高级百货公司代销的Christian Louboutin “Bianca”木屐型高跟便鞋，一双七百七十五美元，各种尺寸一下子就卖光。德国高级轿车宾士（Mercedes-Benz，朋驰、平治）七月份在美国的销售量，为五年来最好的一个月份。据一份信用卡使用统计报告，七月份的奢侈品消费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一点六。

二零零八年夏秋是美国经济不景气的高峰，经济学家认为是二、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的首次经济萧条。二零零八年十月奢侈品的销售量即比二零零七年十月掉了百分之十七点九，这种衰退一直持续至二零零九年五月。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有钱阶级利用过去两年股市大涨百分之八十而收入暴升的优势，拼命花钱。儘管最近华尔街因华府与国会为了国债上限的对抗而一路跌，又因标准普尔信评机构（Standard & Poor）八月五日破天荒地把美国政府的债信等级从最高的AAA降至AA+，而严重影响股市，但“超有钱者”却照样大把大把钞票往外送。

纽约不少卖高级品的百货公司和精品店眼看生意好转，纷纷把货品价格提高。曼哈顿著名的“萨克斯第五大道”（Saks Fifth Avenue）百货公司三年前一双最贵的Louboutin马靴是一千五百七十五美元，现要卖二千四百九十五美元。三年前，“柏道夫.古曼”百货公司卖 Creme de la Mer顶级面霜，十六盎司一盒一千三百五十美元，现为一千六百五十美元，生意仍相当好。闻名全球的“第凡内”（Tiffany's，总店在第五大道）珠宝店，今年第一季度营业额比去年同期上扬百分之二十而达到七亿六千一百万美元。拥有Louis Vuitton（LV）和Givenchy名牌的LVMH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额亦比去年同期多了百分之十三而达到一百四十九亿美元。出售Gucci、 YSL和其他奢侈品的PPR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额亦涨了百分之二十三。一条二百五十美元的Ermenegildo Zegna领带和一个二千八百美元的David Yurman戒指，卖得出奇的好。

BMW豪华轿车公司今年第二季度的利润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十六点五。Porsche高级跑车今年上半年利润比去年上升百分之五十九。宾士轿车的高级车（其中有些一辆二十万美元）在美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多了百分之十四。

缅因州机场私人飞机多：有钱阶级与超富人士对奢侈品的狂热追求之外，亦可从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看到豪掷万金的另一面。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夏天，富庶家庭非常流行使用自己拥有的私人飞机或租用小飞机载送子女到夏令营。大部分家庭是从纽约、康乃狄克州、新泽西州、佛罗里达州和其他州送子女到东北部的缅因州、佛蒙特、新罕布什尔和纽约上州景色怡人的乡间参加夏令营。为期七週的夏令营，费用约一万美元，从纽约市到缅因州包一架七人座小飞机来回费用为三千八百美元。不少家长常在周末搭乘自用飞机或租小飞机去看子女，缅因州州长保罗.拉佩基（Paul LePage）最近一个週末在该州奥古斯塔（Augusta）州立机场搭机时，赫然发现有五十多架小飞机等候升降。拉佩基却是大乐，他说机场越热闹，对缅因州经济越有帮助。

过去数十年的习惯是，每逢暑假开始，家长即开车载子女去参加夏令营，现在变了。大家都有能力亦愿意花钱坐小飞机，省时又方便。但一位已离婚的女律师抱怨说，听那些家长吹嘘坐私家飞机，听得耳朵都疼了。她不想和那批有钱的三姑六婆混在一起，她今夏把子女送到欧洲去参加夏令营。这也是有钱阶级跨海耀武扬威的方式。

美国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的现象，“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艾默利（Emory）大学心理学教授祖鲁.韦斯顿（Drew Westen）在八月七日《纽约时报》“周日评论”版上发表一篇《奥巴马究竟出了什么事？》的长文中说，奥巴马喜用“历史之弧”（the arc of history）这个形容词，但是当四百个超富所控制的财富比一亿五千万人所拥有的还多时，历史之弧并不倾向于一般美国人；当中产阶级在过去三十年的收入呈停滞状态，而百分之一超富的收入却是天文数字跃升时，历史之弧并未公平地对待一般美国人；当股市大亨只缴百分之十五的所得税甚或更少，而中产阶级却要缴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所得税时，历史之弧到底垂青于谁？韦斯顿又说，美国国债臻天文数字，前总统小布什要负很大的责任，他在八年任期内减免超富阶级的所得税将近二兆美元（一兆等于一万亿），而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又花了一兆。小布什接下克林顿的职位时，联邦有数百亿盈余，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日下台时，他留下了数兆国债。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章迪（Mark Zandi）说，当今美国顶尖收入前百分之五的人的花费，即佔了美国开销的三分之一;而顶尖收入前百分之二十的人的花费，亦佔了美国开销的百分之六十。这也证明超富阶级花钱如流水！

与超富的穷奢极欲适成对比的是，许许多多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全美劳动市场至少有一千四百万失业人口，失业率百分之九点一左右。沃尔玛（Wal-Mart）出售各种小包用品（如卫生纸），因很多顾客买不起大包用品。卖女性内衣的“维多利亚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和“孩子的地方”（Children's Place）也都不敢涨价太多，生怕顾客不上门。

罗马帝国盛极而衰的例子：有些美国历史学家对一些超富者的挥霍无度颇为忧心。他们认为过去罗马帝国的盛极而衰及残垣断柱的下场，和当今美国的现状颇多相似之处。十八世纪英国史家爱德华·吉朋（Edward Gibbon）在其六卷本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指出，罗马乃亡于犯罪、愚昧、灾变、淫逸、贪婪、放纵、宗教分裂、武事不振和帝国过度扩张。前耶鲁大学史学教授帕利淦发人深省地表示，在罗马帝国时代，仅有少数人可以为所欲为，但今天的美国，却是“人人皆可堕落”。他说，罗马人虽然放纵，但比今天的美国人更具负责任的态度。

历史虽不一定重演，但人类却常一错再错，很少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天真的美国人也许会认为罗马帝国长存了将近一千五百年，美国建国才不过二百三十五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小段的刻划。但政客的无知与自私、茶党的极右意识形态、超富的奢靡、中产阶级的处境日艰、动盪不安的世界局势以及迅雷不及掩耳的核战，都能使美国掉进深渊，亦可结束一个文明。

……

在我看来，《亚洲週刊》的控诉是因为“不明白全球化的奥秘”。

全球化的奥秘就是“全世界的富人联合起来”。

“美国中下阶层日子渐难过，超富裕阶层挥霍无度”，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不二法门。其实，这不仅是布什政府开始推行的“右翼政变”的一个自然结果；也是国家间财富跨越国界的流动所致。

例如美国的富人，很多钱并不是从美国人身上赚得的，而是得自国际资本跨越国界的流动。这个趋势正在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强，不仅模糊了资本的国家属性，也导致全球政府的最终出现。

骄奢淫逸的不仅是美国的富人，而且还包括中国的富人，中国的富人甚至比美国的富人更甚。因为“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

现在的问题不是“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这样的扩张和转变好不好，而是如何顺应“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这样的扩张和转变。

美国的这一转变对于全球政府的建立是否有利？

美国如何向帝国转变？

是大力推动“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的过程呢？还是大力缓和“全世界的富人正在联合起来”的过程呢？

这是“美国如何向帝国转变”的两条路线。

而对此“富人路线”的不同选择，将大大影响美国或其他“全球政府候选者”的命运。

如果参考一下古代中国的做法，也许会有启发：《商君书》有《弱民》一篇，开篇就指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现象，强调“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解决方案。《商君书》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如果树立了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树立了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当然是人民强了；但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国家的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国家的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反而会削弱；如果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治理强民和弱民，强民会依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民”被区分为“强民”和“弱民”。在《商君书》看来，要成就王业，就要消灭或者压制“强民”；而实行“弱民”政策，就能“成就王业”：秦国的成功，就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秦朝的失败，也是因为这一政策执行得过了头。

201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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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全世界主权国家联合起来——把网络自由的大门彻底关死

2013年7月2日，斯诺登（Edward Snowden）放弃向俄国申请政治庇护。

在逃的美国情报机构窃听内幕揭秘者斯诺登已经放弃向俄国申请政治庇护的请求。此前，克里姆林宫要求斯诺登要想获得俄国的政治庇护就必须停止泄露更多情报。

据信，目前仍滞留在莫斯科机场中转区的斯诺登还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20个国家提出避难申请。美国政府已向斯诺登提出间谍罪和盗窃政府财物罪指控，并吊销了他的旅行护照。

星期一，斯诺登通过维基解密网站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指控华盛顿向外国领导人施压，要他们拒绝向他提供庇护。

身为美国前中情局分析员的斯诺登于6月23日从香港飞往莫斯科。这是斯诺登沉默多天后首次对外发表的最新声明。

俄国、挪威、奥地利和波兰是第一批证实斯诺登提交政治庇护申请的国家。

但俄罗斯的自封总统普京在7月1日告诉记者说，“如果斯诺登想留在这的话，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停止从事目的在于损害美国盟友的工作，无论这种话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有多么的奇怪。”

克里姆林宫的一名发言人说，斯诺登在听到普京的表态后撤回了向俄国申请政治庇护的请求。俄国总统普京的发言人告诉记者说，“他放弃了他的这一打算，放弃了获得留在俄国的机会。”而斯诺登最早提出政治庇护申请的厄瓜多尔曾一度对莫斯科有可能接受斯诺登感到松了一口气。

早些时候，厄瓜多尔总统曾告诉法新社说，“在他看来，向俄国政府提出避难申请将最终解决斯诺登难题。”但现在莫斯科成了一个死胡同，无疑将增加厄瓜多尔接受斯诺登的压力。厄瓜多尔因为担心受到美国的经济制裁在是否接受斯诺登的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

厄瓜多尔已经允许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在它的伦敦大使馆内避难，斯诺登在自己的声明中还称厄瓜多尔敢于接受挑战美国利益的人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他说，“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为捍卫一个人的人权而冒险挑战地球上最有权势的政府，厄瓜多尔政府和人民是全世界的一个榜样。”

BBC国际事务记者马库斯说，莫斯科方面改弦更张意义非凡。他说，普京对斯诺登发出的“不要损害美国盟友”的警告意味着俄国在斯诺登事件上踩刹车。

表面上看，莫斯科方面现在成了斯诺登事件的主角，克里姆林宫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斯诺登的去留前途。不过，俄国政府显然不想让斯诺登这个烫手山芋在莫斯科机场无限期地停留下去，他们也会加入这场始于香港的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踢皮球游戏。

7月1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文莱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论坛上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晤时肯定就斯诺登事件交换了意见。在决定斯诺登命运的问题上，俄国必须权衡一系列的因素。这包括莫斯科与华盛顿作为维护法律秩序的国际大国之间出现严重裂痕的风险与俄国民意对斯诺登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同情。现在看来，前者战胜了后者。

有评论之言无忌说到：“普京这大特务够黑的，便宜全部自己占，连点汤水都不留给别人，包括斯诺登本人，将来除了在俄卵翼下贡献自己的脑汁外，什么都不许干。”

德国媒体称指出：斯诺登已成为全球大搜捕受害者。

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美国“棱镜门”泄密者斯诺登依然未被美国引渡回国受审，可能仍停留在莫斯科国际机场。斯诺登已经成为带有冷战惊悚影片因素的全球大搜捕的受害者。

作为美国史上最大泄密者，斯诺登或许永远没有机会登上美国国家安全局“英雄特工”纪念碑。可是，他现在成了许多人的英雄，因为他曝光了美国的数据控制梦想。从今年5月末开始，斯诺登携带四台载满秘密文件的电脑开始全世界逃亡，从夏威夷飞往香港，最后到达莫斯科。

斯诺登一直在与美国当局带有冷战惊悚因素的全球大搜捕周旋，只不过这次逃亡有二十一世纪的技术相助。此外，数百名记者、数百万观众和不少情报机构都在追逐他。斯诺登的泄密已经不再是外交余震，因为他已经造成美欧盟友关系出现裂痕，中美、中俄关系陷入尴尬。

日前曝光的视频中的斯诺登脸色有些苍白，带着眼睛，胡子似乎已经三天未刮。但他讲话清晰、缓慢而自信。他称自己无意躲藏，因为他未做错任何事，但美国对其追捕依然在继续。

然而，斯诺登庇护申请遭多国拒绝，全球避难之路似乎越走越窄。

滞留莫斯科机场整整十天的美国“棱镜门”爆料者斯诺登未来去向依然未定。截止7月3日，斯诺登已经向二十一个国家提交了庇护申请，但随着厄瓜多尔政府“改口”，多国予以拒绝，斯诺登的避难之路似乎越走越窄。虽然面临困境，不甘示弱的仍斯诺登在沉寂多日后，于7月1日发表新声明，抨击奥巴马和美国政府，并表示向外界披露更多机密。

路透社分析称，若没有一个“同情”斯诺登的主权国家政府帮助，斯诺登的逃亡能力可能有限。美国政府机构人士消息称，美国向俄罗斯寻求的是直接将“棱镜门”揭秘者斯诺登交给美国中情局，或者是将其驱逐至第三国，从那里他将被引渡至美国。消息人士表示，可能会审议将东欧国家作为“第三国”。

斯诺登的命运显示，全球各个主权国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末日所在不远，所以正在逐步联合起来，求同存异，互相勾结，把网络自由的大门彻底关死。

〔另起一页〕

第六节

全人类都是马克思的吸血鬼？

卡尔马克思的一生，除了一本没有完成的《资本论》（德语：Das Kapital）以外，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只有一些小册子、报屁股，都是论战性质的。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德语写作、由恩格斯等编辑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第一卷初版于1867年。这部作品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对日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有着深远影响。”因为其中提出了所谓的“剩余价值理论”。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剩余价值（德语：Mehrwert）是指剥削自劳动者劳动价值中的利润（劳动价值和工資之間的差異），即“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全人类都是吸血鬼！

试想，我们今天所见的切，哪一样不是前人的剩余价值？不仅有形的建筑，就是无形的文化，哪一样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剩余价值”？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全都拿来花掉，那么今天的社会将是一片共产主义的沙漠。

在这种意义上，不仅继承了物质遗产的人是吸血鬼，而且继承了精神遗产的人也是吸血鬼，这包括读书写字在内。怪不得“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知识越多就是吸了越多的血！

在这种意义上，每个孩子都是吸血鬼，因为他她们吸了母奶，就算没有吸取母奶的，也是靠别人养大的，而且养大之后还不可能如数报答养育之恩。这些不是“剥削行为”又是什么？

最奇怪的是，马克思本人既不是劳工也不是资本家，所以他完全置身于自己的分析之外。由此可见其理论的荒谬性质。

在这种意义上，他把自己神化了，好像审判世界的上帝一样。

马克思指控全人类都是吸血鬼？这是因为，其理论本身是一种“吸血鬼理论”。马克思也许意识到了，他从恩格斯的“资本家剥削行为”里乞讨来的金钱，确实滴着鲜血，所以他把“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推广为一个普遍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从马克思的自我批判而来，本质上是“马克思忏悔录”。难怪马克思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目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共60册，分为50卷，以下为第1至第60册之简要目录. 阿拉伯数字为册数。

1. 第一卷[上]　博士论文和政论文章

2. 第一卷[下]　中学试卷和文学习作

3. 第二卷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英国工人阶段状况。 （*）

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

在爱北斐特的演说。等

4. 第三卷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5. 第四卷　反克利盖的通告。

德国的制宪问题。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

共产主义原理。

共产党宣言。

6. 第五卷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大量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6月 - 1848年11月）

恩格斯的遗稿。

7. 第六卷　大量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　（1848年11月 - 1849年5月）

雇佣劳动与资本。

工资（手稿）。

8. 第七卷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德国农民战争。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一些书评及短评。

9. 第八卷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流亡中的大人物。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的案件。

一些论文。（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作）

10. 第九卷　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大量论文和通讯。（1853年3月至12月）

11. 第十卷　为美国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大量文章。（1854年1月至1855年1月）

以及一些军事方面的论文。

12. 第十一卷　为德国“新奥得报”、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英国报纸“人民报”所作了大量论文和通讯。（1855年1月至1856年4月）

 欧洲军队。

13. 第十二卷　大量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英国报纸“人民报”和“自由新闻”所作的文章。（1856年4月至1859年1月）

14. 第十三卷（收集了1859年1月至1860年2月所写的著作。）

15. 第十四卷（上）　福格特先生

为“美国新百科全书”写的一系列条目（主要与军事有关）

16. 第十四卷（下）　人名、期刊、地名索引。（仅百余页）

17. 第十五卷　1860年1月至1864年9月这一时期的著作。（主要涉及工人运动、政治事件、战争等）

18. 第十六卷　工资、价格和利润

德国战争短评

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资本论”第一卷提纲

一些会议草案、决议、文件。

19. 第十七卷　战争短评（约40篇）及一些军事论文。

一些信件、会议纪要、声明等。

20. 第十八卷　所谓国际（指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分裂。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

流亡者文献。

少量的会议报告、信件等。

21. 第十九卷　哥达纲领批判。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威廉 沃尔弗

 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2. 第二十卷　反杜林论

 自然辩证法

“反杜林论”的材料

23. 第二十一卷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给一些著作、文章写的序言。

24. 第二十二卷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德国的社会主义。

欧洲能否裁军？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法德农民问题。

 一些信件，著作的序言。

25. 第二十三卷　资本论 - 第一卷　资本的生产过程

26. 第二十四卷　资本论 -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27. 第二十五卷[上册]　资本论 - 第三卷[上册]　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总过程[上]

28. 第二十五卷[下册]　资本论 - 第三卷[下册]　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总过程[下]

29. 第二十六卷[第一册]　资本论 - 第四卷[第一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

30. 第二十六卷[第二册]　资本论 - 第四卷[第二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

31. 第二十六卷[第三册]　资本论 - 第四卷[第三册]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

32. 第二十七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44.10 - 1851.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44.2 - 1851.12）

33. 第二十八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52.1 - 1855.12）

34. 第二十八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52.1 - 1855.12）

35. 第二十九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56.1 - 1859.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56.1 - 1859.12）

36. 第三十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0.1 - 1864.9）

37. 第三十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0.1 - 1864.9）

38. 第三十一卷[上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4.10 - 1867.12）

39. 第三十一卷[下册]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4.10 - 1867.12）

40. 第三十二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68.1 - 1870.7）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68.1 - 1870.7）

41. 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70.7 - 1874.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70.7 - 1874.12）

42. 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75.1 - 1880.12）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75.1 - 1880.12）

43. 第三十五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书信（1881.1 - 1883.3 ，马克思逝世）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书信（1881.1 - 1883.3）

44. 第三十六卷　恩格斯的书信（1883.4 - 1887.12）

45. 第三十七卷　恩格斯的书信（1888.1 - 1890.12）

46. 第三十八卷　恩格斯的书信（1891.1 - 1892.12）

47. 第三十九卷[上册]　恩格斯的书信（1893.1 - 1895.7 ，恩格斯逝世）

48. 第三十九卷[下册]　上册的附录、注释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完] - 第三十九至五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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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根据1968年开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补卷译出。由此可见，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只有48册，共计39卷。这些补卷是在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中才开始出版的。

补卷共十二册，十一卷，即第四十至五十卷。补卷内容主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新发现的著作和书信，及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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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第四十卷　本卷主要是马克思在1835年至1843年期间写的著作，对第一卷进行了补充。本卷分三个部分：

 1. 马克思的哲学和政论性著作。

2. 马克思的文学和诗歌习作。

3. 信件。主要是和其父亲之间的通信。

50. 第四十一卷　本卷主要是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书信和文学习作。主要分四部分：

1. 1838年至1844年的著作。

2. 1838年至1842年的书信。

3. 1833年至1841年的几篇文学习作。

4. 附录。

51. 第四十二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1月至1848年2月所写的著作，是对第一至第四卷的补充。主要分三个部分：

1. 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包括：詹姆斯&S226;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

