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来到耶路撒冷——人类历史的回归（全集第82卷）

中国来到耶路撒冷

——人类历史的回归

China came to Jerusalem

- the return of human history

谢选骏

编著点评

2017年第一版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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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扉页与封底）

本书围绕“耶路撒冷”而展开：包括地理上的耶路撒冷，文化上的耶路撒冷，灵性上的耶路撒冷……

本书的独特之处，着眼于中国与耶路撒冷的联系，包括中国与耶路撒冷的地理联系，中国与耶路撒冷的文化联系，中国与耶路撒冷的灵性联系……

A Synopsis of the Book

The book revolves around "Jerusalem":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 Jerusalem, the cultural Jerusalem, the spiritual Jerusalem ...

The book is unique, focusing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erusalem,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erusalem,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erusalem,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erusale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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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耶路撒冷

心向着拿撒勒疾驰，身却被搁置在纽约的破纪录大雪之中……这中途的不眠之夜，让我想到这是命运要我知道何谓“朝圣者的艰辛”，也明白“无家可归的耶稣基督”为人类做出的牺牲，从而以一种端正的态度进入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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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人类最古的摇篮

第一节

东非与人类的起源

（一）人类摇篮肯尼亚

（二）东非大裂谷

（三）东非大裂谷与人类起源

第二节

耶利哥与文明的起源

（一）人类最古城市耶利哥

（二）旧约圣经中的耶利哥

（三）以色列人“吼倒”古城墙

（四）试探山，耶稣完胜撒旦

（五）桑树上，曾有一颗悔罪的心灵

第三节

向两河文明前进

（一）是前进还是倒退

（二）从城市到文明

（三）美索不达米亚

（四）从文明到帝国

（五）铁器传播与帝国主义

（六）帝国长治久安的秘诀

（七）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改革

第四节

耶稣的试探山面对耶利哥的古遗址

（一）万岁！万万岁！

（二）试探山的试炼

（三）基督的奇迹

（四）哭墙的反动

第二章  耶路撒冷的出现

第一节

耶路撒冷面面观

（一）耶路撒冷与亚伯拉罕宗教

（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

（三）现代以色列建国影响

（四）当今耶路撒冷面面观

（五）耶路撒冷的未来

第二节

耶路撒冷的历史、现实、思想

（一）耶路撒冷的历史

（二）耶路撒冷的现实

（三）耶路撒冷的思想

第三节

耶路撒冷的争夺战

（一）耶路撒冷争夺战的历史

（二）耶路撒冷争夺战的现实

（三）争夺战之下的耶路撒冷及其他

第四节

网络游客笔下的耶路撒冷周边

（一）思昔睹今，体味中断两千载而复国的以色列韵味

（二）踏访圣城，领略犹太教长期浸淫的名城风采

（四）畅游圣所，考量伊斯兰教之所展现

（三）朝拜圣迹，探寻基督教的本源和要义

（五）见识奇景，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六）考察思索，以色列创造力的奇迹

第三章  圣经历史如是说

第一节

上帝的启示

（一）上帝的召唤、圣经的来历

（二）圣经的主题与特征

（三）圣经的抄本和译本

第二节

人类的背叛

（一）由考古成果来看圣经

（二）考古发现与《旧约圣经》

（三）考古发现与《新约圣经》

（四）《圣经》故事可信吗？

（五）救主的出现

第三节

天国的奥秘与耶路撒冷的毁灭

（一）天国的奥秘

（二）耶路撒冷的毁灭

第四章  圣地和十字军东征

第一节

圣地的呼唤

（一）历史上的11月27日

（二）十字军东征的起因

（三）十字军运动的序幕

（四）十字军的进步意义

第二节

收复圣地的先声

（一）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

（二）西班牙开创十字军传统

（三）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

（四）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开启

第三节

欧洲人的惊讶

（一）自说自话的地理大发现

（二）由陆路贸易转向远洋贸易

（三）葡萄牙的探索

（四）西班牙的探索

（五）征服的开始与发现美洲

（六）麦哲伦游移在两国之间

（七）葡萄牙失去了垄断

（八）新兴国家的竞争

（九）探索结束及其影响

第四节

库尔德人为何永世不得翻身

（一）库尔德人

（二）一个受到诅咒的民族

第五章  殖民主义与圣地的荒芜

第一节

殖民主义时代

（一）殖民主义概论

（二）殖民地统治方式不同

（三）重商主义时代的殖民地

（四）工业革命时代的殖民地

（五）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地

（六）两次大战前后的殖民地

（七）战后的殖民地独立浪潮

（八）新殖民主义

（九）主客体问题

（十）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殖民主义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

（一）奥斯曼帝国的殖民主义

（二）鄂图曼帝国的扩张

（三）奥斯曼帝国的中兴

（四）奥斯曼帝国的停滞

（五）奥斯曼帝国的分裂解体

（六）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军事社会宗教文化经济

第三节

帝国主义时代

（一）传统的帝国主义

（二）近代的帝国主义

（三）社会帝国主义的鼻祖列宁

（四）文化帝国主义

（五）新帝国主义

（六）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

第六章  民族解放与复国主义

第一节

民族解放运动

（一）早期民族解放运动

（二）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

（三）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

（四）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

第二节

锡安主义与犹太复国

（一）锡安主义

（二）锡安主义与以色列

（三）现代以色列的复国

（四）锡安国际

（五）美国的锡安主义

（六）反锡安主义及其回响

（七）反锡安主义过敏症

第三节

现代以色列造成的撕裂

（一）委任统治国和犹太抵抗运动

（二）英美调查委员会及其流产报告

（三）实力的较量和妥协的失败

第七章  中国的皈依与重回耶路撒冷

第一节

中国的皈依

（一）玩世不恭的老油条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陷阱

（三）“中国基督教化”的光明

第二节

“中国的耶路撒冷”

（一）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二）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

（三）“中国耶路撒冷”的成因

（四）说说温州民间的宗教信仰

第三节

历史的沉思

（一）耶路撒冷三千年

（二）犹太人、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

（三）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第四节

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兴起

（一）反对意见之一

（二）反对意见之二

（三）支持意见之一

（四）支持意见之二

（五）中立意见之一

（六）中立意见之二

第五节

华人的命定还是华人的使命

（一）回家？

（二）旅程开始

（三）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四）震动偶像

（五）建立不能震动的国

（六）雁群的阵式

（七）神掌权的计划

（八）万物复兴

（九）从东方来的智者

（十）传回耶路撒冷

（十一）从西安到锡安

（十二）上耶路撒冷来守住棚节

（十三）《中国人，去耶路撒冷》

（十四）一生至少朝觐耶稣的圣迹一次

后记

思考“耶路撒冷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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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最古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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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东非与人类的起源

（一）人类摇篮肯尼亚

在非洲的中部有一个神秘而又历史久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肯尼亚。赤道贯穿中部，东非大裂谷则是纵贯于南北。这个东邻索马里，南接坦桑尼亚，向西与乌干达连接，向北则与埃塞俄比亚、苏丹交界的国家，被认为是人类发源地之一，也被进化论者称为是人类的摇篮。

人们总是会对人类的起源有着巨大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对于自己始祖最初生活的地方更是充满了兴趣。下面就走进人类的摇篮肯尼亚，去感受一下当年我们的祖先生活的地方。

肯尼亚的旅游资源十分的丰富，是非洲著名的旅游胜地。在这些旅游胜地，您也可以找到我们人类的始祖生活的足迹。乞力马扎罗山是非洲大陆的最高峰，也是世界上的唯一一座位于赤道线上的雪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孤山，并且人类可以不借助任何特殊的设备就能达到最高点。乞力马扎罗山被称为是“非洲的屋脊”、“非洲之王”。这座高耸的火山丘四周全部是山林，在那里生活着众多的濒临灭绝的稀有哺乳动物。乞力马扎罗山是一个有趣的山脉，在这里山顶上面是冰天雪地的世界，而在山脚下却是一片热带雨林的景观，这使得这座山上有着两个不同的季节。这个有着明显的垂直地带性的山脉，在山的不同部位生长着不同地区不同季节的植被，并且有不同纬度的动物。东非大裂谷是肯尼亚的另一个自然景观，这条在卫星云图上显示出来的如同非洲大陆的一道伤疤的狭长的山谷，是人类的起源地。在东非大裂谷人们发现了好多古人类的化石，这足以证明“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活动。安博塞利公园也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公园给人们的印象应该是宁静的，但是安波塞利公园却不是这样的，这个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交界处的地方，由于气候的原因使得这里的天气十分的干燥，这个公园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漫天的黄沙和干涩的飓风。当然在这里也是最能接受自然的地方，在这里可以看到动物们最为原始最为血腥的一面，也更能够体会自然的力量。

人类的摇篮肯尼亚，一个回归原始自然的神秘的地方，一个学会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地方。

（二）东非大裂谷

东非大裂谷（East African Great Rift Valley）是世界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从卫星照片上看去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东非大裂谷素有“地球伤疤”之称。

当乘飞机越过浩瀚的印度洋进入东非大陆的赤道上空时，从机窗向下俯视，地面上有一条硕大无比的“刀痕”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著名的“东非大裂谷”，亦称“东非大峡谷”。据美国宇宙飞船测量，大裂谷每年以几毫米到几十毫米的速度加宽。有科学家预言，如果按这样的速度继续，2亿年后，它将撕裂成一个新的大洲。这条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1/6的大裂谷，气势宏伟，景色壮观，是世界上最大的裂谷带，有人形象地将其称为“地球表皮上的一条大伤痕”。

东非大裂谷的整个形状可画成不规则三角形，该谷宽度几十至二百公里、深达一千至二千米，裂谷的东支南起希雷河河口，经马拉维湖，向北纵贯东非高原中部和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直达红海北端，全长约5800公里；西支南起马拉维湖西北端，经坦噶尼喀湖、基伍湖、蒙博托湖等，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谷，全长1700多公里，是世界最长的不连续谷，由探险家约翰·华特·古格里所命名。东非大裂谷的详细地理位置以三角形的三个点来描述的话，南点在莫桑比克入海口，西北点则远到苏丹约旦河，北点则可进入死海。中间有相当多个湖泊、火山群。这条大裂谷带是一座天然储水库，集中了非洲大部分湖泊，总共有三十多个。

形成原因

据地质学家考察研究认为，因为这里处于非洲板块和印度洋板块交界处，大约3000万年以前，由于两个板块张裂拉伸，使得同阿拉伯古陆块相分离的大陆漂移运动而形成这个裂谷。那时候，这一地区的地壳处在大运动时期，整个区域出现抬升现象，地壳下面的地幔物质上升分流，产生巨大的张力，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之下，地壳发生大断裂，从而形成裂谷。由于抬升运动不断的进行，地壳的断裂不断产生，地下熔岩不断的涌出，渐渐形成了高大的熔岩高原。高原上的火山则变成众多的山峰，而断裂的下陷地带则成为大裂谷的谷底，总长6400千米。

东非大裂谷下陷开始于渐新世，主要断裂运动发生在中新世，大幅度错动时期从上新世一直延续到第四纪。北段形成红海，使阿拉伯半岛与非洲大陆分离；马达加斯加岛在几条活动裂谷扩张作用下，也与非洲大陆分裂开。

裂谷分支

这条裂谷带位于非洲东部，南起赞比西河的下游谷地，向北经希雷河谷至马拉维湖（尼亚萨湖）北部分为东西两支。

东支裂谷带

东支裂谷是主裂谷，沿维多利亚湖东侧，向北穿越坦桑尼亚中部的埃亚西湖、纳特龙湖等，经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湖以及埃塞俄比亚高原中部的阿巴亚湖、兹怀湖等，继续向北直抵红海，再由红海向西北方向延伸抵约旦谷地，全长近6000千米。这里的裂谷带宽约几十至200千米，谷底大多比较平坦。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谷底与断崖顶部的高差从几百米到2000米不等。

西支裂谷带

大致沿维多利亚湖西侧由南向北穿过坦噶尼喀湖、基伍湖、爱德华湖、艾尔伯特湖等一串湖泊，一直到苏丹境内的白尼罗河附近，向北逐渐消失，规模比较小，全长1700多千米。东非裂谷带两侧的高原上分布有众多的火山，如乞力马扎罗山、肯尼亚山、尼拉贡戈火山等，谷底则有呈串珠状的湖泊约30多个。这些湖泊多狭长水深，其中坦噶尼喀湖南北长670千米，东西宽40千米-80千米，是世界上最狭长的湖泊，平均水深达1130米，仅次于北亚的贝加尔湖为世界第二深湖。

在肯尼亚境内，裂谷的轮廓非常清晰，它纵贯南北，将这个国家劈为两半，恰好与横穿全国的赤道相交叉，因此，肯尼亚获得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称号：“东非十字架”。裂谷两侧，断壁悬崖，山峦起伏，犹如高耸的两垛墙，首都内罗毕就坐落在裂谷南端的东“墙”上方。登上悬崖，放眼望去，只见裂谷底部松柏叠翠、深不可测，那一座座死火山就像抛掷在沟壑中的弹丸，串串湖泊宛如闪闪发光的宝石。裂谷右侧的肯尼亚山，海拔5199米，是非洲第二高峰。

这一带是东非大平原，也是非洲地势最高的地主，气候温和凉爽，雨量充沛，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茶叶、咖啡、水果、除虫菊、剑麻等。在这里，咖啡豆一年可以采摘两次，茶叶一年内有9个多月可以每半个月采摘一次，除虫菊全年中可以每10天至14天采摘一次，而剑麻成熟后天天可以收割。

东非大裂谷还是一座巨型天然蓄水池，非洲大部分湖泊都集中在这里，大大小小约有30来个，例如阿贝湖、沙拉湖、图尔卡纳湖、马加迪湖、马拉维湖、坦噶尼喀湖等。这些裂谷带的湖泊，水色湛蓝，辽阔浩荡，千变万化，不仅是旅游观光的胜地，而且湖区水量丰富，湖滨土地肥沃，植被茂盛，野生动物众多，大象、河马、非洲狮、犀牛、羚羊、狐狼、红鹤、秃鹫等都在这里栖息。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国政府，已将这些地方辟为野生动物园或者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比如，位于肯尼亚峡谷省省会纳库鲁近郊的纳库鲁湖，是一个鸟类资源丰富的湖泊，共有鸟类400多种，是肯尼亚重点保护的国家公园。在这众多的鸟类之中，有一种名叫弗拉明哥的鸟，被称为世界上最漂亮的鸟，一般情况下，有5万多只火烈鸟聚集在湖区，最多时可达到15万多只。当成千上万只鸟儿在湖面上飞翔或者在湖畔栖息时，远远望去，一片红霞，十分好看。

有许多人在没有见东非大裂谷之前，凭他们的想象认为，那里一定是一条狭长、黑暗、阴森、恐怖的断涧深，其间荒草漫漫，怪石嶙峋，渺无人烟。其实，当你来到裂谷之处，展现在眼前的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远处，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着连绵的群峰，山坡上长满了盛开着的紫红色、淡黄色花朵的仙人掌、仙人球，近处，草原广袤，翠绿的灌木丛散落其间，野草青青，花香阵阵，草原深处的几处湖水波光闪，山水之间，白去飘荡。裂谷底部，平平整整，坦坦荡荡，牧草丰美，林木葱茏，生机盎然。

众多火山

在裂谷带两侧排列着众多火山，其中乞力马扎罗山、肯尼亚山最为有名。乞力马扎罗山现已辟为国家公园，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自然遗产录》。

乞力马扎罗山的神奇、壮美与疯子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期待更多的人们来欣赏、品味。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坦桑尼亚东北部，邻近肯尼亚。它由地下熔岩强烈涌动堆覆的三个圆锥形火山丘组成。主峰基博峰（“乌呼鲁峰”）高5963米，是非洲最高山峰，素有“非洲屋脊”之称。山峰雪线在海拔5000米左右，峰顶有一个直径2400米、深200米的火山口。口内冰雪覆盖，宛如巨大的玉盆。由于靠近赤道，气候炎热时，山麓的气温有时高达59℃，而峰顶的气温又常在零下34℃。

乞力马扎罗山的植被，因高度及坡向不同而发生明显的垂直变化。从热带稀树草原、热带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一直到高山草地、荒漠、冰川，依次而上。翠绿的身姿顶托着洁白的玉冠，远在200千米就能映入人们的眼帘。极目望去，翠白相间，云雾缭绕，无不使人心神幻动。

裂谷湖泊

裂谷底部是一片开阔的原野，20多个狭长的湖泊，有如一串串晶莹的蓝宝石，散落在谷地。中部的纳瓦沙湖和纳库鲁湖是鸟类等动物的栖息之地，也是重要的游览区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其中的纳瓦沙湖湖面海拔1900米，是裂谷内最高的湖。南部马加迪湖产天然碱，是肯尼亚重要矿产资源。北部图尔卡纳湖，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曾在此发现过260万年前古人类头盖骨化石。

东非大裂谷还是一座巨型天然蓄水池，非洲大部分湖泊都集中在这里，大大小小约有30来个，例如阿贝湖、沙拉湖、图尔卡纳湖、马加迪湖、（位于东、西两支裂谷带之间高原面上）维多利亚湖、基奥加湖等，属陆地局部拗陷而成的湖泊，湖水较浅，前者为非洲第一大湖。马拉维湖（长度相当于其最大宽度7倍，最深达706米，仅次于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为世界第四深湖）、坦噶尼喀湖（长度相当于其最大宽度的10.3倍，最深处达1470米，为非洲第一、世界第二深湖）等。

图尔卡纳

肯尼亚北部地区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沙漠，这里由于干旱荒凉，人烟稀少，几乎不生长任何农作物，只是稀疏地分布着一些荆棘和灌木丛，当地居民以游牧或者半游牧业为主。然而，当你乘飞机飞越这片土地时，凭窗俯视，眼下仿佛有一颗巨大而又美丽水晶珠在茫茫荒野上跳跃着，这就是非洲著名的内陆湖泊——图尔卡纳湖，又名碧玉湖。图尔卡纳湖曾经被称为“卢多尔湖”，卢多尔夫是奥地利太子的名字，1975年改用湖区西岸马赛族的图尔卡纳部落的名字。

图尔卡纳湖同样是东非裂谷带上许多湖泊中的一个。湖区呈条带状，南北伸延256千米，向北一直抵达到埃塞俄比亚边界，东西宽50至60千米，面积6400多平方千米，湖南海拔375米，它不仅是肯尼亚境内最大的湖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咸水湖之一。

由于图尔卡纳湖处于干旱地区，水源不足，湖盆周围的侵蚀作用比较微弱，因而到今天仍然停留在孤立隔绝的状态之中。由于湖水不能外流，形成了一个面积巨大的碱水湖泊，湖水具有明显的滑腻感，表现出较强的去污能力。其实在那久远的年代里，图尔卡纳湖曾经同尼罗河是相通的，只是因为后来的地壳运动，相互之间才渐渐失去联系。今日的图尔卡纳湖，其南部是一片深水区，最深处可达120米左右。

湖心有南、北、中并列的3个小岛，岛上长满了翠绿的草丛。图尔卡纳湖水碧绿，水性清凉，非常有趣的是，除南部湖水中含盐度高可以提取各种盐类外，其他浅水区的湖水只是略带咸味，仍然可以入口饮用。尤其是湖区内的水产异常丰富，鱼的种类众多，鱼儿的个头也比较大，有的鱼长约数米，重达百十来斤。特别是湖中盛产鲤鱼，鲤鱼的数量众多，个头也比较大，有的长达10多米，发怒时能够顶翻湖水中的木船。

由于图尔卡纳湖是因断层陷落形成的，湖区四周耸立着许多座火山。这些早已熄灭的“死火山”，形同一个个巨大的圆锥傲然挺立在东非高原上，显得格外壮观醒目。由于这些火山昔日多次喷发，火山风化物已经形成一层厚厚的暗棕色土壤，土质肥力非常强，加之气候湿热，非常适宜各种植物生长。火山山腰及湖滨地区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和牧草，碧绿的香蕉、芭蕉丛，鲜嫩的青藤架，巨大的芒果树以及椰子树、棕榈树等，满山遍野，比比皆是。树木、草丛中栖身着成群成群的羚羊、斑马、野鹿等动物。白天，湖区四周一片寂静；黄昏，羚羊纷纷钻出草丛，斑马追逐嘶叫着来湖滨饮水，湖畔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图尔卡纳湖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居住，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从1967年以来，考古学家们在湖区东岸的库彼福勒区不断发现大批古人类化石、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其中石器的年代竟然远达200多万年以前。图尔卡纳湖滨地区一直是非洲著名的游牧民族——马赛族人的活动区域，这个民族的居民性格勇猛顽强，待人憨厚朴实，而且迄今仍然保持着许多引人入胜的传统风俗习惯。

维多利亚湖

维多利亚湖位于两大裂谷之间。该湖大部分在坦桑尼亚和乌干达境内，为两国与肯尼亚界湖。面积69000平方千米，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湖，仅次于北美的苏必利尔湖。它还是尼罗河主要水源。1860年，英国探险家斯皮克到此考察尼罗河的源头时，遂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命名该湖泊。

维多利亚湖湖岸线曲折。常年有卡盖拉河等众多河流注入其中，湖水唯一出口是北岸的维多利亚尼罗河，在那里形成了每秒达600立方米里本瀑布。著名的尼罗河支流白尼罗河就发源于此。维多利亚湖水产丰富，尤以非洲鲫鱼、尼罗河鲈鱼最为有名。

坦噶尼喀湖

“坦噶尼喀”在班图语中意为“汇合”或“聚集”，是指无数溪流在此汇合以及许多部落群居在沿湖。坦噶尼喀湖位于东非大裂谷区的西部裂谷部位。它属于标准的裂谷型湖。断裂作用形成了湖岸四周的高崖峭壁。蜿蜒曲折的湖岸线长达1900千米。湖泊深1470米，是仅次于贝加尔湖的世界第二深湖。面积33000平方千米，是世界第五大湖。为非洲的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四个国家共有。

坦噶尼喀湖由于它丰富而洁净的水源，使它成了鱼与鸟的家乡。湖中至少有300种以上属丽鱼科鱼和150种非丽鱼科的鱼类。多数都生活在湖底。这里的非洲鲫鱼最为有名，鸟类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很多，有白胸鸦、红喉雀、斑鸠、白鹭、黄莺、灰鹳、鹦鹉……等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红鹤。

坦噶尼喀湖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周围植物生长繁茂，野生动物成群出现。湖中多鳄鱼和河马，周围有大象、羚羊、狮子、长颈鹿等。

马拉维湖

“马拉维”在当地尼昂加语中是“火焰”的意思。湖面狭长，面积30800平方千米，平均水深273米，最深处达706米，其水量相当于300个鄱阳湖，属世界第四深湖。大部分水域位于马拉维共和国境内。

马拉维湖栖息着10个科的500多种鱼类，其中属于该地所特有的鱼类超过90%。这里的各种鱼类在研究生物进化上的重要性就如同雀类之于加拉帕哥斯群岛。

马拉维湖国家公园里的哺乳动物包括河马、豹、弯角羚、薮羚、山羚、黑斑羚、灰色的潜水羚羊、大狒狒、绿长尾猴和大河猪等。公园里的岛屿是成千上万的白胸鸬鹚的重要栖息地，沿岸还生活着许多鱼鹰。爬行动物则以湾鳄、蜥蜴和形形色色的蛇类为主。

马拉维湖湖岸俊俏，烟波浩渺。周围山峦迭障，青翠遍野，云蒸雾绕，胜似仙境。1984年马拉维湖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裂谷草原

草原是裂谷带的重要景观。这里草原不仅面积大，而且集成了非洲大部分特征性动物资源。马塞马拉和塞伦盖蒂两个国家公园则是草原的典型代表。它虽分属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但却连成一体。

马塞马拉国家公园

马塞马拉国家公园位于肯尼亚的西南角，面积1500多平方千米，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野生动物园毗邻，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这里野生动物不仅种类多，而且种群数量大。主要动物有猎豹、非洲象、黑犀牛、河马、斑马、长颈鹿、野牛、牛羚、羚羊、狮子、斑鬣狗、山地小苇羚、豺狗、瞪羚、蝠耳狐、蜜熊、獴、河狸、疣猪、狐狼、红鹤、秃鹫和7种灵长类动物。肯尼亚等国政府将这些地方辟为野生动物园或野生动物保护区。

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每到雨季到来的时候，会有14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从坦桑尼亚向北迁徙到马塞马拉。隆隆的蹄声像闷雷一样此起彼伏，壮观无比。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北部，与肯尼亚的马塞马拉国家公园相连。它是东非野生动物众多保护区的核心部分。

公园植被以开阔草原型植物为主。主要植物是马唐和鼠尾草等茅草及水蜈蚣属植物，低地和山地植物主要是金合欢。公园里有两条向西的河流常年有水，还有不少的湖泊、沼泽、泉眼，使这里成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公园拥有规模极大的动物群落。在95种哺乳动物中，大都为这里特有。它们在季节性的水源地和草场之间来往迁徙。1991年，最后一群野狗从公园中消失。这里还有450种鸟类，包括34种猛禽、6种秃鹫、大鸨、鸵鸟和红鹳（火烈鸟）。

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连同肯尼亚的马塞马拉国家公园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东非大裂谷与人类起源

现在社会关心人类起源，盲目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认同人类来自千百万年前猿类进化，因此迷恋东非大裂谷。

人们认为，因为东非大裂谷的形成，导致了当时生活在非洲的黑猩猩被划分成两个部分。保留在大裂谷西部的那一群体，依然生活在非洲中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由于生存条件没有变化，他们几乎没有进化，到今天，他们依然是黑猩猩。而生活在大裂谷东部的那一群黑猩猩，由于原始森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凶险大草原，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环境迫使他们从树上下来，慢慢开始直立行走，慢慢开始向人的进化过程。

这个观点得到很多科学家的认可，并且有一些考古证据可以证明。

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有两个概念：人类的起源和智人（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起源。对于智人的起源，学术界则存在两种假说。很多科学家支持“非洲起源说”，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大约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然后在距今10万年以内离开非洲，向亚洲和欧洲扩散。还有少数科学家支持“多地区进化说”，认为各大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人类连续进化而来，即现代人是在欧亚非各自起源。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DNA研究证据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1997年，美国科学家怀特率领的国际研究组在埃塞俄比亚阿法盆地发现了3块人类头骨化石。几年后，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轰动学界的研究结果。这些头骨化石的生存年代为距今约16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这一发现为非洲起源说增加了重要砝码。《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科学家证实，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两个人类头骨化石距今已有19.5万年历史。此前曾认为这两个头盖骨有15.4万年到16万年历史。这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新的证据。

DNA数据显示，现代人类和非洲黑猩猩的DNA相似度为94%，只有6%左右的差别。而这6%左右的差别，就是导致它们还是黑猩猩，我们是人的原因。麦新杰个人认为，6%这个小差别，如果考虑时间的因素，是有道理的，这个差别并不小。地球已经存在几十亿年，在人类出现之前，灭绝了恐龙这一类生物；东非大裂谷是在1000万年之前慢慢形成的；科学家找到的古人类化石，大约距今10到20万年。注意时间！自然界基因的变化，需要时间。1000万年前到20万年前，和20万年前到现在，长短一目了然。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人性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真是这样，东非大裂谷这一偶然事件，就是人类起源的关键所在，就是黑猩猩开始向人类进化的重大事件。这个事情也说明了另外一个关键问题，进化伴随着基因的改变，而基因的改变来自生存环境的变化。现在非洲黑猩猩之所以还是黑猩猩，就是因为生存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此没有激发体内基因改变的外部因素。

人类起源

东非大裂谷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发源地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东非大裂谷东支的西侧、坦桑尼亚北部的奥杜韦谷地，发现了具史前人的头骨化石，据测定分析，生存年代距今足有200万年，这具头骨化石被命名东非勇士为“东非人”。1972年，在裂谷北段的图尔卡纳湖畔，发掘出一具生代已经有290万年的头骨，其牲与现代人十分近似，被认为是已经完成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典型的“能人”。1975年，在坦桑尼亚与肯尼亚交界处的裂谷地带，发现了距今已经有350万年的“能人”遗骨，并在硬化的火山灰烬层中发现了一段延续22米的“能人”足印。这说明，早在350万年以前，大裂谷地区已经出现能够直立行走的人，属于人类最早的成员。

东非大裂谷地区的这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昔日被欧洲殖民者说成的“野蛮、贫穷、落后的非洲”，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一块拥有光辉灿烂古代文明的土地。

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有两个概念：人科的起源和智人（晚期智人即现代人）的起源。学术界并无太大争议。对于智人的起源，学术界则存在两种假说。很多科学家支持“非洲起源说”，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的祖先在大约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然后在距今10万年以内离开非洲，向亚洲和欧洲扩散。还有少数科学家支持“多地区进化说”，认为各大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人类连续进化而来，即现代人是在欧亚非各自起源。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DNA研究证据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非洲起源说”有一个缺陷：缺乏1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现代人化石的支持。1997年，美国科学家怀特率领的国际研究组在埃塞俄比亚阿法盆地发现了3块人类头骨化石。几年后，他们在《自然》杂志上公布了轰动学界的研究结果。这些头骨化石的生存年代为距今约16万年前，是当时所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这一发现为非洲起源说增加了重要砝码。《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称，科学家证实，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两个人类头骨化石距今已有19.5万年历史。此前曾认为这两个头盖骨有15.4万年到16万年历史。这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新的证据？

中国人不是北京猿人的后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早在1984年就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同行共同提出了“多地区进化说”：自100万至200万年前直立人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其他大陆以后分别独立演化为现代的非洲人、亚洲人、大洋洲人和欧洲人，在每个地方都按连续进化方式演化，产生现代人。他认为自100多万年前东非直立人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古人类就连续进化，同时附带了少量与境外人群的杂交。也就是说，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仍是中国人的祖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从1997年开始采集中国各个民族的DNA样本，在对近2万个DNA样本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在10万年前左右，现代智人逐渐迁移出非洲，来到中亚，其中一些人在当地定居，人类进一步分化。大约到了4-6万年前，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东亚，进入到了中国大陆；经过4万年的演化，这部分人逐渐分支，产生了56个民族。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指出，现代人是单一物种，而各地猿人却属于不同物种，只有东非猿人走上了向现代人进化的道路，故北京古猿人不可能成为中国人的祖先。

未来命运

东非大裂谷从广义上讲，北起西亚，从靠近伊斯肯德仑港的南土耳其开始，南抵非洲东南，一直延伸到贝拉港附近的莫桑比克海岸。跨越50多个纬度，总长超过6500千米。人们称它是“大地上最大的伤疤。”古往今来，东非大裂谷一直引人注目；当今世界，东非大裂谷的未来命运，更是举世关注。

英国地理学家约翰·乔治，曾在1893年对裂谷进行5个星期的实地调查。他设想：东非裂谷不是像美国的大峡谷那样由河流冲刷而成，而是因为地壳下沉，形成了一个两边峭壁相夹的沟谷四地。这在地貌上称“地堑”。大陆漂移说和板块构造说的创立者及拥护者竞相把东非大裂谷作为支持他们理论的有力证据。有人在研究肯尼亚裂谷带时注意到，两侧断层和火山岩的年龄，随着离开裂谷轴部的距离的增加而不断增大，从而他们认为这里是一起大陆扩张的中心。根据1960年代美国“双子星”号宇宙飞船的测量，裂谷北段的红海扩张速度达每年2厘米；在非洲大陆上，裂谷每年加宽几毫米至几十毫米。1978年11月6日，地处吉布提的阿法尔三角区地表突然破裂，阿尔杜科巴火山在几分钟内突然喷发，并把非洲大陆同阿拉伯半岛又分隔开1.2米。一些科学家指出，红海和亚丁湾就是这种扩张运动的产物。他们还预言，如果照这种速度继续下去，再过2亿年光景，东非大裂谷就会被彻底撕裂开，“分娩”出新的大洋，就像当年的大西洋一样。但是，反对板块理论的人则认为这些都是危言耸听。他们认为大陆和大洋的相对位置无论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重大改变，地壳活动主要是作上下的垂直运动，裂谷不过是沉降区而已。在它接受了巨厚的沉积之后，将来也可能转向上升运动，隆起成高山而不是沉降为大洋。

2005年年9月，埃塞俄比亚北部某地的地面突然下沉10英尺，迅速向两侧裂开，裂开的大洞足以将数头骆驼和数只山羊吞没。在接下来三周时间，这个地方发生了160次地震，形成一个宽25英尺、长约0.34英里的大裂缝。

英格兰利兹大学地球物理学家蒂姆·赖特使用卫星雷达数据，将这一裂缝的形成过程准确地拼合起来。当非洲和阿拉伯构造板块向两侧漂移时，两个板块之间的地壳会变弱。赖特说：“在地壳底部形成的岩浆会定期向下面滴，就向‘熔岩灯’一样，形成一个腔状‘气球’，‘气球’逐渐膨胀。当这个‘气球’达到临界压力时，它就会爆炸。”

据赖特估计，在未来100万年左右，裂缝将继续扩大，届时非洲之角将从非洲大陆完全脱离，形成地球上第八大洲——东非洲。赖特说，这种地质过程始终都在发生，不过，地面裂开通常只发生在海底，那个区域人们很难看到。他说：“这是我们首次利用现代仪器直接观察这一极其重要的地质过程。”

这一发现轰动了科学界。2006年，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考察队纷纷前来阿法尔。经过分析和研究，他们预言一个新的大陆将会在100万年间形成，东非大裂谷将会比如今长10倍，东非的好望角将从非洲大陆上分离出去。对此，美国地质学家辛迪-艾宾格表示：“许多人认为剧烈的地质现象只发生遥远的古代，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见它们正在发生。”

东非大裂谷未来的命运究竟如何？也许人类只有拭目以待。

……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述说法多少是一个“进化论神话”。在我看来“人类摇篮”不过是一个童年的梦想，因为南非也有“人类摇篮”，它的遗址还成为旅游的新热点。）

南非以迷人的风光和多彩的文化每年吸引游客800多万人次前来观光。近来，在南非众多旅游胜地中，“人类摇篮”遗址成为各国游客争相参观的热点。

199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人类摇篮”遗址位于约翰内斯堡西部一片静谧的山谷之中，这里发现的人类先祖化石约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为探索人类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人类摇篮”是系列考古遗址的总称，其中最著名和最重要的是斯泰克方丹岩洞。

南非“人类摇篮”遗址出土有三件举世闻名的人类先祖化石：一是1997年出土、距今约330万年的南方古猿“小脚”化石。它被称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先祖骨架。二是1947年出土的“普莱斯夫人”头骨化石，距今260万年至280万年。它是首例完整的成年南方古猿非洲种头骨化石。三是1924年出土的“汤恩幼儿”南方古猿头骨化石，距今约200万年。其中“小脚”化石和“普莱斯夫人”头骨化石都是在斯泰克方丹岩洞发现的。

斯泰克方丹岩洞是一个发育于白云岩中的喀斯特溶洞，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岩洞地上部分为原洞穴顶部塌落后被侵蚀而成，地下部分有暗河和支洞。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推测，人类先祖最早出现于此，后迁徙至世界各地。

作为世界上南方古猿化石最丰富、年代最古老的遗址，斯泰克方丹岩洞迄今已发掘出600余件人科化石、9000余件石器和丰富的动物化石。其中，“小脚”化石为20世纪末古人类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为便于保护，“小脚”化石迄今尚未充分发掘，仍原样保留在岩洞石壁之中。目前，斯泰克方丹岩洞地上部分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

紧傍“人类摇篮”考古遗址而建的玛罗彭展览馆是“人类摇篮”遗址的史料中心和展示中心。“玛罗彭”为当地塞茨瓦纳语，意为“返回起源地”。这里陈列有各类化石的原件或复制品。

展览馆最高处距地面20米，最宽处达35米，总体呈泪珠形，以地下建筑为主。其入口处设计为古墓形状，出口处则是现代风格建筑。展览馆运用现代科技和声光电等综合手段，调动人体多种感官切身感受人类诞生、进化和发展的历史。

玛罗彭展览馆的标识是一对醒目的脚印，其背景是以非洲版图为主的地球，取意人类祖先从“人类摇篮”发源走向世界。据悉，“人类摇篮”遗址目前每天接待游客约3000人次。

（另起一页）

第二节

耶利哥与文明的起源

（一）人类最古城市耶利哥

从东非出来不远，就到了巴勒斯坦，那里有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城（Jericho City）位于现代的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和约旦王国的边境，据其遗迹推断，它可能早在11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而且《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中都提到了耶利哥。

耶利哥的考古历史比传说中的中国夏朝还要早7000年历史，虽然耶利哥因全区低于海平面三百公尺，气候十分炎热，四周均为一片荒无不毛的沙漠，但由于这块绿洲自古以来有地下泉水滋养，是远古时期城市聚居最喜爱的地点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是世界文明的摇篮。

耶利哥古城（Old Jericho）位于苏丹小山丘（Tell Es-Sultan）上，于现今耶利哥新城西北方约两公里处。因为政治的动乱，使得所有旅游书对此地都的描绘不够正确，也无法提供最新的讯息，能到达此处并不容易。

（谢选骏指出：我是在提比利亚坐上去耶路撒冷的长途汽车，中途在耶利哥城外下车，周围全是荒凉的沙漠，大漠落日，气氛肃杀。然后拦截了一辆出租小巴，几经周折，摸黑送我到了没有地址的旅店。）

耶利哥古城位于苏丹小山丘上，可从新城搭出租车过去，古城的旁边有一片阿拉伯难民营。

（谢选骏指出：我住过的旅店就在老城的遗址附近，虽然是在网上预定的，但却没有地址，很难寻找。但是里面却有北美的白人学生在做义工，中世纪和现代混合在一起，十分怪异。）

耶利哥城位于约旦河西，在死海之西北，离南端的堡垒约5哩，在死海之西北约10哩。坐落于辽阔的约旦平原，在水平线近千呎以下；虽然距圣城不过14哩，地势却比耶路撒冷低约3,500呎。由于这样的地形，故耶稣说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时，说那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

圣经首次提到耶利哥城时，背景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旧约中的耶利哥所以闻名，是因为她是第一个被以色列人攻陷的城池。

在罗马帝国衰败后，耶利哥城变式微，渐渐地耶利哥城已经变成古旧残破的回教村落了，直至近年，她才重新成为死海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

圣经首次提到耶利哥时，背景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但在考古上，这之前数千年以前，耶利哥已经是一个庞大而昌盛的城市。

原始民族之所以集居于耶利哥，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城市，有3个原因：

（1）其地有一水泉，名以利沙泉（王下二18-22）；

（2）其地冬天温暖，虽然夏天颇炎热；

（3）其地处险要之境，有约但河堡以保安全，又是通往西边山地数条通道的必经之处。

早期曾聚居于此的民众，其生活面貌主要靠赖考古发掘的遗迹去推断，才有少许迹象可寻。初期只以采摘为生的群体，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体系，有皇室、士兵及客店。在民数记十三章29节，圣经首次提到耶利哥城及附近居民：“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但河旁。”

旧约

旧约中的耶利哥所以闻名，是因为她是第一个被以色列人攻陷的城池。以色列人在约但河东之摩押平原停留不久后（民二十二1，二十六3、63），即以耶利哥城为进军的目标。约书亚先派遣探子刺探城中情形及附近地势，城中的妓女喇合接待探子，并帮助他们逃脱。由于她的协助和合作，城破时她与家人幸免于难（书六22-26）。以色列人围困耶利哥时，每日默不作声地绕城1次，一连6日，第七天则绕城7次，然后祭司吹角，百姓大声呼喊，城墙果然倒塌，不攻自破。

约书亚攻占耶利哥城后，立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书六26）。500年后，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果然因而丧失长幼两子，正应验了约书亚的咒诅（王上十六34）。

耶利哥城位于便雅悯境内，北面与以法莲境相距不远（书十八12、21）。

在旧约中提及耶利哥之经文，散于各处。例如撒母耳记下十章5节（参代上十九5），说到大卫的臣仆被亚扪人首领哈嫩剃去了胡须，甚觉羞耻，便藏于耶利哥，等胡子长长才回去。耶利哥又是先知以利沙的大本营，他及其“先知门徒”均住在此城（王下二5）。在亚哈斯王时代，有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获送回耶利哥城（代上二十八15）。又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攻陷时，西底家王便逃至耶利哥，但为巴比伦军追上，并在利比拉剜下他的双眼（王下二十五5；耶三十九5，五十二8）。

旧约最后提到耶利哥，是在以斯拉及尼希米之核点民数（拉二34；尼七36）。耶利哥城的人也有帮助尼希米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尼三2）。

新约

首先，我们要知道新约时代的耶利哥城，是希律王所重建的，其址在旧约原址以南约1哩，位于盖勒特河。符类福音中记载耶稣医好一个瞎子，当时耶稣正从旧耶利哥故址（太二十29；可十46）往希律所建之新耶利哥的途中（路十八35）。现今的耶利哥城包括了新旧二址。

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中，也提及耶利哥（路十30-37）。至少还有一处提到耶稣路经耶利哥（路十九1）。那一次，耶稣遇到耶利哥城富有的税吏撒该，到他家中用饭。

圣经以后

在约书亚攻陷耶利哥后，耶利哥旧城的重要性已大减，但希律所建之耶利哥新城，则宏伟和重要。但在罗马帝国衰败后，耶利哥城变式微，现存有关此城之记载，多来自前往圣地朝拜的人。从他们的记录中，可见到圣经提过的一些事物，如撒该爬过的树；不过他们所见的耶利哥，已经变成古旧残破的回教村落了。直至近年，她才重新成为死海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

考古上的发现

1868年，查理华伦首次在耶利哥进行考古发掘，其后舒连及华辛迦在1907至11年，又再次进行发掘；接着还有嘉士登于1930至36年的第三次发掘。嘉士登认为他掘到了以色列人攻陷城池时的城墙，但经过甘嘉莲于1952至56年详细而科学的研究和考察后，认为最顶层的遗迹甚难确定为约书亚时代的墙垣。她最为人称道的贡献，是澄清和解释了耶利哥城址积累了多层的文化，可追溯到主前8000年。

（选自《证主圣经百科全书Ⅲ》）

（二）旧约圣经中的耶利哥

在旧约圣经中，耶利哥是相当富传奇性的。约书亚记第六章提到当时耶利哥城的人们不肯承认上帝，因此上帝要毁灭这个城市。上帝的灭绝的方式很特殊，祂要约书亚（摩西的帮手）及以色列人民不出声的抬着约柜绕城七天，前六天一天绕一次、第七天要绕七次，当祭司吹起号角时，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大声呼喊，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以色列百姓顺利将城夺取。

在新约圣经里，耶稣也多次来到耶利哥。他曾在此地附近医治了瞎子（马太福音20, 29~34）；也在此传讲福音，遇见税吏长撒该（路加福音19,1~10）；在最后一次网耶路撒冷的途中，又经过了耶利哥。

因为耶利哥历史悠久，又充满了圣经背景，本世纪以来，此处已经被大规模挖掘了三次；对考古有着浓厚的兴趣又有基督教信仰的人们来说，耶利哥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不过对阿拉伯出租车司机来说，或许不认为这一大片黄土有什么值得在大热天中造访的理由，游客解释了老半天，他们还是很疑惑的把游客放在耶利哥古城的外面，指指方向，然后露出一付很不可思议表情后开走：

“下车后我们看了看周遭的环境，除了几个小朋友及老人好奇着望着我们、一两个摊贩用着没什么力气的声音向我们推销纪念品、一个坐在破破小小售票亭里的有气没力老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人气了。”

古城遗址中偶尔可见零星残破的建筑。

此处遗迹保护的并不好，大部分都可任人随意践踏，只有少部分用栏杆围起保护。

买了票（NIS 20，约台币140）后，踏上了耶利哥古城。本来就明白这样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耶利哥古城，因为目前的政治纷乱因素应该是没什么人会来造访，因此对于眼前近乎的死寂，我并不惊讶，但一时间还真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傻了。原本以为一万年前的文明应该会留下什么，结果看到的除了一大片的黄土、还是黄土！”

（谢选骏指出：除了黄土，我还看见成群的韩国人，跨过警戒线踩踏古迹，甚至窃取古迹的土石放入腰包。）

原来无论是什么多伟大的建筑及文明，在经过一万年后，终究回归为尘土。

耶利哥古城遗址一直以来都暴露在炎热的太阳下，由于面积广大，难以维护，于是巴勒斯坦政府就这么一直让它自然的吸收日月精华。我们沿着用绳子拉出来的小路，顶着大太阳在这片有着一万年历史的黄土上行走；幻想那泥块盖成的碉堡、是耶利哥城被约书亚（约书亚）攻陷前，耶利哥士兵站在上面嘲笑以色列人奇怪行为的地方；泥塑的楼梯阶，是某位大官家里拿来办宴会的场所；更似乎可听见祭司们吹着号角，耶利哥城墙就这么轰然倒下的巨大声响。

古耶利哥城的黄土与新耶利哥的油绿棕榈树形成一个对比。

在耶利哥古城外，有着一片因为1967年六日战争而生的阿拉伯难民村。在尚未被以色列占领前，这个村子就如同平常的乡村一般，虽不富裕但却能平安。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人驱赶了耶利哥内的阿拉伯人，使大部分的村民被迫流离失所，2005年后，耶利哥成为以色列归还给巴勒斯坦政府的第一个地区。现今的耶利哥宁静且安全的难民村也从毫无人烟渐渐规回到原来的面貌，只不过这样的景象是用多少的泪水及血水换来的呢？谁又能知道这份短暂的平安能维持何时呢？

远处的那座山，是耶稣受魔鬼试探40天的地方（马太福音4, 1~11），又称为“试练山”（Mount of Temptation）。山上有许多洞穴，是修道士静修之处，目前在山巅上耸立一座希腊东正教试炼修道院（Greek Orthodox Monastery of the Temptation），可以登山而上、也可搭乘缆车上去（USD 10）。

耶稣受魔鬼试探的试炼山就在不远处，山虽不高，但却很陡峭。

踏在这只剩黄土一片的全世界最古老城市上，我明白，不管是任何人、事、物，上帝要拿走的谁也躲不掉，这也让人想起圣经传道书二章所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世上的一切终归于尘土，唯有敬畏神，那才是永恒的福乐。

注：有关旧约圣经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耶利哥城墙至今考古学界仍无定论。一说毁于公元前1400年左右、与约书亚时期相同；一说至今尚未发现城墙的遗迹。

（三）以色列人“吼倒”古城墙

《圣地游学记之28-耶利哥，以色列人“吼倒”古城墙》（西雅图的陈彤）说耶利哥一带，椰枣树和棕榈树都很多。椰枣树和棕榈树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除了知道他们的叶子长的不同外，其它的情况，说实话我不太清楚。但查资料后发现，原来这两种树都是属于棕榈科，只是椰枣树是棕榈科中的刺葵属，所以，简而言之，椰枣树也是棕榈树。在圣经中，古耶利哥就有个好听响亮的美名：棕树城。

实际上，位于约旦河西岸平原地带的耶利哥地区在历史上至少有过三座耶利哥城，分别在不同的位置上。第一座是约书亚时代（约公元前15世纪）的古耶利哥城，第二座是大希律时代（约公元前1世纪）的新耶利哥城（也就是耶稣救赎税吏长撒该的地方），第三座是十字军时代（约公元12世纪）所建的耶利哥城。第一座古城是被约书亚领导的以色列人所摧毁，第二座新城和第三座城在地理位置上紧挨着，现代耶利哥城，阿拉伯人称之为“珥里哈”（Er-Riha），它基本上是在第二和第三座城的基址上渐渐扩展而成的。

圣经提到耶利哥这个名字总共有约60次之多，但有关发生在耶利哥的最著名的事情，不是撒该曾经攀爬的那棵大桑树，也不是耶稣迎战撒旦的地方试探山，而是旧约中记载的一次谜一般的撼人事件：以色列人曾经“吼倒”了古耶利哥城的城墙。

那么，古耶利哥城在什么方位呢？其实，我们当时已经非常地贴近了。

果然，离开试探山后仅不到20分钟，就是下午约3点15分时，我们已经抵达耶利哥古城遗址。

九月份应该是由夏转秋的季节，可是耶利哥是世界上最低的城市，其海拔低于海平面220多米，所以气压大，加上前几日超强日光没头没脑的无情照射，今天的气温至少得有摄氏40度。天气热得真让人透不过气来，我们一下巴士，离开了冷气，稍稍走动便是搞得汗流浃背。好在耶利哥古城座落的山丘边上，附近有地下泉水环绕，城内种植了不少棕树，带给大家稍许的荫凉。

老城边是一处泉水池，名曰“以利沙泉”（Elisha Spring Fountain）。

以利沙生于公元前九世纪中叶时的以色列先知，是另一位伟大先知以利亚的门徒和继承人。他原是耕田的农夫，当先知以利亚告诉以利沙他蒙神的拣选而要跟随以利亚做先知时，以利沙即刻顺从，他立刻跑回家去，宰耕地之役牛，烧耕田之农具，摆上筵席向父母及朋友辞别，从此跟侍在他的老师以利亚左右。后来，以利沙跟随以利亚来到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畔，以利亚被神所派来的火焰车接走，他乘着旋风升天。之后，以利沙便承继了以利亚的事奉工作，他做先知约有50年之久。以利沙送走以利亚之后住在耶利哥一段日子。《列王记下》（第2章第19章）曾记载说，耶利哥城的人跑来见以利沙，告诉他这里的水质恶劣，因而土地贫瘠。以利沙到水源处，命人取新碗来，里面放点盐，然后把盐倒在水里，并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这样，耶利哥的泉水就变得纯净了。

泉水池其实并非以利沙泉的原始源头，真正的源头是在离此地东面约数百米处。只因为原处要进行道路和城市建设，所以人们才把泉水引到现在的地方。

泉水池上筑有一小段短护墙，上书“耶利哥，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这个称号不是假大空式的吹牛皮，而是实有世界学者所公认的一系列考古证据。这一系列证据就在池边的一处山丘上，阿拉伯人称之为“苏丹山丘”（Tell es-Sultan），实际上，山丘上也正是耶利哥古城遗址的所在。该遗址现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他们成立了耶利哥绿洲考古公园（Jericho Oasis Archaeological Park）。公园入口搭着凉棚，上面高悬着巴基斯坦的四色国旗，由一位年老的巴勒斯坦籍管理员负责售卖门票。

我们进入公园，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我们心中想看的重点，就是约3500年前被征服迦南地的以色列人所吼倒的那座古耶利哥城，重温那一段惊世骇俗的历史。眼前的土丘布满碎石，被烈日晒焦的黄草散杂其间，时有热风吹过，卷起点点旋尘。这里就是当年被吼倒了城墙的那座古城吗？

约公元前1406年初，摩西在约旦河东逝世，约书亚成了以色列人的新一代领袖。同年的尼散月10日（相当于现代历的三四月间的春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横渡约旦河，征服迦南地的战役正式拉开序幕。

要征服约旦河以西的迦南地，位于河谷西处的耶利哥城是第一个必须攻取的战略要塞。在夺取耶利哥之前，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过河潜入耶利哥刺探敌情。探子们住在妓女喇合家中，喇合家的房子是盖在耶利哥的城墙上。不久，耶利哥王得知有以色列人的探子，于是派出军兵前来喇合家捉拿他们，幸得喇合胆大心细，她藏匿好探子，把耶利哥王的军兵引往别处。之后，她又用绳子把两个探子从窗口缒下去城墙，探子们得以安全逃脱。探子们对喇合发誓，以色列人攻入耶利哥之后必定不伤害喇合一家。探子回营之后，将耶利哥城内情况和喇合协救之事一五一十向约书亚做了汇报。约书亚由此得知，耶利哥城内已经人心惶惶，他确信，神已将敌人的土地交在他的手中了。于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抬着约柜横渡约旦河，又给以色列的男丁行割礼，最后以色列人兵临耶利哥城下。

耶利哥城门紧闭，敌人严阵以待。如何可以攻入城内呢？这时候，神将攻城策略启示给约书亚。《约书亚记》（第6章第2节至第5节）中如此记载：

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

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觉得神给出的攻城方法好像很简单很直接：围城绕行六天，每天一次，到第七天绕城七次，然后祭司吹号，百姓大吼，城必塌陷。

这样攻城能行吗？可是，约书亚没有怀疑，按计而行，果然奏效。第七天，耶利哥城墙的一段在以色列人的大声呼喊之下轰然倒下，以色列人蜂拥而入，除了妓女喇合一家之外，耶利哥的男女老少及牛羊驴畜，全部死于以色列人刀下。

吼倒城墙，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真的是史无前例、也是史无后例的最古怪的一种攻城战术。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之中，耶利哥之战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可信吗？这三字一直是萦绕在人们思想复杂的头脑中。基督徒都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必定记载无误。可是，人类惯常的理性思维方式总是觉得“耶利哥之战”太多古怪，古怪得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说实话，每当读到这段记载，我也常常是目瞪口呆，如坠五里雾中，脑袋中不由自主地打着许多大大的问号。

此时此刻，我站在耶利哥古城遗址的土丘上，那些问号仍然没有变小。

《约书亚记》中以色列人“吼倒”耶利哥古城墙进而攻陷耶利哥的那段记载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事，还是作者的虚构编造？这个问题被争论了数千年。有的说是史实，有的说是杜撰，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对耶利哥古城遗址的考古研究也不断地左右着人们的观点。

1907年至1909年，两位德国考古学家塞林（Ernst Sellin）和瓦辛格（Carl Watzinger）就已开始了遗址的挖掘工作，他们发现耶利哥古城有里外两面城墙，两者间相隔10米至12米，内墙约3.5米厚，外墙约1.8米厚，墙基高度在7米至9米之间。由于当时学界并不熟悉中东地区青铜器时代的防御工事设计，所以两位考古学家并不能确定古城墙的整体防御工事是如何运作的。

1950年代，著名的英国女考古学家肯扬（Kathleen Kenyon）率领一支考古队继续在这里挖掘。在她的挖掘成果中有一座8.5米高的石造建筑，后来人称“耶利哥塔”（Tower of Jericho），它是古迦南人所建城市的遗存，据测是公元前8000年新石器时代的建筑，比号称“人类文明摇篮”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Sumerian）城市还要早出4000年。也就是说，耶利哥城有1万年的历史，这足以让它堪称是历史上最古老的城市。

另外，根据对遗址上每个年代土质层的研究，肯扬揭示出从新石器时代直至《约书亚记》第6章所描述的毁城时代为止的完整时段序列，从前陶新石器文化层（前8500年至前7500年）开始，一直排到中青铜期第三期时代（前1650年至前1550年）。但是，她无法将后面的后铜器时代（前1550年以后）的土层划定出来，因为她在遗址里没有找到后铜器时代的代表性陶器。

根据可信的历史记载，在约公元前1900年时，耶利哥被来自叙利亚的民族占领，随后就是该城最繁荣的时期，城市高度发展，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但到了约公元前1560年，从埃及来的希克索斯人（Hyksos）攻占耶利哥，将耶利哥一把大火烧为焦土。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前1400年代，耶利哥都是残垣颓壁。

因为找不到后铜器时代的代表性陶器，肯扬于是下了结论说，耶利哥城在公元前1400年时根本早就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城墙，就算以色列人想在迦南地攻城掠地，他们到达耶利哥时也无城可攻，所以圣经中有关以色列人攻城的记载均属因神学需要而人为做出的历史虚构。肯扬在考古学界一直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名誉声望，圣经怀疑论者于是就洋洋得意地以肯扬的考古结论作为攻击之矛，说圣经记载根本不可靠，至少对攻占耶利哥城的历史记载不可靠，进而可以推论圣经对其它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没有客观真实性。

可是，对古耶利哥城的挖掘和研究并没有因此停滞。时间到了199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伍德（Bryant G. Wood）对耶利哥遗址上的王宫所在地进行考察挖掘，重新评定和更科学地分析出土资料。他发现在耶利哥出土的陶器中，有一些具有非常明显的后铜器时代的制作特色，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塞普路斯陶器（Cypriot bichrome ware），这种从塞普路斯进口到地中海沿岸各地的陶器正是后铜器时代的代表性陶器。在当时，这种陶器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得起。肯扬在40年前之所以没有找到这种陶器，是因为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贫民区中一个极小范围内的挖掘。最后，伍德以极严谨的方式方法来对遗址进行多年考察研究，他把耶利哥城在后铜器时代的资料全部补上。

有证据表明，古耶利哥城在公元前1560年被希克索斯人毁掉之后的100多年间，由于经济条件较差，耶利哥人并没有将已成残垣颓壁的城墙推倒重建，而只是将原有的破城墙修修补补，勉强对付着用以御敌，那时期的城墙很可能是豆腐渣工程。但在约公元前1400年的约书亚时代，耶利哥城仍然存在，这一点已经无庸置疑。既然有城存在，那么以色列人当然是有城可攻。

另据学者们估推，约书亚时代的耶利哥城其实人并口不多，仅有2000人左右，面积也不大，仅约11亩而已。圣经上说，以色列人在攻耶利哥城时每天绕城转七圈，别以为这不可能，其实城市如此之小，他们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来绕城。

耶利哥城历史悠久，战火频仍，每次旧城被摧毁，就会有新城在旧城上建立起来，历史上，它的城墙被修复或重建至少达17次之多。德国学者塞林和瓦辛格在20世纪初所发现的那两道相互平行的耶利哥城墙，应是约书亚时代的城建。喇合和家人所住的房子，很可能就建造在两墙之间的平台上。而且，1930年代英国考古学家加斯唐（John Garstang）在考察古耶利哥城墙时就已经证实，古城墙的坍塌并非由于年久失修才自然颓塌，而是一次性突然崩溃的结果。石头会说话，物证会说话，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努力，我们对约书亚时代耶利哥城的面貌已经有了大致的轮廓。

接下来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古耶利哥城的突然崩溃呢？圣经上说，以色列百姓在听到祭司吹角之后，大声呼喊，城就塌陷了。也就是说，耶利哥城墙是被以色列人“吼倒”的。如此说来，以色列人也忒会“吼”了吧。

吼声有那么大的威力吗？有啊。咱们中国不是也有很会大“吼”的人吗？比如吧，三国时代的张飞张翼德，他可以在“当阳桥前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还有，近代有铁人王进喜，他有牛气烘烘的豪言壮语：“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还有更绝的，咱们中文常用“河东狮吼”来形容女士的“吼威”。由此可见，咱中国人要是想“吼”的话，也能“吼”出个气壮山河来。当然，这些都是说笑，解释不了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吼倒”耶利哥城墙。

有人试着解释说，很可能是当时发生了一场高级数的大地震，让原本不太坚固的耶利哥城墙一次性崩溃。也有人解释说，连自然的地震也不必发生，攻城的以色列人应当有60万人吧，当这么多人同声吼叫时必然响彻云霄，大家吼叫时再一齐跺脚，没准就能把城墙给震坍了。物理学上的共振原理似乎可以证实此说。况且，耶利哥城墙很可能不是全部都倒塌了，应是一段而已。要不然的话，住在城墙边或城墙上的喇合一家就难以全部存活，这与以色列探子跟喇合所订的誓约相抵触。城墙只要倒塌一部分，以色列人就可以从突破口轻而易举地攻进去。因为耶利哥人早就听说以色列人打败其它迦南族人的赫赫战绩，以色列人攻城尚未开始，面对强大勇猛的以色列人，耶利哥人的“心都消化了”（《约书亚记》第2章第9节），其心理长城已然不战而溃。当然，除此两种解释之外，还有其它许多稀奇古怪的理论，不过都不能让人满意。

我只能按如下理解：这又是一次神迹，是神照着自己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的应许而直接干预了那次攻城战事，是神帮助以色列人攻破了耶利哥城。新约圣经的《希伯莱书》（参第11章第30节）给了我们一个最佳的解释：“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战前对于神所应许的作战取胜方针没有皱眉置疑，在战时，他们一切遵照神的吩咐一板一眼地行事，神就看重以色列人的这种不带怀疑的“信”，就成全了神自己的应许，耶利哥城墙于是在以色列人的“吼”声之中应声倒下。

应该就是这样了。考古学家们用了几十年翻箱倒柜般将遗址所在掘了个底朝天，可即便是在卫星上天、科学昌明的今天，纯然地按照“科学的逻辑”和“主观的臆测”，我们仍然不能完全弄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当我站在耶利哥古城遗址的土丘之上，看着这个坑，看着那个洼，头脑中原先的那些大问号似乎正在变小，似乎正在变成一个个大大的惊叹号。不过，这些惊叹号会不会再变回成问号呢？我不敢肯定。但是，我能肯定的是，如果我们都能“因着信”，那么我们心中的一切“问号”一定会像古耶利哥城墙一样轰然地倒下去。

（四）试探山，耶稣完胜撒旦

《试探山，耶稣完胜撒旦》（西雅图的陈彤）说：

巴士继续朝西北方向行驶，左拐右转，不到10分钟，我们来到试探山（Mount of Temptation）的附近。因为行程计划中并不包括这个景点，所以我们只是路过远观而已。

下车之后，往前走几步，便能看见一条坑坑洼洼的碎石路，路边树着一块褐色的路牌，指示这路通往试探山，并说明此处离试探山山脚有1.3公里。路牌陈旧不堪，附近四处都是丢弃的生活垃圾，一匹骆驼百无聊赖地卧趴在那里，披着红黑相间的装饰，想必是主人专门用来做载客生意的。见有客下车，骆驼主人上来搭讪，问我们想不想搭骑他的骆驼去试探山，当得知我们并没有去试探山的计划，他只好耸肩摊手，悻悻然离去。

天空灰蒙蒙的，加上酷热的气候，整个氛围之中，让人有点飘渺的感觉，不过若定睛远眺，我们仍能看到前面连绵起伏的几座山丘，山底下有一条道路蜿蜒而上，山腰处有两个建筑群，一处是登山缆车车站，有缆车在空中穿梭来往，另一处是一座修道院，是希腊东正教教会所建所属。据传统说法，那座修道院所在的山丘正是当年耶稣在禁食之后受到魔鬼撒旦试探的地方。

耶稣受魔鬼的试探这则历史事件记载于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4章）、《马可福音》（第1章）和《路加福音》（第4章）之中。说的是，耶稣三十岁之后出来传道，在传道之前，他在约旦河受洗，然后就被圣灵引到旷野中。共有四十天，耶稣在那里接受魔鬼的试探。魔鬼撒旦很可能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仍想试探一下，他心怀叵测地试探了三个回合，其目的当然是要“策反”耶稣，想让耶稣在这些试探面前跌倒，违反父神的旨意，就像他当年在伊甸园中成功地“策反”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一样。

第一回合，因耶稣禁食四十昼夜，饿了，魔鬼就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第二回合，魔鬼带耶稣进了圣城耶路撒冷，叫他站在圣殿的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回答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第三回合，魔鬼带耶稣一座很高的山，并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这位魔鬼撒旦是谁呢？他本是天庭中的天使长，本名路西法（Lucifer，是“明亮之星”的意思），在神所创造的众天使当中，他的地位最高，权势最大，荣耀最多，从他本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知。路西法原是名副其实的“二把手”。可是，路西法心高气傲，自视与创造主同等，想与创造主平起平坐，于是他离开他的本位，并带着天庭中的三分之一天使反叛神，结果被神打出天庭。出了天庭之后，路西法贼心不死，继续寻机会与神对抗。于是乎，路西法得了另一个名字叫撒旦（Satan，是“抵挡”和“对抗”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在抵挡对抗神）。后来，神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并把亚当夏娃放置在伊甸园定居，当时神与人同在，人类始祖过着安居乐业、没有死亡的生活。撒旦却企图破坏这种神人合一的和谐关系，他化身为一条古蛇溜进伊甸园，对亚当夏娃进行试探，引诱亚当夏娃怀疑神，反对神，亚当夏娃未能经住试探，违反神命而食用了禁果，人类从此陷入罪恶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撒旦就常跑到神面前，控告人类犯了这罪那罪，无非是想告诉神他所造的人是失败的，以此来羞辱神。于是乎，撒旦又得了一个名字叫魔鬼（Devil，是“控告”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在神面前控告人）。所以，路西法、魔鬼、撒旦、古蛇，四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罪恶的本源和本体。

自人类始祖犯罪，罪就借着他们进入这个世界，也污染了所有的人类后代。人类失去“永生”，“死亡”接踵而至。可是神爱世人，不愿意看到人类沉沦，愿意看到人人都悔改，他先后差遣众多的先知对世人宣扬神的拯救，可是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其他人根本不搭理神，继续在罪道上狂奔不止。神没有放弃，他有计划蓝图，他差遣了自己的独生子道成肉身进入这个世界，并应许所有信靠独生子的人，不至于灭亡，可以重新得到“永生”，这位神的独生子就是耶稣。神子亲自来行动拯救世人，是神施展救恩行动的最高潮。撒旦当然不能坐视其成，当然要破坏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拯救计划，撒旦也有他的破坏计划。撒旦的破坏计划就是从破坏拯救者耶稣开始，其行动就是对耶稣进行的那三个回合的试探。

但是，耶稣不是自己去接受魔鬼的试探，也不是魔鬼强逼他去的，而是圣灵叫他去的。换句话说，是神自己叫他的儿子去的，这一步也是在神自己的计划之中。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因为神要试验耶稣能不能经得住魔鬼的试探。说通俗一点，这是一场考试。那么，耶稣是神，还需要参加这样的考试吗？别忘了，耶稣当时是道成肉身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虽是全然的神，但也是全然的人，既有全然的神性，也有全然的人性。耶稣是以人的身份参加这场考试。在考试中，神要让耶稣经过这三个回合的试探战胜撒旦，是要向世人揭穿撒旦一贯伎俩，显明人性之中对权势的追求、对物欲的追求、对神的信心产生怀疑这些软弱方面，这样，人就能知道撒旦的诡计和人类自身的问题，让世人更好地接受神的话语和神的救恩。

从魔鬼的角度来看，耶稣所经过的是三个试探（Temptation）。但从神的角度来看，耶稣所经过的是三个试验（Test）。试探和试验，两个概念常被人误解和误用。它们虽仅一字之差，且两者本质上都是考试，但两者却是迥然不同的。试探是一种恶意的考试或引诱，其目的是阴暗的，就是希望考试者通不过考试。相反，试验却是一种善意的考试或考验，其目的是良善的，就是期望考试者通过考试。神从不试探人，也不被人所试探（参《雅各书》第1章第13节）。只有魔鬼才怀着恶意常来试探人。

耶稣受试探时，已被圣灵充满。第一回合是物欲的引诱，第二回合是怀疑神的引诱，第三回合是权势荣华的引诱。感谢赞美神！耶稣都是用神的话将魔鬼一一击退。这就让世人看到，耶稣全然得胜，他配作天国的国王。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由魔鬼掌权，物欲横流，道德放纵，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被恶者试探，被恶者引诱。可是，我们不是束手就擒，乖乖就范，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参《马太福音》第6章第13节）。如果遇见了试探，该如何行呢？那就得靠着两样法宝，一是圣灵，二是圣经。耶稣战胜魔鬼的试探，靠的也正是这两样法宝。

你别以为只要手中有了圣经，有了神的话，你就可以战无不胜，其实还要有圣灵，因为圣灵可以帮助你辨识圣经的真义，使你不致于断章取意或望文生义。要知道，魔鬼也读圣经，他也知道神的话，而且他比你我都精通圣经。何以见得？你看他在第二回合的试探时引用的话就是直接取自圣经。但是，魔鬼没有圣灵，所以，即便他能把圣经倒背如流，也无济于事，总也不能得胜神子耶稣。所以，要想在诸事上得胜有余，圣灵和圣经两样缺一不可。

（五）桑树上，曾有一颗悔罪的心灵

《桑树上，曾有一颗悔罪的心灵》（西雅图的陈彤）说：

约12点45分离开昆兰。在附近的一家饭店吃中饭。该饭店跟一家商场紧挨着。商场内主要是贩卖以色列特产，像是香料、橄榄油、椰枣等等。尤其有一种叫AHAVA的护肤品，是以色列人引以为豪的享誉世界的名牌产品，乃是由从死海泥中提炼出的矿物质特作而成。因中国游客日益增多，商场特别请来能说中文的推销员。推销员中有一位年轻小伙子，见我等是老中模样，赶紧堆满笑脸迎上前来用中文跟我们打招呼。他自称曾在上海广州等地混迹五六年。难怪他能说些怪腔怪调的中文。据该推销员吹嘘，常用AHAVA产品，对肌肤有返老还童之神奇功效。女士们听罢，不得不为之动容，赶紧掏出钱包，瞎拼个不亦乐乎。

吃完中饭，购得所爱，巴士载着大家往下一站进发。

约下午2点45分，我们抵达耶利哥市区。车行在市区街道上，见两边的房屋陈旧破落，城市的面貌有点蓬头垢面，给人一种莫明的压抑感。

导游彭老师告诉我们，这里是巴勒斯坦人居住区，处于巴勒斯坦政府的管治之下。1967年以前，巴勒斯坦人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及加萨地带，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以后，以色列击溃阿拉伯国家联军，一举占领了原先由巴勒斯坦人控制的地区。国际上一般将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部分称为“以色列占领区”（Israeli-occupied territories）；以色列则称这些地区为“有争议地区”（disputed territories）。在1994年以后，根据奥斯陆协定，一些以色列占领区的行政管理权转交给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或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但习惯上，人们仍称这些地方为占领区。目前，根据奥斯陆协定的规定，在这些占领区的行政权力分成三种类型，巴勒斯坦拥有民事权和安治权的地方称为A区（Area A）；巴勒斯坦拥有民事权，但巴以共享安治权的地方称为B区（Area B）；以色列拥有民事权和安治权的地方称为C区（Area C）。

耶利哥属于A区，所以由巴勒斯坦人治理，由巴勒斯坦人派驻警察维持治安。彭老师说，一般来说，占领区内，A区的治安比较差，C区的治安比较好。如果注意观察，这里的车辆大多数挂的是巴勒斯坦政府发的车牌。巴勒斯坦车牌是白底绿字，车牌右边有“P”字；以色列政府发的车牌是黄底黑字，车牌左边有“IL”字加上以色列的国旗。我们仔细一看，果然如是。

巴士很快经过一个著名的地方，乃是税吏撒该曾经攀爬上面等候耶稣的那颗桑树。彭老师说，因为治安的关系，我们就不下巴士，只是让巴士在树边停靠5分钟，让大家拍照。不能下车，有些遗憾，不过安全第一，远观亦足矣。

只见那颗大树由铁栅栏围着，干大枝多，绿叶茂盛。栅栏旁边树着一块绿底标志碑，虽然看不仔细碑上的内容，但大致知道那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旅游和古迹部树立的，上面大略地记着税吏撒该的故事。

对于我们来说，这则关于税吏撒该的故事基本上是耳熟能详的。事迹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至第10节：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这段故事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耶利哥。撒该是当时城内的海关监督兼税吏长。

耶利哥向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在这里，约旦河降到海平面以下流向死海，是一大片酷热的不毛之地，烈日把此地烤成了灰白色沙漠。但耶利哥地下的一个古老的泉水系统却帮助营造出了一大片绿洲地带，使得耶利哥有大量的田园和果园，看起来好像烈日炙烤下的绿色清凉小岛。有人曾经写道：“耶利哥绿洲是挺立的一大片令人目眩之地，看到它，人们能联想到《创世纪》中所描述的伊甸园”。该城因有着充足的水源，所以经济贸易十分发达。除了农林业和贸易之外，耶利哥城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它是处在两条商业要道上，一条是从死海北岸至地中海，另一条是从加利利至耶路撒冷。还有，香树脂的生产和出口当时都集中在耶利哥，所以该城获利甚多，既可以收营业税，又可以收关税，还可以收人头税。这些收税全由税吏们经手操办。

那么，罗马帝国政府难道不监管这些税吏吗？实际上，罗马人只管收到税，其它事情懒得管理。罗马政府定期举行人口普查，在各个殖民地省份的固定地点设立税关税吏，每年根据人口数收取人头税。为了保证收到税，罗马人在各地区雇佣税收承包商，承包商每年必须向罗马帝国中央政府交出固定数目的税银，承包商自己从收来的税银中获得若干百分比的报酬。这些税收承包商再雇佣一些当地人做帮手，这些帮手就是税吏，采取的也是类似的方法，就是这些税吏各有责任区，每年按此区的人口向承包商交出固定数目的税银。这样，下一级向上一级承包，包税到个人。但是，税吏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向所在责任区的人多收少收，除了向上级承包商交定银之外，多出部分全归自己。这样，税吏一职成了一个大大的肥缺。大多数税吏都懂得利用政府给的优惠政策，横征暴敛以发家致富。税吏长，相当于税务局局长，自然更是近水楼台，所以，撒该在耶利哥一带捞得油水满满，是个十足的财主。

虽然富甲一方，但撒该知道自己罪恶沉重，必遭审判，心中常怀恐惧不安，渴望从神那里得到平安。当他听说耶稣要经过耶利哥，于是他很盼望能见耶稣的面。但耶稣来时，群众必然纷纷闻风相随。撒该身量矮小，所以为了能看到耶稣，他事先在耶稣必经之处爬上一棵桑树。彭老师说，这种桑树，实际上是一种无花果科的树木，叫ficus sycomorus，果子可食用。此树有一个特点，被锯之后可以很快地修复，表示像撒该一样的罪人，其心灵需要及时修复。

撒该的方法果然奏效。就当耶稣经过时，他抬头看见在树上的撒该，便直呼其名让他下来，告诉撒该他打算到他家中住宿。撒该欢喜地接待耶稣，在耶稣面前当场认罪悔改，愿意把钱财一半分给穷人，并以四倍补还从别人处讹诈来的财富。耶稣也当场赦免其罪，并借此机会向罪人们宣告自己的救赎使命，让罪人们都能像撒该一样接受神的救恩。

但群众对耶稣住在税吏家的举动感到十分震惊。当时，做税吏的人虽能财源滚滚，能在短时间内成为暴发户，但是这个群体也特招人恨。大多税吏贪得无厌，利用手中职权徇私舞弊，欺小凌弱，收刮民脂，形象之恶劣，作风之败坏，在犹太老百姓的眼中，税吏是为人不齿的职业，可以与“恶棍”、“罪人”、“走狗”，甚至“妓女”划上等号，认为这些人死后不能上天堂，只能下地狱。耶稣居然跟这些人同住同吃，做他们的朋友，群众为之侧目，不理解耶稣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耶稣自己在另一个场合说过这么两句话，对他的举动给出了最好的解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参《马太福音》第9章第9节至第13节）

耶稣乐意拯救撒该这样的罪人。其实，根据圣经福音书的记载，除了税吏撒该之外，另外还有一位税吏悔改得救。不仅得救，他还成了神手中更贵重的器皿。这个人就是耶稣拣选的十二使徒中的一位：税吏马太。上面耶稣讲的那两句话，正是马太蒙召跟随耶稣时，应对法利赛人的恶意质疑而所说的。税吏马太变成使徒马太，他的行为尤其值得圣徒效仿。当时他是坐在税关上收税，耶稣只跟他说了一句话：“你跟从我来”，马太就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抛弃了世上的一切，紧跟着耶稣而行。马太后来不仅传扬天国的福音的大使徒，而且发挥所长，用他那从前做税吏时的记帐之手，一字一句写下了名垂青史的《马太福音》一书，而且被排在新约圣经的第一篇。这种奇妙殊荣，马太在跟随耶稣之前是再也想象不到的。

耶稣能与罪人同吃同住，既拯救了税吏长撒该，更是栽培了税吏马太。这两件事情说明了一件事：在神的眼中，不管一个人的罪恶有多大，只要愿意认神为主，真心认罪悔罪，洗心革面，那么他必会得到神的赦免和拯救。关键是，病人得首先承认有病，罪人得首先承认有罪，病人主动求治，罪人主动求赦，这样的话，他们才能拿到进入天国的门票。

巴士离开，回首再望，那棵历经了2000多年的桑树，仍然屹立不倒，它既见证了撒该的悔改，更见证了耶稣的拯救大恩。它似乎一直默默地在说：世人啊，趁着仍有机会，赶快觉醒，修复心灵，离开罪恶，归向圣洁。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向两河文明前进

（一）是前进还是倒退

两河流域有“世界最早的一批文明”，那是从耶利哥和叙利亚一带延伸过来的。

两河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乱史，战乱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代。与中国东周春秋战国（前770——前256年）的500年混战相比，两河流域的十几个文明之间的战乱发生得更早并延续了几千年。

在《圣经》中记载的3200年前的一场战争：希伯莱人攻陷耶利哥。

埃及有莎草，埃及人在5500年前就发明莎草纸，用“象形文字”记录历史。

两河流域只有泥土，所以只能用泥土烧制泥板，用“楔形文字”记录历史。

无论象形文字还是楔形文字，至今都无法完全解读出来，很多历史细节不得而知。

所以，现在我们从《圣经》记载的一场战争开始，介绍两河流域的伟大的文明历史：

根据人类最古老的史书《圣经》的记载，大约公元前1400年，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犹太流浪者渡过了约旦河。他们是一个完整的部落，人数庞大，具体多少没有记载，下面又分成了12个小部落。这些以色列人原来生活在埃及。2万多年前，非洲北部开始的干旱和沙漠化“挤压”到尼罗河谷的各种部落来自四面八方，后来，以色列人从战乱不断的埃及出来了：从埃及出走的过程，以色列人写成了他们的《圣经》中的一本书“出埃及记”。他们的首领摩西告诉他们说：他们的上帝耶和华已经把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那片肥沃的迦南的土地赐给了他们。

迦南（Canaan），城池林立，到处是牛羊和庄稼。在希伯莱人看来，那是“流着奶与蜜之地”。唯一阻挡他们吸吮奶与蜜的障碍，就是迦南人。必须杀死那些迦南人，夺取他们的土地。这要求渡过约旦河，摧毁城市，夺取土地：这是上帝耶和华所赐的伟大使命。

希伯莱人渡过约旦河后，遇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Jericho）。按照《旧约》的说法，希伯莱人包围了耶利哥之后，没有马上攻城。每一天，希伯莱人的所有军队都绕着耶利哥城巡游七圈。希伯莱人的至高无上的圣物“约柜”，陈列在巡游的队伍后面，七个祭司走在约柜的前面，每人手中拿着一个号角。这样，每天绕城七次，过了六天。

到了第七天的黎明，希伯莱人同样环绕城市走了七圈。然后，祭司们忽然吹起了号角。希伯莱人随后爆发出了响亮的欢呼。欢呼的声浪冲向耶利哥。耶利哥的城墙骤然崩塌。耶利哥裸露在狂暴的敌人面前，一无遮挡。

死亡像海一样，把耶利哥淹没。

希伯莱人冲进耶利哥，“按照耶和华的意旨”将城市里所有男人女人孩子老人全部杀死，连耶利哥人养的牛羊也全部屠戮。整个城市在一个早上的时间里变成死城。

唯一获得赦免的只有一个妓女拉哈（Rahab）的全家：因为她保护过希伯莱人潜入城里的间谍（见左图，这个《圣经》故事在西方很有名）。随后，希伯莱人焚烧了耶利哥。

耶利哥城起起落落，毁了再建，建了再毁，承载了太多的荣辱兴衰。耶利哥城在被希伯莱人焚烧之前，至少已经存在了7千年以上，也就是说，这里成为人类的居住中心距离今天已有大约1.1万年。那时正是最后一次冰河期刚刚结束的时候。

（二）从城市到文明

耶利哥，位于耶路撒冷的东方，靠近约旦河。这座城市拥有石墙，塔楼，护城河。石墙里面有房屋，蓄水池，甚至还有神庙。城内人口很多，估计超过上万人口，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很大的。20世纪中期，考古学家们不相信《圣经》记载的都是真的，他们认为：人类最早的一批城市是苏美尔人建立的。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耶利哥建城的时间更早。

所以，耶利哥现在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城市”。

大约1.1万年前，耶利哥围绕着这座小山丘的山泉兴建起来。现在这里是一个村镇。

伊斯兰教倭马亚王朝冬宫（Hisham's Palace）遗迹，在耶利哥古城以北约5公里。倭马亚王朝被赶出中东之后，还占领西班牙地区长达800年左右。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围绕着适合建立城市的地方，反反复复建造城市，毁了再建，建了再毁。例如，中国西安地区几十公里范围内连续1700年十几个王朝的建都……

除了《圣经》上记载的耶利哥，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类定居点分布在中东和西亚，这些定居点从北面，东面，西面“三面包围”着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未来的文明之源。

这种地理布局意义非常重大。这些定居点大多位于高地山谷，低处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当时沼泽遍布，有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起初，两河地区不如四周发达。

逐步地，人们走下山谷，汇聚在大平原上，在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平原上，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纪元：农业时代。

开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第一批人，叫做苏美尔人（Sumer），他们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两河交汇处和入海口，建起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城市（城邦国家）。

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苏美尔文明是人类最早的文明。

这个文明距今大约为8000年。

这个文明延续了大约3000年。

这个文明已挖掘出18个大城市，10个小城市遗迹。

这个文明后来消失了，这些人不知哪里去了？

这个文明，后来被巴比伦文明取代了。

这个文明后继的巴比伦文明，又被其他的帝国，民族和文明取代。

伊拉克，乌尔塔（Ziggurat of Ur），建于4100年前。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建者Ur-Nammu（在位前2112-2095年）开始兴建。与金字塔不同，这种神殿不是某一个帝王个人使用，而是广大民众共同祭拜使用的“神殿”，所以每一个朝代都不断增建和扩建，亦即乌尔王朝灭亡后，其他王朝继续修建，直到波斯居鲁士大帝和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最后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遗迹仍然规模巨大：约64米长，46米宽，30多米高：谁也不知道原来的高度是多少。这是苏美尔文明留下的最大的遗迹。

苏美尔文明发明的楔形文字，后来被两河流域的其他文明继续使用了长达3500年，留下了几十万块烧制的泥板。其中，留下泥板最多的一个帝国是亚述（Assyria），所以欧洲形成了“亚述学”，专门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大平原上的战乱史。

苏美尔人不仅发明了楔形文字，还发起了“农业革命”：小麦，大麦，枣子，芹菜，洋葱，大蒜，芥末，绵羊，山羊，猪等都是从这里起源的，牛为他们负重，驴为他们运输。据统计苏美尔人创造了“38个世界第一”。

希腊人和以色列人，都没有记录苏美尔人：这个文明完全是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苏美尔人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因为他们是“黑头发的人”，和古代中国的“黔首”一样。

苏美尔文明的起源和这些苏美尔人的去向，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主要困难之一：他们的楔形文字太难解读了。

2006年，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增加了一个：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这是一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官员Sir Henry Rawlinson（1810-1895）在1835年发现的：雕刻在山岩上的一组铭文，地点在伊朗的克尔曼沙汗省（Kermanshah Province）的贝希斯敦山（Mount Behistun）。这些铭文是波斯帝国的皇帝大流士一世（Darius I of Persia，公元前550-486年）下令刻写的，采用了波斯帝国当时的三种官方文字，这三种文字都是楔形文字：古波斯语，巴比伦语，埃兰语（埃兰语）。

于是，考古学界采用了一个办法破解这些楔形文字：组建了四个翻译组，互相不联系，分别参照当时的希腊历史记述内容对照翻译相应的楔形文字内容，大体上搞清楚了部分当时的楔形文字。但是，还有更多的内容，没有破解。

这些铭文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是很有道理的。历史，必须要有实物证据和文字证据。中国历史被划定为3300年而非5000年，就是因为3300年以前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和文字证据，只有神话或者传说。

两河流域平原和四周的高原地区，曾经诞生了十几个重要的文明，这些文明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他们全部采用的是楔形文字，所以翻译成功这些楔形文字的意义，无论怎样高度评价也不过分。

德国人1898年发现了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古城（Assur，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在1903-1913年期间挖出多达1.6万块泥板，然后搬到了柏林的Pergamon博物馆。这些泥板被陆续译解，从而形成一门研究古代历史的新学科：“亚述学”。德国人把这些文物当作宝贝，二战后期的柏林大轰炸中，这些泥板被德国科学家藏到安全的地方，没有遭受损失。

后来，这些泥板和其他东方文物太多了，实在放不下了，德国人在Pergamon博物馆里又建立了一个Pergamon Altar分馆，专门放置亚述，埃及，巴比伦，米利都（Miletus，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占领地区的希腊古城邦），普利尼（Priene，土耳其的希腊古城邦），乌鲁克（Uruk，伊拉克古城，5千年前就有6-8万人口，据信是“伊拉克”名称的起源）等地的“东方文物”。

（三）美索不达米亚

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是希腊文，意为“两河之间”，指的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一片冲积平原，亦称两河流域。所以，这一带产生的文明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或两河文明。

这里诞生的文明有十几个，盘根错节，迄今为止中国所有的教科书都描述含混不清，统称为所谓“两河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这些说法都没有阐明这是“一批文明”的史实。

近年来，繁琐的日本学者理出了比较清晰的脉络，大致如下：

1、苏美尔文明

前9000年（1.1万年前）左右苏美尔人移居这里开始农耕，苏美尔人的民族体系不明。

前6500年（8500年前）左右，居民点发达起来。

前3500年（5500年前）左右，发明世界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书写在粘土板上。

前3100年（5100年前）左右，两河南部苏美尔城邦国家发达起来，出现彩陶器和青铜器。

前2350年（4700年前）左右，阿卡德王Sargon建立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统一的集权国家。

2、巴比伦文明（阿卡德王朝建都阿卡德，后改名巴比伦）

前1900年（3900年前）左右，闪米特人（Semitic）中的一支亚摩利人（Amorite）以巴比伦为首都建立了古巴比伦王朝。

前1700年（3700年前）左右，古巴比伦王朝的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Hammurabi）经过30年的战争，征服了全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人类第一部法典。

3、赫梯文明

前1595年（3595年前）左右，位于现土耳其境内的赫梯帝国（Hittites）消灭了古巴比伦帝国。

前14世纪左右，亚述帝国（Assyria）独立，亚述人也是闪米特人的一支。

前12世纪左右，赫梯帝国突然灭亡，原因不明。赫梯是最早发明铁和铁器的强大帝国。

4、亚述文明

前13世纪左右，亚述帝国占领巴比伦。

前11世纪左右，由于赫梯帝国灭亡，亚述帝国势力扩张，马，战车和铁器大量使用。亚述进行了大量的征伐掠夺，发生了很多暴虐行为。

前745年，亚述帝国开始逐步攻占了美索不达米亚全境，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前722年，亚述帝国消灭了以色列（希伯莱人分裂后的北部王国）。

前671年，亚述帝国控制了埃及，成为支配整个东方世界的大帝国。

前612年，新巴比伦和米底（Medes）两国联合攻占和摧毁了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Nineveh）。

前609年，亚述帝国灭亡，迎来大约70年的“四帝国时代”：伊朗高原的米底，美索不达米亚的新巴比伦，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埃及的第26王朝。

5、帝国时代

前593年，犹太王国（南部王国）被新巴比伦击败，王族被捕，押送到巴比伦。

前586年，希伯莱人再起反叛，被镇压并被送往尼普尔（nippur）强制居住近50年（前538年）。

（1）波斯帝国

前539年，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又称波斯第一帝国）控制东方全境。

（2）希腊时期

前330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攻陷波斯首都，他的部将建立塞琉古帝国控制大部分两河流域。

前150年，塞琉古帝国灭亡：此前一百多年，两河流域战乱不息。

（3）罗马行省时期

116年，图拉真（Trajan）攻打占领安息（Parthia），获得了安息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第二年（前117年）图拉真去世，继位的罗马皇帝哈德良放弃撤离美索不达米亚。

（4）安息

118年，美索不达米亚再次被安息控制。安息是波斯帝国继承者。

其实在我看来，日本学者不懂得什么叫作“文明”，因为他们罗列的这些“文明”只是“霸权”。日本学者这样划分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因为日本自己就不是文明，只是一个霸权。

而只知霸权、不懂文明的日本学者，竟然没有把后来居上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列入，充分说明了他们划分得不当。

（四）从文明到帝国

在1.1万年前冰河时代结束，水源地带的积雪融化，两河流域的水量增大，人类从四周的高原地区例如耶利哥等城市逐步迁移到两河平原（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和城邦国家展开，农业灌溉和农业机具发展。历史学家认为：《圣经》“旧约圣书”中的伊甸园可能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一城市，“人类始祖”亚伯拉罕（Abraham）就出自苏美尔时代的乌尔城（Ur），诺亚的洪水就是当地突发的洪灾传说的记录。

动物狩猎到动物驯养，植物采集到植物种植，是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狩猎采集时代，一平方公里只能养活0.4个人，农业革命以后，一平方公里可以养活十几个到几十个人，财富积累出现了。

财富的积累，劳动的速度赶不上战争掠夺的速度。于是，战争和掠夺不断发生：土地，水源，权利是争夺的焦点。后来人力也成为一种“资源”，所以如何控制和管理人口，在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一种新的学问，有关发明如下：

两河文明，发明了法律：从摩西的《十诫》，到汉谟拉比的《法典》，等等。

两河文明，发明了国家：尤其是波斯帝国（伊朗地区）的创建者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他的创新性的“大统一小自治”模式，使得波斯帝国管辖和控制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多达50多个，成为古代世界最大的帝国。

两河文明，改革了宗教：希伯莱人首先发明“一神教”，后来衍生发展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的好处就是让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口”得以同化到一种“初级的驯化”之中。请思考一下这些相关的问题：1、伊斯兰与伊斯兰激进主义，2、基督教世界的罗马化，3、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化，4、被压迫者的信仰翻新历史文明。）

下面，简介两河流域的几个主要文明和著名历史典故。

巴比伦帝国

以巴比伦为首都的文明很多，第一个文明是后世称为“古巴比伦”的第一王朝。

古巴比伦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南约80公里，已是一片废墟，后来重建，用于旅游参观。

古巴比伦城的建筑，并不辉煌，几千年后新建的巴比伦城更加壮观。但是，古巴比伦的第六位国王汉谟拉比，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发明：法律。美国国会大厦里世界23个立法者浮雕之一，就有汉谟拉比。

汉谟拉比（Hammurabi，约前1810-1750年）是巴比伦城邦国家的第六位国王，他征战约30年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成巴比伦帝国，成为第一位帝王。为了治理世界上最早的帝国，他制定了《汉谟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这部法典被制成了一座石碑保留下来。

法律，这项创新非常重要。没有法律，不成国家。所以有人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谟拉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建筑里，都树立了汉谟拉比的雕塑或者浮雕，以表示对这位世界上第一位系统的法律的立法者的尊敬。

其实这是非常无知的。

因为在汉谟拉比之前早有《苏美尔法典》了。

约公元前二十世纪的《苏美尔法典》（The Sumerian code），是楔形文字大泥板之一部分，，亦称乌尔纳木法典、乌尔纳姆法典。泥板共有文字五行。原文为草书体的后期苏美尔文，当属于公元前十九世纪。大概出自乌鲁克城，为拉尔沙王国法律的一部分，拉尔沙王国曾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与伊新王国共同代替了以乌尔为首都的“苏美尔及阿卡德”王国即乌尔第三王朝。

法典内容

第一条 ⑴推撞自由民之女，致堕其身内之物者，应赔偿银十舍客勒⑵。

第二条 殴打自由民之女，致堕其身内之物者，应赔偿三分之一明那⑶。

第三条 不依照指定他的航线行使而使船失事者，除船价本身外，应对船主人按——计算租船之费。

第四条养子⑷倘告其父母云：“尔非吾父，尔非吾母”，则彼应放弃房屋、田、园，所有奴隶及其他财产，而此子本身应按其全价出卖。倘其父母告彼云： “尔非吾子”，则彼应走出——房屋。

第五条倘其倘其父母告彼云： “尔非吾子”，则彼应离开围墙和居地⑸。

第六条引诱自由之民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不知者，应告知此女之父母——而此女之父母以女嫁之。

第七条引诱自由之民女离家外出，而女之父母不知者，则引诱此女之人应对神发誓云：“彼⑹实知情，则应在彼”。

第八条 栏中之牛倘为狮子所吞食，牛之价值应作为牛之主人的损失。

第九条倘牛伤害栏中之牛，则应以牛还牛⑺。

注释文字

⑴ 现有原文大约自法典中间开始，这些条文仅为现有原文之次序

⑵ 舍客勒的八点四公分

⑶ 明那约半公斤

⑷ 养子俄译本为Maiiih 依B.B斯特鲁威院士说为养子

⑸ 上条末句之“彼”及此句中“彼”，当指父或母，可能因不认其子，而被逐出公社。参阅下文“所谓‘苏美尔亲属法’”第三一四条

⑹ 彼OH，俄译者注云，疑即指父母

⑺ 以牛换牛，是说以活牛偿死牛之主

法典的几个意义

1、奴隶制的确认：苏美尔法典中的家族法允许父亲把自己的孩子卖为奴隶，通常以收养子的形式出现，收养者要付出一笔钱作为收养费用。

2、抑制女性的地位：从第六、第七条可知。

3、苏美尔人的法律几乎无所不包，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即是苏美尔法典的修订本。

法典产生的背景

苏美尔是目前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最早的文明，为当今人类早期产生的文明之一。

赫梯帝国

两河文明期间，发明了很多世界第一。苏美尔，巴比伦之后，最重要的文明是赫梯文明。

（五）铁器传播与帝国主义

赫梯文明最重要的发明是铁器：赫梯人（现今土耳其地区）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铁器的民族，他们发明冶铁技术的时间至少在四千年前。公元前1180年赫梯灭亡后，长期被“垄断”“保密”的冶铁技术才被赫梯工匠传到其他国家：

约公元前800年传到印度。

约公元前600年传到中国。

这个时期，赫梯帝国与接壤的埃及帝国进行了多次战争。

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战争是卡迭石战役（Battle of Kadesh）：时间为公元前1274年，地点为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东北地区，赫梯和埃及双方出动了总计5000-6000辆战车，步兵的数量不详，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不分胜负，后来双方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和约：人类学会了妥协。

在《圣经》中，记载了很多赫梯帝国的故事。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字资料说明：赫梯帝国是怎样突然灭亡的。后世提出了很多可能性。例如瘟疫，灾荒。

前1180年，赫梯帝国突然灭亡。在此之前，赫梯帝国已经使用铁器约1000年了。

前1045年，约135年后，中国牧野之战，周灭商：商和周当时都仍在使用青铜器。

亚述帝国

在《圣经》中有四本书描述过亚述（Assyria）及其首都尼尼微（Nineveh）。心有余悸的以色列人在《圣经》里记载说：尼尼微的军队像狮子一样勇猛，把以色列人打得丢盔卸甲。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圣经》描述说：尼尼微城市巨大，要走三天才能走完。

几千年来，人们并未在意《圣经》的记载，因为没有发现尼尼微的任何踪影。

古埃及的很多遗迹被沙漠掩埋了，尼尼微也被两河流域的淤泥掩埋了几千年。

1842年，法国驻摩苏尔的领事Paul-Emile Botta雇佣当地人进行考古挖掘，“突然发现了一个人类过去一无所知的巨大城市”。但是，尼尼微的位置现在是穆斯林的“圣地”，所以挖掘工作进展很不顺利，断断续续，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位置不允许挖掘。右图名为《挖掘尼尼微》。

直到1990年的挖掘才查明的尼尼微的遗迹概况令人们大吃一惊：这座古城的面积达到七平方公里，城墙长度12公里。这一带地区，包括尼尼微在内的四座相邻的亚述古城，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四边形，走过这四个城市组成的四边形确实需要三四天（四边总长约98公里）。

尼尼微的地址也与《圣经》的记载吻合，与现在的摩苏尔（伊拉克战争以来人们经常听说的一个城市）隔河相望：尼尼微在底格里斯河东岸，今天的摩苏尔在底格里斯河西岸。

《圣经》上说，尼尼微是亚述人（Assyria）建立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起初，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一个重镇，后期，尼尼微成为亚述帝国的首都。英国，法国和德国保存的尼尼微浮雕上，都有武士出征或者杀死狮子的形象：现在的伊拉克，早已经没有狮子了。法国巴黎卢浮宫现有尼尼微的人头牛身带翅膀的巨兽。法国领事Paul-Emile Botta挖掘盗取的。

古巴比伦时期，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

赫梯帝国时期，颁布了各种《赫梯法典》，删除了巴比伦时代的很多酷刑。

亚述帝国时期，颁布了各种《亚述法典》，但是在亚述帝国的后期，他们似乎彻底倒退了：亚述早期（前20-15世纪），亚述人只控制着底格里斯河上游。亚述中期（前15-10世纪），亚述人曾经衰落，后来又复兴，逐步扩张征战。亚述后期（前10世纪-前609年），亚述的主要对手赫梯帝国突然灭亡了，赫梯人掌握的冶铁技术传到亚述人手里。从此亚述人大力推广战马，战车和铁兵器，对战俘采取了种种酷刑和死刑，他们穷兵黩武，连年征战，毁灭了很多城市。最后亚述人不仅占领了全部美索不达米亚，还一度攻陷埃及首都孟菲斯，迫使埃及年年进贡。也就是说，亚述人控制了“人类文明摇篮”的整个“新月沃土”地区。

四个帝国

公元前626年，亚述帝国的一个贵族那波帕拉萨尔（Nabopolassar，前685-前605年）在巴比伦宣布独立，后世称为新巴比伦王朝，然后巴比伦和米底两国联合攻打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参加这支联军的还有斯基泰人（Scythians）和Cimmerians人，这两部分人都是亚述北方的游牧民族，亚述的宿敌。

《萨丹纳帕路斯之死》（Death of Sardanapalus），描述亚述末代国王萨丹纳帕路斯（Sardanapalus）知道自己将战败和死亡，所以命令他的卫队屠杀嫔妃，仆人和马匹等动物。亚述国王面无表情，冷眼看着屠杀的进行，整个画面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公元前612年，联军攻陷了尼尼微，焚毁了这座巨大的千年古城。

公元前609年，三年后，退守亚述重镇Harran的亚述国王被杀，亚述灭亡。

从此，美索不达米亚进入了约70年的“四帝国时代”：

帝国一：伊朗高原的米底，后来波斯帝国兴起，灭亡了米底。

帝国二：伊拉克新巴比伦，曾把希伯莱人俘虏到尼普尔囚禁48年（《圣经》“巴比伦之囚”）。

帝国三：小亚细亚的吕底亚（Lydia），盛产白银，世界上最早铸造银币的国家，非常富有。

帝国四：埃及帝国的第26王朝。

事实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区，还有很多文明同时产生，前面没有论述。因为两河流域的多个文明相互盘根错节纠缠在一起，甚至很多思路不清，文笔较差的历史教授们编写的“历史教材”也让读者越看越糊涂。

例如，埃兰（Elam）文明，产生于5000年前（公元前3000年）的伊朗，埃兰人在大约4700年前建立国家，与两河流域的国家互有战争，互有胜负，几次被灭国。埃兰人也曾经与巴比伦人联合攻打亚述。后来，埃兰被波斯征服，埃兰人被波斯人同化，埃兰语被伊朗语同化，埃兰文明融入了波斯文明。

例如，古印度文明也在这段时期发生，但是，古印度文明的时间非常短暂，仅约800年（前2600-1800年）。古印度人曾经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各国贸易。后来，这些印度人完全消失了，他们的文明也彻底消失了。他们消亡约500年后，大约公元前1300年，雅利安人（Aryan race）从伊朗侵入印度，发展出新的文明，与古代印度文明毫无关系。古印度文明消亡的原因至今不明，考古学家估计源于气候变化，河流泛滥或者瘟疫，尚无证据与结论。

这一段时期，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沿岸，土耳其，伊朗高原，产生的文明和文化，列举出来的“简单介绍”就可以是几十本书，所以我们这里不再深入探讨。

在四帝国时期，出现过一个著名的国王，新巴比伦王朝创建者那波帕拉萨尔的儿子，第二任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前634-前562）。在联手消灭了亚述以后，新巴比伦和米底瓜分了亚述，尼布甲尼撒娶了米底帝国的公主埃米提斯（Amytis），并大规模建设巴比伦城，最著名的是为这位来自伊朗高原的王后建造的“空中花园”。

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包括：

金字塔（埃及）

空中花园（伊拉克）

罗德斯岛太阳神雕像（希腊）

摩索拉斯陵墓（小亚细亚）

阿尔忒弥斯神殿（小亚细亚）

宙斯神像（希腊）

法洛斯灯塔（埃及）

一般认为，这七大奇迹是真的。理由如下：

首先，提出七大奇迹说法的人，多达4个：“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5），拜占庭的学者菲洛（Philo，前280-前220年），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学者卡利马什（Callimachus，前310-前240），希腊的诗人安蒂帕特（Antipater of Sidon）在大约公元前140年写的一首诗里，第四次列举了这这七大建筑奇观。

其次，七大奇迹的希腊文原意是“看到的惊奇”，英文也用的是Wonder（奇观）而不是Miracle（奇迹）。所以“奇迹”一词的翻译可能不合适：奇迹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而奇观必然为真。

这七个建筑是若干（至少4个）名人学者亲眼看到的，所以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建筑的。

（六）长治久安的秘诀

在《圣经》中的几本书里，多次提到尼布甲尼撒，以及他重新建造的巴比伦城的壮美。“巴比伦15个城门”中第8个城门，伊斯塔门（Ishtar Gate）的遗迹，1932年的照片还可以看到墙上的浮雕依然栩栩如生。伊斯塔是当时两河流域的多个文明供奉的一个女神。

伊斯塔门的复原模型，城门和城墙均为双层结构，所以当时巴比伦号称“不可能被攻克”。

波斯帝国和居鲁士大帝：又称波斯第一帝国，或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公元前550——330年）。

顾名思义，这个王国起初是阿契美尼德创建的，但是当时整个波斯地区还在米底帝国统治之下。

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Cyrus II ，公元前600或576年-前530或529年）继承阿契美尼德王国的国王后，公开反叛米底，在公元前550年消灭了米底，建立了波斯帝国。这个帝国的面积迅速扩张，巅峰时期达到800万平方公里，直到200年后，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版图面积才打破了这个世界纪录。

居鲁士大帝时期的波斯帝国：全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土耳其，以色列，阿拉伯半岛，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印度河流域等。

究其原因：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居鲁士（后称Cyrus the Great，即居鲁士大帝）发明了一套统治技术，有些类似现代的“地方自治”或者“大统一，小自治”。例如，他在征服巴比伦后，派人担任巴比伦的“总督”，他自己则兼任“巴比伦国王”的头衔。这种办法，有些类似英国女王在加拿大和加拿大各个省兼任“元首”，同时，英国女王指定加拿大总督和加拿大各省的“总督”。这个创新很有效。

从波斯帝国开始，希腊人的历史记载，就比《圣经》更加详尽了。希腊人对波斯帝国的帝王们，都没有什么好评，但是对居鲁士大帝则例外：这位波斯帝国的开国者采取的怀柔政策，得到历代的历史学家普遍的好评。

两河文明，没有留下埃及那样宏伟的金字塔和神庙：损毁了或者埋在十几米的淤泥下。

但是，两河流域留下了法律，治国，宗教等“软件”遗产，后世受益无穷。

《汉谟拉比法典》并非孤立的法律。在公元前2050-前1870，两河平原上的多个城市发现了泥板上“书写记录”的多种经济法规，涉及市场规则，商品计量单位，借贷的利息收入概念，“错误作业”导致损失的惩罚等内容。这些经济法律的概念和做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第9个总督属地和居鲁士大帝的第9个新头衔。

居鲁士大帝的女婿，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大帝把这个数字提高到20多个。

居鲁士大帝的外孙，波斯帝国皇帝薛西斯则将这份清单进一步扩大到50多个。

两千年后的英联邦体系设计里，多多少少可以看到居鲁士的这套“非专利发明”的影子。

除了希腊人，居鲁士的创新也得到希伯莱人的尊敬。在《圣经》中，希伯莱人感谢居鲁士大帝把他们从将近50年的囚徒生活解救出来：征服了巴比伦后，希伯莱人被居鲁士放回以色利，并且允许他们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

不仅历史学家，帝王也很尊重居鲁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时，曾祭扫居鲁士的陵墓，没有破坏居鲁士的王城。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彻底烧毁了大流士建造的都城波斯波利斯。

居鲁士大帝的陵墓是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但这里仅是一个衣冠冢。

居鲁士大帝还留下了很多故事，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

据《圣经》记载，居鲁士占领巴比伦时，没有流血和战斗。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更是栩栩如生地描绘了2500年前的那场不流血的攻城战。

巴比伦的双层加固城墙，当时号称是“不可能攻破”的，所以巴比伦人根本没有把远道而来的波斯大军放在眼里。波斯人乖乖呆在城外，也没有攻城。巴比伦人则照常过日子。他们囤积的财富超过附近几十个国家的总和，生活奢华糜烂，有些类似晚期的罗马城。一度，巴比伦甚至是奢华与罪恶的代名词。

一个节日之夜，巴比伦人照样彻夜狂欢。凌晨时分，波斯军队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狂欢的人群前：所有人都惊呆了，没有发生任何抵抗。第二天，居鲁士大帝入城，废黜了巴比伦国王，释放了所有奴隶。举城欢腾。

原来，巴格达建立在幼发拉底河岸边，城门下面的闸门封锁住了从河流进入巴格达的可能性。聪明的居鲁士调查清楚了这些情报，趁着巴比伦的一个节日之夜，派出大军从上游截断了河水，使流经巴比伦的幼发拉底河的水位，突然降低到“仅仅淹没小腿”低水位，然后，波斯精兵趁着夜色，从河底钻过城门下面的闸门，进入了固若金汤的巴格达。高大坚固的巴比伦城墙，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关于居鲁士的死，“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描述得更加绘声绘色，甚至比司马迁《史记》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这里出现的一位女王，与以色列的莎美乐和埃及的艳后一样，成为西方艺术中永不凋谢的题材之一。

据说，中亚有一个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的国家，“生活方式与服装都类似于斯基台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美丽的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这个民族擅长骑马和射箭，经常南下侵扰。居鲁士的谋士建议：征服埃及之前，首先必须征服马萨革泰人，免除后顾之忧。于是，居鲁士首先给女王送去了一份“和亲”的建议，当然被女王拒绝了。“先礼后兵”，居鲁士名正言顺开始了一次远征：从伊朗出发，渡过了锡尔河（Syr Darya，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托米丽司女王要求居鲁士停止侵略，居鲁士不同意；托米丽司女王又要求双方约定时间和战场，堂堂正正的决战一场，居鲁士同意了。

一开战，居鲁士的军队就大败而逃，托米丽司女王的儿子斯帕尔迦披西斯王子（Spargapises）率领凶悍的骑兵，占领了“仅有少数老弱病残把守”的波斯大本营：这里，堆满了食物和美酒。王子和他的骑兵队伍很快喝得酩酊大醉，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居鲁士的大军返身杀回，俘获了昏睡中的王子。

原来，居鲁士又一次进行了间谍战：他查明，马萨革泰人从来不喝酒，只喝奶。一旦喝酒必定大醉而丧失战斗力。所以，居鲁士先在军营里为王子的军队准备了大量的美酒，然后佯败，诱敌深入……活捉了王子，作为人质。

本来，居鲁士可以开始和平谈判，兵不血刃地再次拿下一块属地。但是，意外发生了：王子酒醒以后羞愤难当，竟然自杀了。失去了儿子的女王狂怒了，她修书痛斥居鲁士毫无信用，发誓要让“嗜血的居鲁士喝够血”，让他的军队淹没在血海里，并且再次约定堂堂正正的决战。

实在没有台阶可下，居鲁士硬着头皮答应了。

斯基台人（Scythian）是一个分布广泛的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精于骑射，但是他们没有文字。希腊人记载的斯基台人分布区域，从东欧到中亚和西亚。有人说匈奴可能就是斯基台人的一支。

女王和王子的悲剧，感动了很多斯基台人的部落。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在哈萨克斯坦的腹地展开了，无数斯基台骑兵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战，居鲁士大帝遇到了“人生中最为残酷激烈的一场战役。”

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没有人知道，互相杀戮进行了多少天。

双方完全杀红了眼，没有任何俘虏的纪录。

波斯远征军，几乎全部阵亡，连马革裹尸的机会也没有。

居鲁士也死了，后来他的陵墓是空的，只是一个“衣冠冢”。

女王胜利了。但是女王仍不解恨：她割下居鲁士的头，放进装满血的革囊，实践了让“嗜血的居鲁士喝够血”的誓言。后来，她每天都用居鲁士的头盖骨做成碗喝酒，直到她离开人间，去见她心爱的儿子……这个令人荡气回肠的曲折动人的故事，与中国项羽的“霸王别姬”一样，在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代代传诵。

居鲁士大帝的衣冠冢，获得了一个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托米丽司女王的名字，成为了一个罗马尼亚城市的名字。

战乱不断的美索不达米亚，最后在居鲁士大帝手里，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四个帝国和其他国家，最后都并入波斯，其中很多小国家都是主动归顺的。

居鲁士大帝不断地征服，又不断地宽容对待不同的民族：仍然保留各国王室和贵族的特权，给人民安定的生活，尊重所有国家的不同信仰和宗教。他的陵墓，比不上任何其他波斯帝国皇帝，也比不上很多其他国家帝王的陵墓，与中国陕西关中平原上几十个巨大的汉唐皇帝陵墓相比，更是小得可怜。

但是，居鲁士的简陋的衣冠冢，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居鲁士不是征服其他文明，而是崇拜和保护了所有两河流域的文明。

居鲁士大帝的女婿，波斯帝国皇帝大流士一世（Darius I）忠实地沿袭了居鲁士的政策，并且将这些政策制度化和规范化。他扩大了波斯帝国的疆域。但是，他对希腊的远征失败了，那场大决战就是著名的马拉松战役。

居鲁士大帝的外孙，波斯帝国第四个皇帝，薛西斯一世（Xerxes I ）的陵墓。他率领40万大军，再次发动了对希腊的战争，“温泉关300勇士”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次战争中。最后，波斯帝国又战败了。

居鲁士大帝之后220年，统一了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攻陷并焚毁了波斯帝国新的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灭亡了波斯帝国。从此，西方世界进入希腊化时代。

长治久安的秘诀就是法律。

（七）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者不信宗教，但是却企图玩弄宗教，并通过宗教愚弄百姓来达到社会改革的目的。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1967年6月5日，中东爆发了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西奈半岛上的12万埃及军队，不到3天被以色列全部歼灭。但是，国内很少有人知道3400年前，西奈半岛还爆发过一场耶和华指导的中东战争。

公元前1400年左右，从埃及来到西奈半岛的以色列人遇到了亚玛力人。耶和华告诉摩西：你举起权杖，以色列就会赢，放下权杖就会输。摩西彻夜难眠。第二天，摩西在西奈山上，果不其然：举起权杖，以色列一方就胜利，手一放下，亚玛力一方就胜利。于是，这个可怜的老人一直举着权杖，最后累得站不住了。《摩西五经》的第17章说：亚伦（Aaron，摩西的哥哥）和户珥（Hur，以色列人的祭司）先是搬来一块石头请摩西坐下，后来，摩西仍然支持不住，亚伦和户珥只好一左一右举着摩西的手，使权杖继续高高举起：西奈山下，杀声震天，尸横遍野，为了奔赴耶和华指示的迦南地区（以色列），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利人与亚玛力人的互相屠杀经历了整整一天……摩西的权杖，一直高举着。

在那个时代，似乎人类必须杀死别人，自己才能活下去。

最后，希伯莱人胜利了。惨痛的胜利。人类宁愿不要这样的胜利。所以，有个作品的名称是《耶和华的胜利》，不是人类的胜利。

《耶和华的胜利》，作者John Everett Millais。据说，这幅作品人物的姿势和表情，作者反复修改了7-9年。摩西和两位元老的坚定刚毅与筋疲力尽，目睹山下亲人的死亡与杀戮，无法违抗的耶和华压力，在西奈40多年的跋涉艰辛，都留在三位老人的表情和姿态上。

在那个时代，希伯莱人的身后是杀戮成一片血海的埃及，前面的两河流域及其周边也是几十个政权在互相屠杀……所以，那时的耶和华的指示，也许是正确的。后来，耶稣呼唤出来的“充满爱和仁慈的上帝”（《新约》）也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理解以色列为什么在复国之后的五次中东战争中，以殉难式的英勇作战，“五战五捷”，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等国家大力支持以色列，那么，从他们的“史记”，旧约《圣经》的故事里，可以找到某些答案。

那时的人们写书，没有分册，没有把神话，历史，宗教分别编写，而是全部写进一本书：《圣经》（Bible）的原意就是综合性的记载，甚至包括衣食住行等民族风俗习惯等，并且《圣经》也不“神圣”，也有记录失误的地方。这部“百科全书”比较真实地纪录了两河文明历程中的很多史实，悲剧，喜剧，罪恶，进步与创新。

那时，经济中心在巴比伦，文化中心在以色列。

套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以色列那时的宗教产业高度发达，产品丰富，流传至今的大型产品就有3个：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些文化（宗教）的创新与改革，即“软科技”的进步，蕴含的力量往往超过“硬科技”。例如，后来居上的阿拉伯人以伊斯兰教为号召，建立和扩张的阿拉伯帝国曾经占据了横跨三大洲的大片领土，鼎盛期公元750年的地图上，阿拉伯帝国疆域，比中国的唐朝更为广阔。

再如，15-16世纪（至今5-6百年前），欧洲开始了基督教的复兴与传播的两大实践：对内是“文艺复兴”，对外是“地理大发现”：发现了南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并把基督教传播四方。最后，引发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大革命，不述。这些法律，宗教，治国理念的种子，都来源于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些成果与希腊的哲学，科学，民主，艺术体系一样，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又如，1620年，一艘“五月花”号木帆船，从英国带来了一批基督新教教徒，他们在美国登陆伊始，就订立了一项后来列入美国中小学课本的《五月花号公约》：“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飘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这群人和这个宣言，就是美国的起源。

两河流域的很多混战，都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在宗教的名义下爆发的。

例如，从埃及到迦南地区的混战是希伯莱人的耶和华“教唆”的。

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宗教改革者。但是，希伯莱人不承认他是弥赛亚，所以分裂出基督教。

后来，耶稣，一个普通人，一个改革家，被天主教会里的一些人包装得面目全非。

后来，西方出版了一系列新书，其中仅以《人的儿子》为同一名称的书就多达几十本，力图恢复耶稣的普通人面目，理清人类文明发展中的这一段宗教创新过程：两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文明，并非创建“硬件”才能青史留名。有时“软件”的意义更加重大。

两河文明留下的“硬件”似乎不如埃及金字塔和神庙：损毁了或埋在淤泥下。

但是，两河流域留下了法律，治国，宗教的种子。

后来，希腊文明留下了科学，民主，艺术的种子。

这些人类最宝贵的遗产，最终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主流文明。

所以，汉谟拉比国王，居鲁士大帝，耶稣得到人类的广泛的尊重。

谢选骏指出：

人文主义者没有信仰却企图利用宗教，这就犯了儒家的错误——让社会失去了虔诚，陷入了假道学的泥坑。

假道学，也就是“政治正确主义”。

（另起一页）

第四节

耶稣的试探山面对耶利哥的古遗址

（一）万岁！万万岁！

网文《世上最古老城市耶利哥》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各人都要往前直上。”（《旧约圣经约书亚记》）

万岁！万万岁！

“万岁”这个祝福语，自古以来象征着人类对永续生存热切的渴望。对个人而言，活一万年或许是遥不可及的愿景，不过对一座城市来说，如今已非不可能的任务了，因为就在去年十月十日，地球上最古老的城市——耶利哥（Jericho），才刚欢庆它的一万岁生日。

（当然，这个日期只是象征性的，一座城市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蹦出来？只是为什么这么巧选十月十日呢？）

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耶利哥挖掘出一道墙，当时以为找到了旧约圣经中约书亚攻陷耶利哥城时毁掉的城墙（B.C.1400年），后经考古才发现，原来挖到的这道墙已有一万年历史（B.C.8000年），且地底存在着23层古文明，证实耶利哥确是现今世上存在最久的城市。

西方人对耶利哥并不陌生，因为旧约圣经曾多次提及这个上古时代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约书亚攻占耶利哥城的故事。

上古最科幻的一场战争：

公元前十三世纪，约书亚继承摩西的遗志，带领以色列人一路浩浩荡荡要回到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大队人马渡过约旦河后却碰上一个大难题：城墙高耸的耶利哥挡住了去路。

耶利哥扼守着迦南门户，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不但城墙又高又厚，还盖了双层，内外墙之间相距达十五英呎，外墙下部由石块砌成，上部由砖块砌成，墙高超过三十英呎以上（约三层楼）。

这么固若金汤的一座城怎么攻呢？

据圣经上记载，耶和华是这么教以色列人的：你们就抬着约柜每天绕城一周，七个祭司拿着羊角法螺走在约柜前，军队跟在后面随着约柜走，这样一天绕一次，总共六天。到了第七天，要绕城七次，然后在祭司的法螺号声中众人齐声大喊，城墙必轰然倒塌，届时你们每个人都要勇往直上，攻进城里。

以色列人如法炮制，果真不费一兵一卒轻松拿下耶利哥城。这座坚固的堡垒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垮了，成为史上第一座被以色列人征服的城市。

这场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秘战役，引起考古学家高度兴趣。

神话，还是史实？

耶利哥古城距离今日的新城约一英哩，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学家曾在此三度挖掘。1908年，澳洲的Sellin 博士及 Watzinger 首先在耶利哥城北边约1.5英哩处发现两重古城墙，外墙厚6英呎，内墙厚12英呎。1929至1936年间，英国考古学院院长Garstang 博士在耶利哥城旧址挖掘出陶器和圣虫，证明耶利哥城约毁于公元前1400年，同时还发现两座城墙之间充满碎砖石，有大火烧毁的痕迹，而且外城墙向外倒塌，内城墙却向内倒塌。

一般咸认为耶利哥古城墙应该是毁于地震，果真如此，城墙应该是向外倒，如果是攻城的时候倒塌，那应该向内倒，何以会一向外，一向内倒呢？

1990年，中东考古学家 Bryant Wood 进一步考察耶利哥遗址，证实考古学所挖掘出的耶利哥古城与圣经所描述的几乎完全吻合：

1．这座城的高大城墙及被毁的年代，与约书亚所记载一致

2．这座城是被火烧毁的

3．整座城堡的围墙同时倒塌

4．在城里头找到大量谷物，显示这座城是在春天收获期被毁

5．Garstang 发现装满粮食的瓮，这些瓮理应被带走，却全被烧毁，显然这座城在很短时间内被攻破，居民甚至来不及带着食物逃亡

6．谷物也没有被敌军抢掠

7．耶利哥城被毁后，被遗弃了很长一段时间

难不成耶利哥古城墙真的是被巨大的音波或磁波震垮的？

从遗址挖出的所谓古城墙看起来，其实也不过就是一堆土墩。以当时的建筑水平，看似雄伟的城墙只是土砖堆出来的，如此不堪一击亦不无可能。

（二）试探山的试炼

圣经中关于耶利哥还有一段颇富传奇性的记载，就是撒旦引诱耶稣的试探山。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后，被圣灵领入旷野40天遭魔鬼诱惑。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　神，单要事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传统上认定的试探山就在耶利哥古代遗址的上方，由耶利哥北望抬头就可以看到。山看起来并不高，约1148英呎，但近观也颇为险峻。上山的路十分陡峭，公元六世纪曾在山坡上建过一座教堂，十三世纪时毁去，直到1878年东正教又在该处盖了一座修道院，并于1895年在原有基础上陆续整建才形成今日规模，最鼎盛时期，山上修道的人曾达五千之多。

在东面山壁上有许多修道士苦修的洞穴，据说那里就是当年耶稣受试探之处，许多修道士为了体验昔日耶稣受试炼的感受，特地来此苦修。他们各自找一个洞穴用绳梯爬上去，贮存一周简单食粮，独自一人在洞穴中读经祈祷，许多人病死在穴中也没人知道。

试探山是信徒坚定信仰的圣地，许多人不远千里到此朝圣，有心者再辛苦也要自己一步一脚印爬上山，亲身体验耶稣被试炼的煎熬，纯观光的人就不必那么辛苦了，现在有缆车直接上山，可以俯瞰整片约旦河谷和古城遗址，轻松饱览耶利哥风光：

走过万年沧桑

耶利哥一字是源自希伯莱语“yerah”，意为“月亮”或“新月”，这可能和古代月亮崇拜有关，进入市区第一个映入眼睑的地标就用英文写着“月亮之城”。

自古耶利哥就以棕榈泉水之乡闻名，城内泉水汹涌每小时出水量达1000加仑，因此棕榈繁茂，盛产香膏树、橘子、香蕉、椰枣，风景秀丽，圣经申命记中称之为“棕榈城”。

历史上有三个耶利哥——耶利哥古城（靠近伊莱沙泉）、新约的耶利哥（靠近希律王的冬宫）、以及现今的耶利哥新城。

从耶利哥古城遗址出土的废墟中，可以看到一万年前人类从游牧生活转成定居的小区型态。当时这块沙漠中的绿洲即已形成二至三千人的聚落，以石块修筑城墙，墙外有宽二十五英呎、深六英呎的护城河。居民住在泥砖筑成有多个房间的屋里，屋顶用芦苇和粘土覆盖，墙壁和地面涂抹灰泥，屋内还铺有草席。

公元前3000年时，迦南人在此以围墙建立城市。旧约圣经中，摩西率以色列人从东边约旦尼波山远眺应许之地时，见到的就是耶利哥。

公元前1900年，来自叙利亚的异族入侵占领了这座城，没想到反而为它带来空前繁荣。由于地处商旅要道，耶利哥成为重要的经贸中心，城市高度发展，那是耶利哥的鼎盛时期。

六百多年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不但遵照神的指示，除了掩护他们的妓女喇合之外一律不留活口，还一把火烧毁整座城，甚至诅咒将来谁敢重建耶利哥城就会绝子绝孙。时为公元前1250年，后来论功行赏，以色列各支派分封居地，耶利哥成为便雅悯支派分得的领地。

到了罗马统治时期，大将安东尼为讨埃及艳后欢心，把耶利哥城当礼物献给她。埃及艳后喜欢香水，大量栽种原产埃及的香料树使耶利哥成为盛产香精的地区，后来埃及艳后将此地卖给以色列大希律王。这位历史上以残暴奢华闻名的希律王在旧址西南二公里的高地修筑华丽的罗马城，城里有圆形剧场、竞技场、休闲花园、和美轮美奂的冬宫。

时值耶稣诞生的年代，耶利哥成为耶路撒冷贵族冬日避寒的胜地。

（谢选骏指出：耶利哥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深入的城市，它位于海平面一千英尺，所以温暖炎热。）

当时犹太逾越节的朝圣之旅从加利利湖区前往耶路撒冷，为了避开危险的索马利亚山区，就从约旦河谷地经耶利哥前往耶路撒冷，圣经上记载，耶稣亦曾多次出入此地。

（谢选骏指出：踱步一夜之后的清晨，抬头望见加利利的穹窿，刹那绽开蓝宝石一般的天空。

大地不同，天空圆融；大地割裂，天空一统。

质朴的加利利能够产生清新的福音，而自满的耶路撒冷，只会捆绑上帝的声音。）

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该地被建设为城堡、引进甘蔗种植，曾再次繁荣过，十字军王朝崩溃后，耶利哥就没落了。

一万年来，耶利哥历经无数兴衰，如今这座面积593平方公里，人口近三万人的古老城市，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到死海观光路途中打尖歇脚的沙漠绿洲。

死海是以色列和约旦的界海。耶利哥位于约旦河西岸，往南约五英哩就是死海、往西南十四英哩就到耶路撒冷。这座最古老的城市还有一项世界之最，那就是“地表上最低的城市”。

搭车由耶路撒冷进入耶利哥，车程约50分钟。出了宽广平整的高速公路后，山路就不断盘旋向下，一路从海拔2600多英呎下降到海平面以下1000英呎，窗外景观也逐渐从繁华热闹的都市变成漫天黄土的岩壁和沙漠，着实让人有时空错乱的感觉。

大太阳底下，除了黑卷发黑眼珠的巴勒斯坦人、到访的游客、山羊、骆驼，再来就是中东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他们像是无国籍的，骑着或牵着几匹瘦马，赶着成群的山羊，走到哪就停在哪，住的也是几片布围起来的简陋棚子。由于长期动荡摇摆，城内涂鸦处处，房舍建物明显落后以色列境内其它地区。

以巴问题纠结万年难解？

耶利哥是以巴和谈后，第一个自治的巴勒斯坦行政区，进入耶利哥得先通过以色列的检查哨。

说到以巴之间的恩怨，真是一言难尽。

以色列的祖先原为希伯莱人，4000多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过着游牧生活，后于公元前19世纪左右方由亚伯拉罕迁移至迦南人居住的巴勒斯坦。

据说神曾告诉亚伯拉罕，要将“流奶与蜜”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所以希伯莱人认定自己是神的选民，此后尽管迁徙流离数百年，仍心心念念不忘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公元前13世纪，摩西率领沦为奴隶的希伯莱人逃出埃及要回到迦南，在沙漠中辗转数十年始终到不了，约书亚继承他的遗志，率众渡约旦河，攻陷耶利哥，一路过关斩将，最后总算完成回到迦南的使命。

希伯莱人从此定居巴勒斯坦，并于两百年后建立王国，后来王国分裂，南方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称为“犹太”；北方艾萨克马利亚为中心，称为“以色列”。这两个王国后来分别为亚述和巴比伦帝国所灭。

公元135年因犹太人暴动，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罗马帝国索性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从此犹太人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也埋下日后以巴冲突的种子。

犹太人被赶离巴勒斯坦后，该地主要居民一直是阿拉伯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属于奥斯曼帝国，大战末期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国托管地。

由于流浪各地的犹太人受尽各种迫害和歧视，犹太复国运动一直未息，英国为得到犹太人协助，承诺犹太人在“故乡”建国。二次大战期间，犹太人受到纳粹残酷迫害，战后，趁英国托管到期，联合国提案把巴勒斯坦分割成阿拉伯人区和犹太区，让以色列复国。1948年以色列宣布独立建国，全世界的犹太人纷纷回归。

犹太人建国了，换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

问题是，犹太人实在离开太久了，阿拉伯人在此早已生活多年，此一事实竟无人理会。阿拉伯众国联盟坚决反对以色列建国，前后爆发四次中东战争。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一举击溃中东联军，占领了东耶路撒冷旧城、约旦河西岸、加萨走廊、埃及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共6.5万平方公里土地，数十万名阿拉伯人沦为难民。

1993年，缠战已久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终于达成协议，同意加萨地区和约旦河西岸的耶利哥暂由巴勒斯坦人自治。重获和平的耶利哥一度发展迅速，观光鼎盛，1998年还开放赌场，不幸2000年又爆发巴勒斯坦第二次武装动乱，才萌芽的经济再度陷入百业萧条的窘境。

尽管已完全交给巴勒斯坦当局治理，搭车出入耶利哥城还是可以看见沿途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的以色列军人荷枪守卫。入城之前，必须先经过以军的检查哨，经过短短缓冲区后，再进入巴勒斯坦军人的检查哨。战争的肃杀之气，使耶利哥能否恢复昔日繁荣仍难以逆料，不过近年来假日吸引大批观光客涌入，可以看出居民的商业活动已经比前几年改善很多了。

2010年10月10日，耶利哥推出庆祝建城一万年的系列活动，当局筹备了三年，原想藉此打响名号吸引观光客，却因为经费不足加上以色列在背后掣肘，落得雷声大雨点小，最后办个马拉松赛，吹吹军乐，放放烟火了事。

走过沧桑岁月，耶利哥就这样在枪口下苦中作乐，渡过了它的一万岁生日。

（三）基督的奇迹

谢选骏指出：

我到访耶利哥，只拜见了耶稣的试探山、视察了万年的古遗址，至于希律王宫，我是不屑一顾的，不仅如此，连热门旅游地死海我想都不想去。因为我到圣地，专为追寻拜访耶稣的足迹，体会何谓朝觐圣地。至于其他，真的毫无兴趣。而且很是奇怪，只要是这样就很顺利，只要不是这样就很不顺利。我不敢坐着缆车上到耶稣的试探山体会圣子的处境，上帝甚至没有给我力气爬到修道院，只能站在去往修道院的半途仰望基督的奇迹。

在我看来，基督的奇迹是这样的：耶稣时代以及后来修道士时代，人们并不知道那里的山下就是万年之前的人类最古遗址，但是上帝的确是让耶稣在那里受到试探和诱惑的！这意味着，耶稣所面对的，其实是人类自古以来所面对的基本处境……一万年前到两千年前，风尘滚滚，直到如今。

相比之下，穆罕默德的灵魂被提到耶路撒冷的传闻，则有明显的人为痕迹。

我对导游的加拿大小伙子说：这是三个时间点，一万年前，两千年前，现在。

真是这样。这万年遗址能够保存下来纯属偶然，因为他孤立于地表，完全可能被偶然的遭遇一举铲平掉的。耶利哥万年遗址的幸存，就是为了见证基督对于人类的关怀。

在吃饭的时候，我拿到了这样一条签语饼：

You should be able to Undertake and accomplish anything.

（你应该能够承担和完成任何事情。）

——但愿这不是我所面对的试探和诱惑。

（四）哭墙的反动

（谢选骏指出：

1、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城根下布满了夹道的坟墓，表明此山非在祭神，而是拜鬼，此举比华人的坟墓文化还要腐烂，可见犹太人有时是比华人还烂的费拉民族。极端主义，企图把费拉民族拉回到文化民族，并因此需要经历一个退化的甚至野蛮化的过程。

2、圣殿山的废墟如此堕落，说明犹太人自知罪孽深重，已被上帝弃绝了。他们也就只能厚着脸皮，在人间继续冒充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不敢重建圣殿。

3、从哭墙到隔离墙，只有一步之遥。）

《以色列人的“哭墙”文化》则从反面提醒了我们，哭墙文化是对福音的反动：

旅行到以色列，人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旧城，首先要去看的便是圣殿遗址的哭墙。“哭墙”（Wailing Wall）又称“西墙”（ Western Wall），是由圣殿山的回教圆顶岩石寺走下来，在山西边残留下来的一堵石墙；是一段高约二十公尺，宽约五十公尺的巨墙。此为原以色列人圣殿仅余的残址，是犹太人世界中最神圣的地方，是海外犹太人回到以色列朝圣必须朝觐的圣地，是以色列历史的见证，是大卫王朝国魂的象征。

我两次访问圣地，都在哭墙旁边停步观察很久，海外的犹太人多半会每年一度回到哭墙的前面朝圣。也有生平第一次来朝拜的青年人，在哭墙旁听专司教导的拉比，讲述有关哭墙的历史。当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后，大批犹太人涌回耶路撒冷，都来朝拜哭墙。那些首次踏上圣地的青少年，便获得优先安排，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的大事。每礼拜五的下午傍晚时分，犹太教的大批神学生与教士，便会列队来到哭墙前，集体咏唱诗篇并携手舞蹈。在强烈的灯光照耀之下，成为耶路撒冷的一道风景。

以色列人自称为上帝的选民，其种族的优越，在各个领域都有表现，有目共睹，也成为他们民族的骄傲。但犹太人却一个悲苦的民族，有说不尽的血泪史，如苦胆般凝聚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心头。

提起以色列人悲苦的历史，可说是罄竹难书。自士师时代（主前1300年至1000年，约四百年期间）起，以色列人便因多次背逆上帝与拜巴力神像等大罪行而招致异族的侵略与欺负，尝尽了苦头。而每当神的选民向上帝呼救时，神便派一位士师，拯救其选民于水火之中。如此反复有七次之多。而当大卫王与所罗门王冠上的荣光敛尽，这些在巴勒斯坦蕞尔小国的人民，便开始了他们长达两、三千年国破家毁的流亡生涯。所罗门王死后，更分裂为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成为两个更小的国家，在兵连祸结写长久的阋墙内讧下，招来了周围虎狼之国如亚述、巴比伦、波斯等国的侵略。这两个小王朝乃分别于主前722军（亡于亚述）及586年（亡于巴比伦）完全覆灭，结束了以色列王国的历史。以色列人不但国破家亡，最重要的是象征其民族灵魂的耶路撒冷圣殿也被毁，殿中的圣器尽被劫掠。劫余残留的人民，也被放逐到异域为奴，长达数千年。神的选民遭受如此悲苦的劫难，都是咎由自取。在以色列覆亡的前后，神多次多方地差遣他的先知，向这个民族不断提出警告，但顽梗的选民却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而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今日，毫无改变。

能表达以色列人悲苦心声的，莫如诗人在流亡中留下来的诗句：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

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诗篇137：1-6）

被俘掳到异邦为奴，还要受敌人的调侃与揶揄，真是情何以堪！流亡异域的以色列人的悲歌，较之三闾大夫屈原的《离骚》《九歌》，更为沉痛！

耶路撒冷的圣殿，自所罗门初建以后，多次被毁也多次重建，如今残留在圣殿山的西墙，为主前37年罗马帝国的希律王所建。主后七十年在提多围攻耶路撒冷数年，陷城后遭彻底摧毁。占领者为宣扬罗马国威，只留下了圣殿的西墙，让以色列人作为鉴戒。而这堵苍凉斑剥的残壁，迄今已二千年历史的古石墙，便成为犹太人惟一可以追怀凭吊昔日圣殿荣光的地方。当一九六七年以色列收复耶路撒冷后，便向全世界郑重宣告：“我们永不退出圣城！”

犹太人将历代以来的悲惨遭遇，与以色列在各地被迫害的惨痛历史，以及数千年民族痛苦心灵的血泪，都浇奠在这堵石墙上。当他们千里迢迢地由世界各地奔回耶路撒冷，回到哭墙前，伸手触摸到石壁时，便悲从中来，号啕痛哭!将民族的、家族的及个人胸中的块垒与悲苦，都带到在这座哭墙前，向神倾诉。他们有时也将心中的祈祷写在纸片上，塞进墙缝中，但多半是以诗篇在哭墙前低回咏叹。祈祷时身体摇晃，先前后晃，再左右摆，用整个的肢体与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沉哀。其实早在主后三十年，耶稣在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时，已先为它哀哭过了（路加福音19：41），主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马太福音24：2）。

犹太人的哭墙文化，所代表的是他们民族悲怆抑郁的情结。他们内心的呼求，到底是什么呢？是上帝选民的引咎反省吗？是忧伤灵魂的痛悔吗？还是在虚拟的盼望中，等待祈求“弥赛亚”的降临，以复兴大卫王朝的荣耀？我们都无从得知。但上帝藉历代先知向他们发出的警告与训诲，应该还留在经书上与选民的耳边吧。但看一看今日以色列国在他们由“复国主义”到如今所凝聚成的民粹情结，与对阿拉伯人的血海深仇，却使我们惊心，不知这个民族何时才会真正的忧伤反省，回归基督的十字架下，与举世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同领受神救赎的恩典。

谢选骏指出：

真的，以色列人如果不能真心悔改，有朝一日可能会像十字军一样，在圣地得而复失。十字军占领圣地一两百年，最后还是失败了。十字军再是罪人，毕竟是基督徒，胜似拒绝悔改的犹太人。十字军尚且如此，何况以色列呢？

参照历史，福音向东传教都是失败的，只有向西传播才是成功的。所以耶路撒冷要回归上帝，需要来自中国的动力。

（另起一单页）

第二章

耶路撒冷的出现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耶路撒冷面面观

（一）耶路撒冷与亚伯拉罕宗教

耶路撒冷（Jerusalem）位于以色列中部，南北在黎巴嫩和西奈半岛之间、东西在地中海和死海之间。耶路撒冷同时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亚伯拉罕宗教”（或称“三大天启宗教”）的圣地。自从前10世纪，所罗门圣殿在耶路撒冷建成，耶路撒冷一直是旧约信仰的中心和神圣城，昔日圣殿的遗迹西墙，仍是神圣的所在。基督徒也相当重视耶路撒冷，因为根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在这里受难、埋葬、复活、升天。伊斯兰教亦将耶路撒冷列为麦加、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地，以纪念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传说，并在圣殿山上建造了2座清真寺——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来纪念这一事件，目的是夺取控制权和话语权。

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大多数国家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认为该市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有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谈判决定。多数国家都将大使馆设在特拉维夫。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宣布耶路撒冷将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因此，今天耶路撒冷仍然是巴以冲突的中心。以色列现行政区划上设耶路撒冷区，面积652平方公里，只有一个分区，即耶路撒冷分区。

2006年，耶路撒冷市区面积为126平方公里，人口约724,000人，这两项指标均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城市之首。

今天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城市，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社会不同阶层，同处一城；城市的东西两部分截然不同，发展水平悬殊。老城雅法门以西的西耶路撒冷（1967年以前属于以色列的市区）是现代以色列的核心地带（如果再继续向西数十公里，就是以特拉维夫为中心的“古什·但”区域），而老城及其东、北、南三面的东耶路撒冷（1967年后以色列占领的争议区域）则以巴勒斯坦人为主。最特别的地方是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被一圈城墙所围绕的耶路撒冷老城，其中又分为4个宗教与种族聚居区：基督徒区、犹太区、亚美尼亚区和穆斯林区。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也引起重大争议的宗教圣地，均位于此处：基督徒的圣墓教堂和十架苦路、犹太教的西墙和圣殿山、穆斯林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

耶路撒冷名称的来源尚无法确定。在希伯莱语中，这个名字叫做“Yerushalaim”，可以理解为yerusha（遗产）和shalom（和平）的合成词。另一个比较普遍的解释是它将《圣经》里两个城市的名字结合在一起：耶布斯（Jebus）和撒冷（Salem，意“和平”）。耶布斯是希伯莱人来到当地之前，迦南人为该城所起的名字；而撒冷这个地名出现在《创世纪》14章，是大祭司麦基洗德的住处，他为来到这里的亚伯拉罕祝福。

在阿拉伯文中，耶路撒冷的名称意思是圣地，在“房屋、住宅”词前加冠词特指圣城耶路撒冷。同样的，意为神圣的（人）、圣洁的（人），两词合起来组成则特指圣城耶路撒冷，字面意思是圣人之家即圣地。

（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

考古发现显示，耶路撒冷的开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千年。早于希伯莱人的历史三千年左右。关于该市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前19世纪的埃及诅咒祷文和前14世纪的阿马尔奈文书。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大卫王率领以色列人屠杀耶布斯人，夺取了该城，向南扩建了城市并定都于此，更改成今天的名称“Yerushalayim（耶路撒拉冷）”。他将约柜迁到耶路撒冷并为约柜建立会幕，还想进一步建造圣殿，却被耶和华的先知拿单所阻止。

大卫的统治结束于前970年，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在《圣经·列王纪上》第五章至第六章记载，所罗门在即位后第四年开始，花费十年时间在城内建造了第一圣殿。所罗门圣殿所在的地方是最后确知的约柜所在的地方，后来在犹太人历史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也很重要），也是犹太人崇拜的焦点。这座圣殿采用来自推罗的岩石及香柏建造，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礼拜地，并取代了其他地方的祭坛。到“第一圣殿期”末，这座圣殿成为全国唯一的宗教场所和朝圣的中心。

此后的400年（直到前586年所罗门圣殿被毁）被称为第一圣殿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所罗门去世（前930年），北方10个支派分裂出去，成立了以色列王国（首都位于撒马利亚）。在大卫和所罗门后裔的统治下，而耶路撒冷仍然是南方犹大王国的京城，长达300多年。前722年，亚述征服了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前607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耶路撒冷，年轻的国王约雅斤和大多数贵族均被掳到巴比伦囚禁。在西底家的领导下，耶路撒冷反抗巴比伦的占领，前588年尼布甲尼撒二世率领大军围攻耶路撒冷。18个月后，巴比伦军队占领并摧毁这座城市，城墙被毁，圣殿被焚，圣殿中大批的金银器皿则被带到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俘获了西底家，在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还把他用铜链锁着像牵着狗一样带到巴比伦弄死了。

前538年，巴比伦之囚70年后，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灭亡巴比伦，允许犹太人回到犹太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圣殿重建工程在前515年3月（大流士一世在位第六年），也就是第一圣殿被毁70年后完成。接着尼希米又重新修建耶路撒冷城墙，使城市又恢复了繁荣。此后600年间，犹太地先后是波斯、希腊和罗马的一个省份，耶路撒冷则是犹太省的首府。在罗马统治的前期，曾委任代理王大希律王进行统治，大希律王在位时扩建了圣殿。公元6年，犹太地直接归属罗马统治。

66年，一次反抗罗马的起义失败后，罗马军队围困耶路撒冷，但是很快撤军。罪恶深重的犹太人不思悔改，还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不想公元70年，提多将军率领的罗马大军再次围困耶路撒冷达4个月25天之久，罗马军队利用先进的装备和攻城设施系统地拆除了城墙，入城后拆毁了圣殿（只剩下部分墙基，即西墙）。由于正值犹太人的一个大型节日，城内粮食很快消耗殆尽，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围困其间有大约110万人丧生，97000犹太人被俘虏，很多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到大约130年耶路撒冷没有人居住，之后罗马皇帝哈德良重建耶路撒冷城，但是作为惩罚措施，下令在希伯莱历埃波月九日，即耶路撒冷遭巴比伦和罗马军兵两次攻陷的周年记念日（恰巧是同一日！），将耶路撒冷彻底铲平，在原址新建罗马城市爱利亚加比多连（Aelia Capitolina），圣殿山上另建罗马神庙；同时将所有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禁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居住。400年间，犹太人不准进入耶路撒冷。

此后的5个世纪中，该市一直在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4世纪，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控制该市期间，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天主教中心，建造了圣墓教堂。当时，虽然仍然禁止犹太人居住耶路撒冷，但他们已经开始在每年的埃波月九日来到西墙前哭泣。在罗马帝国分裂后的拜占庭帝国统治下，这座城市在天主教势力中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当时在宗教方面相对宽容，从5世纪开始，犹太人重新被允许住在耶路撒冷。

（谢选骏指出：这一历史性的妥协，可能导致圣地后来沦陷于穆斯林。）

638年，阿拉伯帝国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在691年，阿拉伯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在“登霄石”实即圣殿山的圣殿原址上建造了圆顶清真寺（萨赫拉清真寺）。传说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准备以他的儿子作奉献祭，《圣经》上记载他奉献的是小儿子以撒（一译“易司哈格”），穆斯林认为他奉献的是大儿子伊希梅尔（一译“以实玛利”或“依市玛耳”）。三个世纪后他们又在这里建造了阿克萨清真寺。在穆斯林统治初期，在宗教上比较宽容，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缴纳人头税后，可以获得自治权。但1010年，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基姆背信弃义，下令摧毁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教堂。

（谢选骏指出：我在巴勒斯坦遇见一位穆斯林，他嘲笑“Chris”是“Crazy”，这说明穆斯林对待信仰其实没有基督徒那么认真。而且穆斯林嘲笑基督徒但不嘲笑耶稣和十字架，但犹太人却会。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所谓的“时代主义”，乃是敌基督的思想别动队，背叛了神圣的三位一体，是冒充信徒的叛徒。在这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在基督教陷入了穆斯林战争，多少是中了犹太人设下的圈套；而且伊斯兰教的起源，本身就有敌基督的犹太人蛊惑作用在内。在古代，犹太人成功地唆使了他们的闪族同胞起来对抗福音，形成所谓的伊斯兰教。在现代，犹太人成功地煽动了穆斯林对于基督教世界的仇恨，形成了所谓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

1071年塞尔柱帝国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胜拜占庭，两年后（一说五年后）再从法蒂玛王朝手中夺得耶路撒冷，于是教宗乌尔班二世在欧洲号召十字军为基督徒夺回圣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包围了耶路撒冷，一个多月后的7月15日，耶路撒冷被十字军攻占。十字军进城后，清理了城内大多数穆斯林和犹太人，并在这里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禁止穆斯林入城。1173年，一个来到耶路撒冷的人写到，耶路撒冷是一座小城市，充满了东正教教徒、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和格鲁吉亚人，只有200名犹太人住在城市的一角。

1187年，埃及穆斯林苏丹萨拉丁又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1219年，大马士革的苏丹下令将城墙销毁。

1228年-122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组织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通过与埃及签定条约，重新得到耶路撒冷。1239年，他开始重建城墙，但不久它们又被拆毁。1243年，基督徒再次占领耶路撒冷，又重建城墙。

1244年，被蒙古亡国的花剌子模王朝在逃亡途中占领耶路撒冷，1247年，花剌子模被埃及人驱逐。1248年—1254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但无法夺回耶路撒冷。

1260年，埃及奴隶骑兵马木鲁克夺取耶路撒冷，该城的犹太人不得不逃到周围的村庄避难。1291年耶路撒冷王国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城被马木留克人攻陷，耶路撒冷王国不复存在。

1517年，奥斯曼帝国占领耶路撒冷，他们控制该城市直到20世纪，这时耶路撒冷重新开始繁荣，城墙和老城也被重建，城内任何宗教都可以存在，但奥斯曼帝国后来的无能统治机构使耶路撒冷的经济陷入了缓慢的衰退。到18世纪60年代，耶路撒冷的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但已经拥挤不堪。居民开始在城墙外建新城。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城门外建造了一幢大楼。首先开始在城外建造的当地居民是犹太人。其他人模仿他们的榜样开始在城外西部和北部建造新的居民区。最后，这些居民区不断扩大，连接到一起，成为新城。

19世纪初，耶路撒冷只有不足8000人口，但依然是一个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很重要的城市。城市居民分四个部分：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和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主要住在哭墙上方的山坡上（东南），基督徒主要住在圣墓教堂附近（西北），穆斯林主要住在圣殿山附近（东北），亚美尼亚人主要住在西南。虽然这个分化并不绝对，但后来它是英国管理时期（1917年至1948年）将城市分为四个区的基础。各大宗教内部又包括了许多教派，比如圣墓教堂同时归希腊东正教、罗马天主教、亚美尼亚教会、埃及教会和埃塞俄比亚教会使用，各教派之间互相冲突，以至于圣坛的钥匙要交给一个“中立的”伊斯兰家庭保管。

19世纪，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对这座城市产生了长期影响的变化，它们的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而且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对耶路撒冷争执的根本。首先是从沙皇俄国、东欧和中东，不断有犹太人为逃避宗教迫害而移居这里，这改变了城市内人群的分配比例。最早的移民是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些是老人，他们回到这里，准备死后安葬在橄榄山上；另一些是年轻的学生，他们随同家庭到这里来，等待救世主的来临。与此同时，趁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欧洲殖民国家开始将它们的影响伸向耶路撒冷。这也是一个基督教复苏的时期，许多基督教派差遣传教士来到耶路撒冷来转化穆斯林和犹太人，他们相信这可以加速耶稣再次降临人间。最后，欧洲殖民主义与宗教热诚也引起了考古学家对《圣经》中所描述的地区，尤其是对耶路撒冷发生兴趣。一些考古队做了一些很引人瞩目的发现，这就更加引起了人们对耶路撒冷的兴趣。

谢选骏指出：

橄榄山与圣殿山齐高，耶稣常常“往橄榄山去”，可能就是为了彰显分庭抗礼的意思，那是新约的开始……可是现在呢？在两山之间却布满了死人的骨头。耶稣走过的橄榄山，都被犹太教徒糟蹋得满目疮痍的。犹太人的哭墙，因此看来不是在向上帝哭诉，而是向他们祖先的鬼魂哭诉。这样的犹太教明显不是在崇拜天上的上帝，而是在祭祀山下的鬼魂，是在用名为“律法”的法术在“拜鬼”。

我在大片坟墓之间走过，橄榄山和圣殿山夹道欢迎——生命步入了死巷，精神涌现出锋芒。

废墟里透出的真理——昔在今在永在。新造的东西反而掩饰了这一真相，用感官的形色蒙蔽了时间的涡流。

（三）现代以色列建国影响

随着犹太移民的增加，他们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也逐渐升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9年，英国公布了巴勒斯坦白皮书停止犹太人的移民，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的土地，准备把巴勒斯坦逐步移交给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当地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高度自治。但是到战后，由于从德国集中营里解放出来的几十万犹太囚徒偷渡来到巴勒斯坦的压力增加，英国既无法妥善处理阿以矛盾，而拒绝接受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又遭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同时犹太人针对英国的暴力活动迅速升级，于是，在1947年2月15日，英国被迫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转交联合国处理。在进行调查以后，11月29日的联合国大会辩论巴勒斯坦问题，以33票对13票通过了分立建国方案，对于耶路撒冷，则计划成立一个联合国管理下的特别国际政权，即不属于犹太人国家也不属于阿拉伯人国家的一部分，不过这个计划从未实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时，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结束时，耶路撒冷西部被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占领，而东耶路撒冷（包括老城和西岸）被约旦占领。除英国和巴基斯坦外，其他国家都没有承认约旦对耶路撒冷东部和西岸的占领。1949年，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停战协定，划定的停火线穿过耶路撒冷的市中心。此后直到1967年，东西耶路撒冷分别属于约旦和以色列。1950年，以色列定都西耶路撒冷。

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东部，立刻开始将整个城市归入以色列的控制。它占领了6.4平方公里的原约旦的耶路撒冷和64平方公里的西岸并将这块地方改名为“东耶路撒冷”。被占领地区的居民假如自愿放弃他们的约旦国籍的话可以获得以色列国籍，但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这个待遇。

1980年以色列国会制定了《基本法：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确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宣布东耶路撒冷将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

（四）当今耶路撒冷面面观

耶路撒冷的地理坐标是31°47′N 35°13′E；位于犹大山地南部的高原，包括橄榄山和斯科普斯山。耶路撒冷旧城的海拔高度约为760米。整个耶路撒冷周围被山谷与干涸的河床所包围，只有北面不是十分明显。

在耶路撒冷有3道明显的山谷：汲沦谷、欣嫩子谷和泰罗普河谷，在耶路撒冷城南交叉。汲沦谷经过旧城以东，将橄榄山与城市隔开。欣嫩子谷在耶路撒冷的西面，在圣经末世论中是地狱的象征。泰罗普河谷位于西北方，靠近今天大马士革门的位置，向南-东南注入西罗亚池。今天，泰罗普河谷大部分已被过去数千年来山谷内堆积起来的碎片所掩藏。

耶路撒冷的西面60公里就是特拉维夫和地中海，东面35公里是地球表面的最低点死海。耶路撒冷邻近的城市有南面的伯利恒和拜特贾拉，东面的阿布迪斯和马阿尔阿杜米姆（Ma'ale Adummim），西面的梅瓦塞莱特锡安（Mevaseret Zion，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使馆所在地），北面的吉瓦特扎伊夫（Giv'at Ze'ev）。

耶路撒冷的纬度位于北回归线以北，靠近地中海，与以色列大部分地区一样，属于地中海气候。该市地处亚热带，在冬季也很温暖，但降雪不算罕见，通常每年至少会降雪一次。一月是一年中最冷的月份，平均高温为12摄氏度（53华氏度），而一年中最热的月份是七月和八月，平均高温为29摄氏度（84华氏度）年平均降水量接近590毫米（23英寸），从5月到9月的夏季很少降水。

耶路撒冷的空气污染主要来自于交通污染，特别集中于东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许多主要街道无法适应交通量的增长，意味着司机被迫要在路上花费更多时间，将更多的一氧化碳释放到空气中。市内的工业污染很少，但是以色列地中海沿岸的工厂的污染物有可能向东传播到该市。

自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起，新建建筑物编号开始全部使用耶路撒冷石建造。尽管这些编号增加了建筑的费用，耶路撒冷石给这座城市带来独特、古旧的外观。

2006年5月，耶路撒冷的人口为724,000人，其中65%为犹太人，32%为穆斯林，2%为基督徒。2005年，耶路撒冷接受了2,450名外来移民，其中四分之三来自美国、法国和前苏联成员国。在以色列国内，迁入耶路撒冷的人数远低于迁出耶路撒冷的人数。2005年，有1万多名以色列公民迁入耶路撒冷，同一时期有16,000人离开耶路撒冷。基本上，耶路撒冷的人口继续上升是由于高出生率，特别是来自阿拉伯和极端正统派的群体（高于全国平均出生率）。耶路撒冷的出生率达到4.02，远高于该地区其他城市，超过特拉维夫的2倍（1.98），以色列全国平均出生率为2.90。耶路撒冷18万个家庭的平均规模达到3.8人。

2005年，耶路撒冷居民的总数增长了13,000人（1.8%），同样高于以色列全国平均水平。该市还在继续增长之中，其宗教与种族构成也正在改变。尽管犹太人仍占人口的多数，但在15岁以下儿童中犹太人只占31%。这数据证明过去40年中，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全以色列的比重已经下降。在六日战争爆发的1967年，犹太人占人口的74%，比2006年高9个百分点。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该市的保守主义高涨。许多离开该市的是年轻人或属于不太保守的犹太教教派；他们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等沿海城市定居下来。

人口统计和犹太-阿拉伯民族裂痕仍然是耶路撒冷争论的主要话题。1998年，耶路撒冷发展权利机构主席甚至建议将城市边界向西扩展，以包含更多犹太人为主的地区。

现任市长尼尔·巴尔卡特在2008年当选。

耶路撒冷市议会有31名选举产生的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市长和6名副市长。市议会的其余成员是不领薪水的志愿者（pro bono publico）。议员们大部分辩论和协商在私下进行，但耶路撒冷市议会每个月召开一次公开会议。在内，保守派宗教政党是一个强大的势力，占席位的大多数。耶路撒冷市属于耶路撒冷区，是该区的首府。

1950年，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此后，以色列政府的所有部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包括总统府和总理府——均设在耶路撒冷市内。当时耶路撒冷分为2部分，分别由以色列和约旦管理，只有西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

1980年7月30日，以色列国会通过法案（《基本法：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宣布耶路撒冷（包括西耶路撒冷和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但并未得到国际承认。联合国安理会478号决议（14票赞成，0票反对，美国1票弃权）宣布这项法律无效，并要求其成员国必须从该市撤出外交代表作为惩罚措施。但在478号决议之前，大部分大使馆已设在特拉维夫。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的少数国家中，大部分按照决议，将大使馆迁往特拉维夫。2006年8月16日和26日，最后2个在耶路撒冷市内设立大使馆的联合国成员国—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先后宣布将大使馆迁往特拉维夫。不过，在耶路撒冷郊外的Mevaseret Zion，设有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大使馆。耶路撒冷市内设有美国和意大利的总领事馆。

美国国会在1995年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耶路撒冷使馆案（Jerusalem Embassy Act），其中参议院93票支持、5票反对，众议院374票支持、37票反对，提议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但是根据美国宪法，国会并无干预外交政策的权利，此项法案内容违宪。

耶路撒冷城墙以内的区域，19世纪末以前的整个城市，现在的耶路撒冷旧城于1982年被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内。

虽然耶路撒冷主要是以宗教圣地而闻名世界，不过该市同样也拥有许多的文化艺术场所。以色列博物馆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每年吸引将近100万游客，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以色列国外。80,000平方公尺博物馆包括几个艺术机构，主要收藏来自全世界考古学、雕塑和传统艺术品。以色列博物馆最著名的人文类收藏品是死海古卷，20世纪中叶在距离耶路撒冷不远处发现；死海古卷收藏在博物馆的“圣书之龛”中。这座博物馆在本地区儿童教育中也扮演重要角色，每年有10万名儿童参观博物馆的青少年部。以色列博物馆在耶路撒冷市内拥有3个附属的艺术博物馆—洛克菲勒考古学博物馆（前巴勒斯坦考古学博物馆）、蒂肖博物馆和佩里艺术中心。洛克菲勒博物馆开放于1938年，位于东耶路撒冷，收藏有20世纪上半叶发现的史前器物。蒂肖博物馆位于耶路撒冷市中心，主要收藏以色列艺术家安娜·蒂肖的作品。

该市另一个突出的文化机构是犹太殉难博物馆（Yad Vashem），面积4200平方公尺，馆内有世界最大的有关大屠杀信息的图书馆，估计超过10万本书籍或论文。博物馆从犹太观点叙述大屠杀。其他博物馆收藏幸存者的艺术品。除此以外还有大屠杀遇难者的纪念地；每年大屠杀纪念日（Yom HaShoah）这些地方都举行纪念活动。犹太殉难博物馆是一个研究与教育机构，游客在此可以对犹太大屠杀事件进行反思。

耶路撒冷交响乐团是该市著名的管弦乐队，创立于1940年代。该乐队不仅在耶路撒冷表演，也在全世界城市，包括维也纳、法兰克福和纽约市。在从耶路撒冷老城步行距离之内，有一个文化区，包括可汗剧院，该市唯一的保留剧目剧院，以及耶路撒冷表演艺术中心，每年举办150多场音乐会。耶路撒冷音乐中心等卓越设施和巴勒斯坦民族剧院。巴勒斯坦民族剧院创建于1984年，起初是东耶路撒冷唯一的艺术文化机构。今天仍然只上演巴勒斯坦观点的作品。

耶路撒冷最受欢迎的2项体育运动是足球和篮球。耶路撒冷比塔尔是以色列最受欢迎的球队之一，不少前任和现任政界名人，如内塔尼亚胡，都是该队的球迷。耶路撒冷另一支主要足球队耶路撒冷夏普尔足球俱乐部，是比塔尔的主要对手之一。比塔尔曾经5次赢得以色列国家杯冠军（1976、1979、1985、1986和1989年），而夏普尔仅赢得过一次（1973年）。同样，比塔尔参加声望较高的以色列足球超级联赛，而夏普尔则参加较次的以色列甲级联赛。在篮球方面，耶路撒冷夏普尔篮球俱乐部较有优势。虽然在特拉维夫马卡比篮球队控制的联赛中从未赢得锦标赛，不过，耶路撒冷夏普尔已经赢得三次以色列杯（1996年、1997年和2007年）和一次欧洲联盟杯（2004年）。特迪·科莱克体育场开放于1989年，是耶路撒冷主要的足球场馆，设有21,000个座位。

许多统计数据均表明耶路撒冷经济的增长。但是，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东耶路撒冷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犹太人为主的西耶路撒冷。不过，阿拉伯家庭有一名就业人口的比率（76.1%）则高于犹太家庭（66.8%）。耶路撒冷的失业率（8.3%）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工作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不到一半，低于特拉维夫（58.0%）和海法（52.4%）。近年来，耶路撒冷的贫困人口暴增，从2001年到2007年，低于贫困线的人口增加了40%。2006年，耶路撒冷工人的平均月收入为5,940新舍客勒（1,410美元），比特拉维夫工人低1,350舍客勒。

距离耶路撒冷最近的机场是阿塔洛特（Atarot）机场。它在2001年由于在拉马拉和西岸的冲突而关闭，已经交由以色列国防军控制。目前该地区的空中运输依靠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它同时服务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民众。以色列仅有2个国际机场，其中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是以色列最繁忙的机场，每年运送乘客900万人。

（谢选骏指出：在以色列一周所培植的一些因为熟悉而产生的好感，在临行前被机场人员的无事生非一扫而空了。他们甚至假装不知道圣地存在而盘问朝圣者：“你们到以色列来干什么？”太可笑了。你们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来到圣地这里还不到七十年，还问具有两千年之久传统的朝圣者来圣地干什么。这让人认识到：犹太人对基督教抱有根本的敌视，甚至远远超过了穆斯林。而在最终解放圣地以前，朝圣者是无法在鬼国获得朝觐自由的。）

国内城市之间的交通主要依靠铁路，到2010年，以色列铁路系统将年运送4000万乘客。耶路撒冷火车总站发送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城际列车，是一个铁路终点站。

（谢选骏指出：我坐过这条轻轨几次，十分便利，自动售票，自觉上下，没有售票员和机器隔栏，偶尔会有人来查票。乘坐这一路线，可以在地面上东西方向贯穿耶路撒冷，观察到整个城市的概况，还可以紧邻圣城周边通过，给人很大的享受。）

虽然耶路撒冷火车总站也发出城际汽车线路，但是耶路撒冷中央巴士总站才是主要的汽车始发站，由世界第二大公交公司艾格德巴士公司（Egged Bus）经营。预计2011年完成，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高速铁路线也将以耶路撒冷中央巴士总站为终点（稍后改到火车总站）。

贝京高速公路是耶路撒冷主要的南北方向干道之一；穿过城市西部，然后并入通往特拉维夫的以色列443号公路。以色列60号公路穿过市中心的绿线附近，将东耶路撒冷与西耶路撒冷分开。以色列正建造一条35公里长的环城公路，希望通过将郊区与中央商务区连接起来，使这一地区更加富裕。工程的东半部规划于10年以前，但对此提议的反应仍然是见仁见智。以前市内交通除了私人汽车，只能选择出租车和公共汽车线路，现在可选择新的铁路快速运输系统。该系统最初在1995年提出，此后，由于造价低廉、破坏较少、以及要保护市中心的审美价值，选择了轻轨作为快速交通方式。8条线路中的第一条，耶路撒冷轻轨在2011年投入服务，设有23个车站，估计每天能运送20万人。

耶路撒冷拥有几所声望很高的大学，它们都使用以色列最常用的三种语言：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英语进行教学。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成立于1925年，今天仍是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学科最全的大学。该校最初的董事会由一些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组成，包括一些世界知名的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所大学已经产生了许多诺贝尔奖得主，新近的与该校有关的诺贝尔奖得主有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戴维·格娄斯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这所大学最大的资产之一是犹太国家及大学图书馆，藏书量超过500万册。它的图书馆早在建校30多年前的1892年就已经运作，今天是世界最大的犹太文献资源之一、以色列的国家图书馆、大学的中心图书馆。

耶路撒冷大学是耶路撒冷附近另一个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成立较晚（1984年）。这所大学是该地区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的最高学府，自称是耶路撒冷唯一的阿拉伯大学。耶路撒冷大学位于城市的东南，校园面积有19万平方米。耶路撒冷的其他大学还有2所与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有关的艺术学院：耶路撒冷音乐与舞蹈学院和比撒列艺术设计学院。

耶路撒冷理工学院成立于1969年，开设工程与其他高科技产业，也进行犹太教育。耶路撒冷的许多学校—从大学到小学—都进行宗教教育。耶希瓦和其他犹太学校遍及全市，起源于白俄罗斯的米尔耶希瓦（Mir yeshiva）是以色列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2003–2004学年，有将近8000名12年级学生在希伯莱语学校。不过，由于大量人口就读于犹太教正统派学校，只有55%的学生能通过高考（Bagrut），只有37%能大学毕业。与公立学校不同，大多数正统派学校不让学生进行标准化测验。

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大部分地方的巴勒斯坦人学校被批评质量低于犹太人学校。阿拉伯人聚集的东耶路撒冷，许多学校人满为患，学生超过四五千人，无法进行合理的教育。由于公立学校的巴勒斯坦学生需要通过Bagrut考试，他们很多课程与犹太人学校同轨。因此，重点放在犹太教上，即使大多巴勒斯坦学生并不接受这种宗教。

自从1961年起，每年夏天举办全国性的“以色列节”，会出现许多国际艺术家和街头表演者。耶路撒冷主办了其中大部分节日的表演活动。另外，2000年以后，同性恋社群在当地举办骄傲游行，引起了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一致不满，担心“亵渎圣地”；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以致负责保护游行队伍的警察，请求当局取消这次游行。

（五）耶路撒冷的未来

为了保护该市独特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不准许发展重工业；而且耶路撒冷只有大约2.2%的土地用于工业和基础设施。相比之下，特拉维夫用于工业和基础设施土地的比重达到耶路撒冷的2倍多，而海法是它的7倍多。虽然特拉维夫仍然是以色列的金融中心，但设在耶路撒冷的全球高技术企业数量正在增加。各种类型的大公司进驻北耶路撒冷的哈·获兹威姆（Har Hotzvim）地区，包括Intel、梯瓦制药（Teva制药）和ECI电信。工业园区完成后将包括超过100个企业、一个消防站、一所学校，占地53公顷。

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中央政府在耶路撒冷经济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中央政府集中在耶路撒冷，不仅为该地区提供大量工作职位，而且对有潜力的公司提供津贴和奖励。

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地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三千年前，大卫王在耶路撒冷建都，所罗门在该城建造圣殿。此后，耶路撒冷成古代以色列国的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在犹太人亡国后，耶路撒冷也一直是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民族身份的象征。犹太人无论流散到何处，礼拜时总是面向耶路撒冷。在希伯莱圣经中，耶路撒冷被提到过700多次。长期以来，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的向心作用，和犹太人对这座城市的迷恋程度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