2. 恩格斯1844年发表在英国宪章派刊物《北极星报》上的一组文章和简讯。

 这前两部分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作之前所写的。

3.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4年8月在巴黎会见以后所写的著作。

52. 第四十三卷　本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8年6月至1849年8月期间的著作。是对第五、六卷的补充。本卷部分文章发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和主持的无产阶级报纸《新莱茵报》。

53. 第四十四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秋至1873年5月这个相当长时间里所写的文章、通讯、手稿，以及他们所作的札记和摘要等。是对第七至十八卷的补充。

54. 第四十五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867年至1893年所写而未编入以前相应的卷次（第十六至二十二卷）

的文章、笔记和手稿。主要分三部分：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爱尔兰历史的笔记。如《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

2. 马克思的古代社会史笔记。如《古代社会》、《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摘要。

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和手稿，及其他资料。

55. 56. 第四十六卷[含上下两册]

本卷收录了马克思的七篇经济学手稿，分别是：

 1. 《巴师夏和凯里》

2. 《导言》（产生于1857年8月底，是马克思为自己的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写的）

3. 《<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 1858年草稿）》

4.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

5.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分部》

6.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7.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

57. 第四十七卷　本卷收入马克思1861年至1863年写的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资本的生产过程。

58. 第四十八卷　本卷收入马克思1861年至1863年写的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主要内容为：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笔记本的片断。

59. 第四十九卷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1863年7月至1875年间写的四篇经济学著作，包括：

1. 《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其他各章的散页。

2. 《价值形式》

3.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4. 《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稿《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60. 第五十卷　本卷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的最后一卷。内容主要有三部分：

 1. 《资本论》第二卷的第II稿。

2.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至1895年间的一些著作。

3.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0至1895年间的一些书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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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录并不完全，但基本上包含了马恩全集中最主要的内容。

http://baike.baidu.com/view/585355.html·fromTaglist

人民出版社1976年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翻译自俄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至1974年共出版39卷。该目录分两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目录》与《马克思恩格斯篇目索引》。可从著作发表时间、篇名首字汉语拼音顺序检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50卷的文献，目前还无相应的检索工具。

http://baike.baidu.com/view/559338.htm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述的汇集，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遗产，也是全人类思想精华的一座宝库。

目录

版权信息

内容简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和第四卷的书目

展开

编辑本段版权信息

书 名：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作　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

ISBN: 9787010056074

开本： 32

定价: 55.00 元

作者：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辑本段内容简介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

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就有过出版他们著作全集的尝试。1848—1849年革命后不久，马克思曾试图把他的文章编为一部两卷集出版，但因故未能成功。恩格斯晚年曾着手准备出版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全集，但这一工作因他的逝世而停止。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伟大的友谊，他们一生曾合作过许多作品，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对人类事业做出过伟大贡献。

1921年根据列宁的倡议，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系统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和书信。1924年，根据俄共（布）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开始出版，1941年基本结束。它共有28卷（33册）。这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全集，它收集了1250篇著作和3300封书信，其中首次发表的有460篇著作和约800封书信。

影响

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同时，从1924年起还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刊登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其中一部分后来刊入《全集》俄文第1版和第2版，也有一些仅仅在《文库》中刊载过。

1955年至1966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共39卷（42册）。这个版本共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5500件，比第1版多收了近1000件（其中书信约600封）。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4卷手搞、恩格斯写的《（资本论〉第1卷提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过的大批文章，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第一国际中活动的许多材料和文件。后来，又出版了11卷补卷（第40—50卷），收入了一大批迄今未曾发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文章和书信，以及一些第1—39卷未刊入的文章。

1968年，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共39卷（41册）和1个补卷（2册）。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书信大部分是用德文写作的，因此，在这个版本上它们是用原文发表的。

以上是两个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广泛传播的版本。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多种文版的《全集》，如保加利亚文版、日文版、朝鲜文版、波兰文版、罗马尼亚文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版、捷克文版、匈牙利文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计划出版50卷，将收进俄文第2版的以及补卷的材料，并包括近几年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和书信。根据英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意大利文版也开始出版。此外，法文版的书信全集已出版，并准备出版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其他

特别要指出的是，根据苏共中央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达成的一项联合决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原文版（MEGA）已开始出版。原文版按原文形式收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著作遗产，其中包括著作、文章、草稿、未完成的手稿，由他们起草的工人运动的文件、书信和笔记、摘要、摘录以及他们在书籍中所作的边注。用原著文字印行的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再现正文的可靠性，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原文版原定出版100卷，但根据现在材料，将超过120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

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同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有计划地系统翻译和整理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是按照俄文第2版翻译出版的。从1956年到1974年陆续出版，共39卷（41册）。1979年至1985年，又翻译出版了俄文版补卷11卷（12册），即第40至50卷。实际到1983年，中文版《全集》50卷（53册）全部出版，约3200万字，被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与此同时，编译局100来位同志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1958年就完成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共13卷，约300万字。1959年将《列宁全集》38卷全部译成中文出版，约1600万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

1986年7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已着手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第2版拟编60卷左右，分4个部分：第1部分为论著（《资本论》除外），第2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第3部分为书信，第4部分为笔记。预定90年代初开始出书，用20多年时间全部出齐。现已经出版50卷（61册）。

与第一版相比较，第二版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原来的《马恩全集》除了一些重点著作外，绝大部分都是从俄文转译的。虽然俄文版的质量相当好，但不根据马恩原著文字翻译，译文质量总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二版决定根据原著文字重新校订。马恩著作60％左右是用德文写的，30％左右是用英文写的，还有10％左右是用法文和其他文字写的。

第二，在第一版中误收了一些非马恩的文章，例如：《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收入第1卷），《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收入第8卷），《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收入第9卷），《沉默寡言的司令部饶舌家毛奇和一位不久前从莱比锡给他写信的人》（收入第18卷），《品特是怎样造谣的》、《论美国资本的积累》（收入第19卷）。还有一些文章，如《西西里和西西里人》（收入第15卷）、《费·威·克鲁马赫尔关于约书亚的讲道》、《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弗·威·安德烈埃和＜德国的高等贵族＞》、《柏林杂记》、《集权和自由》（均收入第41卷），经过考证，没有充分证据确认这些文章是马克思或恩格斯的著作，它们当然不能收入《马恩全集》。

第三，还有一些马恩著作没有收入第一版。

第四，从编辑体例来说，第一版分正卷和补卷，这重编法不科学。第二版和第一版不同，第二版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普通著作卷（1－29卷）；第二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30－46卷）；第三部分为书信卷（47－60卷）；第四部分为笔记卷（编多少卷尚未确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和第四卷的书目

第三卷

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3—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1—640

弗·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641—692

第四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3—20………………

第一部分 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4………………………

第二部分 “人民论坛报”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

“青年美国”的态度 9 …………………………………

第三部分 形而上学的夸大 12 ……………………………………

第四部分 向宗教谄媚 14 …………………………………………

第五部分 克利盖个人的言论 19 …………………………………

弗·恩格斯。普鲁士宪法的破坏 21 —22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给古·阿·克特根的信 23—25…………………………

弗·恩格斯。普鲁士银行问题2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布鲁塞尔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给菲格斯·奥康瑙尔先生的信27—29……

弗·恩格斯。法国的政府和反对派30—32………………………

弗·恩格斯。普鲁士宪法33—41…………………………………

卡·马克思。驳卡尔·格律恩42—45……………………………

弗·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46—65……………………………

（一）46…………………………………………………………

（二）STATUSQUO〔现状〕和资产阶级50

弗·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66—69…………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71—198……

序言75……………………………………………………………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77—137……………………………………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77………………………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 88 ……………………………

第三节 价值比例规律的应用118……………………………

甲、货币118

乙、劳动的剩余127…………………………………………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138—198………………………

第一节 方法 138 ……………………………………………

第一个说明 139 ……………………………………………

第二个说明 143 ……………………………………………

第三个说明 144 ……………………………………………

第四个说明 145 ……………………………………………

第五个说明 147 ……………………………………………

第六个说明 149 ……………………………………………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153…………………………………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158 ……………………………………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172 ……………………………………

第四节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 180 ………………………………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191 …………………………………

弗·恩格斯。基佐的穷途末日。法国资产阶级的

现状 199—206 ……………………………………………………

卡·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 207 —222 ………………

弗·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223 —275 …………

一 卡尔·倍克“穷人之歌” ，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诗歌 223 —243 ………………………………………………

二 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 244—275………………

弗·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276—281……………………………

卡·马克思。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282—284…

弗·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285—296……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297—315……………

弗·恩格斯。英国的商业危机。宪章运动。爱尔兰316—318…

弗·恩格斯。英国的雇主和工人。致“工场”杂志的

工人编辑319—321…………………………………………………

卡·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322—356…………………

弗·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357—374……………………………

弗·恩格斯。宪章派土地纲领375—377…………………………

弗·恩格斯。宪章派为1847年选举而举行的宴会378—380……

弗·恩格斯。拉马丁先生的宣言381—384………………………

弗·恩格斯。瑞士的内战 385—393………………………………

弗·恩格斯。法国的改革运动394—402…………………………

弗·恩格斯。宪章运动403—404…………………………………

弗·恩格斯。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

民主主义的胜利405—40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论波兰。1847年11月29日

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

的演说409—412……………………………………………………

马克思的演说409…………………………………………………

恩格斯的演说410…………………………………………………

弗·恩格斯。纪念1830年波兰革命413—415……………………

卡·马克思。驳阿·巴泰尔斯416—417…………………………

卡·马克思。拉马丁和共产主义418—419………………………

弗·恩格斯。“改革报”和“国民报”420—422…………………

弗·恩格斯。路易·勃朗在第戎宴会上的演说423—426………

弗·恩格斯。宪章派的鼓动427—429……………………………

弗·恩格斯。“满意的”多数派议员。基佐的“改革”方

案。加尔涅－帕热斯先生的古怪见解。民主派在沙隆举

行的宴会。赖德律－洛兰先生的演说。民主派大会。弗

浴孔先生的演说。“改革报”和“国民报”430—437…………

弗·恩格斯。爱尔兰特别法和宪章派438—440…………………

弗·恩格斯。菲格斯·奥康瑙尔和爱尔兰人民441—443………

卡·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发表

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公众大会上444—45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461—504………………

（一）资产者与无产者465…………………………………………

（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479………………………………………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491…………………………

1．反动的社会主义491………………………………………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491…………………………………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493…………………………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495……………………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498…………………………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499……………………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502………………………

弗·恩格斯。1847年的运动505—515……………………………

弗·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516—523………………………

卡·马克思。2月6日的“社会辩论报”论民主协会524—527………

弗·恩格斯。三个新宪法528—53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论波兰问题。1848年2月

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柯夫起义两周年纪念

大会上的演说534—541……………………………………………

马克思的演说534…………………………………………………

恩格斯的演说537…………………………………………………

弗·恩格斯。致“改良报”542—544……………………………

弗·恩格斯。巴黎的革命545—548………………………………

弗·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549—554………………

卡·马克思。给“改革报”编辑的信555—557…………………

卡·马克思。外国人在布鲁塞尔所受的迫害558—560…………

弗·恩格斯。比利时的状况561—562……………………………

补遗

弗·恩格斯。英国谷物法史563—568……………………………

附录

马克思所做的关于1847年8月5日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布鲁塞尔支部和区部的记录571……………………………………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572—577………………………………………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致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578—580

摘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关于民主协会1848年2月20日

会议的报道581……………………………………………………

致“北极星报”编辑、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朱利安·

哈尼先生582—583…………………………………………………

致法兰西共和国公民们和临时政府委员们584—585……………………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48年3月3日的决议586—587…………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1848年3月8日会议记录588—589…………

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1848年3月9日联席会议记录590—591……

注释595—634………………………………………………………

以上就是《马恩全集》，两个共产党大国用了一百年时间编造出来的“革命导师”，却是如此不成体统。这个事实证明：与其说“全人类都是马克思的吸血鬼”，不如说“马克思是全人类的吸血鬼”，确确实实，马克思恩格斯至少是共产党国家人民的吸血鬼，编辑他们的全集，不知道花了老百姓多少血汗钱。

〔另起一页〕

第七节

“全球政府”不是治理手段而是效忠对象

把“全球政府”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是错误的；因为仅仅把“全球政府”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就达不到“治理全球”的目的。

相反，只有把“全球政府”作为一个“效忠对象”才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把“全球政府”作为一个“效忠对象”才能达到“全球治理”的目的。

《“全球政府”——一种根本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手段？》（庞中英）一文，却无法理解这一点，它只是接受了谢选骏2004年发表的“全球政府论”，而没有理解全球政府的真正含义。

《“全球政府”——一种根本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手段？》认为：

我们正在目睹和经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诞生于冷战终结前后的“全球治理”理论，实际上是试图以减少“政府”的统治为主要思考方向的，但那样的全球治理本身难以实现。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没有统治的治理”终于走到了极端，政府成为资本势力和金融市场的附庸。真正的全球治理当然不是任何形式的全球统治（如霸权）下的世界秩序，而是全球民主下的“有政府的治理”。为了新的全球治理，我们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克服帝国主义，深入挖掘“全球政府”思想。二战后诞生的联合国、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以及诸如欧盟这样的地区组织，其成功是因为它们发挥着某种功能性的“全球政府”作用，而其失败和无效则是因为其一直拒绝和犹豫以全球民主为基础实现全球政府作用。未来的联合国改革和国际金融、国际贸易领域的改革，若是要取得成效，就应该引入“全球政府”方案，至少不能盲目排斥“全球政府”思路。

……

“积极的慎重”、渐进主义的国际制度改革，也许能到达“国际治理”的彼岸，但是，消极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国际治理改革”，仅仅是通过修修补补维持、只是在强化旧秩序而已。国际治理改革即使取得成效，“国际治理”终究无法实现“全球治理”，也就是说，“国际治理”不足以解决全球问题和全球危机。

不过，即便有了“全球治理”，假使人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依然很狭窄和缺少雄心，这样的“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问题和全球危机上也注定效果有限。国际一些代表少数利益者的集团，如G8，以及一些本质上是大国控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金融组织），其所作所为，有“全球治理”之名，却未必有“全球治理”之实。

这是对的。

但是它的结束语的最后一段却说了一段完全不理解全球政府的话：

全球治理的根本前途在于超越“改革”，甚至不妨“另起炉灶”。而“另起炉灶”就要建设、塑造世界民主政府。只有全球民主政府才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根本方案：把“政府”和“治理”通过全球民主结合起来。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全球政府首先不能被误解为是世界超级中央集权。

我为什么说这段话表明《“全球政府”——一种根本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手段？》的作者并不理解全球政府真正含义呢？

这是因为，一个不是“世界超级中央集权”的全球政府，只能是“伪全球政府”，只能是一个欧盟和联合国那样的议事堂，它们自己还要通过别人的资助才能生存下去，又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力机构呢？而缺乏实力的机构，历来就无法也不配获得统治的权力的。

一个真正的“全球政府”，必须成为效忠对象，而唯有成为效忠对象的全球政府，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实力。因为一切实力的基础，就是难以动摇的、超越利益算计和工具理性的凝聚力。

〔另起一页〕

第八节

全球政府的雏形正在金融危机中出现

看来，犹太人卡尔马客死（Karl Marx）的嚎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把话说反了。现实版正在以一种极为扭曲的方式在落实“联合起来”：因为高盛公司代表的国际财阀，就是那个该死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的成员穷得只剩下钱了。他们在本质上和中古埃及那些篡夺政权的马木留克奴隶集团十分相似，是一些没有根基或背叛祖国的国际浪人。

《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11月24日的文章说“高盛集团已经成了欧洲新主人”：

当前，全球已经建立起了以金融资本游戏规则制定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金融资本下的全球化形成了超主权的影子内阁和影子政府，他们并不完全代表国家利益，而是代表本阶层的利益。他们即将向世界证明，：谁是欧洲的真正主人。

就在此刻，德国议会比爱尔兰议会更早得到爱尔兰预算报告。这激怒了爱尔兰人，爱尔兰媒体甚至以“德国是我们新的主人”为题表示不满。而英国《独立报》更爆出惊人之语：“整个欧元区成了高盛集团的一个项目。当一般欧洲人还在烦恼紧缩和就业的时候，高盛系已经在欧元区的权力层进行一场天翻地覆的变革，难道高盛成了欧洲的新主人？”

事实上，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并引发欧洲政坛持续动荡，希腊、意大利的政坛相继变天。无独有偶，这两国新总理都曾与高盛有联系，就像美国的财政部长和联储会要员一样。

高盛在金融业的影响力也正由美国伸展至欧洲。

比如1，已故的前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比利时人Karealvan Miert。

比如2，曾帮助创立欧元的前欧洲央行与德国央行管理层成员、德国人Otmar Iseing。

比如3，前意大利央行行长、新任欧洲央行行长、意大利人德拉吉。

比如4，意大利新任总理蒙蒂。

比如5，希腊新任总理帕帕季莫斯。

这些身居要位的欧洲人，要么担任过高盛的投资顾问，要么担任过高盛的国际董事总经理。

现在看看2011年走马上任的欧洲三位要帅：德拉吉、蒙蒂、帕帕季莫斯，他们与欧债危机、与高盛公司之间无一例外都有着很深的渊源。

1、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2002年—2005年是负责欧洲事务的高盛副总裁。作为高盛股东，他负责“企业和主权国家”。以这个身份，他的任务之一是销售可以掩饰一部分主权债务的金融产品“CDS（信用违约掉期合约）”，正是这个产品掩饰了希腊债务。

2、意大利总理蒙蒂，他自2005年以来是高盛的一位国际顾问。

3，希腊新总理帕帕季莫斯，曾在1994年—2002年担任希腊中央银行行长，他以这个身份，参与了高盛炮制的债务作假行动。而且希腊债务的管理者皮特罗斯·克里斯托都罗斯，是高盛的一位前操盘手。

现在，造成危机的人们正在主导“解决危机”。

这样能够解决危机吗？

当年为了加入欧元区，高盛即为希腊量身定做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其掩盖了一笔高达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以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不过掩盖的债务依然存在，为了掩饰债务希腊不得不制造更多的货币掉期交易，这也进一步加重了希腊的债务负担，使希腊深陷坏账漩涡而无法自拔，直至酿成债务危机。

而高盛则让旗下基金一边做空债务抵押债券，一边收购廉价的CDS——一旦市场反转，债务抵押债券价格大幅下跌，CDS价格则会大幅上升，从而获取暴利。CDS是目前全球交易最为广泛的场外信用衍生品，

这个市场在1997年还只有1800亿美元规模，但是到2008年，全球CDS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交易已经达到62万亿美元。据衍生品交易机构ISBA统计，仅美国市场上CDS名义交易量就已经高达15.5万亿美元之巨。如果按实际交易仅占名义交量额1%估计，实际交易额也高达1550亿美元左右。高盛正是通过不断地制造风险，再通过风险转嫁获得巨额套利。

现在，造成金融危机的金融资本权力居然正成为解决危机的主导力量，欧洲经济及政治权力界线越来越模糊，政治决策者与银行家的观点和目标愈来愈接近，怎能不令人担忧？

难怪阴谋论者指出：犹太人支持的高盛公司正在成为能够为多国金融机构主宰，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影子内阁”。

看来，犹太人卡尔马客死（Karl Marx）的嚎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把话说反了。现实版正在以一种极为扭曲的方式在落实“联合起来”：因为高盛公司代表的国际财阀，就是那个该死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的成员穷得只剩下钱了。他们在本质上和中古埃及那些篡夺政权的马木留克奴隶集团十分相似，是一些没有根基或背叛祖国的国际浪人。

《每日经济新闻》的评论指出：渗透欧洲政权，是高盛与美国政界紧密联系的延伸。从19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起，一个新的词汇悄然兴起，那就是“华府——华尔街复合体”。

这个词被人们用来形容华盛顿高官们与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之间频繁地互换角色：华尔街出身的人士走上从政之路，也有许多高官弃政从商进入华尔街成为投资银行家。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事交流“旋转门”从此越开越大，美国媒体也习惯把企业与政府之间角色的互换称为“旋转门”。