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地位尚不确定。按照以色列法律，住在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如果放弃原有的约旦国籍，将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但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以色列国籍（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承认以色列的占领），因此只拥有永久居住权。另一个有争议的事情是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前没有在人口普查中记录到的家庭成员的地位。假如他们要回到东耶路撒冷与他们的家庭团聚的话，他们必须得到以色列内政部的批准。巴勒斯坦人抱怨说以色列当局任意拒绝申请，因为他们想限制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口，以色列当局说他们对待巴勒斯坦人是公正的。这些争议也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权组织经常批评的地方。

目前，以色列已经立法确定耶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也声称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将设在东耶路撒冷。目前，巴勒斯坦在该市最醒目的正式存在是东方大厦，20世纪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总部。

将耶路撒冷作为一座国际城市的建议是基督教人士提出的，基督徒在耶路撒冷是人数最少的，但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也是一座圣城。这个建议也得到了教皇的支持。

受支持最多的是将耶路撒冷分割开来，以色列获得城市的犹太区以及哭墙，老城的其他部分和圣殿山归一个新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家。一些以色列人反对任何基于文化、历史或宗教分界的分割。另一些以色列人认为对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重要的老城可以成为一座多边控制的国际城市。巴勒斯坦人支持耶路撒冷作为一座自由城市，但是这个支持的可靠性受到怀疑，许多阿拉伯人控制区内的犹太建筑被破坏，比如不久前纳布卢斯的约瑟墓。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无法保障阿拉伯人不破坏这些地方以及为朝圣者提供人身安全和自由。

谢选骏指出：

古代伊斯兰教的创始，把野蛮民族推进为文化民族；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则是企图把费拉民族拖回到文化民族的状态。在这一点上，犹太人的费拉们相对成功地退化成为以色列国民。阿拉伯人可能也想学学这个，于是，创始者和原教旨主义者在此无形合一了。

1、亚伯拉罕宗教的全球扩张

2、世界革命的宗教版本

3、共产主义作为古代宗教的回光返照

4、中国人躲在躲不掉的意识形态陷阱

5、天国的召唤

6、非主流的福音

7、现代伊斯兰与古代希伯莱：圣殿的颓败、教士的颟顸无能、底层的麻木、中坚地探求、外邦的卷入

8、伊斯兰缺乏人格典范，娶寡妇、妻少女，毫无圣洁可言。

9、只有舍身流血为人赎罪的基督耶稣，可以成为人类的救赎。

10、新的世界宗教即将出现整合人类文明进入统一的国度，阿门。

11、拿撒勒的不眠之夜，让我知道这个世界如何激发福音兴起，反转征服了它的腐败基础。

（另起一页）

第二节

耶路撒冷的历史、现实、思想

（一）耶路撒冷的历史

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耶路撒冷能够成为三教圣城的最主要原因当然是它独一无二的历史进程；而它之所以仍然被尊奉至今，而不是像历史上其他五花八门的许多“圣地”一样烟消云散或者只剩残骸，则是和近一个世纪的政治格局分不开的。

他们认为耶路撒冷的历史可以分述如下：

1. 圣殿时期

最开始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小村庄，后来因为它在迦南地区（Cannan，也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优势——向西可以俯瞰从埃及到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的地中海沿岸商路，向东可以监视该地区最重要的水源约旦河——而被当地的土著人建成一个小型要塞。

根据希伯莱圣经（也就是基督教圣经的旧约）的记载，逃出埃及的犹太人在与当地人混战了许久之后，终于在领袖大卫的带领下打下了这座要塞，并将犹太王国定都于此。大卫把犹太教最重要的宝贝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运到了这里，并开始了正儿八经的城市建设。可惜上帝不爽他的许多举动（比如睡自己将军的老婆blablabla），所以修建圣殿的荣耀最后归到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头上，而圣殿的兴建也奠定了耶路撒冷在犹太教徒心目中的地位。

所罗门之后，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和当初划分雅各/以色列的12部落有关，太长了有机会再讲），犹太王国一分为二，然后各种兄弟阋墙……然后，在古代近东那个大帝国此起彼伏的地方，一个小国还敢背叛上帝简直就是不识时务了。最后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破，圣殿被毁，一帮犹太头目被掳到巴比伦，也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后来天道好还，新巴比伦又被波斯帝国灭掉，波斯国王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修了圣殿，又被称为第二圣殿。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犹太人又脱离耶路撒冷回去了，他们已经习惯巴比伦这个像今天纽约一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再之后就是希腊化了的马其顿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又把波斯人给赶跑了。希腊人觉得犹太人太土气了，就要改造他们，甚至逼着他们吃猪肉，犹太人就发动了小有名气的马卡比起义，以维护宗教的名义独立建国。直到今天，以色列的各种运动队还都喜欢起这个名字。

2. 耶稣传教与基督教时期

后来耶路撒冷及周边的统治权落到了希律王的手中，他是一个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犹太人但其实比罗马人还更像罗马人的以东人，就像中国现代的毛泽东一样。并且是凯撒的好友，还救过凯撒一命。所以名义上犹太人还掌握着耶路撒冷，实际上罗马人才是占领军事。根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出生在希律王时期，并遭到他的追杀。

至于耶稣的原意是想改良旧约还是创立新约，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重要的一点是耶稣最后被钉死在了耶路撒冷，又在此地复活，并被预言还将在末日来临时重返耶路撒冷。其生前走完的最后一段路（又称“十架苦路”）以及死去及复活的地方（今天的圣墓教堂所在地），至今仍然吸引着众多的基督徒前往瞻仰。

据说犹太人觉得生活处处受制于罗马人很不开心，于是想复制一次马卡比起义，当然他们没想到自己的战斗力如此差劲，结果被罗马人横扫了。尽管有记载显示罗马统帅提图斯（后来成为罗马皇帝）下令维护圣殿，但是犹太人的第二圣殿还是被一把火烧掉了。在哈德良做皇帝的时候，罗马人忍受不了城中犹太人没完没了的骚乱，干脆把耶路撒冷整个儿铲平了，犹太人也就开始大流散（Diaspora）。

再后来两百年，罗马帝国改立基督教为国教，所以对耶路撒冷城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改造，使之变成一座基督教城市。后来帝国东半边领土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从上到下都是基督徒，当然对耶路撒冷的建设也比较上心（圣墓教堂就是在这个时候修建的）。

（谢选骏指出：我好灰心，要死的心都有了……我好空虚，看完了国教建筑错落庄严的布局。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没有枕头的地方，死后人们却用他的名义大肆敛财，盖了这么多的教堂，豢养那些“钻入基督教内部的撒督该人和法利赛人”。）

3. 阿拉伯崛起与伊斯兰教扩张

（谢选骏指出：拜占庭的国家宗教把基督精神变成了一种家庭聚会，这也许可以稳定大一统的和谐社会，但是却淡化了宝血的奇迹再生，拜占庭把基督教搞砸了，导致穆斯林趁虚而入，蛮族的天主教后来居上，不亦宜乎？在这种意义上，伊斯兰教可能也是某种程度的“宗教改革”，它简化了拜占庭宗教中的偶像崇拜。）

之后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一直处于拜占庭与波斯的萨珊王朝的来回拉锯之中，直到时间来到了公元7世纪，这个时候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崛起并创立了伊斯兰教，并且在传教早期穆罕穆德规定了穆斯林的朝拜方向为耶路撒冷（后来才改成今天的麦加）。至于穆罕穆德有没有真的到过耶路撒冷一直是宗教间一个吵来吵去的问题，按下不表。不过在伊斯兰教的经典圣训（hadith）中，穆罕穆德不仅去过耶路撒冷，还在城中遇见了众位先知（伊斯兰教承认摩西、基督等人都是先知，不过穆罕穆德是封印先知，也就是最后也是最牛的一位），并且在登霄石上（也就是在圣殿山上）一夜登上云霄然后回到麦加。所以耶路撒冷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地位也是相当神圣，仅次于穆罕穆德常年生活战斗过的麦加与麦地那了。

在穆罕默德之后，穆斯林在四大正统哈里发的率领下开始了波澜壮阔地横扫欧亚非三大洲的历程，并且在公元638年攻占了耶路撒冷。

打下耶路撒冷的时候穆斯林世界的领袖是第二任正统哈里发奥马尔（Umar ibn Al-Khattāb），阿拉伯史学家认为这位穆罕穆德的亲密战友在城破之后第一时间来到了耶路撒冷，在圣殿山上新建了一座小型祷告室并进行了朝拜，用几滴清泪缅怀了当年教自己如何做人与砍人的大哥穆罕穆德一夜登霄的丰功伟绩。而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伍麦叶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圣殿山开建了著名的——并且让后世打得不可开交的——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和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有兴趣的可以读读Kanan Makiya教授写的历史小说《The Rock》）

而在四大正统哈里发之后的伍麦叶与阿巴斯两个王朝统治时期，虽然无法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这样的政治军事重镇相媲美，但是耶路撒冷一直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穆斯林的统治者在这段伊斯兰的上升时期展现出了让今人叹为观止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直允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居住和朝拜——要知道在此前的几百年间，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是坚决反对犹太人返回这里的。

4. 十字军东征（基督教）

可惜各个宗教和谐共存这档子好事总是不能长久，在阿巴斯王朝分崩离析之后，来自埃及的法蒂玛王朝统治了这个区域。法蒂玛王朝不仅没有完成如伍麦叶和阿巴斯王朝那样的大一统成就，偏偏这个王朝的第六任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 bi Amr Allāh）有个性有想法，为了争夺穆斯林世界的正统地位经常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开始放弃之前宗教宽容政策，残酷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最离谱的是在1033年把耶路撒冷城内的所有教堂（包括基督徒的心头宝圣墓教堂）拆得一干二净——这件事也被认为是十字军东征的诱因之一。

十字军的起源主因是各个历史学家各执一词，有人认为是因为西欧的骑士和农民想空手套白狼不再过苦日子，有人说是因为拜占庭帝国干不过塞尔柱人想拉点雇佣兵替自己当垫背去死，当然也有人主张是之前法蒂玛王朝的迫害正好给了罗马教庭收复圣地的好借口。无论如何，就像我们小学时代兴高采烈的春游秋游，让广大西欧人们大开眼界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反正是走成了。

杀归杀，正常日子还是要过的。既然打着上帝的旗号而来，还愿是必须的。被毁坏的教堂基本都被重建，不仅圣墓教堂的规模更是有增无减，就连圣殿山上的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都被converted成基督教场所了。想想后来索菲亚大教堂被改成清真寺就会明白随着历史的发展大家都慢慢觉得拆了建新的太麻烦了。上帝的归上帝之后，世俗的政权建设当然也不能落下，十字军们很快建立了埃德萨伯国、安条克公国、耶路撒冷王国和黎波里伯国四个“十字军国家”。而后来名满天下让无所历史小清新心驰神往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也在这一时期诞生，虽然主要任务是保护基督徒在朝圣之路上的安全。

正当十字军横行之时，一位穆斯林世界不世出的库尔德人终于爬上了历史舞台。他的名字叫做萨拉丁·优素福·本·阿尤布·本·沙迪·本·马尔旺·艾勒-阿尤比……虽然他的队友和敌人都很“尊敬”他，不过鉴于喊完他的全名基本上仗都打完了，所以大家还是更喜欢直呼他为萨拉丁。后世的人们对于萨拉丁有很多误读，比如认为他是阿拉伯人，但其实他是一位库尔德人。想想后来的萨达姆可以一边说自己是20世纪的萨拉丁一边疯狂的屠杀库尔德人，真可谓是历史的报应丝毫不爽。又比如想象他百战百胜，但其实在1177年的蒙吉萨战役中，萨拉丁的三万大军被人数仅有自己十分之一的十字军被打得丢盔弃甲。在十年之后的1187年，萨拉丁方在哈丁地区才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仅俘虏了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团长，而且很快沦陷了圣城耶路撒冷。更重要的是，萨拉丁入城之后大肆搜刮，甚至为了敛财把耶路撒冷向所有宗教的朝圣者敞开大门，通过对照一下子，无法和十字军的宗教热情相提并论。

5. 混战之后的奥斯曼统治

但是萨拉丁也无法给耶路撒冷带来持久的和平，很快十字军卷土重来，狮心王理查和萨拉丁在耶路撒冷城外展开了连番会战，最后打了个平手，两人英雄相惜，于是郑重决定各回各家。之后的三百来年，耶路撒冷不断易手，除了神圣罗马帝国、蒙古人还有埃及奴隶骑兵集团马木鲁克。直到1517年，新崛起的奥斯曼帝国攻占了耶路撒冷，这个苦难的城市终于可以有喘息的机会了。

奥斯曼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经历了缓慢的复兴，比如苏莱曼大帝就重建了圆顶清真寺和城墙，他认为，如果封闭了传说中耶稣/弥赛亚在世界末日进入耶路撒冷的金门，耶稣/弥赛亚就进不了城，那么基督教和犹太教教义中的世界末日就永远无法实现，大家就只能皈依伊斯兰教了——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去参观金门，就会发现那里依然被砖瓦封堵着。虽然这几百年之间趣闻轶事很多，但是身处伊斯坦布尔的帝国统治者们对耶路撒冷的兴趣一直也算不上特别浓厚，所以当欧洲国家开始步入近代化社会的时候，对东方充满好奇的探险者和传教士们可以毫无限制地进出这座城市。

而真正改变这座城市今后命运的，是此时在东欧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先是信奉正统犹太教、相信弥赛亚救赎的宗教人士大量涌入耶路撒冷慢慢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口比例，之后，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越来越多年轻的东欧犹太人也来到了巴勒斯坦地区。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当地的阿拉伯人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与新来的犹太移民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反正大家都是被统治阶级，再加上犹太人口占整个地区人口的比例还是相对较小）。但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联军几经周折终于干翻了奥斯曼帝国，成功进入耶路撒冷。英国人两面三刀向所有人疯狂许诺，既点燃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希望民族自决的火光，也点燃了20世纪阿以冲突的导火索。

6. 现代以色列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1948年，英国在巴勒斯坦地区实行的一直是委任统治，而从伦敦派过来的高级专员的所在地就位于耶路撒冷。正是在这个时期，耶路撒冷老城内部的四大居民区正式成型，简单来说，就是穆斯林靠着圣殿山和圆顶清真寺，犹太人靠着哭墙/西墙，大部分基督徒靠着圣墓教堂，而被挤到一边的亚美尼亚基督徒则靠着锡安门。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个时候一波又一波的欧洲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定居在耶路撒冷。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许多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都有着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崇尚体力劳动与亲近土地，力图摆脱传统意义上集聚于城市里、以放高利贷和商贸为生的传统欧洲犹太人形象，而就算那些愿意享受城市生活的年轻人，也情愿建设和生活在特拉维夫这样的现代化沿海城市；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耶路撒冷老城里真的是挤得一塌糊涂了，再不加速开发新城，实在是没办法塞更多的人进去了。不过话说回来，耶路撒冷在这群犹太移民中心里依然有着崇高的地位，因为这座城市毕竟寄托着他们对祖上独立与辉煌的追思，而这一点也在欧洲犹太人开始惨遭纳粹大屠杀之后愈发凸显。

就这样时间走到了1948年，英国人被二战彻底整伤了筋骨，开始了全球范围内的大撤退。不过在匆忙跑路的同时，英国人还是动了脑筋，心里盘算着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三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各占一块，而耶路撒冷交给联合国，也就是国际社会共同管辖。这个方案的微修版就被联合国通过了。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却不买账，于是英国人前脚刚走他们俩后脚就开火了，都不愿意把耶路撒冷交给国际托来管。但是犹太人聪明就聪明在他们表面上同意了联合国的方案，以履行联合国决议的身份成立了以色列国，然后转身和阿拉伯人继续干架，也就是历史书上的第一次中东战争。虽然从整场战争来着，阿拉伯联军吃了亏，不仅巴勒斯坦国没有建成，而且以色列的实际控制区域反而越打越大了。但是单就耶路撒冷而言，隶属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却没让以色列占到什么便宜，成功地把犹太人都赶出了老城，犹太人只能勉强守住了老城西面的新城。于是待到1949年正式停火时，耶路撒冷在以色列和约旦手中分治的局面得以形成。

接下来了20年，耶路撒冷的东西两边基本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之中，这一点直到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得以打破。一直举棋不定、不知该和以色列战好还是和好的约旦国王被埃及总统纳赛尔鼓动，决定对以宣战。其实这时埃及已经被以军打败，结果导致约旦军队被腾出一只手来的以色列痛打。耶路撒冷全城落入以色列手中，正式重新统一。

统一后的耶路撒冷基本上保持了对各种宗教的开放，当然作为穆斯林首先如何进入以色列是个大问题。而因为担心激化矛盾，以色列政府也规定犹太人一般情况下不得登上圣殿山顶部，以免他们在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附近和穆斯林发生冲突。到了1979年，以色列与埃及签署和平协议归还1967年占据的西奈半岛。可以算作是对国内反对声音的补偿，1980年以色列国会决定通过“耶路撒冷基本法”，宣告一个完整和统一的耶路撒冷将永远是以色列国的首都。随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478号决议，不承认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法，并呼吁联合国会员国执行理事会的决议，从耶路撒冷撤出外交使团。

基本上，从耶路撒冷重新统一以来，以色列政府就加大了对耶路撒冷的投资和建设力度，耶路撒冷市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犹太定居点数目和人口一直在稳定增长——按照巴勒斯坦方面的说法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化”。1967年以来的耶路撒冷，如果没碰上严重的巴以冲突，旅游者会发现一个令人愉悦的耶路撒冷，新城现代而繁华，老城宁静而多元——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朝圣地。但是如果一旦矛盾激化，耶路撒冷立马就会成为冲突最为激烈的焦点之一。奥斯陆和平谈判最终以崩盘收场，使得一个和谐与安全的耶路撒冷成为了一个愈发遥不可及的梦。

（二）耶路撒冷的现实

有些游客是这样介绍这座城市的：

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还是历史，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深沉的老人，孕育着一代代的文明，下面就从耶路撒冷的文化历史建筑等方面来介绍一下这座城吧，不然太无趣了

Jerusalem，这一个享有5000年历史的城市经历了被征服、破坏、重建以及在此复兴，如今，它既是欣欣向荣的摩登城市，也是活生生的博物馆。

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耶路撒冷的归属，而是去体会这座世界上唯一被三大宗教认定为信仰源流和精神指针的圣地城市，体会它的神圣与神秘。

有人说，耶路撒冷只有一种颜色。走在耶路撒冷的路上，你会发现这个城市的主色调是一种淡淡的米黄色。

这些构建耶路撒冷的石灰岩和白云石灰岩据说是尚存于人类世界的最古老的建筑用石之一，不夸张地说，在耶路撒冷任何角落，你都有可能踩在千年的遗址上。

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

苦路

在耶路撒冷老城内，苦路（Via Dolorosa）是你尤其是基督徒必去的景点。

当犹太人祭司长和长老合谋要杀害耶稣后，耶稣被他们交给罗马的巡抚本丢彼拉多审判，本丢彼拉多并没有查出耶稣犯了什么罪，却应犹太人祭司长和长老的要求将耶稣判了死刑，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背着将要被钉在其上的沉重的十字架走过的路被后人称为苦路，中途有14次停顿，人们把这14次停顿称为苦路十四站。

哭墙

西墙，圣殿山山下西侧，又名哭墙（Wailing Wall），位于耶路撒冷老城内。这是环绕第二圣殿庭院的古城墙的残存部分，可以说是犹太教信仰中除圣殿山本身以外最神圣的一个地点。

约公元前965年所罗门在锡安山上建造了首座犹太教圣殿所罗门圣殿，俗称“第一圣殿”，后被巴比伦人摧毁。半个多世纪后犹太人在旧址上建造了第二圣殿。

后在公元一世纪又被罗马人摧毁，仅留下了这段位于第二圣殿西面的墙。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教神职人员回到耶路撒冷时，都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他们并不是在忏悔杀害耶稣基督的罪恶，而是单方面地哭诉丧家流亡之苦，因而得名“哭墙”。

橄榄山

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东侧，中间隔着一条马路，城与山之间的距离大约有800米，听说以前橄榄山上曾遍植茂密的橄榄树，这里的风景优美，四处飘逸着沁人心脾的橄榄清香，犹如仙境一般。

（谢选骏指出：橄榄山现在却布满了坟墓，像是地狱。）

据《旧约圣经》预言，上帝将派救世主“弥赛亚”降临以色列来复兴犹太国，因为上帝耶和华不会让异域诸国长期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施加惩罚。语言所指，弥赛亚要从橄榄山降临，所以犹太人就以此山的山坡作为最神圣的葬地，他们将橄榄山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长眠之所，以便能够在此迎接弥赛亚的来临，以图自己早日升入天堂。

大屠杀纪念馆

50年前，当欧洲的犹太人历经纳粹屠杀，回到以色列建国之后，那些不可抹灭的民族沧桑，至今仍为以色列人心中永远的痛。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正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德军集中营的六百万犹太人而建的，是一处令人观之心悸动容的地方。

纪念馆形状呈一字排开且深入地下。馆外墙上有两幅浮雕，一幅描述华沙犹太区的犹太反抗军，另一幅则刻绘东欧犹太人即将被送往集中营的最后行进旅程。浮雕中手持犹太法典的老人，代表当时在举世无援的惨况下，犹太人曾对上帝恩典心生疑惑之意味。

圣墓教堂

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东正教中称其为“复活教堂”，也是苦路的最后一站。

基督徒中普遍认为圣墓教堂建在《新约》中描述的耶稣基督被钉死的地方，据说耶稣的“圣墓”也在其中，即入口处的石棺。当然，石棺中“应该”是空的，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从公元4世纪起，此处即已成为基督教中的朝圣重地。

圆顶清真寺

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世界上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耶路撒冷最显眼著名的标志。大圆顶高54米，直径24米，清真寺呈八角形，每边长21米，是少有的没有高耸宣礼塔的清真寺。

自公元7世纪修建以来，一千多年里几经翻修，圆顶清真寺由木屋顶变成了今天美丽的金色穹顶，承载了穆斯林的虔诚与兴盛。

最后晚餐厅

《路加福音》第22章中所述的耶稣与十二门徒享用最后的晚餐的房间（Room of the Last Supper），位于锡安山（Mt Zion）的马克楼内。

“马克楼”，拉丁语cenaculum，意为“用餐之处”。房内壁龛处之下有一平台，台上立着一棵金橄榄树，据说这里就是最后的晚餐的餐桌所在之处。

升天教堂

升天教堂（Church of the Ascension）是个八角形建筑，中间为升天石，据说上面有耶稣升天时留下的右脚脚印，基督徒将其作为耶稣留在地上最后的痕迹加以崇拜。

现在升天教堂仍由穆斯林控制，允许基督徒可以在每年的耶稣升天节来此庆祝，但是需要象征性的收费。

宗教节日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区有着众多的宗教节日，你应当了解相应节日日期，做好功课，从而规划自己的旅行行程，在各大宗教节日中，很多公共场所不予开设，要留意。安息日（每周五日落至周六日落）、犹太新年（约公历9月）、赎罪日（约公历10月）、住棚节（约公历10月）、逾越节（约公历4月）、大屠杀纪念日（约公历5月）、独立日（约公历5月）。

签证

由于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无外交关系，因此游客应注意，若护照上有以色列的签证盖章将会被其他中东国家永久拒签。因此建议游客们在申请以色列签证时办理另纸签证，或者更换护照后方可前去其他中东国家。

饮食与习俗

与犹太人共同用餐时应尊重其饮食习惯，事先就共同食用的食品征得对方同意。犹太教徒不行贴面礼，一般行握手礼。许多犹太妇女不与丈夫以外的异性有身体接触，也不握手，男士如遇犹太妇女，避免与其主动握手，更不能行贴面礼。

安检

安检人员都是以色列人，回答的时候请看着他们的眼睛（不用刻意，反正别让他们觉得你心虚就行）。一般提问会用英文，问的问题很杂很多，根据经验来说，主要是：“去以色列做什么？”、“有没有帮别人带东西？”、“行李是否是自己打包的？”、“路上行李确定没有经他人之手？”等等。

游逛

老城市场地形比较复杂，要准备好地图防止自己迷失于此。进哭墙所在的区域需要安检，哭墙有分区，左男右女，别走错了。女人出来的时候需要面对着墙倒着走出来，男的随意。墙缝真心不大，纸条写小点儿好啦！

穿着

男：有些地方会要求你头顶小帽，哭墙没事，大卫墓需要，不过人家会免费借你。在大卫墓里不要摘小帽，里面特别小，不要因为几秒钟的不便而失了得体。

女：裙子、裤子必须过膝，上衣不一定非得过肘，但别穿坦胸露背的背心，我见过有人穿的，虽然那人没被怎么样，但是毕竟不尊重。

深厚的宗教底蕴和悠久的文化传统，给这座城市烙上了神圣的印记，每每想起，都不由心生敬畏。

安息日的雅法路上见不到一辆车。偶尔会有行人走过。但是老城里面依然热闹非凡。在去往犹太区的路上，阿拉伯商贩们依然在路两旁招揽客人。犹太人做的生意相对更郑重一点。这家犹太人开的画廊在安息日之后才开始营业。

在结束犹太区的介绍前，想讲件至今很没有头绪的事情。一件事是在安息日的下午4点左右，我们刚走上雅法大街就看到一大群类似国内民工一样的年轻男女，7、8个人一组在街上漫无目的的游荡～当时的氛围就像瞬间来到被小鬼占据的地狱，阴森恐怖……如果说他们是正统犹太教徒，但是他们没有人穿黑色的教服，最多只是带了白色的小圆帽。如果说他们是普通人，可是从穿着和气质看又好像完全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收入。虽然对我们没有什么侵犯性的举动和过激的言语，但是这些人看到我们之后都在窃窃私语，露出比较有攻击性的表情。其中一个人还跑过来问我几点了，然后用愤怒的语气提醒我太阳下山前是不可以出门的。可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街道上闲晃呢？

《圣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书。《圣经》分为旧约部分和新约部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旧约部分是相同的。犹太教不承认新约部分，新约部分讲耶稣的救赎，犹太教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救世主，他们钉死了耶稣。这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别。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创立的。穆罕默德小时候听过《圣经》的故事，受启发创立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可兰经》借鉴《圣经》而来。

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故里。所以是犹太教圣地。耶路撒冷与耶稣有关。和基督教关系密切。穆罕默德的军队占领过耶路撒冷，成为伊斯兰教圣地。

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三教，其实都属于亚伯拉罕宗。三教都有圣地在耶路撒冷。

首先，那里是犹太教第一圣地“哭墙”所在地。其次，圣殿山上的圆顶清真寺是穆罕默德聆听天启，登天之地。算是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教圣地。最后，耶稣出生于耶路撒冷南面伯利恒的马厩，那里是基督教圣地。

由于历史上三大教在这一片区域你来我往，打来打去很多次，所以现在区域已经变成混杂在一起的状态，可以说，只要三大教之间没有妥协，那里就永无宁日。

其实你纵观地理，我们不难发现耶路撒冷其实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是地球的中心点，在圣经中也预示了耶路撒冷这座不夜城的未来：

[撒迦利亚书12:9到那日，我必歼灭所有前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列国。]

[启示录21: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海也再没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由　神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

[启示录21:22我没有看见城里有圣所，因为主全能的　神和羊羔就是城的圣所。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为有　神的荣耀照明，而羊羔就是城的灯。列国要借着城的光行走，地上的众王要把他们的荣华带到这城来。城门白天决不关闭。在那里并没有黑夜。列国的荣华尊贵都被带到这城。所有不洁净的、行可憎的和说谎的，决不可以进入这城。只有名字记在羊羔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

哭墙是犹太人第二圣殿被毁后仅存的一点遗址。圣殿被毁后曾不允许犹太人去那里，后来允许一年一次，犹太人就在遗址那里留着泪诉说自己的归乡梦，祈祷圣殿的重建。慢慢就变成哭墙。

圣石拱顶清真寺是先知穆罕默德和天使升天的地方，里面有块圣石，据说上面有穆罕默德的足迹和天使的手印，后来就变成继麦地麦加后的穆斯林的第三圣地了。

耶路撒冷有苦路有圣墓教堂，夜宿的橄榄山，圣母领报教堂。最后的晚餐房间，所有有关耶稣的都在耶路撒冷，因此这里毋庸置疑就是圣地。

耶路撒冷希伯莱语里有和平的意思。不过和平就是种愿景吧。

耶路撒冷在基督宗教中原本就有很高的地位，加上耶稣在这里被钉在十字架上并复活，更增加了这份神圣性。耶路撒冷同时是基督宗教最早的五大主教教区；近代以前，基督宗教有要求一名基督徒一生要去耶路撒冷朝圣一次。

耶路撒冷有时候也被代指“天堂”、“神的国度”之类。因为三教教主都和耶路撒冷有很深渊源，而且在耶路撒冷留下了大量的建筑。三教同根，耶路撒冷37次被征服，8次被毁，被犹太，基督，伊斯兰各自统治500，400，1200多年。哭墙，圣殿山穆罕穆德升天的地方，耶稣背着十字架走过的苦路，殉难和复活的圣诞教堂等等都在这小小的耶路撒冷。而且，现在还有犹太教徒企图推倒清真寺，重建犹太圣殿。

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被称为亚伯拉罕诸教。理论上这三教对于圣经旧约是没什么争议的，都全部承认圣经旧约中的内容。当然伊斯兰教是不是真的认我就不知道了，理论上是认的。

（谢选骏指出：

1、马厩会建立在山上吗？不会。那么，纪念耶稣诞生的伯利恒教堂，为什么建立在山上呢？它的中心是神秘的星体（位于马槽附近），可以理解为星体降落山上，但那只是神子进入的地方，不该临近于人子诞生的地方？难道，这只是“帝国宗教”的杰作，而非“神秘启示”的真相？

2、伯利恒民风浇薄，惯于欺诈顾客，坑蒙拐骗，无所不及，至今如此。可以想见，圣母为何在马槽里生下了基督，因为嫌贫爱富毫无同情心的伯利恒，无人愿意收留他们。可是当基督教胜利之后，伯利恒人就可以厚着脸皮靠着耶稣基督的苦难来吃饭，而且吃的很丰盛。他们的财源广进，凸显出自己的罪大恶极。尽管现在伯利恒人多为阿拉伯人，并不等于当初的人们，但是这两者之间也不可能毫无关系的。

3、在伯利恒的“主诞教堂”对面，竟然树立了一个更高更细的清真寺，每天几次用文革式的高音喇叭对着教堂号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基督教就这样忍了下来，将近一千四百年了，真是丢尽了耶稣基督的脸！难怪人称基督教是奴隶道德，犹如丧家犬一样厚颜无耻。

4、文革的高音喇叭，岂非取法乎穆斯林的塔楼号叫？这些号叫经常会半夜发出，文革故事“半夜鸡叫”，无形中嘲笑的穆斯林的祈祷。穆斯林的祈祷与耶稣的祈祷正成反调，耶稣主张关上门，在暗地里向父神祈祷。）

（三）耶路撒冷的思想

网文《从宗教的角度看，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em》说：

“十份美丽赐诸世界，一份归于全世界，九份独属耶路撒冷。”（巴比伦犹太法典：祝祷文，第四十九章第二节）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座落于古犹太山丘上，介于地中海与约旦河之间，为人类文明史上三大一神宗教的圣地，因此三千年来不曾有一座城市的光芒可以盖过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代表的信念胜过其地理意义。三千年前，大卫王定都于此，从此便成为犹太教发展的中心。对犹太教来说，耶路撒冷是世上最神圣的土地，并且是上帝所创造宇宙的精神中心。千百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朝向圣城祷告，他们视此地为犹太教的精神首都，并且为以色列国家再生、复兴的首都。基督徒尊崇千年后耶稣在此布道、殉难的遗迹。对回教徒来说，自公元七世纪始，他们就以先知穆罕默德在此升天而备加推崇。对中世纪的地图制作者而言，耶城是当时世界的中心。

走访中古，耶路撒冷历经繁荣旺盛，扰嚷纷乱，战火洗礼。虽然无数次为外国势力攻占统治，但它仅于犹太人独立的三个时期，成为首都。直到公元十九世纪后半期以前，耶路撒冷一直是以石墙完全围绕的城市。当犹太人口逐渐增加，城墙以西的部份，便逐渐开发成新都城。

今日的耶路撒冷，其居民由多重种族组成，总数超过五十万人。城市多样的风貌带给人们既现代又古老、既虔诚又神圣、既学术又商业、既具地方特色又富国际性的特殊感受。它累积的人类文明和景观缅怀其过往的绚烂历史并为新世代建立瑰丽远景。

耶路撒冷的寓言书传授宇宙价值并“大卫登基作以色列和犹太王的时候，年三十岁”（塞缪尔记下.第五章第四节）。大约三千年前大卫王立此为以色列首都。他将犹太教的约柜迁移至此，耶路撒冷从此成为王国的宗教和政治中心。大卫死后，由其子所罗门继承王位，并在此兴建庄严圣殿，用唯一的真神力量来巩固这个城市，“耶路撒冷和圣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历代志下，第三十三章第七节）。在他的励精图治下，耶城的版图快速扩张，与当时的经济、政治与宗教的蓬勃发展相互辉映。为人类行为设立标准，“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提倡人类间的和平“这个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在在显露今日伦理与道德观。

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遭巴比伦围攻，国王西底加弃城投降，结束了四百年的大卫王朝统治。“巴比伦王……放逐全城……，烧毁神庙、国王的宫殿，所有的房子……并推倒城墙”。（列王纪下，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节）五十年后，当波斯人征服巴比伦时，犹太人获准重返故土并重建耶城及圣殿。“匠人立圣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利未人敲钹，赞美上帝”（以斯拉书，第三章第十节）。

当古文明的世界为亚历山大帝征服，耶路撒冷在外国势力下，依旧是犹太神权政治的中心。由于受到希腊文明的强力影响，最终主权转移至希腊人手中。希腊统治者多方亵渎圣殿，并企图压抑犹太仪式，最后终于导致哈斯蒙尼家族带领犹太人群起反抗，当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后发现，“圣殿被捣毁，祭坛被玷污，门椽已然焚毁……重新修建圣殿，安置内部摆设，并将神庙周围净化”（爱克比斯书上，第四章）。

随着犹太王国在以色列土地独立重建，耶路撒冷迈入成长发展阶段，直至公元前六三年罗马帝国将其纳为版图的一省为止。十多年后，罗马统治时期的犹太王国希律王史无先例地大兴建设计划，包括重新装饰圣殿使其成为世上最富丽堂皇的建物。就在这个城市，来自拿撒勒的耶稣在罗马人的统治下，带领门徒，最后被钉于十字架上。

（谢选骏指出：

犹太地与加利利，

耶路撒冷与拿撒勒……的对比。

我的心留在了拿撒勒和迦百农，

为了主，我愿意成为任何人。并且为此满含泪水地感谢主。

废墟无法掩盖的生命——脆弱的就这样战胜了刚强……）

自公元66年起，罗马帝国的统治日益暴虐，犹太人起而反抗暴政。对抗持续至公元七○年犹太人不幸落败为止。罗马军队再度摧毁圣殿，攻占耶路撒冷，犹太居民沦为奴隶，并遭放逐。

耶路撒冷遭受摧毁破坏之后，罗马人却从废墟中重建耶路撒冷，但是易名为依里亚城（Aelia Capitolina），犹太人则被禁止进入这座城市。到了第四世纪，时值拜占庭帝国时期，耶路撒冷成为基督教城市，吸引了大批的朝圣者前来缅怀耶稣圣迹的发生地点。

公元634年，穆斯林军队占领耶路撒冷，并于第一座与第二座圣殿上建造奥马清真寺，此时犹太人被准许在城内居住。之后四百年间，耶路撒冷历经大马士革、开罗及巴格达等回教王朝的霸占。

为将耶路撒冷自回教势力解救出来，公元1096年，十字军与群众军队由欧洲出发，至公元1099年耶路撒冷陷入衰落，为数众多的犹太人与穆斯林居民遭到屠杀。此后近100年，耶城一直是圣地拉丁王国的首都。

公元1187年，萨拉丁统治耶路撒冷，大批的犹太人与回教徒回到这片土地。此后七百年间，耶路撒冷成为回教世界。这个时期人口逐渐减少，城市萧条沉寂，仅十六世纪初奥斯曼土耳其的初期统治曾使耶路撒冷恢复昔日生机。

（谢选骏指出：可见，只有世界帝国才能让耶路撒冷恢复活力。）

直到十九世纪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势力衰退，欧洲人重新兴起对圣地的渴望，促使中世纪时期的衰退景象逐渐褪去，耶路撒冷重新发展起来。至1840年城内居民骤增，犹太人超过半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17）英国将领艾伦比（Allenby）自耶城市长手中接过受降书，从此奥斯曼帝国瓦解。此后三十年，耶路撒冷成为“巴勒斯坦”英国托管地的行政中心。这座城市由被忽视、停滞至逐渐发展。

1948年，以色列复国，耶路撒冷再度成为犹太主权国家的首都。此后，城市便朝着国际都市的型态发展──民主国家的首都、学术与科学研究中心、国际会议与文化活动举行地点、公园、休憩处、体育馆、购物街、犹太会堂、教堂与清真寺等。独特的是，千百年来耶路撒冷一如往昔，依然是个令人屏息的美丽城市，具有震撼无神论者的力量，蕴藏对信仰的感召与宁静。

回顾公元66年，耶路撒冷爆发大起义，城市和圣殿在抗争中被罗马人所毁。现在占地近一英亩的耶路撒冷模型将公元66年的耶路撒冷重现出来，展示了古城高峰期的样式并将其“真实呈现”在大众面前。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以当时的耶路撒冷占地最多，约有445英亩，比现在的耶路撒冷旧城还要多出一倍，是以色列历史中最繁荣的时期。该模型的比例是1：50，主要的建筑材料是石灰右（又名耶路撒冷石），自古至今耶路撒冷的建筑物都是由这种石材建造而成。

1966年，第二圣殿时期的耶路撒冷模型正式落成。该模型是由汉斯克劳（Hans Kroch）倡议并在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迈克尔亚唯夫容亚教授（Prof. Michael Avi-Yonah）领导下兴建而成。汉斯克劳是圣地酒店（Holyland Hotel）的业主和开发商，他倡议兴建该模型是想纪念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阵亡的儿子雅各布；迈克尔教授则是因为三个因素萌生重建模型的念头，以展示耶路撒冷在一世纪的样式。三个因素分别为古代文字，特别是罗马犹太历史学家弗拉菲乌斯约瑟夫（Flavius Josephus），密西拿（ the Mishnah ），塔木德经（the Talmud）和福音书（the Gospels）的作品，其他在整个区域中被挖掘出来且曾隶属罗马帝国统治的古城和一些在耶路撒冷考古时所发现的文献及物品。

在筹备兴建模型之初，考古资料有限，但随着在耶路撒冷的发掘，考古学家日益加深了对古城的理解，从而令到模型有进一步发展，有更多资料可参考。这不但使模型在移到博物馆前得到修整，而且鼓励了将来的发展。此模型不是为了展示考古的准确性，而是希望重现一世纪耶路撒冷的样式，透过其建筑规模及地形的分布，将以色列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呈现出来，而这时期正是死海古卷写成的时候。

2006年，耶路撒冷模型正式迁到以色列博物馆。参观人士可透过模型和死海古卷博物馆，对耶路撒冷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同期发展的时期有一个较全面的概念和认识。

谢选骏指出：

耶路撒冷不仅是全世界基督徒的应许之地，也是未来全球人民的应许之地——那里不该由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控制，而应该是国际托管地，一个自治体。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割了圣地，就像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土耳其等帝国那样。这其实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也是不断战争的开端。为何圣地没有和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帝国霸占了圣地。圣地应该像比梵蒂冈更加文明，对所有人类无条件开放。以色列是纳粹的学生，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学生，纳粹是英国的学生，英国是罗马帝国的学生……

两千年前犹太人逼使罗马人杀害了人类的救主，对此罪行，罗马人后来认罪了，伏法皈依为基督教徒了，并且把罗马建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主要中心之一。但是犹太人始终没有认罪，至今仍然抱残守缺，更谈不上悔改了。他们只是在竭尽全力动员那些真真假假的基督徒们帮助他们实现复国大梦的时候，才假装放弃或稍微隐藏了一下对于基督教的敌意。尽管如此，通往圣地的朝觐之路，依然因为他们的战争而不断关闭。

（另起一页）

第三节

耶路撒冷的争夺战

（一）耶路撒冷争夺战的历史

当1917年12月11日英军占领耶路撒冷时，新城已经形成一片错综复杂的居民区群，每个居民区有一个不同的种族构成。在英国统治下，这个发展继续下去，最后，老城区演变为一个贫穷的老居民区。英国人规定耶路撒冷的建筑外表必须是沙岩做成的，来保护城市原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1917年，英军中东总司令艾伦比（Edmund Allenby）将军向土耳其发动总攻，取得耶路撒冷战役的胜利，占领了该市。国际联盟在1922年批准贝尔福宣言，委托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并帮助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托管时期该市西部和北部建起了新的花园郊区并且建立了高等教育机构，如希伯莱大学创建于1925年。

犹太移民增加，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也逐渐升级。

1939年二战前夕，英国公布《巴勒斯坦白皮书》停止犹太人的移民，限制犹太人购买阿拉伯人土地，准备把巴勒斯坦逐步移交给一个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当地政府，犹太人可在该政府管辖下高度自治。战后，德国集中营解放的几十万犹太囚徒偷渡到巴勒斯坦，压力增加，英国未妥善处理阿以矛盾，且拒绝接受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该举动遭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并促使犹太人针对英国暴力活动迅速升级。

1947年2月15日，英国宣布巴勒斯坦问题交联合国处理。在进行调查以后，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辩论巴勒斯坦问题，以33票对13票通过分立建国方案，对于耶路撒冷，则计划成立一个联合国管理下的特别国际政权，不属于犹太人国家也不属于阿拉伯人国家的一部分。不过，这个计划未实现。

1947年11月29日，第二届联大通过巴勒斯坦分治第181号决议，规定耶路撒冷市为国际城市，联合国管辖，归属待定。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战争结束，耶路撒冷西被新成立以色列国占领，东耶路撒冷（包括老城和西岸）被外约旦（今约旦）占领。除英国、巴勒斯坦，其他国家都没有承认约旦对耶路撒冷东部和西岸的占领。

1949年，以色列和约旦签订停战协定，划定的停火线穿过耶路撒冷的市中心。此后直到1967年，东西耶路撒冷分别属于约旦和以色列。1950年，以色列定都西耶路撒冷。

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东部，立刻开始将整个城市规入以色列的控制。占领6.4平方千米的原约旦的耶路撒冷和64平方千米的西岸并将这块地方改名为“东耶路撒冷”。被占领地区的居民假如自动放弃他们的约旦国籍的话可以获得以色列国籍，多数人没有接受。

1967年和1973年联合国安理会分别通过的242号和338号决议，要求以色列撤出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所占领土，但以色列置若罔闻。

1980年以色列国会制定《基本法：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确定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未得到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宣布耶路撒冷将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首都，遭到阿拉伯国家的谴责。

1984年，伊斯兰会议耶路撒冷委员会特别会议决定5月18日为耶路撒冷日，以抗议以色列的占领。1988年11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定都耶路撒冷，并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承认。

1988年，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包括中国近100个国家承认。在耶路撒冷的一幅阿拉法特画像前用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写道：“耶路撒冷，不得到你，我的梦想将不会完整！”

耶路撒冷问题是中东和平进程中最复杂和最敏感的问题之一。根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93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达成的原则宣言，双方将在和谈的最后阶段，即1996年5月以后对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举行谈判。在此之前，双方均不得采取改变人口结构等措施以改变圣城现状。然而以色列自1980年5月单方面宣布耶城为其永久首都以来，多次征用圣城土地，兴建犹太人定居点，企图通过征地计划在解决耶路撒冷问题之前造成耶路撒冷犹太化的既成事实。

1995年4月28日，以色列政府决定征用53公顷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这是15年以来在耶路撒冷东区规模最大的征地活动。此举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

以色列领导人还多次宣称耶路撒冷做为其首都的地位不可改变。1995年1月30日，以色列外长佩雷斯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的首都，以色列建国前从未有过一个巴勒斯坦国。”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统一的、唯一的和永久的首都”，针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巴勒斯坦方面也重申巴勒斯坦人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

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一直是影响阿以和平进程能否继续向前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它的最终解决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由于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均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地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谢选骏指出：东方的基督徒为何被征服了？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因为他们是费拉民族——包括拜占庭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现在穆斯林也是如此了。所以其激进主义奋起，企图力挽狂澜、避免灭亡的宿命。东方的基督徒比穆斯林要“先进千年”，先进千年文明也先进千年没落。西方的基督徒为何难以征服？因为他们是蛮族，不仅日耳曼人如此，甚至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也是如此。）

（二）耶路撒冷争夺战的现实

1950年，以色列宣布耶路撒冷为首都，此后，以色列政府的所有部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包括总统府和总理府——均设在耶路撒冷市内。当时耶路撒冷分为2部分，分别由以色列和约旦管理，只有西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1967年六日战争后，以色列立即吞并了东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事实上是以色列通过武装手段取得。

1980年7月30日，以色列国会通过法案（《基本法：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宣布耶路撒冷（包括西耶路撒冷和东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

联合国安理会478号决议（14票赞成，0票反对，美国1票弃权）宣布这项法律无效，并要求其成员国必须从该市撤出外交代表作为惩罚措施。在478号决议之前，大部分大使馆已经设在特拉维夫。在耶路撒冷设立大使馆的少数国家中，大部分按照决议，将大使馆迁往特拉维夫。2006年8月16日和26日，最后2个在耶路撒冷市内设立大使馆的联合国成员国 —哥斯达黎加和萨尔瓦多先后宣布将大使馆迁往特拉维夫。 不过，在耶路撒冷郊外的Mevaselet Zion，设有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大使馆。耶路撒冷市内设有美国、英国、意大利和希腊4个国家的总领事馆。

1988年，巴勒斯坦在阿尔及尔宣布建国，定都耶路撒冷，包括中国在内的近100个国家予以承认。

美国国会已经在1995年通过了耶路撒冷使馆法（Jerusalem Embassy Act），决定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但是，新大使馆的建造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一再宣布延期。

在以色列国成立以前，耶路撒冷是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和约旦）的首府。英国托管政府在处理犹太移民的问题上引起诸多争议，最终被迫将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理。1948年底一次以阿战争后，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和约旦分割，西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首都，东耶路撒冷被约旦占领。1967年以后，全部耶路撒冷都处于以色列控制之下。

（谢选骏指出：犹太人统治阿拉伯人——有组织的或“强组织”的“病态”统治无组织的或“弱组织的”的“正常”。阿拉伯人是独立的同时又是分散的，只要用宗教把他们团结起来就可以了。相比之下，中国人是奴性的又是统一的，所以仅仅团结他们是不够的，还需要给他们一种能够融合中国历史意识的催化剂。）

（三）争夺战之下的耶路撒冷及其他

 

耶路撒冷旧城的形状是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城墙环绕一圈5公里，高度14公尺，面积仅约1平方公里。

依种族和宗教，旧城被一条南北向的大街（Beit HaBad St.）和一条东西向的大街（David St.-Sha'ar ha-Shalshelet St.）分成：

1、伊斯兰教区（东北）：以圣岩圆顶清真寺（奥玛清真寺/金顶）为中心，是仅次于麦加与麦地那的回教第三大朝圣地

2、基督教区（西北）：以圣墓教堂为核心向四周发展

3、亚美尼亚区（西南）：以圣雅各布大教堂为精神中心

4、犹太教区（南）：以西墙（哭墙）为象征

就这样，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当中（0.9平方公里），住着各种信仰的居民共3万7千人（2006年统计）。

沿着南北向的大街Beit HaBad St.往南走，这条大街上方全部由穹顶罩住，一路往南通到锡安门（Zion Gate）。但也因为一直身处穹顶的庇荫下，很容易失去方向感。

现在的圣城，与其说是一个信仰中心，不如说是一个旅游热点。很明显，那里的商铺比教堂、会堂、清真寺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尽管大部分商铺出售的纪念品都和宗教相关。也因商铺很多，旧城的道路都很狭窄，就像身处在迷宫当中。

锡安门（Zion Gate），是旧城南方的一座城门，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素檀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兴建于1540年，因为正对城外南边的锡安山而得名。因大卫墓位于锡安山，所以又称作大卫门。这张是从城内看过去，可以看出锡安城门非常狭小，一台车辆勉强能通过，所以规划成只能出城，不能进城的城门。

城门上弹痕密密麻麻，是1948年英国军队撤出耶路撒冷后，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所留下的。战后，约旦占领耶路撒冷旧城，以色列则据有锡安山，自此，锡安门长年关闭，直到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夺取耶路撒冷后才重新开放。

大卫棺木的布幔上绣有一颗大卫之星（Star of David），又称六芒星或犹太星。大卫曾是以色列的王，也是犹太人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今日以色列的国旗上就有蓝色的大卫之星。不过根据《希伯莱圣经》中《列王纪》的记载，真正大卫的陵寝并不再此，而是葬在大卫城。大卫城在《旧约》是指大卫从耶布斯人夺取的部分耶路撒冷，在《新约》则是指耶稣隆生的伯利恒，就是指大卫童年时的家。

所谓锡安主义运动（Zionism），又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其名就是取自于锡安山。在19世纪欧洲人和阿拉伯人反犹太运动高涨，二战期间犹太人又遭到大规模屠杀，使得锡安主义声势达到巅峰，于1948年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以色列。

犹太教灯台（Menorah）是犹太人一个古老的标志。摩西以杏花的形状制作七个分支的金灯盏，起初在会幕中使用，后来在圣殿中使用。

※会幕（Tabernacle）和圣殿：会幕是摩西带领犹太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中搭建来敬拜耶和华的流动场所。以色列王国建立后，大卫的继任者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兴建了所罗门圣殿（第一圣殿，960BC-586BC），圣殿遂取代了会幕成为犹太人的信仰中心。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国王尼布贾尼撒（Nebuchadnezzar）攻占耶路撒冷，消灭了犹大王国，摧毁了第一圣殿，并将人民送往巴比伦作为囚奴，史称“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王居鲁士二世攻陷巴比伦城，让犹太人于公元前537年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二圣殿，515BC-70AD）。公元70年，犹太人反抗罗马帝国，耶路撒冷再度被攻占，第二圣殿被摧毁，仅剩下西边的一道围墙，即西墙（哭墙）。公元691年，乌迈耶王朝（661~750AD）第9任哈里发奥督马力（Abd al-Malik, 685~705AD）下令建造奥玛清真寺（金顶寺），就在第二圣殿的原址上。

要找到西墙并不难，这个世界景点，在耶路撒冷到处都可看到指示。也许由于政治因素系，进入西墙必须经过安检。

这里是耶路撒冷城的东南隅，西墙的后方就是圣殿山（Temple Mount）。圣殿山上最重要的两座建筑物就是金银两顶清真寺，分别是奥玛清真寺（金顶寺）和阿克萨清真寺（银顶寺）。而奥玛清真寺的金顶也成为整个耶路撒冷重要的地标。

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地方，前面所述的第一、第二圣殿都位于这里。

居鲁士二世解放了“巴比伦之囚”后，准予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重建圣殿。公元前331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战役击溃了波斯帝国的军队。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灭亡后，犹太人又历经了亚历山大、埃及、叙利亚的统治。在公元前63年又被罗马人征服。

公元65年，犹太人起义反抗罗马人的暴政，大将军提图斯（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攻陷了耶路撒冷，焚毁第二圣殿，仅留下一面哭墙（Wailing Wall），又名西墙（Western Wall）。

圣殿焚毁后，又在其原址处盖了一座朱彼特神庙，并将犹太省改为巴勒斯坦（Palestine）。

进入到西墙要遵照犹太人的传统，男士戴上小圆帽-基帕（Kipa），表示对上帝的敬意。犹太人认为不能以光头对“天”，要用帽子来区隔。游客或是非犹太教徒若要进入西墙，这里有免费的小原貌出借。

哭墙有分男女，男生在左边（北），女生在右边（南）。

提图斯将军留下西墙的目的是要警告犹太人别再反抗罗马帝国。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地，遭受迫害、驱赶后，纷纷回到西墙，为自己的悲惨命运哭泣、祷告，所以又称作哭墙。

犹太教徒祷告时，会将双手张开，靠在墙上，口中念念有词，也会将文字写在纸条上塞进石头的缝隙中。

其实小圆帽并不是一个传统，可以看得出来贴靠在西墙上祷告的犹太男子几乎都不是戴这种小圆帽。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或者说是极端犹太教派的成员，他们一年四季都会戴着厚重的黑帽、穿着黑色长外套。晚上开进耶路撒冷，看到一群这样的人走在街上，还觉得“挺恐怖”的。

以色列军人随时会出现在各个角落，虽然感受不到肃杀的气氛，但由此可见这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对国安有多重视。

西墙的北边有一条地下通道，称为西墙隧道（The Western Wall Tunnel）。进到西墙隧道可以知道西墙真正的长度，这个隧道位在一个古耶路撒冷旧城一座建筑物的下面。西墙露天的部分约有60公尺长，而从这个隧道可以探勘城墙额外的485公尺。不过这个隧道只有部分开放而已，后面都挡住了。

游客日记指出：虽然金顶寺（奥玛清真寺）就在圣殿山上，但从西墙实在找不到通往金顶的入口，于是我们离开了西墙，在巷弄间，找寻通往金顶的路。我们问了很多路人都问不到，也许是因为他们听不懂英文。后来我们给了一个小朋友10NIS（屎壳郎，New Israeli Shekel，为以色列的货币，代号NIS。1NIS约合美元二十五分），说要带我们去看金顶。没想到他居然把我们带到某间民宅的后院里。看得到金顶没错，但这也太好笑了吧（这就是阿拉伯人）。而且这个后院居然有以色列大兵驻守。

岩石圆顶清真寺（The Dome of the Rock），又称奥玛清真寺，即一般常称的金顶寺，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地标，所有的空拍、全景照几乎都有它。建于公元691年，清真寺全用石块砌成，外墙则有蓝色花瓷砖贴面，写着穆罕默德“夜行登霄”时留下的那篇未完成的可兰经文。公元1994年，在约旦国王胡笙的资助下，清真寺的圆顶被80公斤的纯金覆盖，成为耶路撒冷最醒目的建筑。

※有关于穆罕默德“夜行登霄”的故事：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穆斯林心目中，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第三圣城，是因为传说那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布道时的某个夜晚，天使送来一匹马，穆罕默德跳上这匹马后却马奔驰到了耶路撒冷。马蹄踩在一片石头上，瞬间直冲七重天，接受了阿拉的旨意后，他又连夜快马加鞭回到麦加。这就是夜行登霄典故的由来。奥玛清真寺圆顶下方有块白色岩石，据说就是登天时马蹄所踏之处。

来到这种民宅后院还花了10NIS，虽然没进到金顶寺里面，不过也是挺有意思的？

寻不得金顶后，接着来到了大卫塔。位在城西，大卫街（David St.）的尽头，邻近约帕门（Jeff Gate）。

大卫塔（Tower of David）是一座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城堡，用以加强耶路撒冷城的防卫弱点处。现在城堡作为耶路撒冷历史博物馆。门票20NIS。

大卫城堡历经拜占庭、穆斯林、马穆鲁克（Mamluk）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耶路撒冷的征服者，多次被毁坏和重建，形成今日的模样。各个颜色标示出不同建筑物的年代。大卫城堡的西面就是新城区，高楼大厦有别于旧城的建筑林立。城堡的高度够高，足以俯视东面旧城。因此，就算你对耶路撒冷和大卫城堡的历史没有兴趣，花20NIS来到这里欣赏古城风光也是很值得的？

偷窥新城区 

真正的大卫塔（The Tower of David），建于1635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原本是一座伊斯兰教的叫拜塔（Minaret），19世纪后才改名为大卫塔。不过入口封闭，不能爬上去。

游客日记指出：我们住的Ecce Homo Convent，就在苦路（Via Dolorosa）上。休息了半个小时后，再次返回早上还没开门的圣母安眠教堂（Dormition Abbey）。灰色屋顶的安眠教堂最初由十字军（Crusade）建立，屡次遭破坏后再重建。这里是圣母玛利亚的长眠之处，东正教和天主教常称死亡为“睡着（sleeping）”，此教堂的命名由是而来。

圆形教堂的内部有七个壁龛（niches），壁龛里面有数个祭坛和一个唱诗班。两个旋转梯可以通往教堂的地下室，这里是圣母的长眠处，也是风琴台的所在。地下室也是个画廊，并有通道可以连接和教堂相邻的四座塔。离开安眠教堂后，我们没有从锡安门返回旧城，而是沿着外墙往东走。

出发前往橄榄山（Mount of Olives）：橄榄山是位在耶路撒冷旧城东面的一座山丘，得名于满山的油橄榄树。粪厂门（Dung Gate）又名Silwan Gate或Mograbi Gate，是耶路撒冷旧城的一座城门，位于耶路撒冷南面城墙的东侧，圣殿山的西南侧，邻近哭墙。过去这里是排泄物水沟流过的地方，西墙的入口就在粪厂门内。

仁慈门（Gate of Mercy）就是金门（Golden Gate），是耶路撒冷目前最古老的一座城门。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救世主）将会经过此门进入耶路撒冷。1541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封闭了金门以防止弥赛亚进入。穆斯林也在门前修建了一个墓地，因为相信弥赛亚的先导伊莱贾将无法通过，因为伊莱贾是一位祭司。但这种信念是错误的，因为祭司可以进入主要埋葬非犹太人的墓地。（可见穆斯林文化低落。）金门前面也是一片墓地，所以城门没有对外开放。

橄榄山和耶路撒冷旧城之间隔着这条汲伦溪谷（Kidron Valley）。犹太人相信弥赛亚会从金门进入圣殿山，途中必经汲伦溪谷。先知撒加利亚、圣雅各布的墓都位在谷中。

旧城和橄榄山之间有步道可以直切横跨汲伦溪谷（这条路汽车无法通行，因为要下去溪谷中），也可以沿着旧城外的Derech Ha Ofel绕过汲伦溪谷，来到橄榄山前面的Derekh Yerikho（这条路汽车可以通行）。位在橄榄山山脚下的客西马尼园（Hortvs Gethsemani），据信是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住所，也是犹大出卖耶稣地地方。客西马尼园是个果园，园内有8棵橄榄树。

万国教堂（Church of All Nations）位在客西马尼园内部，公元4世纪，教堂原址兴建有座拜占庭教堂，后来毁于地震。13世纪十字军东征时被重建，后来又遭摧毁。现在所见到的万国教堂，是在公元1919-1924年，由意大利建筑师安东尼·巴路奇（Antonio Barluzzi）所设计，募集来自16个国家的资金所兴建，因此称为“万国教堂”。

在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Book of Zechariah）中提到耶和华会在末日时降临橄榄山。因此，犹太人希望能埋葬在橄榄山上，长久以来，这里都是犹太人的墓地。

前三次中东战争时期，橄榄山一直被约旦所占领。约旦人用山上的墓碑修筑道路和建筑。

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后，以色列人夺回橄榄山，试图将许多墓碑运回橄榄山。

沿路都有指标，前往主泣教堂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主泣教堂（Dominus Flevit）顾名思义是主（耶稣）泣（哭泣）之处，教堂的形状像一颗泪珠，象征耶稣的眼泪。（马太福音23:37-39）“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走向耶路撒冷之时，预言第二圣殿将遭毁灭以及犹太人终将离散，因此哀哭。主泣教堂已经位在橄榄山上，高度足以俯瞰圣殿山。

现代的主泣教堂建于1953年，建筑师和万国教堂为同一人（安东尼·巴路奇[Antonio Barluzzi]），为一座天主教堂。这里刻上了两个人的名字，左边的是法国神学家、法国抵抗运动的代表人物Marc Boegner，右边的是教宗保禄六世（Paul VI）。保禄六世是两千年来第一位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教宗，也是第一位离开欧洲的教宗。保禄六世的朝圣之旅，意味着罗马教会不再以自身为标准，是一个开放、走向世界的开始。

客西马尼园里面的万国教堂，后面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其实我最想去的是这座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Church of Mary Magdalene/俄文Храм Марии Магдалины），不过就像鬼打墙似的，怎么样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入口可以进去。所以上面那些照片，有些走道很偏僻的小路里面，都是为了找它！虽然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形式的教堂一看就知道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建筑。只不过小弟我才疏学浅，第一次看到这么美丽的金色洋葱圆顶，所以特别想要一窥究竟。抹大拉的马利亚教堂是由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兴建于1886年，为了纪念耶稣的女门徒抹大拉的马利亚，她是最早看到耶稣复活的人。（马可福音16:1-9）：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雅各布的母亲马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马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

游客日记指出：回旧城我选择穿越了穿越汲伦溪谷的步道。这里有押沙龙（Absalom）的碑。押沙龙是大卫的三子，接任以色列国王。押沙龙的妹妹他玛被大卫的长子暗嫩强奸，押沙龙后来设宴暗杀了暗嫩。原文可以参见：塞缪尔记下第十三章。从汲伦溪谷看过去，也可以看到圣殿山的另一座建筑-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即一般所知的银顶清真寺。阿克萨在阿拉伯文的意思是“遥远”，因此又名为远寺，由乌迈耶王朝（661~750AD）第5任哈里发阿布杜勒·马利克在公元705-709年间，建造在第二圣殿的原址上，公元780年毁于地震。公元932年再由阿拔丝王朝帝19任哈里发重建。

以色列的物价有多高！15NIS的鸡肉，18NIS的牛肉。边走边享用沙威玛，不知不觉地就回到了旅馆。我们用台湾的泡面和两个大陆女生交换他们“又酸又麻”的泡面。明天我们就要分开，很有意思的在埃及的卧铺火车上相识，来到耶路撒冷重逢，时间和空间就是如此巧妙的安排，所以我们永远要相信缘分。

我们住的Ecce Homo Convent里面有卖明信片和邮票，寄回台湾的邮资要5.3NIS（37TWD），比伯利恒贵一些。行程还没结束，虽然时间已经接近晚上10点，但今天还有最后一个行程要完成，那就是-苦路（Via Dolorosa或Stations of the Cross）！

苦路总共有14站，在旧城内以罗马数字I~XIV来标示。

第1站：彼拉多审判耶稣

第2站鞭打教堂：耶稣背负十字架

第3站：耶稣第一次跌倒

第4站：耶稣遇见母亲马利亚

第5站：罗马士兵请古利奈人西门幚耶稣背十字架

第6站：圣妇薇若妮卡为耶稣擦汗

第7站：耶稣第二次跌倒

第8站：背十字架的耶稣安慰哭泣悲恸的妇女们

第9站：耶稣第三次跌倒

第10站圣墓教堂：耶稣被剥去外衣

第11站圣墓教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第12站圣墓教堂：耶稣死于十字架上

第13站圣墓教堂：耶稣下十字架，圣母怀抱耶稣尸体

第14站圣墓教堂：耶稣被埋葬

第1站位在从狮门（Lion Gate）进来的苦路（Via Dolorosa）上，光线实在有够微弱，那个铜牌上写的I完全没拍出来。

彼拉多在此审判耶稣：（马可福音第15章）

1、一到清晨，祭司长和长老、经学家以及公议会全体一致议决，把耶稣绑起来，押去交给彼拉多。

2、彼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你说的是。”

3、祭司长控告了他许多事。

4、彼拉多又问他：“你看，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5、耶稣还是一言不答，使彼拉多非常惊奇。

6、每逢这节期，彼拉多按着众人所要求的，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

7、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囚禁在一起，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

8、群众上去，要求彼拉多援例给他们办理。

9、彼拉多回答他们：“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

10、他知道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交了来。

11、祭司长却煽动群众，宁可要总督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12、彼拉多又对他们说：“那么，你们称为犹太人的王的，你们要我怎样处置他呢？”

13、他们就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

14、彼拉多说：“他作了什么恶事呢？”众人却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十字架！”

15、彼拉多有意讨好群众，就释放了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他们钉十字架。

第二站鞭打教堂（Church of the Flagellation），其实上述的审判也是发生在鞭打教堂的，这些后来人用刻上罗马数字的牌子，只是要指引游客路线而已。

罗马士兵在此戏弄耶稣：（马可福音第15章）

1、士兵把耶稣带进总督府的院子里，召集了全队士兵。

2、他们给他披上紫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冠冕给他戴上；

3、就向他祝贺说：“犹太人的王万岁！”

4、又用一根芦苇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并且跪下来拜他。

5、他们戏弄完了，就把他的紫色的外袍脱下，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当然，晚上的教堂根本就关起来进不去。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不过夜里走苦路（Via Dolorosa）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第三站，耶稣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第一次跌倒：（依五二13）

他没有俊美，也没有华丽，可使我们瞻仰；他没有仪容，可使我们恋慕。他受尽了侮辱，被人遗弃；他真是个苦人，熟悉病苦；他好像一个人们掩面不顾的人；他受尽了侮辱，因而我们都以他不算什么。然而他所背负的，是我们的疾苦；担负的，是我们的疼痛；我们还以为他受了惩罚，为天主所击伤，和受贬抑的人。可是他被刺透，是因了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了我们的罪恶；因他受了惩罚，我们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创伤，我们便得了痊愈。

第四站，耶稣见到母亲马利亚。

第五站，罗马士兵找来西门替体力不支的耶稣背负十字架：

（马可福音第15章:21）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孚的父亲，从乡下来到，经过那里，士兵就强迫他背着耶稣的十字架。

第六站，圣妇薇若妮卡为耶稣擦汗，手帕因此印下了耶稣的脸容。

第七站，耶稣第二次跌倒。

第八站，耶稣劝告哀恸的耶路撒冷妇女：（路二十三：27-28）

27、有许多人民及妇女跟随着耶稣，妇女搥胸痛哭衪。

28、耶稣转身向她们说：“耶路撒冷女子! 你们不要为我哭，应为妳们自己及妳们的子女哭。”

（当时没有找到第八站，也许是因为太暗了……）

第九站耶稣第三次跌倒。

最后来到了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第10~15站都在教堂内，但此时教堂已经关门了。

耶稣被剥去外衣，钉上十字架。（约十九：26）耶稣对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然后对母亲马利亚说：“看你的儿子！”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路二十三44-46）：那时约有正午，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太二七45，51～52，54）这一幕如此可怕，把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吓得魂飞魄散，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受造之物恐惧战栗，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正是天地的创造主。

圣墓教堂虽称圣墓教堂，但墓室已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的第三天，坟墓里没有骸骨、遗体，只留下当时缠裹耶稣身体的布。因此，圣墓教堂也称作复活教堂。

钦定基督教为国教的君士坦丁大帝，他的母亲海伦娜来到了耶路撒冷，就在她相信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被安葬的地点，由君士坦丁大帝兴建了圣墓教堂。今日的圣墓教堂由六个基督教派共有，分别是：

希腊正教会

亚美尼亚正教会

衣索比亚正教会

叙利亚正教会

罗马天主教会

埃及科普特教会

建筑本身则由罗马天主教会、亚美尼亚正教会以及希腊正教会负责主要的行政及管理。

回到旅馆，大家都走了超过15小时的路，累瘫在床上。明天还要“一大早”出发，前往昆兰（Qumran）和马萨大（Masada）。有谁能够抗拒耶路撒冷的魅力？毫无疑问地，耶路撒冷成为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城市。这块留着奶与蜜的土地，流过多少先人的鲜血，历经多少次的摧毁，至今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城市。流浪了几千年后，犹太人回到这块“应许之地”重新定居，代价是无数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旧城10多公里的南方，是一座围着高墙的孤城伯利恒（Bethlehem），几万巴人在同样的国度内过着次等公民的生活。

宗教是耶路撒冷迷人之处，却也是耶路撒冷令人望之生怯之处。以巴问题一日无解，耶路撒冷就一日无法宁静。

虽然我喜欢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我真的不欣赏他们占领土地的方式。在耶路撒冷城内高挂大卫之星的国旗，实在不是个和平的做法。

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是位在耶路撒冷旧城北边的城门，又称作示剑门（Shechem Gate）或纳布卢斯门（Nablus Gate）。目前的城门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里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兴建于1542年。有两座塔。这里也是耶路撒冷最热闹的市集所在。城门外的马路就命名为素檀苏里曼街（Sultan Suleiman）。

※注：从塞尔柱帝国开始，实际拥有统治权的是大素檀（Great Sultan），原本的哈里发变成了有名无实的魁儡统治者。有人将素檀翻译作苏丹（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这样翻），但这和苏丹王国（Sudan）完全无关，所以才翻译作素檀避免混淆。

今天的重点不是耶路撒冷城，找到了我们的车子以后，就上路前往伯利恒啰！

伯利恒位在耶路撒冷南方约12公里处的一个山丘上，海拔790公尺，属巴勒斯坦自治区管辖。

伯利恒围墙（Bethlehem wall）高8公尺，是以色列为了防止耶路撒冷遭到巴勒斯坦人的炸弹攻击所兴建的围墙。二战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强势复国，几次的战争不断地占领原本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围墙的兴建，实际上是一种围城，完全把巴人从以色列“宣称”的国土中隔离开。

简单来说现在以色列境内的迦萨走廊（Gaza strip）、西岸（the west bank，指得是约旦河西岸）以及戈兰高地，在1947年联合国分配计划时，并不属于以色列。1967年的六月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叙约的联军败给了以色列，包含西岸地区、戈兰高地、迦萨走廊，甚至整个西奈半岛都变成了以色列的占领区。理论上战时的占领区，应该在战后退出才对，但一心想要扩站领土的以色列，并没有归还这些土地，而永久占有了这些土地。只有西奈半岛，在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梅贝京（Begin）于大卫营协议和解后，归还给埃及（埃及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其余的占领地外围，被以色列人筑起了高墙（伯利恒围墙就是其中一部份，位于西岸），巴勒斯坦人回到自己的土地，还得接受以色列的盘问。

这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我们正准备开进围墙的时候，有个人跑过来拦下我们的车子，说以色列的车子（我们租的车，车牌是以色列的）不能进入巴勒斯坦，必须要搭他的巴勒斯坦车。虽然我知道他是想要赚我们的钱，但还是不由得担心了一下，毕竟对于以巴关系和规矩并没有说非常清楚。但因为事前有在网络上看过很多人都是开车进伯利恒的，于是我心一横，拒绝了他，直接开进伯利恒！

伯利恒围墙上的彩绘很漂亮，有机会的话，其实应该把车子停到路边好好欣赏一下。事实证明以色列的车子也是可以自由进入伯利恒的！进到伯利恒需要通过一些检查，不过可能是因为“出”以色列的关系，可能再加上我们一脸亚洲面孔的样子，检查没有很严格就放我们过去了。

伯利恒经济来源以观光收入为主，主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或作圣诞教堂）是基督徒朝圣的热门地点。伯利恒位在山丘上，过了围墙后一路往上开。把车停好后，我们走到了主/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从主诞教堂到路德圣诞教堂（Lutheran Christmas Church）这一带是伯利恒的精华区。

主诞教堂前面的这个广场是马槽广场（Manger Square），得名于耶稣诞生的马槽，广场上那栋建筑是伯利恒唯一的清真寺-奥马尔清真寺（Omar Mosque）。另外伯利恒巴勒斯坦和平中心（Bethlehem Peace Center）也位在马槽广场。

主诞教堂的入口非常低矮。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时期，基督徒为了防止穆斯林骑马进入，因此把入口改建成今日的高度，让所有要进入教堂的人，都必须低下头。因此，此门也叫做谦卑之门（Door of Humility）。伯利恒之所以有名，就是因为这座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耶稣就是在这座教堂诞生的！

主诞教堂最初由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娜（Saint Helen）于326年下令建造于耶稣诞生的马槽之上，历时7年完成，于529年撒玛利亚起义中毁于大火。公元565年，查士丁尼一世下令重建。2012年6月29日，圣诞教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教堂地面上有几块翻开的木板。木板下面展示从原址地下挖出的马赛克地板遗迹。紧邻主诞教堂的是圣凯瑟琳教堂（St. Catherine church），圣凯瑟琳教堂是属于罗马天主教会，其年代较新，风格属于哥德复兴式（Gothic revival）。这座教堂是天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区（Patriarchatus Hierosolymitanus Latinorum，直属梵谛冈）每天举行圣诞午夜弥撒的地点。

回到马槽广场。由于耶稣诞生的地方人实在太多，我们决定吃完午餐再来拜访。

伯利恒巴勒斯坦和平中心（Bethlehem Peace Center），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和平”上的成效如何，但这里可以买到明信片和邮票，也可以寄明信片。

从马槽广上的奥马尔清真寺（Omar Mosque）旁边一路往上，是一条铺石板的斜坡。这是个古老的市集，两旁尽是商家。伯利恒的旅游业，占经济收入的50%以上，光是朝圣者的钱就赚不完，不过这么窄的马路居然不规划成人行道。

伯利恒和耶路撒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味道，无论是气氛还是走在路上的人们。逛一趟市集也看得出来伯利恒的物价比以色列低。看来，巴勒斯坦人过的生活，和犹太人大不相同。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伯利恒实在太拥挤了。我们一行人，就在市集这一带，找间餐厅用中东午餐。

乳石洞教堂（Milk Grotto Church）位在圣诞教堂的东南方，背对着马槽广场往右走进一条小巷子里面。传说这里是当年玛莉亚躲避希律王追杀、喂养小耶稣哺乳的地方。耶稣诞生时，来自波斯的东方三博士来伯利恒朝见圣婴，尊耶稣为犹太人之王。当时的统治耶路撒冷的希律王怒不可遏，下令杀死全国两岁以下的婴儿，以根除后患。玛莉亚逃到了此处的洞窟，在替耶稣哺乳时，乳汁滴到了石头，全部变成白色，这也是“乳石洞”的由来。许多信徒来到此地，为了祈求子嗣或是祈求能够有大量乳汁来哺育幼儿。（这与其说是基督教，不如说是民间故事。）

耶稣诞生的地方，大理石上镶着一个银制的十四芒星（Star of Bethlehem，又叫做伯利恒之星/圣诞之星/耶稣之星）。伯利恒之星耶稣降生时，天上一颗特别的星星，在耶稣降生后指引来自东方三博士找到耶稣。离开伯利恒要进入耶路撒冷时，把关的人员明显比出城的时候严格。后车箱被要求打开，还要确认我们的台湾护照，车阵塞得颇长。

（谢选骏指出：我在圣诞教堂里，亲手摸过象征耶稣诞生的十四角星中间那个神秘黑洞，感觉有股磁性，使我情不自禁地把摸过的手放在了额头上。）

游客日记指出：走一趟伯利恒早就是梦想之一。倒也不是为了参观耶稣诞生地而来，而是想要来看看这个从小到大，不断在新闻上出现的巴勒斯坦。我来到以色列之时，并没有对这个区域有太多的研究，直到我回国后，修了课，深入研究，才知道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泪辛酸。犹太人是这个世界上让我非常佩服的民族之一，居然能让希伯莱文在变成死语言的两千年再度复活。但在二战后，这群流离失所的难民，为了建国和扩张领土，又创造了新的一批难民（巴勒斯坦人）。以巴问题的复杂程度完全不下于海峡两岸，这是个两个民族、两种语言、两种信仰在同一块土地上的纷争。希望有一天，巴勒斯坦人能在这块土地上，享有应有的平等权，不再成为以色列的次等公民。

希望巴勒斯坦这块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能够创造永远的和平。最后，推荐一本好书《哈玛斯之子》，是一本有助于了解巴勒斯坦的好书。一个虔诚的伊斯兰信徒、恐怖组织的核心，如何扮演以色列国安局的卧底，却又同时保护自己的家人、挚友以及巴勒斯坦的平民。接触过穆斯林的人都知道，他们几乎都是温和、好客而且很有人情味。至于又是什么让极少数的一部份走向极端，这里也有答案。过去我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了以色列的历史和以巴关系，讲到历史脉络如贝尔福宣言、六日战争等重大事件也许我能侃侃而谈，但真的要我去谈论以阿关系或者是以巴关系的话我想我很难以一个自己觉得适合的角度切入。我知道过去巴解的阿拉法特很腐败、很敛财，但我想我的认知大概就只有到这里而已。我以为中东问题就只是单纯的以色列不肯退让，然后巴解和哈玛斯就发动恐怖攻击。甚至其实我的立场其实比较倒向巴勒斯坦那边，因此我不能苟同以色列的执着。但在这本书里，我找到太多答案了。这本书完全就像一部情报片，间谍、谋杀和权力斗争。任何你能够在好莱屋卖座片里面看到的剧情完全都在这部“真实故事”里面上演。

原本，对书皮上许多来自教会人士和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的推荐感到有些不以为然（我不是什么信徒更不是支持以色列的份子），但很明显地，里面的内容完全不是迎合大众或者是宗教人士的口味而写的，他也不是单纯描述一个极度传统的伊斯兰信徒如何转而皈依基督信仰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是只有一点点）。

如果想用最快且深入的方式了解以色列、巴勒斯坦、巴解、哈玛斯以及中东问题，或者单纯只是想要读一本精彩无冷场的间谍故事，这本书完全可以符合你的期待。

谢选骏指出：耶路撒冷不仅是全世界基督徒的应许之地，也是未来全球人民的应许之地——那里不该由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控制，而应该是国际托管地，一个自治体。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割了圣地，就像罗马、拜占庭、阿拉伯、土耳其等帝国那样。这其实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也是不断战争的开端。为何圣地没有和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帝国霸占了圣地。圣地应该像比梵蒂冈更加文明，对所有人类无条件开放。以色列是纳粹的学生，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学生，纳粹是英国的学生，英国是罗马帝国的学生……

（另起一页）

第四节

网络游客笔下的耶路撒冷周边

下面这篇网络游客所描写的“耶路撒冷周边”，并不一定准确，但却代表了现代中国人对圣地的认识和传闻，也算“中国来到耶路撒冷”的一个方面，所以具有存留价值——

对我们来说，以色列的确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应该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按联合国决议建立的国家，而以色列人却强调其历史应追溯到近四千年前。位于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弹丸之地，为亚非欧三大洲的交汇点，历史上，被各强国所轮番征服过，迷雾重重；又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的关系疑云密布，教派和阿以冲突每每充斥媒体。我们对以色列的了解，真有如云中之月，雾里之花，似真如幻。

2017年春节期间得以到以色列一游，七天半的时间中行程近千公里，绕以色列的北半部转了一圈，但到各景点也只是蜻蜓点水般的一带而过。未能读万卷书，倒也翻阅了不少资料，毕竟借助现代交通工具行了万里路，实地的体验，就像透过面纱的观察，虽未必深入，但还算真切。一番游览，总算深刻感受了以色列的历史、宗教、民族特色、自然风光和古建遗迹，谨为记。

（一）思昔睹今，体味中断两千载而复国的以色列韵味

文化力量之强盛，往往超乎想象力。今天，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将其历史递延到数千年前，主要是基于一本叫做《圣经》的书。不管你是否愿意相信，这本不是历史的书所载的许多内容，似乎已成为历史了。

据《圣经》记载，现代犹太人的祖先为希伯莱人，部落首领亚伯拉罕按照上帝耶和华的旨意，带领族群来到迦南地，即今之巴勒斯坦地区，《圣经·出埃及记》上说，迦南为“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犹太民族从此自视为上帝应选之民，将巴勒斯坦看成上帝应许之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说天神赐给他一个名字叫“以色列”，意思是同神摔过跤的人，故希伯莱人又称以色列人。为了逃避迦南地区的灾荒，雅各率希伯莱人进入埃及。四百年后的公元前1250年，对应于中国是商朝，在首领摩西的率领下，希伯莱人迁出埃及重返巴勒斯坦，这一行为被西方人认为是争取民族解放的象征。当然，最后带领希伯莱人占据巴勒斯坦的是约书亚。

希伯莱人立足巴勒斯坦地区后，先是组成了“以色列”、“犹大”两个联盟。对应于中国的西周时期，在与外族人的争战中建立了古犹太人国家，扫罗成为国王。之后，曾是伯利恒草原放羊娃的大卫继位为以色列联合王国国王横空出世，开疆拓土，统一了地中海东岸，定都耶路撒冷，定犹太教为国教，因此被视为以色列开国祖师，受到后世的推崇和赞扬。文艺复兴时期，誉满全球的米开朗基罗的著名雕塑《大卫》即大卫王。

大卫不但是一位勇士，还是音乐家和诗人，《圣经》中多次记载他弹琴，《圣经》中的诗篇有许多是他的著作。如今，耶路撒冷还有许多大卫的纪念场所。

耶路撒冷老城雅法门旁的大卫塔，是由拜占庭基督徒命名的，他们认为此城堡曾是大卫的宫殿。但更多的人认为这只是大希律王所建用于增强防守能力的堡垒。如今的大卫塔已辟为博物馆，讲述耶路撒冷的历史。遥看大卫塔，只见巨石磊磊，古迹斑斑，拱廊连绵，幽曲回环，层层上升，巍巍屹立，十分雄壮。站在大卫塔上，正好俯瞰耶路撒冷老城。按《圣经》记载，大卫王就是从住所向下偷窥拔示巴洗澡的。想象一下，在耶路撒冷老城中，有利于居高临下窥视的建筑，恐怕也当以大卫塔为最合适的了。

在锡安山的一座建筑之中有大卫墓，墓室之内，棺上覆盖着一块装饰华丽、绣有大卫王星的布，敬奉着几顶银制王冠以及犹太教经卷。此地直至十二世纪才开始被认为是大卫墓，但据说真正的大卫墓至今并没有找到。对于犹太人来说，这里是仅次于哭墙的犹太教第二圣地，来朝拜的犹太人不断。

时光流逝几千年，大卫纪念地的真伪存疑倒也是正常的，但我感觉，重要的是现代犹太人依然在纪念大卫。

大卫去世后由他的小儿子所罗门继承王位。据《圣经》记载，所罗门能文善武、智勇双全、治国有方，其主政时期政治清明，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强盛一时。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筑城，修建了圣殿，史称第一圣殿。大卫和所罗门时期是犹太人历史中唯一值得炫耀的黄金时代，惜乎过于短暂了。

所罗门死后不久，犹太人的历史进入了分裂和周期性被征服的时代。先是王国分裂。以色列本有十二支派，北方十个支派部落组成以了以色列王国，南部以犹大支派为主组成的犹太王国，仍以耶路撒冷为都。此局面维持了二百多年，亚述人攻陷了以色列王国，从此，以色列王国犹太人的历史被淹没，今之犹太人均为犹太王国之后，此似乎是犹太人称呼之由来吧。

到公元前586年，对应于中国是春秋时期，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下的新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第一圣殿惨遭焚毁，犹太王国的国王、祭司、贵族等被押往巴比伦囚禁，史称“巴比伦之囚”，巴勒斯坦地区被纳入巴比伦的疆域。到公元前538年，波斯灭亡新巴比伦，巴勒斯坦又被纳入了波斯的疆域。波斯居鲁士二世时期，允许希伯莱人返回巴勒斯坦，建立了臣服于波斯帝国的政权，并于公元前516年重建圣殿，史称第二圣殿。在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后，巴勒斯坦落入托勒密王朝管辖之下，然后又为塞琉古王朝所统治。公元前141年犹大·马加比领导的起义获得成功，又得到了短暂的独立。

公元前63年，对应于中国是西汉时期，庞培攻陷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地区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为犹太行省，并建立了一个罗马治下的犹太王国，其间，大希律王在位三十多年，扩建了第二圣殿，在犹太人的历史中留下了大量的传说以及建筑遗迹。大希律王去世后不久，犹太人奋起反抗，遭到罗马人的残酷镇压，提图斯率领的罗马军队攻陷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遭到毁灭，第二圣殿化为灰烬。最后一批犹太人义军退守马萨达要塞。马萨达是一座从死海西岸巨大山脊下部凸兀陡起的石山，两侧有深沟将石山与其他山体割裂开来，形成一座四面绝壁的孤峰，海拔高度虽只有五十来米，但置身于低于海平面四百多米的死海周围地势，相对高度四、五百米，从一片粗石大地中突兀而起，刀剁斧劈般直上直下，险峻雄峙，易守难攻。

马萨达的山顶颇为平坦，长可六百来米，宽可三百来米，希律王在山上建造了宫殿和堡垒，并建有收集雨水的巧妙系统。但如今只剩下了一片废墟。

马萨达最重要的意义，是犹太民族宁死不屈反抗压迫的象征。义军在此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至公元七十三年，最后一批犹太战士除了两个女人五个孩子外，全部杀身成仁。现在，以色列的新兵都要登马萨达，军队宣誓仪式的最后一句话，就是“马萨达再不陷落！”真的吗。

而从此，犹太人有王国的历史终止了。

公元132年，犹太人第二次起义反抗罗马，被罗马皇帝哈德良所镇压，罗马当局干脆将犹太行省更名为叙利亚巴勒斯坦，驱赶犹太人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地区逐渐成了阿拉伯人的家园。被驱赶的犹太人开始了大流散的历史，散居于全世界，既没有共同的家园，也逐渐失去了共同的语言，长达两千年，但依然能够作为一个民族存续，已是世界民族史上的一个谜团。通行的一个说法，是由于犹太人始终保持了对犹太教的信仰，保持了重归锡安山的梦想。但想来，更主要的恐怕是由于流散的犹太人大都生活在被称为“隔都”的单独社区，这种大分散、小聚集的生存方式，客观上形成容易保留犹太民族自身传统的土壤，主观上又加重了犹太人心灵上对犹太教抚慰的依赖。倘若世界敞开心怀接纳犹太人，千年以降，还能有犹太民族之存在吗？

随着拜占庭帝国立基督教为国教，作为圣地的耶路撒冷兴建了大批基督教堂。公元638年，对应于中国是唐朝，穆斯林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第二任哈里发奥马尔曾在圣殿山上缅怀穆罕默德一夜登宵的功绩，穆斯林在圣殿山先后建了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公元1033年，对应于中国是宋朝，埃及法蒂玛王朝统治巴勒斯坦地区，拆毁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堂，成为十字军东征的诱因之一。十字军攻占巴勒斯坦后，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将清真寺改作马厩。后巴勒斯坦又被穆斯林萨拉丁攻占。公元1517年，对应于中国是明朝，巴勒斯坦开始了长达四百年的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苏莱曼大帝重建了清真寺及耶路撒冷城墙。公元1918年，英军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接管并托管了巴勒斯坦地区。

中断两千年的犹太国家得以复国，这亦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奇迹。自十九世纪后，犹太复国主义应运而生，1897年在瑞士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犹太复国运动先是依靠英国，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公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亚太国家，而巴勒斯坦尚没有主权国家存在的现实，也给犹太复国运动提供了历史的机遇，犹太复国运动大力组织向巴勒斯坦移民。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迅速增长，引发了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矛盾和对立，英国人两面取巧，而终于难以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复国运动转而主要依靠美国，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议通过了巴勒斯坦治理问题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分别成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耶路撒冷由联合国管理。尽管有许多犹太人难以接受没有耶路撒冷的犹太国，但犹太复国运动的组织者们还是非常明智的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宣告以色列国成立，以特拉维夫为首都。

特拉维夫的全称是“特拉维夫-雅法”，为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雅法是一座古老的城市，犹太传统认为，在毁灭万物的大洪水消退后，幸免于难的挪亚的儿子雅弗建立了这一城市，故命名为雅弗，后演变成雅法。另有人认为，雅法是希伯莱语“美丽”一词的谐音，因为这里风景绝佳，秀丽如画。还有人认为雅法的意思是“闪着白色光辉之地”，系指它近处白垩纪的断崖上闪耀的光辉。1909年，来自俄国的一群犹太移民在市郊建立一个定居点，定名为特拉维夫。特拉维夫迅速发展，地位和影响超过了老城，喧宾夺主，反将雅法老城兼并。以特拉维夫为中心的城市群，是以色列人口最稠密的地带，经济枢纽，生机盎然，也是中东地区生活价格最为昂贵的国际都市。作为海滨城市的特拉维夫甚为美丽。

特拉维夫的包豪斯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包豪斯”一词是德语的音译，源于德国包豪斯学院。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论是：“其完美结合体现了城市对当地独特文化、传统和地理要素的需求，是二十世纪前期现代建筑运动不同流派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新兴城市建筑规划的杰出范本。”特拉维夫的包豪斯建筑为多层结构，外表为白色或混凝土色，方正平顶，圆弧转角，墙面多，阳台长而宽大，窗户窄小，整齐排列。当然，包豪斯白城并没有多少特别的观赏性。

雅法古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雅法是位于海滨的一座小山之上，蜿蜒的街道顺山势起伏，优雅而安静，曼妙而舒缓，黄色岩石的古老建筑，多有凸出的大阳台，个性鲜明，相映成趣。雅法有以星座命名的街道，游客在漫游中寻找自己星座的街道，也是一趣。已有上百年的历史的土耳其钟楼，由淡黄色石料所砌，四方形，主体分为三层，底层一面有门，其他三面为象征性的门，上面两层四面各设一窗，紫黑色的顶部，四面各起三角形立面，中置白底圆钟，十字交叉屋脊正中起椎柱，上部穿椭圆，其上细柱，顶尖小圆球，简洁大气，构成了雅法的地标。

以色列建国后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一直未曾中断，大的就有五次中东战争，战争的结果，是以色列实际控制的疆域大大超过了联合国决议的规定，并完全控制了耶路撒冷，1980年，以色列宣称耶路撒冷是它的“永恒的与不可分割的首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并逐步将国会以及政府机构搬到了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说，历史循环，似乎又回到了大卫王的时代。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一直声称，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虽然，目前的巴勒斯坦国还只是象征性的国家。长期以来，耶路撒冷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一直不断，联合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也都尚未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说法，至今还没有外交机构进驻耶路撒冷，显得甚为怪异。

（二）踏访圣城，领略犹太教长期浸淫的名城风采

说实话，我们是完全不懂得犹太教这个犹太民族宗教的。

犹太教应该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犹太人从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即信奉上帝，但通常认为“摩西十诫”的创立标志着犹太教的诞生，故摩西被视为创始人，而希伯莱人在重建第二圣殿时编制完成《圣经》，最终形成了犹太教。犹太教的基础和核心，是犹太人和上帝之间的圣约关系，即除了耶和华外不得信其他神的一神教义。对我们来说，《圣经》仅是一本汇编希伯莱人史书、民间传说、宗教神话、文学作品的书而已，史实与传说融为一体，很难以区分和考证，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也就停留在知道相关的故事和人物，什么创世纪，亚当夏娃，伊甸园，偷吃禁果，诺亚方舟，等等。而我们所不知的是，《圣经》其实是犹太教的根本。

以色列似乎并没有明确犹太教为其国教，但却规定工作日为周日至周四，休息《圣经》的安息日，过逾越节等犹太节日。以色列的大部分世俗犹太人也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的接受和遵守犹太礼仪，犹太人成人仪式的主要礼物是圣经。犹太教之于犹太人，似乎更像是一种民族认同的文明和文化，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犹太教严禁偶像崇拜，却有耶路撒冷、提比利亚、希伯伦、采法特等四大圣城，这次旅行中，我们去到了除希伯伦之外的三个。作为旅游者，我们关注的重点自然是名胜风物，但同时也感受到了这些城市绵延的历史韵味和浓厚的宗教氛围，犹太人之圣城崇拜，似乎更像是对祖先的尊崇和对历史的缅怀。

毫无疑问，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圣城之首，因为这是大卫王所建立的古犹太人国家的首都，是曾经的第一圣殿、第二圣殿所在地，有犹太人歌颂和珍视的圣迹。在犹太人的心中，耶路撒冷之神圣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圣经》中载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所写的诗：“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粘住上腭。”犹太人相信总有一天会返回耶路撒冷，他们最常念的一句祈祷祠是：“明年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通常将耶路撒冷分为老城、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老城位于城市的东南部，老城周围为东耶路撒冷，其西为西耶路撒冷或曰新城，当然，这个分类只是政治、地理和民族概念所形成的。西耶路撒冷以犹太人为主，以色列国会、政府机构都在西耶路撒冷，很现代化，而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比较多，略显破旧，老城则是凝聚古老历史的宗教中心。就其规模而言，老城只占很小的比例了，但毋庸置疑，耶路撒冷的灵魂依然在这座老城，耶路撒冷的魅力也主要在这座老城，犹太经典《塔木德》说：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丽，九分在耶路撒冷。固也。而耶路撒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犹太教的圣城，也是基督教的圣地，因为耶稣在此受难并复活，又是伊斯兰教的圣地，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在此一夜登宵。耶路撒冷的字面意思是“和平之城”，然而，战争和毁灭从未离开过耶路撒冷，在世界上的古老城市中，曾遭毁灭次数最多的恐怕就是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经历的战争也离现在很近。历史在这里沉积了太多的哀怨与仇恨，也凝结了太多的鲜血、眼泪和叹息，看来，或许也可以说：上帝给了世界十分哀愁，九分在耶路撒冷。

现在的耶路撒冷老城的格局是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大帝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从遗留的城墙遗迹看，对第二圣殿时期的城市有所继承。老城的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平面大体呈菱形，城中分为穆斯林区、基督徒区、亚美尼亚区、犹太区等四个区域。

老城城墙基本完整，只是在雅法门旁豁开一条汽车通道。城墙总长度约四点五公里，全由石块建造，岁月已给灰白色石块涂上一层淡青黄色，方整的巨石错缝叠砌，垂直矗立，显得十分坚实稳固。城墙高十五米许，墙基厚三米许，墙顶多为单面护墙，只容一人通过，但城墙的雉堞齐全，显得森严规整。

老城共有七座开放的城门和一座封闭的城门，只是没有中国式的城楼。

东城墙有金门和狮门两座城门。

金门位于东城墙中部，据说是公元520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在耶路撒冷的建设工程之一，应是老城最古老的城门了。据犹太人传统，上帝是通过这座门来人间的，弥赛亚来临时也将由此门入城，而在公元1541年，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重修城墙时却封闭了金门，表示穆斯林拒绝上帝。现在金门的门垣是以打磨光整的巨大石块砌成的，外凸出城墙，上高出城墙，门垣正中砌有两道圆拱门框，内嵌石块封闭，成为一象征性的门，门的上部还砌有中间圆形、两边长方形的三座虚设窗户。整座城门雉堞严整，气势雄壮。犹太人认为尸体是肮脏不圣洁的，穆斯林则在金门外建了一片墓地。这一切，似乎就是想阻挡或驱赶弥赛亚了。

狮门位于东城墙偏北部，门垣略高于城墙顶，石砌的门框，弧形横梁上为内嵌封闭的圆拱。狮门名称的来源，是因城门圆拱左右各有一对带有纹章的狮子浮雕，据说，苏莱曼大帝一度准备对耶路撒冷居民征收重税，当天晚上，竟梦见两只狮子将他吞噬，当他惊醒后，解梦的智者告诉说，因亵渎了圣城，因而招致真主的愤怒，为了赎罪，苏莱曼特意建造了狮门。狮子的雕像很小，其造型甚是瘦弱，难以清晰辨识，故多有人说实际是豹子。

狮门还有不少别名。阿拉伯人称之为“童贞女玛利亚之门”，因玛利亚的出生地就在附近；基督徒称之为“圣斯蒂芬门”，因为圣徒斯蒂芬就是在门外死难的，他是为耶稣殉道的第一人。狮门内为苦路起点，门外是上橄榄山的道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伞兵就是从狮门冲进老城的。

北城墙上共有三座城门。其东端为希律门，据说耶稣受难期间，希律王的住所位于附近，因名城门。希律门比较小，是在凸出城墙的门垣中掏出的一座长方形城门，城门上方为内嵌封闭的圆拱。北城墙西端的城门为新门，是最晚开辟的城门, 1889年由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下令兴建。新门就是一个圆弧顶的城门洞，未设有城门。

位于北城墙中部的大马士革门，因为城门外的道路通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而得名。在老城各城门中，大马士革门最为宏敞壮观。门垣是以巨石砌就的一大凹字，两旁各凸出一巨型方柱，正中是条石为框的双扇城门，城门横梁上为内嵌封闭的圆拱；门垣高出城墙，门垣顶上的垛墙为渐变垛口，多为三层，下层中空，二层收窄，三层更窄如立柱或双柱并立，其拐角处更为四五层渐变垛柱，灵便轻巧，蜿蜒密布，状若皇冠，尤为气魄。

大马士革门内的穆斯林区是阿拉伯居民的集市，门口及沿路摊位众多，非常喧嚣，生活气息很浓。

西城墙只有一座位于中部的雅法门，为转角式城门，这是在冷兵器时代为有效防冲车攻击城门的设计。门垣凸出城墙，城门开在门垣北侧的墙上，开门方向与城墙平行。城门门框为石块所砌，顶梁略带弧形，其上亦为内嵌封闭的圆拱；在与城门墙垂直的城墙上，建有与雅法门大小一致的内嵌式象征性城门；北进雅法门，为一弧顶方形的门厅，左转跨城墙进入城内。

雅法门外为雅法街，在古代，这条路通往港口城市雅法，因以名。中世纪时，常有朝圣者从雅法上岸前往耶路撒冷。雅法门颇为繁荣，进进出出的人颇多。雅法门内右侧矗立着大卫塔。

南城墙共有两道城门，其东端为粪厂门。粪厂门名称的由来，据说是因为昔日从圣殿运出的排泄物经此运往欣嫩子谷焚烧。原本粪厂门规模较小，一九六七年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后重修。现在的粪厂门上部为虚设的小圆拱，其下为圆角方门，整体造型像一个凸字。粪厂门内靠近犹太民族圣物西墙。

南城墙西端为锡安门，为苏莱曼大帝兴建，因为正对南面的锡安山而得名；因为大卫墓位于锡安山，因此又称“大卫门”。锡安门的门垣外略凸出城墙，上略高于城墙，石砌门柱、巨石横梁的门框，其上亦为内嵌封闭的圆拱；门洞两边各有一座象征性的窗。据说其门洞上有“感谢奥斯曼帝国解救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文石刻，不识。

1948年5月13日，最后一支英国军队撤出耶路撒冷，将锡安门的钥匙交给犹太领袖。随后爆发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犹太人与约旦人在此激战，锡安门门垣及附近的城墙上，至今仍然弹痕累累，遍体鳞伤。

耶路撒冷老城的街道甚为逼窄，夹街而立的石砌建筑，相依相靠，紧连如屏，间有拱廊飞渡，跨街连巷，在许多街道上，商铺比邻，顶棚蔽天，暗如隧道。街道屈曲蜿蜒，纵横交错，道路俱为石块铺就，已磨得凹凸溜滑，斑驳陆离，间有石阶随山势上下起伏。较之其他城市的特别之处，是城内有密集的宗教建筑，放眼望去，犹太教、基督教的教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圆拱巍巍，尖塔比比，比邻而立，隔街而望。大街小巷，朝圣的教徒，礼拜的信众，蜂拥的游客，人流似水，在各教堂间流动。

在耶路撒冷老城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无疑就是圣殿山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是面向圣殿山方向祷告的。圣殿山位于耶路撒冷老城东南角，名为山，实只是一个类似于高台的小山丘，其东、南依老城城墙，西面南段依西墙，西面北段和北面另筑墙，围成了长方形的圣殿山广场，其南北长490米、东西宽280米，似一座城中城，共设有九道进出的城门。犹太人认为，惟一真神耶和华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就是用圣殿山广场的土捏成的，耶和华开天辟地的第一道神光就是从圣殿山射向全世界的。圣殿山广场上有巨石，长约17.7米，宽约13.5米，高出地面约1.2米，犹太人视为圣石，传说犹太先祖亚伯拉罕为了向耶和华表示忠诚，曾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以撒捆绑好，放在这块巨石上，准备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感其诚，降无罪羔羊以代。圣石现覆盖在圆顶清真寺中。传说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就是在圣殿山和天使摔跤，并被赐名“以色列”的。所罗门王在此修建了“第一圣殿”，供奉装有“摩西十戒”的约柜，俨然上帝在人间的住所，犹太人以在圣殿中举行的动物献祭活动，作为对上帝追随的标志，从此，圣殿成为了犹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动的中心，精神的寄托，心中的圣堂。第一圣殿被巴比伦人摧毁半个多世纪后，犹太人又在原址上重建了“第二圣殿”，但最后又被罗马人所摧毁，只留下西墙墙基的一段，后人收集第二圣殿所用过的残石，在墙基上垒出了一堵长48米、高18米的墙，称为西墙。西墙由巨大石块所砌，显得壮硕而稳固。自然，一堵石墙并没有什么风光可言，但西墙是第二圣殿留下的唯一遗迹，被犹太人认为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因而成为最重要的圣迹。

千百年来，饱受苦难的犹太人面对西墙祷告、诵经，缅怀先人，追忆犹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总忍不住唏嘘哀哭，故又名“哭墙”。来到西墙的犹太人，或头顶着西墙闭目祈祷，或面对西墙深刻沉思，或大声朗诵经文，也会有围成一大圈唱歌跳舞的。你固然不一定理解犹太教，但当你身临西墙广场，在这种深沉、庄重、执着而又虔诚的氛围中，不由你不会感动和震惊。

在圣殿山上，而今伫立着的却是伊斯兰教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犹太人奉为圣物的西墙，穆斯林则称之为“飞马墙”，他们认为当年穆罕默德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后，是把飞马拴在这里的，而在视觉上，西墙只是清真寺的围墙。

这个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确乎两千多年来历史纠葛的结果，无怪乎这里始终是引发宗教和民族冲突的敏感地。现在以色列控制着整个耶路撒冷，但圣殿山是交由约旦的一个伊斯兰组织来管理的。圣殿山是不允许犹太人进入的，这种限制，当然主要是为了避免引发冲突，但从历史上看，圣殿山原本就是禁止一般犹太人进入的地方，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无意间践踏辱没圣殿曾经矗立的这片神圣土地。

橄榄山被认为是犹太教的圣山。根据古犹太传说，弥赛亚归来的审判日，上帝将在此救赎死者，因此，许多犹太人选择埋葬于该山。但现在，除大片的犹太人墓地外，橄榄山上并没有什么犹太教圣迹。据记载，耶稣是在这里进入耶路撒冷的，在此留下了棕树主日路，在此升天，基督教也将橄榄山奉为圣山，目前，橄榄山的名胜多是基督教的圣迹。

在先知文学和赞美诗中，“锡安”是耶路撒冷乃至整个圣地的同义词，《圣经·旧约·以赛亚书》里有一句说：“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自拜占庭统治时期，开始将位于老城南部一座小山称为锡安山，因为人们认定这里便是大卫城原址。十二世纪后，许多人相信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卫王的墓地就在锡安山上。而锡安山上又是传说中耶稣和门徒享用“最后的晚餐”之处，山上还有圣母安眠堂、鸡鸣堂等基督教圣迹，故而锡安山又同时是基督教的圣山。

随着第二圣殿的被夷为平地，犹太教的以献祭为核心的仪礼制度消失了，祈祷、沉思、学习成为了犹太教活动的主要形式，犹太教堂应运而生，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堂难以计数。老城中，以胡瓦教堂最为引人注目。胡瓦教堂创建于十八世纪初，后被穆斯林摧毁，1864年，法利赛人重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又被阿拉伯人夷为平地，以色列政府于2010年投资重建。淡黄色的石墙，与周围的建筑浑然一体，结构匀称，穹顶高耸，拜占庭风格，很有历史感。

犹太教第二圣城提比利亚，又译作“太巴列”，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提比利亚海西岸。传说该城原址即《圣经·旧约·约书亚记》所载的“拉甲城”，公元前二世纪起，这里开始盛行犹太教。在耶路撒冷和第二圣殿被毁后，大批犹太人都逃往此城，重新定义犹太教。公元三世纪时，犹太教的《密西拿》律法及此后的《塔木德》，都是在此地编辑而成，希伯莱书写体系中的元音系统也是在此成熟的。想来，此乃提比利亚之成为“圣城”的原因吧。

同所有的古老城市一样，提比利亚也有老城区和新城区，老城区是依加利利海而建的，新城区则向山上发展，整个城市高差较大。尽管市区内还有不少古旧石墙和建筑废墟的点缀，但整个提比利亚已经是一个富有活力和吸引力的现代城市了，依山面湖、山水辉映，加利利海的旖旎风光，构成了提比利亚绚丽的天然美景。这里长年气候温和，天气晴朗，还有著名的硫磺温泉，来此避寒、游览和度假的人络绎不绝，市区内，摩登大厦众多，山根湖边，酒店别墅密布。如今，提比利亚最具传统特色的大约只剩下加利利海的猎捕活动了，清晨，渔夫们还像其数千年前的祖先一样入海捕鱼，不多时，海边的露天餐厅就摆上了他们捕获的圣彼得鱼。

但作为犹太教的圣城，除一些“先贤”之墓外，提比利亚却并没有什么犹太圣迹供人朝拜。倒是由于耶稣曾在此传道并显现神迹，留下了许多基督教的圣迹。（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犹太教确实形成于基督教之后。）

犹太教第四圣城采法特位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湖西北侧的墨兰山上，海拔800米。采法特是唯一未记载于《圣经》的犹太教圣城。十五世纪时，西班牙发生宗教迫害，大批西班牙的犹太难民逃命到这里，勤研圣经，将犹太教神秘主义教派“卡巴拉”发扬光大，如今依然是卡巴拉中心，宗教氛围十分浓厚。

整个采法特位于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房舍，顺山势紧密相连，似乎也没有多少章法和布局。据说，2112年，美国的CNN将采法特评选为全球最美小镇之一，实在是难以苟同。（谢选骏指出：这可能是为了促进以色列的旅游业。）采法特尚有许多犹太教堂，其中，阿什肯纳兹犹太教堂为十六世纪建造，1837年毁于地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重建；卡罗犹太会堂，是纪念最具权威的犹太经典《Shu Lchan Aruch》的作者卡罗拉比；塞法迪犹太教堂，采法特最古老的教堂，可追溯到1522年，据说先知以利亚在此研究神秘主义。（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人们现在所说的“犹太教”确实形成于基督教之后。）

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众多犹太艺术家纷纷来到采法特开设工作室和画廊，艺术馆和店铺也很多。采法特曾经是十字军在中东的最大堡垒之一，如今，山顶的城堡公园内，尚可看到堡垒遗迹。

（三）朝拜圣迹，探寻基督教的本源和要义

相比较而言，我们对作为西方世界精神支柱的基督教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但却并不甚理解。基督教是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的源头在以色列。

在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期间，加利利地区出现了一个拿撒勒派，意思是坚守教规教义的人，其创立者是耶稣。据相关研究，耶稣是一个木匠，他反对繁琐的教规、礼仪和戒律，认为这些有悖于先知的教诲，无益于人们心灵的净化；他对耶路撒冷统治阶级的堕落颓废和物质主义不满，对罗马当局心怀蔑视，力图改革“犹太教”教义，收徒传教，宣扬“天国福音”。公元30年，耶稣带领门徒信众沿橄榄山麓进入耶路撒冷，由于门徒犹大的出卖，在城郊的克西马尼花园被抓获，罗马总督彼拉多将他处以极刑，钉死在十字架上。传说耶稣在死后的第三天从坟墓中复活，多次向其门徒显现，然后升入了天国。耶稣死后，其受难事件被赋予了更大的宗教意义，门徒们将他称为基督，就是弥赛亚，即救世主。随着与犹太教的分歧越来越大，该教慢慢的从犹太教中分离了出去，称为基督教。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主要得益于耶稣门徒们的努力。

基督教认可、崇拜犹太教的先知和圣迹，全盘接收了犹太人的《圣经》，将其称为《圣经·旧约》。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根本区别在于，犹太教认为，拯救世界的弥赛亚要到但还未到来，犹太教是憧憬未来的，为了未来的拯救而行事。而基督教认为，弥赛亚已经到来到了人间，正在拯救人类，弥赛亚等于基督，基督就是耶稣。正因为耶稣基督是切身的存在，所以基督徒更能体会到来自上帝的幸福，他们毫无所惧，努力实现自己的奋斗。基督教的本质就是一个爱字，这种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背上了十字架，也是在为人类背负责任，牺牲自己，拯救人类的灵魂。因此这种爱是无私的，普世的，爱一切的人，敌人友人皆爱，只有这种爱，才是最高境界。犹太教至今还局限为犹太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则是向各个民族开放的宗教。基督教将以记述耶稣生平与复活事迹为主的福音书以及相关文件、书信编为《圣经·新约》，与《圣经·旧约》合编为一册，广为传播。这恐怕是犹太人的《圣经》能够风靡全球的原因吧。

基督教诞生后，一直受到罗马帝国的压制，但渐渐为其所接受，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敕令”，给基督教会以合法地位；公元337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七八十年之后，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这样，基督教迅速发展为世界性的宗教。

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基督教也出现了拉丁语罗马与希腊语君士坦丁堡两个中心，彼此相互指责为异端，到公元1054年正式分裂成为两个教派。西部以罗马为中心，强调自己的“普适性”，自称“公教”，因为其领导中心在罗马，所以又称“罗马公教”，利玛窦带入中国后，汉译名为天主教；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标榜自己的“正统性”，自称“正教”，因为是东部教会，又称“东正教”，又因为在崇拜仪式中采用希腊礼仪，所以也称“希腊正教”。到十六世纪，德国的教士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使许多教派从罗马公教中分离出来，统称为抗议宗，或新教，其进入中国后，命名为基督教。基督教从此分成了三大教派，当然，还有小的教派不计其数。基督教虽分三派，但其信仰都是一致的，信仰三位一体的上帝，耶稣基督是天主的第二位，并皆认为《圣经》是其信仰的根源、教会的经典，其差异主要在教义、宗教传统、礼仪、禁忌等方面，当然，此非我等所可悉知了。

如今，以色列还保存着许多记载于《圣经·新约》中的耶稣圣迹。按基督教的做法，差不多在每一处圣迹都建成了教堂。这次旅游，我们也朝拜了许多基督教的圣迹。以下按耶稣生命逻辑为序来叙述圣迹，也许更利于我们探寻基督教的本源吧。

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狮门内的圣安尼教堂，是建在圣母玛利亚的父母约阿希姆和安尼住所原址上，为玛利亚诞生的地方。

目前的圣安尼教堂是于公元1140年由十字军兴建的，差不多可以算是耶路撒冷最古老的教堂了。浅黄色的石砌墙体，窗户很少，有非对称花纹，漂亮的内部装饰，精美的彩绘玻璃，总体上显得十分古朴、典雅和宁静，堪称老城保存完好的美丽教堂。圣安尼教堂穹顶高耸深邃，据说，其突出特点是回声特别响亮、好听，教堂内的合唱尤为出彩。

按天主教的说法，圣母玛利亚就葬身于橄榄山，故在橄榄山西麓建有圣母墓堂。但东正教相信圣母玛利亚是在锡安山长眠，故在锡安山建有圣母安眠堂。圣母安眠堂很像一座城堡，圆柱主体，细长的门窗均围砌石块，正中蓝色尖拱，上竖十字架，外连四个尖塔的圆柱。主体建筑旁边矗立一座圆顶钟楼。整个建筑巍峨挺拔，已成为锡安山的标志性建筑。

拿撒勒的天使报喜堂，对基督教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耶稣为上帝之子是基督教的核心要义，福音书中花了大量的笔墨解释确认。按福音书记载，耶稣的父亲约瑟夫和母亲圣母玛利亚住在拿撒勒，但此时尚未成婚，一天，天使加百利来到圣母玛利亚家，向她报告了圣灵感孕的喜讯，玛利亚先惊后喜，终于坦然接受；得知玛利亚怀孕消息的约瑟夫，心中充满矛盾，弃之不忍，任之不平，曾想暗自解除婚约以便为玛利亚保存体面；于是天使又在梦中告知玛利亚所怀是圣孕，应命名耶稣，约瑟夫方才释怀，与玛利亚结婚并悉心照料之。后人在此建了天使报喜堂，其后，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轮番统治，教堂不断被毁和重建，现在这座天使报喜堂已经是第五座了，由意大利建筑师基奥瓦尼·穆齐奥设计，于1969年建成。整座教堂外墙全是石质，教堂正面的山形墙造型别致。教堂的圆顶装饰精美，高耸入云，气势恢宏，是拿撒勒的地标建筑，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堂之一。

天使报喜堂建在半坡的一台地之上，地势颇为高敞，内部有两层大厅，一层的前部有一下沉地穴，为圣母玛利亚的家，二层祭坛前有一大圆洞，下对地穴，上对穹顶。

（谢选骏指出：在耶稣家乡拿撒勒的天使报喜的圣母堂，有各个民族制作的圣母像，从中不难看出：各种不同的圣母像，都是其作者民族精神的体现。圣地的建筑，就像是把圣人都烧成了骨灰予以纪念，但即使如此，圣地依然令人尊敬，因为那里的山川毕竟是圣人的足迹走过的。因为这样，我登上了拿撒勒最高的山。我想不论怎样物非人非，这里的山峰一定是耶稣基督亲自登临过的，那里的山坡，总会有基督耶稣曾经到过的地方。我在那里，就仿佛和他在一起了。）

现今的拿撒勒已发展成为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城市，城市建在山坡之上，城中道路狭窄，交通拥塞。拿撒勒的基督教氛围还是十分浓郁的，紧挨天使报喜堂的圣约瑟夫教堂，规模较小，教堂下为约瑟夫的木工作坊遗址；天使报喜堂北部半山处还有天使报喜东正教堂，因东正教认为天使加百利是在玛利亚打泉水的地方告知其怀圣婴的，教堂内有四柱支撑，装饰华丽，一侧为哗哗流出的圣母泉水。拿撒勒现开辟有至迦百农的耶稣朝圣之路的徒步线路，也吸引着许多户外活动爱好者的参与。

位于耶路撒冷南约十公里的伯利恒，市中心的马槽广场有主诞教堂，是耶稣的诞生地，这是基督教第二圣地。

按《圣经·新约》的记载，当时是按照罗马当局的要求，约瑟夫偕同身怀六甲的玛利亚，回到祖先大卫的城市伯利恒去登记，他们到达伯利恒的时候天色已晚，客店已经住满了，只好在一间马厩里过夜。就在这天夜里，玛利亚生下了腹中的婴孩，她将婴孩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于是马槽成为了耶稣的摇篮。

主诞教堂是由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皇后确认并下令建造的，始建于公元333年，后毁，公元565年重建，十字军时代，又进行了维修及加建。主诞教堂很可能是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教堂了，教堂是一座看起来很普通的石头建筑，略显沧桑，墙面灰白泛黄，局部长着青苔，立面简洁，朴素无华，窗户少而小，几无装饰，显得敦实坚固，看上去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

主诞教堂现在是由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和亚美尼亚教会联合管理的。教堂的门非常矮小，须低头躬身方得出入，号称“谦卑之门”，据说是为了让人们在耶酥诞生之地俯首谦卑，感到主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其实教堂原建有高大的拱门，中世纪时为防止穆斯林骑兵的长驱直入，便用石块封闭了大门，其痕迹明显。后来，为了便于出入，才又劈出了这孔小门。

教堂之内，立着两排数十根圆形巨柱，中间挂着的几盏吊灯，看起来很陈旧但仍显豪华，但总使人感觉甚为阴暗。大厅地面上有罗马时代的马赛克，已保护起来供人观瞻。到此瞻仰耶稣诞生地的人很多，通常要排长队，从面向祭坛右侧的入口走下阶梯，其下是个长十三米、宽三米的岩洞，阶梯的右边是用红白大理石围成的圣坛，其下就是由一颗空心的有十四个角的标记银星，银星上镌刻着拉丁文铭文：“圣母玛利亚的基督耶稣诞生地”。

据说“伯利恒之星”的十四个角，象征着由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时也有十四代，由巴比伦时期至耶稣基督又有十四代，而耶稣最后背着十字架走向各各他山，在苦路上也经过了十四站。

伯利恒是坐落在一片小山丘上的阿拉伯城市，市内建筑拥挤，市容略显残破，但尚整洁干净，现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所控制。伯利恒基督教氛围尚浓厚，据说阿拉伯人中有百分之十七的基督徒。主诞教堂隔壁的圣凯瑟琳教堂，是一座纪念耶稣诞生的拉丁天主教堂。圣凯瑟琳是天主教会的十四救难圣人之一。粉色的圣凯瑟琳教堂简洁、明亮，甚为美丽，圣诞之夜的弥撒在这里举行。马槽广场向东不远有圣乳教堂，据说圣母玛利亚和约瑟夫为躲避大希律王的迫害逃往埃及的路上，在此给婴儿耶稣哺乳，一滴乳汁滴到红色岩石上，岩石变成了白色。伯利恒东有牧羊人场，传说是《圣经·新约》所载当年天使向一群牧羊人宣告耶稣将诞生消息的地方。

洗礼是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犹太人用水为外邦人施洗，使其归入犹太教。现在提到的洗礼，一般是指基督教的仪式，表示洗净过去的罪恶。基督教的几大教派对洗礼的做法也不相同，东正教是采取浸水式，天主教是采取往头上倒水的注水式，基督教一般是点水式，有时也采取浸水式。历史上最著名的洗礼就是耶稣在约旦河的洗礼了，这也是一段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其意义在于进一步确认了耶稣作为上帝之子的事实。据《圣经·新约》记载，按耶稣的吩咐，施洗约翰在约旦河为耶稣施洗。耶稣受了洗，天忽然为他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旦河因此被称为圣水，并被许多人认为是世界最神圣的河流。

施洗约翰也是《圣经》中记载的著名人物，他是耶稣的表兄，在耶稣开始传福音之前，便在约旦河中为人施洗礼，劝人悔改，宣传犹太教需要改革，并预言上帝将要派重要的人物降生，是基督教的先行者，为耶稣宣讲教义打下了基础。后为大希律王所杀。

相传当年耶稣在约旦河的洗礼处是一个叫斯尔阿-耶胡达的地方，位于约旦河的阿卜杜拉桥和阿伦比桥之间，距离沙漠绿洲耶利哥八公里。约旦则认为约旦河东岸的马格达什为耶稣洗礼地，并申请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单。但以色列建立的耶稣洗礼之地是在约旦尼特，位于约旦峡谷北部、加利利海出水口处不远的地方。约旦尼特洗礼圣址河道狭窄，河水较浅，河里立有几道金属做的扶栏，便于洗礼的信徒相扶，四周桉树围绕，河边有供信徒念诵圣经的台阶，在此洗礼的仪式感很强，故多有基督徒来此洗礼。

时间毕竟也过去两千多年了，现在对耶稣受洗处的准确位置有争议也是自然的。事实上，恐怕大部份基督徒相信的是，只要是在约旦河上的受洗，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说英国皇室不时也会派专机来装运约旦河水，为皇室人员洗礼。

迦百农，位于提比利亚东北十六公里的加利利海西北岸，是古时迦南通往大马士革的必经之地，到了罗马时期成为一个繁华的犹太城镇，酒肆林立，市廛热闹。但迦百农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此地是耶稣最初公开传教的地方，耶稣称此处为“自己的城”，耶稣在迦百农招揽了第一批门徒，有渔人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税官马太。迦百农现在已经荒废，只是一个考古遗址，似乎印证了《圣经·新约》记载的当年耶稣诅咒的灵验。

迦百农最重要参观点的是犹太会堂遗址，廊柱式结构，典型的罗马建筑风格，考古证实这是第一世纪的建筑，人们相信这就是当年耶稣在迦百农传教的会堂。

（谢选骏指出：假信徒们坐着旅游大巴“到此一游”，却不肯亲自走一遍“耶稣的道路”！

我背负自己的行囊

追随耶稣：

山川壮美

基督脚踪

山海之间

福音生成

山，拿撒勒

海，加利利

于是我知道了：

拿撒勒形成福音

加利利传播福音

耶路撒冷见证福音。）

旁有一世纪的小村子遗址，在废墟中，有彼得岳母家。马可福音记载，彼得的岳母正发高烧，躺在床上，耶稣去看她，拉着她的手，她的热退了。如今在废墟上建成了一个东正教堂。

八福山是加利利湖北岸的一座高丘，因耶稣在此宣讲登山宝训而得名。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从加利利湖边带着信徒上山并对他们训示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山上建有“八福堂”。八福堂平面布局为正方形，外围有白色岩石圆拱形成的外廊，主体是黑色玄武岩建成正方形厅室，厅室正中为虚空的八角形内坛，上起为八面台，八面安装八种颜色的玻璃窗，用来象征八福，台上是黑色圆拱。整个建筑规模不大，黑白相间，造型优雅。

八福堂四周花草繁茂，景色优雅，四面云山连绵不绝，俯瞰加利利海碧波荡漾，风光无限。

由八福山下至加利利海北岸的塔布加东，有五饼二鱼堂，是纪念耶稣传道时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故事的地方。有资料称，五饼二鱼堂最早是由西班牙朝圣者修建的，后来被波斯人摧毁了，1934年在原来的遗迹上重建。通体乳白色的教堂小巧玲珑，围在一片绿荫之中。教堂前有一个小跨院，院中有水池、树木。教堂内有两排立柱，地面满铺马赛克，其中部分为古老陈迹；教堂祭坛下有圣石，为耶稣掰饼分鱼处；祭坛前的地面上有用马赛克铺的鱼饼图案。

“五饼二鱼”这个传奇故事，突出表现了耶稣的神奇，在四大福音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按基督教徒的理解，“饼”代表耶稣的身体，“掰饼”代表耶稣要为我们掰开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耶稣在这里预告自己未来被杀以及人要因此得生命。唯有吃了他的身体，将他接到心里作救主作王的才可得救。“鱼”代表门徒信念，预表救恩。

耶路撒冷有许多耶稣布道的遗迹，也留下了耶稣在世上最后的踪迹和复活升天的痕迹，因而成为基督教的圣地。

橄榄山有主哭耶京堂。《路加福音》载，耶稣在此凝望耶路撒冷，震惊于第二圣殿的美丽，并预测其将来的毁灭和犹太人的离散，当众哀哭。这是一个神奇而感人的故事。教堂内部规模很小，布置十分简单，窗户正对圣殿山；教堂的形状像一颗泪珠，似乎是象征耶稣的眼泪。

相传锡安山是耶稣与十二门徒享用最后晚餐的地方。“最后的晚餐”是基督教的重要事件，福音书有详细的记载。说的是耶稣与门徒同过逾越节，席间，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已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在此，耶稣点明了主题。耶稣拿饼祝福，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舎的。拿起杯，祝谢了，递给门徒说：这杯是我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最为重要的，是耶稣告诉大家：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们闻讯十分惊奇，纷纷询问。结合耶稣曾经几次预言将受难复活的情况看，耶稣已完全预知了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不逃避，不退缩，依然挺身而出，接受命运的安排，所表现出来的，恐怕就是舍身成仁、勇于以一己之身承担全世界痛苦的宗教意义了。

“最后的晚餐”处被认为是基督教第三神圣的地方。如今我们所看到的餐厅，是锡安山上马克楼内的一间方形房屋，房中挺立多根方形石柱，柱头雕花，承载集束形拱梁，屋顶漂亮的穹顶、流畅的线条是十字军典型风格。房间南面有伊斯兰教壁龛，其下有一平台，据说这里就是耶稣所坐之处。

来到这餐厅的人，恐怕第一印象是感到有些不像。这大约是受文艺作品影响的关系吧。古往今来，以“最后的晚餐”为题材的画作不计其数，其中，尤以达·芬奇在意大利米兰感恩圣母教堂所作《最后的晚餐》的壁画最为知名。在达·芬奇的画中，耶稣与十二门徒是排座在一列横桌前的，人物的表情、神采丰富多姿、惟妙惟肖，深刻反映了各自地位、身份、心态的不同，而通过透视的作用，餐厅深邃的画面尤令人难忘。但想来，恐怕未必符合现实，毕竟十多个人呈一列横排而坐的聚餐方式甚不合常规，或许艺术创作本来就是与现实生活有差距的。同时，马可楼也是多次被毁重建的，原状似乎也很难还原了。唯一重要的是，最后的晚餐是在此发生的。

位于橄榄山克西玛丽花园内的万国教堂，是耶稣在被捕前夜祷告的地方。教堂为拜占庭风格，尤其是正面的廊柱式结构，华美异常，是橄榄山的标志建筑之一。该教堂是在俄国实际控制耶路撒冷时新修建的，一九二四年建成，是第三座了，因得到许多国家的资助而得名，教堂大厅顶建有许多穹顶以为纪念。教堂中有许多壁画，描绘耶稣以一己之身承担全世界痛苦的形象。但与其他纪念教堂所不同的是，耶稣祷告所坐的石块并未覆盖在教堂内，而是在教堂旁。

据福音书记载，在最后晚餐的当晚，在此向上帝祷告的耶稣极其忧伤，似乎既希望上帝收回成命，又表示愿意按上帝的安排舍身成仁，“汗珠如大血点滴落在地上”。

橄榄山克西玛丽花园，是耶稣被捕的地方，相传犹大告密时约定，以献吻的方式确认耶稣的身份，果然，当执行抓捕的队伍到达时，犹大拥吻耶稣，于是耶稣被捕。

克西马尼花园规模不大，内中有一片橄榄树。据《圣经·创世纪》记载，当洪水消退，诺亚放出的鸽子飞回来时嘴里叼着一个新鲜的橄榄枝子，鸽子和橄榄枝从此成了和平的象征。古犹太人应该是最早利用橄榄树的了，克西玛丽花园中有树龄超过两千年的橄榄树，虬枝屈曲，枝叶繁茂，生机盎然，景色怡人。

此景应该还是耶稣时代的风貌吧？在如此优雅的环境中，竞曾上演了天下最著名的徒弟出卖师傅的人间悲剧，实在是令人情何以堪。

位于锡安山东坡的鸡鸣堂，当时是大祭司该亚法的府第，耶稣被捕后就被关押在其地下室里。按《圣经·新约》的记载，在耶稣被捕当晚至鸡鸣叫前，完全如耶稣所预测的那样，彼得在此三次不承认认识耶稣。《圣经·新约》中未阐述彼得不认主的动因，或许是害怕受牵连的自然反应，也或许是为图保存的主动应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彼得作为耶稣的大弟子，最终终于继承了耶稣的大业，为基督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教堂既是对耶稣的纪念，何尝不同时是纪念彼得的地方？鸡鸣堂呈圆形，四面各起方柱，顶为蓝色圆拱，其旁矗立一蓝色圆拱的纤细方塔。教堂分为三层，上中两层设两个厅，内墙壁上布满人物壁画，底层下的地下室遗迹，据说是关押耶稣的地方。

全长约一公里的苦路，是耶稣留在人世间的最后痕迹。耶稣被判决后，背负着十字架押往各各他山接受死刑，经历了十四件事，因而构成了有十四站的苦路。现在苦路的路线是十八世纪确立的，前八站在耶路撒冷老城内的街道上，第九到十四站在圣墓教堂内，每一站都有标记。按当时耶路撒冷的城市格局，现圣墓教堂一带还属于城外。徒步苦路是基督徒最虔诚的朝圣之旅。

苦路第一站是在狮门内，以前的亚美尼亚要塞，耶稣在这里被判死刑。

苦路第二站是鞭打教堂，耶稣在这里被缚上了十字架，被戴上了荆棘冠冕并被鞭打，开始游街。

苦路第三站是亚美尼亚天主教会，是耶稣第一次跌倒的地方。

苦路第四站是苦恼的圣母玛利亚教堂，圣母玛利亚在这里看到了正在受难的儿子，心情非常的痛苦。

苦路第五站是古利奈人西门的房子，西门在看到耶稣的时候，替他背上了十字架。

苦路第六站是贝洛尼卡教堂，据说一个女子贝洛尼卡在这里用手帕帮耶稣擦拭，手帕上就永远留下了耶稣的面容。

苦路第七站是基督教的审议门，耶稣被这里的铺路石绊倒了两次。

苦路第八站是圣哈拉兰保斯希腊正教会修道院，圣经记载：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其中有好些妇女为他号啕痛哭。耶稣在这里对她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泣，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后来耶路撒冷果然被毁，杀害耶稣的犹太人终得报应。

苦路第九站至第十四站均在圣墓教堂。耶稣在这里再次倒下，在圣墓教堂大门后右面的罗马天主教小教堂被剥去了衣服，在罗马天主教小教堂的一块大石头被钉上了十字架，这就是圣经里的各各他了，在希腊正教会小教堂的祭坛那里断了气，圣母玛利亚在圣体石收敛了耶稣的遗骸，涂上香膏和裹上尸布。基督墓在天使礼拜堂里面的一个教堂之内，入口处是石棺，当然，石棺中“应该”是空的，因为耶稣已复活升天了。

圣墓教堂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到耶路撒冷考察确定此处是耶稣墓地，下令建成的耶路撒冷最早的基督教堂，但几毁重建，现在的教堂是十二世纪重建的，由四个部分组成，有高敞宏大的圆拱矗立天际，但挤在耶路撒冷老城中，很难展现出其丰姿。石砌的墙体泛黑，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教堂的进口是两扇很普通的石拱门,进门的大厅中放置圣体石，周围厅室叠套，石柱纵横，圣龛处处，贴金披银，精致气派，烛影婆娑，光线幽暗，显得幽邃深沉，神圣庄严。圣墓教堂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圣地，教堂内总是人涌如潮。教堂分属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教会、埃塞俄比亚教派、科普特教派和叙利亚教派等不同教派管，但却是由一阿拉伯家族保管钥匙。

位于橄榄山顶的升天教堂，相传是耶稣升天的地方，几经更替，现在是一座清真寺，但却允许基督教徒前往朝拜。教堂的主体是一座不大的石砌建筑，外以砖檐隔三层，下层为八边形，每边砌有一拱圈，其中一边开了一座小门，中层亦为八边形，共开了四个小窗，上层为圆拱。建筑底层地面上有升天石，现以条石圈住以作为保护，其上有痕，据说是耶稣升天时留下的右脚脚印，基督徒将其作为耶稣留在地上最后的痕迹加以崇拜。

在橄榄山下部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七个高高耸立的洋葱般的圆顶金光闪闪，十分壮观美丽，令我们过目难忘。

抹大拉的玛利亚教堂是由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6年兴建，以纪念其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这座俄罗斯东正教堂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现为一女修道院。

有关抹大拉的玛利亚，历来有很多传说，《圣经·新约》中有耶稣为其驱鬼的记载，但特别重要的，她是最早看到耶稣复活的人，在耶稣死后第三天，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耶稣墓，只见墓石已挪开，墓是空的，甚为惊奇，此时，身后有人说话：怎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回头一望，耶稣立其身后。耶稣告诉她，自己已复活，叫她传话使徒们回提比利亚，他将与他们见面，然后升入天国。抹大拉的玛利亚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可见其重要性。

位于加利利海畔五饼二鱼堂东的彼得献心堂，是1933年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建的。教堂为长方形，黑色岩石建造，一角凸起钟塔，颇有气势，前临湖水，树木环绕，风景如画。

堂内面积很小，几无特别的装饰和布置，前半部为一巨大的岩石，据说是耶稣复活后向门徒们显形的地方，在这里，耶稣三次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确立了彼得作为未来教会领袖的地位。西门彼得原是捕鱼人，后跟从了耶稣，居十二使徒之首。耶稣升天后，彼得继承了耶稣的事业，开始广传福音，后被罗马皇帝尼禄迫害，在罗马殉道而死，死前彼得认为自己不够格与耶稣同样死法，要求倒钉十字架。后来天主教会将彼得追认为第一任教皇，故此地倒可以说是天主教的开山之地了。

在雅法古城的山顶上也有着一座圣彼得教堂。这座教堂也是数次被毁重建的，现教堂建于十七世纪。教堂呈长方形，浅黄色的墙面，一侧矗立的方形钟塔，上部分为三层，下两层中空，上层内嵌钟，塔顶立十字架。

教堂地势开阔，遥临大海，显得秀气灵巧。据说，彼得在雅法传教时行了一个神迹，使女信徒塔比莎起死回生。

以色列的基督教圣迹，完整展示出了基督教的要义。

（四）畅游圣所，考量伊斯兰教之所展现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我们最感陌生的恐怕就是伊斯兰教了，当然也最不知其所以然。

伊斯兰系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顺从”，指顺从和信仰创造宇宙的独一无二的主宰安拉及其意志。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伊斯兰教的创建者穆罕默德生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城，自幼父母双亡，替人放牧、经商，二十五岁时同雇主麦加富孀赫蒂彻结婚，婚后生活富裕安定，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常隐居潜修。相传，公元610年的一天，当穆罕默德在麦加城郊希拉山的山洞潜修冥想时，安拉派大仙哲卜拉伊勒向他传达“启示”，使之“受命为圣”。此后，他宣称接受了“阿拉”给予的“使命”，发布了“真主的启示”，后来被整理为《古兰经》，创立了伊斯兰教，开始了传教活动。

由于触犯了麦加贵族、富商的宗教特权和经济利益，穆罕默德在麦加难以立足，于公元622年迁徙麦地那，进行了政治、经济、宗教等一系列改革，以伊斯兰教共同信仰代替部落血缘关系，建立了以“乌玛”为形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成为麦地那宗教、政治、军事和司法的最高领袖。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组织的穆斯林大军进逼麦加城，麦加归信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下令捣毁克尔白殿内全部偶像，但却保留黑色陨石进行偶像崇拜，改为清真寺，从此，成为世界穆斯林礼拜的朝向和朝觐的中心。公元631年，阿拉伯半岛各部落相继归信伊斯兰教，基本上实现了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统一。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他死得还算及时，否则会出现更多的丑闻。

作为伊斯兰教的实际创建者，穆罕默德明确自己是人而不是神，但却通过传话的天使和一夜登宵的神话，与“阿拉”保持了紧密的联系，确认了其“先知”的地位。

穆罕默德逝世后，由他的最亲近的弟子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先后继承其事业，称“四大哈里发”，其后是以家族掌权的王朝时代，先是伍麦叶王朝，然后是阿巴斯王朝，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并伴随着经商交往、文化交流、向世界各地派出传教师等多种途径，伊斯兰教由阿拉伯地区性单一民族的宗教发展成世界性的多民族信仰的宗教。阿拉伯帝国终结后，在伊斯兰的名义下，先后有法蒂玛、印度德里苏丹国家、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等一系列封建王朝，其中以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和影响最大。现今，“伊斯兰”作为一种宗教、文化、政治力量和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方式，依然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巨大作用。

想来，伊斯兰教与以色列及耶路撒冷，应该是有很深关联的。

首先，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应该是到过耶路撒冷的，穆罕默德是这样赞美耶路撒冷的：“啊，耶路撒冷，真主在他所有土地中的选择。在这里是他选中的仆人。世界从这里展开，并将如同一幅卷轴从这里收起。降落在耶路撒冷的露珠可以医治百病，因为他是来自天国的花园。”其次，虽没有伊斯兰教是源于犹太教的明确说法，但它与犹太教、基督教有共同的根源，都是一神教，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与在《古兰经》中的易卜拉欣为同一人，只是汉译名不同，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同的始祖，在希伯伦，麦比拉洞既是犹太人纪念祖先的列祖之墓，也是阿拉伯人纪念先贤的易卜拉欣清真寺。穆罕默德应该是对犹太教、基督教有深刻认识的，伊斯兰教确认《圣经·旧约》的正确性，认为亚当、诺亚、亚伯拉罕（即易卜拉欣），摩西、耶稣等都是先知，当然，穆罕默德为上帝挑选的最后一位先知。伊斯兰教相信圣经的神圣，但认为圣经的内容在历史的进程中已被修改或者失真误解，一律要以上帝最后赐予穆罕默德的《古兰经》为准。

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是源于穆罕默德一夜登宵的传奇。据神话传说，“公元621年7月的一个夜晚，穆罕默德由天使吉卜利勒陪同，自麦加乘天马到远寺，登霄夜游七重天，到天堂见到真主以及众多先贤。”穆罕默德一夜登宵的神话，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巩固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穆罕默德无法说出其一夜登宵的远寺位于何处，因为它只是梦游，没有真的过去。但穆斯林一致认定：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在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穆斯林是面向耶路撒冷圣殿山祷告的，后来穆罕默德得到了“阿拉新的旨意”，将祷告的方向变成了麦加。公元638年，穆斯林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在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未长期离开过。

为纪念穆罕默德的一夜登宵，公元705年，伍麦叶王朝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广场的南部正中修建了阿克萨清真寺，公元932年由阿巴斯王朝第十九任哈里发重建，十一世纪加盖了圆顶。在阿拉伯语中，“阿克萨”意为“极远”，故阿克萨清真寺又称“远寺”，是地位仅次于麦加圣寺和麦地那先知寺的伊斯兰教第三圣寺，是耶路撒冷暨以色列最重要的伊斯兰圣迹。

阿克萨清真寺现在依然在使用，寺内有高大的宣礼塔，其礼拜大殿长达九十米，宽达三十五米，高达八十八米，殿内耸立五十三根大理石圆柱，四十九根大理石方柱，可容纳五千人礼拜。整个建筑方整规矩，立面简洁，拱廊连缀，朴实无华，高大宏伟，屋顶正中伫立着伊斯兰风格的泛黑色的圆顶，气势甚为壮观。只不过，在圆顶清真寺金顶的映衬下，阿克萨清真寺的圆顶似乎是黯然失色了。

在阿克萨清真寺北面三百米，所高出十来级台阶的宽敞广场，四周立着几个宽窄不等的灵魂天平，正中，伫立着圆顶清真寺。

圆顶清真寺由第九任哈里发阿布杜勒·马里克建造于公元七世纪，是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圆顶清真寺的特殊性在于，它将穆罕默德一夜登宵的那块大石头置于寺内，而犹太人认为，正是在这块大石头上，亚伯拉罕几乎献祭了他的儿子。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在这块石头上升天，面见上帝，石头上有个脚印，据说穆罕默德升天时那块石头也想一起升天，穆罕默德一脚将其踢了下去，故尔留下了那个脚印。

圆顶清真寺的主体呈八角形，每边长二十一米，建筑立面由灰白色的大理石砌建，上部以蓝色马赛克彩磁贴成阿拉伯图案和可兰经文字作装饰，建筑顶上的正中又凸起一以蓝色马赛克装饰的圆台，台上伫立着高五十四米、直径二十四米的巨大金色穹顶，顶上立金色“新月形”月亮崇拜的标志。这在“耶利哥”的名称中早已出现，远远早于穆罕默德教义。八角形建筑与圆顶形成的巨大反差，下部的白色、蓝色、中间巨大金色穹顶和碧蓝色的天空相辉映，简洁而生动，清新而华丽，庄重而灵飞，雄伟而炫目，视角效果十分震撼，令人过目难忘。圆顶清真寺一直是耶路撒冷著名标志之一，恐怕也是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建筑了。

（谢选骏指出：《西游记》里面“沙和尚头上的新月”，标志着伊斯兰曾经臣服于佛教。）

犹太人的圣殿山，就这样变成了穆斯林最高圣所。当我们漫步在圣殿山，不由不认真考量伊斯兰教之所展现。

圆顶清真寺是少有的没有宣礼塔的清真寺，似乎也不举行宗教活动，大约因为是为真主所建的缘故吧。但更为可能的是，圆顶清真寺本来就是作为替代圣殿的一个伊斯兰的标志，故建筑的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

犹太人的第二圣殿已经消失了两千年，无论其形象多么圣洁、高贵、辉煌、庄严，只存在于犹太人的心灵深处，其准确位置已经难以考证。有人认为阿克萨清真寺所在位置是第二圣殿的位置，也有人认为圆顶清真寺才是第二圣殿的位置，莫衷一是。度其西墙的位置和整个圣殿山的关系，再联系亚伯拉罕曾经在巨石上献祭，则该巨石应该不会置入圣殿之中，以及最早的耶路撒冷老城可能就是圣殿山南面的大卫城，故阿克萨清真寺所在位置似乎更像是第二圣殿的所在地。圣殿山之于犹太人的重要意义无庸赘言，想当年，罗马人也曾在圣殿山上建立神庙，无非是想替代和磨灭犹太人的信仰，但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灰飞烟灭了。而一千多年以来，伊斯兰教却牢牢的占据了圣殿山，以阿克萨清真寺为其实，通过宗教活动来弘扬教义，以圆顶清真寺为其表，通过炫丽斐然的形象来吸引人的朝拜，伊斯兰教所展示的，确乎是一种信仰的自信，力量的象征。

的确，通过上千年的经营，伊斯兰教在巴勒斯坦地区已经扎下了很深的根，只要有阿拉伯人存在，就不能阻止其到阿克萨清真寺去祷告，只要是有伊斯兰教徒，就不能阻止其瞻仰圆顶清真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已遍布以色列各地，据说，仅在耶路撒冷就有近四十座清真寺。

在阿卡古城中心，也伫立着一座巨大的清真寺，这就是阿尔-加扎尔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建成于1781年，为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希伯伦易卜拉欣清真寺之后的巴勒斯坦第三重要清真寺。

阿尔-加扎尔清真寺具有鲜明的土尔其风格，其主体是一座高大的白色多边形建筑，上有一个巨大的绿色穹顶，旁边是一座纤细笔直绿色尖顶的宣礼塔，相应相衬，既壮观，又灵动，外观极具震撼力。

在伯利恒的主诞教堂的对面，也伫立着一座清真寺，这就是欧麦尔清真寺。公元637年，穆斯林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进入耶路撒冷，在欧麦尔协议中宣布，主诞教堂仍是基督教圣殿。公元1860年在主诞教堂对面建清真寺，特以欧麦尔命名，想来也是别有深意吧。

（五）见识奇景，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以色列真是一个适合于宗教的地方，除了三大宗教，以色列还有巴哈伊教。巴哈伊教孕育于伊朗，却立根于以色列，海法为其世界总部。巴哈伊教创立于十九世纪，是一个独立的一神论宗教，该信仰的核心是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体，认为曾存于世的九大宗教信仰都来源于同一上帝，只是上帝在不同的时间派遣了不同的“教师”去不同的地方传道。

巴哈伊教创教先驱是伊朗的阿里·穆罕默德，宣称自己是使预言得以揭示的“巴孛”，意即大门，被伊朗枪决，其遗体被辗转运抵海法，葬于巴哈伊空中花园的巴孛圣祠，是为巴哈伊教的第二圣地。巴哈伊教的创教者是一位名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巴孛信徒，自称巴哈乌拉，在伊朗被判刑流放到阿卡，在狱中制定了巴哈伊教的教义和原则，出狱后定居阿卡直到逝世，葬于阿卡城外的巴哈乌拉神殿，是为巴哈伊教的第一圣地。

海法空中花园是建在有“上帝之山”盛名的卡梅尔山斜坡之上的，自山脚至山顶长达一公里，以一条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十九级阶梯为中轴线，中轴线两侧，树木、草坪、建筑严格对称，精致完美。自山顶放眼望去，白色的石阶、护栏和弧状花坛，红色的坡道，与绿色的植物相交织，层层下延，聚焦在金色穹顶，遥衬碧蓝的地中海，层次分明，线条变幻，色彩丰富，气势恢宏壮观。

历史上，曾有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名声遐迩，可惜，未有形象资料流传下来，无人能状其形。海法空中花园之命名，恐怕就是因为其有很强立体感之故吧。

凯撒里亚国家公园，是在以色列欣赏罗马建筑遗迹的好地方。当年，大希律王对希腊罗马文化推崇备至，斥巨资在此修深水人工港，配以神庙、市场、剧场、斗兽场、跑马场等，特名凯撒利亚，意为“罗马皇帝之城”，向罗马皇帝示好。长期以来，由于战争、地震的损毁，建筑大多崩毁或沉入海底，沦没无闻。十九世纪末，开始在凯撒利亚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并被辟为国家公园。

凯撒利亚的建筑遗迹非常丰富，有圆形竞技场、罗马剧院等令人震撼的宏伟建筑，温泉浴池的马赛克地板图案精美。残存的建筑遗迹中，拱梁巍巍，残墙壁立，遥临蓝色大海，意境十分悠远。

任何一座城市的建造，水源都是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凯撒利亚的用水，是从水源处所引来的，近两千年前的引水渠道残迹，依然矗立在海边的沙滩之上，拱廊相连，连绵不断，巍然矗立，令人感叹。

十字军东征，无论对欧洲还是以色列，都曾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观赏十字军遗迹的最好地方莫过于阿卡古城。

位于地中海东侧的阿卡古城，据文献记载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最早是生活在那里的迦南人的一个部落所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从地中海东岸通往西亚内陆的重要商业口岸。阿卡曾是十字军东征时所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首都和最后据点，被称为“十字军东征的荣耀之城”。阿卡古城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阿卡古城位于状如半岛的海滨，其南半部三面环海。古城墙尚大体完整，石砌墙体斑驳陆离，深深镌刻下了历史的沧桑，从海水中奋然挺立，静伴潮起潮落，遥临日出日落，阻隔海风呼啸，顽强的护卫着古老的城市，令人不禁心生无限的感慨。

今天的阿卡古城之内，教堂的钟楼和清真寺宣礼塔遥相呼应，但狭窄的街道幽曲交错，房屋相连，商铺比邻，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古城内仍然十分完好地保存着许多十字军时代的古建筑，有地下囚犯博物馆、奥什卡艺术博物馆、阿尔-帕夏浴室以及四座驿站。其中，高高耸立、带石头圆顶的骑士城堡规模宏大壮观，其骑士厅等建筑已低于地面，犹如地下迷宫一般。最为难得的是新发掘不久圣殿隧道，保存十分完好，幽深、冷僻，别具特色。

以色列的自然风光中，以死海最具特色。

死海是由地壳断裂而成的断层湖，位于以色列、约旦之间的约旦裂谷，为以色列与约旦的界湖，其西岸为犹太山地，东岸为外约旦高原，南北长86公里，东西宽五到16公里不等，海面海拔低于海平面415米，最深处为400多米。死海的主要进水口是约旦河，但无出水口，由于约旦河水越来越多的被用于生活，近年来死海的水平面持续下降，已经有拯救死海的呼声。死海的湖岸是地球上已露出陆地的最低点，有“世界的肚脐”之称。死海被陆地环绕，没有潮汐现象。

死海居世界盐度排第三位的天然水体，水中含有多种矿物质，有养颜的功效，因此，死海的疗养、度假业颇为兴旺。死海海水的浮力大，仰面躺在水面上，已成为死海漂浮的标准画面。

死海地区少雨，阳光映照，蓝天纯净；死海两岸均为砂石山地，空旷宁静的荒原，枯黄一片；呈深蓝色的死海海水，风小浪微，恍如镜面。自外而内，黄、篮对比，色彩丰富，清丽高雅。

加利利海是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低于海平面200多米，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淡水湖，也是仅次于死海的海拔第二低的湖泊。湖的形状酷似竖琴，湖水清澈，风光旖旎，清晨时分，意象静谧，无与伦比。

以色列有很长的海岸线，地中海海水一望无边。每当清晨，朝霞满天之际，深蓝的海中翻卷着白色的浪花，充满了灵动的氛围。

（谢选骏指出：

加利利的海边，

看见野地花朵，

湖畔的风真大，

风浪中的基督，

踏浪而来的事。

没有见过大海的农牧民，才会把淡水湖叫做“加利利海”。）

（六）考察思索，以色列创造力的奇迹

以往就知道，在以色列的发展过程中，公有制经济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具体说来，在工业经济中，有以色列工总，在农业生产中，有基布兹、莫沙夫。

基布兹的希伯莱语是“聚集”之意，应该就是以色列的集体农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世界各地回到巴勒斯坦这片应许之地的时候，真可谓是一穷二白，“活下来，不饿死”，就是当时的第一要务。基布兹是由受到社会主义理想影响的前苏联犹太移民最先开创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

这次旅游中，我们来到恩盖迪基布兹参观。恩盖迪位于死海西岸的朱迪亚沙漠中，在这茫茫沙海之中，这里却有泉水、河流和瀑布，因而也就有树木，有香花，也是野羊出没之处。恩盖迪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羊泉”，当年，大卫王曾经到此的山洞中躲避扫罗的迫害。据介绍，恩盖迪基布兹创建于一九五六年，当年，是按以色列政府的号召，有护卫边境的意义，故在此从未有人居住过的荒漠中扎下了根。现在恩盖迪基布兹仍有二百四十个成员，占地近二十五英亩。

恩盖迪基布兹最大的特色，是建有恩盖迪植物园，其实，所谓植物园，竟是环绕住宅和生活场所的绿化场所，在这冬日的时光，依然绿荫浓郁，草坪离离，鲜花朵朵，围裹着所有的房屋，环境十分优雅，空气十分清新，与周围的一片荒漠形成鲜明的对比，真是修养的好地方。这里种植的植物十分丰富，有《圣经》中的乳香、没药等植物，还有大量的从外国引进的植物。

与所有的基布兹一样，恩盖迪基布兹也是实行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财产为全体成员所共有，成员完全平等，一起劳动，共同生活。“基布兹”成员家里一般没有厨房，大家都在集体食堂就餐；成员住房和住房里的一切，由基布兹统一提供；基布兹的大小轿车，因公或节假日用车免费，因私用车需缴汽油钱。基布兹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全体成员共同参与。

基布兹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青年一代的认同问题。在基布兹长大的年轻一代，离开基布兹服兵役或到高等学府深造后，受外界的影响很大，希望有自己的小汽车，希望有更多的钱到国外旅游，大都不再选择回来。基布兹也开始雇用非成员的劳动者来弥补。看来，以色列的基布兹也将面临变革，也许会从共产主义演变成为以市场经济为引导的共同富裕体，成为志同道合者的一种聚居方式。据说，现在又新生出所谓的“城市基布兹”、“宗教基布兹”等。

我们原来就知道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很发达，但实地的直观感受，却依然令人震惊。滴灌技术的原理并不复杂，但要实施，基础建设却十分复杂。在以色列的田地中，都按植物行距铺设着纤细的管道，根据植株的距离，水管上有出水孔。水的供应有一套控制系统，根据控制指令，水珠从管道的小孔缓慢滴出，准确的浇灌在植物的根部，以最少的水资源保证了植物的生长。依靠滴灌技术，以色列在淡水资源非常欠缺的干旱地带，将农业建成为了一个很发达的产业，令人不得不佩服。

（七）真切感动，残酷对峙中依然灿烂的生命之花

有人说，以色列是世界上忧患意识最强的国家。的确如此，在进出航空港时，安全检查之繁琐和细致，难以赘言。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耶路撒冷以及与巴勒斯坦的交集处，全副武装的士兵，成为现代犹太人的形象了。

不过，若是设身处地的思量以色列所面临的局势，就不难理解了。

以色列西临地中海，三面处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包围中。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同周围的阿拉伯国家都交过火，自然不会掉以轻心。

戈兰高地之争就足以说明阿以战争的难以调和性。戈兰高地是位于叙利亚、以色列边界处的一块狭长山地的总称，南北长六十公里，东西宽二十公里，海拔六百到一千米。戈兰高地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每年年降水量约五百至八百毫米，以色列国内使用水源的百分之四十都来自这里。从军事上看，戈兰高地居高临下，俯瞰以色列加利利海、胡拉山谷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战略地位可想而知。戈兰高地现在是被以色列控制，到处残留着战争的遗迹。

从以色列的角度看，强力控制这个军事和经济上都十分重要的地域，是很有道理的。但反过来说，叙利亚和约旦难道不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吗？事关安全和巨大经济利益，是是非非，也真不是我们这样的局外人所能够想清楚的，恩恩怨怨，看来更不是简单的调和就可以冰释的。放眼这片曾经的战场，现在没有血与火的摧残，山峦起伏，清秀宁静，绚丽多姿，多么的美好。我们唯一的愿望也就是能够更长久的维持现在和平景象吧。

就内部形势看，交织着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恐怕是很难在短时间内缓解的，因为，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民族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

问题又回到了1947年，当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时，犹太人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迅速成立了以色列国，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准备，而挑起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周围阿拉伯国家，很可能只是想灭掉以色列而瓜分巴勒斯坦。以色列终于度过了危机而顽强的壮大了，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才慢慢的开始组织起来，但是，似乎已经错失了历史机遇。

前些年，以色列政府当局提出了以土地换和平的构想，交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萨地区的控制权，但总理拉宾为此而遭到犹太激进分子的狙杀。如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着的加萨地带，仅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经济十分困难，伊斯兰教氛围浓，很是保守。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控制着的约旦河西岸，面积近六千平方公里，其中，完全处于巴勒斯坦的民政和军事管辖下的所谓A区大约占百份之十七，主要是希伯伦、拉马拉、纳布卢斯、图勒凯尔姆、杰宁、猛勒吉利耶、伯利恒、杰里科等城镇；由巴勒斯坦民政管辖、以色列军事管辖的所谓B区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四；完全处于以色列管辖下的所谓C区大约占百分之五十九，主要为巴勒斯坦所控城镇之周围。约旦河西岸比较世俗、开放，部分地方经济形势较好，以色列的货币可以流通，市场上多以色列商品，大大受控于以色列。

按理讲，犹太人过去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而阿拉伯人生活的时间更长，共生共存才是根本的出路。但是，开始时并没有按这个思路推进，而长时间的尖锐对立，鲜血与生命铸成了十分突出的民族矛盾，双方各自政治、经济和宗教诉求的巨大差异，恐怕已很难以和平共处。

自2002年起，以色列开始修建安全隔离墙，隔离墙由数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墙体、铁丝网、高压电网、电子监控系统组成，长达七百公里，并由以色列巡逻队和哨兵进行警戒。隔离墙完全封闭了加萨地带，约旦河西岸A区中的城市被一个个围起来，互不相连。从以色列自身安全角度去看，隔离墙有效的控制了冲突的发生，但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言，无异是筑起牢笼的篱笆。2004年，海牙国际法庭宣布以色列修建隔离墙非法，要求拆除。在巴勒斯坦的许多地方，民众也经常前去抗议，常和以军爆发冲突。在巴勒斯坦一侧的隔离墙上，断断续续的出现了涂鸦，就像一个冷幽默，与隔离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面对这道隔离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著名的柏林墙。柏林墙存在了近三十年，伴随着冷战的结束轰然倒地，东德西德实现了统一。但东德与西德毕竟是一个民族，其隔阂也仅只主要是在政治意识方面，而如今这道间隔两个尖锐对立民族、规模远远大于柏林墙的隔离墙，真不知怎样才能够被消除。

但在这样严重对峙的残酷现实中，生命之花依然在灿烂的开放着。你看，雅法老城山顶公园的一位弹着吉他犹太老人，多么的轻松、优雅和自得，充分享受着这和平自由的阳光。

是啊，无论客观环境怎样，生活都要继续。追求和平宁静的生活，恐怕是人的最本质的要求吧？我们现在唯一能够想到的就是希望，希望人类的创造性在这里得到更高水平的发挥，仇恨不要再加深，矛盾得以缓解，和平能够长远。

谢选骏指出：

追求和平宁静的生活，并非人的最本质的要求，而只是人的最低级的要求，否则，人与动物何异？说到这堵墙，我有些亲身经历。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从圣诞教堂出来，被一个司机拦下过两次，第一次我要经过市场去看其他几个教堂，第二次是我回来后又被他叫住了。他拿出隔离墙的照片，说要带我去逛逛，开价二十美元，说是路途遥远，隔离墙很长……结果呢，他向我展示的隔离墙其实很短，距离甚近，步行都可以到达。他声称自己是巴勒斯坦人，愤恨以色列人的暴行，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反而向我展示了事情的相反。由此可见，巴勒斯坦人的不长进。为了个人利益而危害了集体利益。

在伯利恒的“主诞教堂”对面，竟然树立了一个更高更细的清真寺，每天几次用文革式的高音喇叭对着教堂号叫，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基督教就这样忍了下来，将近一千四百年了，真是丢尽了耶稣基督的脸！难怪人称基督教是奴隶道德，犹如丧家犬一样厚颜无耻。文革的高音喇叭，岂非取法乎穆斯林的塔楼号叫？这些号叫经常会半夜发出，文革故事“半夜鸡叫”，无形中嘲笑的穆斯林的祈祷。穆斯林的祈祷与耶稣的祈祷正成反调，耶稣主张关上门，在暗地里向父神祈祷。

（另起一单页）

第三章

圣经历史如是说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上帝的启示

（一）上帝的召唤、圣经的来历

《圣经》（Bible）新旧约全书创作年代约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1世纪，是神所默示的诗歌、传记、神学散文、哲学、伦理学作品，字数约100万字。

《圣经》（Bible）是犹太教、基督教的经典。最初出于希伯莱文kethubhim，原意为“文章”，后衍意为“经”；希腊文作graphai，拉丁文作Scripturoe，汉译作“经”。当希伯莱语经典大量译成希腊文本后，希腊文ta biblia（复数，原意为“诸书”）遂被用以专指这些经典；拉丁文衍为单数词Biblia，后成为基督教和犹太教正式经典的专称，汉译作“圣经”。

《圣经》是一本相当厚的书，页数跟字典差不多，这是因为《圣经》不只是一本书，而可以说是一套有66本的丛书。其中有长有短；有古老的作品，也有较近期的作品，内容包括：历史、诗歌、哲学，甚至私人信件和讲章。

犹太教的正式经典，包括律法书5卷、先知书8卷、圣录11卷三个部分，故通称《泰纳克》（Tanak，系Torah、Neviim、Ketuvim三部分的首字母组成），又称“二十四书”。

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是从古代犹太教承受下来的。全书卷数和次序，基督教各派略有不同。《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共27卷，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和《启示录》。

《旧约》一共有39卷，以古希伯莱文写就，由犹太教教士依据犹太教的教义编纂而成。它囊括了犹太及邻近民族从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的人文历史资料。《新约》一共27卷。

《旧约全书》即“犹太教”的圣经，是基督教承自“犹太教”的，但《旧约全书》和《希伯莱圣经》有所差异，书目的顺序也不同。旧约在《摩西五书》之后是历史书，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历史书增加了《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玛加伯下》4卷。其次又在文集中增加了《智慧篇（索洛蒙的智慧书）》、《德训篇（希拉赫的智慧书）》。另外，基督教旧约虽然也是以马苏拉文本为准，但顺序上则继承了希腊文圣经，以先知书结尾，不同于犹太教《塔纳赫》以《历代志》结尾的传统。同时，基督教旧约在马苏拉文本之外，还包括了死海古卷、七十士译本以及其他古代文本的内容。此外天主教和东正教圣经还包括了《耶热弥亚之书信》以及《艾斯德尔传》和《达尼尔》较之《以斯帖记》和《达尼尔书》多出的内容。西元380年前后，早期教会通过筛选对圣经中应包括的经卷达成一致。

犹太教圣经，传达的神学信仰是以色列人在流放巴比伦之后回归祖国，应验了神与亚伯拉罕和之后的以色列国王达成的契约。而基督教旧约却不以回归为主旋律，而是以审判的预言和弥赛亚（即耶稣）到来的预言结尾。这是因为在基督教看来，耶稣降临和施洗约翰的预言才是旧约所预备的。《玛拉基书》第三章暗示的就是施洗约翰：“万军之上主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

圣经还是一部史学巨著，是考察希伯莱民族史、古代犹太教和初期基督教发展史的首要依据。正是借助于其中负载的史学信息，研究者们已勾勒出一幅相当明晰的历史图景：约当纪元前3、2千纪之交或稍后不久，犹太人的第一代族长亚伯拉罕携家族向迦南迁徙，揭开希伯莱民族史的帷幕。其后，历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代族长徙居时期，摩西率众出埃及时期，约书亚攻占迦南和士师秉政时期，扫罗、大卫、所罗门创建统一王国时期，南北两国分立及相继沦亡时期，囚居于巴比伦和回归故乡、复兴故国时期，以及反抗希腊化国家和罗马帝国宗教迫害及政治压迫时期，这个灾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最终在公元1世纪、公元2世纪被逐出其巴勒斯坦的家园，被迫漂泊于五洲四海。而当犹太民族陷于背井离乡的惨剧中时，公元1世纪30年代，由拿撒勒人耶稣创建的基督教从其犹太教母体中娩出。

自1世纪30年代中期起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建立教会，继而四处传教，以星火燎原之势将福音传遍西亚北非南欧的辽阔地带。

《旧约》诞生的文化背景是独特的神权社会，在犹太人看来，神的存在是真实的、无处不在的，神就是真理和历史，《圣经》中的叙事都是真实发生的。这就是圣经历史观的独特之处。 

《新约》书卷基本上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写成，到三世纪初就已经基本确定，最终定稿则为四世纪末。

旧约之成为正典经过了千年的辩论（这是犹太教里面的辩论）。由于圣经旧约部分具有极其悠远的历史，因此起初，没有文字，只有口传。最先是由口头的传统（包括五经都先有口头的传统），后来变成为文字，逐渐的把这些材料聚集起来成为39本。这39本内以希伯莱文圣经的分法为三部分，就是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录。先知书也不只是所谓的大小先知书，还有一些前期的以口来传讲的先知书，也归纳到先知书里面。这三部分是在不同的时候成为正典的。在主前第五世纪，尼希米与以斯拉的时候，律法书成为正典。那时候五经已经编在一起了。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也就是主前第四世纪，先知书开始成为正典，确定某些先知的作品要被纳入先知书。圣卷则要在主前150年的时候才形成。

主后70年耶路撒冷毁灭了，圣殿被毁，没有地方可以献祭。因此，以圣殿为中心的献祭宗教，没有献祭的圣殿时，宗教信仰也就崩溃了，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替代圣殿和献祭。所以犹太人把圣殿作为中心的献祭宗教，变成一种“书”的宗教（Book Religion），这本书就是把那39卷书编辑在一起的，人们所称的旧约圣经。

就犹太人而言，无所谓旧约，因为他们不承认新约，旧约是基督徒使用的称呼；基督徒承认有新约，才会有旧约，而犹太教就称它是圣经。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所指的圣经可能只是旧约圣经，而非新约圣经，因那时候新约圣经尚未完成。因此我们知道很早的时候，基督徒已经把犹太教的圣经（基督教的旧约）全部接受。从耶稣开始，他在讲到的时候就屡次引用旧约圣经，在那时候无所谓旧约，就是圣经。在马太福音中可看到他引用圣经之多，简直令人不能相信。另外，罗马书就是以哈巴谷书2章4节“唯义人因信得生”这一句话作为主题，来发展为一本书的。所以在很早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接受了犹太的经卷，也即旧约。所以当犹太人在主后90年，把旧约圣经变成一本书的时候，基督徒早已经完全接受旧约了。可以说，旧约其实是在耶稣死后才正式形成的。

然而在教会增长的过程中，信徒渐渐发现旧约有不足之处。一方面犹太教徒往往驳斥基督徒对旧约的解释；另一方面，福音已传到外邦人当中，他们对犹太教知道不多，只靠旧约未能完全明白福音的信息。外邦教会若要认识基督的生平和言论，必须依靠其他的途径。

于是新约开始形成了。

新约的正典可分为三类。5本是关于历史的，就是四福音加上使徒行传，其他都是书信，最后的启示录是启示文学，共为三种。基督徒从来没有感觉到要把这些书编辑成一本书，一直等到主后150年，有一个人叫马吉安（Marcion）的，异想天开的把一些书信和一本福音书编在一起，由11本书编成了一个集子，说唯有这些是应该读的，他否定所有旧约，说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两回事。马吉安认为合格的福音书就是路加福音，在所有的书信中他最爱的就是保罗的作品，所以他就把保罗的10封书信（这10本书就是我们新约中所有的保罗书信减去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编进去，他封他的集子为正典。虽然此事件对新约正典的制定未必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它们却催促教会正视这个范围的问题。

基督徒与正统的教会因此感受到了危机和紧迫，觉得马吉安作为一个持有异端思想的人竟敢随便乱订正典，他们有必要重视制定圣经正典的问题，他们必须自己来订定。因马吉安订立正典这一事件的催促，甚至有人认为他是“最有贡献的异端”，因为若没有他，教会则没有想到要确立正典；因为他的胆大妄为自订新约正典，基督徒在那时才开始忙碌起来，自己搜集资料确立新约正典。先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福音书，然后逐渐扩大，一直要到327年在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作品中，才发现有27本书的名字。