高盛与政界的“旋转门”机制运作得越来越顺畅。

如果说2001年之前，高盛与政界的高层轮动大多仅限于美国，此后的十年中，排在美国第58任财长亨利·福勒、第70任财长罗伯特·鲁宾以及第74任财长亨利·保尔森后面的名单正越拉越长，触角也伸到了希腊、意大利、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成为这些国家的金融“影子内阁”，并影响着各国的政府决策制定。

据2011年11期《新科学家》杂志称，位于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分析了全部43060家跨国公司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股权所有关系，建立了一个模型，绘制出了全球经济体整体图景，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掌控世界的二十家公司金融业占了主导。

综观历史，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1、从187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

2、1870年代至1940年代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3、1940年代至今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

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正在建立起以金融资本游戏规则制定为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从经济的金融化再到金融的社会化，经济、政治、社会、财富分配都围绕着金融这个轴心而转动。

金融资本不断地制造危机，并可以通过制造危机而获取高额利润。然而，一旦金融资本与权力资本结盟，那么它就不是“大而不能倒”，而是“大而倒不了”，这是比危机本身更可怕的事情，是资本主义的终结、社会主义的胜利。

正是资本主义的终结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会导致全球政府的出现。

当然，这个社会主义不是基于十九世纪的工业无产阶级，因此不是卡尔马客死（Karl Marx）所叫唤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个社会主义是基于二十一世纪的“金融无产阶级”，它的口号是：“全世界金融家，联合起来”。这样的联合，将迫使“全球政府”出现，将迫使“全球政府”为民请命。

全球政府的雏形，正在金融危机中出现。

2011年11月30日

〔另起一页〕

第九节

从苏美尔城邦到全球政府

（一）“中国文明整合世界”得到呼应

“从苏美尔城邦到全球政府”，这可以总结城市文明的进程缩影；但是，如果从回溯的角度，则可以视为“从全球政府到苏美尔城邦”。

2004年，谢选骏出版了《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从人类历史和政治发展等不同角度，结合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报告，指出全球人类组织一个共同的全球政府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不容回避。否则现代文明将很快灭亡于主权国家之间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战争。主权国家已经从世界的开发者变为世界的毁灭者，因此，“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已经刻不容缓。

按照《全球政府论》的这一看法，五百年来的欧洲殖民主义文明并非“基督教文明”，而是反基督教的世俗文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甚至连“宗教改革”，也是基督教文明分裂为世俗文明的标志，其结果是加剧了宗教精神的内在衰落过程。

五百年来的欧洲文明，具有开拓世界的能力，但现在已经缺乏整合世界的能力。欧洲文明在开发世界的同时却使得全球陷入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欧洲文明积极的历史作用因此已经日益减少，其消极面正在全球范围日益扩大。现在，人类需要思考：是否必要借鉴其它的文明如中国文明的经验和模式，来解决全球化过程中日益严重的倾斜失衡问题？

各种国际组织和金融活动，已经把全球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在这个网络内部，各种宗教文化的冲突其实只是表面的，目的是在争夺同一文明系统内部的资源，就像以前冷战中的东西方以及二战中轴心国与同盟国之间的斗争，其实只是欧洲殖民体系内部的西线〔西方阵营〕和东线〔东方阵营〕之间的竞争罢了。作者并不忧虑回教原教旨主义对全球秩序的挑战，因为这一挑战说到底还是可控的、在现有文明体系内部的，就像冷战期间的苏联阵营和二战中的法西斯阵营，而且规模和力量都还要小得多。

《全球政府论》认为致命的威胁来自于：欧洲文明创造的主权国家体系及其“国家利益至上”的信仰，已经使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危机。现有的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欧洲文明系统本身已经失控，无法解决当今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而使得全球秩序因为开发过度而陷入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破毁、道德败坏、瘟疫流行、战争恐怖的险境。

环顾世界，在全球已有的主要文明中，作为“古代东亚地区的世界文明”，中国文明最为讲究平衡发展和中庸之道，因此适宜解决当代世界日益突出的主权国家的互相冲突。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用“礼制”即“中心城市和方国自治互相平衡”的机制，来整合人类，停止战争。

全球政府是一个关于可能实现的政治实体的理念，这个政治实体解释并执行国际法。关于这个全球政府的理念有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现有的主权国家要削弱和放弃某些权力。事实上，全球政府将在现有的主权国家之上，新增一级行政机构，来为不同的国家提供主权国家系统里无法提供的协调。

一些人视一些国际机构（例如国际刑事法院、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各种超国家的大陆联合体（例如美洲国家组织、欧盟、非盟、南美洲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世界政府体系的雏形。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些机构只是主权国家的附庸和平行，而不具备超越国家权力的强制力。

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览会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粒子物理和弦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物理研究所所长格罗斯（David Jona than Gross）发表了《科学与城市》的“主旨演讲”：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虽然它可能会带来创新的科学技术，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真实的挑战并不是在于科学家，而是在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政府。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外行，我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最终必须要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体制，而这个体制不能建立在无限的不可持续的消费和增长的模式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最后，我们必须实现全球治理，建立‘全球政府’。二十世纪科学界的最伟大的英雄——爱因斯坦，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我认为全球现有的主权国家的体制只能带来粗暴、野蛮、战争和非人性，只有全球的法律和规则才能够带领我们向前实现文明、和平和真正的人性。爱因斯坦勇敢地迎接了核武器以及核威胁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今天仍然存在。但是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环境的灾难。而这个问题甚至比核威胁更加严重，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要所有的国家共同努力。而最终在我看来，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的政府。我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不能再拖延了。”

一位大陆学者悲叹：格罗斯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在世博会的讲话提到爱因斯坦的“全球政府”，相信在中国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到，甚至会为他如此讲话感到奇怪。中国媒体自然对此也兴趣寥寥，笔者失望地注意到，几乎没有媒体记录他在此次演讲中所谈的关于全球政府的观点。而格罗斯在世界上并不孤独。在全球多重危机的作用下，在心智、理想、专业、经验、贡献等方面有资格提出这样主张的人物，还有很多。2011年6月，金融危机中诞生的中国“最大智库”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了其第二次“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峰会提供的一份材料是介绍为一些人熟悉的法国经济学家、思想家、未来学家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全球政府”主张：“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极端，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正当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阿塔利提出“要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十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务实利用现有联盟、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更加警惕威胁、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政府理事会、持续发展公会、民主联盟、为全球政府筹措资金、世界泛国家主义。阿塔利的“全球政府”建议，是在许多西方“国家破产”后的必要的替代方案。目前的全球危机实际上正在导向全球毁灭。所以，阿塔利指出的全球政府方向实际上是一个避免全球毁灭的新的世界秩序框架。

 

（二）世界政府理念的历史

在古代的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为了保持国家之间的和平就曾讨论过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到了中世纪，但丁在他的书《Monarchia》中也曾讨论过（1329年）。在1625年，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写的《战争与和平法》（De Jure Belli ac Pacis）一书，一般被视为现代国际法的起源。联邦的概念在18世纪末赢得了不少的支持，世界上第一个民主联邦美国在1788年诞生了。

1795年康德根据美国的范例，写下了短文《论永久和平》。在这篇短文里，康德描述了人类永久废除未来战争威胁的三种基本要求：

1、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宪法都应当是共和制（Republican）的。

2、国际法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制之上。

3、世界公民法应当依据普遍受到友好接待的条件加以限定。例如人们可以参观其它的国家，但未经邀请不能停留。

到了1811年，德国哲学家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泽在一篇名为《人类原型》的短文中建议设立五个地区联盟：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然后结合成一个世界共和国。

仿照美国的经验，瑞士（1848年）和加拿大（1867年）建立起了多国联邦，并将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统一在了一个共同的政府内。尤其是“不同语言统一在了一个共同的政府内”，这是比美国更为先进的地方。

伊朗人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Mirza-Husayn-Ali-Nuri，1817-1892年）在1852年和1892年之间创建了巴哈伊教，并为他的新宗教确定了一个建立全球联邦的重要原则。他基于全球人民共享和共商的基础设想了一套新的社会体系，包括一个世界立法机构，一个国际法庭和一个国际行政机构来执行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决定。巴哈伊教准则包括世界通用的度量衡，统一货币，并使用一个国际辅助语言来交流。巴哈伊教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五百万信徒。

美国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年）说过：“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地球上的国家将同意成立某种程度的国会来审议某些棘手的国际问题并且其决议将像最高法院一样难以推翻。”欧盟现在正在执行类似的构想。

国际和平国会从1843年开始在欧洲每两年召开一次，但在1853年后因为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的南北战争的相继爆发而停止了。但是国际组织还是随着文明的扩张而在十九世纪后期开始逐一建立：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立于1863年，国际电信联盟成立于1865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1874年。二十世纪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加速了国际组织的形成，在1914年一战爆发前共有大概450个这样的组织。在此期间支持这种观念的国际法也在大力发展。

比利时法学家Gustave Rolin-Jaequemyns在1873年建立了国际法研究院，领导起草具体的国际法草案。第一个世界议会的雏形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在1886年由克里默和帕西开始组织，由许多国家的议员组成。在1904年，这个联盟正式提议“一个定期讨论国际问题的国际国会”。

完整的全球政府还没有出现过，但在人类历史上曾有几个帝国占领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全部文明世界”地。著名的例子有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帝国和秦始皇和他的，至于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和大英帝国，还没有完全征服他们所知道的其它文明。就大英帝国来说，虽然它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土地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但实际上它连隔壁的欧洲国家都未能控制住。

共产主义理念希望通过一场世界革命来废除所有国家，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结果带来的却是违背人性的革命和全球性的战争，最后建立了社会帝国主义霸权。

同时，建立全球性的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尝试，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以完全失败告终。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公约没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9年到1938年的国际联盟没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到现在的联合国没能阻止冷战和形形色色的地区冲突。

从二战快结束到1950年，这一时期是世界联邦主义运动的黄金时期。温德尔·威尔基的书《一个世界》在1943年第一次出版，卖出了超过两百万本。另一本埃默里·里夫斯的《和平析》（1945年）因其书中用世界联邦政府来取代联合国的论点使该书迅速成为世界联邦主义者心目中的“圣经”。美国自发的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主要由Grenville Clark、Norman Cousins、Alan Cranston和Robert Hutchins领导，随着组织的变大，最后在1947年形成了一个叫United World Federalists的组织，后来改称“World Federalist Association”，然后又改称为Citizens for Global Solutions，该组织在1949年声称其拥有47000名成员。

类似的运动在其它国家也在出现，并于1947年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会议，从而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联合会，即现在的World Federalist Movement。到1950年，该组织声称在二十二个国家拥有五十六个成员组，并有156,000位成员。1948年Garry Davis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未经许可的演讲，呼吁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一直到他被警卫趕出大会。Davis先生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并开始注册成为世界公民，并宣布在不到两年内有超过七十五万人也注册成为了世界公民。在1953年9月4日，Davis在美国缅因州的埃尔斯沃思市政厅宣布“世界政府”基于三个“世界法律”，即同一上帝（或Absolute Value）、同一世界和同一人类。然后他在纽约市为新政府成立了管理机构“联合世界管理局”，首要任务便是设计和发行世界护照。到现在，全世界各地共发行了超过八十万本这样的护照。但实际上，这不能算是“世界政府”，只能算是“社团组织”，因为它缺乏政府必须的强制力，更缺乏世界政府必须的超级强权。

（三）建立全球政府的十个方向 

 

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观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合法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着手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为了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有人提出需要在十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

1、务实利用现有的联盟。目前所有的联盟都是进行全球治理的有益尝试，最为成功的是瑞士联邦，这个国家从1848年创立联合宪法，联合了二十六个不同语言、不同族群、不同宗教的自治州，政府有七名成员轮流担任主席，公民有权申请修改宪法，研究瑞士联邦的做法对世界未来的演变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另外，欧盟也是一个例子，它从几个国家的共同市场走向单一货币的单一市场，并逐渐向预算联邦和政治联邦整合。

2、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人如果不认识自己，或者对这种理由认识不清，将不会对自身有什么尊重，也不会组织起来，这时人类就成了自己的敌人，从而进行无意识的自我毁灭。人类必须认识到人类存在的理由，并对之进行有意识的保护。人类应该了解，联合在一起比分裂更能面对威胁，能够更好更快地发展。这项工作来自于那些关心世界未来人们的行动，我把这些人称之为“超级游牧者”：协会工作者、记者、哲学家、历史学者、国际组织职员、外交官等。这些人数量并不多，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将带来比市场更为强有力的力量。

3、更加警惕对待威胁。全球化使得世界公民面临越来越多的共同威胁，“超级游牧者”最先意识到这些威胁并有责任教育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更好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威胁包括环境的、气候的，能源的，这次福岛核事故就是一次让大众认识到这些威胁的机会。

4、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目前最为可行，并不对现有世界秩序进行调整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规范并分类世界性的法规。这些法律可以在目前不做变动，应该根据出台这些法律的机构成立相关的特别委员会，在全球范围内系统地分析研究这些法律的实施情况；另一方面，授予相关机构以执法的权限，对那些不遵守和无视国际法的国家和个人作出制裁或其他强制手段，目前国际刑事法庭有了一些经验。欧盟的经验也可以提供借鉴，在执法监督和制裁方面欧盟还是有权威性的。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设想动用联合国维和部队作为执法部队，对不遵守国际法的国家采取极端手段。

5、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为实现全球可持续性的社会、文化、人文、生态增长，避免全球系统性风险，人类不应该只满足于用法律规范各种行为，还应该推进一系列共同项目。联合国机构目前还没有能力推进这些项目的时候，世界主要强国应该务实推进具体的项目，同时充分利用少边主义的作用（少边主义实际上是多边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指在多边框架下由几个主要国家发挥主导作用）。这种情况在欧盟中最为明显。

6、政府理事会。通过前面所述的各种努力，我们可以推进国际组织的演化。首先是联合国组织，这种演变可能最为困难，因为按照目前的体制，所有的改革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致同意并得到联大三分之二的赞成票，否则各种计划无法实现。但如果不进行改革，联合国将会彻底边缘化，无法对世界的现实作出任何影响。反之，联合国及时作出调整，将建立未来世界政府的框架。目前的联大不用进行太多的改革就可以成为世界参议院，安理会将成为世界政府。在这里仍然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成立欧盟理事会，将安理会和G20合并，成立政府理事会，成为联合国正式的决策机构。

7、持续发展公会。为保证世界长期稳定发展，避免世界系统性风险，应设立世界公会，包括300名成员，成员应具有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机构领导人、哲学家、人类学家。他们给各机构提出建议，他们的任期也是可以协商的。

8、民主联盟。为了保证政府理事会不变成独裁者，民主国家应该成立一个民主联盟，对那些独裁者进行干预，并鼓励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获取民主。民主联盟世界上已经存在，市场经济的民主在经合组织框架下，军事方面在北约的框架下，政治方面在欧安组织的框架下，全球范围内还有民主国家联盟和联合国民主基金会。这五个机构原本是美国用来掌控欧洲和世界的工具，现在可以用来进行别的用途，吸收五个南方民主国家作为新的成员（印度、巴西、埃及、印尼、尼日利亚），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作出新的努力。在成立民主联盟之前，可以先召开一个由五个组织参与的论坛，研究每一个独裁政府的演变，帮助处于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向民主过渡。

9、为世界政府筹集资金。要做这些事，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筹集新的资金来源。可以创立一种新的世界税，但国家对这笔资金的贡献可能不能用来从事与资金来源国利益相悖的用途。可以通过征收特别税的方式进行，这些资金直接缴纳给国际组织，比如国际援助组织。

10、世界泛国家主义。我们不能凭空幻想一个不存在的世界政府，但我们可以通过人民的运动来带来这些。我们可以做的是就某个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进行全世界公民投票。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子投票、流动投票等形式使这种全球公民的投票成为可能，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瞭望》新闻周刊驻巴黎记者提供的法国经济学家、作家和未来学家的观点）

可以说，上述十点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幻想子虚乌有的“全球公民的投票”，而不通过任何强制力，就实现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政府。

不铲除“二百多个主权国家”这一障碍，世界就无法进入真正的和平。

不把“二百多个主权国家”降格为“地区治理机构”，就无法建立全球协调的新格局。

（四）从苏美尔到罗马的世界统治史

英国的牛津大学退休教授芬纳（S.E.Finer，1915-1993年），是来自比萨拉比亚的犹太人的后代，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1962年）。 

芬纳教授的《统治史》共三卷三十四章，是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极有影响的一部巨著。它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为核心，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 

第一卷思考了“宫殿式”、“论坛式”以及两者相结合的变种等政治类型，述及了世界文明中最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埃及、亚述和波斯、汉朝和罗马，也解释了其中的例外，即犹太人的王国、希腊人的城邦和罗马共和国。 

第二卷讲述了中世纪的历史，作者考察了拜占庭帝国和哈里发国家，唐朝与明朝的演变，封建欧洲的特点，共和制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被选择，代议制的兴起以及最后整个欧洲典型的国家建制的诞生。 

第三卷里，作者以德川家康的日本开始了帝国、君主国和现代国家的讨论，并回顾了清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尔帝国的历史，然后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最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Economist，1997年）。有人甚至认为这一评价低估了芬纳的工作：芬纳的三部曲所需要的知识面、想象力、对历史现象的综合能力以及智慧，远非目前早已技术化了的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奖工作所能比拟。 

以下是该书第一卷的目录，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世界政府”的历史总结：

前言 

概念性序言 

1．反复出现的主题 

2．政体类型 

3．政体类型概述 

4．决策执行人员 

5．对政府的限制 

6．评价标准 

7．没有目的论的轨迹：发明和死胡同 

第一部分苏美尔、埃及、亚述、犹太 

背景一 

1．至公元前1700年 

第一章 苏美尔城邦 

1．开始 

2．大事记 

3．经济与社会背景 

4．中央权威（大约公元前2600-前2344） 

5．概要与评价 

6．苏美尔城邦的消失 

第二章 埃及王国到中王国的衰落（公元前1678年） 

1．引言：“当芽儿弯曲 

2．设置 

3．大事记 

4．政府与宗教 

5．中央权威 

6．管理 

7．评价 

背景二 

1．萨尔贡时期的世界列国 

2．国家间均衡及其崩溃（大约公元前1500-前1200） 

第三章 鼎盛时期的埃及政体——新王国 

1．引言：新王国 

2．中央权威 

3．新王国的管理 

4．主要政府职能 

5．杂乱无章的行政风格 

6．新王国时期的评价 

7．新王国的崩溃 

第四章 公元前745-前612年的亚述帝国 

1．亚述帝国的意义 

2．大事年表 

3．亚述人的基本信仰 

4．中央权威 

5．帝国的管理 

6．评价 

第五章 公元前1025-前587年的犹太王国 

1．圣地之民 

2．从亚伯拉罕到大流散 

3．圣经子民 

4．犹太王权的形成 

5．犹太国家和君主制 

6．传播 

第二部分 波斯、希腊、罗马、华夏 

背景 

第一章 波斯帝国 

1．土地和人民 

2．帝国的诞生 

3．历史年表 

4．王权和贵族 

5．中央和地方政府 

6．波斯帝国的弱点 

7．回顾和展望 

第二章 最早的共和国：希腊人 

1．希腊社会的发展 

2．国家和人民 

3．城邦的构成 

4．斯巴达 

5．雅典的民主 

第三章 城邦的终结 

1．同盟和联邦 

2．希腊民主的终结 

第四章 罗马共和国 

1．国家和人民 

2．历史年表 

3．共和国中期的政体 

4．罗马公民和罗马“联盟” 