到了主后397年在北非迦太基，教会才确立这27本书为新约正典，不得增删，和旧约的39本合在一起，成为圣经。

（二）圣经的主题与特征

《圣经》主题思想：强调神与人立约关系：人守约则得赐福，人背约则受惩罚。

《圣经》是一部宗教主题思想非常鲜明的作品，它通过一些典型人物传记的描写，强调了神与人立约的关系，提出人守约则得赐福，背约则受惩罚的观念。这一主题思想为《圣经》解读奠定了一个整体上的审美方向和认知导向，体现了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对选材典型性和艺术性的把握。受此主题影响，作者在具体塑造圣经人物时，调用想象、夸张、心理描写等艺术手法，有考虑地选取事件，组织传记情节，对事件因果的解释也纳入同一主题思想范围内，造成对人物道德伦理层次的忽略，更多强调人物是否忠于耶和华。

比如大卫的传记中，他霸占拔示巴、杀害乌利亚是严重有悖人伦的，但因为他始终忠于耶和华之约，《旧约》作者对该形象并未做出过多批判，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他的悔改，耶和华在他活着的时候赐福给他。《旧约》中还有多个人物，在与异族的战争中，或者在与叛教者的斗争中残暴杀死敌人，动辄千百，比如雅各众子杀死示剑居民为妹妹复仇；摩西与利未人为维护耶和华的权威而杀死拜祭金牛犊的以色列民，等等。如果按照当代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无疑是非人道的，但《圣经》对此却持肯定态度，赞扬了他们对尊严与宗教的忠诚。对此读者应考虑到《圣经》的写作主题，从而领会作者的声音。

《圣经》一直被认为是神的话语记录，其中的人物被置于神的光环笼罩之下，命运被神所主宰，人成为神的仆人。但是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圣经，《圣经》并不是如神学家所言是神的独角戏。神与人物的关系是双向的，在人走向神、虔信神的另一面，人对命运的反抗，人主动向神的靠近，人独立的欲望，人与人的斗争，人和自我的矛盾等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

大卫是《旧约》中塑造最饱满、最成功的一个，关于他的传记资料见于《撒母耳记》、《历代志》等书，以万言长篇淋漓尽致地塑造出一个完整、复杂而生动的文学形象，给人以真实感与审美感受，仔细品味，余味深远。他身上兼具了一个政治家、国王的优秀品质和复杂性格，英勇善战，治国有方，却对子女疏于管教，酿成惨剧；他仁慈宽厚，以德报怨，几次放过欲置之于死地的扫罗，但又阴险狡诈，临死交代所罗门除掉对他不敬的示每等人；他虔敬上帝，以信立身，时刻以耶和华的意志为准，但他又因个人情欲而霸占拔示巴，并残忍杀害乌利亚，犯下重罪。同时，他又是一位亲切感人的父亲，尽管押沙龙叛逆作乱，听到其死讯，真情流露，再现了一位挚爱儿子的父亲形象。从传记角度重读《圣经》，以人物的视角完整地、更加贴近人的生命书写，可看到在神的阴影中人性的丰沛和跃动。人不再是任神左右的木偶，他们的每一次选择，不论错与对，都勇于承担并不懈为生存而昂首荒野与废墟。犹太人作为立于人神关系交合点的选民，承担了神最厚的恩赐，也背负着最深重的苦难，他们正是整个人类命运的浓缩。圣经人物的生平经历正是以个别典型来反映整部民族历史、人类历史的书写方式。

《圣经》采取传记的写作方式，不仅写出了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历史、基督教思想的形成历史，更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写出来一部人类灵魂发展进化史，探索人类心灵。圣经因此更增加了情感上的力量和审美上的人文意蕴。

《旧约》记载了人类起源到大流散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民族文化习俗、法规等。除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资料，《旧约》还真实地展示了三百多位人物的生平事迹，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带有史诗色彩的英雄和先知，有以历史文献记载为依据的领袖和君王、先知等，也有许多无名的普通民众。比如，“三王传”通过扫罗、大卫和所罗门三位国王的生平生动展示了辉煌灿烂的王国时代，以大卫王与其周围人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了宫廷内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传作品。

《圣经》历史经过了无数人的编纂和整理，真实性标准混乱，不能以现代传记的历史标准来加以衡量。需要具备人类学学者要求的“主客位”双重视域，既能跳出来，看到该文化的独特性，也要走进去，理解它的合理性。这是一种高境界的真实观。读者需要做的是透过明显虚构的艺术手法解读其中的历史真实成分，揭开圣经作者对圣经历史所作的阐释，还原历史真实，挖掘《旧约》叙事的传记因素，透过“神”看到“人”的存在。

《圣经·旧约》叙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和场景作为传记事实，在以人物的生平作为历史记叙线索的同时，塑造出几百个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人物。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些人物及其故事又成为整个西方文艺创作的养料，催生出大量以之为原型的艺术作品。

《圣经》中，作者对出场的人物一般会说明其来自哪个支派，其祖先为哪一位。最后也往往会交代他的结局，活了多少岁。以撒母耳为例，作者介绍其父亲的家族，“以法莲山地的拉码琐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之后，作者描述了撒母耳的出生、童年和蒙召，其生平事迹联结了犹太氏族社会向君主政治过渡的两个时期，撒母耳其人在这场重要的历史变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3节提到撒母耳之死，“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这样人物的一生比较完整。

《圣经》中生平资料较完整的人物不在少数，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英雄摩西和撒母耳，君王所罗门以及新约中的约翰、耶稣等都有非常完整的生平记述。

其他主要人物，如扫罗、大卫，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其出生状况，但从幼年、青年到晚年，其人生重要时期的事迹都做了完整描述。先知中的以利亚、以赛亚、以利沙、耶利米等，一些次要人物如撒莱、利百加、亚伦、押沙龙等生平资料也相对完整。对于未完整交代生平的人物，作者则选取了典型片段来塑造该人物的个性特征。

如士师参孙的故事，作者主要选取了他与非力士人的矛盾、与大利拉的关系以及最后推倒殿柱与敌人同归于尽等事件，有力地烘托出他勇猛、冲动的个性。即便在《圣经》中只出场过一次的人物，作者也能抓住其性格中的典型性，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形象。比如所罗门断案故事，那个婴儿的母亲宁肯放弃自己母亲的资格也要保护自己孩子的生命，伟大的母爱亲情令人感动。诸如此类的《圣经》人物不在少数，正因如此，《圣经》才能把本民族、本国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伟大人物和杰出英雄的真实形象和丰功伟绩雕刻在自己民族的人物画廊上，镌刻在亿万人民心灵中，从而构成民族精神的不朽象征，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圣经》叙事采用了各种文学手法，有大量的比喻、意象、夸张、对话、讽刺等修辞技巧，也有对神话、传说、诗歌、预言、民谣、谜语等形式的采用，这些艺术手法对塑造人物形象、建构精彩的故事情节、营造社会背景等有重要作用。此外，在为同一个人物写传记时，由于作家观察人生的角度不同，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不同，会导致实际创作中对事实材料的取舍、布局标准不一，造成传记叙述结构、艺术风格不同，最终写出不一样的传主形象性格。

圣经是一部具有“灵魂的深度”的经典，它被誉为“灵的文学”，正因为它并不是一部基督宗教用来进行神学说教的、贫乏枯燥的工具，也不仅是希伯莱民族历史的简单记录，它用对人进行特写拍摄的文学手法——人物传记来表现犹太人的生活，表现犹太人对生活的认知，其中包括犹太人的民族身份与民族精神的形成，价值取向、情感方式和审美情趣等。

圣经虽然从总体编纂上来说具有绝对神权政治色彩，反映出以上帝的意志左右圣经历史的历史观念，但在全能的上帝光环之下，“人”作为独立丰满的个体形象矗立起来，让《圣经》读者看到了人的存在、人性的真实与完整。

《约伯记》的核心，即“智慧”本源探讨。在约伯与三友的争辩中，双方都自认为自己有“智慧”，都对对方的“智慧”提出质疑。作者（不详）以精湛的文学手法凸显出“智慧”这一核心，他将一首词藻华丽的“智慧之歌”置于全书结构的中心位置，以迥异于争辩气氛的平静基调宣告：人类“智慧”破产了，神是“智慧”之源。《诗篇》中不乏“智慧”的篇章，诗人在《诗篇》第一百十一篇的末尾郑重宣告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一开篇就摆出全书的写作目的，就是教导人如何得着“智慧”，这“智慧”实质上是生活的技巧和艺术，它能帮助人获得一个成功而圆满的人生。书的末尾处有一首工整雅致的贯顶体诗歌，诗人藉赞美“贤德妇人”来称颂“智慧”的功用，就是令拥有它的人一生有益无损。《传道书》的核心是强调“敬畏主”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传道者在努力寻求的其实也是“智慧”，就是如何在一个“雾”般的世界里，面对人生的“智慧”。

《约伯记》注重省思和客观的探索，谈论深藏在人们心灵中的问题。《约伯记》与一般哲学、神学著作不同，在传达作者的哲学与神学思考时，极少使用精准的哲学语言和神学术语，而是通过广泛地运用人物诗性对话来表现其理性思考，将深奥的道理蕴藏在人物个性化的言语之中。《约伯记》首尾以散文体平和叙事，中部则以特殊的诗性对话来表现复杂的情绪，以悖谬、反讽、象征等修辞来表达约伯强烈的呼求与抗争。《约伯记》的情节进展较缓，带着从容不迫的风格，读者需要细细品读才能领会到借助艺术手法所表现出来的深刻内涵。

《约伯记》是一位伟大诗人对探求生命真正意义的内心挣扎。《约伯记》的要旨是希伯莱人处理“受苦”课题的经典文献。《约伯记》的写作目的，是探究神的公义在世界中运作的广泛性与隐晦性。《约伯记》是一场智慧争辩，因为约伯与三友的争论就是围绕着“谁有智慧”而展开的，其核心是智慧的本源问题。

《约伯记》是一部由智慧文学、戏剧、抒情文学和悲剧诸种文学成分构成的喜剧叙述类作品。

《雅歌》的作者在歌颂人类爱情之尊贵与纯洁的同时，引导人探索的则是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关系的经验“智慧”。“诗歌书”的作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智慧”作出或多或少的探索，其成果多是借助文学的手法和诗性的表达，而不是予以抽象地说明和定义。《雅歌》以男女对唱的优美方式告诉人们，爱情是神的礼物。《雅歌》以各种能唤起读者感官和感情的描写手段，来抒发缠绵情愫，传达思想意旨，表达出浪漫、真挚且神圣的意境。

《诗篇》包含的是虔敬的诗人向上帝表达的思想与感情：对善恶冲突的态度与选择；赞美和思考上帝在创造历史、自然、人类及人类生活的各种行为。

《箴言》中不仅具有简短的慧语，同时还有一些长篇的教训，智者借用它们来传达宗教真理，将生活的经验、传统的智慧行之有效地教导给年青人。智者爱使用拟人手法，化抽象陈述为具体形象的人物语言，将深奥的道理蕴藏于个性化的呼喊中。

《传道书》一开篇就以一首诗歌来描述“智慧”无法把握、而被命中注定的世界——将万事都归于“虚空”的名下，接着传道者运用了最古老的文学表现手法——探索法来检测世人生命及拥有之物：诸如劳碌、工作、智慧、财富、享乐、名誉、权力、长寿等。《传道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来“体悟”。传道者在揭示人类生命本相的同时，还给出了教导和指引。传道者借描述现实生活中平凡朴质的情境，来开示人们理解“喜乐”是神的恩典，勉励人们乐地过上每一天。

（三）圣经的抄本和译本

旧约抄本

抄本是指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由经师用手抄写下来的圣经。抄本的材料有蒲草纸、羊皮纸和皮卷等，现在能见到的较完整的抄本多为羊皮纸古卷。抄传这些经文的，是一些专职的文士。

现存最古老的圣经抄本是库姆兰抄本（或称“死海古卷”）。这批抄本是1947年以后在死海西北岸库姆兰地区的洞穴中陆续发现的。大约传抄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8年之间，包括《以赛亚书》的一份完整抄本，以及除《以斯拉记》外旧约每卷书的片断。若将死海古卷与一千年后出现的马索拉抄本比较，会有两点重大发现：第一、部分古卷与流传的马索拉抄本相仿，显示抄本的准确程度极高。第二、部分古卷与抄本有颇多出入（却与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及撒玛利亚五经极为相近。前者是旧约书卷最古老及最重要的希腊文译本；后者是撒玛利亚人所保存的希伯莱文摩西五经的古旧版本，两者之间有许多异同之处，而后者出现了很多异文），显示希伯莱文圣经文本在划一的正文定稿前仍有多元化发展。死海古卷显示原始的马索拉抄本（没有加入元音、重音及注释的辅音文本）是在旧约希伯莱文文本经过长时间的流传后，约于公元1世纪开始奠定权威的地位，最终成为正典的文本。

20世纪中叶，在犹太沙漠的穆拉巴特谷（Wadi Murabba ‘at）发现了公元2世纪的另一些抄本，它们明显是公元132-135年间巴柯巴起义时留下的，留有拉比亚吉巴统一编订经文的痕迹，内容包括律法书和大部分先知书的残篇。

1890年以后，学者在开罗犹太会堂的藏经库里发现一大批手抄本，其中一些可能形成于9世纪以前。这些抄本现散落于英国大英博物馆和各大学图书馆中。

旧约圣经的另一种重要抄本是“撒玛利亚五经”，可能产生于公元前2世纪，是撒玛利亚人保存的希伯莱文摩西五经。1616年，皮雅曹（Pietro della Valle）将其公诸于欧洲，当时人们认为它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老抄本。1815年该抄本的真实性遭到质疑。1915年迦利（Paul Kahle）又为之辩护，证明它是从更古老的抄本传抄而来的。撒玛利亚抄本是用衍生于腓尼基的字母写成的，不同于当时犹太人的希伯莱文字母。其经文与马索拉经文的差异多达六千余处，多为拼写、文法的差异，也有出于特定神学思想对原初经文进行的修订。

新约抄本

新约抄本主要是希腊文抄本。它们抄写在不同材料上，最常见的是蒲纸和皮纸。蒲纸是一种用芦苇制造的耐用纸张。在埃及的沙地里，人们发现许多存留至今的蒲纸抄本，最重要的有“彻斯特比提蒲纸”（Chester Beatty papyrus，Dublin）、“波得马蒲纸Ⅱ”（Bodmer papyrus Ⅱ，Bene-va）和“波得马蒲纸ⅤⅡ—ⅤⅢ”（Bodmer papyrus ⅤⅡ—ⅤⅢ）。“彻斯特比提蒲纸”是一份公元250年左右的蒲纸抄本，内容包括大部分《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一小部分《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一部分《使徒行传》，相当多篇幅的“保罗书信”以及一部分《启示录》。“波得马蒲纸Ⅱ”是约公元200年的抄本，载有大部分《约翰福音》。“波得马蒲纸ⅤⅡ—ⅤⅢ”是约公元3或4世纪的抄本，载有《犹大书》、《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及其他书卷的一些片断。现存最早的新约抄本片断是“约翰莱兰蒲纸”（John Rylands univer—sity Library，Manchester），抄写时间大约在公元100至150年间。

皮纸是用羊皮做成的、可反复使用又耐存放的书写材料。新约的皮纸抄本有的记载连续的经文；有的记载编选的经文。连续经文的抄本又有用大写字母书写的“大楷抄本”和用小写字母抄写的“小草抄本”。前者是较早期的抄本；后者则是较后期的抄本。重要的大楷抄本有“西奈抄本”、“梵蒂冈抄本”、“亚历山大抄本”，以及重抄的“依法连抄本”、“伯撒抄本”、“华盛顿抄本”等，它们都成于公元4世纪或5世纪，都是研究新约原文的重要文献。

由于新约的原文是希腊文，拉丁文译本与希腊文抄本又有不少出入，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便对当时教会使用的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权威地位提出质疑，这就产生了重建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必要性。1516年，人文主义泰斗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出版第一本希腊文（拉丁文平行并列）新约圣经。他依据的都只是公元10至15世纪的近期希腊文抄本。由于这些抄本是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形成期间形成的，故称为“拜占庭抄本”（Byzantine Text）；这抄本经加尔文的继承人伯撒（Theodore Beza，1519—1605）修订后，得到广泛的接受，故名为“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或Received Text），亦是日后英文圣经《钦定译本》（King James Version，1611）所依据的希腊文文本。由于这抄本有很多错误之处，牛津学者穆尔（John Mill，1645—1707）于1707年离世前两星期出版一个希腊文版本（Novum Testamentum Graece）。新约圣经仍采用“TR”，但在经文下面详列不同的文本附注（textual apparatus），为数多达三万项，包括早期的希腊文抄本及早期教父所引用的经文。穆尔版本的出现引起广泛的争议，从而引发了古文书学（palaeography）及“新约经文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的发展。

圣经的译本

世界上共有一千八百多种语文的圣经译本，几乎所有民族的语文，甚至地区方言都已包罗。其中二百八十多种是全本的新旧约，五百九十多种只有新约部分，九百二十多种是单行本或选辑本。单是亚洲就有九十种不同语文的新旧约圣经，这里面读者最多的是中文圣经。

1、古代译本

希腊文译本：从公元3世纪俄利根（Origen）编纂的六经合编（Hexapla）可知，古代至少有七种希伯莱圣经的希腊文译本，分别是《七十子译本》、亚居拉译本、狄奥多田修正本、辛马库译本、第五译本、第六译本和第七译本。由于原稿早已散佚，现在只能从古代教父的一些著作和叙利亚文译本的六经合编中了解前四种译本的一些情况。其中《七十子希腊文译本》（Septuagint，简写为LXX），或称《七十子译本》，是最早的《旧约》译本。

亚兰文译本：公元前586年犹大国沦亡，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人的囚虏。此后他们长时期生活在异乡，逐渐习惯了流行于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亚兰语，而对自己的希伯莱母语日益生疏，以致在他们返国初期，以斯拉和利未人给百姓念律法书时，需要一面念一面用亚兰语解释，方能史之明了经文的含义。从公元前2世纪起，这种经口头解释的圣经被书写下来，成为亚兰文释译本圣经，统称“他而根”（Targum）。

古叙利亚文译本：古叙利亚文士亚兰文的一种方言，耶稣时代使用于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北部及土耳其东部一带。公元2世纪，旧约被翻译成古叙利亚文。这种译本至今仍被叙利亚、伊朗、印度的一些基督教教派使用。现知古叙利亚文译本有以下四种：别西大译本（Peshitta）、非罗森诺译本（Philoxenus）、六经合编译本、叙利亚文巴勒斯坦译本。

拉丁文译本：据考证，公元2至3世纪就有了古拉丁文译本，数量不下38种，都是从《七十子希腊文译本》转译而来。最重要的拉丁文译本是随后译成的《拉丁文通俗译本》，又称《武加大译本》（Vulgate，原文为“通俗”、“普通”）。

新约译本：到公元3世纪中叶，新约已经有了拉丁文、叙利亚文和科普替文译本。它们都是从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拉丁文新约的主要译本是耶柔米（Jerome）于公元382年译成的《拉丁文通俗译本》（或称《武加大译本》）。叙利亚文的主要译本是《别西大译本》，大约在公元4世纪末叶成书。科普替文《新约》译本有四种方言抄本留存至今。其他《新约》译本还有：以拉丁文译本为基础译成的普罗旺斯文（Provencal）和波西米亚文（Bohemian）译本；以叙利亚文译本为基础的亚美尼亚文译本、埃塞俄比亚文译本、波斯文和索格底文（Sogdian）译本；兼有叙利亚文和科普替文渊源的阿拉伯文译本和努比亚文（Nubian）残篇；公元4世纪依据希腊文原文（亦参照拉丁文译本）译成的哥特文译本，以及公元10世纪从希腊文译出的斯拉夫文（Slavonic）译本。

2、中世纪后期译本

中世纪后期，又有一批新的圣经译本相继问世，译者多是对天主教会不满的下层教士。12世纪末，法国商人瓦勒度把圣经译成普云士文。14世纪下半叶，英国早期宗教改革的先锋人物之一威克里夫首次将全部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到了15世纪，德文、意大利文、捷克文、荷兰文、西班牙文的《新约》和圣经全书页先后与读者见面。这些新译本的出现，促进了宗教改革的产生。当时新教领袖的一条重要战线就是翻译和出版圣经。因各种新版圣经动摇了拉丁文《武加大译本》的独尊地位，翻译者们有的遭到追捕，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迫逃往国外，有的则转入地下工作。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圣经翻译的“黑暗时期”。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严词否认教会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主张教徒通过阅读圣经原文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为满足普通民众读经的需要，他以清新明快的文字将圣经译成德文，1522年译出《新约》，1532年译出全部圣经。这部圣经成为德国近代语言文字的最佳范本。宗教改革时期圣经英译的最初成果是《丁道尔译本》（1525或1526）。丁道尔译经时遭到英国天主教会的迫害，为逃避追捕而流亡德国，冒着生命危险译出《新约》、《旧约》中的“五经”和《约拿书》，随后被天主教会抓获，送上火刑柱。之后，英国又出现《科威戴尔译本》、《马太译本》、《大型圣经》、《日内瓦圣经》、《主教圣经》等重要译本。但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圣经翻译有时也得到英王的支持。《马太译本》是第一本获得英王钦准出版的圣经，《科威戴尔译本》也得到官方的允诺。更重要的是英王詹姆斯一世允准翻译《钦定译本》（又称《詹姆斯王译本》），于1611年出版。出版后反映强烈，长达350年之久盛誉不衰，有学者称它是历世以来空前完美的、最优雅、最受人喜爱的、唯一纯正的英文译本。一般认为，英文钦定本和马丁·路德的德文译本体现了宗教改革时期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随后二三百年，冰岛文、瑞士文、丹麦文、芬兰文、葡萄牙文、挪威文、俄罗斯文等欧洲语言的译本也陆续产生。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还出现了印地文、孟加拉文、日文、中文、尼日利亚文等圣经译本。

3、近现代译本

重要的英文译本：《美国标准译本》（1901），这是美国圣经公会出版发行的第一本圣经。《修订标准译本》（1952），在《美国标准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耶路撒冷圣经》（1966），在吸收早期译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希伯莱文和希腊文直接译成英文，因学术性较强而深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徒的欢迎。《新英文圣经》（1961—1970），由英国新教徒完全采用流行的当代英语译成，出版后曾一度引起争议，但其巨大成就逐渐被世人所公认。《当代圣经》（1971），有泰勒参照《美国标准译本》，在咨询希腊文、希伯莱文专家的基础上意译而成。为求准确，他还参考了诸多受人欢迎的版本，使这个译本轰动一时。此外还有《增订本圣经》（1945）、《当代福音圣经》（1966）、《新美国圣经》（1970）、《今日英文译本》（1976）、《福音圣经》（1976）等。

中文翻译

圣经中文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的数量难以确考。一般认为，有据可查者便达近百种。其中不仅有汉语文言文、白话文译本，还有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译本。最早的《圣经》中译本可追溯到7世纪的“景教本”，由景教传教士阿罗本（Alopen）等人根据其叙利亚文《圣经》所译，现已失传，部分译文散见于敦煌文献中。元代天主教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Monte Covvino）用蒙文译出《新约》和《圣咏集》，但译本也已失传。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亦曾将《圣经》的部分卷章或经文汉译，散见于利玛窦（Matter Ricci）的《琦人十规》、艾玛诺（Emmaunel Diaz）的《圣经直解》和《天主圣教十诫直诠》、以及艾儒略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之中。此外巴设于18世纪初译有部分《新约》，其译稿存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而贺清泰于18世纪末也曾译出《圣经》大部。这些译文被称为“明清本”，后人译经时曾加以参考借鉴。

1807年，基督教新教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从英国到达广州，因在广州无法公开布道而移居澳门，在那里译经。《新约》于1813年译成，次年在广州出版。随后又在来华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协助下，于1819年译成《旧约》。圣经全书定名为《神天圣书》，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与此同时，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ar）也译出一部汉文圣经，成为“马士曼&拉沙译本”，1822年在印度印行。这两个译本行销不广，但因是最早的中文圣经而地位显着，并为日后的圣经汉译奠定了基础。不久，西方来华的传教士日渐增多，他们各有不同的国籍背景，对译经的要求也各不相同。1830年前后，一个有麦都思（W.H.Medhurst）、郭实腊（K.F.A.Gutzlaff）、裨治文（E.C. Bridgman）和马礼逊之子小马礼逊（J.R.Morrison）组成的私人小组决定重译圣经。《新约》有麦都思担任主译，1835年完成，1837年取名《新遗诏书》在巴塔维亚出版。《旧约》大多出自郭实腊之手，1840年以《旧遗诏书》为名出版。此译本的主要贡献在文体和专门用语方面，其文体与术语为日后的译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该书曾流传于太平天国军中，太平天国文告引用的经文大多录自其中。19世纪中期又有若干译本问世，如“代表译本”（The Delegates’ Version，1852）、“裨治文译本”（1862）、“胡德迈译本”（1866）和“高德译本”（1868），它们都用文言翻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海禁开放，对外接触频繁，加之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传统观念逐渐动摇，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在文字方面，一种比较通俗易懂的“浅文理”（半文言）语言逐渐取代文言文而流传于民间；同时，白话文也日渐盛行。在此背景下，一些有见识的传教士感到，只有用“浅文理”乃至白话文译经，圣经才能真正普及于平民百姓。“浅文理”译经最初成果，是新教传教士杨格非（John Griffith）翻译的《新约》（1885年首版，1889年修订版）。继而又有包约翰（John S.Burdon）、白汉理（H.Blogde）合译的《新约全书》（1889）和施约瑟（S.T.Schereschewsky）翻译的《新旧约全书》（1902）。白话文译本有以下数种：“麦都思&施敦力译本”（1857）、“北京语《新约》译本”（1866）、“施约瑟《旧约》译本”（1875）、“杨格非《新约》译本”（1889）。在此前后，国内各地还出现一批方言译本，有的译了圣经全书，有的只译出部分经卷。译出圣经全书的有10种：“蒙古语译本”（1880）、“客家语译本”（1886）、“福州语译本”（1891）、“广州语译本”（1894）、“宁波语译本”（1901）、“厦门语译本”（1902）、“上海语译本”（1908）、“苏州语译本”（1908）、“兴化语译本”（1912）、“台州语译本”（1914）。此外还有少数民族语言的“部落译本”。

中国近代圣经翻译的最高成就当推“五四”前夕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1890年，英美各地来华传教士的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集体翻译一部能为各教派通用的汉文译本，并成立3个委员会，分别从事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和国语和合译本的翻译。国语本译委会次年正式开始工作，至1904年译出《新约》，1907年出版，《旧约》于1919年印行面世。1919年2月，“国语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出版发行，很快传遍南北各省，销量远胜于其它版本，逐渐成为中国教会唯一采用的圣经译本。此译本为中国教会开拓了白话文译经的新纪元，并对“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产生显着的积极影响。它的出现也是西方传教士翻译中文圣经的结束。

此后，中国圣经学者便开始了独立的译经工作。20世纪30至70年代，相继有“王宣忱译本”、“朱宝惠译本”、“肖铁笛译本”、“吕振中译本”等华人译本问世。由于圣经考古学的进展，人们对以往译本的某些经文产生了新的理解；同时，现代汉语的发展也要求更新旧译本的语言，这就呼唤着新的译本不断问世。1979年，适逢“国语和合译本”出版60周年之际，香港同时推出3个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当代圣经”和“圣经新译本”。其中“现代中文译本”影响最大。该书由许牧世主持翻译，1971年动笔，1975年译出《新约》，1979年译出《旧约》。翻译工作始终在美国圣经公会总部的“圣经大楼”里进行。期间参考了多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包括自马礼逊以来的几乎所有中文译本。正文中有不少脚注，书末还附有专用名词注释表、圣经年代表和若干地图。瑞士女画家包乐棠（A. Vellotton）为全书绘制多幅线条活泼的精美插图，使之大增异彩。1980年，为满足信徒和其他读者的需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在上海影印出版“国语和合译本”的《新旧约全书》，1982年又与中国基督教协会联合重版。1989年，上述译本又以简体汉字横排再版。

《次经》

当基督徒保留旧约为其所用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完全解决到底哪些经卷可以包括在旧约中这个问题。至今，基督徒对于接受还是拒绝所谓的旧约经卷目录中的《次经》仍有分歧。罗马天主教接受其为正典，而大多数新教则拒不接受。

天主教于特兰托公会议审定圣经正典后，1566年有人把一些历史上无争议的、为整个教会接受的经卷，称为正典，或“第一书目”经书；而把一些在内容、年代、文字和作者等方面有过争议，最后才被列入正典的经卷，称为“次经”，或“第二书目”经书。天主教也称作次经，但却认为次经与正经都是圣经正典，只在审定时间上有先后之别。而新教只承认正经各卷为正典，并认为《新约》各卷都是正典经卷而无次经；又认为只有正典经卷是《圣经》，次经只作为古典文献而受到敬重，不承认是《圣经》。

旧约的卷籍有两个版本来源，一是《希伯莱圣经》，二是《希伯莱圣经》的《七十子希腊文译本》。其中后者比前者多出完整的七卷书：《托比传》、《犹滴传》、《所罗门智训》、《便西拉智训》、《马卡比传上卷》、《马卡比传下卷》和《巴录书》。除这些多出来的书卷，后者比前者还多出若干段文字，它们被后人冠以如下卷名：《耶利米书信》、《以斯帖补篇》、《亚撒利雅的祷词和三童歌》、《苏撒拿传》、《彼勒与大龙》。此外，1546年的特兰托公会议后，天主教《新约》的后部还附有《以斯拉三书》、《以斯拉四书》和《马拿西祷言》3卷书。以上15卷书即人们通常谈论的《次经》。依据内容和文体的不同特点，它们可分为故事书、智慧文学、历史书、旧约补篇和启示文学五种类型。

常用术语

摩西五经（Pentateuch）：旧约的前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律法五卷（Five books of the Law）：旧约的前五卷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大先知书（Major prophets）：旧约先知著作的前四卷（《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

小先知书（Minor prophets）：旧约先知著作剩下的十二卷（《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西番雅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玛拉基书》）。

符类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前三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教牧书信（Pastoral epistles/letters）：对《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的统称。它们特别关注教会牧养方面的问题和教会的秩序问题。

大公书信（Catholic epistles/letters）：新约中那些并非直接写给具体个人的书信（《雅各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在其他著作中，有时被称为“一般书信”（epistles general）。

（四）圣经的价值

1、提供了希伯莱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在圣经中，历史资料占大量篇幅，它们记录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希伯莱人的历史包括：上帝如何拣选亚伯拉罕及其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埃及如何受奴役，摩西如何领他们出埃及，希伯莱民族在迦南如何建立国家，大卫及其家族如何登上耶路撒冷的王位，北国以色列如何毁灭和南国犹大人如何从囚居地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并恢复宗教生活。基督教将以上历史接受为他们祖先的神圣历史，到公元1、2世纪又加上耶稣基督的降生、传道、受难和复活，以及早期教会的发展。犹太教和基督教信徒确信，这些事件都是在上帝的直接安排下发生的。

2、提供了神学教义

如关于上帝的存在与属性人类万物的起源，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人的生死，现世与来世，天国等。

3、提供了伦理道德的准则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以圣经为道德准则的首要来源，并认为这些准则来自上帝本身。如，人与人之间应如何对待？对触犯过自己的人应持何种态度？等等。

4、规定了教会的组织和活动

圣经的许多篇幅都涉及地方和较高层次的宗教团体的组织构成，以及犹太教和基督徒礼拜仪式的具体条例。

5、提出了关于末世的观念

“末世伦”在圣经中占有重要地位。圣经以为现世仅是进入末世之前的准备阶段。此外，在西方社会，圣经还是一部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圣书，甚至被视为一种“圣像”，用于法庭证人的宣誓，就任重要职务者的就职内典礼等。一些家庭则把“圣像式”的圣经代代相传，上面记录着家庭成员的生生死死。有人甚至将圣经作为辟邪的法定主和护身符，如士兵为求平安而身藏小型圣经奔赴战场。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人类的背叛

（一）由考古成果来看圣经

很多人认为，圣经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伦理著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事实。十九世纪中叶，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学说后，圣经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被不少人认为是虚构的、不科学的。为了回答这种挑战，圣经考古学应运而生。此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包括出土文物鉴定、圣经所记录的古代城镇的发掘、与圣经有关的古文字的译解等等。十九世纪以前，有关圣经的时代背景的知识相当贫乏，一般只有参考圣经的记载和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关于新约的，有关旧约的却极为稀少。圣经考古学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已硕果累累，尤其二十世纪以来的许多重大发现，帮助人们建造起圣经的历史架构，并验证了一些过去被怀疑和被嘲笑的圣经故事，充分肯定了圣经的历史性。

 

1、考古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发掘。翁格（Merrill unger）说：“根据旧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了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

旧约列王纪上九章十五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一九六零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也丁（Yigael 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挪开瓦砾碎片，按记号挖掘。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好像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发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城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圣经考古学的数据不断充实圣经的背景知识，有助于人们对圣经经文的理解。 

摩西五经记载，在神引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进到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时，对迦南人采取灭绝的政策，许多人觉得神似乎太惨忍。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叙利亚海旁的拉斯珊拉（Ras Shamra）出土的大批乌加利（Ugarit）泥板，是公元前1500～1400年迦南人的宗教文献，出土的泥板充分揭露了迦南宗教的黑暗、败坏和邪恶，有史以来人类绝少有像迦南宗教那样惊人地将暴力、情欲集于一身的。对邪恶的迦南人，神也曾给予宽容，等待其悔改。从考古学的发现看，从亚伯拉罕时代到四百多年后的约书亚时代，迦南人毫无悔改的心，已恶贯满盈，非被彻底剪除不可了。按其恶行和淫虐，即使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加征讨，迦南人也会自取灭亡的。

2、考古证明圣经对人类历史论述的正确性

（1）考古学所得事实，证明圣经记录的可靠。例如：埃及各地时常发现千年前的古墓古尸，不烂不坏面目如生，剖验结果，体骨形式构造皆与今人无异。而且，古人的骸骨多较今人魁梧。考古学家从古碑古刻的文字上，可以知道上古人民比较现代人更为聪明，少忧少虑，更少疾病，寿命较长，他们的文化可作现代人的借镜，所谓今日人类的进步，也只限于物质方面而已。在巴比伦的克希和尼浦尔的古址，曾掘到古城有数层，越下层的越是古老。如果人类是进化的话，则越上层的古城，其社会生活应该越加文明，但是发掘的结果，越下层的城邑，美术工艺反而更加精美。考古学者在吾珥古城，还找到一层纯净的泥土，厚约八尺，在其下层发现一座苏美利亚古城，这是挪亚洪水时代被水淹没的遗址。此一遗址显示，当时人类文化十分发达，政治、文学、图书、工商业等，都胜于现代人类。此足证人类不是进化，反而因为罪恶日重，以致退化了。

（2）蛇诱夏娃使人类堕落，人多以为是摩西捏造。但近来发现一块巴比伦的刻像，是五千年前的遗物，远在摩西写圣经以前。此刻像刻有一棵树，右边有一男人，左边有一女人，手摘取树上果子，女人旁边有一条蛇，直立地站着，好像与女人低低细语，画中有人类最初所用的楔形文字，说明人类堕落历史，证明实有蛇诱夏娃，以致全人类堕落的事。一九三二年，斯比西博士在距尼尼微城十二英哩处，发现一块石刻，约是主前三千五百年前的古物，其上所刻是夏娃手扶亚当的背，面带忧愁，夏娃之后有一条蛇跟着。此石刻现存于费城大学的博物馆内。

（3）创世记十一章记载，在主前四千二百年左右，人类合力建造一座巴别塔，想要传扬自己的名。历年来人们都以为此事是捏造的，但近年这巴别塔的遗址已被考古家发现了。原来的塔是四边正方形，是用红、黄、蓝、绿四种颜色砖瓦建造而成，这种伟大的建筑，可以显示古人的文化，也可以证明创世记的可靠。近来又有斯密士博士发现古书简上写着，…这塔的建筑违反了神，因此神有一夜将他们所建打倒，他们就分散在各处，言语也各异，他们所作被阻碍，他们就大大痛哭。”这正与创世记远在三千五百年前的所记相同。

（4）创世记十九章记载，所多玛城乱民围攻罗得住宅的时候，被阻于门外一事，罗得从外面已经把门关了，里面的人却能把门打开把罗得救进去，这种门的构造，现在已为考古学家所证实。美国的考度古旅行队，在巴勒斯坦叫基列西弗的地方，曾发现庭院一所，里面的一切枢纽，正类似圣经所记载那样的门，考其年代，这正是亚伯拉罕与罗得时代的建筑。但在列王时代之后，这样的门户技艺即已失传，改用围墙保护住宅。假如照批评家所说，谁还能知道技艺久已失传的门庭光景呢？

（5）有人问，“当亚伯拉罕初次遭遇饥荒，曾迁到埃及，为什么后来在同样情形下，不往埃及而往基拉耳去了呢？据最近的考察，证明当亚伯拉罕南迁的时候，基拉耳城为当时的粮库。

（6）也有人以为，圣经记载参孙用驴腮骨作兵器，以及参孙凭着一人之力，倾覆仇人之神殿这类事迹，均为无稽之谈。殊不知考古家借着在非利士各城的发现，已把此事证实了。当时，非利士的房舍均用木柱支撑，上铺石板，代替瓦顶，而支柱下端又立于石板之上。所以，一个勇士可以将房柱推倒使房子倒塌，压住坐于走廊的首领，杀死无数坐在平顶上的敌人。后来，皮萃先生在加萨发现了用驴腮骨作成的一件兵器，上面的牙齿磨得锋利，以此足可证明士师记十五章十五、十六节的正确性。

（7）圣经所描绘洪水的事，也记载在许多古国的历史中，足证当时洪水实在是遍及了全地。在创世记七章十一节记着：“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此即今日一切山谷江河划分的开始。至于现在四季气候的转变，也是从洪水以后开始的。

考古学家在山陵的高处，往往掘见人兽尸骨混杂成堆；这是因人兽一同逃避洪水，躲藏山上，后因水势高涨，同被淹死，以致骨胳夹杂一起。

3、考古专家的证词

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家鲍罗斯说，“全面来说，考古学的发现无疑地印证了圣经的可靠性，许多考古学家因为在巴勒斯坦的挖掘工作，而使自己对圣经的敬畏之心大增”。犹太考古学家鲁克说，“我可以肯定地说，至今所有考古学上的发现，没有一项是与圣经文献相抵触的，圣经中有关历史记载的正确性是无可比拟的，尤其当考古学的证据能印证它时更是如此”。世界著名考古学权威亚布莱特的话，可以作为圣经的历史性总结之言：“十八、十九世纪期间，许多重要的历史学派都怀疑圣经的可靠性，虽然今天仍有一部分当时的学派又重复地出现于学术界，但早期怀疑学派之说均已逐渐被否定了，考古学上的新发现一再印证圣经中许许多多细枝末节的部分，使人们重新认识圣经乃是查考人类历史的一部最好资料”。

（二）考古发现与《旧约圣经》

《圣经》是一本古老的书，早在1800年前，人们对于旧约与新约所记载的事件、背景、所知甚少。几乎完全不能从外部来肯定圣经的结论与叙述。要么信，要么不信。很难对于批评者提出的问题作出一个合适的回答。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使人们对于古时人们的文化与生活习惯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对于与圣经相关的远古社会的历史有了长足的认识。考古学发现能为我们提供历史事件、人物背景等资料，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圣经，加深理解。

正如一位考古史学家这样说：“考古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反复地表明了以色列和其它古代民族的地理、技术、政治与军事运动、文化、宗教习惯、社会制度、语言、民间习俗、以及其它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与圣经的记载完全相符。”

例证如下： 

1、“黑碑”的发现

——曾记何时，“高等评经”断定就是五经不可能是摩西所写，因为当时还没有书写系统。这些批评家们说，这些书卷是后人托摩西的名的伪作。但是，在1901年发现了一个黑柱，上面记录了详尽的汉穆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比摩西还早三百年。因此，证明书写文字与法典在摩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1960年考古学家又在叙利亚北部发现了一个收做“EBLATABLET”，这个表甚至存在于摩西这前一千年。由此可见，摩西在他的时代完全可能写书。“高等评经”的这种说法不攻自破。可怜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年青时轻信这些错误的高等评经说法，因而失去了对《圣经》的信仰，走向了无神论。从一个错误进向另一个错误，后来竟相信了进化论，而且以此作为其斗争哲学的基石。

何其可悲！其毒害可从日后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中看出来。

2、伯沙撒的王位的确认 

在《但以理书》第五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巴比伦王伯沙撒有一天为他的一千大臣大摆筵席，欢饮之间，叫人将他父从耶稣撒冷殿中抡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作为饮酒的酒杯。忽然他们看见有人的指头在墙上写了一行字。没有人认识。结果，王下令若有人将字认出来，就让他在国中做第三把交椅。有人请来了希伯莱人但以理，他解开了字谜，结果成了巴比伦的第三号人物。

多年以来，历史学家不接受《圣经》的这个记载，因为在其它史书所记载的巴比伦王是NABONIDus，而没有关于伯沙撒的记载。因此他们认为圣经不准确，不可信。可是到1854年，SIRHENRYRAWLINSON在一古址挖掘时发现一字版，上面说NABONIDuS与他的长子伯沙撒共坐王位，允许他有王的称号。父王长期在外，甚至在波斯攻陷巴比伦城时，他也不在场。伯沙撒实际上是第二号人物。结果，他让但以理位列第三，仅次于他自己。

我们从这里又看出，曾一度被人认为是错误的圣经记载，又被考古学所证实。说明圣经是可信的。

3、赫人文明 

《圣经》中有60多处提到赫人。可是历史学家们多年来一致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其它的文献对于赫人文明的记载。今天，有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赫人乃是一个高级的文明体系，且与埃及亚述一起称雄于世。这是另一个例证，说明圣经是可信。

4、亚述王撒根 

《以赛亚书》20：1上记载说：“亚述王撒根打发他珥探到亚实突的那年，他珥探就攻打亚实突，将城攻取。”在现代考古学发展之前，这段经文是唯一的一处提到撒根为亚述国王。许多人就根据这一事实断定《圣经》错了。可是到1843年，PAUL　EMILBOTTA发现了撒根王的宫殿遗址。证明曾经有一个撒根王。同期发现的一些文字还证实了圣经的其它一些经文。

5、耶利哥城 

攻陷耶利哥城的战斗是由约书亚领导进行的。以色列人围城七日，到了第七天，当他们绕城第七周时，突然呼喊，结果耶利哥城墙倒塌，城被攻陷。

考古学家们对耶利哥古城遗址的挖掘证实了圣经记载的可靠性。从发掘出来的遗址看，城墙有猛烈毁坏的痕迹。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城墙不是像一般的城墙那样向里，而是向外倒的。有一位考古学家这样评论说：“至于主要的事实，毫无疑问，城墙是向外倒塌的，这样攻击者就可以踏着上来，冲进城来。”《圣经》里《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了当城墙倒塌后，以色列人冲进城去的情景。与考古发现所描述的一致。

6、最近的一些发现 

一九九三年，一群考古学家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叫做TELDAN的古堆发现了一块碑文。上面刻有“大卫之家”与“以色列王”的字样。这是大卫的名字在《圣经》之外的第一次发现，证明大卫王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1979年，以色列考古学家GABRIEL　BARＫAY在一个耶路撒冷古墓里找到了两个小小的银卷。鉴定的结果是公元前600年前的文物，比所罗门圣殿与以色列在巴比伦的流亡稍早一点。当科学家们在以色列博物管小心翼翼地打开银卷时，他们发现其表面有从《民数记》上摘录的祝福辞在上面。这个发现告诉人们，在那些怀疑家们怀疑《旧约圣经》有没有写成之前很久，就已经有这些经书的抄本流传于世了。

1986年，考古学家表明，1975年从阿拉伯商人手中买来的印玺曾被用于在文书上盖章。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NAHMAN　AVIGAD辨认出盖在其中一块印泥上的印是尼利亚的儿子巴录（BARUCH），（耶 32:12）。是巴录将杰里迈亚先的宣告写在纸上的。

另一个印是约亚敬王的儿子YERAHME＇EL的印。杰里迈亚书说它曾领旨前去逮捕先知和他的书记，结果没有成功。这个发现再次证明了圣经上的人物的真实性。

1990芝加哥自然历史实地博物管埃及学专家弗兰克．犹科（FRANK　YURCO），使用从一块叫做MERNEPTAH STELE象形文字的线索，在Luxor墙的断浮雕上辨出了古以色列人的形象。这块石碑的历史被鉴定为公元前1207年，是法老MEMEPTAH在庆祝军事胜利。上面有这样的话说，“以色列变为荒场”，表明以色列民在三千年前就是独立的民族。不仅仅是圣经才这样说。

1993年希伯莱联合大学犹太宗教研究所的AVRAHAM　BIRAN和希伯莱大学的约瑟夫NAVEH宣布他们发现了上面刻有“大卫家”与“以色列王”字样的碑文。是公元前9世纪的碑文，与大卫的王位仅隔一个世纪，碑文写的是一个郊国王胜过以色列的事。这一发现使得对《圣经》最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说，再想否认大卫王的存在实在是不可能的了。

1997年，法国学者ANDRE　LEMAIRE在《圣经考古学刊》上发表了一篇证文，称发现了有“大卫家”字样的古碑文。他对1868年从DIBON废墟中找到的后来恢复得最为完善的碑文中，经过七年的修复与研究发现上面有“大卫家”的字样。这块碑文来自于以色列的敌人摩押王米沙。（王下 3:4）。虽然LEMAIRE必然补上一个字母来解开上面的字谜，如果他的方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稳妥的说至少有二个公元前九世纪的文物来证明的确有过大卫的王朝。

这里所列举的仅为极少的一部分发现。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人写了这方面的专著。我们惟愿人们不仅仅把《圣经》当作寻找古城废墟的向导，而把它作为迈向天国之城的指南。

（三）考古发现与《新约圣经》

1、经文路加2：1－3 

“当那些日子，凯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曾经有一过时期，有些人认为，这段记载不准确。第一、没有人口普查的事；第二居里扭也不是叙利亚的巡抚；第三、如果真有上册一说，人们也不必都回到自己的老家。

现在的考古学告诉我们：罗马人定期的对纳税人进行登记；每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这个制度是从奥古斯丁凯撒开始的。在埃及发现的一个羊皮纸上写道：“因为普查近了，那些因种种原因远离家乡的人必须立即回到当地政府，以便完成家庭登记注册的事。……”考古学的发现证明《新约》是正确的。

2、经文约翰福音 19：13 

“彼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莱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

数百年来这段经文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因为没有找到有这么一个公堂的记录。于是有人就说，《圣经》的记载不符合历史，不客观。

美国著名学府约翰霍布金斯大学（ＪOHN　HOPＫINS　UNIVERSITY）考古学专家，圣经考古学的创建人威廉．爱布瑞特博士（WILLIAM　ALBRIGHT）在他所著《巴勒斯坦的古老学》一书中，则告诉了人们考古学的发现：－这个公堂是安提阿塔的公堂；－这个公堂在公元66－70年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被遭；－在耶路撒冷重建时被埋在地下，直到最近的考古发现才重见天日。

3、经文 使徒行传 14：1，6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司得、特庇两个城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

近代考古学家们发现路司得和特庇的确是吕高尼的两个城市不假，但是认为以哥念也是属于吕高尼省的。路加的这句话就相当于说，一个人从长沙跑到了湖南的湘潭和株洲。直接说湘潭株洲就可以了，不必就湖南二字。除非这个人是从湖北的某一个地方跑到湖南来，这个说法才有意义。

可是事实怎么样呢？我们这里要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叫做威廉拉姆齐的考古学家，他早年在德国接受了高等评经说的说教，认为《圣经》中的《使徒行传》是公元二世纪中叶一位既不懂当时的历史又不通当时的地理的人所写。他就抱着这个信仰雄心勃勃的开始了自己的考古生涯，企求借考古的发现来证实这一点，而成一家之说。1901年，拉姆齐发现以哥念在公元37－72年之间不属于吕高尼而属于弗吕家省，而在此前后的年代间均属于吕高尼省。因此，《使徒行传》的成书时间必然是在公元37－72年之间。这位考古学家后来写道：“路加是一流的史家；不仅他的叙述真实，而且他本人具有真实的历史感……简而言之，这位作者应该与伟大的历史学家并列”。他的考古发现使他从一位不信者变成了耶稣基督的信徒。

惟愿我们在考查《圣经》的可靠度证据时，也能向这位考古学家一样，在真理面前诚服。

（四）《圣经》故事可信吗？（网民评论） 

第一条：

这个问题，似乎这话题区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很多答案都不能让人满意。信徒的回答看起来像是布道和宣教（并没有回答非信徒关心的历史性问题），非教徒的回答往往也变成简单的批评（忽视信徒的出发点）。实际上，可能没有人意识到，双方的答案就没有在一个话语系统里。

不过需要说一句，很多信徒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答案并不是护教性质（Apology）的答案，而是认信性质（Confession）的答案。护教学是用理性回答理性，而非用信仰回答理性。护教学是向非信徒阐述信仰的合理性（或者说，证明信仰至少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性），而非绝对性（证明信仰一定是正确的，唯一的）。

偏题略远，想问圣经是否可信，首先要确定圣经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文本。我在这个问题中给了一个答案：基督教如何解释几乎与上帝毫不相干的古中国？也就是说，在回答这类问题之前，先要区分不同学科对待圣经的不同态度，基本上也就是神学科目和历史科目两种态度。

此外，我觉得还可以做一些补充说明。

我先用一个比较熟悉的圣经故事来做例子。譬如，摩西分开红海这件事情。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很可能只是一个神话，或者是对一段历史的神秘化，未必是历史故事本身的原貌，但是历史研究并不能简单的用这种观点去否定神学的态度，实际上神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关心史实的。神学不是考古，它更关心的是圣经中的一致性。摩西分开红海，在古代基督教来看，既是对《旧约》中“上帝战胜混沌（大水，大海）”这个主题的又一次重演（见《创世记》第一章），也是对《新约》中“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一个预兆。这种联系对于历史学研究来说，并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

当然，这不是说神学不会处理史实问题，乃至会把它完全抛开。只不过神学绝对不可能把信仰这个因素抛开，它处理史实的时候就不是考据的方法（追求最少的前提），而是一种带有预设（神的启示）的方式。它更多考虑的是，圣经这个故事对于信徒（读者）有什么样的意义，比如，古代基督教把圣经中的以色列民族与其它民族争斗，视为是人的灵魂与肉体之间的斗争的比喻。这样，以色列的胜利也被视为具有人之灵战胜人之欲的含义了。

就此来看，历史研究本质上和神学研究是两个领域。也就是说，若从现代历史学考据上看，圣经文本确实是有一部分不符合一些考古学的证据（记住，绝对不是全部！圣经里有些部分也被考古证据所证实存在。另外还有一些部分，是考古学上尚未找到证据的），甚至会有一些传奇和神话的部分。如今，也并非所有的神学家和有信仰的圣经学者都会极力主张圣经上的故事是完全按照字面记载所发生的。这就好比中国民间的三皇五帝，女娲补天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说是当时古代人在有限认识下所记载的。只不过分强调历史分析研究，也就失去了圣经上的文化、哲学、乃至神学的意义了。如今，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并非无视历史考据研究，但是他们会更加关心圣经故事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写下（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圣经经文叙述可能会偏离一些考古证据），以及这种写作方式的意义。

回过头来，再来看题主的问题，就会发现：圣经是否可信，到底是在说圣经上的史实无可置疑？还是说圣经从信仰角度来说，是否值得相信（前后是否一致，是否连贯）？

那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圣经确实可以被视为一组兼具神话和历史的混编材料，或者是古人从当时的角度，对一些“历史事件”（假如我们不信神迹的话）的回应，但也是古人的真实反应、真实记录（因为他们也受到时代和地点的限制）。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圣经故事绝对是有一个内在的结构，具有自身的一致性（比如，一般人所谓的“前后文的呼应”——《新约》中的很多内容都看到《旧约》影子，四福音书内容虽有差异但仍然是一致的）。经历这么多年的洗礼，神学上对圣经一致性的解释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备，非信徒也最好对此保持应有的尊敬态度。

ps：对于这些古老的文本进行历史考证，本身就是要面临资料不足的现状。这就跟我们中国人做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样。所以，目前更为切实的路径是研究文本为什么写成这样，而不是去利用有限的历史考据去把文本破碎掉。换句话说，基督徒也可以问，即便这个文本可能不是历史性的，但也可以是“上帝为何启示出如此的故事，让先知这般进行写作？”就我所知，有些旧约学者也是研究这个方向的。 

第二条：

圣经内容到底有没有历史真实性？有多高？这是圣经（旧约）研究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了解和书写古代以色列和犹大历史的方法：圣经是不是一个史料来源？圣经的内容能否被当作史料？这些是非常重要且基本的问题。

一、古代以色列的历史研究，其资料来源并不丰富。总体上无非两种：一、圣经内部资料；二、外部资料。外部资料，又可以分为两种：甲、考古资料；乙、传世的经典文献资料。甲再分两种：1、考古当中的文字资料，即出土文献（可以是希伯莱语的，也可以是周边其它文明的，特别是两河楔形文字、埃及、以色列周边王国——如摩押，参见Mesha Stele）；2、考古物质发现本身（而物质发现如何与流传的历史传统挂钩又是一个巨大的方法论问题——参见二里头遗址与“夏”或“早商”等历史阶段或命名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而乙，即非圣经的传世文献，并不丰富，而且有些是基于圣经的次要文献，如Josephus的犹太古史。

二、圣经本身，也并不是一本书。而是许多本。圣经的希腊语译名是ta biblia——复数。圣经旧约经历了正典化之后，变成了一部经典。并且，圣经内部不同的文本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互文、互指、引用和更新（如摩西五经当中的“法典”，Covenant Code, De Uteronomic Code以及部分Priestly Code之间；以西结书与利未记17-26“神圣律法”之间等。）但整体上，圣经中的不同书卷最早可能是独立的著作，并且分别有较长的编辑和更新历史。圣经内也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目的。其中有一些，表面上看似乎是“历史”。

但哪些算是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呢？其实这个范畴也是在变化的。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近现代批判性圣经研究的兴起。圣经中的“神”创世，一直也被看作历史，在学术界至今被称为Urgeschichte （创世记1-11:）——“原初历史”；创世记里面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的故事，关于以色列的先祖，最早也是被当作历史的。后代还有附会的古迹，比如希伯伦的先祖墓等。然而这个外延一直在缩小。现在提到所谓historical books，主要有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塞缪尔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赫迈亚、以斯帖。

“历史书”外延的变化本身，反映的也是学者对圣经整体的历史性的不断反思。

慢慢地，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创世不再被认为是真的；然后大洪水也不一定是真的；先祖故事可能只是传说；约瑟的故事可能也是传奇——这就到摩西和出埃及的故事了——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其实，出埃及之后的征服史、士师时期乃至统一王国时期的历史真实性，都已经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甚至列王纪以及以其为蓝本的历代志，也不一定是真的。

（我个人认为——以我粗浅的知识储备而言——所罗门及以前的历史，在事实层面可能是不大可信的；但有可能反映了后代的历史记忆，虽然也可能是政治宣传。此外，在物质文化方面，所罗门之前的故事未必与所设定时期的历史背景相悖。）

三、当然，不同时期的真实程度、可印证程度是不一样的；从圣经当中提取史料本身并不一定是错误的，而且很多时候是了解该阶段古代以色列历史唯一的方法。粗略地讲，一般认为南北王国并列时期开始，圣经描述的以色列历史可能开始愈发可信了。我们有一些同时代，更精准的外部资料，如Mesha stele，如亚述国王铭文里提到的Yehu，如巴比伦之囚时期，巴比伦附近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上很多犹太人的名字等。

不过，无论是哪一时期，我们都要记住，圣经的作者从没有以客观记述历史为己任。圣经自诞生之日就有很强的神学目的，也有比较强的文学加工。里面即便有史料，也是筛出来的，而且这个筛子，要比从楔形文字法律和经济泥板里面筛的时候要细得多，严格得多。因为后者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

此外，即便历史细节难以印证，某些历史背景可以根据古代中东其它地区的资料去重建。以色列是古代中东地区发展较晚的文化。在（我们一般认为的历史上的而非圣经里的）以色列兴起之前，中东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文字历史。因此，例如青铜时代中东的生活方式、游牧民的习俗等创世记可能涉及的内容，有些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传统。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根据圣经中暗含的历史背景来对某一文本进行断代。

四、关于这两种圣经历史的写法，可以对比（感谢本人导师的课程大纲）：

http://www.amazon.com/Biblical-History-Israel-Second-Edition/dp/0664239137

作者为三位保守派学者。导论一章非常详细地比较了不同方法论。他们的论述有力地表明了一点：以“科学”、“客观”为先导的批判性方法论，即对圣经进行“有罪推定”的方法，并不一定更加完善。这一点我们作为非信徒读者，应该仔细体会。神学上的保守并不代表方法论的落后和粗糙。

作者是著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近东历史学家，Mario Liverani，他认为，南北并列之前的历史基本都不是信史，而是后代的重构，应该放到第二圣殿时期的背景下去阅读和分析。他的书很有意思，是从考古资料入手的。

这两本书都很有代表性。

总之，圣经是否可信？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承认，除了圣经旧约，我们几乎没有其它的文献阐述那段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和以色列王国的事迹。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其它王国，也没有传下来类似的历史（腓尼基可能有过这方面的努力，在希腊化时期，但未能留存）。所以圣经对于古史研究的意义，是非同小可的。这一点和信仰无关——只不过在西方的语境下，是否承认圣经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有可能显示一个人的神学信仰，甚至可能显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这与现代的巴以局势不无关系。这一点请参考上面第一本书的导论部分。 

第三条：

我的答案可能有点偏题，但相信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有帮助的。

推荐一本书，错引耶稣。

此书应该算属于版本研究范畴的普及读物。作者曾经是个虔诚的教徒，神学院学生，当他对圣经的版本问题产生兴趣之后，致力于寻找最原初的圣经版本。这本书是他多年研究成果的部分总结，2011年左右的时候成为出人意料的畅销书。

里面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作者在作了大量研究，面对巨量的改动证据之后，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如果圣经真的表达上帝的意志，那上帝为何容许它在历史长河中被改动的面目全非呢？ 

圣经内容到底有没有历史真实性？有多强的真实性？这是圣经（旧约）研究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了解和书写古代以色列和犹大历史的方法：圣经应不应该充当史料来源？是否应该作为最主要的史料来源？这是非常重要且基本的问题。

一、古代以色列的历史研究，其资料来源并不丰富 总体上无非两种：1、圣经内部资料；2、外部资料：而外部资料又可以分为两种： 甲、考古资料。再分两类：a.考古当中的文字资料，即出土文献。可以是希伯莱语资料，也可以来自周边其它文明的，特别是两河流域楔形文字资料（如亚述国王Shalmaneser III的黑方尖碑上刻有以色列国王耶户的形象，公元前九世纪）、埃及（如最早可能提及以色列的梅内普塔石碑，公元前十三世纪）、以色列周边王国——如摩押，参见Mesha Stele公元前九世纪）、亚兰王国（阿拉米语铭文，如Tel-Dan石碑，可能提到了大卫王朝，公元前9-8世纪）； b、考古物质发现本身，如陶器、青铜器、城墙等。而物质发现如何与流传的历史传统挂钩又是一个重要问题——类比我国早期文明二里头遗址与“夏”或“早商”等历史阶段或命名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乙、传世的经典文献资料，即非圣经的传世文献，并不丰富，而且有些是基于圣经的次要文献，如Josephus的犹太古史；还有少数希腊作家等。

二、圣经本身，也并不仅是一本书，而是许多本。正如我的老师P. Machinist教授在课上经常举的例子所示，圣经的希腊语译名是ta biblia——复数。圣经旧约经历了正典化之后，变成了同一部经典，而在此之前，圣经内部的不同部分可能早已具备了一定的权威性。并且，圣经内部不同的文本之间，的确存在明显的互文、互指、引用和更新（如摩西五经当中的“法典”，Covenant Code, Deuteronomic Code以及部分Priestly Code之间；以西结书与利未记17-26“神圣律法”之间等。）但整体上，圣经中的不同书卷最早可能是独立的著作，并且分别有较长的编辑和更新历史。最后，圣经内也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目的。其中有一些，表面上看似乎是“历史” 但与我们相关的问题是：哪些内容算是圣经里面的“历史书”呢？其实这个范畴也是在变化的。其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近现代批判性圣经研究的兴起。圣经中的“神”创世，一直也被看作历史，在学术界至今被称为Urgeschichte （创世记1-11:）——“原初历史”；创世记里面亚伯拉罕、艾萨克、雅各布的故事，关于以色列的先祖，最早也是被当作历史的。后代还有附会的古迹，比如希伯伦的先祖墓等。而目前提到所谓historical books，主要有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得记、塞缪尔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赫迈亚、以斯帖。历史上，原初历史、先祖故事、出埃及等篇章都曾经被大多数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作“历史”的一部分。中世纪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圣经的学术研究逐渐兴起。从中世纪的一些犹太学者开始，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基督教学者，一点点地把圣经叙述内部的矛盾和重复之处提了出来。摩西慢慢也不再被看作五经的作者。而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理性的推崇，许多圣经故事的真实性也开始受到质疑。创世不再被认为是真的；大洪水也不一定是真的；先祖故事可能只是传说；约瑟的故事也可能是传奇；摩西和出埃及的故事了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数字，受到了斯宾诺莎等启蒙学者的质疑——以色列穿过红海的人真的可以有那么多吗？这需要走多久？ 简而言之，出埃及之后的征服史、士师时期乃至统一王国时期的历史真实性，都已经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甚至列王纪以及以其为蓝本的历代志，也不一定是真的。

三、当然，不同时期的真实程度、可印证程度是不一样的。从圣经当中提取史料本身并不一定是错误的，而且很多时候是了解该阶段古代以色列历史唯一的方法。粗略地讲，一般认为南北王国并列时期开始，圣经描述的以色列历史可能开始愈发可信了。 我们有一些同时代，更精准的外部资料，如Mesha stele，如亚述国王铭文里提到的Yehu，如巴比伦之囚时期，巴比伦附近出土的楔形文字泥板上很多犹太人的名字等，这些都从侧面印证或至少补充、阐释了圣经中的相关叙述。不过，无论是哪一时期，我们都要记住，圣经的作者从没有以客观记述历史为己任。圣经自诞生之日就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其作者也有不同的利益纠葛，历史上也经历了比较强的文学加工。里面即便有史料，也需要靠历史学家小心翼翼地去筛选。而且这个筛子，要比从楔形文字法律和经济泥板里面筛的时候要细得多，严格得多。因为后者一般没有那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我们可以类比的，或许是古代近东其它地区的国王铭文等具有宣传作用的文字资料，也可以与我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官方修撰的史书相比较。其实，圣经相关的外界资料，何尝不是这样呢？只不过，考虑到圣经旧约具有至少两千多年正典传承历史，并至今在犹太教、基督教当中具有神圣地位的文书，并声称与超自然力有特殊关联，要想剥离其史料与加工，就显得分外具有挑战性了。

此外，即便历史细节难以印证，某些历史背景可以根据古代近东/中东其它地区的资料去重建。以色列是古代中东地区发展较晚的文化。在（我们一般认为的历史上的而非圣经里的）以色列兴起之前，中东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文字历史。因此，例如青铜时代中东的生活方式、游牧民的习俗等创世记可能涉及的内容，有些可能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传统。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根据圣经中暗含的历史背景来对某一文本进行断代。另一个例子古代以色列的法律研究，也是笔者目前希望专注学习的领域。圣经中的法律内容，大多分布在叙事中间，明显经历了较强的文学加工，且相互之间也常有互文现象。同时，古代以色列地区出土的法律文献极为稀少，严格地说只有一件带字陶片，与楔形文字成千上万的法律资料相比显然无法相提并论。我们如何评判圣经法律在古代的现实意义？如何重构古代以色列和犹大的法律及其应用？在圣经之外，我们只能依靠间接的周边资料。除了汉谟拉比法典等法典之外，合同、房契、婚约等法律文献本身也揭示了诸多细节。尽管这些与以色列本土的习俗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我们仍然能看出古代中东地区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到公元前第一千纪之间所共享的一些法律难题、推理方式和解决方式。这些都是我们重构古代以色列社会的来源。与此同时，尽管外部资料至关重要，但以上的叙述告诉我们，缺了圣经旧约本身，这种比较研究和构拟是无从开始的。

四、最终，这个问题涉及古代以色列和犹大历史的写法 它是以旧约为主，对圣经采取“无罪推定”的态度，并尽量用外界资料去验证圣经呢（如上世纪中期流行的美国奥尔布赖特考古学派），还是认为圣经首先是一部文学和宗教作品，我们应该从外界出发，对圣经采取“有罪推定”的方法，直至圣经的某些细节可以证明为真呢？

总结

总之，圣经是否可信？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承认，除了圣经旧约，我们几乎没有其它的连续文献阐述那段时期巴勒斯坦地区犹太和以色列王国的事迹。古代地中海东岸的其它王国，也没有传下来类似的历史（腓尼基可能在希腊化时期做出过这方面的努力，但未能流传下来）。所以圣经在古史研究当中仍然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这一点和信仰无关——只不过在西方的语境下，是否承认圣经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有可能显示一个人的神学信仰，甚至可能显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圣经真实可信吗？圣经特殊吗？如果圣经不再特殊，那么我们要写的是以色列的历史，还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还是黎凡特地区的历史？这个有趣的话题，上面的两本书都有所涉及。

第四条：

任何著作反映的都是当时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和对世界的想象与解释。

《圣经》对世界的解释是，世界由天上和地下组成，天上是水，地下也是水，这明显来自于中东民族对世界的认识。（我们中国观念中，周围有四海，认识水平与模式均类似）。

上帝在六天创造世界，和盘古开天地（用了8万天），也是一个水平；世界上有灵魂，魔鬼，和神灵，中国古人也差不多这样认识。

看古代文化的时候，要欣赏它们对当时世界的认识和解释，从而他们当时的环境，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想。其实没有什么故事是绝对“可信”的，因为人们在口耳相传，包括记录时，已经失真了。我们重复自己经历的故事已经喜欢修正一些了，何况几千年来辗转相传？

看故事，理解古人，看自然界，爱科学。 

还有读者反对说上述评论说：

你完全可以怀疑圣经，因为圣经历经3500年，经得起怀疑。

在你否定圣经之前，咱能不能完整的看一遍？

简单解答一下大家对圣经的疑问。

1.圣经有很多内容无法用科学解释。比如诺亚方舟时期的大洪水、耶稣使死人复生等。

你把现在的科技成果拿到古代，古人们也无法想象。你在06年说诺基亚会完蛋绝对没人信。对未知事物保持一定的敬畏之心我相信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很容易做到。

2.圣经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

圣经是由40多位作者历经千年编写而成，他们不一定都互相认识。但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对神的认识写下来,题材不限。对神的认识来源五花八门，每个作者个人经历、性格又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会看的一头雾水，这恰恰属于正常的。我们连对历史人物的分析都常常吵的面红耳赤，何况对神？但是我并不认为这里面有对错之分，认识本身就是主观的。

圣经没什么好反对的，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府基于某种目的强行推广，圣经也没有劝人向恶。圣经就是一群人在讲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神，主题是爱。 

第五条：

圣经是关于人性的故事，你每天都能看到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翻版。 

“拿出证据来”，这是理性主义者和科学至上者的响亮口号，圣经是造物主的启示，里面奇妙的证据一定会让你感到不可思议。

●圣经杰里迈亚书32章37节神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召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

以西结37章21～22节神说：“我要将以色列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到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他们不再成为二国。”

●以上预言是早在以色列复国前两千六百年发表的，研究犹太民族历史的人都承认犹太民族的遭遇，确实是二十世纪世界大奇迹。它正式亡国近两千年的时间，被驱赶到世界各国去，却不被同化。据美国人种学家统计，无论什么民族，一旦亡国五百年，必定会被其它民族所同化；唯独只有犹太人不是这样，这是世界任何民族所没有的，实在是民数记23章9节神对犹太民族预言：“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的应验。

不仅如此，他们还奇迹般地从各国回到近两千年前的祖居地老家立国，而且不再南分北裂的二国――犹太国、以色列国；乃是成为一国――以色列国。正如圣经所预言的。

●历史上犹太人因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又拒绝救主耶稣基督后，于公元70年罗马将军提图斯围攻耶路撒冷城（犹太首都），屠尽杀绝，血流成河，剩下的人被驱赶到世界各国。从此犹太正式亡国，漂流世界各地长达近两千年时间。 至1888年，巴勒斯坦（原犹太人祖居地）基本已被阿拉伯人占住。该地总人口约60万，其中阿拉伯人占58万，以色列只有2万左右。当时全地约有以色列人一千几百万，其中五分之三分散在欧洲各国，五分之二流离失所在世界各个角落。他们成了没有国家、没有政府、没有军队的人民（应验何西阿三章四节）。

祖居地又被外邦人全部占住长达近两千年的时间，圣经说日后以色列人要回到祖居地重新立国，这怎么可能呢？但是事实却奇妙的发生了。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国炮兵上尉因间谍案被判处无期徒刑。同案的其它法国人却被宣判无罪，激起全欧犹太人的公愤。此时有一名叫提奥多尔赫尔兹尔的犹太裔奥地利人破天荒地出版一本名为“犹太人国家”的书。此书在世上第一次提出：亡国达两千年之久的以色列人，要返回锡安山复国。

骤然间许多被压迫的中下层犹太人竭力赞成；但是，欧洲中上层犹太人也多反对，不愿回到那个荒凉已久的“不毛之地”。欧洲的反闪主义者疯狂反对，认为以色列不可成国；占领巴勒斯坦的人则恨之入骨，制造种种困难，反对复国。

全世界“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大会”终于召开。正当运动旗开得胜时，土耳其派一名秘密间谍打入锡安主义组织，并取得信任，成为左右人物。正当这名间谍全盘掌握到复国计划等，正要把情报邮递出去时，此人突然死于非命。死后才发现此封尚未发出的情报，是神暗中保护了复国运动吗？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复国，这震惊世界的消息，二十世纪世界大奇迹，圣经杰里迈亚32章37节和以西结37章1~22节两千多年前的预言应验了！并且它是第59个加入联合国的国家。

●圣经不单预言以色列复国的“事实”，更有预言复国的“日期”，1948年终于在圣经里找到了！当然，圣经没有一节明说“1948年”，我们可以从几节经文里计算出以色列复国的日期，当看见计算的结果，就会知道圣经在2,600多年前就预言到这个日期了：

●以色列下埃及到出埃及

出埃及记记载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出12:40-41 ）原文圣经十分强调“那一天”说： At the end of 430 years, even the self-same day …… ）就在“那一天”，预言准准确确的应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统一王国时期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位王，大卫是第二位，所罗门是第三位。这时，以色列是统一的。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王上11：43），以色列就分为南北（12：18－20），北称以色列，南称犹大。北国没有好王，神就让亚述把他们掳去了（王下17：1－6）。

●杰里迈亚预言以色列人被掳“以七十年为满”（耶25:11 ）。南国犹大：犹大有8个好王（包括初好后变的亚撒利雅），但多半还是不好的。神让他们长留百多年，最后于公元前606年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打败和掳去巴比伦（王下25：1－12）。他们在巴比伦受苦70年（耶25：11－12），于公元前536年得到波斯王居鲁士下令释放他们归回本国。这样我们又看见“ 被掳以七十年为满” 的预言准确应验了。

●以西结预言被掳430年

虽然杰里迈亚预言以色列被掳以70年为满， 但与杰里迈亚同期的以西结先知却预言以色列被掳以430年为满。“你要向左侧卧，承当以色列家的罪孽；要按你向左侧卧的日数，担当他们的罪孽。因为我已将他们作孽的年数定为你向左侧卧的日数，就是三百九十日，你要这样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再者，你满了这 些日子，还要向右侧卧，担当犹大家的罪孽。我给你定规侧卧四十日，一日顶一年。”（结4：3～6）390＋40 = 430日，“一日顶一年”，也就是430年。

●亡国到复国的年数

北国以色列被掳到亚述，并没有归回，而当时南国犹大还存在，不是全亡。犹太人亡给巴比伦70年，以后还继续亡给其它国家。公元前536年，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他们本来要受430年的苦。他们在巴比伦受了70年，按理他们还要受360年（430－70 = 360）的苦才能回国。

●回国后犯罪受罚

可惜在他们回国后，他们继续犯罪，神就要“7倍”惩罚他们：“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利未记26章18节，21节，23－24节，27－28节）的“7倍”，联系上一段，也就是7个360年。

360 × 7 = 2520（以色列年）。

2520这个数字很有意思：

●第一处：但以理书5:25 “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 “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这三个上帝亲自用指头在墙上所写的字为古亚兰文，原字只出现子音，可解读为三种重量单位或货币的名称。如果把它们看为数值则可以解读为： “弥尼”代表 1000 

“提客勒”代表20

“乌法珥新”代表 1000／2 ＝ 500 “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即是：

1000＋1000＋20＋500＝2520 

●第二处： 约书亚记6:4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 每一次围绕耶利哥城是360 度，七次就是360 度×7 ＝ 2520 度

●第三处：以色列的国旗图案—大卫之星。大卫的希伯莱文名字是两个三角形，只需要将两个三角形重组，就可以看到是一个六角星。大卫的名字跟以色列的国旗是如此相似。而六角星的所有内角加起来，就是等于2520 度。

●以色列年

以色列年是360日（每月30日），世界公用阳历每年是365日5小时48分46秒，相差约6小时，所以每4年多1日为润年，加在2月28日之后，就是2月29日。现在把2520以色列年变为公元年：2,520以色列年 × 360日 = 907,200日

907,200日 ÷ 365.25 = 2,483.7=2484年

这就是说，犹大在被掳归回后，还要受2,484年的苦才能复国。

●犹太人被掳归回后70年满了，正是公元前536年，以后他们还要受多少年的苦，才能复国呢？公元前2484– 536 = 公元1948年。

●复国的月不只以色列复国的“年”在圣经里计算出来，连复国的“月”也能在圣经里找到。根据历史包括犹太史家约瑟弗Flavius Josephus说：他们从巴比伦归回是在春天尼散月Nisan1日（参看拉1：1－3，耶29：10）；尼散月（也称亚笔月），等于我们阴历3月，亦即阳历4－5月间。他们被掳归回是在我们的4－5月间，一年复一年，直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终于复国。

本来联合国安排以色列在1948年10月复国的。当时英国还占有以色列的。英国听见这个消息，就气得要死，干脆5月撤离以色列地，而以色列就在5月14日14时复国了。假如英国不提早撤离，以色列就要在10月复国，这就不合圣经了。正因英国生气而退，以色列终于按圣经的“月分”复国了！

●犹太人拒绝救主，将耶稣钉在十字架前后，自公元7年至1917年，共1900多年的时间没有春雨秋雨降在耶路撒冷，以至那里成了世界著名的废墟，正如杰里迈亚二十五章十一节所预言的：“这全地必然荒凉。”直到以色列复国前约30年，春雨秋雨才再次降下。在以西结三十七章二十六节神应许以色列的人数增多。据统计，以色列全国总人口已从复国前的2万增加到616万之多。

●圣经是一本最古老的书，27%是预言，共有1817个预言，737个独立事件，其中590个是重大事件，至目前已应验570个，还剩下20个等待应验。以色列复国只是圣经预言中的一个，圣经所有预言都能准确应验，证实神是宇宙的主宰。

●圣经中的一句话似乎早已断定了这类巧合的发生是必然的是不可推诿的:“For the invisible things of him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re clearly seen, being Understood by the things that are made, even his eternal power and Godhead; so that they are without excuse.” （Bible, Romans 1:19-20）. 

——历史是既成事实，是无人能够改变的，历史预言的准确应验，最能说明圣经的可信性。 

第六条：

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圣经不是一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它也无法回答自然科学的问题，但是它又是一本书中之书，整本圣经的故事包括着人类的来源，世界的终结以及神，自然，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客观地说，圣经一直不变，但对圣经的解读一直往前，很多方面都推动着人类历史往文明方向发展，它所确立的原则是不变的，圣经的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不可磨灭，它确实是神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作为基督徒来看：圣经完全真实可信。至于不信的人怎么想，我们没有办法。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唯一的验证方法：我们死了就知道了。真的。） 

第七条：

圣经讲的东西吓你一跳。有人故意只看到其中爱的部分，却忽视其中恨与残忍的部分，更忽视其带来的黑暗历史。

1、圣经中的部分原文：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事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四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眼不可顾惜他。你不可怜恤他，也不可遮庇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治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申13:6）

如果新娘不是处女，就要用石头将她打死（申22:21），女人如果在城里被强奸，也要被处死，在城外被强奸的才能被饶恕（申22:25）。

“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太10：21）

“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4）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14：26）（按：中文通行版的《圣经》把“恨”篡改成“爱我胜过爱”，并注明原文作“恨”。为什么要毫无根据地篡改？是不是《圣经》中译者也觉得这段话太恐怖了？

“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西番雅书 1:17）

“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　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治死。”历代志下15:13

“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　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申命记13：15-16 （希特勒和日本人真是非常完美地执行了上帝的命令，将异见者异族者从肉体上消灭，能颁布这种命令的绝非人类，而是畜生）

……

2、“圣经带来的暴行”：

海帕西娅：希腊女几何学家，415年，基督徒凶残地袭击了她，他们用贝壳剥掉了她的皮肤，然后将她烧死。罪名是女巫。吉朋（Gibbon）在《罗马帝国表亡史》中叙述时说：“她由车上被拉下来，剥脱衣服到一丝不挂，被拖至教堂，为一群野蛮而无人性的狂徒，用尖利的工具将她的肉由骨上剥削下来，手脚砍下，抛掷火焰之中。”

加尔文烧死医生塞尔维特的罪名也是宣传错误教义。虽然同时被天主教和新教宣布有罪，但最后他是被新教的日内瓦理事会以异端的名义烧死。

艾蒂安·多莱，人道主义者，1546年在巴黎被活活烧死，仅仅是因为他译了柏拉图的一段对话，里面否定了灵魂不朽说。

按照基督教教义，女人应绝对服从于男人。于是有发生教会贬低并丑化女人，捏造女巫形象，迫害女人，甚至活活烧死所谓的“女巫”，以及对巫术的追捕。

1484年，两位教士亨利希和耶科布，撰写了女巫之槌，详细列举了很多种识别女巫的方法，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欧洲女巫大审判”。

借由猎杀女巫之名，三个世纪内约有十万人被处死，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尤其集中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地区。

维萨留斯（A. Vesalius, 1514-1564）是解剖学家，发表了《人体的构造》。教会判他死刑，并通缉追捕。从此他就离开意大利，至老而不知所终。

布鲁诺 （G. Bruno, 1548-1600）是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反对所谓三位一体说，写了《论限宇宙和世界》、《论原因、本原和同一》、《诺亚方舟》。更进一步发展哥白尼的宇宙结构模型，指出“太阳也只是千千万万个普通行星之一而非宇宙中心”，被罗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迫害而逃亡各地十五年，终于在威尼斯被捕，过了八年酷刑的监仓生活。在1600年被送往刑场时他大声反对，因此被用钳子将舌头从口内拉出并剪断，然后火刑烧死。

拉美特利（1709-175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及无神论哲学家，主要的无神论著作为《人是机器》，出版后大大激怒教会，著作被焚毁，威吓要杀死他，拉美特利被迫逃亡终生。 

狄德罗（1713-1784），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及无神论哲学家，《百科全书》的主要编辑者。狄德罗一生提倡科学和理性，反对宗教神学，曾被教会关押三个月。

3、圣经之错or信徒之错：

面对这些教会历史上无法否认的暴行，包括十字军东征，天主教独裁，以及日内瓦暴政。

很多人说，并不是圣经的错，而是那些表面上信而本质上并不信 的人扭曲了圣经，而导致的。

但是第一，之上列举的圣经之残暴经文，为这些“好像是信其实并不信”的人，提供了可供引用和背诵的理念基础和源泉，所以这些经文是教会暴行与黑暗的根源。试想，如果这些人根本引用不到这些变态经文，如何打着圣经和上帝的名义施暴呢？利用上帝打压异己和异见者的光荣事迹数不胜数，从摩西开始，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其实通篇上是领导者记载下属的无能、软弱、不忠，叛变者的可恶，自己的忠心、耐心。第二，照这种先进的撇清关系的方法，那文化大革命并非领袖倡导的理念的错，而是下面的人执行偏了，领悟偏了。那天主教什么理念都不会有错了，因为错在领悟者解释者和执行者。

在纯理论方面。想要向信徒洗脑、灌输和巩固自己的思想时，就让信徒充分利用理性，有许多地方解释不通时，就动用超理性论和上帝不可知论，那在论辩方面，这个理论本身已经金刚不破了。因为理性只能被利用来加强自己攻击别人，而不能用来怀疑自己。

在实践方面，凡是执行出善果时，就归功于圣经的伟大，信仰的伟大。凡是执行出无可否认的恶果和暴行时，就归功于实践者的假信、错误领悟和愚蠢执行。那这种理念或书籍在实践方面也是金刚不破之身了。

照此理，世上就不存在错误的理念和想法了，只存在错误的领悟者，错误的解释者，错误的执行者。因为要么我坚持的这个理念境界太高，你们这些人的理性根本钩不到（不可知论，上帝大于理性论），要么你们领悟错了，理解错了，导致执行出了恶果和暴行。

第三、基督教各派在坚持“圣经对，人解释不对，执行不对”的护教论时，都认为相比于其它各派而言，自己这派是对圣经的最蒙恩宠的领悟者，最正统的解释者，最有力和忠心的执行者。那这么多自认为最牛逼的派别，到底谁是对的？最牛最正统和最神圣的派别和信徒对圣经“总原则”的解释绝然不同时，听谁的？

我们只能说，当对立的各方都能引用圣经支持自己，且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时，极有可能是圣经本身就是自杀矛盾的，从而成为基督教自我纠结自相攻击的源泉。本源不正才导致支流旁出，本源不清才导致支流混浊。从这方面讲，康德的理论比圣经不矛盾得多，很少有人对康德的理论有那么那么多分歧的理解产生那么多派别。因为人家定义清楚，论证严密。

改革宗把其它所有宗派视为要么异端要么未归正宗派两种。基督教的各派无不处于自我陶醉和自我封赏之中，原因非常明显，各派都有自己“必杀技”的圣经支持自己。

圣经的自相矛盾性和“易被误解性”在教会界无处不在（管它三自还是家庭，管它归正还是非归正）——大到教会方面派别林立，大佬辈出；小到家庭方面，夫妻各以圣经武装自己，以达到控制配偶之目的；最后，微观和limit到每个信徒自己的脑袋里，信徒自己的思维就一团浆糊，面对生活时不知所措，只能求援于有权威的牧师长老，因为圣经经文与先前的思想打仗，圣经经文与经文之间也打仗，不同牧师之间的讲道也打仗，脑袋都快爆了，不如让渡出自己的思维和决策权，让牧师长老替自己决策吧。殊不知牧师长老的脑子、家庭、教会也是一团浆糊，只能在信徒面前装做圣经解释的权威而已。然后牧师长老纷纷求助本派的“神学家”。时刻盼望着本派高人来做培训和讲经，给自己传授内力，梳理自己的脑袋。然后本派的神学大佬之间又打仗。逻辑漏洞、诡辩、断言再加上各种宗教情绪与狂热，充斥着教会界。

这些遍布到信徒内心、家教、教会之中种种的混乱，争执，自大，以及暴力残忍血腥迫害，难道不是一本圣经引发的血案吗？再怎么用一派神学和所谓总原则去统一和解释，乱还是乱，波动无常还是波动无常。因为从源头就混浊，支流能清澈吗？从源头就矛盾，支流能统一吗？源头中就有暴力成分，支流会没有血腥和残忍吗？

第八条：

人看到圣经的记录，看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却大不以为然，觉得这个是迷信，太不科学了，根本不值得一提。今天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好像没有什么造物主参与其中。

但有多少人知道，在不到一百年前，主流的科学家们还认定，宇宙是稳态的，是没有开始，也不会有结束的。在1916年，爱因斯坦写下重力场方程，完成广义相对论。但他为了满足自己“静态宇宙”的哲学观念，给这个方程添加了一个宇宙常数。当然最后随着天主教神父乔治·勒梅特提出的宇宙膨胀学说，科学家开始认为，宇宙是有起始的。而爱因斯坦也承认宇宙常数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那今天科学家提出的这个没有上帝参与的“宇宙大爆炸”学说正确吗？得到证实了吗？最起码，霍金是这么说的：为何宇宙以这样接近于区分坍缩和永远膨胀模型的临界膨胀率的速率开始， 以至于即使在100亿年以后的现在，它仍然几乎以临界的速率膨胀？如果在大爆炸后的1秒钟那一时刻其膨胀率甚至只要小十亿亿分之一， 那么在它达到今天这么大的尺度之前宇宙就已坍缩。

如此精确的爆炸，真的是“随机”的“自然”产生的吗？

那进化论呢？这个被好多人奉为至宝，绝对不允许质疑的“真理”，能够解释生物是如何产生的吗？好多人相信，米勒实验已经证明，在原始大气条件下，是能够在自然条件下从无机物产生出有机物的时候，这个就是生命起源的实验证据。我们却有意无意的在忽略：实验中生成的氨基酸，左式和右式比例相当，而在所有已知的生物体内，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都是左式的。这究竟是为何？尽管科学家们做出了种种的假设，甚至将目光放到了从天而降的陨石上，却仍然没有得出可靠的解答。更不要说，原始大气是否是还原性的，氨基酸是如何能够“自然”的合成出蛋白质的，蛋白质又是如何与DNA们协同工作的，等等疑惑，目前根本没有合理的解释。

悲哀的是，现在的科学界，对进化论（其实应该翻译成“演化论”）可以说是宗教般的迷信。尽管有着大量的疑团无法解释，却容不得人有半点的质疑。还好，这种现象，在其它科学领域中却不常见。比如前几年发现的希格斯玻色子，当其不存在的概率仅为十亿分之二的时候，科学家仍然不敢断言其存在。就算是今天，当科学家们因此发现而拿到诺贝尔奖之后，也仍然有丹麦的科学家对这一发现表示质疑。你不妨自己想一想，同样的标准，真的被放到进化论身上了吗？

对不起，在科学家能够正儿八经的回答这些疑问之前，我只能去相信圣经的记载。我只能相信，这一切精确构造的背后，有一位创造者，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第九条：

圣经是一本宗教书，把它当成普通的故事书去阅读就可以了，虽然里面充满暴力、诅咒、乱伦和可怖的情景。但是，如果把一本宗教书当成客观事实去阅读，那么这就已经说明阅读者“病入膏肓”了。 

第十条：

这个问题恐怕无法简单的回答，圣经中的预言和应验部分很多是一一对应的为的就是让人们相信。剩下的事情应该是考证圣经的执笔者编写的时间地点是否正确的。譬如一个预言出在旧约某个执笔者写的书里面，而若可以考证在应验的时间之前写的，那么就增加了一点可信度。 

第十一条：

我把宗教理解成“精神寄托”这个单词，有的人托对了教（如佛教，基督教），我们把他们称之为“虔诚的人”；有的人托错了教（如XX功，XX教），我们把他们称之为“执迷的人”。

（谢选骏指出：罪与死——佛之四门（生老病死）：基督教对佛教的更高抽象。基督教的核心是耶稣，耶稣的核心是宝血，儒佛道和伊斯兰、犹太教，都没有这样的宝血，没有基督的奥秘，因此无法持续更新人的生命。）

人活在世界上，有许多的无奈和困惑，与其整天的在埋怨和恐惧中度过，不如为自己找到一个精神的寄托，这便是宗教的意义所在。但如果所托非教，危害了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诸如某些邪教的“活人祭”仪式，教徒的自残仪式等，都是对人生命的不尊重，像这样的宗教，便是魔鬼的化身，跟着魔鬼混的人，是很容易会被魔鬼出卖的。

第十二条：

《圣经》是基督教建立的理论基础，谁如果怀疑圣经故事，那他实际上就是在怀疑基督教，如果你是一名基督教徒，那你就不应该怀疑，因为这是你的信仰，你怀疑了，只能说明你是一个不忠的人，因为真正的信仰是绝对不允许自己或任何其它人质疑的。

如果你不是一名基督徒，那你完全可以对《圣经》毫不在意，把它看成是一本有点可笑的小儿书吧，因为你不需要那些圣经故事帮你解脱苦难，因为你心中有自己的理想（不管这个理想是多么崇高或者平庸），这些理想将帮你渡过一切苦难。 

（五）救主的出现

上述有关“《圣经》故事可信吗？”的十二条网民评论，大都振振有词，单都缺少了一点“不可知论”的精神，因此过于自高，以为人的智力可以明白真理。

其实，人类需要的是生存和医治，而不是死亡和真实，这才是最大的“真实”。

而救主的出现，就是为了带来生存，而不是死亡。

拿撒勒人耶稣（约公元前4—公元29或30），生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小城伯利恒（在历史上以大卫城著称）。耶稣为童贞女马利亚所生。耶稣是基督教的中心人物、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不是在公元29年就是在公元30年。“基督”一词源出希腊文Christo，是个称号，意为照天意选定的人。《圣经》中的“基督”是希伯莱文“弥赛亚”的同义词。

耶稣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鲜为人知。约在公元28年时，他的生活同施洗者约翰的事业相互连结在一起了。约翰是个暴躁的先知——传道人。他来自旷野，号召人们悔改、领受洗礼。他是个据理力争的人，不久即遭到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加利利的傀儡统治者希律王囚禁，后被斩首。耶稣听了约翰传道，就随着群众去约旦河里施洗。耶稣领洗以后当即到旷野去祷告，沉思默想。

福音书报道他在旷野受撒旦（魔鬼）的试探，考验耶稣想当什么样的群众首领：1、施行奇迹的神人；2、满足大众需求的恩主；3、掌握大权的国王。耶稣选定了一项较为艰难的、不大受人欢迎的使命——上帝之国的使者。

耶稣从旷野回来，开始在加利利传道。他最初宣传的和施洗约翰所讲的相似：“日期满了，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他告诫人们不要沉湎于过去，上帝将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生活方式，以便实现一个无限美好的、崭新的未来。耶稣招收了十二个门徒跟随他。

彼得认耶稣为弥赛亚以后不久，耶稣带着门徒，去往耶路撒冷。在一个星期天，他在门徒和群众的簇拥之下，进了城。第二天，耶稣进入圣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和卖献祭用的鸽子的人，斥责他们竟使“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此举对一小撮管理圣殿的祭司是个迎头棒喝，他们极其恼火。在以后的几天里，耶稣同祭司和拥有宗教权威的人进行了大辩论。那些人怒不可遏，以致策划除掉耶稣。

到了星期四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这顿晚餐今由基督教徒重新制定为“最后晚餐”，“弥撒”或“圣餐” ）。晚饭后，耶稣来到客西马尼花园，独自祷告。他的祷词表明他已预感到一场斗争不可避免，他仍然希望免掉受苦，但是宁愿成全上帝的旨意。

这时，门徒之一，加略人犹大带着一帮祭司和守殿的兵士，来到花园里捉拿了耶稣。当夜，他们把耶稣带到圣殿法庭，就是犹太最高法院和议会受审。据考证，审判是非法的，但议会却宣布耶稣是亵渎者，该当死罪。由于当时只有罗马领主操死刑之权，祭司长就把耶稣交给管辖犹太的罗马巡抚彼拉多。

彼拉多显然不愿定耶稣的罪，因为他是否犯了罗马法律还有疑问，但身为被征服行省的首长，他深怕群众运动可能酿成叛乱，又宁肯同被征服民族的宗教领袖交好，而耶稣却主张顺从上帝，并以自己为犹太人的王和救主，这就激烈地冒犯了传统的惯例，构成了对犹太议会的威胁。经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一再催促，于是彼拉多吩咐把耶稣钉十字架。罗马士兵鞭打他，拿一顶荆棘编成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嘲弄他是冒充的国王，然后将他带到各各地山（“髑髅地”）作为叛乱者处死。彼拉多吩咐在他头部上面置一块牌子，写着：“犹太人之王”。耶稣当下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被埋葬在一个岩洞般的坟墓里。

那个星期天（现代称复活节）的早晨，据福音书记载，耶稣复活了，并会见了他的门徒。

谢选骏指出：

耶稣就是“基督教的起源”。

两千年前犹太人逼使罗马人杀害了人类的救主，对此罪行，罗马人后来认罪了，伏法皈依为基督教徒了，并且把罗马建成为世界基督教的主要中心之一。但是犹太人始终没有认罪，至今仍然抱残守缺，更谈不上悔改了。他们只是在竭尽全力动员那些真真假假的基督徒们帮助他们实现复国大梦的时候，才假装放弃或稍微隐藏了一下对于基督教的敌意。尽管如此，通往圣地的朝觐之路，依然因为他们的战争而不断关闭。

我看见一个犹太神学生在捧读他们自己的经书，但却几次毫无遮掩地打喷嚏在他的经书上面并且殃及邻人……这是怎么回事啊？真是让我无法理解。习惯，有时说明了教义，有时比教义更能说明问题。

看看在耶路撒冷，当地的基督徒被犹太人欺压得变形了，被回教徒逼迫得没有了神采，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的存在见证了耶稣基督所蒙受的欺压羞辱虐待杀害……如果像纳粹那样对待犹太人斩尽杀绝，反而为基督的苦难去掉了一个见证，容易让基督徒因为自大而陷入犹太人一样的悖逆。

为主报仇的最好方式，就是知道人类生活的毫无价值。主，在那么陡峭的山路上背负十字架，多么艰苦，多么耻辱！难怪圣经启示录会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原文是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天国的奥秘与耶路撒冷的毁灭

（一）天国的奥秘

《天国的奥秘》说：

主耶稣在世工作，讲道的时候常用比喻。天国的比喻，是有关天国奥秘的，是很重要的真理。在七个比喻里，主耶稣启示了与天国福音有关的重要原则，叫我们接受在心里，运用在工作上，可说是了解天国奥秘之钥。

1、播下道种（太一三﹕3-10）﹕撒种的比喻，是天国真理的根本。主耶稣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太一三﹕37,38） 世人都是“坏种”，必要归于败坏﹔“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彼前一﹕23）由道成肉身的主开始，祂带给人永生，使人作天国之子。

2、儆防仇敌（太一三﹕24-30）﹕真理的仇敌是那恶者撒旦，趁人“夜间睡觉”的时候，撒稗种在麦田里。外形相似，生命质量不同，以图鱼目混珠，所以应当儆醒谨防。

3、外向发展（太一三﹕31,32）﹕教会初时虽然微小，不过像芥子，但凭信心播下后，会向上发长，成为茂盛大枝，作世人的荫庇。

4、内里默化（太一三﹕33,34）﹕真理进入人的心里，使信而接受的人生命发生变化﹔虽然外形没有明显的更改，但生产力丰盛，使人得效益。

5、惟欲得宝（太一三﹕44）：天国不是现世的利益，而是隐藏的宝贝。惟有寻求真理的人，肯付代价，而“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三﹕7,8）

6、寻求珍珠（太一三﹕45,46）﹕买卖人劳苦辛勤，是要得物质的利益。天国如买卖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林前九﹕22,23）。这不是把人当数字，当群众，而是看人的灵魂为重价的珠子。

7、末后审判（太一三﹕47-50）﹕现在看起来，天国仿佛是一网打尽各类的水族，各色人混杂莫辨﹔有的是假意，有的是真心。“时候未到，甚么都不要判断﹔只等主来，祂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林前四﹕5）就是到世界的末了，才是分别的时候。

求主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明白天国的奥秘。　

还有其它论述“天国的奥秘”的文章（林信仁牧师）指出说：

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一章非常重要的经文，这一章的内容包括七个比喻，其中六个比喻的开头都说：天国好像。虽然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没有谈到天国，但在第二个比喻中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便把第一个比喻串在同一个主题里面了。我们把这七个比喻放在同一个主题中来思想，这个主题叫做“天国的奥秘”。对耶稣的门徒以外的人来说，他们所听到的是七个不同的比喻，但耶稣的门徒比群众多听到其中两个比喻的解释，和为什么用比喻讲道的原因。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才能明白耶稣在十到十六节的说明。

一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原来这不是一个事先安排的聚会，有很多人听说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某个地方，便主动的聚集过来，人数多到耶稣在岸边没地方站，他不得不到一艘船上去，免得被人群挤下水去。这么一大群的人听闻耶稣行神迹医病，也跟法利赛人和文士争论过许多信仰上的问题，他们可能是带着问题来求耶稣帮助的，或者只是因为好奇心想来看看耶稣的样子。

面对这一大群的人，耶稣用最简单，却又是很深的道理跟他们说话。耶稣的门徒听了耶稣所说的第一个比喻后，就忍不住的问耶稣，为何要用这种方式教导群众。耶稣引用以赛亚书六章九、十两节的经文，解释他用比喻的原因。以赛亚书六章记载先知所领受的神的呼召的内容，以赛亚在异象中回应神的呼召，他要去对着一群看不明白真理，听不进教训、心蒙脂油的百姓传讲神的启示，一直到那一个世代过去。神要先知去做看起来似乎不会有果效的工作。耶稣的时代和以赛亚的时代比较起来，并没有太大的差别，甚至在今天这个世代也一样，神信息的传讲者要面对无动于衷的听众，信息的内容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变成一种无法明白的奥秘，因为在生活中不能体会。但对那些愿意跟随主的人来说，却是不难明白的。

七个比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听的人将来进到天国里面。所谓“比喻”按字面的意义，就是将不一样的事物放在一起比较对照。用一件事物来解释另一件事物。耶稣所说的这些比喻是用属地的事物，去说明属天的意义。把一些我们在地上很常见熟悉的事，放在天上奥秘事的旁边，透过我们对于熟悉事物的了解，来认识关于天上的奥秘。

我们把耶稣所说的这七个比喻整理一下，撒种的比喻是一个引言，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听过福音的人不一定到最后都会得救。后面的六个比喻可以整理成三个问题问我们自己。从麦子稗子和收网的比喻，我们应当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合神标准的基督徒？

对耶稣当时代的人来说，稗子是农夫的咒诅，它是一种杂草，也叫作有须的毒麦。稗子和麦子长得十分相像，犹太人把稗子称作“假麦子”。最开始撒种的阶段，稗子与麦子落到田地里，不可能把它们分别出来。当它们发芽以后，虽然很容易区别，可是那时候麦子跟稗子的根纠缠在一起，如果拔掉稗子，稗子的根会把麦子的根一齐扯出来。所以稗子和麦子一同生长的时候，不能把它们分开，但是到最后收割时一定要分别出来，因为稗子带有一点毒性，不小心吃了会让人感到晕眩、不舒服，而且稗子有麻醉性。如果麦子里掺了很少一点的稗子，磨出来的面粉就会带有苦涩的味道，所以收割后一定要很仔细的把它们分别出来。

另一个收网的比喻很容易明白。巴勒斯坦地方有两种主要的打鱼方法：一种是撒网，渔夫站在岸上用手把网撒出去。鱼网的形状如同一顶钟形的帐幕。顶端缚有一条长绳，绳的另一端绑在渔夫的手臂上。预先折好的鱼网，一撒出去就会全部张开。鱼网的四周绑着铅块使它立刻沉到水底。在网下面中的鱼就会被网住。第二种打鱼的方法是拖网，这个比喻中所提到的是这种网。拖网是一个大型的正方形网，四个角绑着大绳子，渔船拉着绳子航行，在鱼网前的所有鱼类都会被拖进来。渔夫收网后，开始分别网里的东西，没有用的便丢弃，好的收存在器皿中。

这两个比喻最大的共同点是最后的分别，好的被保存，不好的被烧掉。教会就是这两个比喻中的田地和鱼网，在收割和收网以前，教会不能够去选择或判断谁是好基督徒，谁将来要得救，教会原本就是一个混杂的地方，有各种背景和动机的人在里面，主再来之前神容许所有的人加入。在两个比喻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所有加入教会里的人，不一定将来都是会得救的。

我们继续从这两个比喻思想下去，既然不是每一个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会得救，那么什么样的基督徒才能得救呢？其实在这两个比喻中给我们答案了，能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在两方面证明出来，第一个是从生命的内在素质上证明出来，稗子外表的形状跟麦子很像，但它里面的味道却不一样，它是苦的。稗子跟麦子都有外壳，当它们的外壳被碾碎以后，它们里面的味道就不能隐藏了。我们在某些时候，会发现我们自己或别人生命的素质是不是苦的，遇见问题跟困难的时候，人的外壳便会破碎，生命的素质就会显露出来。第二个重生得救的证明是从外表，也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表现。去年我跟美环去美国住在美满家时，有一天她带我们去抓螃蟹，那一天我们差不多抓到二三十只，但最后一只都不能带回家，因为没有一只是合格可以带走的。我们怎么知道那些螃蟹是不合格的呢？我们有一把尺，那把尺有两种标示，一个是告诉我们多大的螃蟹才是够成熟的，另一个标示是告诉我们公螃蟹跟母螃蟹的分别，只有够大的公螃蟹才能带走，撒网的比喻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其实神对我们定了标准，什么样的生活表现才是重生得救，将来才有资格进天国。从稗子麦子何撒网的比喻，我们要省察自己生命的本质和外在的生活表现是不是合神的标准。

从比喻中第二个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是不是尽本份的基督徒，把神给我的恩赐发挥出来，对世界产生影响力？芥菜种和面酵比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的影响力。在巴勒斯坦地一颗芥菜种可以长大到四公尺高，像一棵树的样子，然后就会吸引飞鸟在上面搭窝。面酵也是一种有影响力的东西，圣经说：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直等全团发起来。这两个比喻告诉我们要怎样才会有影响力。

第一种是引起别人的注意，而且让人乐意亲近我们，就像长得像树的大芥菜，飞鸟会过来在上面搭窝。引起别人注意的人，不一定会让人喜欢亲近。我记得小时候很喜欢去姑妈家，因为她家就在糖厂附近，每次去表哥表姊会带我去吃糖厂的健素棒冰，附近的大水沟有鱼可以捞。不过她们家有一个我很想去却很怕接近的地方，就是她们家的小花园，因为每一次走过去脚就非常痛，那里有一种很可怕的植物，后来我查书才知道那种植物叫咬人猫，叶子表面毛绒绒的，看起来很舒服的感觉，皮肤碰到却会叫你痛得不得了。能引人注意又叫人乐意亲近的秘诀，就是做一个不伤害别人的人。

第二种对人产生影响力的方法是先让自己不见，被别人接纳了，再改变别人。面酵的作用就是这样，它们先被充份的揉进面团里面，好像消失不见了，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整个面团就会被面酵改变。你是不是像一块带着充满活性酵母，用神赐给你的生命去影响改变别人。

最后要问自己的是，我有没有把资金投资到最有价值的事上？耶稣用两个跟钱有关的比喻，叫我们想一想我们正用生命做什么投资。这两个比喻很短，也很类似，用今天的话说，买地的比喻就像你投资股票时，不是盲目的乱买，而是要先看大盘中那一类的股票最有涨价的可能性，举例来说，你看准了电子类股前景看好，虽然价位很高，你会愿意把其它类股的股票卖掉去买电子类的股票。买珠子的比喻，就像你从某个管道知道某一只股票快要增资除权了，确定在不久之后会大涨，你就把所有的股票卖掉，不惜成本的全部去买那一只股票。很多人都很懂得理财，用钱滚钱的方式为自己增加更多财富，却忽略去管理更宝贵的生命。

耶稣所讲的这七个比喻，也是在问我们三个问题，你是一个合神标准的基督徒吗？你是一个尽本份、有见证的基督徒吗？你是一个懂得为生命做最好投资的基督徒吗？在第一个比喻中就预先告诉我们，这三个问题对大部份的基督徒来说，都不是肯定的，因为同样的种籽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落在这些地方，就如同是听不进道理的人、听进去却没有建立根基的人、还有把收生命寄托在今生的人。能够得救的基督徒是在三个问题上，都有肯定答案的人。

（二）耶路撒冷的毁灭

《耶路撒冷的毁灭》（中国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说：

“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路19:43，44）。{4SP 17.1}

耶稣从橄榄山顶上眺望耶路撒冷城。展开在祂面前的景象，乃是美丽而宁静的。在花园与葡萄园之中，以及碧绿的山坡之上，都支搭着巡礼者的帐幕。在周围的几个山上，巍立着堂皇的宫殿，及拱卫以色列国京都的坚厚堡垒。锡安的女子似乎在骄傲地说：“我坐了皇后的位，……决不至于悲哀” （启18:7）；并且显出可爱的样子，自以为得天独厚，正如古时皇家乐队所唱的歌：“锡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诗48:2）。在这全部风景之中，那庄严伟大的圣殿，尤其是巍然的奇观，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之下，圣殿云石的墙壁反映出皎白如雪的光影，还有那黄金的门、楼和尖阁也都反射出万道金光来。这种雄姿堪“称为全美的，”并为犹太全国所夸耀。当每一个以色列的子民注视这一幅景象的时候，谁不感到欣慰赞叹呢！但这时耶稣心中的感想则远非如此。当祂“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路19:41）。在这万头攒动，庆祝祂凯旋进城，棕树枝条挥舞，赞美歌声山呼谷应，万口同声拥护祂为王的时候，这位救赎主的心，却被一股突然的、神秘的忧伤所压倒了。祂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向以色列人所应许的那一位。祂的权力曾胜过死亡，并从坟墓中召出死亡的俘虏；祂这时却哀哭了，况且祂的忧伤并不是普通的忧伤，而是一种强烈的，抑制不住的惨痛。{4SP 17.2}

祂虽然深知自己面前的遭遇如何，但祂这一场哀哭却不是为了自己。这时客西马尼园就在眼前。离那里不远就是十字架的刑场。当基督把自己献上为赎罪祭的时候，必有大黑暗的恐怖笼罩在祂所必经的路上。虽然如此，在这欢乐时辰中给祂投下悲惨幽郁的，还不是因为祂想到这些情景；也不是因为祂预知自己所要受的非人惨刑，以致祂那无私的精神受到影响。祂乃是为耶稣撒冷城内将要遭劫的千万人民而哀哭──因为祂来是要赐福给他们，拯救他们，而他们却盲目无知，不肯悔改。{4SP 18.1}

上帝特别眷顾犹太人，赐福给他们，已经有一千多年了。这一页历史现在展开在耶稣面前。耶和华拣选锡安作为自己的居所。在那里，历代都有先知展开他们的书卷，发出他们的警告。在那里，有祭司摆动他们的香炉，每天有人献上被杀之羔羊的血，预指上帝的羔羊。在那里，耶和华曾亲自在施恩座上的荣耀云彩中显现。在那里，有贯通天地的神秘梯子树立（见创28:12;约1:51）。在梯子上有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这梯子也向世人显明那通达至圣所的道路。以色列国如能对上天保持忠顺之心，耶路撒冷城就必坚立直到永远，成为上帝所特选的圣城（见耶17:21-25）。然而这蒙眷爱的子民所有的历史，却是一篇退后与悖逆的记录。他们抗拒了上天的恩典，滥用了自己的特权，并轻看了自己的机会。{4SP 18.2}

以色列人常常忘记上帝并且背道，上帝待他们却如慈父待逆子，依然慈怜痛苦地发出劝诫、警告、使人归正的心声：我怎能放弃你？及至劝告、恳求和责备全归无效之后，祂便把天庭最佳美的恩赐送给他们；不但如此，在这一个恩赐中，祂简直把天庭所有的一切都倾赐给他们了。{4SP 19.1}

上帝的儿子叩这个这个顽梗城邑的门户三年时间。祂来到祂的葡萄园寻找果实。以色列就像一棵葡萄树，从埃及移植到肥沃的土壤上。祂把葡萄树周围的地土掘松，加以修剪栽培。祂不息不倦地努力挽救自己所种植的葡萄树。这位光明与荣耀的主在祂的子民中间出入，达三年之久。祂医治患病的人，安慰伤心的人，叫死了的人复活，对悔改的人说赦免和平安的话。祂把软弱疲倦、失望无助的人招聚到周围。祂不分年龄品格，向所有的人发出慈悲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太11:28）。{4SP 19.2}

祂虽然受到冷遇和藐视，但还是毅然决然执行祂慈爱的使命。凡向祂求助的人，祂从来没有拒绝。祂自己虽然忍受着辱骂与贫乏，却一路上散布福气，邀请人们接受生命的恩赐。这恩典的波涛，既被刚愎的心所抗拒，就再度以不倦的怜爱涌流回来。但以色列人已经离弃了他们最好的朋友与唯一的援助者。祂的爱心所发出的恳劝被人藐视了，祂的忠言被人拒绝了，祂的警告被人讥诮了。{4SP 20.1}

恩典与宽容的时辰快要过去；上帝长期容忍的忿怒之杯快要满溢了。历代以来，背道与叛逆所积累的凶恶乌云，这时已经布满天空，即将倾降在这犯罪作恶的子民头上；而那唯一能救他们脱离厄运的主却被他们轻视、侮辱、拒绝，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及至基督被挂在髑髅地十字架上的时候，以色列国蒙上帝恩眷与赐福的时日也就到了尽头。原来一个人的沉沦已经是莫大的不幸，因为一个人的性命比全世界的财宝还要贵重得多；何况当基督俯瞰耶路撒冷时，全城与全国的厄运都呈现在祂面前，更何况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曾一度被上帝拣选作为祂特别的产业。{4SP 20.2}

先知们曾为以色列的背道哭泣。杰里迈亚巴不得他的眼为泪的泉源，以便为他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见耶9:1;13:17）。何况救主的慧眼不但见到数年的事，而且见到历代的事。祂所感到的是何等的忧伤啊！祂看到那行毁灭的天使盘旋在众先祖与先知所居的这个古老都市。从橄榄山顶上，就是日后提多及其军队所要驻扎的地方，祂望到山谷对方的神圣殿宇和廊坊，在祂泪眼朦胧的观察下，有凄惨的情景出现，城墙都被敌军包围了。祂听见军队出动的步伐声。祂听到被围困的城中妇孺的啼饥号食声。祂看到神圣而美丽的殿宇、宫院与阁楼，都付诸一炬，化为废墟。{4SP 20.3}

祂又展望到未来的年日，只见这与自己立过约的子民分散到各地，“像荒凉海岸上的破船一样。”祂看出他们今生所要遭受的报应，不过是他们在最后的审判大日所要喝的忿怒之杯的第一口苦汁而已。祂神圣的怜悯，热切的爱情，发出了悲哀的叹息，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太23: 37）。唉，你这特蒙眷爱超过万国的子民阿，巴不得你知道眷顾你的日子，和关系你平安的事！我已经阻留那执行赏罚的天使，我已经呼召你们悔改，但都是徒劳无功。你们所反对所拒绝的，不但是仆人，代表和先知，而是以色列的“圣者”，你们的救赎主。如果你们遭到毁灭，那是咎由自取，因为“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5:40）。{4SP 21.1}

基督以耶路撒冷代表全世界，就是这在不信与叛逆之下顽梗刚愎，并即将遭受报应的世界。堕落的人类所要遭遇的祸患压在主的心上，从祂口中逼出极惨痛的呼喊。在人类的痛苦与血泪之中，祂看到罪恶的惨史。祂的心受到无穷之爱的激动，怜悯地上受苦受难的人。祂渴望要拯救他们每一个人。然而这时连祂的手也无法挽回人类祸患的狂澜；因为来向这唯一援助之源求助的人实在太少了。祂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将救恩带给他们。但是很少有人肯来就近祂，以便得到生命。{4SP 22.1}

天上的大君流泪了！无穷上帝的圣子心中忧伤，因剧痛而垂头了！这种情景使全天庭充满了惊奇，并向我们说明罪的极度凶恶；使我们看出拯救罪人脱离干犯上帝律法的后果是多么的艰难，甚至无穷能力的主也感到棘手。耶稣展望到末世，看到世人受了一种欺骗，正像那造成耶路撒冷毁灭的欺骗一样。犹太人所犯的大罪，就是拒绝基督；今日基督教世界所犯的大罪，就是拒绝上帝的律法。这律法乃是祂天上与地上之政权的基础。耶和华的诫命将要被人轻视，被人废弃。成千上万的人虽然受了罪恶的捆绑，作了撒旦的奴仆，注定要受第二次死亡的痛苦，但在蒙眷顾的日子，他们竟不肯听从真理的道。惨哉他们的盲目无睹！异哉他们的执迷不悟！{4SP 22.2}

在逾越节的前两天，基督末次离开圣殿，并痛斥犹太领袖的虚伪之后，祂又同门徒出去到橄榄山上，与他们一同坐在绿草如茵的斜坡上，眺望着耶路撒冷城。祂再度注视着城墙，城楼和宫殿。祂再度看到那眩目的辉煌圣殿。这殿像是圣山上的一顶极光荣美丽的冠冕。{4SP 23.1}

在一千年前，诗人曾颂扬上帝眷爱以色列人，以他们的圣殿为自己的居所，说：“在撒冷有祂的帐幕，在锡安有祂的居所”（诗76:2）。祂“却拣选犹大支派，祂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祂的圣所，好像高峰”（诗78:68-69）。这第一个圣殿是在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建造的。大卫王曾为这工程收集巨额的财富，而且建造圣殿的计划乃是圣灵所指示的（见代上28:12,19）。以色列国最聪明的王所罗门完成了这项工程。圣殿的壮丽乃是空前的。但上帝却藉着先知哈该预言到第二个圣殿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该2:9,7）。{4SP 23.2}

及至尼布甲尼撒毁灭圣殿之后，这殿在基督降生五百多年前重新建造起来，是由那些终身被掳而后回到荒废故乡的犹太人所负责的。在这些人中有若干曾经见过所罗门圣殿之荣耀的老年人。他们在重奠新基的时候痛哭流涕了，因为他们认为这后来的建筑必远逊于昔日。先知曾生动地描写当时一般人的伤感，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该2:3;拉3:12）？随即先知便向他们应许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4SP 23.3}

但这第二个圣殿到底比不上第一个圣殿的壮丽，也没有什么现象证明上帝临格，使之成圣，如同前一个圣殿那样。在落成奉献典礼中，没有什么超自然权能的表现。没有荣耀的云彩充满这新建的圣殿。也没有火从天降下，焚烧坛上的祭牲。在至圣所内的基路伯之上也没有荣光显现；里面没有约柜，施恩座，和法版。天上也没有发出声音来，使供职的祭司能知道耶和华的圣旨。{4SP 24.1}

几百年来，犹太人曾枉费心机，想要说明上帝藉哈该所发的应许是怎样应验的。但他们的骄傲与不信蒙蔽了他们的心，以至不明白先知之话的真意。这第二个圣殿虽然没有耶和华荣耀的云彩降临，却有“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居住其中的主，就是藉着肉身显现的上帝亲自莅临。当拿撒勒人耶稣在圣殿的院宇中教训百姓并医治病人的时候，真可以说是“万国所羡慕的”（该2:7）来到祂的殿中了。在基督亲临圣殿的这一件事上，而且只有在这件事上，可以说第二个圣殿比第一个圣殿更有荣耀。但以色列人却把上天所赐的恩典弃绝了。在那一天，当这一位谦恭的教师走出圣殿的金门之时，那荣耀便永远离开这殿了。救主所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的话，已经应验了（太23:38）。{4SP 24.2}

门徒听见基督预言圣殿将要遭毁灭，便满心恐惧和惊奇，并渴望要更充分地明白祂话的意义。过去犹太人为增进圣殿的光彩，曾用了许多财力，劳力和建筑技巧，以及四十余年的光阴。大希律曾把罗马人与犹太人的财物大量投在这个工程上，甚至罗马皇帝也曾赠送礼物来增进圣殿的富丽。有巨大的云石，大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从罗马运来，作为修殿材料的一部分；门徒曾指着这些石头来引起主的注意，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可13:1）！{4SP 25.1}

对于这些话，耶稣作了一个严肃而惊人的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太24:2）。{4SP 25.2}

从耶路撒冷必遭毁灭的事上，门徒联想到基督将要带着属世的威荣复临，登上普世大帝国的宝座，为要惩罚那些顽梗的犹太人，并折断罗马帝国的轭。主曾告诉他们，祂要再一次降临。所以他们一听到耶路撒冷所要遭受的惩罚，就想到主的复临；故此当他们围着救主一同坐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便问祂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祢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太24:3）？{4SP 25.3}

主凭着祂的慈怜把未来的事隐蔽了一部分。假使门徒当时能充分明白这两件可怕的事实，就是救赎主的受难受死和圣城与圣殿的毁灭，他们便要被惊惶所压倒了。基督只向他们提及末日之前大事的概略。祂的话在当时不为人所充分了解；但在祂的百姓需要其中的教训时，这些话的意义便要显明。祂所说的预言具有双关的意义：一方面是预示耶路撒冷的毁灭，同时也预指末日的惨剧。{4SP 26.1}

耶稣向侧耳倾听的门徒讲说那将要临到悖逆之以色列人的刑罚，尤其是因为他们拒绝弥赛亚并把祂钉在十字架上而要临到他们的报应。在这可怕的高潮未来之前，必有一些不容误会的预兆出现。而那可怖的时辰将要突然而迅速来到。因此救主警告祂的门徒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太24:15-16;路21:20）。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内和近郊地带都被犹太人视为圣地，所以当罗马人带有偶像的军旗竖立在城外的圣地时，基督的门徒就应当逃跑，以求安全。当这警告的预兆出现的时候，报应会迅速跟来，凡要逃跑的就不可耽延。凡在房上的，决不要下来进到家里，再到街上，而要迅速地从房顶跳到房顶，直逃到城墙，以至得救“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林前3:15）。凡在田间或葡萄园中作工的人，决不可花时间跑回家去取那因天热而脱下的外衣。他们切不可踌躇片刻，免得被卷在这场普遍毁灭的漩涡中。{4SP 26.2}

在希律王统治之下，耶路撒冷不但大为美化了，同时也建有城楼、城墙和堡垒，再加上该城所坐落的有利地势，所以被认为固若金汤，牢不可破。这时，若有人公开预言这城要遭毁灭，那简直是像挪亚的时代一样，要被人讥为痴人说梦，杞人忧天。但基督却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24:35）。耶路撒冷因为罪的缘故，已经是上帝忿怒的对象，又因它顽梗不信，它是在劫难逃的了。{4SP 27.1}

上帝曾藉着先知弥迦宣告说：“雅各布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弥3:9-11）。{4SP 27.2}

这些话真实地描写到耶路撒冷居民的腐败和自以为义的情形。他们一面自称严格遵守上帝律法的条例，一面却干犯了全部律法的原则。他们恨恶基督，因为祂的纯正与圣洁显明他们的不义；他们谴责祂，并把自己犯罪作恶所招来的一切困苦烦恼都归咎于祂，以祂为祸首。他们虽然明知祂是无辜的，但他们却说，为了全国人民的安全，必须把祂处死。犹太人的领袖也说，“若这样由着祂，人人都要信祂；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约11:48）。他们以为如果牺牲基督，他们也许可以再度成为一个强盛而统一的民族。他们这样推论之后，便都同意照着大祭司的决定而行，宁可让一个人死，免得通国灭亡。{4SP 28.1}

这样，犹太的领袖们便“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了。可是，他们虽然因救主指责他们的罪而把祂杀了，他们还以为自己是正义的，甚至看自己是上帝所宠爱的子民，并盼望上帝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呢。因此先知便接着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弥3:12）。{4SP 28.2}

在基督亲自宣布耶路撒冷的劫运之后，祂迟延着不向那城和那国降刑罚，约有四十年之久。上帝在拒绝祂福音而又杀害祂圣子的人身上所显出的耐心，真是令人惊奇。那不结果子之树的比喻，足以显明上帝怎样对待犹太国。命令已经发出了，“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路13:7）？但上帝的慈悲还要宽容它一个时期。在犹太人中还有许多未认识到基督的品德与工作的人。还有后一代的儿童没有得到机会接受他们父母所弃绝的真光。因此上帝便藉着众使徒和他们同工传道的工作，使真光照亮他们；让他们看出先知的预言是怎样地应验了：不但是基督的降生与生活，就是祂的死与复活也都已应验了预言。儿女不能因为父母的罪而被判罪；但是及至他们明白那赐给他们父母的全部真光之后，他们又拒绝了那补赐给他们自己的真光，那么他们就要与他们父母的罪有分，自己也就恶贯满盈了。{4SP 28.3}

上帝对于耶路撒冷城所存的忍耐只有增强了犹太人的顽固刚愎。他们既憎恶而又残害了耶稣的门徒，就拒绝了恩典的最后召请。因此，上帝便撤回祂所给予他们的保护，并收回那遏制撒旦和他使者的能力，把全国交给他们所拣选的首领去管理。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弃绝了基督的恩典。这恩典本来可以帮助他们制服自己恶性的冲动，而今这些邪恶的冲动反而占了上风，胜过了他们。撒旦鼓动人们心中最狂热与最卑鄙的情欲。那时人不再讲情理；他们已失去理性，被情感与盲目的狂怒所支配了。他们简直变成一群恶魔，极度残忍暴虐。在家庭里，在国家内，在富贵贫贱的各阶层中，都是猜疑，嫉妒，仇恨，纷争，叛逆，凶杀。到处没有平安。朋友亲属彼此出卖。父母杀儿女，儿女害父母。民间的官长连自己也无力控制。放荡不羁的情欲使他们横行霸道，无法无天。犹太人曾凭着假见证把上帝无辜的儿子定罪处死。这时他们自己的性命也因虚假的控告而得不到保障。他们早已用自己的行动声明：“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赛30:11）。这时他们的愿望果然实现了。敬畏上帝的心，再不拦阻他们了。撒旦已在领导全国。国内政治与宗教的最高权威都已在他的统治之下了。{4SP 29.1}

彼此对立的各党派领袖，有时联合起来，强掠并虐待同一个可怜的对象，但过后又彼此以武力相见，互相残杀。连圣殿的神圣性也不足以遏制他们的残酷与凶狠。有许多前来敬拜的人都在祭坛之前被杀害，圣所便被许多尸体所污秽了。但在盲目而亵渎的狂妄之下，这些残杀凶恶之事的煽动者竟公然宣告说，耶路撒冷没有被毁灭的危险，因为这城乃是上帝自己的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他们在罗马军兵已经包围圣殿的时候，还贿买假先知出来说话，劝告百姓，要等待上帝来搭救。直到最后的一天，群众还坚信，至圣者必要下来干涉，击败他们的敌人。但是以色列已经弃绝了上帝的保护，现今是得不到保障了。哀哉，耶路撒冷！内讧内乱，彼此残杀，血染市街，同时有敌军攻陷了她的堡垒，杀死了她的战士！{4SP 30.1}

基督所说关乎耶路撒冷毁灭的预言，字字都应验了。犹太人亲身体验到祂所警告的真理：“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太7:2）。{4SP 31.1}

先有许多的时兆与奇事出现，预指将有灾祸与刑罚的来到。一颗彗星，形状像发火焰的剑，有一年之久悬在耶路撒冷上空。有一道奇异的光芒照射在圣殿之上。在云端，出现了战车聚集备战的幻象。有神秘的声音在圣殿的院中发出警告声：“我们快逃开吧！”内院巨大的东门本是铜制的，极其沉重，需要二十个人才能把它关上，还有巨大的铁条把它稳稳地闩在坚固的基石中，但在半夜的时辰，竟然不假人力而自行敞开。{4SP 31.2}

有一个人在耶路撒冷的各街走来走去，宣告那将要临到这城的灾祸。他一直传了七年之久，日以继夜地唱着癫狂的悲歌：“东方之声兮！西方之声兮！四方之声兮！攻击耶路撒冷和圣殿之声兮；攻击新郎和新妇之声兮！攻击全民之声兮！”这个怪人曾被捕入狱并受了鞭打，但他的口中却不出怨言。他对于所受的羞辱和虐待只回答说：“祸哉，耶路撒冷！祸哉，其中的居民！”他警告的呼声没有停止，直到他在自己所预言的围攻中被杀的那一天。{4SP 31.3}

在耶路撒冷的毁灭中没有一个基督徒遭害。基督早已向祂的门徒发出警告了。所以凡相信祂话的人都等候所应许的兆头。在罗马军兵围攻耶路撒冷之后，正在可以立即进攻的时候，却出人意料地突然解围了。在上帝的安排下，主所应许的兆头就这样向那些等待着的基督徒显现了。他们赶快逃跑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约但河外比利亚地的柏拉城。 {4SP 32.1}

在提多大将围城的时候，耶路撒冷受灾惨重。最后对该城发起围攻的时候，正值逾越节。有数百万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城内，庆祝全国性的节日。他们的粮食若是善予保藏，原可以供应城中居民数年之用，但城内敌对的党派在嫉妒报复之余，早已把存粮破坏糟蹋了，而今饥荒的种种惨剧都演出来了。一升小麦售价一他连得。许多人在夜间偷跑到城外，觅取野草充饥。其中有不少人被敌军捉去后用惨刑处死。有些人啮食自己的鞋履和盾牌上所蒙的皮。有权的人施用极惨酷的拷刑，迫使困疲欲死的平民交出他们所藏的最后一点食物。这样的惨事往往是衣食温饱的人所为，意在囤积，以备后用。{4SP 32.2}

成千上万的人因饥荒和瘟疫而死亡。普通的天理人情似乎已经消失了。儿女从他们年老的父母的口中抢取食物。先知所发的问题，“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赛49:15）？在这遭劫的城内所得到的回答是：“慈心的妇人，当我众民被毁灭的时候，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食物”（哀4:10）。{4SP 33.1}

罗马的军长尽力设法用恐怖手段恫吓犹太人，迫使他们投降。他们把倔强的俘虏提出来，施以严刑拷打，随后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竖立在城墙外面。每天这样被处刑的有好几百人。他们继续这恐怖的工作，直到约沙法谷及髑髅地到处都竖满了十字架，甚至人在其中几乎无法走动。这就悲惨地应了四十年前犹太人在彼拉多审判台前所发的可怕誓言：“祂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太27:25）。{4SP 33.2}

提多大将本来很愿意结束这场可怖的惨剧，使耶路撒冷免于遭受全面的毁灭。当他看到满山谷堆积的尸首时，心里充满了惊惶。从橄榄山顶上，他遥望着那壮丽的圣殿，欣赏得出神了，便发出命令，不许他的部下毁损圣殿的一块石头。他在试图攻入圣殿的坚城之前，曾向犹太的首领们发出一个极恳切的劝告，叫他们不要迫使他在圣殿境内杀人流血。如果他们肯出城，在另一个地方交锋，罗马人便不会侵犯圣殿的神圣。约瑟弗斯也曾亲自发出一个极动人的请求，劝他们投降，以便救自己的性命，城邑和敬拜之所。但他们却以苦毒的咒骂回答他。当这最后一个调停人站在他们面前发出恳劝的时候，他们竟用镖枪投刺他。犹太人已经拒绝了上帝儿子的请求，所以这时的劝谏与忠告只有使他们更加坚决，顽抗到底。提多为保全圣殿所作的努力终归于徒然。那位比他更伟大的主已经宣布过了，在那里必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4SP 33.3}

犹太领袖们的盲目顽梗，以及围城之中所有残忍的罪恶，煽起了罗马人的憎厌与愤怒，最后提多便决定要猛攻圣殿，将它占领。虽然如此，他还是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要尽量保护圣殿免遭毁灭。然而他的命令竟被违犯了。在他夜里回到营帐休息之时，犹太人从圣殿中突然冲出，袭击外面的阵地。在这次作战中，有一个兵士将一个火把丢进了圣殿廊前的一扇门内，于是圣所四围的厢房立刻着火了。后来提多赶到那里，有许多的军长和士兵跟着他。他命令兵士去救火，但没有人听他的话。这些兵丁在愤怒之下，纷纷将火把丢进那接连着圣殿的房间内，然后他们用刀剑杀戮许多在圣殿中避难的犹太人。从圣殿的台阶上，鲜血像河水一样流了下来。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亡了。人们听见了一阵大喊声，比交战杀伐的声音更为响亮，说：“以迦博！”思就是“荣耀离开了！” {4SP 34.1}

当提多进来观看无比辉煌的圣殿时，火焰还没有蔓延到圣殿本身。于是他便作最后的努力，要挽救这殿。但一个士兵当着他的面把一个烧着的火把塞进殿门的枢纽里；全部建筑在一刹那间便燃烧起来了。在红红的火焰之中，圣殿的墙壁金光闪闪。士兵们发狂了。抢夺劫取的欲望和犹太人的抵抗所激发的愤怒，使他们失控了。{4SP 35.1}

摩利亚山上高大雄伟的建筑陷入火海之中。圣殿塔楼上火焰与烟云直升天空。烈焰滚滚向前，吞噬了一切。整个山顶就像火山爆发。在烈火的咆哮，士兵的呐喊，和建筑的倒塌声中，还传出老年和青年，祭司和官长疯狂绝望的叫唤声。四面山谷中的回声响应。可怕的大火照亮了邻近的郊野。百姓聚集在山上，惊恐地观看着这个场面。{4SP 35.2}

在圣殿被毁之后，不久全城就陷落于罗马人手中，犹太的领袖们放弃了他们那些牢不可破的堡垒。提多大将进去占领的时候发现它们都是空的。他惊异地望着这些防御工事，并宣称这是上帝将城交在他手中；因为这样雄伟的堡垒，原非任何猛烈的武器所能攻陷的。结果，全城和圣殿都被夷为平地，连根基也被挖出来了。至于圣所坐落的地基也“被耕种像一块田”一样（耶26:18）。死亡的人数超过一百余万；剩下的人都被掳去了，或被贩卖为奴，或被带到罗马，用以增添胜利者凯旋的光荣，也有的人被带到圆形戏场，投在野兽群中，此外还有一些人则分散到世界各地，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4SP 36.1}

犹太人已经为自己铸成镣铐，并为自己云集了报应的乌云。这个国家所遭遇的完全毁灭，以及此后在困苦流离中所受的一切祸患，都不过是他们亲手所撒之种的收获而已。他们所受的灾难，往往被人看为是上帝所直接判决的刑罚。那个大骗子正在利用人的这种看法来掩饰他自己的工作。犹太人因为顽固地拒绝了上帝的慈爱与恩典，上帝就撤回祂保护的手，撒旦便可任意管理他们了。在耶路撒冷遭毁灭的巨灾浩劫中，撒旦在那些服从他管理之人身上所施用的毒辣手段，可见一斑。{4SP 36.2}

我们享受基督所赐的平安与保护真不知有多少。那使人类不致完全屈服于撒旦权下的，乃是上帝约束撒旦的能力。上帝的慈悲与忍耐常遏制那恶者残忍恶毒的权势，这就是世上背逆与忘恩之徒所应该感激上帝的地方。但何时人越过了上帝忍耐的限度，祂就要把约束的能力收回。上帝并不以执行审判者的姿态看待罪人；祂只是让那些拒绝祂恩典的人自食其果。人每一次拒绝一线光明，轻视或忽略一道警告，放纵一次情欲，干犯上帝的一条律法，就是撒了一粒种子，后来必要得到收获，毫厘不爽。上帝的灵若是一直被罪人拒绝，最后只好从他身上收回；此后这人就再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心中的邪情恶欲，也没有保障使自己可以脱离撒旦的凶恶与仇恨了。对于一切轻忽上帝恩典的邀请，并抗拒上帝慈悲恳劝的人，耶路撒冷的毁灭乃是一个可畏而严肃的警告。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警告更确切地说明上帝对于罪恶的憎恨，和有罪的人所必受的刑罚了。{4SP 36.3}

救主所说有关耶路撒冷遭受刑罚的预言，将要应验在另一件事上；对于这件事，耶路撒冷的凄凉荒废只可算是一个隐约的预表。那永无错误的口曾预言了上帝儿子的复临：“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祂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祂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太24:30-31）。那时，那些不顺从福音的人，要被祂口中的气所灭绝，并被祂降临的荣光所废掉（见帖后2:8）。{4SP 37.1}

但愿人人儆醒，免得疏忽基督所给予他们的教训。祂已经宣布，祂要第二次降临，招集祂忠心的百姓，报应凡拒绝祂恩典的人。祂曾警告门徒，耶路撒冷城要遭毁灭，又给了他们一个预兆，使他们知道毁灭何时临近，以便逃命。照样，祂已经警告祂的子民关于最后毁灭的日子，又给了他们毁灭临近的兆头，使一切愿意的人都可以逃避那要来的忿怒。凡看到所应许预兆的人，应“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太24:33）。祂发出忠告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可13:35）。“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启3:3）。{4SP 38.1}

今日世人不相信那向现代所发的警告，正如昔日犹太人不接受救主的警告一样。无论如何，上帝的大日早晚终必在恶人不知不觉之时临到。当人的生活照常进行的时候，当人专心于享乐，营业，经商，赚钱的时候，当宗教领袖正在夸大世界的进步与文明，而众人却醉生梦死于一种虚伪之安全感中的时候，──那时，像半夜里的盗贼偷进没有防备的居所一样，突然的毁灭必要临到一切不警醒与不敬虔的人，“他们绝不能逃脱”（帖前5:3）。

谢选骏指出：我背负着全部的行囊绕城耶路撒冷一周，就像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绕城耶利哥一周……我从西边进入耶路撒冷，我从东边进入耶路撒冷，攻陷异教的营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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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圣地和十字军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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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圣地的呼唤

（一）历史上的11月27日

十字军东征（拉丁文：Cruciata，1096年－1291年）是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宗的准许下进行的、持续近200年的、有名的宗教性军事行动，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以收复阿拉伯入侵占领的土地名义发动的战争。前后共计有八次。

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但实际上东征不仅仅限于针对伊斯兰，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针对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十字军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建立起了几十个十字军国家，最大的是耶路撒冷王国，此外还有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国等。

自然，它受到了整个天主教世界累世的传诵，众多随军教士及后世的教会编年史家都在竭力记述此役，赞美基督大能，如神迹般传诵。同时，这场战争及其后拉丁东方的建立，更是影响了整个东地中海格局，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受到各方的强烈关切。拜占庭、亚美尼亚、突厥人、阿拉伯人，各种宗教背景、不同地位出身的史家都在著述陈辞，详述此事，以资借鉴反思。

十字军东征，参战方兵力，先后总计200多万人。地点从西欧到耶路撒冷，时间从1096年至1291年，参战双方为基督徒与穆斯林，结果基督徒失败，导致两百年后的地理大发现。

拉丁语：Cruciata；伊斯兰世界称为法兰克人入侵；1096年－1291年）是一系列在罗马天主教教宗的准许下，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他们认为是异教徒的国家（地中海东岸）发动了持续近200年的宗教战争，前后共计有八次。东正教徒也参加了其中几次十字军。

参加这场战争的士兵佩有十字标志，因此称为十字军。十字军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势力对穆斯林统治的西亚地区作占领并建了一些基督教国家，因而也被形象的比喻为“十字架反对弓月”；但也涉及对“基督教异端”、其他异教徒和对其他天主教会及封建领主的“敌对势力”的征服，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将矛头指向了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

天主教徒相信，十字军的最初目的是收复被穆斯林统治的圣地耶路撒冷。当塞尔柱土耳其的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对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取得军事胜利时，十字军的战役为响应拜占庭的求助而被点燃了。

旷日持久的战役断断续续在黎凡特地区展开，战争中敌友双方界线不完全是按宗教划定，例如第五次东征时基督徒们与罗姆苏丹国结盟。十字军虽然以捍卫宗教、解放圣地为口号，但实际上是以政治、社会与经济等目的为主，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劫掠。

参加东征的各个集团都有自己的目的，甚至在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劫掠了天主教兄弟东正教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所以，美国学者朱迪斯·M·本内特在他的著作《欧洲中世纪史》里写道，“十字军远征聚合了当时的三大时代热潮：宗教、战争和贪欲”。到1291年，基督教世界在叙利亚海岸最后一个桥头堡——阿卡被攻陷，十字军国家的命运告终。

十字军东征对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其中有些痕迹至今尚存。

（二）十字军东征的战争起因

从第一世纪开始，创始于罗马帝国境内犹太省（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督教迅速传遍罗马帝国。

4世纪时的基督教已是罗马帝国的最大宗教，313年米兰敕令使之合法化，并在380年时狄奥多西大帝任内成为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都处于罗马帝国及其分裂后的拜占庭帝国境内，基督徒在圣地占据压倒性优势。

7世纪，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伊斯兰教穆斯林以武力胁迫非穆斯林入教和发动非正义或非防卫性的战争，在此原则下，先知穆罕默德的后继者——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们实行了最大化武力，迅速向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地区扩张，中东的历史格局从此发生巨变。

而此时拜占庭帝国和波斯的萨珊帝国因彼此的连年战争而筋疲力竭，人民厌战，新兴的穆斯林从中得利，以强迫和恐吓威逼利诱同化人民。穆斯林在636年的约旦击败拜占庭军队，并于638年占领了圣地耶路撒冷，穆斯林称为古都斯。

在7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阿拉伯人不可阻挡地向北方和西方驱进。阿拉伯军队于711年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并击败了西哥特人；次年扩张至伊比利亚半岛中部（今西班牙）；到8世纪30年代，在欧洲西面，以北非柏柏尔人为主的穆斯林征服者挺进到法兰克王国的心脏地带，幸运的是在732年的图尔战役中被查理·马特挫败，其在西欧的扩张步伐遂被遏止。但沦陷地区的基督徒却惶恐不安的生活在穆斯林的统治下。

基督徒和教会丧失了他们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被收归于伊斯兰国家国库、寺院以及他们的高层官员所有；当地民众经常遭受骚扰，殴打及谋杀；阿拉伯人的政府所收的土地税和人头税，比过去拜占庭帝国所征的有过之而不及。在耶路撒冷有奥米耶朝所建立的年集市，只允许适当的商品贩卖。在《圣阿丹南传》里，对下列情况表示惊讶：“来自各国的无数商人群众，常聚集于耶路撒冷来互相进行买卖。”

直到两百多年后，在869年耶路撒冷主教狄奥多西才在写给君士坦丁堡的同僚的信里，“赞扬”了萨拉森人的宽大政策，因为这时基督徒可以建造教堂并依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过活了。

10世纪，拜占庭收复了周边一些失地，但未收复耶路撒冷。909年，伊斯兰教什叶派首领在突尼斯以法蒂玛和阿里的后裔自居，自称哈里发，是为法蒂玛王朝（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建都马赫迪亚（969年迁至开罗）。

1009年，西方对穆斯林态度发生了巨变，日后圣地的统治权在十字军出现前反复在什叶派（开罗）和逊尼派（巴格达）政权之间交替。这一年，第六任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暴君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下令摧毁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加深了对非穆斯林的迫害。基督教徒到耶路撒冷朝圣的路被封。在近东，朝圣者受新入主西亚的突厥奴隶军人穆斯林侮辱的消息传至西欧，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相对立气氛更加严重。

1039年，在埃及，哈基姆的继任者收受了巨大的财物后才允许拜占庭重建圣墓教堂，双方关系再次和平。随后，朝圣者被允许往来于圣地，同时突厥穆斯林统治者们也认识到朝圣者之于增加财源的重要性。但是期间对异教的迫害并未中止。然而，破坏已经造成，后来的塞尔柱人（另一支入主西亚的突厥人）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堪忧。

实际上，来往朝圣的人们中有不少带着朝圣者和商人的双重角色。如10世纪末期，一些意大利商人利用拜占庭给他们的保护建立了同埃及与叙利亚的商业关系。他们对圣地表现出热忱，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为朝圣者建造旅舍。

后来，穆斯林与热那亚和比萨舰队作战失利，加之诺曼人征服西西里（1090年），伊斯兰势力逐渐丧失了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意大利沿岸各共和国受到了有力的刺激。

（三）十字军运动的序幕

实际上，基督徒对异教徒的“圣战”的序幕在东征之前就已拉开，如1090年意大利南部皈依基督教的诺曼人从穆斯林手中收复了西西里岛。

而最早的十字军运动发生在西欧的边缘——伊比利亚半岛，西欧的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在此表现最为剧烈。早年阿拉伯人入侵并灭亡西哥特王国时，半岛上就开始了收复失地运动。由此可见，十字军运动是对回教徒入侵的反击。

11世纪，支援伊比利亚人对异教徒的战斗的外国骑士（主要来自法国）增多，同时半岛北方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亚王国与莱昂王国实现了联合。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作为与东征部队的呼应，教皇乌尔班二世便鼓励这里的基督徒们收复塔拉戈纳。

第一次（1096年—1099年）也是唯一一次胜利的东征，参加的约有10万人。骑士十字军兵分4路，1097年会合于君士坦丁堡，旋即渡海进入小亚细亚，攻城夺地，占领了塞尔柱突厥人都城尼凯亚等城，大肆掳掠，于1099年7月15日占领耶路撒冷，进城后使用消灭了7000余人，接着按欧洲国家模式，在地中海沿岸所占地区建立若干封建国家。十字军活动定性为正义的，因为他是反侵略的。

1095年 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费朗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1096年 民兵十字军东征，在小亚细亚被歼，溃退。

1097年 十字军与亚历克西一世冲突，进入小亚细亚。

1098年 法蒂玛王朝占领耶路撒冷。十字军拿下安提阿，博希穆德成为安提阿君主。博杜安成为伊德萨伯爵。的黎波里成为公国，发生阿什克伦战役。

1099年7月 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法兰克人的王国在耶路撒冷建立。德弗鲁瓦当上国王，但只接受“圣墓的保护者”的称号。

1100年 威尼斯和法兰克人王国缔结贸易协定。

1100年—1118年 耶路撒冷国王博杜安一世。

1101年 几次派遣援军均告失败。

1102年 博杜安在拉姆勒获胜，占塞萨雷。

1103年 十字军攻占圣-让-阿克和比布洛。土耳其人在哈兰打胜仗。拜占庭人要求回安提阿。

1106年 唐克雷德攻下阿帕梅。基里吉·阿尔斯兰占领梅利泰纳。

1107年 唐克雷德占领拉奥迪塞。

1108 博希穆德被俘于亚历克西一世。

1109 占领的黎波里和贝鲁特。建立的黎波里公国。

1110 博杜安一世占领西顿。进攻的黎波里。

1112 罗歇继承唐克雷德为安提阿君主。

1113 土耳其人进军。博杜安一世在太巴列战败。

1115 十字军与大马士革的阿塔贝克结盟。发生特勒达尼特战役。博杜安一世攻占莫阿布。

1116—1118 博杜安一世进攻埃及。

1117—1118 阿拉伯人重新占领萨拉戈萨。

1118—1131 耶路撒冷国王博杜安二世。

1119 特拉基布兰之败。罗歇遇刺身亡。

1124 十字军占领蒂尔。

1125 伊斯兰教徒占领阿莱普，后来在阿齐兹为博杜安二世所击退。

1126 博杜安到达大马士革。

1128 曾吉控制阿莱普。

1130 曾吉占领哈马，进攻安提阿。

1131—1148 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一世。

1135 曾吉进入的黎波里公国。

1136 雷蒙成为安提阿君主。

1137 富尔克在巴兰（蒙特费朗）投降。

1138 安提阿君主雷蒙承认约翰·康尼努斯为最高主权。

1139 富尔克和大马士革结盟对付曾吉。

1140 曾吉从大马士革撤兵。

1142 十字军在奥龙特河被曾吉打败。

1143—45 拜占庭人和安提阿人又起纠纷，雷蒙屈服。

1143—51 托罗斯二世把拜占庭人逐出西里西亚。

第二次（1147—1149年）东征是在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下进行的。塞尔柱突厥人于1144年占领爱德沙是这次远征的起因。出动较早的德意志十字军在小亚细亚被土耳其人击败。法国十字军攻占大马士革的企图也落了空，故这次远征未达到任何目的。

1144 曾吉占领伊德萨公国。

1146 努尔丁继承曾吉王位。圣伯尔纳在韦兹来发出号召，由法王路易七世在和日耳曼皇帝康拉德三世率领十字军展开第二次东征。

1148 包围大马士革失败。康拉德和路易返回欧洲。

1149 努尔丁攻占阿帕梅，杀死雷蒙。

1153 博杜安三世占领阿什克伦。

1154 努尔丁占领大马士革。

1155—1156 雷诺洗劫塞浦路斯。

1158 博杜安三世重新占领哈里姆。努尔丁在布塔哈战败。

1159 安提阿承认曼努埃尔为君主。法兰克人与拜占庭人联合围攻阿莱普。拜占庭与努尔丁清和。

1160 雷诺被努尔丁俘虏。

1162 博杜安三世的继承者阿莫利一世。

1164 努尔丁占领哈里姆。

1167 希尔库赫在埃及。阿莫利一世攻克开罗。

1168 阿莫利在埃及受挫。

1169 撒拉丁任埃及首相。法兰克人与拜占庭结盟。包围达米埃塔。

1170 阿莫利在死海痛击努尔丁，在加萨攻打撒拉丁。

1171 萨拉丁推翻开罗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

1174 努尔丁和阿莫利一世去世。博杜安四世即位。萨拉丁攻占阿勒颇，并夺叙利亚政权。

1177 萨拉丁败于蒙吉萨尔，被博杜安四世击败。

1179 萨拉丁入侵蒂尔。

1180 萨拉丁和博杜安四世休战。

1182 萨拉丁进攻纳扎莱特、太巴列、贝鲁特。

1183—1184 撒拉丁占领阿莱普，劫掠萨马里亚和加利利地区。

1185 博杜安五世，王位不久由德·吕西尼昂继承。

1187 萨拉丁在哈廷击败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

第三次（1189—1192年）东征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奥古斯都腓力二世和英国国王理查一世率领下进行的。腓特烈率其部队，沿上次远征的陆路穿越拜占庭。法国人和英国人由海路向巴勒斯坦挺进，途中占领了西西里岛。由于十字军内部矛盾重重，此次远征也没有达到目的。德意志十字军（最初约10万人）一路上伤亡惨重，冲过了整个小亚细亚，但红胡子在横渡萨列夫河时溺死，其军队也就随之瓦解，只剩下一些残兵败将继续东征。腓力占领了阿克拉（阿克）港后，于1191年率部分十字军返回法国，留下了一些士兵.理查在叙利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攻占了塞浦路斯，并建立了塞浦路斯王国，又卖给了原耶路撒冷国王。以后，于1192年与埃及苏丹萨拉丁签订和约。据此和约，从提尔（今苏尔）到雅法的沿海狭长地带归耶路撒冷王国所有，耶路撒冷仍然留在穆斯林手中。

前三次十字军东征打乱了拜占庭的统治秩序，使拜占庭处境困难。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导致拜占庭的形象被拉丁人丑化，拜占庭皇帝们不得不迎合西方，虽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世纪末拜占庭未能也无力迎合西方，这成为西方入侵的借口。前三次十字军东征导致拜占庭人与拉丁人关系恶化，拜占庭人对西方人的仇恨使得西方更加想要征服拜占庭。

1187 蒂尔大主教号召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王腓力二世和英王“狮心王”理查一世率领。

1188 除了的黎波里、蒂尔和安提阿外，萨拉丁占领法兰克人的全部领土。

1189 德·吕西尼昂包围圣-让-阿克。

1190 腓特烈一世进入小亚细亚，占领科尼亚，后溺死。

1191 腓力二世和狮心王理查率十字军东征。理查攻克塞浦路斯，占领圣约翰达克。萨拉丁在阿尔苏夫战败。

1192 德·吕西尼昂拿下塞浦路斯。出身香槟区的亨利二世成为耶路撒冷国王。蒂尔的领主德·蒙特菲拉特，被阿萨辛派刺杀。理查在雅法打击萨拉丁，败于耶路撒冷城前，返回西方。后于奥地利被俘。

1193 萨拉丁去世。

1194 阿莫利继承德·吕西尼昂的塞浦路斯王位。

1197 亨利二世去世。重新占领贝鲁特。伊贝兰（Ibelin）的约翰一世成为领主。

第四次东征（1202年-1204年）由教宗英诺森三世发动。目的本是要攻占穆斯林所控制的埃及，作日后行动的基地。十字军主要由法国和意大利贵族组成，在没有足够的金钱付给威尼斯人以便渡海到埃及的情况下，十字军按威尼斯贵族将领的建议转去攻打扎拉城（现克罗地亚的扎达尔）。并利用拜占庭国内的纠纷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在抢劫和破坏后血腥屠城三天。大战过后，威尼斯占去拜占庭帝国八分之三的领土（包括爱琴海，亚得里亚海沿岸许多港口和克里特岛）。而十字军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建立了拉丁帝国和两个附庸于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国家，分别是雅典公国和亚该亚公国。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为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和架构提供了条件，它使看似辉煌的拜占庭帝国瞬间崩塌，为意大利航海共和国的势力能够深入和控制该地区提供了便利，也给后来影响西亚和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客观上提供了条件。

1199—1220 穆罕默德统治时期。富尔克宣布，由蒙特菲拉特的卜尼法斯二世和法兰德斯的博杜安九世同率十字军东征。

1204 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东方拉丁帝国（1204～1261）。

第五次东征（1217年—1221年），源于1213年4月19日教皇英诺森三世要求信徒组建一支新十字军。不过，此教令得不到欧洲的君主们支持。于是，教皇要求教士进行布道宣传，信徒、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和破落的骑士加入了十字军。1215年11月，教皇在拉特兰大堂主持召开了宗教会议，宣布组建一支以攻打埃及为目标的十字军，通过战胜埃及的穆斯林王朝进而重新夺取耶路撒冷。1217年，十字军先到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城市阿克。途中，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年迈的皇帝约翰、塞浦路斯的于格一世和安条克公国的王储博希蒙德四世也加入支持。其间，十字军按惯例沿途掳掠。由耶路撒冷国王德·布里埃纳，以及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率领。1217败于塔波尔山。

1218—1219 十字军占领达米埃塔。圣·弗朗索瓦在埃及。

1221 十字军远征开罗，达米埃塔失守在1218年6月，开始包围达米埃塔。但在几个月的战争中，疾病困扰着十字军。适逢此时，穆斯林苏丹阿迪尔死了。1219年11月，达米埃塔失守。十字军终打开了胜利之门。1221年，十字军企图进攻开罗。战役中，穆斯林军队借尼罗河水截断十字军的路，并包围十字军。9月，穆斯林攻占达米埃塔。第五次十字军战争终告失败。

第六次东征（1228—1229年），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下进行的，这次远征使耶路撒冷在1229年暂回到基督教徒手中，但1244年又被穆斯林夺回。

1229 与埃及苏丹卡米尔签订雅法协定，耶路撒冷重归腓特烈二世，为期十年。腓特烈二世在耶路撒冷加冕，建立了一个优雅尚智的宫廷。

1232 圣-让-阿克自治区成立。

1239 十字军在加萨战败。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244 基督教徒在加萨失败。伊斯兰教徒（卡尔兹米安的土耳其人）最后占领耶路撒冷。

1247 土耳其人占领太巴列和阿什克伦。

第七次东征（1248年—1254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发动。

1248 法王路易九世（圣路易）在塞浦路斯登陆。

1249 路易九世占领达米埃塔。

1250 曼苏拉战役，路易九世投降，放弃达米埃塔以换取自由。马穆鲁克骑兵篡夺埃及政权。

1250—1254 路易九世重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后离开东方。十字军被由将领拜巴尔率领的奴隶骑兵（马穆路克）打败。结果，路易九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被杀，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当时的苏丹被其马穆路克军官推翻，故法国以大笔赎金赎回路易九世。但直到1254年，路易九世和与他的士兵才能被释放回国。

1260—1277 马穆鲁克骑兵的苏丹巴伊巴尔

1265 巴伊巴尔占领塞萨雷和阿尔苏夫。

1268 巴伊巴尔占领雅法和安提阿。

第八次东征（1270年）由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领导，进军突尼斯。十字军在突尼斯登陆不久，路上发生传染病，1270 路易九世染病死于突尼斯。路易九世的儿子兼继承人腓力三世马上下令撤退。此次十字军东征以撤退收场。

1271年 英格兰的爱德华王子赶到北非救援路易九世，但已经无力回天。他在阿卡签定了停战协议，于1272年返回英格兰继承王位。

至此，十字军东征时代基本完结了。

1274—1275 马穆鲁克骑兵劫掠西里西亚。

1277 安茹的查理觊觎耶路撒冷的王位，后夺取圣-让-阿克。

1282 塞浦路斯的亨利二世成为耶路撒冷国王。

1287 埃及苏丹卡拉温占领的黎波里。

1291 卡拉温的继承者卡利尔攻占圣-让-阿克。叙利亚的十字军王国灭亡。

（四）十字军的进步意义

十字军远征是一种意识形态战争，在战争艺术上可以说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参加者的社会成分繁杂，武器装备极不统一。身裹甲胄的骑士装备的是中等长度的剑和用于刺杀的重标枪。一些骑马或徒步的骑士除剑外，还装备有锤矛或斧子。大部分农民和市民装备的是刀、斧和长矛。十字军采用的是骑士军战术，战斗由骑士骑兵发起，一接战即单个对单个的决斗，协同动作有限。与十字军作战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主要兵种是轻骑兵。交战时，他们先用箭击溃十字军的部队，然后将其包围，实施恐怖阴险的攻击，把它们分隔成数个孤立的部分加以歼灭。

十字军远征持续了将近200年，罗马教廷建立世界教会的企图不仅完全落空，由于收复被邪恶入侵的土地的努力遭到失败，使教会的威信大为下降，后世史家评论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失败还更坏些。”十字军在抢夺了圣地耶路撒冷后，进行了空前的血洗。单在一所寺院里，就有约1万名避难者惨遭屠戮。十字军一个指挥官写给教皇的信里说，他骑马走过尸体狼藉的地方，血染马腿到膝。寺院、宫殿和民间的金银财物被抢劫一空，许许多多的古代艺术珍品被毁。这场屠杀以后，十字军到所谓的寺院前去举行宗教仪式，随后又投入了新的烧杀掳掠。《耶路撒冷史》记载说，十字军占领该城后，不分男女老幼实行了惨绝人寰的30天大屠杀。“勇士们”为了掠取黄金，剖开死人的肚皮到肠胃里去找。后来，因死人太多，干脆把死人堆架起来烧成灰烬，再在尸灰里扒寻黄金。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时，对该城烧杀抢掠一星期，将金银财宝、丝绸衣物和艺术珍品抢劫一空，使这座繁荣富庶的文明古城变成了尸山火海的废墟。为了分赃方便，就把金属雕塑熔铸成块件。法国编年史家维拉杜安写道：“自世界创始以来，攻陷城市所获的战利品从未有如此之多。”十字军这种行径，暴露了人类的原罪。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成为一个富于争议的话题。

但是，十字军东征具有伟大的历史价值。它打开了对东方贸易的大门，使欧洲的商业、银行和货币经济发生了革命，并促进了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东征还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棉纸，都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内传到西欧的。

十字军东征，促进了西方军事学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如西方人开始学会制造燃烧剂、火药和火器；懂得使用指南针；海军也有新的发展，摇桨战船开始为帆船所取代；轻骑兵的地位与作用得到重视等。

尽管十字军东征使得东方和西欧各国生灵涂炭，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它们对欧洲文明却有着长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限于它为欧洲基督教各王国的内战找到了一个外对一致的出口。十字军东征使得欧洲大陆走上了一条世界主义的道路，使欧洲人认识到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老兵们看到了他们在乡村里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他们带回来的故事点燃了欧洲创造的火花。

从12世纪开始，即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回忆录和歌曲形式的文学诗歌兴盛起来。在中世纪黑暗年代的沉寂之后，十字军史诗的发展和扩散被一些学者称为“12世纪的复兴”。

很多人干脆就没有回欧洲，尤其是那些在欧洲没有继承土地机会的不是长子的人。留下来的人在圣地建立了军事、文化和商业前哨。他们在第一次东征后建立起来的要塞，常常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移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阿拉伯世界众多图书馆的接触为欧洲封闭的学者们开辟了全新的世界，他们逐渐看到那些用阿拉伯语保存了若干个世纪的丰厚的古希腊典籍。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伴随着暴力的互动。从某种方面来说，十字军东征在传播知识层面的积极作用超过了它的负面影响。

十字军东征还将欧洲的旅行者和商人与一个发展中的世界融合了起来。对中东奢侈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欧洲必须拿出自己的物品来交换，由此促进了欧洲羊毛和纺织业的发展。十字军东征和中东拉丁王国的结束意味着获得亚洲贸易品的难度增加，但需求却并未因此而减少。一些历史学家推测，15世纪中东对欧洲商人的关闭加快了航海探险的步伐，并最终导致新大陆的发现。

华盛顿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阿克巴·阿赫迈德说：“十字军东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一个欧洲长期进攻的记忆。”它的影响深刻：对当时可能是全球最强大、最具破坏力的穆斯林文明来说，东征及其造成的破坏打击了伊斯兰世界，动摇了穆斯林的信心；而对欧洲来说，十字军东征则是一个起点，它推动着欧洲从一个黑暗的孤立时代走向开放的现代世界。

数个世纪以来，对于欧洲的基督徒来说前往圣地朝拜是一项最为普遍的活动。虽然重要的宗教中心都在欧洲，但最为重要圣地却在巴勒斯坦。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兴起，让前往耶路撒冷和其它中东地区的旅行危险性骤增。土耳其人对非穆斯林没什么好处，并且结束了阿拉伯人与基督徒之间尚称和平的关系。同时，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占领有价值的土地，给予拜占庭极大的压力。1095年，为了响应来自拜占庭皇帝请求协助的要求，教皇乌朋号召了由基督教战士所组成的十字军，企图从回教徒手中重新夺回巴勒斯坦。

征募十字军一事激起欧洲骑士的热烈响应，一方面是出于本身激烈的信仰，一方面教皇也保证只要为圣战而死均可得到上天国的回报。此外另一个诱因，是收复被阿拉伯入侵所夺取的土地与财富。

到了1097年，一支包含朝圣者和教派信徒的三万大军由君士坦丁堡横越到小亚细亚。尽管领袖之间一直争斗不休，而十字军与拜占庭支持者间的承诺也告破裂，这支东征的队伍依旧踉跄前进。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人只受到程度不高的侵乱。法兰克的重骑士和步兵并没有跟阿拉伯的轻骑兵和弓兵作战的经验，但骑士的耐力和体能让他们赢得一连串彻底胜利的战役。安提阿于1098年因内部变节被占领，耶路撒冷则在1099年因驻军虚弱不足以抵挡攻击而沦陷。基督教徒经常在胜利后不分年龄、信仰或性别对居民进行屠杀，名声因而大坏。虽然许多十字军在战后返回家园，但也有若干强悍的战团留下来建立与欧洲相仿的封建王国。

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统治者，在人数上远远落后于他们试图要控制的敌对人口，因而采取兴建城堡与雇请佣兵的方式掌控穆斯林，不过，法兰克的文化和宗教却博得了该地区居民的好感。十字军从他们安全的城堡基地出发，向抵抗的阿拉伯人作出攻击和拦截。百多年来敌我双方都是以典型的游击战进行对抗。法兰克的骑士虽然强大但移动速度慢，而阿拉伯人尽管无法抵挡这些重骑兵的冲击，却能以轻骑加以包围，使其部队失去作战能力，好在沙漠里设伏来捕捉他们。虽然十字军建立的王国控制了沿岸地区，在补给和增援上不虞匮乏，但是定期的入侵和百姓的不满情绪，皆表明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失败。

由具备作战能力的基督教士所组成的战斗团旨在为圣地而战。圣殿骑士团和救伤团的骑士成员主要是法兰克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是日耳曼人。虽然这些十字军凶猛而果决，但人数上却永远不足以维持地区的安稳。

部分的十字军王国曾经存在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学会谈判、妥协，并且利用不同的阿拉伯族群之间的贪婪让其自相残杀。在另一个世纪里，由于仅仅取得一次罕有的短暂成功，欧洲人数度誓言重新控制圣地和耶路撒冷。多达八次以上的十字军东征，在遭到反击败阵之前，大多仅能取得沿岸地区以及内陆上的些许进展。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甚至没能抵达巴勒斯坦，反而在威尼斯总督的领导下洗掠君士坦丁堡，为拜占庭带来一次难以复元的无情打击。最恶劣的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发动于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几千名欧洲儿童远渡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却在那里作为奴隶被出卖了。

十字军所遗留下来的，除了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新的敌意与封建体系的恶化，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此外，由于很多领主陆续破产并在死后遗留土地给国王，造成了封建制度的衰落，不少农奴成为十字军后不再回来。新的词汇随着东征加入到欧洲的语言里面，例如cotton（绵）、muslin（平纹细布）、divan（沙发床）和bazaar（市场）。欧洲人还带回许多新奇的纺织品、食物和香料。这些新鲜货品的需求，加速了贸易活动，意大利的商业城邦国家（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亦因此得到发展。这种需求促进了自十四世纪开始的大发现时代。十字军所带回来的金银财宝并增加了地方上的货币供应，大力提升了经济的成长。

十字军东征，间接的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欧洲人东征东方后，发现了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却仍在当地存在的古希腊文化的残存，欧洲人将他们带回后，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

（谢选骏指出：穆斯林的开化时间比拜占庭以外的欧洲早——当然，犹太人更早。中世纪时候，穆斯林甚至领先于西方上千年——正如犹太人领先穆斯林一千五百年，所以穆斯林文明也较西方早千年衰落。至于现在的伊斯兰革命，不过是一种“野蛮化的努力”，正如中国的文革，企图“通过原教旨而重获蛮力”。但这力挽狂澜不会成功，其实不过是“加速了全盘西化即全盘腐化”的进程。但在这个过程之中，文明晚期的激进主义与文明初期的野蛮主义却获得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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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复圣地的先声

（一）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

收复失地运动（西班牙语：Reconquista），又称再征服运动、列康吉斯达运动，是公元718至1492年间，西班牙人反对阿拉伯人占领，收复失地的运动。从 718年的科瓦东加战役开始，到1492年格拉纳达战役结束，共经历了8个世纪。 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中，“Reconquista”一词有“重新征服”的意思。

711年阿拉伯人侵入伊比利亚半岛，原住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人逃到半岛的北部。以后在北部地区建立了阿斯图里亚斯、纳瓦尔、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等王国，这些王国时有分合，并从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夫里亚山区及比利牛斯山区向南推进，开展驱逐阿拉伯人、收复失地的运动。718年，阿斯图里亚斯王国国王佩拉约在科瓦东加与入侵的阿拉伯人发生战斗。在伊比利亚半岛东部的纳瓦尔、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王国也进行了收复失地的斗争。

1479年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合并，共同开展了最终驱逐阿拉伯人占领的斗争。此前，西班牙人先后收复了托莱多（1085）、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1212）、塞维利亚（1248）、萨拉戈萨（1118）、马约尔（1229）、巴伦西亚（1238）、萨拉多（1340）和阿尔赫西拉斯（1344）。1492年1月2日，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建立的最后一个王国格拉纳达王国被打败，国王穆罕默德十一世（即西班牙称博阿布迪尔）投降，西班牙统一，收复失地运动胜利结束。

1、倭马亚王朝的入侵与西班牙人国的灭亡

自7世纪起，来自亚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上的伊斯兰势力不断增强。而当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建立后，其势力更开始影响西亚、北非等地。8世纪初，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已经延伸至北非的西端。

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开始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并在伊比利亚半岛登陆。他们不时侵扰城镇，而当时伊比利亚的西班牙王国，对此并不能作出有力的抵抗。因此，阿拉伯人立起扩张之心，于翌年组织军队出击伊比利亚半岛。

711年，由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所组织的远征军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向伊比利亚半岛进攻。同年7月19日，侵略者在瓜达莱特河一带击溃西班牙人，而西班牙国王罗德里克战死。罗德里克死后，西班牙王国后继无人，而倭马亚王朝便趁着西班牙人内部的混乱而开始扩大其支配范围。

直至710年代末，入侵者已经把伊比利亚南部，西班牙境内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完全占据。因此，他们便乘胜追击，开始对比利牛斯山北部作出攻势。