5．共和国为什么会崩溃 

6．评价 

第五章 华夏国家的形成 

1．大事记 

2．先秦时期中国的连续性 

3．儒家与法家 

4．秦 

第六章 汉帝国 

1．汉朝的建立 

2．政府体系的评述 

3．皇帝 

4．宫廷内的政治过程 

5．地方行政架构 

6．中央政府 

7．政府人事制度 

8．国家行为 

9．评价 

第七章 罗马帝国：元首制（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 

1．奥古斯都·恺撒和元首制 

2．戴克里先即位（公元284年）前的罗马帝国 

3．罗马帝国的特征 

4．城邦 

5．行省 

6．皇帝 

7．公共服务 

8．结果 

9．安敦宁时代：评价 

第八章 晚期罗马帝国：从戴克里先到狄奥多里克（284-526） 

1．晚期罗马帝国及其终结 

2．皇帝 

3．新的疆域结构 

4．中央行政 

5．专区和禁卫军长官 

6．中央行政的职能：总结 

7．文官制度 

8．军队 

9．军队及其表现 

10．结论 

11．对罗马贡献的评估 

不过，读者还是需要知道，芬纳教授（S.E.Finer）以上所言，并非“事实”，而是“意见”。而且是一位来自比萨拉比亚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意见，长期的迫害使得他们特别关注“统治”的主题。

（五）从苏美尔到新大陆

苏美尔文明是城市文明的曙光，对后来的西方文明和今天的全球文明有直接影响。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历史，是在亚洲西部开始，逐步向东西两方传播，向东传到波斯、印度、中国、日本、美洲，向西传到埃及、希腊、罗欧洲、美洲，直到汇合为现在的全球文明。而这个全球文明的开端，就是苏美尔文明：从吃的、用的，到科学与信仰，都为全球文明奠定了基础。

苏美尔是谁？从哪里来？“苏美尔”这个称呼并不是他们对自己的称呼，而是使用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也译作塞姆人）的语言的阿卡德人对苏美尔的称呼，苏美尔人对自己的称呼是ung sang gi-ga，意思是黑头的人，也就是古代汉语里的“黔首”。而阿卡德人对他们的称呼“苏美尔（Sumer/shumer）”显然和苏美尔人自称的发音差距很大。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这是阿卡德人对苏美尔居住地的称呼，这其实有两个暗示：第一，苏美尔人不能是两河流域地区的第一批土著，他们又把自己叫做“黑头的人”、黔首，说明他们可能和周围的人肤色差距比较大，更不太像是当地的原始居民；第二，他们居住的地方叫苏美尔，所以阿卡德人用自己的地名来叫他们，而阿卡德人是说闪米特语的，有证据表明他们比苏美尔人更早出现在两河流域地区。

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地区，他们发明了楔形文字（cuneiform），这种文字很像中国的甲骨文，只是笔画有棱有角，便于在泥砖上按捺，不像甲骨文比较细致，便于在甲骨上刻画。阿卡德人没有文字，后来借用楔形文字书写自己的语言。

语言学的研究显示，苏美尔语与现在所有的语言都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翻译苏美尔文字时，语言学和考古学家们发现，苏美尔语与现在的匈牙利语、土耳其语以及高加索地区语言有很大关系。在所有发现的苏美尔语言的53个语法特征中，与匈牙利语对应的有51个，与土耳其语对应的有24个。由于苏美尔语是黏着语，而匈牙利语也是黏着语，所以两者在语法特性上的出现巧合的可能性就非常大。再如中国在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原始文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也很相似，所以不少历史学家都在讨论说苏美尔文字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尽管现在没有结论。

另外的辅助证据包括：在巴尔干地区发现的岩画和早期类似文字符号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相似，最有力的证据来自vinca script，在巴尔干地区和东南欧出现了大量的vinca符号，普遍认为这些符号并非文字，但是却明显传递了某些信息，所以被认为是原始文字（proto-writing）；苏美尔人的神话大多是对高山的描述，说明他们可能来自山区，有苏美尔神话纪录说他们曾经居住的地点变得十分寒冷，于是他们往南部地方迁移；两河地区缺乏木材，但是早期的苏美尔房屋大多用木材建造，说明他们可能来自木材丰盛的地区。

二是DNA技术对这个问题也有研究，不能证明匈牙利人和苏美尔人有亲缘关系，但是根据2002年的一份针对伊拉克人的DNA研究，分析了染色体，发现古代移民进入两河地区的痕迹。这个发现间接支持了人类学家Joan Oates观点：她认为苏美尔人的种族源头是无解的——因为早在苏美尔人到来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是一个多种族聚集的地区，苏美尔人很难说是某个单一族群的后代，而很可能是一个复杂的移民社会，所以苏美尔从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文明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族群的集合体”。这从苏美尔这个地理名称就可以找到根源。既然我们之前已经推断“苏美尔”是个地名，而地名往往知名度就很高，不光阿卡得知道，周围文明也应该知道。而且地名一般都直接采用发音，比如美国的chicago，中国就叫芝加哥，发音差不多。而相反像盘子、碟子这样的，不同语言发音就差别很大。所以考古学家们就开始在周围文明去找，结果找到了，实际上从古埃及文字里找出了sngr、从赫梯人里找到了sanhar（a），而在圣经里找到了shinar。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旧约是讲犹太人的神话，而神话往往就是夸张了的历史。这样苏美尔作为一个地名，指的是居住在苏美尔地区的一个多种族社会，应该是最为可信的解释。

找了这么久，没有找到苏美尔人的种族来源，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找苏美尔人从哪里来呢？这是因为由于苏美尔很大程度可能是一个社会的名称，比如美国社会有黑种人、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所以要找种族根源，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就要抛弃人种源头，要找苏美尔的社会源头。又比如美国社会，虽然人种源头十分混乱，但是社会源头却很简单，就是来自英国社会。那么苏美尔的社会源头在哪里呢？喜欢写字和记录历史，但是不喜欢保存尸体的苏美尔人这次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创世史诗（epic of creation）。

此外，苏美尔影响世界的还有以下诸端：

1，数学

在大量的泥板中，我们发现了数学，苏美尔人在世界上最先发明了数学，没有他们我们到现在就没有科学。苏美尔人发现了位置制（place-value）和0制，而且在数学中有重要作用的这两个制度并没有在随后的埃及和希腊、罗马文明中找到。数值制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数字在不同的位置可以代表不同的价值。比如我们说32，由于3在2的左边，所以3代表3*10，他的价值是2这个位置的10倍。而古罗马数字没有数值，每个数的价值完全由数来表达，比如又是32，对于罗马数字来说，就是XXXII，每一个X不会因为在左边还是右边而具有不同的价值，都是10，所以是X+X+X。0这个数字的出现就是伴随位置制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个用来占位置的、不表达任何意义的数字是很难发现的，因为人总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情况来发明数字的。0在自然界很难发现，需要人的抽象意识。当然0这个数字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发明出来，是与苏美尔文明长期共存的闪语文明在巴比伦时期发明的。

数字的十二进制。现在大家数英文，会发现12是一打，也就是说从1到12是由独立单词表达的，这反映出十二进制的历史痕迹。十二进制在英文也广泛运用，比如一英尺等于十二英寸，一打代表十二个，这个十二进制也是苏美尔发明的。平方、立方和圆周率在苏美尔文明数学中也出现了。在巴比伦时期得到的圆周率是3.125。

2，轮子

轮子的发明是在苏美尔、高加索和中亚多个地区几乎同时发现的，再次揭示了苏美尔文明与这些地区的关系。但是轮子的前身即制作陶器的转盘，却是苏美尔人首先发明的。

3，法律

世界上第一个成文法律出现在苏美尔，这就是在Ur第三王朝时期的Ur-Nammu法典。这部法律清晰讲述了苏美尔社会的政治制度。

4，农业

尽管大量的作物和动物在苏美尔社会出现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苏美尔人发明了水利系统，使得农产品得到大规模种植。这些农产品包括现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农产品，不光如此，由于农产品的丰富，苏美尔社会已经和现代西方社会一样，出现了大量城市人口。有证据表明，当时社会中有87%的人口是居住在城市的，比现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的城乡比例还高。

5，建筑

苏美尔文明在Ur第三王朝出现的大型神庙显示出苏美尔人的建筑水平。苏美尔人当时采取把泥坯晒干并在里面加入芦苇的办法来制作砖块。

6，军事

苏美尔文明奠定了西方的军事基础：兵团作战。苏美尔文明发明了弓，并首先运用在军事上，建立了不同的兵种，步兵、骑兵和弓箭兵。在近代军事和工业革命之前，这一直是西方军事组织的基础。

由于和古埃及的干燥气候不同，两河地区洪水很多，所以很多泥巴建筑在当时就逐渐消失了，运河和灌溉系统也需要经常修理。所以这些古迹留下来的都很少，但是还好苏美尔人的泥板是在窑子里烧过的，所以容易保存。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原始的档案资料。

（六）苏美尔文明的起源

剑桥大学的琼·奥茨打算调查两河地区北部的萨迈拉人与南部的欧贝德人、苏美尔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1968年，在今伊拉克境内、最早的欧贝德文化区域与已知的萨迈拉文化区域之间，她的考古队发现了一群有八千年历史的土墩，其中最大的一座名为乔加马米。他们在发掘乔加马米的过程中，在欧贝德遗迹之下、四个清晰的萨迈拉文化层之上，发现一个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地层，从而揭示了两河地区发展过程中一个未知的阶段。

这一地层出土的陶器碎片既非完全的萨迈拉风格，也非完全的欧贝德风格，而是呈现出两种风格融合的特色，表明两地的居民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在乔加马米发掘出的灌溉渠废墟则进一步把欧贝德人和萨迈拉人联系在一起。萨迈拉人是最早大规模发展灌溉的民族，土墩附近的古代沟渠表明，欧贝德人显然采用了这一技术。如果欧贝德人是苏美尔人的直接祖先而且受到萨迈拉人的影响，那么萨迈拉人肯定也与苏美尔人有联系。

两河地区南部一个低矮的土墩阿瓦伊里丘，也为揭开苏美尔人的起源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法国考古队在发掘该土墩底层时，发现了大型住宅的遗迹，这些遗迹的大小和结构，与北部典型的萨迈拉文化遗址恩萨万丘相似。乔加马米和阿瓦伊里丘的发现将苏美尔文明的确切时间往前推进了2500年。不幸的是，波斯湾战争打断了在阿瓦伊里丘的考古工作。直到重新发掘此处遗址并发现更多的史前期遗址之前，苏美尔人的起源之谜只能算是解开了一半。

两河文明的创建者是苏美尔人，他们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也有些证据显示，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虽恨之和中国人相关。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从而创建了第一个城市文明。

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十二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乌鲁克等。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最后迫使他们臣服于闪米特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一世。有学者认为，“萨尔贡”的发音接近中文的“神农”。

建立阿卡德帝国，是苏美尔文明从城邦国家过渡到统一王国的“帝国主义”时期，有些相似于中国从战国走向秦汉的统一。后来，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打败了萨尔贡一世的孙子，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再一次统一各城邦，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史称乌尔第三王朝）。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2006年，维持了一个世纪。

1、城市文明

苏美尔文明实际是城市、城邦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城市的民族。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等。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公元前3500－前3100年，两河流域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加快了，到公元前 3100——前2800年，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城邦即城市国家，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西 帕尔等。

2、文字的发明

苏美尔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这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知最早的文字。两河流域书写的材料是用粘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笔是用芦苇杆（或骨棒、木棒）做的，削成三角形尖头，用它在半干的泥板上刻压，留下的字迹笔画很自然地成了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写好后的泥板晾干或烧干，长期保存。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承袭，并随着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而传播到整个西亚。

3、苏美尔人的科技发明和成就：

（1）车轮的发明者。它发明于苏美尔时代初始之际（公元前32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突发此想的，因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伊朗轮子就已用于制陶业了，并在大约五百年后由伊朗传入苏美尔。

（2）太阴历。他们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

4、艺术

苏美尔人在建筑方面也达到了古代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建筑遗迹是塔庙。由于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石，苏美尔人以用砖块建造塔庙。苏美尔人习惯于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庙，因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多层塔形的高台，顶端供奉着神龛。这种高台建筑，叫“吉古拉特”（Ziggurat），这也很像中国的台榭。

苏美尔人在造型艺术上早期以小型雕塑和镶嵌艺术为主。出土的面具、祭司组雕、公牛头（牛头竖琴） 、“乌尔军旗”等，堪称当时的典范。后来，苏美尔人偏重于较大型的雕像和浮雕（纳拉姆辛石碑）。

5、宗教

苏美尔人的宗教发展程度不高，但宗教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崇拜许多神，如天神（安努）、地神（恩利尔）、水神（埃阿）、太阳神（沙马什）、月神（辛）、女神（伊什塔尔）等。苏美尔宗教有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特点：它不主张有什么极乐的和永恒的后世，这和中国相似。

苏美尔人相信地面是一块平板，天空是一个锌盖。他们相信人死后，会成为鬼魂不安地永远在阴间游荡。苏美尔的神庙由一个中心大厅组成，两侧有通道，通道外侧是祭司们住的地方。在大厅的一侧有一个高台，台上有一个供奉动物和蔬菜牺牲品的泥砖桌。粮仓和仓库一般位于神庙附近。后来苏美尔人开始将神庙建筑在四方形的高台上。这些高台不断提高，形成了塔庙。

由于宗教在苏美尔社会中有重要的作用，祭司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祭司需要学习楔形文字，因而神庙区内附设有学校，教授楔形文字。祭司等级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识，苏美尔的这些学校是现知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学校，很像中国的国学。

（七）苏美尔文明与中国文明

有人假设，一支古老的黄种人族群曾经建立了三个大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

1、人种

苏美尔人建立的苏美尔文明是整个两河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城市文明。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古苏美尔人的来历。他们称自己为“黑头人”，来自于东方高原，讲一种与中东地区闪族部落语言不相干的奇怪语言。如何解释这一神秘文化在如此极端环境下成功创造了文明的所有“核心成分”？ 是人类文明历史上的待解谜团之一。

苏美尔人是何人种，至今无人能够确定，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猜测过他们是黄种人，而最古老的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帕（Harappa）位于印度河流域，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哪个人种，所以就猜测它属于印度南部的土著达罗毗荼人。以上两个文明所属的种族未定，但是他们都坐落于黄种人从非洲走向亚洲的迁移带上。黄种人先于白种人从非洲走出，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之后受到晚出非洲的白种人部落的不断侵袭，黄种人部落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即东亚及东南亚地区以及美洲，形成了欧亚大陆上今天这个面貌。至于美洲，大家都还记得，是白种人不久前才从黄种人手里侵夺过去的。

开创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人是黄种人，所以有人猜测，苏美尔和印度河两大失落的文明，也可能是黄种人开创的，且与华夏文明一脉相承。

2、土砖对石块

现代考古资料证明苏美尔人，他们的建筑使用的是砖，这也很像中国人。遗憾的是，苏美尔文明的残迹同古埃及相比极为稀少。苏美尔人用泥砖和木料建造房屋，因此除了地基之外，他们的建筑几乎没有遗存。这也很像中国人。虽然在乌尔出土了早期王朝时期一些陪葬丰富的坟墓——形制为地下拱顶墓室，但苏美尔人并不像埃及人那样关心来世——这一切和中国的现状非常像，残存的古迹非常少，考古主要靠墓葬。苏美尔最著名的建筑是《圣经》上讲到的巴别塔，如今已不复存在。早得多的一座吉古拉特塔建于公元前3000年略早，比第一座金字塔还早几百年，它却在苏美尔地区乌鲁克的瓦尔卡幸存下来。土堆的斜坡通过砌筑砖石得以加固，高达12.19米。其上的台阶与坡道通向平台，平台上坐落着被称为白庙的圣堂，因其外墙砌以白砖而得名。而印度文明遗址哈拉帕也是砖结构，同样位于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当地土语意为“死人之丘”）建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间，城市建设经过事先的规划、设计，布局严整，呈长方形棋盘格状——想一想西安城的布局。市区有四通八达的街道，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各宽八到十英尺，居民住房家家有井和庭院，房屋的建材是烧制过的砖块，室内有管道设备。这一古老文明是如何在数千年创造这一复杂的城市，所有的一切又是出自何人的规划？

参考一下，中国的城市建立得很早，夏朝就有大规模的城市（河南二里头遗址）；中国人的古老建筑特点也是以砖木结构为主，中国人很早就会烧制砖头，有秦砖汉瓦之说。中国的大型筑城活动，似乎超前于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

埃及、希腊、罗马都属于白种人建立的文明，其建筑都是巨石结构，从英国原始的巨石阵，到埃及的金字塔，从古希腊的神殿到西欧地区有堡垒的村庄都是用石头建筑。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河文明显然不属于此类巨石文化。这两古老文明都与白种人的巨石房屋结构有很大的区别。可能远古的黄种人部落和白种人部落分为两种技术阵营，巨石文化属于白种人，砖木文化属于黄种人阵营。

约在公元前2300多年时，游牧的塞姆族人从西部叙利亚草原地区东迁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留下了西亚地区最早的大石遗迹，如在底格里斯河岸发现的“胜利石柱”和方锥体大石碑，其上刻有人物形象和“阿卡德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亚地区才出现了以巨大的石圆圈、列石、“鹿石”等为代表的大石建筑，其性质主要是作为墓葬的附属建筑或“用石块砌成象征太阳神的圆圈”，这些遗迹基本上集中分布于从咸海东岸高地到西伯利亚及外蒙古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巨石文化向欧亚大陆东半部的扩展同白种人部落的东进是同步推进的。

3、象形文字对字母文字

我们知道，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而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遗址发现的文字符号有500余个，也是象形的以及用方、圆等几何图案组成的，至今尚未成功释读（或许是方向错误）。而古中国也使用象形文字——甲骨文。中国的甲骨文字，迄今已发现3000多个，已考释出来的占半数左右，比印度河流的文字要多得多，这也显示了时间的进步。甲骨文不但有象形字，也有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它的字形自成体系，是比较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了。这表明，汉字发展到甲骨文阶段，已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了。这些都与以后由白种人腓尼基人创造的字母文字分属于两大类别。

黄种人主要使用表意的象形文字，今天的中国汉字还将继续使用许多年，为什么苏美尔人离开中东地区以后，后来的白种人放弃了苏美尔人使用的象形文字？要知道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最为古老，而古老文化的惯性与同化力是很强的，结果反而是由中东地区以后出现的白种人，古老的腓尼基人创造出字母文字，并由欧洲的白种人古希腊人不断完善，再以后由古罗马人加以推广，才形成了今天的白种人国家普遍使用的拼音文字。

这主要是人种的更替，苏美尔人与白种人不同种，苏美尔人不是白种人，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与白种人区别很大，当时文化相对落后的白种人无法用当时先进的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来充分表达自己的语言，所以他们借助了苏美尔人的字母另外创造一种表示语音的语言符号，来表达和记录白种人自己的语言，这其实在埃及人的文字那里已经崭露头角了。

中国人的甲骨文与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同一类型的文字，形神两方面都甚为接近。生活在苏美尔人身边的白种人拒绝使用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而生活在遥远东亚地区黄河流域的中国人却使用与苏美尔人同样的象形文字，为什么？这或许也说明了苏美尔人与中国人的某种渊源。

4、消失或转移

苏美尔文明的历史悠久且神秘，苏美尔人主要有十二个城市国家互相争霸称雄，年年征战不休，他们的兵力保持达数个世纪之久，这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非常相象。苏美尔人之间相互征服，但他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确实没有被任何异族征服过。但公元前2750年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在萨尔贡的联合下，征服了苏美尔人。一部分被征服的苏美尔人留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阿卡德帝国，而另外一部分苏美尔人悄悄离开了两河流域，下落不明。他们可能前往远东地区，并把他们的新地叫做“中国”、“神州”了。也就是而此后不久，青铜文明在印度河平原上兴起，然后又在黄河流域平原上兴起，一切都像一个民族迁徙的过程。

苏美尔人经商的一些遗迹，以及他们居留地的一些遗迹，曾在印度西北部发现，虽然苏美尔人究竟是从陆地还是从海上到达印度的，直到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很可能是从海上去的，哈拉帕文明同样也来得突然，去得更突然，日后印度文献对它完全忘记了，因为入侵的雅利安人是白种人。哈拉帕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350至前1750年，后来的印度历史是从吠陀时代开始才有记忆的，雅利安人迁入印度后过了大约1000年才有文字。