714年，伊比利亚大部份的土地已经落入外族人的手中。征服者在统治初期采取了宗教宽容政策，实现与当地的西班牙人共存。不过，因为信仰上的差异，当地的社会问题日益增加，这令西班牙统治者开始强迫西班牙原住民改奉伊斯兰教，抗拒者则课以重税。不少西班牙贵族抵受不住西班牙的高压统治，便纷纷向北边逃亡。

2、阿斯图里亚斯的动乱与后倭马亚王朝的建立

718年，西班牙贵族佩拉约率领阿斯图里亚斯的西班牙人进行起事，并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而这一年就是收复失地运动的肇始。

724年，佩拉约在西班牙北部的科瓦东加取得对敌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同一时间，坎塔布里亚的佩德罗公爵也把境内的入侵者逐出。此后，两国为了增强反对入侵者的力量，便进行联姻。佩德罗公爵之子，阿方索一世与佩拉约的女儿结婚。两国亦因此统一，阿斯图里亚斯王国更稳固了在伊比利亚北部的势力，并准备向南方反攻入侵者。

732年，法国的宫相查理·马特在都尔战役中取得胜利，成功阻止阿拉伯入侵者向北扩展的野心。而在751年后，法国的墨洛温王朝灭亡，新兴的卡洛林王室转为倾向扩张的外交政策，令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受到打击。此外，倭马亚王朝广大的版图亦导致各地频繁的叛乱，但是倭马亚的统治者对此却束手无策。

750年，叛军领袖阿布·阿拔斯成功推翻倭马亚家族，并建立阿拔斯王朝。倭马亚家族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逃亡至伊比利亚半岛，并在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成立后倭马亚王朝。他更自称自己是“科尔多瓦埃米尔”（埃米尔即总督之意），展开了后倭马亚王朝在当地的统治。

3、法国的入侵与伊比利亚北部的独立

可是，后倭马亚王朝在此时正面对着外忧和内患，先有来自北方西班牙人的反对势力，后有国内阿拔斯王朝支持者的乱事。

778年，法国新君查理曼率军南下，包围萨拉戈萨。但是，法国突然发生叛变，查理曼不得不收兵撤退，而拉赫曼一世便抓着这个机会收复被基督教徒夺回的领土。后来，法国人再次在785年出兵，国王路易一世沿着地中海沿岸攻击后倭马亚的军队，并取得西班牙南部的吉隆纳桥头堡，继续南下攻势。

810年，法国大军成功占领巴塞罗那，法兰克君主把该地封给巴塞罗那伯爵，让他管理夺回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但是，因为法国和加泰罗尼亚在地理上的隔阂，令加泰罗尼亚不久就燃起独立之心，欲摆脱法国的统治。不久后，当地的权贵伊内哥·阿里斯塔推翻巴塞罗那公爵，取而代之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为了独立，他曾击退了后倭马亚的镇压军，以及抵抗欲进一步扩张的法国。

805年，新兴的阿拉贡伯国建立，而阿里斯塔亦于824年建立起纳瓦拉王国。其后，两国的关系趋于紧密，而阿拉贡王国亦在后来通过联姻并入纳瓦拉王国。

4、莱昂王国的建国与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的治世

另一方面，科尔多瓦的后倭马亚政权在9世纪中叶开始动摇。这个时候，各地的总督及贵族纷纷策动独立，而西班牙人也不断发生起事，如托莱多的大规模起事，就令后倭马亚王室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来镇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亦乘后倭马亚的困局大举扩张版图。10世纪初，它就支配了杜埃河以北一带的土地。

914年，阿斯图里亚斯国王加西亚四世迁都莱昂，从此改名莱昂王国，盘踞伊比利亚半岛北部。

可是，自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在912年即位，成为后倭马亚埃米尔后，后倭马亚王朝就再次恢复统治能力。他先后多次扑灭了国内的反对势力，而他亦专注于国内内政。在他的统治下，后倭马亚王朝的经济突飞猛进，不但解除了倭马亚家族崩溃的危机，更令后倭马亚王朝的国力达至顶峰，成就后倭马亚王朝最繁盛的时代。同一时间，自称为伊斯兰教母后代的伊斯兰什叶派首领在北非建立法蒂玛王朝，而双方元首都称自己为哈里发，并要求对方臣服于己。因此拉赫曼三世不久后越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抵摩洛哥，并与法蒂玛王朝军进行交锋。

932年，拉赫曼三世开始剿平西班牙人势力，并率军北上向西班牙城市发动攻击。

937年，后倭马亚军攻陷西班牙重镇萨拉戈萨。以莱昂、纳瓦拉、卡斯蒂利亚三地为中心的西班牙势力再次面对着入侵势力，便开始团结起来，反抗侵略者的再次横侵。

939年，西班牙军队在锡曼卡斯战役中大败后倭马亚的军队，拉赫曼三世败走北方。此后，拉赫曼三世开始针对北非的事务。他曾经控制摩洛哥的大部分土地，但不久就被法蒂玛军夺回。

直至963年，拉赫曼退守北非的休达，经历远征的失败后，他再次把扩张的目光投向伊比利亚半岛。

5、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建立与穆罕默德·曼苏尔的抬头

自9世纪起，莱昂王国的东部就被称为卡斯蒂利亚，即“城堡”之意。

在932年，为了作为对抗的屏障，莱昂国王就在此地设置卡斯蒂利亚伯国。可是，卡斯蒂利亚伯爵就逐渐萌生了独立的念头，更欲攻占莱昂王国，自封为王。

951年，卡斯蒂利亚伯爵费尔南·冈萨雷斯向莱昂王国要求继承王位不果，两国战端因此而开。958年，莱昂国王桑乔一世被迫放弃王位，不久他与后倭马亚立约：只要后倭马亚出兵援助他恢复王位，便答应向后倭马亚称臣及割让土地。

960年，桑乔一世复位，但不承认与后倭马亚王朝的约定。后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有鉴于北非战线正处于胶着状态，便转而开展伊比利亚战线，顺便报复桑乔的不守信用。后倭马亚军这次采取了集中兵力一点突破的战略，成功挡住法蒂玛军的进击，同时也再次于锡曼卡斯大败西班牙军，并再次占领了巴塞罗那及庞波隆纳。基督联合军处于劣势下不得不求和。最后，西班牙各国以向后倭马亚进贡作为双方停战的条件。

976年，后倭马亚王朝的希沙姆二世即位。由于希沙姆未成年，所以政务由辅政大臣阿布·埃米尔·曼苏尔总揽。一些国内权贵嫉妒其权势，欲除之而后快。曼苏尔便联合卡斯蒂利亚进行反击。不久，起事的权贵败亡，曼苏尔便调转枪头突击盟友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人势力因而再次团结起来，对抗曼苏尔。曼苏尔巧妙地使用战略，成功横扫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巴塞罗那、庞波隆纳及波图等地相继陷落。基督教势力至此完全败北，并全部向后倭马亚俯首称臣，纳瓦拉女王更下嫁予曼苏尔。因此，曼苏尔被人称作“神庇佑的胜利者”。

6、后倭马亚王朝的衰亡与泰法割据年代的开幕

经历了三十多年后，曼苏尔在1002年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十年间，后倭马亚王朝的国势日衰。后来，曼苏尔之子自称为哈里发的继承人，并推行优待柏柏尔人的政策，惹得各部族的强烈反感。

1008年，科尔多瓦发生政变，曼苏尔之子被杀，希沙姆二世黯然退位。此时的穆罕默德和苏莱曼二人受到人民拥戴，更被推举为哈里发，但后倭马亚王朝仍处于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

虽然两人都成为哈里发，但穆罕默德二世与苏莱曼不同之处是前者占据着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伊比利亚南部领土，后者则没有任何领地。因此，苏莱曼向卡斯蒂利亚求援，并成功攻下科尔多瓦。此例一开，国内很多的叛乱势力便引入北部的基督教势力来壮大自己的势力，令内乱更趋激化，哈里发的存在变得有名无实。

1031年，后倭马亚末代哈里发希沙姆三世被罢黜，后倭马亚王朝正式宣告解体。自此，后倭马亚王朝本来的领地被泰法（Taifa，类似中国的诸侯国）割据，形成小国林立的局面。塞维利亚、萨拉戈萨、托莱多、格拉纳达等地成为了这些泰法的割据领地，而彼此间更为了争夺统治权更开始互相攻伐。

（二）西班牙开创十字军传统

基督教本来爱好和平，只是在伊斯兰教压迫下才开始自卫反击，最后导致十字军运动的出现。这一特点，在十字军的故乡西班牙的历史中是一目了然的。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内乱与兴盛，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后倭马亚王朝的衰亡，伊比利亚北部的西班牙人势力再次出现内讧。纳瓦拉国王桑乔大帝为了统一西班牙各国，便向莱昂王国作出攻击，以扩张势力。其后，他更迎娶了卡斯蒂利亚的王后莫内阿东娜·埃尔比拉。

1029年，卡斯蒂利亚伯爵加西亚·桑切斯遭到暗杀，令卡斯蒂利亚伯国并入纳瓦拉王国。

1035年，桑乔大帝去世，其领地被子女分割。长子加西亚·桑切斯三世得到纳瓦拉；次子斐迪南一世分得卡斯蒂利亚；索夫拉韦为三子冈萨罗·桑切斯所得；最后的阿拉贡由幼子拉米罗一世继承。此时，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都得到了王号，称为“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

1037年，斐迪南一世兼并莱昂王国，卡斯蒂利亚－莱昂联合王国正式建国，他更从穆斯林手中夺回托莱多城。1065年，斐迪南一世在远征瓦伦西亚的途中病逝，因此，卡斯蒂利亚－莱昂联合王国开始分裂，形成由长子桑乔二世统领的卡斯蒂利亚、次子阿方索六世管治的莱昂及三子加西亚管辖的加利西亚三国。

可是，三人都想完全继承父亲的江山，战争一触即发。其后，阿方索六世

在1071年被三弟加西亚打败，更在1072年被兄长桑乔二世逼使败走托莱多城。在托莱多城中，他学到大量的宗教知识。同年，其兄长桑乔二世遭阿方索六世派人暗杀，阿方索六世复位。此后，阿方索立刻进攻加利西亚等地，以进一步兼并兄弟的领土，而卡斯蒂利亚－莱昂联合王国亦再次统一。

1076年，纳瓦拉国王桑乔四世亦遭行刺，阿方索六世趁机大举入侵纳瓦拉。可是，机智的阿拉贡国王桑乔·拉米雷斯先发制人，继承了纳瓦拉王国，令阿方索六世无可奈何。其后，阿方索六世向南扩张，征服南部的泰法诸国。而一些主要的泰法选择向卡斯蒂利亚进贡而避免战祸。

1080年，阿方索六世完全掌握托莱多王国的支配权。不久，国内发生叛变，而反对托莱多国王的萨拉戈萨王国和塞维利亚王国请来阿方索助战。

1085年，托莱多陷落，阿方索更在翌年攻坚瓦伦西亚。阿方索在攻陷托莱多王国后，自称“全西班牙皇帝”。

1、穆拉比特王朝的扩展与泰法诸国的合并

1056年，由摩尔人领导，北非毛里塔尼亚的穆拉比特王朝正式建国。

开始北征的穆拉比特王朝在1084年支配了摩洛哥和加纳王国。

两年后的1086年，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及巴达霍斯等国为了抗衡日益强大的阿方索六世而向穆拉比特王朝借兵，穆拉比特君主伊本·优素福打算以此扩充势力，便欣然答应。

同年6月30日，优素福亲率大军登陆伊比利亚半岛，并与泰法各国的联军会师北上，前去解救被阿方索六世大军包围下的萨拉戈萨。

10月23日，卡斯蒂利亚军与穆拉比特王朝为首的泰法联军相遇，爆发萨拉卡战役，结果卡斯蒂利亚军大败，阿方索六世撤退。自此，阿方索的威信大减，而凯旋的泰法诸国则开始坐大，更停止向卡斯蒂利亚进贡。穆拉比特王朝军返回摩洛哥后，心有不甘的卡斯蒂利亚军重整旗鼓，再度开辟南方攻势，穆拉比特军再次受到泰法的求援。

1089年，优素福第二度登陆伊比利亚半岛。次年包围托莱多城。可是，泰法诸国并不对穆拉比特军作出支援，而是向卡斯蒂利亚秘密讲和。这使得优素福大怒撤退。

1091年，为了报复泰法各国的背叛，优素福第三次登陆伊比利亚半岛，强行以武力征服泰法各国以作报复。优素福在登陆后，快速征服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1094年攻下里斯本。

1102年，他乘着瓦伦西亚城主熙德逝世，大举侵占此城。

1107年，优素福辞世，其子阿里·优素福继位。可是穆拉比特王朝的气势没有退却，阿方索六世也没有有效的策略击退敌人。结果，两军在1108年的会战中令阿方索失去了儿子和唯一的继承人桑乔。

1110年，萨拉戈萨被穆拉比特王朝军占领，伊比利亚南部完成统一。

2、阿拉贡王国的兴隆与葡萄牙的建国

在1035年建国的阿拉贡王国早期受到西方的纳瓦拉、南部的萨拉戈萨、东边的加泰罗尼亚三大强势所包围，令它的领土扩张受到限制。

1076年，纳瓦拉国王桑乔四世遭到行刺，拥有纳瓦拉继承权的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便同时向纳瓦拉进攻以争夺领土的继承。阿拉贡的桑乔·拉米雷斯因先取得庞波隆纳而成为了纳瓦拉国王。稳固当地势力以后，阿拉贡国王立刻向南方出兵。

1104年，威武的阿方索即位，阿拉贡的攻势变得更积极，更在1118年自穆拉比特王朝手中夺回萨拉戈萨。自此，伊布罗河的中游成为了阿拉贡王国势力范围的中心。

1134年，阿方索在弗腊加战役中身受重伤而离世，其国土被两个儿子，拉米罗二世和加西亚四世所瓜分，令纳瓦拉王国再次分裂出来。三年后，拉米罗与世长辞，由于他膝下无嗣，所以阿拉贡王国由女儿佩德罗尼拉继承。而佩德罗尼拉的丈夫正好是巴塞罗那伯爵，这使得加泰罗尼亚得以和阿拉贡王国合并，形成加泰罗尼亚－阿拉贡联合王国。

而收复失地运动的另一主角葡萄牙王国也在此时建国。11世纪中叶，它处于科英布拉以北的莱昂王国（卡斯蒂利亚－莱昂联合王国）的支配下。

1094年，阿方索六世的女婿勃艮第的亨利被封为葡萄牙伯爵，而其子阿方索·恩里克斯则欲策动独立，摆脱与莱昂王国的臣属关系。

1139年，阿方索·恩里克斯战胜了穆拉比特王朝军，乘机策动独立，自封为葡萄牙君主阿方索一世。而当初强烈反对葡萄牙独立的莱昂王国在罗马教廷的调停下，亦只好在1143年承认葡萄牙的独立。

1147年，阿方索一世攻陷穆拉比特王朝统治下的里斯本，形成了版图逐渐扩大的葡萄牙王国。

3、阿方索七世的分裂策略与穆拉比特王朝的消亡

1126年，阿方索七世即位为卡斯蒂利亚国王。一如既往，他继续向南方进行攻势，以分割伊斯兰的势力。此时，穆拉比特王朝恰巧受到伊比利亚南部的叛乱所扰。而这些叛乱大多都是由基督教徒所发动，或是对统治阶级有所不满的阿拉伯人所发起的。而阿方索看准这个时机，援助这些希望复国的旧泰法诸国遗臣，以推翻穆拉比特王朝。

曾一时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南部的穆拉比特王朝，开始进入了暮年。1121年，自称“马赫迪”（伊斯兰救世主之意）的伊本·图迈尔特在摩洛哥发起动乱，并开始带领穆瓦希德人对穆拉比特王朝进行攻击。1147年，穆拉比特首都马拉喀什沦陷，穆拉比特王朝灭亡，由阿尔摩哈德王朝取代。

随着穆拉比特王朝的崩溃，大量的独立势力再次在伊比利亚南部诞生，泰法割据的年代再次来临。可是，南部的分裂状态并不持久。新兴的阿尔摩哈德王朝受到阿方索七世的支援下，成功征服伊比利亚南部大部分的领土，并与北部基督教国家势力对峙着。

4、教皇的号召与托洛萨会战

12世纪后期，阿尔摩哈德王朝和北部的基督教各国势均力敌。基督教各国都把重心放于扩大自己的势力，统一战线不太可能；而据地在北非的阿尔摩哈德王朝亦只留意东方的发展，对伊比利亚没有太大的作战能力。这样的势力均衡，令双方都没有决定性的局面可以突破。可是，当阿布·优素福·叶尔孤白即位后，这个情况有所改变。1195年，他率军击破了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的军队。后来，叶尔孤白于1197年更连下马德里及托莱多两城，基督教各国势力开始受肘。伊比利亚半岛的势力平衡开始向阿尔摩哈德王朝倾斜过来，令基督教各国开始陷入失势的危机。

情况在几年后有所改变。1198年，英诺森三世当选为罗马教皇。以弘扬罗马天主教的威信和击退伊斯兰势力为目标的英诺森三世，开始向西班牙各国号召，停止彼此的斗争，开始向伊斯兰势力作出抗衡。结果，形成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阿方索八世为首的西班牙军队、来自中欧的十字军骑士以及葡萄牙及莱昂王国的军队开始向伊比利亚半岛集结，阿方索的军势迅速增加。而在此时，纳瓦拉国王桑乔七世及阿拉贡国王佩德罗二世也率领大军到来，西班牙联军已经集结六万之众。西班牙联军准备开始向阿尔摩哈德王朝为首的外族势力发动总攻击。

1212年7月16日，以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八世为首的五万西班牙联军及以阿尔摩哈德王朝埃米尔穆罕默德·纳西尔领导的十二万外族军队在西班牙托洛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激战。这场战役最后以西班牙联军的胜利而告终，而阿尔摩哈德王朝军则损兵六万，更令阿尔摩哈德王朝在伊比利亚的势力被大大的削弱。

不过，西班牙各国无法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一举清除伊比利亚的外族势力。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国王都在战后不久逝世，而他们的子嗣，却因为争夺王位而导致国家内乱。此外，急于独大的莱昂王国与葡萄牙王国虽然得以扩张势力，但仍未能进一步削弱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势力。结果，西班牙各国耽误近十年才能再次反攻外族势力。

5、阿尔摩哈德王朝的衰弱与伊比利亚南部的征服

自托洛萨战役尝败绩以后，阿尔摩哈德王朝开始衰落。1224年，纳西尔的继承人优素福二世去世，因而出现了继承人之争。有三人同时被拥立为哈里发，内乱更趋激化。同时间，摩洛哥的柏柏尔人也开始作乱，动摇了阿尔摩哈德王朝的统治，很多地方势力从王朝中分裂出来。基督教势力有见及此，开始再度反攻，入侵伊比利亚南部。

1230年，莱昂王国与葡萄牙王国协同入侵伊比利亚西南部。莱昂攻下了梅里达、巴达霍斯等地，葡萄牙则攻占了艾瓦斯等地。后来，葡萄牙与阿拉贡联合攻击巴利阿里群岛，并在1235年将之置于控制之下，其后两国瓜分之。同年年末，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逝世，卡斯蒂利亚国王斐迪南三世继承了整个莱昂王国。两国实现统一，以后皆称呼为卡斯蒂利亚王国。版图大幅度扩张的卡斯蒂利亚攻势再度扩大。

1236年6月29日，科尔多瓦被占据。1243年初，穆尔西亚被卡斯蒂利亚压制，直至夏季攻势，卡斯蒂利亚已经攻取卡塔赫纳、洛尔卡等地。另一方面，阿拉贡亦于1238年夺回瓦伦西亚的控制权，此后亦大举侵占其他地方。逐渐地，西班牙势力已经扩展至格拉纳达以东。而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亦签定协定，共同分割两者征服所得的土地。

6、奈斯尔王朝的建立与其生存的战略

1230年，穆罕默德一世建立奈斯尔王朝，这也是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个王朝。1235年，它攻陷了格拉纳达，并在1238年迁都于此。对于他们来说，格拉纳达拥有内华达山的天险可守，基督教势力无法轻易的越过这道天然屏障。

而奈斯尔王朝就是透过巧妙的外交策略得以生存。它经常寻找基督教国家作为同盟或是依附的对象。如1246年卡斯蒂利亚发动的塞维利亚围城战，奈斯尔大军便在卡斯蒂利亚的指挥下进攻塞维利亚城。1264年，卡斯蒂利亚对奈斯尔王朝施加压力，后者便向北非的马林王朝求助，成功解围。奈斯尔凭藉其地理上的优势，对北部的基督教国家及南部的伊斯兰国家加以利用，得以久安至1492年。

而在首都格拉纳达，有大量的西班牙人，以及其他民族混居，造就出其文化及经济上的繁荣。城内的清真寺——阿尔罕布拉宫，就是奈斯尔王朝繁华的见证。这个西班牙经典建筑更于1984年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中。

1246年，卡斯蒂利亚围攻塞维利亚。塞维利亚经过了两年的苦守后，终于在1248年11月23日开启城门，正式投降。控制了塞维利亚后，卡斯蒂利亚军大举南侵，至1251年已到达直布罗陀海峡一带。在此时，除了位于格拉纳达，西班牙最后一个由穆斯林建立的奈斯尔王朝外，伊比利亚半岛的外族势力已经退却。

（三）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

1、西班牙人势力的分裂与马里尼德王朝的战争

奈斯尔王朝得以久安二百五十年，全因其高明的外交技巧。此外，西班牙人势力出现分裂也是主因之一。阿拉贡王国自1230年代攻克巴利阿里群岛以来，便以开拓地中海出海口为目标，而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则欲建立一个海上强权，并向非洲及北海进发。至于纳瓦拉王国则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两股势力间挣扎求存。所有伊比利亚基督教国家中，只有卡斯蒂利亚仍然和奈斯尔王朝对峙着。

然而，卡斯蒂利亚急速扩充的版图只为统治者带来烦恼。在1212年至1251年间，其版图扩充了数倍。可是，这使得国内对一些偏远地区的统治出现困难。而透过征服及联姻所得到的莱昂、托莱多、科尔多瓦等地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使得卡斯蒂利亚出现政治分裂。此时，卡斯蒂利亚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联合体而非一个真正的王国，因此国内常常因为继承人的问题出现纷争执，内部纷争不息。

1260年，卡斯蒂利亚的发展方针转向非洲。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十世看见积弱的阿尔摩哈德王朝，便抓紧这个机会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大举入侵摩洛哥。同时，北非的马里尼德王朝也对苟延残喘的阿尔摩哈德垂涎三尺，便出兵直取之。1269年，马里尼德军拿下阿尔摩哈德首都马拉喀什，阿尔摩哈德王朝灭亡。形势转为卡斯蒂利亚与马里尼德的对峙。1275年，马里尼德王朝军从北非及伊比利亚两条战线开始攻击卡斯蒂利亚，但一直处于胶着状态。直至14世纪中叶，马里尼德出现内乱，令卡斯蒂利亚处于上风，一举反击马里尼德，令马里尼德退回北非。而这一次也是外族势力对伊比利亚半岛的最后一次入侵。

2、卡斯蒂利亚的内乱与西班牙王国的诞生

另一方面，在公元1350年登基的卡斯蒂利亚国王“暴君”佩德罗为了强化王权，开始进一步剪除具有继承权的亲属。这使得卡斯蒂利亚开始发生内乱。特拉斯塔马尔伯爵恩里克得到阿拉贡王国的援助，对抗佩德罗一世。此时，英法百年战争开始在欧洲打响，双方都各自请来英法两国来支援。国外势力的加入，令内乱更趋激化。1359年，恩里克成功排除佩德罗一世，成为卡斯蒂利亚的恩里克二世。而卡斯蒂利亚亦因而变为特拉斯塔马尔王朝。

1469年，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后为伊莎贝拉一世）与阿拉贡王子斐迪南（后为斐迪南二世）成婚。她后来在1474年即位，而斐迪南也在1479年登基，两人并称“天主教双王”，两国亦趋于统一，并诞生了日后的海上霸主──西班牙王国。

3、格拉纳达的沦陷及收复失地运动的终结

1482年，奈斯尔王朝发生内乱，新生的西班牙王国立刻趁此作出入侵，以完成统一大业。1482年，西班牙军完成奈斯尔西边的控制，而东边的控制也在1489年完成。1490年，西班牙军对奈斯尔王朝的首都格拉纳达进行包围，格拉纳达的守城军与西班牙军陷入近两年的苦战。1492年1月6日，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沦陷，奈斯尔王朝灭亡。历时近七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终于完结。

大事年表

711年　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在伊比利亚半岛登陆，并与西班牙人王国发生战争。其后，西班牙国王罗德里克战死，西班牙人王国灭亡。

718年　佩拉约建立阿斯图里亚斯王国。

722年　佩拉约在对抗伊斯兰势力的科瓦东加战役中取得第一次胜利。

732年　法国在都尔战役中大破倭马亚军队，令伊斯兰势力一度在比利牛斯山以北受阻。

750年　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灭亡，由阿拔斯王朝取代。

751年　法国的墨洛温王朝没落，由卡洛林王朝更替。

756年　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在科尔多瓦建立后倭马亚王朝。

778年　后倭马亚军攻占庞波隆纳。

801年　法兰克王国占据巴塞罗那。

824年　伊内哥·阿里斯塔以庞波隆纳为中心建立起纳瓦拉王国。

905年　桑乔一世统一纳瓦拉王国与阿拉贡伯国。

914年　阿斯图里亚斯王国迁都莱昂，国名正式变更为莱昂王国。

929年　后倭马亚埃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自称哈里发。

932年　卡斯蒂利亚伯国建立。

939年　西班牙军队在锡曼卡斯战役中大败后倭马亚的军队。

976年　后倭马亚王朝的希沙姆二世登基，辅政大臣阿布·埃米尔·曼苏尔开始抬头。

1008年　后倭马亚王朝首都科尔多瓦发生政变，希沙姆二世被罢黜。

1029年　卡斯蒂利亚并入纳瓦拉王国。

1031年　后倭马亚王朝灭亡，开启了泰法割据年代的序幕。

1035年　桑乔大帝去世，其领土被三个儿子所瓜分，令阿拉贡王国及卡斯蒂利亚王国得以建国。

1037年　卡斯蒂利亚国王费迪南德一世兼并莱昂王国，卡斯蒂利亚－莱昂联合王国正式建国。

1065年　费迪南德一世病逝，卡斯蒂利亚－莱昂联合王国开始分裂。

1072年　卡斯蒂利亚国王桑乔二世遭到暗杀，阿方索六世复位。

1076年　纳瓦拉王国桑乔四世遭行刺，桑乔·拉米雷斯继承纳瓦拉王国。

1085年　阿方索六世攻陷托莱多城。

1086年　穆拉比特王朝军登陆伊比利亚半岛，并在萨拉卡战役大败卡斯蒂利亚军。

1091年　穆拉比特王朝征讨伊比利亚南部的泰法诸萨拉卡战役，结果卡斯蒂利亚军大败国，以加强在伊比利亚的影响力。

1110年　穆拉比特王朝完全统一伊比利亚南部。

1118年　阿拉贡国王威武的阿方索攻下穆拉比特王朝控制的萨拉戈萨。

1134年　加泰罗尼亚－阿拉贡联合王国建国。

1139年　阿方索·恩里克斯战胜了穆拉比特王朝军，并乘机策动葡萄牙独立，自封为葡萄牙君主阿方索一世。

1143年　莱昂王国正式承认葡萄牙王国独立。

1147年　穆拉比特首都马拉喀什沦陷，穆拉比特王朝灭亡，阿尔摩哈德王朝兴起。

1198年　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号召基督教国家停止内斗，一致对抗伊斯兰势力

1212年　西班牙军队在托洛萨战役大败阿尔摩哈德王朝军。

1224年　阿尔摩哈德统治者纳西尔的继承人优素福二世去世，阿尔摩哈德国内出现内乱。

1230年　莱昂王国、葡萄牙王国及阿拉贡王国开始入侵伊比利亚西南部及巴利阿里群岛等地。同年，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逝世，卡斯蒂利亚国王费迪南德三世继承莱昂王国，两国统一。

1235年　奈斯尔王朝军攻陷格拉纳达。

1236年　卡斯蒂利亚军攻陷科尔多瓦。

1238年　阿拉贡王国控制瓦伦西亚。同年，奈斯尔王朝迁都科尔多瓦。

1248年　卡斯蒂利亚攻占塞维利亚。

1260年　卡斯蒂利亚开始入侵非洲。

1269年　马林王朝占领阿尔摩哈德首都马拉喀什，阿尔摩哈德王朝灭亡。

1275年　马林王朝向伊比利亚半岛反攻，成为伊斯兰势力最后一次对伊比利亚的入侵。

1350年　“暴君”佩德罗登基为卡斯蒂利亚国王，国内开始出现动乱。

1369年　恩里克二世成功排除佩德罗一世，成为卡斯蒂利亚国王，特拉斯塔马尔王朝开始统治卡斯蒂利亚。

1469年　卡斯蒂利亚公主伊莎贝拉与阿拉贡王子费迪南德成婚。

1474年　伊莎贝拉即位为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

1479年　伊莎贝拉之夫费迪南德即位为阿拉贡国王，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合并，西班牙王国。

1492年　格拉纳达被西班牙军攻陷，奈斯尔王朝灭亡，为时七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正式告终。

（四）近代欧洲海外扩张的开启

西班牙在收复失地运动中所获得的经验使其有能力征服和管理新大陆，对其基督教化和欧洲化。无论是好还是坏，收复失地运动标志旧欧洲与新大陆的第一次碰面，从而改变了15至16世纪的世界面貌。

1492年1月6日，格拉纳达陷落，末代苏丹向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王后伊莎贝拉投降。收复失地运动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格拉纳达战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教会取代王室成为战争主导和战争经费的主要资助来源，职业军人亦参与其中，参战士兵人数创历史纪录，大炮以前所未有的频度被广泛使用。以上信息表明，格拉纳达之战已表现出早期现代战争的特点。此外，这一时期战争中，在为维护皇家权威而战的名义下，还涌现出许多早期现代政治体制雏形。对西班牙来说格拉纳达之战的意义在于，战争可以把皇家利益与宗教使命紧密捆绑在一起，这为后来征服新大陆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这场战争还关系到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整个15世纪的欧洲，末世论（有关世界末日的思想）极度盛行。15世纪末，整个欧洲尤其在西班牙广泛流传一种说法，说是预言家已经预言斐迪南是世界末日的关键人物。此外，预言还说斐迪南将会征服格拉纳达，跨过地中海打败所有穆斯林，把犹太人改宗为基督徒，占领耶路撒冷，建立一个全新的基督教帝国。随着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不断取得胜利，这些预言越传越广。预言重点强调国王发动战争的宗教目的，并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早前发表类似思想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也不失时机地反复声称格拉纳达之战（以及之后对美洲的征服）并不只是为了获得他们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并荣耀上帝的光辉，这是一项光荣的事业。因此，收复失地运动提出的很多思想主张均为日后征服新大陆奠定了思想上的基础。

基督徒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对西班牙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这场战争结束了收复失地运动。780 年来基督徒统治者第一次控制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起初，基督徒征服者向格拉纳达穆斯林保证如果这些穆斯林选择留在格拉纳达，那么他们仍旧享有财产权和宗教信仰自由；同时，基督徒统治者还答应协助那些不想留在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离开格拉纳达，向北非移民。来自塔拉韦拉（Talavera）的格拉纳达第一任主教斐迪南受命承担改宗格拉纳达穆斯林的任务，他对摩尔人的风俗习惯与伊斯兰宗教信仰进行了区分，打算通过谨慎耐心的努力一点一点地完成改宗穆斯林的工作。然而，由于当时整个欧洲包括西班牙的宗教多元主义主张被压制，加上国王对穆斯林改宗速度太慢表示不满，因此国王便派托莱多主教西斯内罗斯（Cisneros）去格拉纳达加速对穆斯林的改宗进程。西斯内罗斯组织了富有争议的大洗礼运动，激起了穆斯林的连锁反抗。1500年，由于担心北非穆斯林与格拉纳达穆斯林势力联合，因此王室用比1492年时更为不客气的言辞要求格拉纳达穆斯林在参加穆斯林改宗洗礼和移出西班牙之间必须做出选择。鉴于1478年基督徒已经建立西班牙宗教法庭（Spanish Inquisition），且犹太人也已于1492年被逐出西班牙，1500年的决定对当时的穆斯林来说并不感到意外。在此后的一百年间，基督徒不断强化基督教作为这个国家唯一合法宗教的地位和文化统治的地位，颁布各种法令禁止在格拉纳达使用阿拉伯语言和文字。1609年，连摩里斯科人（Moriscos，即改宗了的穆斯林）也从半岛被驱离。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征服不但标志收复失地运动的结束，而且也标志康维尼西亚计划的终结。建立本国宗教大一统地位的思想是新教改革时期欧洲所有国家的奋斗目标以及早期现代宗教战争必然发生的结果，这使得征服美洲的基督徒也要求当地土著居民必须改宗。同时，还造就了以西班牙为范本的早期现代单一民族国家类型。

如果就收复失地运动本身来说1492年是其结束之年，但就其思想发展而言1492年却不是其终点。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收复失地运动可作为进一步进军北非计划的一部分，提出这个说法并不新鲜。阿拉贡和葡萄牙为此已经有数年的准备。然而，1492年后，迫于欧洲外交行动和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需要，这个计划被搁置起来。在许多欧洲统治者包括教皇看来，格拉纳达之战的胜利是日后打败土耳其帝国的先决条件。其次，收复失地运动的一些做法在日后西班牙的国内政策中被保留下来。骑士团制度和教会什一税制度继续在西班牙社会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征收上来的税金被用于地中海战争，与荷兰新教徒之间的战争和新大陆的殖民活动。骑士团在宗教领域里把征服和再征服，十字军东征和帝王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许多来到新大陆的西班牙征服者都自诩为哈比托（habito）或某一骑士团成员。

新大陆是收复失地运动继续发挥影响的第三个方面。当时西班牙人意识到创建海外西班牙帝国属地应成为收复失地运动的延续，因为西班牙人在新大陆面临与收复失地运动时期一样的困难和问题。有些理论家如葛梅拉（Gomara）的洛佩兹（Lopez）撰文声称，由于西班牙人有与异教徒斗争的传统，因此当他们解决摩尔人的问题后应马上着手解决美洲印第安人的问题。格拉纳达征服之后，西班牙统治者发现许多无仗可打的士兵已经变得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回到平民生活状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西班牙的海外扩张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因为这样一来既可以为皇家带来海外利益，又可以稳定国内生活。可以说，如果没有1492年格拉纳达胜利的话，西班牙想要征服新大陆是绝无可能的。人们一直在争论当时除西班牙之外为什么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发现新大陆，答案正如德里克·洛马克斯总结的那样，西班牙在收复失地运动中所获得的经验使其有能力征服和管理新大陆，对其基督教化和欧洲化。无论是好还是坏，收复失地运动促成了旧欧洲与新大陆的第一次碰面，从而改变了15至16世纪的世界面貌。

谢选骏指出：事实上，“发现新大陆”乃是“十字军运动”的结果之一。什么时候，殖民主义背离了这一宗教目标，就会衍生出许多不受上帝祝福的禽兽行为了。就我而言，那次去加利利海边的加百农谒见主耶稣曾经讲道的会堂遗迹，是徒步背着全部行李走过去的。但是在回来的路上，因为劳累更因为觉得时间紧迫（要赶往下一站耶利哥去），就想在正好看见的公交车站等候车辆。可是公交车辆却没有过来，却来了一辆出租车。我花了高价坐车返回，却还是在长途车站里白白等了两个多小时，这比坐出租车节省下的时间还多了一倍。原来这个司机是个从伊拉克来的犹太人，他说他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犹太人。那么耶稣的母亲马利亚是不是犹太女人？他说是的。那么犹太女人生的孩子不都算是犹太人吗？他说是的。那么耶稣是不是犹太人呢？他还是说他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犹太人。

（另起一页）

第三节

欧洲人的惊讶

（一）自说自话的地理大发现

欧洲人并没有发现世界——他们的探险所抵达的地区，都是有人居住的。

但是，到达这些地方对欧洲人自身来说，却是一种“地理大发现”，从而开创了一个时代：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又名探索时代、海权时代或大航海时代，从15世纪到17世纪时期。

在这个时期，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在这些远洋探索中，欧洲人发现了许多当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与此同时，欧洲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其中有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瓦斯科·达伽马、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胡安·德拉科萨、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乔瓦尼·卡波托、胡安·庞塞·德莱昂、斐迪南·麦哲伦与胡安·塞瓦斯蒂安·埃尔卡诺等。

在当时，远洋航行意味着冒险：他们无法准确测量经度，木制船壳无法抵抗船蛆的侵蚀，储备的食物不适于长期航行，船上的卫生与生活条件也十分糟糕。然而，受经济政治利益和宗教热忱的双重驱使，这些人所进行的探索极大地扩展了“已知世界”的范围。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也开始出现。欧洲这个时期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新航路的发现，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对除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影响则是复杂而矛盾的，除了物资交流外，带给原住居民的常是死亡和占领，可说是一部大规模侵略史。

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不过体现了他们自己的惊讶。

（二）由陆路贸易转向远洋贸易

最初的远洋航行，是为了寻找从西欧前往亚洲的海路航线，以带回东方的香料。因为，从陆路到达亚洲的路程十分遥远，商队必须穿越亚洲的多个地区；而当时欧洲同亚洲的贸易已被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的意大利商人垄断。

自古以来，西方便有着两条通向东方的贸易路线：其一是始于埃及和伊拉克的海上路线，其二则是被称为“丝绸之路”的陆上路线。海上路线利用了季风的特点：在每年的4月到6月之间，船只从苏伊士或巴士拉出发，分别经由红海或波斯湾进入阿拉伯海，再顺着从海洋吹向大陆的西南季风航往印度洋和中国海。大约在6个月后，也就是在10月到12月之间，吹向海洋的东北季风又会将航船带回其始发地。

作为陆上路线的丝绸之路，其贸易路线西起地中海东岸（主要有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与阿勒颇等城市）与黑海沿岸。从这些地方出发，经过里海南部进入亚洲并穿过巴格达，分为几条支路穿过内陆地区后再汇集于咸海附近。在中亚的布哈拉，开始分路前往印度的德里与阿格拉。经过布哈拉，到达帕米尔北部的撒马尔罕后，丝绸之路再次出现分支：往北通向阿拉木图，往东穿越中亚，并沿昆仑山脉或天山山脉行进抵达中国城市西安。

穆斯林在大部分时期里都控制着通往东方的各条商路。亚历山大、阿勒颇与大马士革被称为当时的“铁幕”。只有在13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当成吉思汗家族的蒙古帝国极盛时，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人才与“契丹”取得了联系。

已有的贸易路线可以运送宝贵的香料，但却不得不遭受沿途关卡的层层盘剥，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这还没有算上多变的政治局势和盗匪的骚扰。进入十五世纪，威尼斯受到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与入侵，西方人急迫地需要找到一条通往东方的新商路。

在当时，地图学、航海术与造船术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卡瑞克帆船与卡拉维尔帆船相继在伊比利亚半岛出现，远洋探险成为了可能。这些融合了传统阿拉伯船只与传统欧洲船只特点的帆船，首次能离开风平浪静的地中海，安全地航往大西洋的开放水域进行探索。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的社会结构类似于公司。大家庭中施行长子世袭制，家庭中的长子可以继承家产，次子则可能进入教会，或在同摩尔人的战斗中碰运气，用努力来赢取荣耀和土地。当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都被征服者们瓜分殆尽后，北非和罗马治下的毛里塔尼亚便成为了征服者们的新目标。葡萄牙先于卡斯蒂利亚完成失地收复，并已开始在北非建立殖民地。阿拉贡亦先于卡斯蒂利亚完成失地收复，并已派遣探险队去寻找直接穿越地中海的新航线。

在卡斯蒂利亚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后，伊莎贝拉女王下令军队继续征战非洲。然而，向西通往印度（实际上是美洲大陆）新航线的发现，改变了她原定的计划，从而持续了近8个世纪的征服活动也得以在那片未知土地上继续下去。

马可·波罗（1253年－1324年）是一个并不可靠的历史人物，但是他的著作却勾起了对于对方的渴望。它描述了蒙古帝国的传说，这个帝国是历史上最辽阔的帝国，居住在其境内的人口大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一半。

中世纪晚期，有一系列的欧洲探险队曾跨过欧亚大陆前往亚洲，他们是探索时代的先驱者。蒙古尽管统一了大半个欧亚大陆，将中国到中亚的商路悉数纳入囊中，但是蒙古人还对欧洲觊觎着。一部分欧洲人利用这个机会前往东方。随着欧洲到中亚的商路逐渐为意大利城邦的商人所控制，意大利人成为了前往东方的主要人群。他们与近东地中海的亲密关系，使得他们更愿意同这一地区贸易，而不是与更东边的地区。教皇亦派遣了探险队，希望能够找到基督教的皈依者，或寻到传说中祭司王约翰的王国。

在已有的史料中，有记载的第一名前往东方的旅客名叫柏郎嘉宾，他于1245年至1247年间到达了蒙古并返回欧洲。然而，马可·波罗在1271年到1295年的旅行才是其中最知名的一次：他穿越了整个欧亚大陆，并抵达了大陆的最东面。后来，《马可·波罗游记》以故事的形式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旅程，这本书在欧洲流传甚广。

这些旅行并没有发挥立即的作用。实际上，蒙古帝国在不久后便快如其扩张的速度地瓦解了。前往东方的商路变得更加危险，更不容易穿越。14世纪的黑死病同样牵制了东西方的旅行和贸易。此外，通往东方的陆上路线太长，且多被与欧洲作战了多个世纪的伊斯兰帝国控制，商队几乎无法维持有利可图的贸易。随着热衷于侵略扩张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欧洲与亚洲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郑和（1371年－1433年）是一位穆斯林太监，受命探险成为航海家，明成祖曾多次命其率领船队远航，这史称“郑和下西洋”。郑和航行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条：一为安抚东南亚诸邦，“宣德化而柔远人”；二为寻找惠帝允炆，这一点可在《明史》中得到查证；三为同印度诸国建立联系，以便从腹背夹击帖木儿帝国。此外，现代郑和研究者亦总结了其他的一些原因，譬如建立从南亚向西航行的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开辟新航路，使海外远国“宾服”于中国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附带的。

在航行中，郑和船队采用了多种导航方式，主要有：被称为“过洋牵星”的星座观测方法，与使用罗盘测定方位的指南针方法。此外，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海图亦出自郑和船队之手，其中流传至今的有茅元仪《武备志》中收录的《郑和航海图》。郑和探索了东南亚与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如交趾支那、马六甲、暹罗、爪哇、加尔各答、斯里兰卡等。此外，他还到达过波斯湾、东非与埃及。有少部份学者甚至认为郑和曾经抵达过美洲大陆，也即是认为他先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批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当推《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作者加文·孟席斯。在途经的国家，郑和船队用中国的特产换来了象牙、染料与宝石等商品，并为皇帝带回了长颈鹿、鸵鸟、金钱豹、狮子等珍奇动物。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共计下西洋7次。在第1、3、4、7次的出航中，舰队的随船人员均超过27,000人。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舰队，其第一次下西洋所携带的船只共计208艘。郑和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有9条桅杆与12张帆，并由约200名船员操作。

郑一钧认为，郑和的航海建立了亚非国际间的和平局势，促进了亚非国际贸易的发展，传播了中国的文教，并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海外知识。此外，他亦指出了郑和下西洋的局限，认为郑和的航海并未带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学者张箭认为，郑和下西洋并没有太大的经济需求，他的七次大规模航海不仅没有为明朝带来巨大的利润，反而令国库空虚。但是，郑一钧并不同意导致国库空虚一说，并以郑和六下西洋所带回的100多万两银子均被用于修建南京大报恩寺，而未被纳入国库的事例来加以佐证。利玛窦曾经这样评价道，中国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因为他们“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这一点亦体现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1998年所评出的千禧世界航海家名人里。其中，郑和是东方唯一一位入选的人物，而他入选的主要原因便是由于他从未公开表达过对殖民主义的期望。

（三）葡萄牙的探索 

在绕过由其同胞迪亚士发现的好望角后，瓦斯科·达伽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

在伊比利亚半岛发展出卡拉维尔帆船后，欧洲人终于开始将目光瞄向神秘的东方。

探索东方的渴望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去寻找获取香料的新航线，以取代受政治环境影响而随时可能停止供应的陆地贸易。货币主义者则认为，开启探索时代的主要原因是欧洲贵金属的剧烈流失。欧洲经济建立在金、银货币的流通上，通货的短缺会让欧洲出现经济萧条。还有一个因素是，在收复失地运动中，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已与穆斯林国家作战经年，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极需去寻觅海外盟国来反击当地的伊斯兰势力（例如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从而打破伊斯兰教的制约力量。此外，他们也从阿拉伯邻居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譬如，在卡拉维尔帆船的发展过程中，阿拉伯三角帆技术的引入改进了船只的机动性。另外，通过从阿拉伯人手里重新获取的古希腊地理文献，欧洲人首次对非洲和亚洲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

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国王若昂一世的三子，他曾参与了其父指挥的征服休达的战役，并在萨格里什（今圣维森特角）开办了世界上的第一所航海学校。恩里克的计划是探索非洲西海岸：在几个世纪里，西非与地中海世界的贸易路线都必须跨越撒哈拉大沙漠，而北非的路线则被葡萄牙的宿敌穆斯林国家控制；因此，葡萄牙人希望可以绕开伊斯兰地区，通过海路直接与西非展开贸易。

1415年与1416年，恩里克曾两次派人去探索了加那利群岛。1418年，恩里克派贵族若昂·贡萨尔维斯·扎尔科和特里斯唐·瓦斯·特谢拉出航探险，在一场风暴过后，他们意外地发现了马德拉群岛的圣港岛。第二年，恩里克派遣此二人再次出航去建立殖民地，这次他们发现了马德拉主岛。此后，恩里克曾两次派人去征服加那利群岛，但却由于当地土著的抵抗与供给不足而不得已中止。1431年到1432年，恩里克派出的探险队逐步地发现了尚无人类居住的亚速尔群岛，不久后葡萄牙便开始殖民该群岛。

1434年，恩里克派吉尔·埃阿尼什首次越过了博哈多尔角的障碍。这里是当时西方人所知道的最南的地点。1437年，恩里克参与了葡萄牙对北非的战役，但葡萄牙在这场战役中遭到惨败，恩里克的弟弟费尔南多亦被俘为人质。1448年，恩里克下令在北纬20度左右的阿奎姆岛建立据点，这成为了欧洲人在西非海岸建立的第一个殖民据点。在二十年内，葡萄牙用武力取得了撒哈拉地区的控制权，并开始在现今的塞内加尔地区进行黄金与奴隶贸易。

在不断发现金矿的同时，1469年－1472年葡萄牙人发现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后来在那里建立起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制糖业殖民地。1482年，迪奥戈·康率领的一支探险队与刚果王国取得了联系。

1487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迪亚士受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委托出发寻找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他率三艘船只从里斯本出发，沿着西非海岸南下，而在南纬29度遭遇暴风漂流十三日，最后在1488年2月3日进入非洲南端的莫塞尔湾。他并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与西南端的风暴角，而后风暴角被若昂二世改名为好望角。这意味着进入印度洋的航线已被发现。

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1469年－1524年）

借由一位熟悉西印度洋季风规律的伊斯兰教徒领航员之助，“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使得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通往东方市场的唯一途径。

（四）西班牙的探索

卡斯蒂利亚王国是葡萄牙的竞争者，但它对大西洋的探索要略晚于葡萄牙：到15世纪末，尽管卡斯蒂利亚的航海者们已开始在大西洋的海面上从事商业贸易与海上劫掠的活动，但还未与这位半岛上的邻居展开直接的竞争。两国的第一次对抗发生在加那利群岛，卡斯蒂利亚通过阿尔卡苏瓦什条约确立了对群岛的拥有权，在1478年到1496年间通过武力征服了当地的原住民后，卡斯蒂利亚吞并了整个群岛。另一方面，卡斯蒂利亚的海军则致力于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赢得对伊斯兰的战争。在完成收复失地运动后，卡斯蒂利亚将海上舰队悉数派出，去搜寻新的殖民地与海外贸易路线。

1492年，伊莎贝拉女王资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活动，希望他找到向西航往印度洋的路线，以替代在《阿尔卡苏瓦什条约》中规定由葡萄牙人保有的南非航线。哥伦布终究没有抵达亚洲，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片新大陆——即美洲大陆。

通往“亚洲大陆”（欧洲人称之为“印第安”）新航路的发现，让西班牙帝国与葡萄牙帝国在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再起纠葛，最后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介入调停下，两国于1494年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这一条约为两国划定了欧洲之外的已知世界上的势力范围。佛得角群岛以西370里格的子午线成为了两国的势力分界线。分界线以东归葡萄牙，即非洲、亚洲与南美洲东部（巴西东北的少部分）；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即绝大部分的美洲大陆、太平洋的岛屿以及当时尚未发现的陆地。欧洲人的这些游戏，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自我中心。

（五）征服开始与发现美洲

1499年－1504年间，为西班牙国王效劳的意大利人阿美利哥·维斯普西考察了南美洲东北沿海地区，认为这里不是印度，而是一块新大陆。后人将这块大陆以他的名字命名为亚美利加洲（America）。

在深入探索了美洲大陆后，西班牙发现了两个大帝国：阿兹特克帝国与印加帝国，这两个帝国面积的广袤程度与人口的稠密程度都远超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通过和当地被镇压的民族联合，并在欧洲人无意间带来的疾病的协助下，西班牙征服者轻而易举地征服了这两个帝国。然而，当地文明的顽强反抗却成为欧洲人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他们必须得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来镇压他们。

1510年时，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在美洲大陆上建立起了第一个殖民城市圣玛丽亚-拉安蒂瓜德尔达里恩。他后来还成为了第一位看见“大南海”（即太平洋）的欧洲人，这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欧洲人再次目睹太平洋。

在发现美洲之初，哥伦布与西班牙的其他探险家都对这次以经济为目的的探索的成效感到失望：与非洲和亚洲不同，加勒比群岛的居住者们并没有黄金或者其他西班牙强盗觉得有价值的财物。但是，他们在玉米、木薯、棉花、花生、辣椒、菠萝、甘薯与烟草等作物方面的产量却十分庞大，而旧大陆对这些作物都一无所知。不久后，随着更多的探索者来到这片大陆，欧洲人发现了这些新作物，并意识到了它们的商业价值可以让西班牙人在欧洲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能与葡萄牙和意大利人从非洲与亚洲带回的货物竞争。因此，除了上述的作物外，西班牙人还将香子兰、西红柿、马铃薯、可可及其制品巧克力、多香果与制造染料的胭脂虫引入了欧洲。当运送胭脂虫的西班牙商船被英国或德国的海盗劫掠时，不识货的海盗们往往会把货物扔进大海。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后，许多欧亚非的文明都开始利用和消费这些来自美洲的产品；除了上一段提到的以外，还有橡胶等经济作物以及鳄梨等旧大陆没有的水果。到了16世纪，西班牙的加利西亚与曼切戈斯两个地区已开始为“谁的土地上种出来的马铃薯品质更好”的问题而发生争论。

在征服战争结束后，欧洲人的兴趣依然集中于香料贸易方面。此外，他们还热衷于探寻以金银为主的贵金属资源：贵金属的积累使得欧洲在18世纪得以进入工业社会。

然而，在欧洲最受欢迎的香料并没有出现在这片新的大陆上，因此西班牙王室依然对东印度保持着极大的兴趣。1519年，在荷南·科尔蒂斯在墨西哥登陆时，西班牙资助了葡萄牙航海家斐迪南·麦哲伦（1480年－1521年）的探险。

（六）麦哲伦游移在两国间

这次远航的目的，是去寻找向西通往香料群岛（亦称东印度群岛）的贸易路线，这可以让西班牙在不违反《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的前提下通过香料贸易来获取利润。麦哲伦曾试图向葡萄牙请求资助，但受条约限制的葡萄牙并没有同意。

麦哲伦曾积极地参与了葡萄牙对印度和马六甲的殖民活动，可他却没有达伽马在曼努埃尔一世前的那份幸运：1513年，他被派往摩洛哥清剿海盗，在一场战斗中他的一条腿落下了残疾。回到葡萄牙后，他在晋见国王时恳求国王念在多年的功劳上为他增加俸禄，但却被拒绝了。失望至极的麦哲伦离开了自己的职位，在家乡停整了几年，接触到了邻国西班牙的航海者与国王，还同制图师与天文学家鲁伊·法莱罗建立了友情——法莱罗对麦哲伦的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香料群岛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中，东西分别为新几内亚与苏拉威西岛，南临澳大利亚大陆。这一片群岛成为了当时欧洲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目标。

麦哲伦在很早以前便相信有着一条向西穿越“大南海”通往香料群岛的海峡；过去曾经有探险家寻找过这条海峡，但都却无功而返。一次又一次的探索都被看似无穷无尽的岩石所阻碍，由此，很大一部分制图师都设想美洲大陆的土地会一直延伸到地球的南极。然而，麦哲伦坚信两大海洋间必有通道相连，并希望得到一支舰队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法莱罗支持了麦哲伦的行动。

1517年10月20日，麦哲伦前往西班牙南部大港塞维利亚，寻求为西班牙王室效劳的机会。他将自己的计划呈交给了当地的商局，并在1518年3月22日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签订协议，揭开了大航海时代中最耀眼夺目的一页。

得知这件事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打一开始便打算去破坏麦哲伦的航行。夺取了马六甲控制权的葡萄牙，已开始计划征服其最后的目标——香料群岛。在当时，两个国家的君王都十分注意自己出现的场合，因为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即将迎娶西班牙国王的姐姐埃莱奥诺。然而，两国间私下的角力仍然十分激烈，葡萄牙曾派出大使阿尔瓦罗·德科斯塔（álvaro de Costa）试图行刺麦哲伦，而卡洛斯一世则希望夺取葡萄牙在香料贸易上的优势地位。

根据与卡洛斯一世签订的协议，船队必须由麦哲伦和法莱罗这两位拥有平等权力的船长指挥。亦是天文学家的法莱罗还负责为这次航海制造必要的航海用具，及解决棘手的经度问题。法莱罗为此提出了三个方案：分别是通过月球的纬度、日月的冲合或磁针的偏角来获取经度。然而，法莱罗在将各个方案解释清楚前便离开了船队，宇宙结构学家安德烈斯·德圣马丁继承了他的工作，并选择了在当时可得出较满意结果的第二种方案作为测量经度的方法。

由于法莱罗的离去，他对船队的指挥权转移到了麦哲伦上将手中。然而，船队中最大吨位的船圣安东尼奥号的舰长——布尔戈斯城主教的堂兄弟——胡安·德·卡塔赫纳得到了另一份令其拥有与麦哲伦平等权力的补充文件，文件委任他“协助”（adjunto）葡萄牙人（指麦哲伦）以确保该次派遣的顺利进行，并留意和防止疏忽的发生。这样的决定带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但却是有害的；因为尽管麦哲伦拥有对舰队的绝对指挥权，但卡塔赫纳的加入多少带有些限制其职权的意味。这个决定在后来导致了两人极为严重的对立。

船队由5艘卡瑞克帆船共265名船员组成：旗舰为特立尼达号（Trinidad），其余四艘分别为圣安东尼奥号（San Antonio）、康塞普西翁号（Concepción）、维多利亚号（Victoria）与圣地亚哥号（Santiago）。其中最大的船为120吨的圣安东尼奥号，最小的为75吨的圣地亚哥号。每艘船都装备了足够的武器，并为交易和补给准备了丰富的物资：有蛋糕、酒品、醋、干鱼、熏肉、蚕豆、鹰嘴豆、小扁豆、面粉、大蒜、奶酪、蜂蜜、杏仁、凤尾鱼、沙丁鱼、葡萄干、李子、无花果、食糖、榅桲果、芥末、刺山柑与稻米；船队甚至还带上了6头母牛，以获取新鲜的牛奶和牛肉。麦哲伦的整个舰队共花费了8,751,125西班牙金币。1519年9月20日，在这个星期二的黎明，麦哲伦率领他的手下从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出发，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

9月26日，向西南航行的舰队抵达了特内里费岛，并在该岛补充了饮水、食物和木材。他们在加那利一直停留到了10月3日；10月3日的午夜，麦哲伦下令舰队启航，并航向南方的塞拉利昂方向。卡塔赫纳对舰队没有按照既定路线航向巴西感到惊讶，并因此要求麦哲伦海军上将给出解释。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麦哲伦似乎没有理会他，并依旧维持着他的航线。显然，这次事件并没有引发任何直接的后果；但在经过14天的逆风航行后，更加不满的卡塔赫纳开始拒绝向麦哲伦上将行问候礼。脾气易受周遭环境影响的麦哲伦，在一开始便要求卡塔赫纳必须向他行问候礼，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两人的一次见面中，卡塔赫纳公开违抗了麦哲伦的权威：麦哲伦于是下令解除他的军职并逮捕他。路易斯·德门多萨（Luis de Mendoza）自愿监管被解职的卡塔赫纳，以避免这名西班牙贵族沦为底舱的囚犯。安东尼奥·德科卡（Antonio de Coca）则被指派为圣安东尼奥号的船长。该次事件在后来还导致了更加严重的后果。

在穿过大西洋后，舰队抵达了南纬23度附近的巴西圣阿戈斯蒂纽角，他们在这里得到了肉类、水果和马铃薯的补给，并同当地的部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然而，舒适的几天很快便过去了。在到达南纬34度后，他们以为已经抵达了海峡，但那其实只是拉普拉塔河的河口。他们花费了15天时间去探索这片巨大的河口，哪怕是一条极小的通道也没有被放过。2月24日，他们望见了南纬40度附近巨大的圣马蒂亚斯湾（San Matías），在探索过后，他们又一次抱着失望启航。3月31日，他们在南纬49度发现了巴塔哥尼亚海岸的一片巨大的海湾，由于当天是圣胡利安日（San Julián），这片海湾便依此被命名为圣胡利安湾。麦哲伦决定将舰队停泊在该地，直到冬季结束。

由于之前的探索屡遭挫折，人们开始怀疑这次探险是否真能取得成功。随着冬季严寒的到来，凛冽的寒风变得愈加频繁，在这一片荒芜人烟的地域，一股不满的情绪在船员里迅速弥漫开来。各船的船长们开始抱怨麦哲伦的缄默：“既不向高级官员征询意见，也不给出未来的行程安排”。另外，舰队的食物配给也被缩减。注意到了这些紧张气氛的麦哲伦，决定在到达圣胡利安港后的1520年4月1日棕枝主日当天，将船员们集中在一起举行宴会。然而，只有部分船员参加了这次宴会，维多利亚号的船长路易斯·德门多萨、康塞普西翁号的船长加斯帕尔·克萨达（Gaspar Quesada）与圣安东尼奥的船长安东尼奥·德科卡都拒绝出席宴会。到这时，情况变得不可挽回了，由于不能冒失去最大的一艘船圣安东尼奥号的危险，麦哲伦撤下了它的船长科卡，并让自己的亲戚阿尔瓦罗·德·梅斯基塔（álvaro de Mesquita）取代了他的位置。当天夜里，克萨达、科卡与卡塔赫纳主动采取了行动：他们的支持者通过小艇登上了圣安东尼奥号。在登上甲板后，他们直闯梅斯基塔的房间，夺取了该船的控制权。船上的助理舵手胡安·德埃洛里亚加因为反抗而被克萨达刺伤。没过多久，船上的葡萄牙籍船员们便全部遭到囚禁了。未反对该次兵变的船员被赏以食物和酒品。这次行动非常迅速，并获得了成功。叛变者们回到了自己的船上，并让胡安·塞瓦斯蒂安·埃尔卡诺掌管了圣安东尼奥号。在旗舰特立尼达号上，麦哲伦上将直到第二天天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在这次兵变中总共失去了三艘船：康塞普西翁号、维多利亚号与圣安东尼奥号。

麦哲伦看穿了叛变者们的优柔寡断：他们没有趁机提出要求，也没有制定好行动计划。于是，麦哲伦派出了一支由特立尼达号的警官贡萨洛·戈麦斯·德埃斯皮诺萨（Gonzalo Gómez de Espinosa）率领的5人分队，乘坐小艇前往维多利亚号向门多萨递交信件，没有发现危险的门多萨让他们上了船。埃斯皮诺萨在门多萨阅览信件的时候刺死了他，而杜阿尔特·巴尔博扎率领的60人也顺利登船，并重新控制了维多利亚号。至此，维多利亚号上的叛乱已被镇压。

麦哲伦海峡东起大西洋的比尔赫内斯角，西至太平洋的希望角。全长570千米，最窄处仅2千米。麦哲伦的舰队用了一个月才驶出海峡。

在圣胡利安港停泊的同时，麦哲伦还让霍安·塞拉诺（Joan Serrano）率领圣地亚哥号朝南探索附近的地区。圣地亚哥号最远航行到了由冰川融冰形成的圣克鲁斯河入海口。在这里，这艘船由于风暴而沉没。8月24号，剩下的四艘船从圣胡利安港出发，在航行两天后抵达了塞拉诺发现的河口，并在这里停留了近两个月，以等待夏天的来临。然而，麦哲伦并不知道，他们距离那个海峡只有一步之遥了。

10月18日，舰队启锚并继续朝南航行。在三天后的圣乌苏拉和11,000位处女日时，舰队抵达了一处海角（即比尔赫内斯角（Vírgenes））。在绕过海角向西航行后，他们发现了一片两侧林立着悬崖与雪山的海湾，看上去似乎没有尽头。按例行程序，麦哲伦派圣安东尼奥号与康塞普西翁号深入海湾内部探索，特立尼达号和维多利亚号则负责外海的探索。圣安东尼奥号的船长埃斯特万·戈麦斯私自违背了麦哲伦的命令，在其余人不知情的情况下率船返回了西班牙。于是，麦哲伦的舰队里便又少了一艘船。在经历了对圣安东尼奥号“沉没”的短暂恐惧后，康塞普西翁号带回了好消息：这条水道里有着潮汐，而且水也带有咸味——也就是说，这条水道并不是河流。在万圣节当天，三艘船进入了海峡内部。海峡内密布着众多分支、弯道和海湾，这不仅拖慢了舰队的行程，还令舰队面临危险：除了持续不断的寒风外，船员们还必须时刻留意着附近的礁石和浅滩。舰队在海峡内部发现了一处河口，并将之命名为德拉斯萨尔迪纳斯（de las  Sardinas）。在该处，麦哲伦派出一艘小船去探索前方的航道，三天后，小船顺利返回并带来了好消息：他们发现了出口：这个出口被命名为希望角（Cabo Deseado）。

麦哲伦的舰队不但成功地找到了穿过南美洲通往太平洋的海峡；而且还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在经过三年的艰苦航行后，维多利亚号在胡安·塞瓦斯蒂安·埃尔卡诺的率领下重返欧洲。

（七）葡萄牙失去了垄断

尽管西班牙的竞争对葡萄牙的垄断造成了威胁，但葡萄牙的探索与殖民依然在继续进行着。葡萄牙人是第一批抵达日本并与该国展开贸易的欧洲人。在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统治下，葡萄牙王国为继续控制其宣称拥有的土地和贸易路线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他们的策略是在通往东方的主要航道上修建一系列的要塞。这样的要塞与殖民地有黄金海岸、罗安达、莫桑比克、桑给巴尔、蒙巴萨、索科特拉、霍尔木兹、加尔各答、果阿、孟买、马六甲、澳门与帝汶。此外，葡萄牙人还统治着巴西，这片土地于1500年由葡萄牙人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发现。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巴西被“划分”在了葡萄牙的一侧。

葡萄牙的本土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沿海地区，难以向内陆扩张。随着时间的过去，过于窄小的本土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扩张能力，令它无论在财政还是人力上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此外，分布于全世界的葡萄牙要塞长期面临着人力与装备缺乏的处境。因此，葡萄牙无法与其他更加强大的势力竞争，其殖民地与贸易注定要被他国蚕食，它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已不再长久。葡萄牙在东方霸权的衰落肇因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探索的展开：这三个国家在教皇划分世界的时候并未参与其中，因此它们没有遵守葡西间条约的必要。1580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以葡萄牙前国王塞巴斯蒂昂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兼任了葡萄牙的国王（腓力二世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外孙）。合并后的帝国又因为过于庞大而失掉了它的绝对优势，无法应对来自新兴势力的竞争。

在西非、中东与远东地区，英国与荷兰逐渐蚕食掉了葡萄牙的一部分殖民地。孟买在后来被作为结婚礼物赠送给了英国。只有澳门、东帝汶、果阿、安哥拉、莫桑比克与巴西还在葡萄牙的实际控制之下。荷兰人曾经夺取了巴西将近一半的土地，但最终还是被葡萄牙人夺回了。

（八）新兴国家的竞争

非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并不认同《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法国、荷兰（从西班牙取得独立后）与英国均有着航海的传统；而尽管伊比利亚国家对它们严加防范，但法、荷、英三国最终还是得到了伊比利亚的新技术与新海图。

曾为西班牙人工作的意大利航海家乔瓦尼·卡博托率领了法、荷、英三国派出的第一支探险船队。受英国资助的卡博托率领他的船队开启了英法共同探索北美洲的时代。大部分西班牙人都忽视了辽阔的美洲大陆北部，认为那里遍布游牧民族且未建立庞大帝国，较之中美更难以控制。卡博托、雅克·卡蒂亚和其他航海者希望在北方找到通往富庶东方的水道，但他们都没有成功。水道并没有找到，然而这些探索却展示了别的可能性：17世纪初，来自中欧与北欧的殖民者登上了北美洲东岸，建立起了最早的一批北美殖民地。

法、荷、英三国还在非洲与印度洋与葡萄牙展开了竞争。荷兰、法国与英国的船队活跃于这些地区，对葡萄牙的垄断地位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随着贸易的展开，北欧三国的贸易份额一步步地上升，而葡、西的则不断下降。除了贸易竞争外，法、荷、英三国还在当地成立了自己的军队，在葡西旧殖民地的附近建立起了自己的新殖民地。此外，他们还带头对《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中西班牙一侧的太平洋与北美洲未知之地进行了探索：荷兰探险家威廉·扬松和阿贝尔·塔斯曼“发现”了澳大利亚的海岸，詹姆斯·库克船长对太平洋沿岸进行了测绘，维他斯·白令“发现”了以他姓氏命名的白令海峡。

1、英国的探索

1577年到1580年，英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环球航行。另一位著名的英国航海家是亨利·哈德逊（1565年－1611年）在北美洲的探险主要有：在1609年对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于1524年所发现的哈德逊河流域进行探查，之后在1610年到达哈德逊湾，使得此两处地点冠其姓氏命名。

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1728年－1779年）曾三度远征太平洋。在航行中，他对太平洋的海岸线以及大洋中的众多岛屿进行了精确的测绘，令它们首次出现在欧洲的地图中。库克发现了澳大利亚东岸，并声称其为大英帝国的领土；他完成环球航行，发现了新西兰与纽芬兰；此外，他还是最早“发现”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

2、法国的探索 

勒内-罗贝尔·卡弗利耶·德拉萨勒（1643年－1687年）是一位著名的法国探险家，他对北美大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曾横渡五大湖与密西西比河，并对魁北克与密西西比河河口之间的地区进行了探索。

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法国人是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1729年－1811年），他探索了马维娜斯群岛、大溪地、萨摩亚群岛、所罗门群岛与新赫布里底群岛。

另一位著名的法国航海家是让-弗朗索瓦·德拉彼鲁兹（1741年－1788年）。拉彼鲁兹继承了布干维尔与库克探索太平洋的未竟之业。他探索了菲律宾群岛与澳门，并发现了以他姓氏为名的拉彼鲁兹海峡。1788年，他来到了所罗门圣克鲁斯群岛的瓦尼科罗岛，之后便杳无踪迹。1826年，人们才在当地发现了他船只的遗迹。

3、荷兰的探索

第一位完成环球航行的荷兰人是海盗奥利维尔·范诺尔特（1558年－1627年）。1596年，威廉·巴伦支（1550年－1597年）发现了斯瓦尔巴群岛。此外，后人为纪念巴伦支，还将新地岛与斯瓦尔巴群岛之间的陆缘海命名为巴伦支海。1616年，荷兰航海家威廉·斯豪滕与雅各布·勒梅尔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行中发现了合恩角。

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1603年－1659年）发现了塔斯马尼亚岛、新西兰、汤加群岛和斐济群岛。另一位著名的荷兰探险家雅各布·罗格温（1659年－1729年）则发现了复活节岛以及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岛屿。

（九）探索结束及其影响

地理大发现时代结束于17世纪末。在15世纪中叶，欧洲人识总合中已知的陆地面积只占全体陆地的2/5，航海区域亦只有全部海域的1/10；但到了17世纪末，他们知识总合中已知的陆地和海域都已达到全体的9/10。当然，远洋探索依然继续着。直到19世纪，欧洲人才开始探索北冰洋和南冰洋。

过去地理大发现曾被认为是缘于欧洲科技的瞬间跃进，或者少数航海先驱的英雄行径。当代史家则逐渐倾向认为，这是从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内部经济、文化与科技逐渐成熟的结果。

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起初，地中海的权力和财富掌握在意大利与希腊人手里；随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阿拉伯人开始显赫于地中海；后来，葡萄牙与西班牙进行了收复失地运动，发现了新航路并进行了环球航行，意大利城邦失去了他们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上。19世纪，西欧的法、英、荷三国开始活跃，他们主导了大西洋的经济活动，其中一部分国家的影响力延续至今。

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外贸易累积的财富激发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事业，促使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最终直接、间接地激发了帝国主义。此外，在欧洲社会结构方面，商人们先后取代了南欧与北欧的封建领主，成为社会中最具权势的阶层。在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本国的政治和政府。

“地理大发现”的称呼，乃是指西方国家第一次看见美洲大陆的一种说法。当时的西方人认为他们发现“新大陆”，连上面的原住民也是“新住民”。但是严格来说，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早就住在那里上万年，美洲大陆也是一直存在，只是欧亚大陆（所谓的旧大陆）的居民在此之前完全不知情。把“找到”美洲大陆的举动称为“发现”，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似乎是说那群人原本不存在、不是人，等到欧洲人来临才“被发现”及“被赋予存在”的意思。这样的说法对于美洲大陆原住民不尊敬，在严格的历史用语上，是一种极为无知的体现。

谢选骏指出：但是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既然欧洲人捷足先登霸占了整个地球，他们就可以任意胡说八道，直到有一天别人夺去了他们的霸权，然后换上一套新的话语系统。

（另起一页）

第四节

库尔德人为何永世不得翻身

（一）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是一个生活于中东地区的游牧民族，为西南亚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基本居民。总人口约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四国境内，有少数分布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俄罗斯山区、以色列等地，在中东是人口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民族的第四大民族。

库尔德人口大约2800万到3500万，却无法独立建国，被迫分散在土耳其（1400万-1950万，2010年）、伊朗（540万–750万，2011年）、伊拉克（450万–700万，2011年）、叙利亚（130万-200万，2011年）、阿富汗（20万）、阿塞拜疆（15万-18万）、黎巴嫩（8万）、亚美尼亚（5万）、格鲁吉亚（4万-6万）、土库曼斯坦（5万）、德国（75万）、法国（13万5千）、瑞典（13万）、英国（9万）、荷兰（7万5千）、瑞士（7万）、比利时（6万）、奥地利（6万）。分属不同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斯兰教什叶派、雅兹迪教派、阿里伊拉希教派、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无神论。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相传是古代米底亚人的后代，两千多年来一直都在库尔德斯坦的山区活动，过去都过着游牧式生活，后来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近年来库尔德族已有独立建国的声浪，但屡屡遭受土耳其、伊拉克等国的压迫，偶有极端独立分子激烈冲突，部分工人党成员还被西方国家列为恐怖份子。

大部分库尔德人都是伊斯兰教信徒，其中多数为逊尼派穆斯林（苏菲教团盛行），少数为什叶派穆斯林，含阿拉维派和十二伊玛目派。还有部分库尔德人信奉雅兹迪教派、阿里伊拉希教派等其他宗教。

库尔德人使用的库尔德语属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库尔德语有两种书写方式：在伊拉克和伊朗主要用阿拉伯字母书写，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主要用拉丁字母。两地原本语言相同，而仅是两种文字书写方式不同；但如今可能因为长久的分隔，使两种语言在用词方面已开始产生显着区分，民族即将像俄国和中国境内的蒙古人那样一分为二。

土耳其的大多数库尔德族人都是穆斯林，他们外表上和土耳其人没两样，但是在语言、文化和家庭传统上却大相径庭。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早有历史记载。虽然库尔德人没有像亚美尼亚人那样经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政府的种族屠杀，但库尔德人一直为独立而奋斗。

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与列强于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色佛尔条约》，此条约属于1919年巴黎和会系列条约的一部份。内容主要为削弱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及国力，防止它再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条约中允诺库尔德斯坦为自治区，并将举行公投以决定是否成为独立国家。

该条约被普遍认为是侧重协约国（尤其是英国、希腊和亚美尼亚等国）的利益，而对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人十分苛刻。由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并不接受这个条约，于1920年4月23日在安卡拉成立了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会认为《色佛尔条约》损害土耳其人利益和主权，对之不予承认，并与依据条约占领小亚细亚的亚美尼亚、希腊和法国军队战斗，是为土耳其独立战争。战后，土耳其于1923年7月24日与协约国签订《洛桑条约》。

在实质上建立起土耳其现代国家的《洛桑条约》中，库尔德人是一个少数民族，权利没有得到任何保证，这一点是库尔德族人和南斯拉夫人、犹太人以及亚美尼亚人不同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本文系将谈到的，历史的报应。

虽然土耳其东部地区很多人，尤其是女性，都以库尔德族的Kurmanci语（此处指北库尔德语: 土耳其地区库尔德人所说之库尔德语腔调；另有南库尔德语，主要指伊拉克地区的库尔德语腔调）作为第一语言，对土耳其语的掌握非常有限；但直到最近，土耳其政府还是不承认库尔德族人的存在。在土耳其的人口调查中，政府仍然不准任何人把自己归为库尔德人，也不以库尔德人来称呼他们。身份证上亦不允许“库尔德人”字样出现。这是土耳其穆斯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聪明的地方，没有极端愚蠢地把自己的国家一分为五十六。

1925年以后，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族的政策逐渐从初期软硬兼施、保持模糊空间的态度一步步转变为压制库尔德族文化。1925到1938年间，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族在凯末尔高压统治下多次发起暴动，主要范围在土耳其东部的安那托利亚地区，而土耳其政府将这些暴动定义为“国内反动势力／革命势力的反动”，对于库尔德族一字不提，企图塑造土耳其做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假象。

1925年，由赛德（Sheikh Said）为首的库尔德族反土耳其高压统治运动开始了这一连串暴动，赛德起义造成1927-1930年间土耳其空军对亚拉拉特山地区的轰炸，酿成了1930年的亚拉拉特起义。更为血腥的暴动发生在1937年的德锡门地区，当地居民在1937-1938年间遭到土耳其政府的驱离，为了自我保护而发生暴动，在当地领袖写给国际联盟秘书长信件中揭露了土耳其政府的压迫暴行，其中提到“剥夺库尔德儿童的受教权、强迫库尔德人成为奴工、驱离库尔德人，并借由‘土耳其化’的手段试图消灭库尔德人”。而作为回应，土耳其政府选择更加密集的空军轰炸。据统计，土耳其军在短短17天内就屠杀了8,000多位库尔德人。

库尔德族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无法扭转土耳其政府全面否定其存在的政策，到了1983年，库尔德语遭到了全面禁止。土耳其语被定为唯一官方语言的结果并不止于文化权语言权的打压。当所有有关库尔德族权益的政府公告都只以土耳其语发布时，原本属于库尔德族的土地渐渐从库尔德族人手中转入土耳其人手里。土耳其人开始在政府的提倡下有系统地移居至传统库尔德族区域，而库尔德族人则被赶出居住了数千年的土地。

1984年，阿卜杜拉·厄贾兰建立了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创党初期，以为农工阶级谋福利为宗旨的库尔德工人党并未凸显库尔德族认同，反而一度与土耳其政府关系良好。

但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分离主义者的骚乱升级，而土耳其东南部也进入了长期紧急状态，经过1980至1990年代长达15年的战争，死亡人数达到了3万人以上。

随着库尔德族受到军政府无情打压情况的恶化，库尔德斯坦工人党逐渐开始转型，并在1984年发展成为一武装团体，开始以恐怖攻击血腥暴力的形式与土耳其政府对抗，试图以暴力手段凝聚对抗土耳其政府，争取库尔德族独立。1991年，阿卜杜拉·厄贾兰在肯亚被捕。21世纪开始，厄贾兰呼吁他的追随者放下武器。

促进这种改变进一步加快的最好机会就是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为了获得批准，土耳其不得不开始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权利。2002年，土耳其政府允许用库尔德语言广播，然后又进一步同意在语言学校里教授库尔德语。东南部的紧急状态被解除。政府补偿在冲突中被迫迁移的农民。很多库尔德族人对于在伊拉克北部边境，正发展出一个准独立（Quasi-independent）的库尔德人国家的进程感到高兴。

不过，虽然目前形势的发展令人乐观，一些库尔德人激进主义者认为现有的改革远远不够。2004年6月，停火状态也被打破，在东南部地区不时发生小规模战斗。而近期发生在安卡拉的爆炸事件也被认为再次恶化两方的关系。

伊朗库尔德族主要栖息在伊朗的西北边，还有一些少数库尔德族居住在东北边呼罗珊省，占伊朗约7~10%的人口（650万~790万）。伊朗政府并没有像土耳其或伊拉克一样用残忍暴行去对付其境内的库尔德族，因为他们毕竟是出自同一个渊源。但面对库尔德族的分离请求时，依然却永远持反对意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伊朗政府因行政力量尚未稳固，使得一些库尔德族部落酋长获得当地政治权力。而一战后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则影响一些库尔德族酋长而使他们日后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领导者。

在1910年代晚期和1920年代早期，由库尔德酋长辛库·席卡克领导的族群叛乱在伊朗西北边点燃战火。虽然此叛乱象征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但历史学家认为辛库的叛乱和库尔德族民族认同间的关系其实很难有关连，这场叛乱只是反映传统的部落利益上的冲突。

而伊朗政府和非库尔德族的伊朗民众并不是这场攻击的唯一受害者，也有库尔德族人在这场叛乱下受到伤害。这场叛乱并没有任何库尔德族团结一致的迹象。1920年代晚期的库尔德族暴动常伴随着伊朗与土耳其间的紧张关系，伊朗与土耳其把库尔德族当成政治工具：土耳其提供军事协助与避难场所给1918~1922年的辛库·席卡克反伊朗叛乱，而伊朗也在1930年的亚拉拉特叛变时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土耳其。

因面对泛突厥主义与泛阿拉伯主义在伊朗国境中崛起而造成的领土威胁，泛伊朗主义在1920年代早期形成。当时礼萨汗的巴列维王朝支持伊朗民族主义，认为库尔德族是伊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礼萨汗个人赞扬库尔德族是纯正的波斯人。

在这时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也影响了库尔德族，并在1946年伊朗危机中促进分离运动，当时伊朗库尔德民主党（KDP-I）与共产主义团体有意建立一个叫马哈巴德共和国苏维埃傀儡政府，此傀儡政府将与另一个傀儡政府阿塞拜疆人民政府一起建立。但马哈巴德共和国领土很小，只包含马哈巴德与周边的城市，不足以与南边英美区的库尔德族合并，其民族目的也没办法吸引其他的部落。结果，当1946年12月苏维埃撤出伊朗时，伊朗政府便毫无阻碍的铲除了这个傀儡政府。

之后陆陆续续的库尔德族暴动（1967、1979、1989-96年），由KDP-I和伊朗库尔德劳动者社会革命党（KZK）带头，但这两个团体并未大力提倡库尔德族分离运动，在这部份做最好的反而是土耳其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但是一些反对派领袖，包括库瓦兹·穆罕默德与阿布都·拉曼·加私募罗，还是被伊朗政府处决或遇刺身亡。

在两伊战争时，伊朗政府资助伊拉克的库尔德族政党如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UK）反抗伊拉克，并收容140万伊拉克难民（多数为库尔德族人）。

2004年，由隶属于土耳其PKK的分离团体，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发起暴动，并被伊朗、土耳其和美国视为恐怖分子。停火协议虽在2011年签署，但是一些PJAK与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间的冲突在停火之后还是有所发生。自从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经常面对歧视库尔德族的指控。但库尔德族人其实在伊朗各时期的政府执政时都有参与其中，例如库尔德自由主义政治家卡林姆·簪加败就在1952年在摩萨台内阁中担任教育部长。在礼萨汗当政时期，一些国会成员和军队官员就都是库尔德族人，甚至有库尔德族的内阁部长。在巴列维王朝时期，库尔德族收到许多来自当权者的帮助，例如在1962年领土重编时保留库尔德族的土地。在2000年初期，伊朗议会中的库尔德族议员也占了一定的比例，逐渐削弱歧视的主张。重要的政治家如前第一副总统礼萨·拉希米和德黑兰市长巴吉尔·卡利巴夫（在2013年总统大选选票位居第二名）也活跃于现今伊朗政坛。而库尔德族的语言在现在伊朗境内没有受到太大的限制，一些报纸使用库尔德族语，甚至在有些学校教导小孩库尔德语。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的伊朗库尔德族人对库尔德民族主义并不是太执着。

在波斯湾战争期间，美国曾呼吁伊拉克国内人士推翻萨达姆·候赛因，库尔德人曾表示愿担此任，但美国认为库尔德人未必能胜任，而未有合作。战后，萨达姆打击库尔德人，1992年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伊拉克境内，北纬36度以北，设立禁飞区，以制止伊拉克空袭库尔德人。