而哈拉帕文明消失不久，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中国青铜文明的商王朝开始了。可以设想，可能一部分遭受外来入侵的哈拉帕人——苏美尔人迁移了过来，刺激了中国文明的萌发，就像前面所说商人所使用的甲骨文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字，之前己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期。

现在多数文献和考古发现都支持中国文明来自西方的某地，如甘肃、昆仑等说法偏多。而早期华夏族人的饰物“和田玉”就出产于新疆的昆仑山，而后才遍布中原大地，或许这也是苏美尔人从印度河流域沿昆仑山脉到达黄河流域的证据。此外，中国的青铜器也有从南方输入中原的痕迹，这也许是哈拉帕人——苏美尔人从海上进入中国的线索。

5、结论

黄种人最早从非洲走出，这一时期从欧亚大陆的东半部从西亚到中亚、印度、到中国都是黄种人部落区域。到白种人部落的入侵，黄种人的范围慢慢缩小到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黄种人创立了远古时代最早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并非是由印度南部的土著人创立，而是从苏美尔文明到华夏文明之间的一个中转文明。

在两河流域闪米特人（白种人）击败了苏美尔人（黄种人）以后，在两河流域建立了巴比伦王国，以后的入侵连续不断：有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他们的语言虽然分属雅利安人与闪米特人，但种族多是白种人，直到近代才稳定下来，由黄白混血的突厥人统治。

在印度河流域，先后遭受雅利安人、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安息人、塞种人和大月氏人的人侵形成了今天的人种博物馆。

创造人类最古老文明的苏美尔黄种人曾经生活在中东地区，后来被不断侵入的白种人干扰而迁徙到了印度河流域，最后到达了安静优美的东亚地区黄河流域。

苏美尔人、其神祇数量众多，国有国神，城有城神，家有家神，人们的每项活动，基本上都与神有关。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连空气中都充满了神！除守护神外，家有家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总之，凡是人们想象所能及者，都有神祇可供崇拜。这与今天中国民间传说里的神祗概念不谋而合。“一个人在其童年打下的印记会伴随其一生。” 

（八）历史学家的总结

两河之间的那片土地，原名苏美尔，伴随帝国的幻灭，后称巴比伦。古希腊人说，美索不达米亚是人人向往的天堂，《圣经》中的伊甸园就在这里。

黄河流域的文明是在两河流域的文明繁盛约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并成为后来中国文明的中心。

这两种古老文明的交集更多表现在对人种起源和文化传播的争论上，这里单纯就其文明的起源与特点进行简单论述。

1、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是整个两河文明中最早，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其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约结束于公元前2000年，被闪族人建立的巴比伦所代替。

灌溉农业体系成为两河流域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命脉。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灌溉网络的建立，要求社会组织的干预，某些聚落因此发展为拥有宗教显贵、军事首领、政治首脑的城市。这些城市有明确的社会分工，包容了政治、经济、宗教中心，在强大聚合作用下，城市国家形成了。

城市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原始民主制”，从群众中选派出的战争领导人其权力具有临时性和限制性，当军事危机度过之后，他就要放弃权力回归普通民众。然而当军事冲突不断发生，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之时，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其角色特征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失去了原先的暂时性而成为世袭君主。祭司的地位因此受到冲击，其社会管理职能让渡给了国王，而传统的议会则渐渐被世袭的王权所排挤、取代。

两河流域内“支离破碎”的地貌特征导致了各城市国家只能控制自己周围的小片地区，而不可能马上形成带有集权色彩的大一统，同时来自原始民主制的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亦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形成与发展。这种“碎裂化”可认为是苏美尔文明在政治格局方面的特点。

大约公元前3000年，是建立君主时代的历史，同时也是苏美尔城市国家“诸国争霸”的时代。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具有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的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早期国家出现的根本动因——买卖土地——使这类国家颇具封建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尔贡，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文字始终是苏美尔文明的一个特征。人们一般将文字出现作为衡量文明是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准。由此观之，两河流域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以苏美尔为中心的“楔形文化圈”，犹如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汉字文化圈”，因此也有人把楔形文字称为“古代东方的拉丁语”——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2、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在其早期阶段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在中东文明的间接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回答——也有看法是反向的影响，就是说苏美尔文明是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因为某些学者认为苏美尔人的语言与汉语相似。但是此说无法解释何以黄河流域的文明出现晚于两河流域的文明，且在时间上延后约两千年。

中国文明的起源，并非以黄河流域为单独发展的基础，由于其与两河地区完全不同地理位置因素——东临太平洋，西北依托欧亚大陆，尤其是幅员极为辽阔——在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更多选择性，也因此导致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南北方气候大相径庭，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也就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中国文明起源中心集中在东部平原地区，也就不存在两河流域“碎裂化”特征，政体表现出文化区内的集权化——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度，而非原始民主制的城市国家。

在文明起源阶段，宗教和巫术的区别不过在于前者是信仰，是描述性的概念，而后者则具有相当比例的功利性，但二者都是针对一种超自然力量。超自然力量来自对自然的崇拜，而对自然的崇拜和神化，则多由于自然灾害的频繁。

苏美尔人和其后继者的宗教信仰深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受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河水泛滥的影响。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河水泛滥的周期性，而是泛滥的时间和洪水量的不可预见性。在苏美尔人的眼里，他们的洪水之神尼诺塔不是一位慈善的神，而是一位恶毒的神。而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干扰与破坏所带来的影响则要小得多——如龟甲兽骨多是占卜吉凶祸福。另一方面，根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巫术的意义与政治权威高度相关，无集权社会巫术的重要程度远大于社会——由于缺乏控制行为的集权的政治方法，巫术便代而成为控制方法。

由此可以解释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祭司在政治生活中并不占有领导地位。而与苏美尔人的自然崇拜及其神化相对的是中国人的人间崇拜及其神化，即对统治者的神化。

古希腊人则相信，对统治者的神化代表了人民的由衷的屈服。

综上所述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相对于苏美尔文明的“王权晚出”，中国文明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而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市国家政体制度。

殷墟中发现的表意文字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文字系统的连续性保证了文明的连续性。此外，与苏美尔象形文字不同的是，中国文明的表意文字是同祖先崇拜和占卜术联系在一起的。

结论

不单是文字书写系统，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学、教育等领域，现代社会都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波斯人、腓尼基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欧美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苏美尔人的继承者。

两河文明的人们与其他古代民族不同的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由中庸与平衡来调节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理性和想象、自由和专制、知识和神秘之间达到一种可实践的中庸之道。

中国文明的人们相对于其他古代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从诞生之日起至今未被中断，这是埃及、两河文明所缺少的，甚至印度文明也被雅利安入侵者一再中断和扭曲。中国这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来自自然环境的多样化和文明起源的多元性：文明的到来，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过，文明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人类取得很多成就。（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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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全球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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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主权与网络殖民主义

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思想主权，这在现阶段体现为反对全球化、限制互联网，并把超越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的生长力量称为“网络殖民主义”。

这种落伍的甚至反动的努力，把超越国家主权与民族国家的生长力量称为“网络殖民主义”，它们借口维护国家主权，其实反对思想主权，这在现阶段体现为反对全球化、限制互联网。

这种落伍的甚至反动的努力，好像真的不懂，任何文明的进展，或多或少都不得不体现为“殖民主义”。这些人也不想想，若是没有夏商周的殖民，哪里来的中原和中华文明？若是没有秦和元的殖民统治，哪里来的两汉和明清的帝国和今天的中国？

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殖民的历史。

所以，“后殖民时代”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没有“后殖民时代”，只有“后欧洲殖民时代”；从欧洲以外的角度看，没有“后殖民时代”，只“逆向殖民时代”。

有一篇文章，发表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属下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上2012年第4期，很有代表性地叫做“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国家主权、民族国家与网络殖民主义”，声称“提出了四个新观念，即国家主权弹性化、网络殖民主义、虚拟主权和民族融合逆向现象，分析了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发达民族国家与发展中和欠发达多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的新特点，以及美国推行网络殖民主义的巧实力策略、网络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和运行机制，以及虚拟主权与现实主权的辩证关系”。

该文承认，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学说”的基石，现代主权国家的存在形式是民族国家。然而，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这两个概念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其实，针对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无国界、科技无国界、文化无国界、污染无国界、疾病传播无国界、反恐无国界的现实，中国一些学者支持主权让渡观点，认为相互依存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国家必须适当让渡主权，才能增进国家利益。拒绝承认现实的人则认为国家主权不可分割，不可让渡，认为“全球化只是使国家置身于更多的‘契约’约束之中，并未减损国家的身份。”

1990年以来，各国陆续进入互联网时代，同时，全球化时代的新霸权主义也延伸到互联网。非洲学者注意到，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非洲国家的域名往往被国外公司所控制，形成“网络殖民主义”。

由此，有人提出“信息殖民主义”观点，意指发达国家发展和垄断信息技术，以国际互联网为工具，控制他国的信息网络系统，对其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以期达到政治、经济、文化控制。

另有人提出“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都会反映到网络上。

仔细梳理一下，不难发现，“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这些说法，都有一种仇富论的味道。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

为什么中国网民付了钱却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这是“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造成的吗？

当然不是。“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是最为公平的：你只要付了钱，就会得到服务；不会让你付出了信息费还收不到信息，甚至还傻乎乎地自以为自己得到了信息！

“网络殖民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这些说法，都有一种仇富论的味道，是由人编造出来愚弄网民的“指鹿为马”。

这些指鹿为马的人说：“网络殖民主义是新殖民主义在国际互联网上的具体表现，也是美国推行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具体体现。软实力观点主张采用联合拉拢和吸引的外交手段。”

但实际上呢？

中国自己要想崛起，恰恰需要提高自己软实力和巧实力！

中国为什么不能把美国的武器接过来，变成自己的武器呢？

是不相信自己统治的人？

还是不相信自己有能力统治自己所统治的人？

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总而言之，是极端缺乏自信。

民族国家害怕自己“统一的官方语言”遭到蚕食，其实，民族国家通过语言和文化政策创造出一种同一的民族文化，那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历史现象，并非万古长存的东西。试想，中文汉字在自己的几千年历史上，消灭了多少民族语言？如果没有这种吞食过程，现在中国在哪里呢？

如果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片区域和欧洲局部地区，由于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有许多种族融合程度较低和很低的国家”，那么可以想见，这些国家迟早会被全球化过程吞噬掉的。对于怀旧者，这固然值得惋惜，但对发展者，这是难免的。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主导这一过程。

在我看来，强者为王。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天下者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者文明扩张者的天下也。

谁拥有更强大的文明，谁就能统一世界。

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提出世界扁平化观点，认为全球化的贸易和政治永久性地改变了世界，其影响好坏参半。从长远来看，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最终将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当然，全球化竞争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像现代化理论所想象的那样平稳合理。在全球化的现阶段，三种国家，即稳定统一的发达民族国家、国内局部地区民族融合不彻底的发展中民族国家和主要以部族为社会基础的欠发达国家，在内部整合和管制水平以及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国际比较实力完全不在同一个水平上。发达国家借助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维护其霸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但其国内局部种族冲突常常被发达国家所利用，内政遭到外来干扰；那些国内种族冲突严重、缺乏统一有效的内政管理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任意摆布的对象。

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争当发达国家，而要扮演次等的角色呢？

依附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是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在不对称竞争中，资源从作为“边缘”的欠发达国家流向作为“核心”的富裕国家。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主权萎缩的观点主要适用于欠发达国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还没有成为国家统一、种族融合、管制有效的民族国家。虽然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管制水平，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力图用新的手法干涉、甚至控制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这种新殖民主义的重要表现就是网络殖民主义。网络殖民主义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流散移居（Diaspora）潮流相联系，其历史背景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其国际背景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和自由主义的文化多样性潮流，其运作方式是互联网，其实质是帝国主义国家支持多民族国家移居发达国家的少数民族成员从事分裂自己祖国的活动，其后果是导致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融合延缓、甚至中断和国家分裂。

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争当发达国家，而要扮演次等的角色呢？

实际上，美国的民族成分远比中国复杂。但美国远比中国更为成功地处理了民族纷争。中国有“民族独立”的言行，美国却要微弱得多。这是为什么？显然，中国官员都忙着自己发财了，中国的执政当局远远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对此需要负担主要责任。

据联合国《世界人口政策2005》（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2005），截至2005年，美国新移民，即父母非美国出生的居民数量为3835.5万，居世界第一，占世界移民总数的20.56%，远远超过居第二位的俄罗斯的1208万（6.474%）和居第三位的德国的1014.4万（5.437%）。

美国能够成功做到的，中国为什么不能？

中国人真是劣等民族吗？

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表现为劣等民族，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背离了思想主权，或是距离思想主权过于遥远了。

什么时候，中国人明白思想主权的存在，什么时候中国人就能变废为宝，从“网络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变为受益人。

那时中国才算真的崛起了，而不仅仅是蹶起屁股让别人猛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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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网络攻击是文化战争的新形式

在2004年出版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世界》（On Global Government──Glob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Central Kingdom Civilization）一书中，我曾经深入探讨过“新文化战”（The New Cultural War，第二十八章）。

那时我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现在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可能性：一小部分人运用高科技手段，可以彻底改变人类的命运。不仅在发动恐怖袭击活动这样的破坏性方面，而且在复制人类胚胎这样的“建设性方面”──这些关键点上的突破，可能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的后果。再往前推，就可以看到未来世界的缩影已经在以前的历史中展现出来：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密谋集团，可以在国际势力的支持下，颠覆并接管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且可以凭借现代化的训练和装备，系统化地替人洗脑、轻而易举地镇压一切不满和反抗。在电话、电视、电脑、飞机、坦克、导弹、核子武器、生物武器组成的冷血国家机器面前，一切公然的武装起义都成为显而易见的自杀，这就使得二十世纪的专制政权变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除非军事革命、军事政变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 

网络安全专家们2011年8月3日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连环网络攻击，其入侵范围覆盖包括联合国、各国政府、企业的72家机构网络。部分美国专家再次将此次袭击的来源指向中国。

披露此次入侵的安全网络公司McAfee表示，他们认为此次史上最大规模的连环网络袭击是一次“国家行为”，但是拒绝点名幕后国家。不过一名负责简要通报此次黑客行为的安全专家表示，证据显示幕后国家为中国。

此次长达约5年的黑客行为牵涉多个国家和组织，包括美国、台湾、印度、韩国、越南、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东盟（ASEAN）、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orld Anti-Doping Agency），以及从国防合作商到高科技企业的一系列公司。

McAfee表示，在入侵联合国的案件之中，黑客在2008年曾侵入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秘书处，并潜伏两年之久未被发现，悄悄搜索了大量的机密信息。

主持公司威胁研究的McAfee副总裁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3日发表一篇长达14页的报告，他们对于此次受害者类型的多样性和范围，以及作案者的大胆感到吃惊。所有这些攻击是怎样发生的，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疑问。即使这些行为导致一个团体通过窃取他人信息，从而建设更好的竞争产品，或者在一个关键谈判中击败竞争者，那么损失将预示着巨大的经济威胁。

McAfee是在2011年3月了解到整个袭击的范围的，当时公司研究人员正在回顾他们在2009年一起针对国防公司安全分支的调查。他们之前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命令和控制”服务器，其内容显示了此次攻击的电子记录日志。

日志显示，此次大规模攻击的名字称为“Operation Shady RAT”，最早的攻击日前被追溯到2006年中期。但是相信尚有其他的一些入侵行为未被发现。一些攻击仅仅维持了约一个月，但是最长的一次则维持了28个月，即针对某一个未指明的亚洲国家的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攻击。

阿尔佩洛维奇向路透表明，公司和政府机构每天都在遭受网络袭击，他们正在将经济优势和国家机密流失给不讲道德的竞争对手。此次披露的袭击是史上最大的知识产权和财富转移行为，袭击规模真的是令人害怕的。

阿尔佩洛维奇表示，公司已经告知了所有遭受袭击的72家受害者，该案件目前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接受执法机构的调查。他拒绝给予更多详细信息，例如被攻击公司的名字等。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网络专家、美中安全问题专家刘易斯（Jim Lewis）对此表示，他认为很可能此次袭击的背后主使是中国，因为被袭的部分目标确实拥有北京特别感兴趣的信息。例如，国际奥组委以及数个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网站在北京备战2008年奥运会期间，显示曾被入侵。

同时，刘易斯还称，中国一直视台湾是其一个省，两岸之间尽管近些年经济联系有所加强，但是政治问题依然充满争议。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中国，不过也可能是俄罗斯，但是中国的可能性要大于俄罗斯。

刘易斯补充道，美国和英国虽然也拥有进行这类袭击的能力，但是美国不可能攻击自己的网络，而英国也无需攻击美国。

Intel 公司2011年聘用McAfee为其服务，因此发现这一网络攻击的McAfee公司并没有发表是否中国应该负责的评论。为大型公司服务的网络安全专家通常不愿意将政府与网络攻击联系在一起，担心自己的生意在相关国家受到损害。

对于此次攻击，联合国方面表示已经意识到McAfee的通知，他们已经对此展开调查，以确定是否确实存在入侵现象。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Farhan Haq）表示，目前的想法是查看整个日内瓦网络，在不能确切知道哪里被攻击的情况下，很难量化潜在的损害。哈克拒绝猜测谁是袭击的幕后主使。当被问及如果矛头最终指向中国的话，联合国会怎样做时，他表示，联合国将首先寻找自己的网络到底发生了什么。

类似“Operation Shady RAT”这样的网络攻击一般花费都极高，通常是不会被披露的，因为受害人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或者被其他黑客当做目标、因此McAfee认为，披露该袭击就像是揭露冰山一角。

阿尔佩洛维奇在报告中写到，由于大部分受害者都没有发现网络入侵或者其影响，导致每一个拥有相当规模、宝贵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的行业和公司都受到了损害。

那时我还指出：

在全球性的整合面前，国家意识就像地方主义一样，作为旧时代的残渣余孽将被铲除，因为它的基础已经垮台，主权国家既然不复存在，它的意识形态之消亡，亦非人力可以挽回。这是命运。命运的宣告者，尽可能用和平方式完成这些，因为这一空前变局下隐藏着空前和平与长安。人的惰性会阻止革命性的变化，然而富于武德〔“止戈”〕的整合全球者，切记行事中庸的原则：即使鼓吹“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也决不采用有损于最终目的之过激行动。“中庸之道”作为“生命的原理”，不是作为取胜的策略来使用的；仰仗暴力的秩序不能持久，暴力的作用在于“止戈”即平定敌对的暴力，仅此而已。对待和平的敌人不可使用暴力，天命所归者能战胜任何一个敌人。摧毁敌对的暴力亦不可无情，“矫枉过正”只是屠夫的借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使暴力，并倡导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捷方法，必将破坏新的文明。

全球文明不以“国”为限制，因此“爱国”反倒成为全球文明的分裂因素。合一的而不再分裂的文明展开，把人类携至一个新境，后人将以全球政府的出现为“人类文明史”的开始，不是“民族史”，不是“国家史”，不是“文化圈历史”，而是人类史。

文化战可以同化全球居民、造就世界公民，不再受到民族、文化、国家、种族的分裂，共同形成世界精华。

2011年8月4日

〔另起一页〕

第三节

文明的父母与种族气质

有一种说法是“埃及是古希腊的父亲，美索不达起亚是古埃及的母亲”：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1、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2、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3、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4、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5、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思考。”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6、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A. 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B. 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C. 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恺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恺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D. 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基督教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教的西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

…………

以上“文明的父母”的说法，着眼点在“文明的传播”，却忽略了“文明的吸收和再生”其实和“种族气质”相关。例如，罗马人可以征服世界，但在精神上却毫无建树，这就是因为罗马人精神上的气质能量不足。还有，蒙古人像阿拉伯人一样通过骑兵创建了世界帝国，但却没有阿拉伯人的宗教气质，结果发展不出类似伊斯兰教的征服策略，最后被人同化而无法同化别的民族。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全球政府与大地母亲

 

英国已故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1975年去世。在他去世前三年，1972年春天，我碰巧在废旧书店买到了他的《历史研究》一书的索迈维尔节缩本，那是林彪死后毛泽东专制开始松懈之下的“一个小阳春的礼物”，否则这样的售书活动是无法举办的。这本书一共三册，是和其他一些书一起买回来的，当时花掉了人民币四十多元，是我当时月工资的两倍，却也让我终生受益非浅。

汤因比的晚年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Mankind and Mother Earth：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1973〕，我则是在二十一世纪才有幸看到的，与《历史研究》，提供的新东西并不很多，但是更为深入浅出，因为它不是研究性的，而是描述性的，是把研究结论融化的叙述之中的。但它却提醒我，需要把我自己那些积攒了将近三十年的手稿拿出来发表了。这些手稿包括现已整理出来的《全球政府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新王国——中国宪政时代》、《军阀建国——现代南北朝的曙光》三部著作，总计约二百六十万字左右。

与《历史研究》一样，《人类与大地母亲》也指出现代主权国家的不合理性质：

“国家的通常类型是地区性的主权国家，并且有许多同类的其他国家与之并存。今天，全球大约有一百七十个这样的国家。其政治结构同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的国家相同。

地区性主权国家是一种难于掌握的机构。它们是两头落空。一个城邦国家（这不是指某个民族国家，也不是指许多城邦国家组成的联盟或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盟），如果过于大，就不能使其社会基础建立在那种使人具有家庭感的个人关系之上。另一方面，最大的地区性国家仍只是许多同类国家中的一个；它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却不能提供和平。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有许多地区性主权国家互相并存，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这种战争状态总是要由武力建立的某个帝国带来的强制性和平作为结局。这个帝国消灭了战争中的地区性国家，拥有像人类文明中心那么大的幅员辽阔的疆土。法老的埃及文明是在该文明产生之际，以武力在政治上统一的唯一例子，它没有经过地区性国家之间持久的预备性的战争较量。它的重要意义是，在迄今出现的所有文明中，这种文明是最为稳定和持久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八十章）

《人类与大地母亲》还指出：

“当今世界上的地区性主权国家，都没有维持和平的能力，也不具备把生物圈从人为的污染中拯救出来，或保护生物圈的非替代性自然资源的能力。政治方面的这种全球性的无政府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人类文明世界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在过去的五千年中，人们所一直需要的，在过去一百年中在技术上一直可行的（虽然在政治上还不可行），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应由新石器时代的村社那种规模的社会细胞构成，因为在这种规模之内，每一个成员即是世界之国的一个公民，而他们个人之间仍便于彼此沟通。尽管如此，人们今天已不能用野蛮的、毁灭性的军事征服的传统方式来实现人类文明世界的政治统一了。1945年，尚未实现政治统一的人类世界，曾遭到新发明的核武器的突然侵袭。人类文明世界是不能通过使用这种致命的武器来实现统一的。毁灭，而不是统一，将是世界核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苏美尔、希腊、中国以及中世纪意大利的历史记载说明，一个主权国家群体仅仅是一种昙花一现的政治结构。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政治统一只能是自愿地进行。显然，人类现在只能是勉强地接受它，所以，似乎可能的是，这种统一将推迟到人类自身酿成更大的灾难之时。这种灾难将使人们最终默然同意建立全球政治体，因为它给人们带来的危害会小些。”

当然，汤因比的言论并不是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但毕竟是建立在他那一代人类最为前卫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当然我也注意到，《人类与大地母亲》虽然代表了汤因比那个时代的人类的前卫思想，但有些方面毕竟落伍了。在谈到达尔文的成就时，他没有提到华莱士，却大谈黑格尔，好像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真能指导自然科学似的：

“达尔文的革命性成就不在于他对生物变化的机械论的说明，而在于他表明生物圈中的生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达尔文的生物学成就论证了黑格尔（1770－1831年）在哲学上已经提出的理论。黑格尔用‘正题、反题、合题’诸思辨概念，把处于时间变化过程中的生命描述为繁衍后代的性行为的现象，而这些后代则赋有从父母双方得来的特征。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规律。他力图用大量概念来系统表述这些规律，并在1864－1866年发表了自己的成果。但是达尔文一直不知道这些发现，直到1900年之后，它们才受到人们的重视。”（同上八十章）

在某些方面，汤因比甚至差一点落入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人类”的陈腐思想。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八十一章中，他用一种典型的十九世纪的腔调说道：“当人科变为人类之际，他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固有的自然肉体方面的武器和装备，但却获得了能够进行思维和筹划的自觉的理智，并同时获得了两个自然器官——大脑和双手，这是他借以进行思考和筹划以及运用身体行动达到预期目的的物质工具。工具同人类的意识是孪生兄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生物圈的竞技场上自立。”

难怪他无法理解这一事实：“大约在四万年前，至多不早于七万年前，人类在技术方面出现了相当突然和快捷的进步。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但考古学成就已确证它的存在。”

不错，汤因比毕竟比马克思主义高明，没有对他自己还不明白的事情断然结论，而敢于坦诚“我们不了解它的原因”。事实上，使得大脑和双手这两个自然器官得以演化的“原因”，正是人类特有的语言，以及产生了人类语言的一个偶然：人类特有的发音器官。正是人类特有的发音器官，使得语言的发展成为可能；而在语言的协调下，大脑和双手才可能在社会合作中日益发展，进而使得旧石器晚期改进系列工具的进程，成为可能。

从那时起，技术的持续进步才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后面的故事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

旧石器时代晚期改进了工具、弓箭，驯养了狗；在新石器时代，工具得到更好的改进，与之相随的是驯育了更多种类的动植物，发明了纺织、编织和制陶工艺；到了公元前五千年，航海、车轮、冶金和文字开始出现；二百年前工业革命开始，机械化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进步。

公允地说，汤因比的局限性大多是时代的限制造成的，例如，语言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力、发音器官对于语言发展的影响力，主要是在他死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二十世纪末叶，才发现的。而在他那个时代，他无疑是最为通达的思想家，就那个时代所拥有的知识和见地，他已经尽其所能了。

所以他说：“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人类也许会对昆虫社会发生兴趣，产生羡慕之情。它们遵从自然，彼此间在广大的范围内互相合作。单个的蜂、蚂蚁或白蚁，使自己服从于其共同体的利益并为之而献身，它们的自我牺牲既不是自愿的，也不是外部强迫的。这是昆虫心灵机制的本能。”

“幸运的是，人的社会交往并未限制在满足前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个人关系的狭小范围。一个人在他发现任何一个处于苦难中的同类时都会有怜悯之心，即使用一句部落语言来说，这个人是一个‘外人’。一个人会对任何一个病人和迷路的孩童产生恻隐之心，并会给这些落难者以帮助。在诸如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那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视为对整个人类世界的统治；其臣民总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国家的公民，而不是外来征服者的牺牲品。传教士们打算把福音传遍整个人类，中国哲学家墨子则宣扬，人类应该相爱，并以无私的忠诚来为一切同类谋幸福。孔子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孟子曾反驳道，墨子的教条是无法实现的。孟子拥护孔子维护等级礼制的理想。但是，经验说明，由个人相识而激发的爱和仅仅根据一般的人性需要而产生的对所有同类之爱，并不是社会交往共同和唯一的表达方式。在印度，爱的范围受到种姓障碍的限制，但这种范围仍扩展到了包括对与人为伴的各种生命物的爱。在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类文明世界中，人类之爱应该扩展到生物圈中的一切成员，包括生命物和无生命物。”

1973年，汤因比已经八十四岁了，但是他依然能够尖锐地指出：“显然，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在过去的五千年中，地区性主权国家制度在满足人类的政治需要方面曾一再失败；同样也没有人愿意承认，在一个全球性社会中，这种制度必将被再次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且这次将比以前更为确凿。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分隔的各部分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越来越密切地相互依赖，但地区性主权国家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一倍多。”

他回顾历史说：“中国人曾经把中华帝国视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他们今天正在思考着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竞技场上处于战争状态国家中的一员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正在忘掉自己历史上那残酷的一页：那时，中国自身成了地方诸侯国家的战争竞技场。另一方面，中国人似乎对自公元前221年政治统一以来的历史十分敏感，因为他们正尽力避免国家机器同农民的疏远。而农民，自汉武帝即位以来，便成为‘中国的悲哀’。”

这是因为，“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的文职人员所不可企及的。但是，他们也一次次地失去民心，他们为了自己个人的特权而滥用权力，从而一次次地把中国带入灾难。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成功，人们将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是一个良好的征兆。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我们不会忘记，1973年的中国正是黑暗之极的毛泽东晚期。显然，汤因比并不了解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恐怖，而基本听信了毛派宣传，把毛泽东的个人欲望错解为“理想主义”了。如果剥除了毛派的冒牌宣传，就能发现毛泽东的“革命”，是一种比之中国帝国时代历史上的“错误的循环”更为恶劣的“循环中断”，因此注定了是一种短暂的痉挛。

《人类与大地母亲》结束于一种深深的期待之中：“生物圈包裹着地球这颗行星的表面，人类是与生物圈身心相关的居民，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大地母亲的孩子们——诸多生命物种里的一员。但是，人类还具有思想，这样，他便在神秘的体验中同‘精神实在’发生着交往，并且与非此世界具有的‘精神实在’是同一的。人类具有思想意识，他能明辨善恶，并在他的行为中作出选择。在伦理领域，人类行善或作恶的选择为他记下了一部道德帐册。我们不知道每个生命短暂的人在其离开人世时能否了结这笔帐，抑或是像印度教和佛教认为的那样，这笔帐能通过潜在的无限轮回得以延续。对于构成人类社会的现世的个人之间的关系网来说，这本帐簿还具有开放性，并且，只要人类允许生物圈继续成为可生存之地，它便将继续开放。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这一期待使我想到：“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其实就是现代科技文明和商业文明的显著特点。这不是说别的文明没有贪欲，而是说别的文明缺乏实现贪欲的那种手段，而是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恰恰把实现贪欲的手段，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此看来，要有效地抑制文明的贪欲，就必须削弱现代文明实现这些贪欲的手段。换言之，只要有足够的手段，就没有人能抗拒诱惑而不去作恶，这是不能以简单的善意来加以化解的。

此外，主权国家的庞大体系，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特点，因此，“消灭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限制和削弱现代文明，从而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更加倾向于自然一边，也就是倾向于大地母亲一边。只有这样，已经陷入病态的大地母亲，才能恢复健康。

全球政府是大地母亲的护卫者。

2009年10月10日

附录

中国统治世界 不走西方老路

（摘自2009年12月4日美国《世界日报》）

“纽约时报”2009年12月3日报导，11月由英国“卫报”专栏作家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中国崛起与西方世界的结束”（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书在西方世界引发震撼，该书主要论点强调中国最终将成世界霸主，而现今人类正处于西方衰败、中国兴盛的转捩点上，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 

雅克指出，西方一向认为中国崛起，将会走西方老路，且主要的影响力来自于经济，但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将远大于经济力，“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将和上一世纪美国一般，可能还要更大”。 

他认为，中国是“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千年来儒家文化的影响，让中国一再统一，并不停追求跃居世界舞台中心，而奉行民族主义的西方国家则是不断分裂、弱肉强食。 

“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因为美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且一手打造世界体系”。他表示，中国遵守西方体系的情况在中国崛起后已有所改变，“当中国最终跃为世界龙头时，中国将会设立自己的一套规则，并且根据其历史和直觉行动”。 

他认为，中国会重拾百年前失去的民族自信，并恢复朝贡体系，与各国并存，而非像美国强调“单边主义”。 

他提出，中国迈向世界第一强国之路，将先从东亚开始，在赶出美国势力的同时，中国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影响力也会大增，而后包围美国，但中国不会像西方国家般自称是“已开发国家”，而会主张自己是已开发和未开发的混合体，并发展出一套成长模式，成为各国追求发展的典范。他认为在北京成为“世界首都”后，美国将会陷入“严重的心理、情感和存在危机”，因为此后的美国将会走入长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萧条。 

（另起一页）

第五节

水资源匮乏需要全球政府来解决

有网文曰：水是生命的源泉。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水资源的获得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衍及文明的形成息息相关。水还是洁净廉价的能源。近来因中东/北非地区持续剧烈的动荡，石油、天然气的供应前景很不稳定，价格也日趋高昂，致使火力发电的成本日益上升；加上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枯竭和废气排放造成的全球性大规模温室效应，在21世纪火电工业已成为备受各方侧目的夕阳工业。核能发电方面，最近日本的核灾难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对核电的普遍恐惧，各国对利用现有的核电站顾虑重重、对建造新的核电站举棋不定。风力发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光电）虽然洁净廉价，但输出功率相对有限且不稳定，难以成为主流电力。能大规模开发利用并取代现有的火电、核电发电方式的只剩下水力发电（水电）。地球上所有的自然资源中唯有水兼具资源和能源的双重功能，水是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

（一）

在一项地球日活动中，关注中国环保问题的团体指出，中国90%的地下水和45%的河川湖泊受到污染，导致七亿人喝的都是污染的水。这种污染情况令人想起伊康诺米（Elizabeth Economy）2004年出版的著作《一江黑水》（The River Runs Black）。书里说的一江黑水，指的是淮河：满布垃圾和死鱼，河面浮着一层黄油，用手触摸，皮肤会生病……几年过去了，淮河的黑水不知有没有改善？

淮河刚完成一项十年整治计画，但效果不彰，政府虽有规画，也投入不少资金，不过政府的命令并不见得可以通行无阻，在追求经济发展的思想下，环保只是次要。

2011年11月，浙江黄岩的东官河被揭，河水呈黑色，是名副其实的一江黑水；这里的河道成为垃圾场，工厂废水和养猪场污水大量排进河里，加上缺乏活水，沿河臭不可闻，闻之令人肠胃翻腾。情况被揭发后，成为新闻，市政府才计画整治，整治刚于3月展开，效果如何，有待观察。

伊康诺米要揭露的，当然不只是一江黑水，而是全面的中国环境危机，一江黑水只是象征而已。在201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她仍认为缺乏清洁水源，是中国的最大威胁。

以下是中国严重缺水情况。每个中国人能得到的用水，只及全球平均的25%。工业用水占全国耗水量的四分之一，每个GDP单位的耗水量是西方工业国家的四倍至十倍。水力发电量现已全球第一，2020年前还要增加三倍，但大量河川将因此而干涸。七大河流系统中的30%水源，已不能作工业和农业用途，更不用说适合饮用。北中国的人口占了全国四成，GDP过半，但只有12%的降雨，估计到2050年时，将有七至十个城市全面断水。

伊康诺米描绘的水危机景象，也得到中国政府的资料证实。中国国家海洋局公布的资料显示，2011年第四季，在37 条被监测的入海河流中，29条受到污染。中国将河水品质分为五级，一至三级可饮用，四级和五级则不适饮用。在29条污染河流中，属四、五两级的占了28条。

水危机只是中国环境危机的其中一环。空气、沙漠和土地污染等的也同样严重。例如，在全球30个空气最污染的城市中，中国占了20个，每年有75万人因为呼吸疾病而提早死亡。又例如，中国已有四分一土地为沙漠，而沙漠正以每年1300至1900平方哩的迅度扩展，等于每年被吞掉像美国罗德岛那么大的面积。

伊康诺米说，中国环境危机对人民健康的影响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因此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另外，中国政府虽然知道问题严重，但不见得会牺牲发展经济，去投资和认真改善环境。 

另一方面，为因应中国西北、华北广大地区长期干旱缺水的窘况，十几年前中国学术界即盛行“西藏之水救中国”之说。中国正在建设中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南水北调”工程中，西线调水工程的全部水源（至2050年计划年调水170亿立方米）即来自“青藏之水”。此外，中国正在大力开发贫困、交通不便的大西南地区，第一步就是开发利用该地区各大河流流量丰沛、落差极大的水力资源，其中仅总落差达3,300米的金沙江的水力资源就高达一亿多千瓦。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面对如此诱人的“钱景”而无动于衷。早在2008年4月即有报道说：“在能源价格大涨的背景下，（中国）各大电力公司在西南各大江河上以几近疯狂的大跃进式的开发方式开工建设大量的水电站，其总装机容量相当于八个三峡工程”。

（二）

对电力和水资源的迫切需求使中国在西藏的八大河流上已建造或正在兴建的就有近20座大坝，设计中或建议兴建的大坝还有约40座。位于雅鲁藏布江上的西藏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藏木水电站已于2010年11月12日截流。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地球上最深的峡谷，平均深度高达5,000米，蕴藏的水力资源令人叹为观止：雅鲁藏布江仅干流及五大支流的水力蕴藏量就高达9,000多万千瓦，相当于五个长江三峡电站全额发电量的总和（长江三峡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

中国在澜沧江上游的扎曲规划了果多水电站，在西藏昌都以下的澜沧江干流则规划了21个梯级水电站（西藏境内6级，云南境内15级），其中云南境内已建成两个、在建一个水电站。

怒江干流全长2,020公里，总落差高达4,840米，水力蕴藏量为3,640万千瓦，相当于两个长江三峡电站的总装机容量。中国在2003年曾有过在怒江上建设“两库（水库）十三级（梯级）”水电站及配套设施的规划，后因受到众多专家及环保组织的质疑并引发了席卷全国的环保大讨论，最终该规划被暂时搁置，而下游的缅甸却早已在萨尔温江上修建了四座水坝。2011年春节前中国国家能源局某主管官员一句“怒江一定会开发”，使怒江的水力开发再次走上了台面，第一期两座水电站的动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可以预料的是：自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起，随着中国“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进展和中国大规模开发大西南地区丰沛的水力资源—包括在中国境内各条国际河流上修建的梯级电站的层层截流下，亿万年来这些国际河流自中国境内从北向南汹涌澎湃地流向南亚、东南亚的盛况将逐渐不再，它们出境后有可能变成涓涓细流，在极端形势下（如中印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甚至会“被断流”。中国与南亚、东南亚诸国的水资源之争正方兴未艾。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1997年5月第5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对国际河流水资源的公平、合理利用提出了框架模式，多种国际河流水量分配的计算方法也早已公诸于世，但它们对当事国均无法律约束力。在本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主导下，国际河流的上游国修建大坝截流并开发利用水利/水力资源仍然是上游国“不可剥夺之权利”，仍然是下游国无法阻挡之事。

水资源争夺战，已经成为普遍的国际现象。据不完全统计：4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约250条河流的流域内。这250条河流中有214条（约占86%）属于跨国性的河流，214条河流中又有155条（约占72%）由3个或3个以上的国家共享。这些跨国性的河流或是构成了这些国家间的界河/界湖（由这些河流形成的湖泊），或是河流的上中下游流经不同的国家。水资源国家属性的错综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三）

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的持续增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等因素，水资源日益紧缺和珍贵。在2002年8月由联合国主办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水危机被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而世界各国对水资源的激烈争夺和由此引发的冲突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举几个较突出、典型的例子。

1、发源于安哥拉、经纳米比亚流入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河是南部非洲的第三大河。1996年，非洲遭遇严重干旱，纳米比亚想从奥卡万戈河水系每年抽水2000万立方米，此举立刻遭到该河下游国博茨瓦纳的强烈抗议，继而引发了两国间激烈的争议。

2、对非洲尼罗河水资源的争夺早已闻名世界，引发了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之间长期的紧张和对抗。

3、在缺水的中东地区，确保稳定的水资源供应一直是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的水资源一直是引起以色列与邻国纠纷的中心议题；对约旦河、耶尔穆克河和利塔尼河的争夺和控制始终被列在有关各国的军事计划内。

4、在南亚，对分配恒河河水的争议早就是印度和孟加拉两国吵了几十年的老话题；在分配印度河河水上的纠纷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宿敌间除了克什米尔问题外最能引发冲突的第二热点。

中国的地理位置，扼制了南亚、东南亚水资源的源头：中国西南部有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西藏更是“世界屋脊”，拥有举世罕见、极为丰沛的水资源。亚洲许多著名的大江大河，如长江、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恒河、印度河等皆发源于西藏。长江流域哺育了4.4亿中国人，上述其它河流更为西起南亚的巴基斯坦、东至东南亚东部湄公河三角洲的越南这一广阔地带约十个国家共18亿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2010年世界人口为67亿）供水的主要源头，西藏是当之无愧的亚洲“水塔”。 

西藏的外流河主要为东部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南部的雅鲁藏布江；西部则有郎钦藏布（象泉河）、森格藏布（狮泉河）等。

印度第二大河布拉马普特拉（Brahmaputra）河和孟加拉第二大河贾木纳（Jamuna）河，其上游就是西藏的第一大河雅鲁藏布江。

西藏阿里地区最主要的河流象泉河，在中国境内全长309公里，是印度河最大的支流萨特累季河的上游；狮泉河是西藏西部的主要大河之一，它在中国境内全长405公里，出境后流入克什米尔地区，为印度河的上游。

怒江上游是西藏的那曲河，它从世界屋脊一路奔腾向南，穿越地球上最长的峡谷（长达600多公里），从云南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云南境内的独龙江，发源于西藏的察隅县，出境流入缅甸后改称伊洛瓦底江，它是缅甸第一大河和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

湄公河干流全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和亚洲最大最重要的跨国水系。它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杂多县，其上游在中国境内流经云南，称为澜沧江（为亚洲第四、世界第九长河）。湄公河流经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湄公河流域是世界屈指可数的稻米产区。

中国在水资源上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中国在大西南地区大规模的水利开发，方兴未艾。用筑坝截流这一“水武器”与南亚印度进行领土之争，甚至对东南亚的越南进行南海主权，堪称杀手锏。

（四）

西方学者都注意到了亚洲爆发“水战争”的危机。《水：亚洲的新战场》（Water: Asia’s New Battlefield）一书的作者齐兰尼（Brahma Chellaney）说：“无论中国是否有意把水当作政治武器，它已取得用水作控制工具的能力，让任何沿河的邻国乖乖听话”。政治分析家派杜柯尼（Neil Padukone）则把水资源形容为亚洲两大国中国和印度之间“最大的争执点”。不论这些学者的国籍、立场如何，他们同样敏锐地看到了“水战争”将是未来引发南亚、东南亚地区冲突的最新最大的诱因。

所有的水利建设特别是在国际河流上建坝都不可避免地招致有关各方的反对，后者还会引发外交争端。建坝不仅会改变水资源的分配，也会改变流域的生态环境。然而，批评中国在澜沧江上建坝的下游国家，其实自己也不例外：泰国在湄公河上已建有Pak Mun大坝，老挝、柬埔寨也有在湄公河上建坝的计划。美国《世界日报》今年4月19日就报导：老挝准备斥资35亿美元，在湄公河上兴建发电量为1260百万瓦的扎雅武里水坝。初期工程已于2010年11月展开，全部工程需时7年。地处湄公河下游的越南强烈反对此大坝的兴建，认为该水坝会让湄公河水量大减，危及越南农民的生计。扎雅武里水坝的兴建更将为湄公河上的其它水利开发计划打响头炮，让沿河各国近年来提出的至少10座湄公河水坝的兴建计划加速实施。这些五十步笑一百步之举使沿河各国公平利用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的解决方案更加遥遥无期，最终永久改变湄公河的特性与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其诸多后遗症不是现在就能全部预期的。 

有关湄公河流域水量来源的另一类观点和看法也应该让世人了解。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政务参赞陈德海2010年3月23日的介绍说：澜沧江出境处的年均径流量仅占湄公河出海口年均径流量的13.5%，故湄公河的水量主要来自中国境外的湄公河流域而非中国境内的澜沧江。有一种观点认为：湄公河流域的东南亚四国地处亚热带雨林地带，以前那里的雨水很充足。近十几年来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很快，工业化的进程对当地能储蓄大量雨水、截留湿润气流的热带雨林破坏严重，这才是导致湄公河水量大幅减少的直接原因。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本来得益于东南亚热带雨林湿润的气流而潮湿多雨，但近几年来云贵高原地区同样气候异常，降雨量明显减少，就是“得益于”东南亚国家对热带雨林的过度开发、破坏。以上正反两方的意见针锋相对，孰是孰非，还要请各国的专家学者定夺。 

在南亚，中印对水资源的争端势将成为比领土争端更严重的争端。但一再声称若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建坝就不惜与中国兵戎相见的印度，其实自己早就在其境内流向宿敌巴基斯坦的河上建坝。印度根本不理睬巴基斯坦的强烈抗议，更为自己能卡住巴基斯坦的“水脖子”而沾沾自喜、得意洋洋。印方如何在中印水资源争端中占据“道德高度”并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21世纪的国际战争或局部军事冲突，多离不开对资源和能源的争夺，水资源将是各国争夺的重中之重。如何更公平更合理地分配利用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如何在自己发展的同时兼顾国际河流下游国的“水权益”，是有关各国必须认真面对的一大难题，它们无法指望由联合国、国际法院或其它国际组织——这些“难断家务事”且有职无权的“清官”们——来“公平断案”。

（五）

在我看来，面对“水资源匮乏”以及围绕这一危机爆发的争斗，是各国生死攸关的议题，是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无能为力加以处理，需要一个全球政府来解决。

实际上，水资源危机也是先秦战国时代的主要危机之一，当时黄河流域各国为了争夺河水不断斗争，甚至用蓄洪手段来进行总体战。这一危机推动了统一帝国的出现。

2012年10月26日

〔另起一页〕

第六节

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全球内战

报道指出，“伊斯兰堪比埃博拉，第三次世界大战再掀高潮”：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不断发酵，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国（ISIS）趁机进一步强化影响力，各国打击伊斯兰国相关事宜再度成为舆论焦点。如果说伊斯兰组织搅动的全球化争端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文明冲突”的话，至少算得上是二战之后又一场具有充分依据的全球大战了。

法国发生严重恐怖袭击后，黑客又攻击数以百计法国网站，宣扬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一些网站主页内容遭篡改，例如黑色背景上出现“法国去死”、“查理去死”和宣扬极端思想的文字，落款通常是“反对法国”。此外，“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在“圣战”网站上发布声明称，只要法国士兵继续占领马里与中非等国的土地，并轰炸叙利亚与伊拉克的人民，只要法国“蹩脚的”媒体继续诋毁先知穆罕默德，法国将面对更多、最惨重的局面。

眼下，《查理周刊》遭袭引发的抗议仍在继续。随着事态的发展，法国将矛头进一步对准了伊斯兰国。1月13日，“夏尔·戴高乐”号航母及其战斗群出发前往海湾，准备参加空袭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虽然1月7日就已有法国国防部消息源指出法国将派遣航母前往中东，但这次出航比预期提前。媒体推测，法国总统奥朗德可能在航行中的“戴高乐”号甲板上发表打击“伊斯兰国”的宣言。这一行动显然带有报复《沙尔利周刊》袭击案的性质，此前法国仅出动了少数陆基飞机为美国轰炸“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加油支持，而“戴高乐”号航母上搭载有数十架舰载战斗机，攻击能力十分强大。

据说，“全球联合反恐”已是“大势所趋”。法国日前组织的反恐游行得到多国政要支持响应，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及众多欧洲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游行。美国总统奥巴马派司法部长霍尔德代表他出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出席游行。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亲赴游行现场，但这并不表示美国的反恐战略有所转变。白宫最新消息称，奥巴马希望与国会就一项授权他使用武力打击伊斯兰国的法案展开合作。目前，美国正领导国际联军利用空袭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激进分子。

随着恐怖气息的进一步蔓延，原本对联合美欧打击伊斯兰国态度不明朗的俄罗斯也开始显示出积极的姿态，企图转移被动处境。

《查理周刊》编辑部遇袭击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时间谴责了这起袭击事件，并对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和同情。克里姆林宫新闻办公室1月7日表示，“俄罗斯首脑痛斥恐怖分子的无耻行为，并表示，随时准备与社会各界共同与恐怖主义进行斗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13日公布一段影片，为两名在叙利亚被捕获的俄罗斯间谍遭到枪决，而行刑者为一名年约10岁的男童。此举无疑进一步激怒俄罗斯。

数月来，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叙利亚两国迅速坐大，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形势构成严重威胁。媒体指出，相比本·拉登时代，如今的“基地”组织四处扩散恐怖主义，影响又在扩大。“基地”组织的国际化令全球反恐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该组织“教化”大量外国“圣战者”并利用他们向目标国家渗透，越来越多的“基地”组织成员来自欧美国家，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令防范难度大大增加。

在全球恐怖主义威胁的版图上，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毋庸置疑也是全球反恐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渗透、“基地”组织等境外势力的支持、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等，都助推了恐怖主义在这一地区的蔓延和发展。

另外新年伊始，尼日利亚北部巴加也发生了“屠城”事件。五天之内，“博科圣地”将巴加及周边至少16个定居点夷为平地，两千余人惨遭杀害。骇人听闻的是，恐怖分子竟强迫儿童充当人体炸弹。舆论认为，“博科圣地”今年将取代埃博拉病毒成为非洲最大威胁。

不少声音认为，针对恐怖主义出现的新动向和新变化，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加大反恐情报收集与分享，强化网络反恐，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流动和融资渠道，推进去极端化，坚持标本兼治，致力于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和滋生土壤，达到全方位遏制恐怖主义的目的。正如11日巴黎百万人团结大游行所宣示的那样：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起来！

巴格达大学政治学教授阿马里指出，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威胁。伊叙两国及其周边国家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欧美国家恐怖威胁明显增加，以“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在非洲活动猖獗……“今年将成为全球反恐的关键之年，国际社会携手打击恐怖主义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

不过在我看来，上述报道所体现的国际舆论目光短浅，还是在用二十世纪“世界大战”的观点看待事物。

实际上，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深入，现今的冲突与其说是“各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不如说是“一个全球社会内部”的“全球内战”。也就是说，世界金奖进入的不是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一次全球内战”！

在全球内战结束之后，一个全球政府就会出现了。

全球内战可能不止一次，而是反复多次，甚至历时百年。全球内战将是全球政府的催化剂。

〔另起一页〕

第七节

异教的神与真正的神

异教的神是人性的自我美化，真正的神是人性的自我否决。

基督教中国不是要沿着西方基督教的道路走下去，而是要沿着十字架的道路走上去。

首先，异教的神与真正的神之对比，有一个问答可以参考：

问题：耶稣是神话吗？耶稣只是其它古代宗教的异教神的翻版？

回答：有些坏人称新约里耶稣的记述只是从如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阿多尼斯，阿提斯和密特拉神的故事那样的异教传说中借来的神话。他们声称这些神话其实和新约里对于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叙述是一样的。如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所说：“基督教里什么都不是首创的。”

要找出福音作者们有没有从神话里借用的真相，很重要的是：（1）公开这些说法之后的历史，（2）考查那些相比于基督的假神的真正描述，（3）揭示其所犯的逻辑错误，和（4）看看为什么新约福音是对于真实的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的可信叙述。

说耶稣是神话或是夸张的这种说法始于十九世纪德国神话学家的作品。他们基本上说的是耶稣只不过是各地都有的死亡又升天的丰饶之神的翻版，如美索不达米亚的塔木兹、叙利亚的阿多尼斯、小亚细亚的阿提斯和埃及的和努斯。需要指出的是有这些理论的书没有一本被当今学术界当真。比如，说耶稣是回炉塔木兹的说法被当今学者研究后认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些做法只是最近才又被捡起来，主要是由于大量不可靠来源的信息传播。

这让我们进入下一个调查领域—古代神话的神真的反映出耶稣基督这个人吗？举个例子，《时代精神》这部电影对于埃及神和努斯有以下描述：

·他出生于12月25日，母亲是童贞女伊西斯·马利亚

·东方的一颗星预示了他的到来

·三个王来敬拜新生的“救主”

·他12岁成了神童老师

·30岁时他“受洗”开始“事奉”

·和努斯有12“门徒”

·和努斯被出卖

·他被钉十字架

·他被埋了三天

·他三天后复活

然而，仔细考查关于和努斯的实际资料后，我们发现以下内容：

·和努斯的母亲是伊西斯；历史上她没叫过“马利亚”。而且，“马利亚（Mary）”是玛丽安（Miryam）或米利安（Miriam）的英语形式。经书最早的版本里甚至都没有用过“马利亚（Mary）”。

·伊西斯不是童贞女；她是奥西里斯的遗孀，和奥西里斯怀了和努斯。

·和努斯生于科雅克月（10/11月），不是12月25日。而且，圣经里没有提过耶稣的真正出生日期。

·没有记载说三个王在和努斯出生时拜访。圣经从没说过去看基督的博士的人数。

·和努斯绝不是“救主”；他没有为任何人而死。

·没有记录表明和努斯12岁做老师。

·和努斯没有“受洗”。和水有关的唯一记述是有故事说和努斯被撕成片，而伊西斯让鳄鱼神把他驮出水。

·和努斯没有“事奉”。

·和努斯没有12门徒。按照和努斯的记述，和努斯有4个追随他的半神，还有迹象表明他有16个人追随，不明数量的铁匠和他一起打仗。

·没有记述说和努斯被朋友出卖。

·和努斯不是死于钉十字架。关于他的死有诸多说法，但没有一个是钉十字架。

·没有记述说和努斯被埋了三天。

·和努斯没有复活。没有记述说和努斯从坟墓里出来，身体完好。有些叙述说和努斯/奥西里斯被伊西斯救活然后成为阴间的主。

两相比较，耶稣与和努斯根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那些称耶稣基督是一个神话的人也把他比为密特拉神。所有上面讲的关于和耶稣基督的描述都不适用于密特拉神（如：童贞女所生，钉十字架，三天后复活等）。密特拉神神话到底怎么说的？

·他是从坚硬的岩石里出来的，非女人所生。

·他先与太阳、后与原始的公牛作战，这被认为是最早的创造行为。密特拉神杀死了公牛，这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

·密特拉神的生日是12月22日，和冬至是一天。

·没有谁提到过他是伟大的老师。

·没有谁提过密特拉神有12门徒。他有12门徒的说法可能是来自他被十二星座环绕的壁画。

·密特拉神没有身体的复活。当密特拉神完成尘世使命后，他活着被一辆战车带到天堂。

早期基督作家特土良确实写过密特拉神崇拜者重现复活的场面，但这远在新约时代之后，所以如果是剽窃的话，那是密特拉崇拜在模仿基督教。

对于奎师那，阿提斯，狄俄尼索斯以及其他神话中的神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但结果是一样的。最终，圣经里描述的历史上的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传说中“耶稣故事与异教传说的相似之处”是被夸大了的。而且，尽管和努斯、密特拉神等等早于基督教，但是对于这些“先于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绝少历史记录。有关这些宗教的绝大多数早期篇章都来自于公元三四世纪。要认定这些（没有记录的）宗教“先于”基督教的信仰、却以他们“后于”基督教信仰的记载，来作为论据，太过幼稚了。相反，把这些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之处归结于这些宗教模仿基督教有关耶稣的教训，才更合逻辑。

这让我们审视下一个领域：那些声称基督教借用异教神话宗教的人所犯的逻辑错误。我们着重考虑两个谬论：原因错误和术语错误。

如果某事先于另一件事，结论是第一件事造成第二件事。这是原因错误的谬论。每天早上公鸡打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鸡“导致”太阳升起。即使基督教之前的神话叙述与基督极为相似（其实它们并不相似），这也不意味着福音是作者们编造的。因为，这样的因果推断，无异于说“电视剧《星球大战》导致了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计划”。

术语错误指的是一些词被重新定义来证明某事。例如，《时代精神》电影中说和努斯“开始了他的事奉”，但“事奉”这个词被重新定义了。和努斯没有实际的“事奉”——没有任何像基督的事奉。那些声称密特拉和耶稣的相似的人谈到，“受洗”最早使得先知们开始崇拜密特拉……但事实是这样吗？密特拉的牧师们将新入会的人放进一个坑，在坑上吊一只公牛，剖开公牛的肚子，将公牛的血液洒在新信众身上。这样的做法与基督教受洗——人从水下走过（代表耶稣的死）然后从水里出来（代表耶稣的复活）——没有相似之处。但是鼓吹“耶稣是神话”的人却用同样的词“受洗”来说“牛血淋头”，就是企图建立两种仪式的联系。

这就把我们带到新约真实性的主题。新约的历史真实性的证据超过了任何古代作品。新约作者更多（九位）、更好，而且比那个时代的其它材料的作者都更早。而且，历史证明这些作者至死坚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有人会为他们认为真实的谎言而死，可是没人会为他们知道是虚假的谎言而死。想想吧—如果有人要像对使徒彼得一样将你头朝下钉十字架，而你宣誓放弃一个你明知故说的谎言就能活命，你会怎么做？

而且，历史表明神话至少要经过两代人才能进入历史记述。这是因为只要有目击者，就可以驳斥错误、揭露神话粉饰。所有新约福音都是在目击者在世的时候写的，保罗的书信有的早至耶稣复活之后十多年的公元50年。保罗直接接触了当时的目击者们来确定他的见证（哥林多前书15:6）。

新约证明了这一事实：一世纪时，耶稣没有被误认为任何其他神。当保罗在雅典布道时，那个城的精英思想家们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使徒行传17:18-20，新美国标准本）。显然，如果保罗只是重讲其他神的故事，雅典人不会将他的教义称作“新”的和“奇怪”的。如果神的死而复活在一世纪很多的话，那么为什么当使徒保罗布道说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门的人不说：“啊，就像和努斯和密特拉神一样？”

总而言之，说耶稣是神话中的神的说法起源于一些作者，其作品已经被学者们否定、包含逻辑谬误、不能与已经经历了近两千年缜密审察的新约福音相比。只要审视那些神话的原本，所谓耶稣与其他神之间的类似之处就没有了。耶稣是神话这一理论依赖的是有选择的描述、重新定义的概念和错误的假设。

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当他问最终确定一个人的永恒命运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马太福音16:15）时，他的声音高过任何假神。

……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问题写的大致不错。

但是它没有还是没有指出：耶稣基督是以天父为本的，也是贬抑人性的。

这是因为，真正的神是人性的自我否决，而异教的神却是人性的自我美化。

其次，基督教中国不是要沿着西方基督教的道路走下去，而是要沿着十字架的道路走上去。

这是因为，西方基督教已经过于人性化了，而且因为人性化而变得过于世俗化和腐化了。基督教中国不是要沿着西方基督教的道路走下去，而是要沿着十字架的道路走上去——这就要求抵抗人性的腐蚀、张扬神性的牺牲。

正如圣经所说：

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上帝。

（《腓立比书》）

这样的神超越人性，所以体现了不朽的思想：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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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基督教为什么不是偶像崇拜？

偶像崇拜通常指对任何一种人物的崇拜，与一神论的独一真神（上帝）相对，因为偶像是人手所造的物体。在亚伯拉罕诸教中，被认为是一项主要的罪，有时导致激烈的破坏偶像运动。

“破坏偶像主义”便是会破坏宗教图像或反对宗教敬仰的教条、常规或态度，对宗教图像持较激烈的反对行为。

然而各个宗派之间关于什么才算是偶像没有统一意见。在其它宗教里使用祭祀图像是被允许的，但是“偶像崇拜”一词常常被回避，或是自然地被否定。

一般的反对崇拜偶像，则称“无偶像论”，与崇拜偶像相反。反对偶像崇拜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能接纳很多其它宗教如佛教、道教、印度教等众多民间信仰的主要原因。

被认为是偶像崇拜或是有类似嫌疑的，包括制造各种神灵的形象，或是宗教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如先知、圣人、神职人员，制造人或动物的形象，使用宗教或世俗符号。神学家将概念推而广之，包涵了将任意非神灵的事物神化，这也包括世俗生活中的事物，而不仅仅是某一具体图像。例如，天主教义中称：“偶像崇拜不单单是指异教的错误信仰。只要是人类将所造物抬高到上帝的位置，不论这是其它神灵、或是魔鬼（如拜撒旦教）、权势、享乐、种族、祖先、国家、金钱等，都被认为是偶像崇拜。”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本来也反对偶像崇拜的，但为了迎合信徒需要才有佛像的，而神道教实际上没有偶像，却是真正的多神教。而在一神教内部对于圣像也有分歧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还有基督教中新教几乎完全排斥圣像的，即使新教的十字架上多没有基督受钉像的，但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历史上经过大争辩，发生过圣像破坏运动。但是制造偶像的人们辩护说，这是为了方便文盲记忆圣经典故，而且当时印刷术尚未发达。

在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制度支配下，自远古直至清末，中国宗教很早的就分别满足天子唯一可进行祭天的精神崇拜；及满足朝臣以下社会有偶像的需求，所以也造成了多数汉族普遍跟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不愿意了解对方的根本原因之一。

在《新约》中，希腊词汇出现在保罗书信、《彼得前书》、《约翰一书》、和《启示录》中，并被用作贬义，视为恶习。十二使徒遗训和使徒法令要求远离“偶像的污染”。希伯来文中偶像崇拜包括 avodah zarah（拜外邦神）和 avodat kochavim umazalot （对天体和星座的崇拜）。

在现代语境中，偶像崇拜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概念。它也指社会现象，即产生爱好的感觉，并对其崇拜。该词被广泛用于演艺圈中。

由此可见，偶像崇拜是有限者的一种毛病，并非基督教教义所固有。因为人是视觉动物，离开视觉几乎不能思考。所以可以说：基督教不是偶像崇拜。

那么，同样的理由是否也可以用来替回教，甚至佛教开脱？

不行，因为回教与佛教他们没有三位一体的神秘。

三位一体的神秘无法用任何形象来表达。甚至无法用理智来思考。这才接近了上帝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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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论全球民族

（一）

据统计，欧美白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以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最高，然后就逐渐衰退。正如俗话所说的，“升官容易，做学问难”，因为受到提拔的机遇可以使庸人一夕成名，而人的学问有丝毫长进却需要长期的努力。内在萎缩更是外在扩张改变不了的颓势，而且最终导致外部萎缩。果然，半个世纪以后，非殖民主义运动就出现了。可以预测，白种人在全球人口中的人口比例，还将进一步下降，从而恢复“历史上的常态”。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技术魔法，一旦被其他民族运用，同样能产生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精力，这即使需要几百年时间以及诸如“消化过程”等附加条件，但这些条件现在已经充分具备了……

正确的人种比例也许正在形成新的全球民族？全球民族像是一股天籁即将蜿蜒而出，离开地下洞穴，驰往新的天体，响起出征的衷心赞美。这确实超出今天的想象，但记住，世界上所有东西都会彻底改变，即使在未来的人们看来是稀松平常的事，今天出现也常常令人震惊，例如，我们自己的衰老和亲朋好友的死亡。即便始终如一的“我”，也每天都在新的形成中！而正是那些愿意改变现状的人们，其先天因素与后天遭遇所合成的命运，迫使他们干下那些匪夷所思的怪事，不仅是自我满足，而且满足了世界，从而摇撼了历史、推进了文明。

所以，全球民族一定会出现，他们可能是现有种族的不同比例的混血，就像印度人和南美人那样，是灰色的民族。那时候，金发碧眼的少数民族将作为人类保护地的稀有品种受到珍藏，而纯粹的黑人也将像现代美国社会那样稀少。至于同性恋，那是生存欲望下降的结果。缺乏生存欲的人，生殖欲就会下降，也就不再充满权力欲了；生存欲强烈的人才会有“坚强的意志”，不仅是意志坚强，而且是“具有侵略性”。这样的人为了达到想象的目标，可以抑制甚至减低生存的欲望。但他不会为了意志的满足而抛弃生命本身。“有献身精神的人肯定有权力意志，尽管常常表露得十分隐晦：即使是科学上的献身，其追求成功的愿望也要比别人更强烈才行。所谓好胜心，正是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也正是献身精神的真实基础。”而所谓优胜者，无非就是那位有幸最后退出角逐的人，这意味着他必须比别人承受更大的压力与牺牲。

一个民族得以成为整体的秘诀就在于“心甘情愿的等级制度”。房子之所以能建造完成，就在于有上下左右：必须有甘居底层的，高层才能挺拔稳固。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都像现在的支那人这样，你追我赶同样的欲望，竭力蜂拥到同一跑道，全球社会要不混乱瓦解才是奇怪的。

中国文明整合世界的功能不是基于复古，而是需要开创一个新的制度。这个全球制度不得不容纳作为区域居民的支那人的国民性，而不是像日本留学生周树人（鲁迅）所宣扬的那样“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典型的“削足适履”，说得严重一点，在客观上适应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需要，后来在日本侵华战争的血腥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喧嚣里，得到贯彻。当时的中国，国难当头，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改造自己的国民性，而日本的入侵迫在眉睫，“改造国民性”的喧嚣足以搅乱中国。毛泽东后来大力宣传鲁迅精神，可能是因为他像鲁迅代表了日本一样代表了苏联征服中国的企图，而心有戚戚焉。须知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就在于他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而不在于他能够不断改造国民性。事实表明，调整战略比改造国民性容易得多也有效得多。

（二）

“技术”只是实现“愿望”、遂行“愿望”的手段。要是没有“愿望”，怎么会有“技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现代中国的病症不在于没有“技术”，而在于缺乏“愿望”：或是有愿望，但是并不强烈，只有声明，没有行动。要是缺乏行动，人怎能掳获生活？古老的动物以中古的精神在追求现代化，能得到四个圆满？而新精神的产生，却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重大的危机成为创造之源。创立全球政府、促进世界一体、推动民族同化、让中国文明模型的世界意识倾向重新抬头……以及新的全球民族像“汉人”或“罗马人”那样诞生并成长为不可救药的费拉民族（在生番[原始民族]、熟番[文化民族]之后的[烂熟民族]：仿佛过于成熟的苹果），可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但却是道德一体化的复归。政治之作为艺术与道德的交汇点，诚然立足于二者调和的基础上，但政治的表现形式在特定的时空只能有一个（艺术或道德）占据上风，或是艺术，或是道德。对现代世界而言，随着技术的爆炸，道德对艺术的规范作用正在与日俱增。民族的自新运动说到底是新道德规范、新行为方式的系统诞生。在全球文明一体化的意义上，一个道德的营垒毕竟比一个无道的商场更为安全。何况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军事事务与文化事务也并非格格不入，它们有时相克但有时相生，许多文化上的创造活动甚至迫于军事需要而兴起。在锻造全球一体的营垒中，道德、品格、效率、秩序、文明，是配套的……当精神价值的崇拜，部分代替了肉欲的满足，方能彻底缓解现代世界争夺生存资源的紧张状态。营垒本身并非停留的目的，而是类似《圣经》“过红海”、“在旷野”、“入迦南”等运动的工具。正如在人类的世俗历史上，出非洲（类似埃及）、在欧亚（类似旷野）、入美洲及澳洲（类似迦南）。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创立全球政府、实现礼制的天下统治、科学的世界秩序。营垒是压舱石，“以不变应万变”，把飘摇动荡的现代世界带入全球一体化的安全地带。

营垒的战略在于轻装：数量要减少、质量要提高，这是赠给自新者的金玉良言，是不同领域中的共同座右铭。这圣功不是欧洲人所谓的“综合”，因为它的前提并非“分析”。分析的时代，不过是“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欧洲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毒虫四起的乱世，才崇尚分析的利器；但分析不是智慧的途径，正如综合不是获救的道路。惟有贯彻到底自我舍弃的圣功，方能激发历史的觉醒；整合破碎的海岸线，弥合直线划分的国家版图，那是由欧洲海盗的随机扩张、生硬撕裂而成的。要从欧洲殖民主义的迷梦中醒来，就要和我们今日所习见的一切告别，如此巨大的文化沧桑以致根本无人相信它会来临，无人相信现代世界的文明框架终将和古代的嗜血偶像一样垮台。但这终究会发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作为主权国家的理论基础就要被堆进尘封的博物馆，除少数专家外再也无人问津……因为分析哲学的黄金时代和唯物主义的狂暴痉挛终于过去了。就像随着战国的终结，韩非的思想终于被人忘却并被学者们逐渐误解以至面目全非。现代人都责怪西楚霸王坑埋秦俘、火烧阿房、发掘秦陵过分残酷，更有劳动人民雇佣的秀才们愚蠢地指此为西楚灭亡的远因。其实，这些惊天动地的暴行完全是嬴政平定六国的翻版，对摧毁秦人的精神其实必不可少，也是对秦国两百年不断扩张的答复和了断。

（三）

近代中国哲学史家中最具全球眼光的冯友兰，在其为美国学生撰写的《中国哲学简史》的第十六章“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中，以一位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指出：有句话说“历史决不会重演”，又有句话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也许含有全面的真理。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当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秦统一前的政治状况。这里用world（世界）翻译中文的“天下”，“天下”的字面意义是“普天之下”。有些人将“天下”译为empire（帝国），他们认为，古代中国人称为“天下”者，只限于中国封建诸国的范围。但是我们不可把一个名词的内涵，与某个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这个名词的外延，混淆起来。就外延说，它限于当时的人所掌握的对事实的知识；就内涵说，它是个定义的问题。举例来说，古代汉语的“人”宇，当时所指的实际是限于中国血统的人，可是并不能因此就在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时译作“中国人”。古代中国人说的“人”意思，确实是想指人类，不过当时他们对人类的了解只限于中国的人。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

从孔子时代起，一般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政治思想家，就开始考虑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问题。所以秦朝的统一中国，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好像是今天在我们心目中的统一全世界。秦朝统一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天下政府之下，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保持天下太平即世界和平。但是近几十年来（指十九世纪末期开始的几十年），中国又被拖进一个世界，其国际政治局面，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相似。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已经被迫改变其思想和行动的习惯。在中国人眼里，这无异于历史的重演和退化，结果造成了现在的苦难。

传说仓颉造“中”字，就用“指事”方法；而“国”字则是“会意”：指四面围起来的“或”（古通“域”，系站在土地边拿戈之人），即圈起来的土地。“国”，古指都城（见《礼记·杂记下》），但多指地域，如王维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但仓颉非笨伯，圈起来自有他的道理，所以早先是指的侯王封地（见《汉书·地理志下》）。中与国，用两字以偏正组成一词为“中国”，原本为首都或中原地域之意。所以“天圆地方，国在中央”，“中国，京师也”（《五帝本纪》）。又，据“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大·小雅》）、“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礼记》）、“蛮夷猾夏”（《尚书·尧典》，郑玄注：猾夏，侵乱中国也）、“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天官书》）、《晋书》“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指魏）、《明实录》“伏维北京，南俯中原”（古视豫州为九州之中，故称中原，见《出师表》“北定中原”）等典籍，可考证：古时所谓“中国”，即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之意，实指地域。用为“祖国”，可，但并非近代欧洲意义的“国家”称谓。

这种传统看法虽然否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国际法地位，但结合冯友兰的著作读起来，却有一种意外的效果，它提请人们注意：一个通过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人造的“天下政府”（汉朝），可以制造出一个相应的“汉族”；所以“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努力创造一个“中华民族”。而日本人也曾经试图在朝鲜、台湾、满洲等地，创建一个个次等的“大和民族”；因为“大和民族”这个概念就是“高度混血的民族”（而“日本”和“朝鲜”这两个名字，也都是从中国人从自己的方位去称呼“东方地区”的，例如朝鲜意为“朝日鲜明”，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国既然能够如此，这对当今世界就产生了一个提示作用：全球政府也将完全可以通过长期的驯化创造出一个“全球民族”的！

正如冯友兰指出的，春秋作为“封建时代”，不仅个人行为而且各国行为都受到礼的约束，其中有些礼适用于和平时期，有些礼适用于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遵循的平时和战时的礼，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法。在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无效，一国进攻别国却不宣而战，一国的飞机轰炸别国医院，装做没有看见红十字。在春秋战国时代，也看到相似的“国际法”无效的局面，这就是礼的衰微。春秋时代，还有人尊重国际的礼。如《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宋襄公亲自指挥宋军，当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以及楚军渡了河还未排列成阵的时候，宋军司令官两次请求襄公下令攻击，襄公都说“不可”，还说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结果宋军惨败，襄公本人也受伤。尽管如此，襄公仍然辩护他原来的决定。还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宋军司令官恼怒地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但是宋襄公所说的符合传统的礼，代表封建武士的骑士精神；宋国司令官所说的代表礼崩乐坏年代的现实。冯友兰认为，今天各国政治家用来维持国际和平的方法，与春秋战国时各国政治家试用过而未成功的方法，何其相似。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也是令人丧气的。例如，公元前551年在宋国召开过十四国“弭兵”会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后来，将当时的“天下”划分为两个“势力范围”，东方归齐国控制，西方归秦国控制，公无前288年齐王为东帝，秦王为西帝（《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国之间也有各种联盟。战国时代，联盟归结为两大类型：由北而南的“纵”，由西而东的“横”。当时有七个主要的国家，其中的秦国最富于侵略性。纵的联盟是六国对付秦国的，由于秦国在最西，六国分布在东，由北而南，故名合纵。横的联盟是秦国与六国中的一国或数国结盟以进攻其余国家，所以是由西而东地扩张，故名“连横”。冯友兰认为，秦国的政策是在六国内广泛运用“第五纵队”的战术；我们则认为，这是国际融合集团的创世纪活动导致的。

在我们看来，秦国虽然平定了六大主权国家，却没有能够成功建立一个融合六国民族的“秦族”，虽然秦的威名远扬，使得欧洲人至今称呼中国为“秦国”（CHINA），但我们不希望“中国文明整合世界”被误解为“秦国文明整合全球”。况且最后整合六国民族为一个民族的，不是秦的二十年，而是汉的四百年。从集权的汉朝政府创造了集权的汉民族、拉丁语的罗马帝国创造了拉丁民族、四分五裂的印度帝国创造了四分五裂的印度民族、回教征服者创造了今天五方杂烩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可以相信，未来的全球政府一定能够创造出相应的“全球民族”，和全球通用的语文，就像古代的拉丁语、汉语、阿拉伯语和现代的西班牙语和英语那样。

（四）

文明与种族不仅并不等于，而且经常是相反的概念。而不像二十世纪主权国家横行霸道时代的人们所臆想的那样，是两个互通的概念。种族是生物学概念，文明则是人类学概念（不是“社会学”概念）。一个高智能种族可能并不开化，而一个低智能种族可能却是文明的；因此把种族观念硬套到文化上及社会上必定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及纷乱。新的全球民族（国际融合集团）的兴起，只能作为新的全球文明兴起的必然结果而出现于世界历史的熔炉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既不是一个新种族，也不是一个新种姓，更不是一个新帝国。

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兴起的条件、代价是什么？是听起来未免有点严酷，看起来未免怵目惊心的“全球自新”。这使古代的“民族迁徙”相形之下成为孩子们的游戏。现代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供候鸟们搬迁了，因此，就地清洗旧的，通过新的全球融合集团以造成新的全球民族，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1、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成员必须坚信：唯独他们的行为方式及道德规范才能为世界历史开辟一个新的局面，才能挽救“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危机。他们不但要“坚信”，更要去“力行”；用狡计、无畏、热血、贪婪、公正、道义心、自我牺牲等等作为力行的可靠武器。

2、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即作为“中国文明的产物”，它的影子刚刚在我们的心目中出现。它若成为世界文化的核心，就必须保持稳定状态。很难设想，一个核心不能保持稳定与紧密团结，它的附着物与非核心部分──全球民族──怎能集中、生长？

3、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应该大力弘扬纪律、训练、条理化，总之，应保持高度的紧张与压力。它的目的是，使这个未来世界的核心愈来愈坚强，具有愈来愈大的反压抑力量。唯有如此，它才能完成团结世界、一统天下、创造全球民族的天命。

4、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从根本说来不是反传统的，而应而应做一个调头（U_Turn），沿着中国文明两千年来的道路继续前进：压制并规范人的个性、限制其自我表现于文化范围之内。中国的后现代化过程，说穿了就是用现代的科学观念及其技术手段为强力工具，继续强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趋势，并将其领域从现在的中国扩展到“未来的中国”也就是整个地球。尽管在自新的全球融合集团运动及其创造的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而不仅仅是全球文明体系），很可能会出现若干反传统特点。但我相信，其作用是在新的全球融合的高度上，更好地发扬“中央王国的传统”。

5、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一趋势将作为一种永恒的秩序不变地保持下去。我的意思，是指明未来全球融合集团将有这样一段历程。

6，千百年后，这一秩序也会过去。但在此之前，为了安慰未来的战士，在经历了一段痛苦而又充满了创造精神的混乱期和无政府状态后，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形成，必有一个更为强大及有效率的统治秩序应运而生，这已被历史证明过了。

7、按照这个判断、新的全球融合集团的领袖们应该施行两套方案：一套对内：尽力培植道德精神与秩序；一套对外：尽力鼓动艺术精神与颠覆。要使这对内、对外的两套方案并行不悖，还要相得益彰──使外人羡慕中人的道德与秩序，使中人鄙视外人的艺术与革新。全球融合集团的精神，需要多大的才干与谋略！类似任务的规模，是古今任何一个统治集团还没有经历过的。

8、两套方案，将使“中国”益强而“外国”益弱，最后则全球政府、全球民族、全球文化不难形成。这是比任何物质上的现代化都更有决定性的转折。

9、要培育这样一个高效率统治集团，其第一步就是组建全球民族的坯胎──全球融合的文化阶层，这就是未来意义的全球士大夫阶层。超越国籍和族别的全球政府，就是从全球融合集团从这一精英沃壤中卓然升起的。

10、全球政府不仅要消除军费、从而真正提高全球人民的生活品质，且要利用现代技术使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得以巩固，使新的全球民族有效凝为一体，哪怕那是一种灰不溜秋的“超级印度人”甚至棕色的“超级南美人”：以便作为未来太空活动的坚实基地。而这一切又需要一个核心中的核心、精魂里的精魂──这就是“中央王国的天子之光”。

11、唯有朝拜天子之光的向心力，才能保证新的全球融合集团恪守自己的道德，凝聚自己的反击力量，少受外面正在分崩离析的世界之诱惑，不浪费自己的力量──坚定地、艰难地走向充满危险的世界秩序。

12、这种严格区分内、外（即“全球中枢”与“全球各地”）的差别战略是如此重要。为其实现，需要一个奉行超级道德、拥有最高效率的融合集团。为了全球融合的目标，必要时不惜诉诸战争，就像罗马共和国各个击破并完全平定了彻底腐败的主权国家，因为文化战的主人才是新文明的核心，是新的“中国”、新的全球融合集团、全球民族与全球文化的真正生命线。

正如法国人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1585─1642年）所说，“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这个道理不论是在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都是畅行无阻的，只是游戏规则略有不同罢了。

（五）

经典也好，人才选拔也好，都与教化、教育密切相关，而中国文明恰以重视教育和教化著称。早在其他文明处在神权政治的时代，西周的中国就设置了非宗教性的学校，制定了与政治体制相关的教育制度，是为“官学”。过后不久，春秋时代民间也逐渐兴办各种教育机构，形成源远流长的“私学”传统。在先秦，教育内容并不是“六经”，而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同时，“六经”也被称为“六艺”，可见其世俗化程度深入人心。

世俗的国民教育，在古代中国特盛。在各种私塾、公学中均教以同样的社会教材与同等的精神规范。以社会的治理之道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结果造就了社会共同观念的温床，因而形成了所谓“中华意识”这统一的心理、无形的纽带。这也许替未来的全球民族的形成，提供了先驱的样板。全球规模的埃及人、巴比伦人、拉丁人、汉人，也许正在我们的观照下诞生。

〔另起一单页〕

书名

世界的赌局、天子、冲突、共享、网络、思想、殖民、全球民族

God of Gambling, Son of Heaven, Conflict, Sharing, Network, Thought, Colonization, Global Nation……of the World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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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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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2016年9月第一版

September 2016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一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