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遭到攻击和许多屠杀事件，一线之隔的土耳其采取壁上观角色，也引起土境内库尔德人抗议，但土耳其视其境内库尔德为不稳定力量，要是出兵解围或给予武器，难保有一天伊土两地的库尔德族坐大后联盟起来要求建国，那就是最大心腹大患，相比之下伊斯兰国虽然残忍但是同为逊尼派又对土耳其短期内没有领土野心，战力又强，一个不可说的心机在土政府高层蔓延，就是不要积极攻打伊斯兰国组织，让它去屠杀库尔德族和叙利亚的什叶派，这两者都是土耳其大敌，出手帮助主要敌人是没道理的策略。所以在土耳其支援下，伊斯兰国迅速扩大。

伊拉克库尔德人之政经地位属于中等，主要因为两伊战争及波湾战争后，严重削弱。 在宗教方面大多数属于逊尼派回教徒，主要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再者是什叶派，仅有少数是阿列维派（Alevis） 或是亚契德（Yazidis）。 1960年代，伊朗王国、美国、以色列开始给予老巴塞尼的库尔德民主党坚定支持，对伊拉克进行镇压。1972年，伊拉克对英属石油公司进行国有化政策，美国曾透过伊朗对老巴塞尼更多武力支持。1975年伊朗国王及海珊进行协商，伊朗终止对老巴塞尼援助，库尔德族叛乱行动瓦解。而该库尔德族有三大主要势力，分别为: 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 、老巴塞尼、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 。 1980-1988 年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与伊拉克政府为了打击对方，各自极力设法鼓吹对方国家境内库尔德族争取独立。伊拉克基本上有三大要点:维护中东霸权地位、重划阿拉伯河边界、切断伊朗对库尔德族人的援助。起初海珊为求将精力集中在对付伊朗，并未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族独立运动太过介意。然而伊拉克境内分裂的两股库尔德族势力中，“库尔德族民主党”（Kurdish Democratic Party, KDP）始终坚拒与海珊合作，导致海珊在1988年巴格达使用化学武器的对象不只是伊朗军民，同时也包括自己境内的库尔德族平民，但联合国经查证后，却没进一步的制裁。 1991年库尔德族叛乱失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688号决议，以北纬36度以北，作为库尔德族避难所，并且设立禁飞区以制止伊拉克空袭库尔德人。今伊拉克地区之库尔德族人仍希望独立于国家之外，只是受个国家之压迫，并于邻国土耳其之库尔德人间，难完全达成共识完成独立。而2014年开始，许多库尔德族人指控土耳其政府，暗中协助ISIS灭库尔德族人 。

库尔德族人口占叙利亚人口的9%，总共约160万人。这令他们成为叙利亚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集中于东北部与北部，但在最大城市阿勒坡与首都大马士革也有很多库尔德族人口。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库尔德族人权活动者受到虐待和迫害。

叙利亚官方以技术性手段压迫库尔德族的民族识别，包括使用库尔德语的各种限制、拒绝儿童以库尔德语姓名登记出生、更换库尔德语地名为阿拉伯语新地名、禁止库尔德语私立学校及禁止以库尔德语撰写的书籍或出版物。在被拒绝叙利亚国籍后，大约有30万库尔德族人已经被剥夺任何社会权利，这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其后果是，这些库尔德族人在叙利亚境内可以随意被捕。2011年3月，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示威与动乱蔓延到全国各地，叙利亚政府承诺要解决这一问题，对大约30万名先前被剥夺权利的库尔德族人，被承认其为叙利亚公民。

1982年土耳其建立了新的宪法，在宪法的第26及28章中，对库尔德人的认定采用了较严苛的标准。与此同时，这项粗暴的政策也增进了受政治迫害而流亡至叙利亚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支持度。虽然土耳其军方非常担心安多利亚东南方的库尔德势力，但是总理Turgut Ozal 认为有必要趁着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没落与国内库尔德人开启谈判。1992年，他建议国家电视网路应该至少拨放60至90分钟的库尔德语节目，并且将库尔德语订为第二官方语言；然而国会内的军方势力在安全的考量下否定了这个想法。Turgut Ozal 的继任者Tansu Ciller 上台后情况持续恶化，因为他给予军方极大的政治及金融上的支助，激化了土耳其军对于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军事行动。此外，另一个好战的伊斯兰政党也在东南方兴起了——也就是1999年成立的新库尔德斯坦人民民主党（new Kurdish People’s Democracy Party, PDP），同年也举行了赫尔辛基高峰会，土耳其成为欧盟的候选国，新的执政党——民主人民党决定废除死刑并且给予库尔德人有限的文化权利。

2004年3月12日，从卡米什利（叙利亚东北部一个主要的库尔德城市）一座体育场开始，库尔德人和叙利亚人之间爆发冲突并持续了数天。至少三十人死亡，超过160人受伤。骚乱蔓延到北部土耳其边界一带的其他库尔德族城镇，再波及到大马士革与阿勒坡。

由于叙利亚内战，自2012年7月起，库尔德族人得以控制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大部分地区，从最东北端的安迪瓦到最西北端的将戴里斯。

（二）一个受到诅咒的民族

下面说说库尔德人怎样遭受到了历史的报应，成为一个受到诅咒的民族。

这个罪孽都是由于库尔德人的领袖萨拉丁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就像希特勒使得德国人成为受到诅咒的民族、天皇使得日本人成为受到诅咒的民族一样。

库尔德人萨拉丁挑拨离间基督教各派的关系，唆使他们在耶路撒冷打打闹闹，以便分而治之，把神圣教堂的大门钥匙控制在穆斯林手里……这阴险的千古奇观好像极端主义一般地聪明，但是后果却使得库尔德人至今无法独立，惨遭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伊朗人分割蹂躏。凶残的萨拉丁表面上消灭了十字军主力，其实他的报应丝毫不爽，至今八百余年他的后人不得翻身。

1898年，邪恶化身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造访萨拉丁的墓，表示其敬意。此次的造访再加上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让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将萨拉丁视为对抗西方的英雄。他们认知的萨拉丁形象是由沃尔特·司各特及当时的欧洲人创造的浪漫角色，忽略了萨拉丁本身是库尔德人的事实。

可笑的是，现代的阿拉拍国家用各种方式纪念萨拉丁，多半也是以十九世纪西方所描绘出来的形象为基础。像伊拉克行政区划中包括萨迈拉及提克里特的萨拉赫丁省都是因他而得名，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最大城市艾比尔的萨拉丁-艾比尔大学也是纪念萨拉丁。

有些和萨拉丁有关的建筑物仍存留在现在的城巿中，萨拉丁最早强化的开罗城堡（1175–1183年）有圆顶，景观相当优美。在叙利亚即使最小的城巿也有一个可以抵抗入侵的城塞，萨拉丁将这个设施引入埃及。

虽然阿尤布王朝在萨拉丁死后只多存留了57年，但有关萨拉丁的事迹仍在阿拉伯世界中流传，一直到今天。随着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部份原因也和阿以冲突有关，萨拉丁的英雄事迹成为新的记号。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回巴勒斯坦的事迹，用来鼓舞今日的阿拉伯人，对抗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以色列的锡安主义。而且萨拉丁时期阿拉伯的统一及荣耀也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如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一个完美的符号。像埃及1984年后的国徽上就有代表萨拉丁的萨拉丁之鹰、而阿联、伊拉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及叶门的国徽都有类似的萨拉丁之鹰。 

萨拉丁·优素福·本·阿尤布·本·沙迪·本·马尔旺·艾勒-阿尤比（1137年－1193年），人称萨拉丁或阿尤布的萨拉丁，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苏丹及叙利亚的第一位苏丹，1174年－1193年在位。阿尤布王朝是得名自他父亲Najm ad-Din Ayyub。

谬说萨拉丁是埃及历史的英雄，因为他在阿拉伯人抗击十字军东侵的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领袖作为、骑士风度、军事才能，闻名于基督徒和穆斯林世界。他为人慷慨，从不吝惜钱财，死后的财产只有几个第纳尔，还不够支付葬礼费用。

其实他是库尔德族的穆斯林，也是首位成为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的库尔德族人，阿尤布王朝的建立者，在黎凡特之役中，领导穆斯林及阿拉伯人对抗来自法国人与欧洲的十字军。在权力最鼎盛时期，其苏丹国包括了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库尔德斯坦，希贾兹及也门。

在哈丁战役中，萨拉丁所领导的军队收复了自法蒂玛王朝期间被十字军占领长达八十八年的巴勒斯坦。虽然耶路撒冷的十字军王国仍持续了一段时期，但他们在哈丁之役中的战败，成了这场穆斯林与十字军战争的转捩点。也因此萨拉丁在库尔德族、阿拉伯及穆斯林文化中均享有盛名。萨拉丁是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但其义行及高贵的行为在基督教经典中也可发见，尤其是在卡拉克攻防战中的着墨甚多；虽说是十字军的敌人，也赢得了不少对方的敬重，例如狮心王理查。萨拉丁虽是欧洲人最憎恶的人物，但也是体现古老骑士精神的最好范例。

现代与近代均可找到许多作品描述萨拉丁的生平，偏向正面评价的史学家有Al-Qadi al-Fadil的作品Ascalon，和Imad al-Din al-Isfahani与Ibn Shaddad，但美索不达米雅的法学家Ibn al-Athir作品里的萨拉丁则呈现比较凶残的样貌。

他曾经“统一阿拉伯”：

1138年，萨拉丁出生于库尔德人的家庭，地点在底格里斯河边的提克里特（今伊拉克萨拉赫丁省省会）。他前往大马士革完成学业，并在努尔丁国王的宫廷服务十年，以其对逊尼派经文的兴趣而著名。

1160年，努尔丁派遣萨拉丁的叔父谢尔库赫去埃及作战，他随行学习军事。

1169年，他取代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和他叔父成为埃及总督，那时耶路撒冷的拉丁人国王阿马尔里克正要入侵埃及。

起初，萨拉丁的政权很不稳固，没人认为他能长久待在埃及。因为，在之前多次的权力更迭里，宰相们勾心斗角扶植了许多哈里发继承人。其次，萨拉丁领导的是外国军队，无力控制埃及的什叶派军队，后者仍效忠失势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再者，萨拉丁虽掌控统治权，但名义上附属于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以及赞吉王朝苏丹努尔丁。1171年9月，努尔丁去世，萨拉丁受近卫军支持发动政变。1174年成功夺权，穆斯林教长们宣布他继位为苏丹。阿尤布王朝从此建立。

其后，萨拉丁收复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发动圣战抵抗十字军。1187年，他俘虏耶路撒冷国王和圣殿骑士团团长，重新沦陷了圣城耶路撒冷。欧洲震动，导致其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2年9月，双方签定三年三个月的和约，胆小鬼仔“狮心王理查”带着真十字架逃走了，还谎称三年后回来一决雌雄。但两人皆未实现诺言。1193年3月4日，萨拉丁病逝于大马士革。1199年4月6日，可耻的狮心王理查在战场中箭后死于伤口感染。

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在十九世纪，萨拉丁因为其对抗十字军以及其慷慨，有了幻想的骑士精神的形象。其实萨拉丁在中古时期并不出名，但在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的剧本《智者纳坦》（1779年）及沃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十字军英雄记》（1825年）里，被基督教的叛徒们塑造出了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当代对萨拉丁是以这些伪劣的文学作品为准的。司各特等人对萨拉丁的描述是十九世纪自由派的欧洲人捏造的历史，但中古时期的西方人会对其印象不佳。因为那才是一个真实的萨拉丁，一个魔鬼的化身。

萨拉丁使得库尔德人永世不得翻身。

就像杀害耶稣使得犹太人永世不得安宁。

（另起一单页）

第五章

殖民主义与圣地的荒芜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殖民主义时代

（一）殖民主义概论

殖民主义（colonialism）指大国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政策。

古代世界有著名的希腊殖民地，近代有著名的西方强国压迫、奴役和剥削落后国家或地区，把它们变成自己的移居地。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自由贸易”形式，把不发达国家、民族和地区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

在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的国家，通过武力征服，侵占、收购、扩张等方式取得另一地区的控制权作为殖民地，控制势力与殖民地的不平等关系常会出现在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

殖民主义国家通常会控制该地区的自然资源、人力、语言、宗教、文化和交易市场。殖民主义国家亦会强加自身的社会文化，宗教和语言于被征服的民族身上。所以殖民主义常意味着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直接干预比较弱小的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系统。虽然殖民主义一词常与帝国主义交换使用，但帝国主义一词较常被使用，因为该词直指正式的军事控制及经济杠杆作用。

殖民主义一词过去被归类为一套理论，用于将上述定义合法化，以及促进该理论。殖民主义通常建基于民族中心主义，即开拓殖民地者自以为在精神和价值上比被殖民者优越。一些观察家将十八、十九世纪的殖民主义连接成种族主义和伪科学两者的邂逅。这种思想，导致西方世界孕育出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白色人种站在人类王国的最顶端，理所当然地负责控制欧洲以外的土著民族。

1492-2008年中世界殖民地化的过程。

殖民主义是一个不分时间，不分地域的历史现象，包括一些相异的民族，例如希泰人、印加人，以及英国人等。虽然殖民主义较倾向关于与本土没有边界连接的海外帝国，而不是与本国有连接的陆上帝国；但欧洲人及其他人都照惯例地形容为帝国主义。陆基帝国的例子包括周朝、蒙古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等。而奥斯曼土耳其就建立了一个横跨地中海，北非和东南欧的大帝国；而且还在欧洲各强国在世界别处进行殖民地化中存活了下来。

近代最大规模、影响力最大的殖民主义是欧洲的殖民主义。而欧洲的殖民主义始于十五世纪，从葡萄牙占领果阿开始。在欧洲人发现美洲之后，欧洲人迅速地开展了对新大陆的殖民计划，在几百年之内南、北美洲大部分已经成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地。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入侵南美洲，消灭了印加、阿兹特克两个南美土著的帝国，将南美洲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并奴役南美洲的土著，后来导致多达数千万的美洲土著因杀戮，疾病，营养不良而死亡。殖民主义领导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对美洲、中东、非洲海岸，印度和东亚的探索和侵略。十六世纪的后半段见证了英国向爱尔兰普遍的扩张。十七世纪时，英国、法国和荷兰继续建立更多殖民地，建立起一个海外大帝国—并取代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地位。到了十九世纪，英国的殖民扩张达到顶峰，统治的领土包括北美、澳洲、南亚等等，地球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也在大英帝国的占领和统治之下。殖民主义为殖民帝国提供了市场和资源的供给，很大程度促进了这些帝国本身的发展。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第一次的非殖民地化时期开始：当大部分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分别从各自的宗主国手上得到独立。虽然失去新世界殖民地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但是英国、法国和荷兰却将注意力转到旧世界：尤其是南非、印度和东南亚。在那里，海岸领土已经建立起来。而统一了的德国（普鲁士）亦在德属东非（Deutsch Ost Afrika）中寻找殖民地。意大利则占领了厄利垂亚、索马利亚和利比亚，并在第一次（First Italo-Ethiopian War,1896）和第二次意埃战争（Second Italo-Ethiopian War,1935-36）入侵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1936年，意大利帝国正式成立。

19世纪的工业化步伐被冠名为“新帝国主义”，而1880年代对非洲的争夺成为了殖民地化步伐加快的高潮。在二十世纪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 （即同盟国）的海外领地，被战胜国（即协约国）所瓜分为托管地。但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才预示着第二波非殖民地化的开始。

1914年欧洲的殖民帝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欧洲主要的殖民帝国及殖民地条例如下（有些殖民地在1914年前已独立，未列在下表中）：

英属殖民地及保护国

亚丁

英埃苏丹

阿森松岛

澳大利亚 

澳洲南极洲领地

圣诞岛

科科斯群岛

诺福克岛

巴哈马

巴苏陀兰

贝专纳

英属南极领地

东非保护国

英属盖亚那

英属宏都拉斯

天津英租界

英属香港

英属马来亚

英属索马里兰

文莱

缅甸

加拿大

锡兰

赛普勒斯（含亚克罗提利与德凯利亚）

埃及

福克兰群岛

斐济

甘比亚

吉尔伯特和埃利斯群岛

直布罗陀

英属黄金海岸

英属印度诸省（包括现今的巴基斯坦及孟加拉）

爱尔兰

牙买加

肯亚

马耳他殖民地

纽芬兰自治领

纽西兰 

库克群岛

纽埃

罗斯属地

托克劳

奈及利亚

北婆罗洲

北罗德西亚

也门地区

巴布亚

砂拉越王国

狮子山共和国

南罗德西亚

圣赫勒拿岛

斯威士兰

千里达及托巴哥

乌干达

南非联邦

中国香港（英属香港）

法属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内陆（阿尔及利亚沿岸是法国本土而非殖民地）

北罗德西亚

科摩罗群岛（包括马约特）

法属圭亚那

法属赤道非洲 

乍得

乌班吉沙立

法属刚果

加蓬

法属印度（本地治里、金德讷格尔、开利开尔、马埃及亚南）

法属印度支那 

安南保护国

柬埔寨

南圻

老挝

北圻

法属玻里尼西亚

法属索马利兰

法属南部和南极领地

法属西非 

贝宁

科特迪瓦

法属达荷美

几内亚

法属苏丹

茅利塔尼亚

尼日尔

塞内加尔

法属上沃尔特

瓜德罗普 

圣巴泰勒米

法属圣马丁

留尼旺

马达加斯加

马提尼克

法属摩洛哥

新喀里多尼亚

圣皮耶与密克隆群岛

上海法租界（在广州湾、汉口及天津有类似的租界）

法属突尼斯

万那杜

瓦利斯和富图纳

德国殖民地

喀麦隆

加罗林群岛

德属新几内亚

德属东非

德属西南非洲

吉尔伯特群岛

马里亚纳群岛

马绍尔群岛

天津德租界

青岛

意大利殖民地

意属厄立特里亚

意属爱琴海群岛

义属索马利兰

天津意租界

意属利比亚

荷兰殖民地

库拉索 

阿鲁巴

波奈

古拉索

荷属沙巴

圣尤斯特歇斯

荷属圣马丁

荷属圭亚那

荷属东印度

荷属新几内亚

葡萄牙殖民地

亚速群岛

葡属非洲殖民地 

卡宾达省

马德拉

葡属西非

卡宾达省

葡属几内亚

葡属东非

葡属亚洲殖民地 

葡属印度 

果阿邦

达曼地区（印度）

迪乌

葡属澳门

葡属大洋洲殖民地 

葡属帝汶

西班牙殖民地

安诺本岛

朱比角

比奥科岛

伊夫尼

里奥德奥罗

木尼河区

西属萨尔瓦多

西属摩洛哥

奥匈帝国殖民地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省

天津奥租界

丹麦殖民地

丹麦属西印度群岛

法罗群岛

格陵兰

冰岛

比利时殖民地

比属刚果

天津比租界

1914年非欧洲的殖民国家

美国殖民地及保护国

阿拉斯加州

美属萨摩亚

古巴

多明尼加

关岛

夏威夷州

宏都拉斯

中途岛

尼加拉瓜

巴美拉环礁

巴拿马

天津美租界

菲律宾

波多黎各

苏禄苏丹国

威克岛

奥斯曼土耳其的殖民地

巴格达省

巴士拉省

埃迪尔内省

哈伊勒

汉志省

库德斯坦

黎巴嫩

内志

奥斯曼土耳其时的巴勒斯坦

叙利亚省

也门省

俄属殖民地及保护国

欧洲部份 

奥兰

波罗的海省

芬兰大公国

波兰会议王国

亚洲部份 

鞑靼斯坦

乌德穆尔特

车臣

楚瓦什

达吉斯坦

乌克兰第聂伯河

东卡累利阿

印古什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

卡尔梅克

卡拉恰伊-切尔克斯

科米

马里埃尔

莫尔多瓦

比萨拉比亚

阿迪格

阿尔泰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巴什科尔托斯坦

布里亚特

楚科奇

布哈拉埃米尔国

格鲁吉亚

哈卡斯

希瓦汗国

奥塞提亚

天津俄租界

外东北

外西北

外蒙古 

土耳其斯坦总督区

唐努乌梁海

萨哈

亚马尔

日本殖民地

桦太厅

朝鲜

关东州

天津日租界

台湾

南洋诸岛

澎湖群岛

琉球

（二）殖民地统治方式不同

殖民主义根据各殖民主义帝国对殖民地统治方式的不同，而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尊重殖民地旧有习惯、不刻意予以同化的特别统治主义，以英国为代表；二为将殖民地视为本国领土的延伸，尽力予以同化为本国人的内地延长主义，以法、葡、西、日等国为代表。

特别统治主义

英国在北美独立之后的殖民政策一向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设法令殖民地在政治上与经济上达到自立，这种方针一般被称为特别统治主义。在非洲和印度，英国仍保留了许多原有的土邦国（如印度的海得拉巴国、克什米尔国，非洲的布干达王国、巴苏陀王国、桑给巴尔苏丹国，中东及东南亚的一些酋长国和苏丹国）。在被划为英皇直辖殖民地的地区，也保留了原有的部落、乡村等行政机构（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英国征服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之后，保留了两国原来实行的种族隔离制度，以作为对两国原来的布尔人统治集团的让步），并任用当地人为次级地方官员。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也得以保留和传授。有观点认为，与法、葡等国的统治方式相比，英国的统治方法无疑更加有利于长久保持对殖民地的控制，并使其在独立之后仍愿意与英国保持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

内地延长主义

相较于英国，法、葡、西、日等国采取直接统治的方式，尽力将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宗主国结为一体，大力灌输宗主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当地人，或者至少也要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紧密产生密切的认同感，这种方针一般被称为内地延长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的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较难得到保存，当地语言在教育系统中很少应用。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殖民地国家的受教育阶层（通常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并摈弃土著生活方式。这种做法导致殖民地人民出现分化，独立后往往不能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其他特殊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从未实现的殖民地体系——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与纳粹德国的殖民地管理方式。两者有别于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方式。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理论中，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包括日治时期的台湾与朝鲜）、中国与满洲作为“凝结不散的核心”，以东京为其中心，在其四周围绕着一群卫星国家、附属国、保护国和殖民地。它们被日本用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协定束缚手足，其安全受日本的“保护”，其外交政策受日本的指挥，如泰国和越南。日本这种体系为现代殖民地制度与古代封建关系的混合物：日本成为各附庸国的主人，各属国将贡献物品与服务，而日本以其陆海军“保护”它们。这个“大东亚”当然不仅是一个政治的联合帝国，并且是一个“共荣圈”，即一个经济配成整体的区域，其物源的开发与使用受日本人的支配，并为日本人谋利益。

纳粹的殖民地问题专家则宣称，在纳粹德国殖民地制度下，德国统治者只是当地各部族与各组织所构成的等级体系中的最高一层，德国总督只是各酋长与小酋长的行政金字塔体系之顶端而已。纳粹德国将来决不强迫土著人民信仰基督教，也绝不向其宣讲非洲人与欧洲人是平等的。德国将不许非洲人在任何理由下离开殖民地而到欧洲去。土著不得成为德国公民。德国的种族法律将施行于各殖民地。土著学校不得讲授任何“欧洲事件”，否则当地人会“视欧洲为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而丧失他们对于自己能力的自信心”。土著不得入高级学校与大学受教育，德国将专为土著设立特种剧院，电影场，及其他游戏与娱乐场所。

显然这两种统治方式仍不过是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方式的变种而已。

苏联的帝国主义

红色代表与苏联同一阵线的社会主义国家。黄色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一阵线的社会主义国家。黑色代表都不与两方结盟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其他获得短暂独立的国家（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中亚的一些国家，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融合在一起。但苏联不能接受一个事实——在1919年至1921年失去了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三国——这些都是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正因为这个缘故，苏联不但将目标放在吞并这些土地，而且攻打芬兰以获取足够的缓冲地带（冬季战争，1939年至1940年），但未成功。当苏联跟随和配合纳粹德国进攻波兰——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之后，苏联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吞并了波兰第二共和国的东部。之后，苏联并在1940年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现今大部分成为摩尔多瓦）等地。

在冷战期间，东方集团一词通常指以苏联为首的中欧和东欧国家（包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二次大战之后，苏联利用其强大的武力来影响东方集团各国的政治生活，以占领为威胁来确保东欧各国遵循苏联的政治系统，外交政策，法律，学术思想，军事活动，以及经济各方面的命令，以保持所谓（名义上的）独立。及后，东方集团国家都被透过苏联的军事力量而纳入所谓势力范围之内。

（三）重商主义时代的殖民地

近代殖民主义时代开始于1500年左右。15世纪末叶，欧洲人发现通往印度洋和美洲的航路，自此，商业和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出现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殖民国家，它们的殖民地和扩张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同时也传播了欧洲的制度和文化。

1450-1763年欧洲国家殖民扩张的第一阶段。

1492-2007年中世界殖民地化的过程 

十字军虽然开拓了欧洲同近东穆斯林新的商业和政治交往，但通过地中海的东方贸易多为威尼斯共和国和热那亚共和国所垄断，西欧国家渴望去东方寻求财富；地理知识的进步，罗盘针的传入和造船业的发展，使得远洋航行有了可能。15世纪中叶以后，葡萄牙最先向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殖民。

1498年达·伽马绕好望角航行到印度，是葡萄牙同印度贸易的开始。此后葡萄牙开始改变纯贸易的政策，开始征服商路上的据点，修筑防御工事，配置官兵，以确保其贸易的畅通。

1510年，葡萄牙占领果阿，使它变成葡萄牙殖民帝国在东方的大本营；随后又在东南亚、美洲的巴西等地扩张。

1553年，又租借了中国的澳门，以此为据点同中国进行了300年的贸易。西班牙的殖民时期持续了近3个世纪，自1492年发现新大陆以后，西班牙就积极向美洲拓殖。

1494年，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下，葡、西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划分了分割世界的范围。西班牙在中，南美洲建立了庞大了殖民帝国---西班牙帝国，对土著民族实行残酷的奴役政策，以致土著人口由西班牙人最初到达时的5000万人锐减到17世纪的400万人。新航路的开辟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状况，原先濒临大西洋的国家现处于中心状态，开始走向外部世界，殖民国逐渐取代了封建公国和城邦国家，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引起了欧洲的物价革命，英国1650年的物价是1500年的250%，商业的变革促进了工业的发展，货币经纪取代了原先大量存在的以货易货。国外贸易的发展，使得欧洲人的饮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咖啡、巧克力、茶叶、烟草、马铃薯大量进入欧洲市场。意大利的商业中心地位和波罗的海的汉萨同盟大大衰落，为新起的英、法、荷兰所取代。到16世纪下半叶，葡、西两国就不得不面临这些国家的挑战。

荷兰在16世纪末赢得独立，17世纪发展成世界上最早的航海和商业国家，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的巴达维亚设立总部，这是荷兰在东方的中心，通过它与中国、日本、印度、锡兰和波斯进行贸易。荷兰向东方渗透最初主要还不是殖民而是垄断当地贸易，供给本国所需的咖啡、香料等商品。

荷兰于1624年占据台湾38年之久，同时积极向北美洲拓殖，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法国于16世纪开始向外殖民，1603年在北美建立新法兰西殖民地，在东方和英国争夺印度，终于为英国所排挤。英国在1553年成立莫斯科公司，与俄国进行小量的交易，以后则转向西北航路。

1600年，伦敦商人建立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着力在印度半岛扩张。英国于1588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也开拓了向美洲的殖民活动。英国在北美大陆的殖民地多在东部沿海一带，主要经营农业，也拥有许多船舶同英国、非洲和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到1763年，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查尔斯顿、南卡罗莱纳等城镇都已经发展成为城市了。几个殖民国家为了适应殖民活动的扩大，复活了在地中海一带在中世纪时已经濒于消亡的奴隶制度。葡萄牙人于1442年开始使用柏柏尔人为奴隶。西班牙人于1502年开始把非洲黑人输入美洲，以弥补由于大量屠杀印第安人而造成的劳力短缺。英国和荷兰的奴隶贸易分别开始于1562年和1619年。到18世纪中叶，奴隶贸易达到极盛，英国在1763年就有150艘船去非洲运载近4万黑奴。

从1689年到1763年，英国和法国发生过四次战争，战争虽发生在欧洲，却极大的改变了殖民地的面貌，特别是第四次战争----七年战争，英国大胜，获得了加拿大以及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还得到西班牙的佛罗里达。这样，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拓殖，英国一跃成为第一流的殖民大国，殖民地面积虽仅次于西班牙，但拥有强大的海军，国力殷富，威势大增，为西班牙所不及。

（四）工业革命时代的殖民地

从1763年起，欧洲殖民扩张进入第二个阶段，工业革命时代到来后，传统的以蔗糖、烟草和奴隶为主的殖民贸易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国家对棉花、羊毛、燃料、铁、铜、锡、煤炭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取代了对消费品的需求，同时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在本国之外开辟市场，以消化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由于欧洲地区的市场已经饱和，因此只能向美洲和亚洲（当时尚未开始对非洲的殖民）寻求发展空间。例如：印度一直向英国出口棉布，可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棉布出口的四分之一倾销到印度，印度已经失去自己的出口市场。其次，欧洲向殖民地大量移民，灭绝或赶走土著民族以取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空间，或是征服和改造土著民族的社会以适应殖民地国家的需要。科学技术、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的发展，即是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又在殖民地人民心目中造成了殖民国家的优越感和殖民地民族底下的自卑感。

从1763年到1875年这100多年中，英国拥有无语匹敌的海上力量，活动遍及北美洲、南太平洋、远东、南大西洋和非洲沿岸，原先在沿海的立足地成为向内陆征服的基地。1776年北美十三州独立后，英国的殖民事业受到很大打击，遂将殖民经略重点由北美洲转至资源更为丰富、市场更为庞大的印度。此外，英国还占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的皇家海岸、冈比亚、开普殖民地、亚洲的缅甸、香港等地。殖民活动的扩大使英国成为世界的工厂，英国的垄断贸易在19世纪初已经改为自由贸易，由于法国大革命宣扬的天赋人权观念影响，加上宗教、人道和经济方面的原因，英国于1807年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此后荷兰、法国、瑞典、丹麦等国也宣布禁止奴隶贸易。这一措施使得各国在非洲沿海的据点迅速萎缩，丹麦、荷兰均于19世纪中叶卖掉了在西非沿海的商站。同时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冲击，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对奴隶的需求锐减，这两国在非洲的殖民力量也迅速衰弱。在北非，法国利用昔日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封建神权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借助消灭北非海盗的机会向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奥斯曼帝国的属地渗透，海盗最活跃的阿尔及利亚受到最沉重的打击，1815年美国海军打败了阿尔及利亚海军，1819年英荷联合舰队炮轰了阿尔及尔，法国也与阿尔及利亚发生多次冲突，于1830年占领了阿尔及利亚。

从1825年到1875年这段时间，除英国和法国外，欧洲国家征服新殖民地的活动已基本停止，代之以向海外殖民地移民的运动。而就英国的情况来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在1851年的一句话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英国对殖民地态度的最好总结：“殖民地是挂在我们（英国）脖子上的沉重磨盘”。以英国在冈比亚和黄金海岸的两小块殖民地为例，其商业税收远远赶不上行政开销，英国议会几次建议缩小殖民地规模或将其完全抛弃，只是由于英国皇家海军西非分舰队需要在几内亚湾建立海军据点禁止奴隶贸易，英国才最终保留这两处地区。但是，为了安置加勒比海诸岛被解放的黑人奴隶，英国在殖民地萎缩时期通过建立授权公司的形式，又开辟了塞拉利昂殖民地，美国殖民协会在同一时期开辟了利比里亚殖民地，法国则开辟了利伯维尔（今加蓬）殖民地，这些殖民地都被用来安置被释奴隶。

1833年，英国的海外领地的奴隶最后解放。19世纪40年代末。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在海外贸易和财政金融方面都占有优势。于其相反，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活动从19世纪中叶开始走向衰落，拿破仑战争又加速了这一过程，而民族运动却高涨起来。

1825年，西班牙失去南美洲的殖民地，英国则乘机渗透，到19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已成为英国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移民潮随之而来，据估计，在1820年以后的100年中，离开欧洲的移民达到5500万。

（五）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地

从187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国家竞争加剧，除了老牌殖民国家（包括俄国）又出现了德国、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和日本这些新的殖民主义国家。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俄国乘机夺取了阿穆尔省并取得满洲的特权。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列强的竞争使任何一国都不能独占中国，遂加紧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把许多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中国名为独立，实则不断向外国提供越来越多的特权和租借地。后起的日本也大力向中国和朝鲜扩张，20世纪初已在中国的满洲享有特权，并把朝鲜、台湾和邻居岛屿变成它的殖民地。

1870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统一之后，德国地理学家腓特烈·拉策尔开始研究当时正在扩展中的德国工业产品的市场问题，并开始应用地理学为俾斯麦的帝国主义政策作辩护。他认为，由于世界在向前发展，空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将越来越重要，大国将逐渐拓展，小国变得无足轻重。世界历史对空间之要求越来越大，这个事实可以从各重要商业国家的演变明白看出：威尼斯是一个城市；荷兰是一个三角洲国家；英国是一个岛；美国是一个大陆。各强国必须遵从这个绝对的、必然的趋向，努力用殖民、合并及征服的手段来拓展他们的空间。英国帝国主义理论家哈尔夫·马金德爵士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如果要生存，必须实现自给自足。控制原料产地并将其变为产品输出市场成为攸关国家利益的战略需求。在19世纪的头75年里，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占领21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而在后25年里，平均每年占领62万平方公里殖民地。

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殖民主义国家在被称为“最后的大陆”的非洲占领的领土只有318万平方公里，而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欧洲对于非洲的兴趣又浓厚起来，在非洲占领了2569万平方公里土地。由于欧洲的迅速工业化和人口的增加，对植物油、植物纤维、橡胶和某些矿产资源的需求增大了，而这些产品可以用廉价的工业品在非洲换得，对新原料的需要引起对非洲原料产地的激烈争夺。殖民主义国家对非洲内地的殖民始于19世纪晚期法国在塞内加尔开创的逐步推进方式，即以种植花生或油棕榈的农场为前进基地，利用药物治疗热带疾病，利用当地土著组成雇佣军队，沿主要河流向腹地推进，这种方式远比英国的沿海渗透方式有效，因此为其他殖民国家所效仿。

1870年代，南非发现巨大的金刚石、黄金等矿产又刺激其他殖民国家在非洲其他地区探寻同类矿藏，争夺的土地不再限于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地区，荒地、沼泽、沙漠和无人区都成为争夺的对象。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确定了“只有实际占领才能证明对一个殖民地的统治权”的原则，已占据非洲沿海地区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葡萄牙，迅速与当地酋长签订协议和条约，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内陆。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也加入到对非洲的争夺中来。

从1885至1900年，欧洲国家完成了对非洲的瓜分。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两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外，传统的非洲王国如阿散蒂、达荷美、索科托、布干达，以及欧洲裔非洲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国家均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埃及名义上为独立国家，但完全受英国的控制。在亚洲，俄罗斯帝国的殖民扩张与众不同，采取了同化土著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的方法，向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和中亚推进。并极力向中国渗透；先后占领了大茹兹、中茹兹、小茹兹、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浩罕汗国，并向中国的新疆地区、外蒙古和满洲地区渗透。 

到1876年，地处欧洲东部和亚洲北部的东正教国家沙皇俄国已经占领了1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法国征服了安南、老挝、柬埔寨，地处欧洲西部的英国占领了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北婆罗洲，控制了中东的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南部。在大洋洲，欧洲中部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从西班牙手中购买了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殖民地。除了直接征服殖民地外，殖民国家还将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如中国（清）、朝鲜、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阿富汗、奥斯曼帝国等，在这些国家攫取了海关、交通、通商、筑路、开矿、建厂、开办银行、训练军队等权益。

（六）两次大战前后的殖民地

直至20世纪初，殖民国家及殖民地已占全世界85%的陆地面积。几个主要强国完全控制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原先自给自足的国家日益纳入世纪经济范畴，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主要工业国制造和出售高端产品，而其他国家则成了他们的原料和供应基地。殖民地竞争还加剧了军国主义的复活，由于各国的殖民地分布是不均衡的。除了实力仍然强大的英国和法国外，早已衰落的西班牙、葡萄牙仍然掌握着大片的殖民地，而新兴的美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只占有一些面积不大、资源贫乏的“剩余地区”。随着争夺殖民地的手段趋于激烈化，各主要殖民国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相继卷入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冲突，如英、法、德之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英法之间的法绍达危机，两次布尔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意土战争等一系列冲突。

从1900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各殖民国家为了争夺新殖民地或保护既有殖民地而纵横捭阖，形成了极其复杂的利害冲突关系：德国对英国的世界霸权提出挑战；日本对俄国在亚洲的霸权发出挑战；俄国对英国在亚洲的霸权发出挑战；英国利用法国牵制德国；英国利用日本牵制俄国；法国利用俄国牵制德国；德国利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包围俄国……为了巩固既有的殖民地，相继组成了英法俄协约国和德奥意同盟国两大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意大利倒戈）战败的结果告终。作为惩罚，地处欧洲中西部的德意志帝国覆灭，本土被削减七分之一，被剥夺了全部海外殖民地，地处欧洲中部的奥匈帝国瓦解，领土被邻国瓜分或组成新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全部阿拉伯地区的属地。随着经济的现代化、市场的调整、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文化的进步、民族解放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高涨，到1920年代时老式的殖民主义体系已经大为削弱，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不能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获得新的殖民地。战败国被剥夺的殖民地成为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地区交给战胜国管理，虽然实质上仍是殖民地，但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条款已经规定受托国必须促进委任统治地居民的福利，并在适当的时候建立独立的国家。

到1930年代，出现了新的殖民主义思潮——源于地缘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殖民观及“生存空间”的概念。日本也在日俄战争之后开始提出亚洲国家在日本“领导”下抵御白人世界侵略的口号，并在1930年代将其演变为“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其他法西斯国家如意大利和西班牙也陆续提出了“法西斯帝国主义”和“大西班牙主义”的口号。希特勒曾在其著作《我的奋斗》中不主张德国从事海外扩张，认为在海外扩张不如在欧洲扩张对德国有利，但他后来却核准纳粹党“25点纲领”中的殖民地要求，并在1933年后鼓励德国殖民地运动派的活动。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宣告对世界的重新分割已经再度开始，继之是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十分复杂，不能简单归结于传统形式殖民主义发展的结果，但殖民主义的变种——“生存空间”理论，以及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显然是其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七）战后的殖民地独立浪潮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一战后残存的各主要殖民国家，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在战争中都被削弱。在战争期间，未被占领的盟国殖民地，如印度、东非、尼日利亚、比属刚果等地的民族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殖民帝国内部的分工体系被打破。同时，由于日本和德国借助扶植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方法来削弱盟国的力量，盟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战争中也在轴心国的卵翼下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解放运动首先在曾被日本占领的荷属东印度、英属缅甸、法属印度支那等地爆发。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曾经在战争中与日本占领军合作，建立名义上“独立”的傀儡国家。

日本在投降前夕将权力及武器移交给当地的民族主义分子，令其为盟国制造混乱。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首先宣布独立，越南于9月2日宣布独立。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浪潮随即蔓延到缅甸、印度、马来亚、菲律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至1953年柬埔寨独立之后，法国、荷兰和美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已经全部成为独立国家。举例说，英国曾是一殖民帝国，二战后，则通过“威斯敏斯特法”，给予自治领独立的权利，一些国家如加拿大等便宣布独立，但此些国家仍属于英联邦。如澳大利亚的宪法中便著明英王为国家元首。进入1950年代后，特别是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在已独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鼓舞之下，这一运动又发展到非洲。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英国宣布了“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政策，英国在1957年至1963年间先后撤出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亚、北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南也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特鲁西尔阿曼（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桑给巴尔、肯尼亚和乌干达。战后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始于1956年英埃苏丹和1957年加纳的独立。

从1960年起，非洲殖民地独立运动达到高潮，1960年一年内，非洲有17个国家宣布独立，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其中13个国家为原法属殖民地，3个国家为原英属殖民地（包括意属索马里），1个为原比属殖民地。

至1960年代末，英国和法国所属的殖民地已经大多宣布独立，葡萄牙这个最早的殖民帝国也是最后一个放弃殖民地的国家，葡属几内亚、莫桑比克、安哥拉经过多年的战争，在1975年获得独立。殖民主义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八）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强国对非西方国家实施的一种侵略政策和手段。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赤裸裸的暴力和强权已经被国际社会所唾弃，西方发达国家被迫改变了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而采取更隐蔽的、间接的殖民侵略手段。它们充分利用其经济优势，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必要时也使用军事手段），把已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以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最大限度地榨取财富。国家政权和跨国公司是新殖民主义侵略渗透的两大支柱。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界的观点似乎变动不大。例如，仇启华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樊亢的《资本主义兴衰史》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详尽深入，却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樊亢指出：“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在战后旧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后，为维护其既得利益，对已经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种新的剥削与掠夺形式。与旧殖民主义不同，新殖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它表面上承认原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独立权利，而实际上却采取种种欺骗手段，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对已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实行控制和渗透，为它们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服务。它侧重于经济渗透和政治控制，但也不排斥进行军事渗透和侵略。”樊亢还阐述了战后帝国主义掠夺方式的几种变化：加强国家资本输出，以“援助”为名为私人资本的扩张开路；跨国公司成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借助对现代科技的垄断控制掠夺发展中国家。

由于国际形势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加之市场经济迅猛扩展，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学界对新殖民主义的认识出现了较大分化。一种明显的倾向是：部分学者不愿承认存在新殖民主义。例如，有学者认为，殖民体系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后殖民主义初期的表现之一，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还有人主张，不应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诸多不平等现象说成是新殖民主义的体现，而应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角度加以解释。但大部分学者仍然承认新殖民主义的存在，他们的基本观点与传统观点相近，但认识与研究的广度、深度均有了较大发展。例如，张顺洪等撰写的《英美新殖民主义》一书从若干角度对新殖民主义进行了评论。

关于新殖民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他们指出：新殖民主义是殖民主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殖民帝国纷纷瓦解。在殖民撤退中，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把老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转化，企图对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控制、干涉与掠夺，保持新生国家对原宗主国的依附性，维持旧的国际不平等关系和国际经济旧秩序。老殖民主义的终结是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斗争力量日益强大的结果。而新殖民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和世界进步力量尚不十分强大的结果。关于新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他们认为，新殖民主义不是进行武力征服和直接的殖民统治，而是承认政治独立，采取各种方式尤其是掩蔽的方式进行间接支配，达到控制、干涉与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目的。在一定情况下也会进行武力干涉。关于新殖民主义产生的原因。认为新殖民主义是由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是垄断资本主义对外关系的一种体现。垄断资本追逐高额利润，控制市场、原料和投资场所，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对已取得政治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形形色色的控制。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也是新殖民主义的一个前提。二战后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仍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这就为昔日的殖民列强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了条件。

（九）主客体问题

关于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客体问题。认为，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主体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客体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那些有“新殖民政权”的所谓“新殖民地”）。他们不同意关于美国是新殖民主义，英法比等老牌殖民国家是老殖民主义的说法，认为昔日的宗主国在殖民地独立后也推行新殖民主义。另外，“集体新殖民主义”也是客观存在，欧共体采取共同行动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就是一种表现。国外学术界也注重对新殖民主义的研究。许多非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对新殖民主义的理解与中国较接近，典型的代表是加纳前总统恩克鲁玛。他认为，二战后，旧殖民体系受到沉重打击而无法维持，社会主义阵营日益壮大，为了使殖民主义适应西方失去政治霸权的新局面，西方列强采取种种手段（包括控制国际市场和操纵商品价格；高利率；“经济援助”；“无形贸易”；文化渗透等）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控制。

新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国家在理论上讲是独立的．，但其经济制度、政治政策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受到外力的严重影响和支配，从而加大了这些国家与富国之间的差距。恩克鲁玛指出：新殖民主义不仅是一种制度和统治形式，也是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它是“帝国主义最后的，也许是最危险的阶段。”西方学者对新殖民主义问题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对新殖民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许多学者与东方学者的观点是相通的。他们认为：新殖民主义是在旧殖民体系解体和非殖民化运动取得成功后，西方发达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行间接统治的一种方式（或者体系、制度等），是殖民主义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但他们的表述和侧重有所不同。例如，科林·利斯在《肯尼亚的欠发达；新殖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指出：新殖民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受到外国资本。通过非直接殖民统治的方式进行支配的一种体系。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

关于新殖民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战后非殖民化和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旧殖民统治体系土崩瓦解，为了保持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以往存在的经济关系，并防止它们脱离资本主义轨道，必须由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去替代旧殖民主义。另有学者对此加以补充，认为：此时长期的殖民统治已经把非西方国家纳入世界市场，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分割的外缘部分，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因此，西方国家即使不再对它们进行直接统治，也能保障其经济利益。新殖民主义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应运而生的。

也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他们主张：许多新独立国家很难对其政治和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造，从而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原因是：它们韵支柱性产业都为外国所控制；它们的统治阶层为了个人私利而愿意继续保持甚至扩大与外国资本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便产生了新殖民主义在新独立国家得以产生延续的阶级基础——帝国主义与本地资产阶级的联盟。

（十）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殖民主义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欧洲中心论，也是一种殖民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突出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为殖民主义的高级辩护即所谓“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上：

1、“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2、“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突出的一切，从而消灭了印度的文明。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他们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不过，这种建设性的工作总算已经开始做了。”

3、“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总的来说，殖民主义不仅造成了东方的衰落，也造成了圣地的荒芜。但是历史正在反转，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荒芜的圣地正在重新得到开发。不过，这不是一种信仰和宗教的复兴，而是世俗主义的运动，就像希腊化时代那样。

（另起一页）

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产物，而且他直接刺激了欧洲殖民主义的性的。在与圣地的关系方面，他控制了圣地并加剧了圣地的荒芜状态。

（一）奥斯曼帝国的殖民主义

奥斯曼帝国为突厥人建立的穆斯林帝国，英语称为“Ottoman Turks”或“Turkish Empire”，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奥斯曼人初居中亚，后迁至小亚细亚，日渐兴盛。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领有南欧、巴尔干半岛、中东及北非之大部份领土，西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今之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南及今之苏丹与叶门。自消灭东罗马帝国后，定都于君士坦丁堡，且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故奥斯曼帝国的君主苏丹视自己为天下之主，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因而东西文明在其得以统合。

奥斯曼帝国位处东西文明交汇处，并掌握东西文明的陆上交通线达六个世纪之久。在其存在期间，不止一次实行伊斯兰化与现代化改革，使得东西文明的界限日趋模糊。奥斯曼帝国对西方文明影响举足轻重，其建筑师希南名留至今。16世纪，苏莱曼大帝在位之时，日趋鼎盛，其领土在17世纪更达最高峰。在巴巴罗萨的带领下，其海军更掌控地中海。

奥斯曼帝国是15世纪至19世纪唯一能挑战崛起的欧洲基督徒国家的伊斯兰势力，但奥斯曼帝国终不能抵挡近代化欧洲列强的冲击，于19世纪初趋于没落，并最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败于协约国之手，奥斯曼帝国因而分裂。之后凯末尔领导起义，击退欧洲势力，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奥斯曼帝国至此灭亡。

其国名由来是后人以其开国苏丹奥斯曼一世的名字为国号，“奥斯曼”（Osman）势力扩张到东欧时，日耳曼人进一步把“Othman”讹念为“ottoman”，转音成为“奥斯曼”，清代译名即采用此，对应翻译国名为“鄂图曼”。中华民国成立后延用古译名，然而在指示同名的开国君主时可使用“奥斯曼”这个译名；另有“鄂斯曼”、“奥斯曼”和“奥托曼”等译名。

奥斯曼帝国的成立和奥斯曼帝国大空位期

自罗姆苏丹国于1300年左右灭亡后，位于黑海和地中海间的安那托利亚大陆上，分裂出多个独立国家，统称为安那托利亚侯国（Anatolian Beyliks）。在1300年，衰弱的东罗马帝国对其在安那托利亚的地区失去了控制，该地区由埃尔图鲁尔加齐之子奥斯曼一世率领的酋长国统治，掌领安那托利亚西部的埃斯基谢希尔。奥斯曼一世将其国境扩张至东罗马帝国的边境，迁都于布尔萨，奥斯曼一世因而得到“卡拉”（Kara，在现代土耳其语有“黑暗”的意思，但在古土耳其语解作“勇敢”或“强大”）的称号。奥斯曼一世被广认为强而有力的领袖，即使在他逝世后，仍流传着一句有数百年历史的土耳其谚语：“他可能强如奥斯曼。”中古土耳其故事“奥斯曼之梦”亦擦亮了他的名声，那是一个关于奥斯曼在年轻时预见奥斯曼帝国而决定要征服各国的神话。在他在位时，一个正式的奥斯曼政府设立起来，其后这个政府在帝国时期经历了剧烈的转变。此外，政府设立法律实体，称为米利特，各宗教派别及少数民族可在米利特下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

奥斯曼一世逝世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扩张至地中海东部及巴尔干地区。1387年，威尼斯人治下的重镇塞萨洛尼基被奥斯曼帝国攻陷。1389年，奥斯曼帝国在科索沃战役的得势导致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结束，去除了奥斯曼帝国进军欧洲的屏障。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被视为中世纪最后一次大规模十字军东征，但未能阻止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半岛的支配持续扩张，故进攻君士坦丁堡是鄂图曼帝国的关键目标。君士坦丁堡的周边地区几乎全部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1402年，帖木儿入侵安那托利亚，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在安哥拉之战兵败被擒，使东罗马帝国得以苟延残息。1402年后，奥斯曼帝国对其占据的部分巴尔干地区暂时失去控制，在1430至1450年代间穆拉德二世在位期间恢复对该地区的控制。

巴耶塞特一世的被俘使土耳其人方寸大乱，巴耶塞特一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帝位，在1402年至1413年爆发战争。穆罕默德一世继位为苏丹，结束了争位战争，标志大空位期的结束。穆罕默德一世的孙儿穆罕默德二世重组国家及军事结构，并在1453年5月29日攻陷君士坦丁堡，当时的穆罕默德二世年仅21岁。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并开始使用罗马皇帝的名号，但希腊及西欧都不承认穆罕默德二世负有这名号，而俄国沙皇也声称是东罗马帝国的继后者。为了巩固其名号，穆罕默德二世希望可以夺取罗马。

1480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奥特朗托及普利亚，并深入意大利半岛，但穆罕默德二世在1481年5月3日逝世，中止了奥斯曼帝国的远征。

（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至1683年间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566年前的领土、经济及文化扩张时期及其后的军事及政治相对缓和的时期。

奥斯曼帝国在1453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稳固了帝国作为欧洲东南部及地中海东部地区霸主的地位，接下来帝国进入了漫长的征服扩张期，将疆域扩至欧洲及北非。奥斯曼帝国的陆上扩张主要倚靠其军事革新及军纪，而其海军亦对其征服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意大利城邦及葡萄牙人手里争夺及保障了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的远航路线。由于奥斯曼帝国握有欧亚之间主要的陆路贸易路线，帝国的经济因而蓬勃发展。奥斯曼帝国对西欧及亚洲间贸易的垄断经常被引证为西班牙女王支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西航寻找亚洲海路的主要原因。1492年前已有人推测地球是圆的，然而哥伦布却是第一位发现了可缩短需经奥斯曼帝国往亚洲贸易的危险路线的方法。

奥斯曼帝国在一些贤能苏丹的统治下繁荣兴盛。塞利姆一世在位时致力于向东及向南扩张，于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击败了伊斯迈尔一世治下的波斯萨非王朝。1517年，奥斯曼帝国消灭埃及马木留克王朝，其海军势力亦扩至红海。此后，奥斯曼帝国及葡萄牙帝国成为了地区最具支配地位的势力。

继后的苏莱曼一世并没有停止征服步伐。1521年，鄂图曼帝国攻陷贝尔格莱德，其后征服了匈牙利王国，并在现今匈牙利及中欧的所在地建立奥斯曼帝国属匈牙利（Ottoman Hungary）。1526年，土耳其人在第一次摩哈赤战役得胜，并于1529年发动维也纳之围，但由于冬季的来临而被迫撤退。1532年，奥斯曼帝国举兵逾25万再次进攻维也纳，但在维也纳以南的克塞格被击退。

1543年，奥斯曼帝国继续进逼，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斐迪南一世在1547年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对匈牙利的宗主权。在苏莱曼一世治下，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及反复无常的摩尔多瓦都成为帝国的附属国，须向帝国纳贡。在东面，奥斯曼帝国在波斯人手里夺取巴格达，得以掌控美索不达米亚及波斯湾，开启了300多年的奥斯曼-波斯战争。在苏莱曼一世统治时期的末段，帝国的总人口多达1,500万人。

1538年，巴巴罗萨·海雷丁于普雷韦扎战役击败查理五世的神圣联盟。

在塞利姆一世及苏莱曼一世时期，帝国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能控制地中海大部分地区。帝国海军司令巴巴罗萨·海雷丁在苏莱曼一世时期带领奥斯曼帝国海军多次击败基督教国家的海军，包括征服了西班牙的突尼斯及阿尔及利亚。奥斯曼海军协助穆斯林及犹太人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时期逃离西班牙，并护送他们抵达奥斯曼帝国（特别是塞萨洛尼基、赛普勒斯及君士坦丁堡）。1543年，奥斯曼海军占领神圣罗马帝国的尼斯，这是由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促成的。法国及奥斯曼帝国因与哈布斯堡王朝于中欧及南欧的敌对而联合起来，成为当时的强大联盟，这是一个军事及经济联盟，奥斯曼帝国允许法国可在帝国内贸易而免收征税。事实上，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欧洲相当重要及受接纳的政体，帝国与法国、英格兰的王国及荷兰共和国缔结军事同盟，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意大利及奥地利大公国。英法荷等新教势力范围，无形之中成为基督教的叛徒。

随着16世纪的发展，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力量受到冒起的西欧势力挑战，特别是在波斯湾、印度洋及摩鹿加群岛一带受到葡萄牙威胁]。由于奥斯曼帝国封锁了向南及向东的海路，欧洲各国只得另觅路径。在陆上，奥斯曼帝国被奥地利的战争及波斯的敌对这两条战线困扰，维持战争所需的资源、后勤补给及通讯因距离过远而变得困难，使海军无法维持。

（三）奥斯曼帝国的中兴

苏莱曼一世逝世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扩张逐渐放缓。西欧海事力量的增长、发展由欧洲前往亚洲的海路及新大陆破坏了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以往有效的军事及官僚体制因苏丹的管治失当而变异。虽然帝国面对这些困难，它仍然是欧洲的主要扩张势力，直至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但维也纳之战，标志奥斯曼帝国终止向欧洲继续扩张。

欧洲各国开始着手对付奥斯曼帝国对陆路贸易通道的控制。西欧国家绕过帝国的贸易垄断，建立她们的海路通往亚洲。从新大陆大量涌入的白银导致奥斯曼货币的贬值及通膨，这对奥斯曼社会的各阶层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塞利姆二世时期的大维齐尔索科卢·穆罕默德·帕夏开始进行苏伊士及伏尔加航道的开发，以挽救经济，但这些计划在后来被取消。

1571年焚烧莫斯科后，奥斯曼帝国支持的克里米亚可汗德夫莱特·格莱计划征服俄国。但是翌年，克里米亚军在摩洛迪战役（Battle of Molodi）被击败。当时的克里米亚汗国无疑是东欧的一个强大势力，直至十七世纪末。

在南欧，腓力二世领导的天主教联盟在地中海挑战鄂图曼的海军，他们在勒班陀战役击败奥斯曼舰队，对于奥斯曼海军不败的姿态造成打击。现今的史学家认为，勒班陀战役的象征意义重于军事。在奥斯曼海军战败后的六个月内，一支约250艘战船、其中八艘配备现代三桅帆装军备的新舰队建成。在君士坦丁堡的码头，造船高峰时每天都有船舰落成。奥斯曼帝国大维齐尔在与威尼斯的部长讨论时说：“在我们夺取塞浦路斯时，我们除去了你们的一支军队，而你们击败了我们的舰队也只不过是刨掉了面包的一层皮。”鄂图曼海军惊人的恢复能力使威尼斯于1573年签订和约，帝国得以在北非扩张及巩固其地位。

1683的维也纳之战是一个转折点。

哈布斯堡王朝的边界则没有太大的变动，只有多次争夺个别要塞的小型战役。这是由于欧洲发展了星形要塞，这是奥地利在边界建造的一种低堡要塞，这种要塞须经长期围攻方可攻破。奥斯曼帝国对这种堡垒毫无办法，帝国以往所使用的大炮都变得无效。这亦反映出其地理限制，在初春至晚秋的战争季节里，鄂图曼帝国军从君土坦丁堡进军，维也纳是帝国军的最远点。此外，帝国亦须在前线部署军力，一方面须防范奥地利人，另一方面又要对抗什叶派穆斯林的萨非王朝。

在战场上，奥斯曼帝国逐渐被欧洲的军事技术赶过，宗教及知识份子保守派的壮大扼杀了帝国的军事革新。欧洲军事革命对战略及军备的改变使以往令人闻风丧胆的西帕希（Sipahi）骑兵的威胁减弱。在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冗长战争里，帝国需要大量配备火器的步兵，于是放宽募兵政策，使土耳其新军的数量大为提高，但却引起了军纪、兵士素质等问题，政府甚至需要应付军士哗变。欧洲提倡火枪而发展的长矛与火枪及线性战术对奥斯曼帝国军造成致命打击。帝国军招募了一些非正规的狙击手应付战争，一些狙击手于复员后在杰拉里叛乱（Jelali revolts）里沦为土匪，杰拉里叛乱让安那托利亚在十六世纪末及十七世纪初陷入无政府状态。至1600年，奥斯曼帝国的人口达到三千万，对土地短缺的诉求亦对政府构成压力。

不过，十七世纪并非单纯是奥斯曼帝国的滞止及衰退期，这亦是帝国及其体制开始适应内外新的压力及事物的时期。

苏丹女权时期（1648年－1656年）是帝国后宫对政治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时期，由太后代表儿子行使权力，这并非前所未有，胡伦苏丹在1530年代初继承艾谢·哈芙莎苏丹成为苏丹皇太后，她被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安德里亚·杰里迪形容为“极度善良、有胆识及聪慧的女人”。由于易卜拉欣一世无力管治国家，以及年幼的穆罕默德四世于1646年登位，政务就交帝国后宫治理，这时期最著名的女性是柯塞姆苏丹及其儿媳妇杜亨·哈提婕（Turhan Hatice）。在柯塞姆苏丹废黜穆罕默德四世的计画泄漏后，哈提婕的支持者在1651年将柯塞姆苏丹杀害。

接下来帝国进入科普鲁律时期（1656年－1703年），在这段时期，帝国由科普鲁律家族的成员出任大维齐尔。1656年9月15日，时年八十岁的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帕夏得到杜亨·哈提婕保证帝国后宫不会干预他处理政务。科普鲁律·穆罕默德·帕夏是一位激进的保守执法者，他恢复了中央权力及帝国的军力，其子及继承人科普鲁律·法奇尔·艾哈迈德奉行其父的路线。科普鲁律家族重振军威的成果可见于重夺特兰西瓦尼亚、1669年征服克里特及1676年扩张至乌克兰南部，占领霍京（Khotyn）、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及波多里亚（Podolia）地区。

1683年5月，刚得到重振的军事力量再遭到毁灭，卡拉·穆斯塔法·帕夏举兵再次进攻维也纳，奥斯曼帝国军被波兰国王约翰三世领导的哈布斯堡王朝、德国及波兰联军击败。

《卡尔洛夫奇条约》的签订终止了大土耳其战争，使奥斯曼帝国军须首次割让其控制的欧洲领土，包括鄂图曼帝国匈牙利。自此，帝国无力再对欧洲奉行扩张政策，在欧洲战线上只得采取防守。

在这时期，只有两位苏丹可对帝国实施有效的政治及军事管治。穆拉德四世重夺埃里温及巴格达，中央权力再次得到重视。穆斯塔法二世在1695年至1696年反攻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但在桑达大败。

（四）奥斯曼帝国的停滞

在停滞期，帝国的许多巴尔干领地落入奥地利手中，而名义上归奥斯曼帝国管治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已经独立，后来受到英国及法国的控制。在十八世纪，中央政府给予地方统治者不同程度的地区自治。在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

历史学家认为奥斯曼帝国长期的停滞是改革失败的时代。奥斯曼帝国在这时期进行过科学及教育改革，包括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如伊斯坦堡科技大学。奥斯曼帝国的科学及技术处于中世纪时代，这是奥斯曼学者将病态的伊斯兰哲学与数学、中国的火药及磁铁罗盘知识综合的结果，一些作家的同业工会甚至抨击印刷机为“魔鬼的发明”。而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则大步前进，1450年由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1493年由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引入奥斯曼，塞法迪犹太人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逃出后移居到奥斯曼帝国。但在这时期，奥斯曼社会里科学的影响力大不如前。

郁金香时期是以苏丹艾哈迈德三世喜爱的花卉而命名，郁金香亦可象征其任内的和平统治。帝国对欧洲的政策在这时改变，在1712年奥斯曼帝国在第三次俄土战争里取得胜利及签订《帕萨罗维茨条约》后，在1718至1730年间，整个地区都处于和平状态。帝国在巴尔干的边疆城镇加强防御工事，以防范欧洲的扩张。一些初步的改革开始实施，如降低税率，以尝试改善帝国的形象，国内开始出现私人投资及企业家。

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在塞利姆三世在任时开始，他是第一位尝试沿用欧洲路线将军事现代化的苏丹，然而这些改革却被反动分子妨碍，阻力来自宗教领袖及土耳其新军，当时的土耳其新军已失去控制及效用，他们对贫穷的不满及反对，触发了叛变。塞利姆三世的改革终于招致杀身之祸，其继承者马哈茂德二世在1826年对土耳其新军进行了改革，压制了叛变。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帝国现代化的时期。帝国在前线失去不少领土，中央政府的衰弱导致管治不稳，帝国在坦志麦特时期试图进行改革及重组。在坦志麦特时期，帝国须应对外国的入侵，帝国独力难支，于是开始与欧洲国家结盟，如法国、荷兰、英国等。在克里米亚战争，奥斯曼帝国联合英国、法国等国抵抗俄国。

1839年，马哈茂德二世颁布坦志麦特法令，开始将土耳其现代化，直接带来的影响涉及欧式服装、武器、农业及工业改革、建筑、教育、法律、典章制度及土地改革。

坦志麦特时期一系列的宪政改革包括建立现代化军队、改革银行系统，以现代工厂取代同业公会。1856年，哈特-艾·于马云（Hatt-Hümayun）法令保证所有鄂图曼帝国的公民，不论种族及信仰，都享有平等的地位，把1839年哈特-艾·沙里夫法令的内容进一步扩充。基督教米利特享有特权，如1863年的亚美尼亚国民宪法（Armenian National Constitution）是底万批准的法规，包括150条条文，由亚美尼亚知识份子及新成立的亚美尼亚国民议会草拟。一部称为坎宁-厄·埃沙西的宪法（奥斯曼土耳其语解作“基本法”）使改革时期达到顶峰，该宪法由新奥斯曼人的成员编写，于1876年11月23日发布，为国民建立了自由及平等的概念。

一次立宪时期为期甚短，但其意念（奥斯曼化）对改革派新奥斯曼人具有影响，新奥斯曼人在西方大学接受过教育，他们相信君主立宪制能解决帝国社会不稳的问题。1876年的一次军事政变废黜了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穆拉德五世继位，因精神问题，穆拉德五世在上任短短数个月内再遭废黜。1876年12月23日，一如人们所期待，继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然而，宪政下的议会运行了仅仅两年就被苏丹封禁，但没有被废除，其后碍于压力议会再度召开，但坎宁-厄·埃沙西的有效性被降至最低。

1876年《笨拙》杂志的漫画，显示俄罗斯帝国怂恿巴尔干攻击奥斯曼帝国，而警察约翰牛（英国）则警告俄国要小心行事。一年后，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塞尔维亚及黑山向奥斯曼帝国宣战。

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横扫许多国家，奥斯曼帝国亦不能幸免。民族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增长令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想引入奥斯曼帝国，使帝国须应付国内外的民族主义。国内滋生了不少革命政党。

（谢选骏指出：公民化与私有化的平衡，是现代社会的基础。）

民族主义兴起对十九世纪的帝国影响深远，还影响二十世纪初帝国的国策。许多奥斯曼土耳其人质疑当时的国家政策，一些人认为种族冲突源自外部，与行政无关。帝国在那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她应付民族主义的能力也被受质疑。1829年，希腊在希腊独立战争后宣布独立。改革未能抑制多瑙河大公国及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兴起，两地已处于半独立状态。

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瓦拉几亚及摩尔多瓦宣布脱离帝国独立。1877年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正式确立了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黑山及保加利亚的独立。波斯尼亚被奥地利帝国占据，巴尔干其他地区仍旧置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在这反殖民化的浪潮里，塞尔维亚裔犹太人居达·阿勒卡莱（Judah Alkalai）鼓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国度。土耳其人在俄土战争失败，奥斯曼帝国以赛普勒斯换取英国在柏林会议的支持。在1798年被拿破仑一世占领的埃及在1801年由奥斯曼及英国联军夺还，1882年，英军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占据埃及，在法律上，埃及和苏丹仍是奥斯曼帝国的省份，直到1914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英国随即吞并埃及和苏丹。在1830年至1912年间，奥斯曼帝国在北非的省份尽失，即阿尔及利亚（1830年被法国占领）、突尼西亚（1881年被法国占领）及利比亚（1912年被意大利占领）。

帝国未能向欧洲银行偿还国债，导致奥斯曼国债机构（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的成立。十九世纪末，帝国没有被西方势力完全占领是由于权力平衡的概念，奥地利及俄罗斯都希望藉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提高影响力及扩张领土，但英国竭力抑制他们，担忧俄国会支配地中海东部。

（五）奥斯曼帝国的分裂解体

青年土耳其人革命及苏丹宣布复行1876年宪法、恢复议会后，奥斯曼帝国踏入二次立宪时期，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时期，政务被联合进步委员会掌控。奥匈帝国乘奥斯曼帝国陷于国内斗争在1908年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1911年的意土战争，巴尔干同盟向奥斯曼帝国宣战。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战争里失去了色雷斯及埃迪尔内。德国控制的巴格达铁路成为国际局势紧张的源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肇因之一。

奥斯曼帝国在追击戈本号及布累斯劳号（Pursuit of Goeben and Breslau）及介入中东战线后正式参战。在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取得多次重要的胜利，如加里波利之战和卡塔之围。奥斯曼帝国也遭遇不少挫败，如在高加索战役败于俄国。1916年的阿拉伯起义让奥斯曼帝国在中东战线的良好形势逆转。

内政部长穆罕默德·塔拉特忧虑帝国内亚美尼亚人可能成立第五纵队，下令逮捕亚美尼亚领袖，要求实施特西尔法，开始大规模驱逐及屠杀亚美尼亚人，强行将数千人带到叙利亚沙漠的营地，事件演变成种族灭绝，估计有150万亚美尼亚人因饥饿、缺水、暴晒、盗贼掠夺而死亡，是为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亚美尼亚人遂以凡城抵抗战及成立西亚美尼亚政府（Administration for Western Armenia）作为回应。奥斯曼帝国政府则指责亚美尼亚人在安那托利亚西部勾结入侵的俄国军队，俄军里就有亚美尼亚志愿军。

至1918年，也门和麦地那是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仅存的领地，《穆德洛斯停战协定》签订后，奥斯曼帝国甚至被迫交出也门和麦地那，而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奥斯曼帝国夺取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及阿塞拜疆都须一并交出。《色佛尔条约》的条约确立了鄂图曼帝国的分裂。现时，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达40个（包括备受争议的北赛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国）。战后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农民仅及战前的四成，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奥斯曼帝国的伤亡重大。

占领君士坦丁堡及占领伊兹密尔激发了土耳其国民运动的成立，国民运动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下在土耳其独立战争获胜。1922年11月1日，苏丹制被废除，最后一任苏丹穆罕默德六世于11月17日离开土耳其。新成立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23年签订的《洛桑条约》得到国际承认。1923年10月29日，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924年3月3日，哈里发制被废除。奥斯曼皇室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且被驱逐出境。50年后的1974年，大国民议会才准许奥斯曼皇室的后裔获取土耳其公民身份。

奥斯曼帝国沦亡的主因是其经济结构的崩坏，以及因幅员广大而未能统合各地的经济。另外，帝国的通讯技术不足以联系所有领土。奥斯曼帝国沦亡的环境与罗马帝国衰落时相似，特别是国内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及政府未能调和种族问题。坦志麦特时期进行有关提高文化权利、公民自由及议会制度的改革开展得太迟，未能阻止十九世纪初民族主义崛起及国家分裂的潮流。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政教合一之国家。国教为伊斯兰教，最高统治者为苏丹，被认为是帝国最高统治者。中央机构有大维齐尔（宰相），辅佐苏丹管理行政和军事。下设两名维齐尔，分管司法和财政，另外还有枢密大臣一人。如要罢相，就会召见国相，当场打碎相印。鼎盛时期，全国共分为31个省，250个县，而土地全归哈里发（由苏丹兼任）所有，以服兵役为条件分封贵族。

奥斯曼帝国国家机关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制度，可分为军政及民政。苏丹是国家机关里地位最崇高的。民政系统是以具宗教色彩的地区行政为基础。奥斯曼土耳其人运行的系统可管理宗教学者如大法官、伊玛目。一些土耳其的传统仍对奥斯曼帝国的行政具有重要作用。奥斯曼帝国统治者认为，帝国的首要责任是保卫和扩大穆斯林的领土，以确保逊尼派伊斯兰教法及国家主权支配范围内的安全和平。

奥斯曼王朝，在国家机关来说即“奥斯曼皇室”，其规模之大及持久在伊斯兰世界里前所未有。奥斯曼皇室在种族上有土耳其血统，但由于宗室与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使奥斯曼皇室并非由纯土耳其人主导。

纵观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即使苏丹拥有原则上的权力及苏丹授权给大维齐尔的实际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地区政府可独立运作，甚至对抗统治者。奥斯曼帝国苏丹曾经被11次罢免，因被政敌视为对国家构成危害，尝试推翻奥斯曼王朝的叛变有二次，均以失败告终。

伊斯兰教中地位最高的身份——哈里发（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亦被奥斯曼帝国苏丹所采用，是为奥斯曼帝国哈里发，亦是穆圣逝世后，首位非阿拉伯人，更非古莱氏族出身却担任此位的人，从此在穆斯林世界中更有号召力。奥斯曼帝国苏丹是帝国的唯一统治者，可视为政府的化身，尽管苏丹不会完全行使其权力。帝国后宫是奥斯曼帝国宫廷内相当重要的权力机关，由苏丹皇太后，即太后主管。她在后宫有绝对的权力，地位崇高。有时，苏丹皇太后会干政，运用其影响力削弱苏丹的权力。在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苏丹皇太后掌握国家大权，称为苏丹女权时期。后继的苏丹由前任苏丹的儿子当中选出。帝国学校强大的教育系统能够排除不能胜任的苏丹后裔，并为继任者培育政治人才。帝国学校以双轨的方式运行。伊斯兰学校以穆斯林传统来培训知识分子及国家官员，使贫苦家庭的子女也有机会提升社会地位及收入。另外还有基督徒的寄宿学校，即恩德仑，每年在8至20岁的基督徒男生当中招募三千人入读，这一过程称为德芙什美（Devshirme），不包括孤儿、独子、已婚、犹太人、俄国人及牧师的孩子。

虽然苏丹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苏丹的政治及行政权力都会被分割。国家政务由顾问及大臣组成的会议底万主理（十七世纪后更名为朴特）。当奥斯曼帝国仍是贝立克的时代，底万由部族领袖组成，后来让军官及地区骨干（如宗教及政治顾问）参与。始自1320年，苏丹任命的大维齐尔代表苏丹行使权力。大维齐尔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行事，掌有几乎没有限制的任命、开除及监督权力。十六世纪末，苏丹不再参与政务，大维齐尔实际上成为国家元首。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里，地区首长在许多时候都能独立行事，甚至违逆统治者的意愿。1908年爆发青年土耳其人革命以后，奥斯曼帝国成为立宪君主制的国家，苏丹没有实权，建立议会，议会代表由各省选出，这些代表组成了奥斯曼帝国政府。

高速扩张的帝国以忠诚、精明的人才治理国家，不论是阿尔巴尼亚人、法纳尔人（Phanariotes）、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匈牙利人或其他种族。帝国不分宗教背景任用希腊人、穆斯林及犹太人改革行政系统。

图格拉是一种字母组合，是奥斯曼帝国的官方记号，合共有35种。这些记号雕刻在苏丹的印章上，带有苏丹及苏丹父王的名字，多数包含“常胜”的意思。这种记号最早由奥尔汗一世所有。风格化的图格拉衍生出奥斯曼土耳其书法的一个分支。

（六）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军事社会宗教文化经济

法律

和多数穆斯林世袭制国家一样，奥斯曼帝国的司法系统只愿采纳大部分和其政权合法性没有冲突的伊斯兰教法，组织起一个地区法学系统。帝国的司法行政是平衡中央及地方权力的重要一环。帝国的权力运行与土地权利管理息息相关，地区当局需要空间以建立一个地区米利特。奥斯曼帝国错综复杂的管辖权是为了融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和宗教，帝国合共有三个法院系统，穆斯林及非穆斯林各占一个，非穆斯林包括犹太人及基督徒管辖的宗教社区，另一个是贸易法庭。整个系统由卡龙法规规管，此外，卡龙法规是不属于任何教派的法律，以补足沙里亚法规的“不足”之处。

这些法院的分类范畴，并非全然是专门的，例如在帝国主要的法庭穆斯林法庭，可处理不同宗教背景诉讼各方的贸易纠纷。即使可透过地区统治者发挥影响力，奥斯曼帝国倾向于不干预非穆斯林宗教的法律制度。伊斯兰教的沙里亚法规集结了古兰经、圣训（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穆斯林公议而成，由一个称为格亚斯（Qiyas）的系统运作。主要位于君士坦丁堡及布尔萨的法律学院会教授这些系统。

坦志麦特改革对法律系统产生彻底影响。1877年，民法收录在麦吉拉法典上。后来，麦吉拉法典包括商法、刑法及民事诉讼法。

军事

奥斯曼帝国的首个军事组织是十三世纪末由奥斯曼一世在安那托利亚西部的部族里组织的。随帝国的壮大，军事系统越来越繁复，它有一套复杂的募兵及封地制度。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主力部队有土耳其新军、西帕希、艾坚斯及军乐队，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实战军队，也是第一个使用火枪和加农炮的军队。在围攻君士坦丁堡时，奥斯曼人开始使用隼炮，一种轻型的加农炮。高速、高机动性的骑兵使用弓箭、短剑骑在土库曼马及阿拉伯马上作战，不携重甲，强大、纪律严明的重骑兵人马皆披重铠，在最关键是向敌军发动强力进攻。其作战模式与蒙古帝国相似，如佯装撤退，以新月型的阵式包围敌人，发动突击。17世纪中及大土耳其战争后，奥斯曼帝国军的战绩下滑。十八世纪，帝国军在对威尼斯的战事里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在北方还被俄军迫得节节败退，丧失领土。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始于军事。1826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废除土耳其新军，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命名为新秩序（Nizam-Cedid）。奥斯曼帝国军是第一个聘用外国专家及派遣军官到西欧学习的组织。可谓讽刺的是，那些相对年轻、受新式训练的人返回土耳其后，首先开展的却是青年土耳其人运动。

奥斯曼帝国海军对于帝国在欧洲的扩张贡献良多，海军在1517年征服北非，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在阿尔及利亚及希腊失陷后，帝国的海事力量及对海外地区的控制力减弱。苏丹阿布杜勒阿齐兹尝试重建一支强大的海军，其规模是英国、法国以后最大的。位于英国巴罗的船厂在1886年建造了首艘帝国潜艇。不过，奥斯曼帝国崩塌的经济未能支撑其海军。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信任海军，认为大规模、昂贵的海军在俄土战争里毫无用处，于是将大部分战舰锁定在金角湾，战舰在及后的30年里逐渐锈坏。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后，联合进步委员会欲发展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海军基金是为了收集公共损献购买船只而成立。帝国空军在1909年6月成立，是世上首个飞行战斗组织。1912年7月3日，帝国成立空军学院，着手培训飞行员，并训练空军军官。空军学院的成立加快了空军壮大的进程，使更多的人员充实其中。1913年5月，空军学院进行世上首个专门侦察训练计划，并成立首个侦察部门。1914年6月，一个新的海军航空学院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现代化进程仓卒地停止，帝国空军在前线参与战争，西至加利西亚，东及高加索，南抵也门。

社会

奥斯曼帝国社会结构以米利特统合多样性人口。米利特是宗教组织，可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建立各自的社区，在苏丹的保护下能保留宗教法律、传统及语言。米利特制度是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早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时，法纳尔人已享有多方面的权利，帝国欢迎犹太人来定居，故帝国对民族差异有相对较高的宽容，有能力消除种族隔离，然而，米利特制度并没有同化能力，使得在民族主义崛起后成为了一个弱点。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表示奥斯曼化及一次和二次立宪时期政策的失败。

奥斯曼帝国的生活模式结合了东西的生活模式。奥斯曼帝国生活模式其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是非常无条理的，米利特制度产生了这种无条理的生活模式，使许多人在文化马赛克里生活。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其独特的文化，因君士坦丁堡曾经是罗马帝国及拜占庭帝国的都会。奥斯曼帝国宫廷的生活模式在许多方面都传承了波斯的古老传统，并具有希腊及欧洲色彩。帝国宫廷四周形成的文化被称为奥斯曼特色，可以托卡比皇宫作为概括。在当时，有许多大都市都受到奥斯曼帝国文化的影响，大抵是现今的塞拉耶佛、斯科普里、塞萨洛尼基、大马士革、巴格达、贝鲁特、耶路撒冷、麦加及阿尔及尔。后宫则作为艺术作品的主体。

奴隶是奥斯曼社会的一部分。即使到1908年，帝国内仍有贩卖女奴的活动。在十九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受到西欧各国的压力下禁止这种活动，多位十九世纪就任的苏丹亦致力取缔奴隶贸易，不过未能完全废除。

宗教

伊斯兰教不是从兴起之时便立即流行于土耳其人或突厥民族，阿拔斯王朝在751年对中国唐朝的怛罗斯战役中取得胜利，但没有强迫突厥人放弃其所信奉的萨满教和佛教，从而确保阿拔斯王朝在中亚的影响力。只是在战后，许多突厥部落，包括塞尔柱王朝及鄂图曼王朝的祖先乌古斯人在往后几个世纪才渐渐转改奉伊斯兰。在十一世纪，他们将这种宗教带入安那托利亚。

奥斯曼帝国容许基督徒及犹太人（古兰经所说的“有经人”）保持原有信仰，而不接纳多神教，与沙里亚法规一致。奥斯曼帝国会向非穆斯林征收吉兹亚税。

在米利特制度下，非穆斯林人和穆斯林一样都是帝国的臣民，但不受伊斯兰信仰及法律约束或管制，例如东正教米利特受民法大全约束，民法大全早在拜占庭帝国时实施了九百年。作为帝国最大的非穆斯林族群，东正教米利特在政治及商业上能享有特权，但须缴纳较穆斯林为高的税项。

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后允许当地的基督徒留居，并运行他们原有的体制，如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设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牧首。在此前，拜占庭帝国视亚美尼亚教会为异端，禁止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内兴建教堂。1492年，摩尔人及塞法迪犹太人被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驱逐出西班牙，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二世派遣以凯马尔·列伊斯（Kemal Reis）为首的舰队护送他们，并让他们在奥斯曼帝国定居。

奥斯曼帝国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教会的关系大致和平，纵使偶尔也会有一些针对希腊教会的压迫性政策。教会的组织制度依旧不变，在紧密的监督下可独自行事，除了1821年至1831年爆发的希腊独立战争及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君主立宪的崛起。其他的东正教教会，如保加利亚东正教教会，被解散并将其置于希腊教会的管辖，直到1870年阿布杜勒阿齐兹设立保加利亚主教，并恢复保加利亚教会的自治权。

奥斯曼帝国的犹太人社区亦有设立米利特，归哈克哈姆·巴斯，犹太人教会领袖或首席拉比（Chief Rabbi）所管；亚美尼亚教会社区则归一名总主教所管，其他社区亦然。

文化

塞利米耶清真寺是科查·米马尔·希南的代表作，米马尔·希南是塞利姆一世、苏莱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及穆拉德三世的首席建筑师。

奥斯曼帝国采纳地中海、黑海周边地区的传统、艺术及文化体系，并加入了新的元素。在奥斯曼帝国之下，各种不同的文化得以传承，故难以断定一种具体的奥斯曼文化，特别是在宗教中心及首都。宏观来看，一种特殊的混合文化在奥斯曼的精英当中达致顶峰，这些奥斯曼精英包含无数的种族及宗教团体。奥斯曼帝国的多元文化及多元宗教政策反映在米利特制度里[123]。随着帝国向西扩张，帝国吸收了一些征服地区的文化。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通婚亦有助于创造奥斯曼的种族文化特色。与土耳其民族文化比较，这些新文化对创造奥斯曼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奥斯曼建筑受到波斯、拜占庭及伊斯兰阿拉伯式建筑影响。奥斯曼建筑是前伊斯兰时代萨珊建筑的延续，例如方形建筑上的圆穹是萨珊建筑里常见的类型，这成为了奥斯曼建筑的核心。在帝国崛起时，奥斯曼建筑仍处于探索阶段，帝国扩张时则是奥斯曼建筑的古典时期。

在郁金香时期，奥斯曼建筑受到西欧高度装潢的风格影响，如巴洛克、洛可可、及帝国风格。奥斯曼建筑的概念主要围绕在清真寺，清真寺是社交及城市规划里不可或缺的部分。除了清真寺外，其他奥斯曼建筑的例子有施粥场、神学院、医院、土耳其浴场及墓碑。

奥斯曼古典建筑的例子，除了伊斯坦堡及埃迪尔内，还可见于埃及、厄立特里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巴尔干半岛及匈牙利当地的清真寺、桥梁、水泉及学校。奥斯曼装饰艺术的发展受大众影响，因为帝国种族繁多。宫廷技工对帝国产生了多元艺术性的影响，如以传统拜占庭艺术混合中国艺术。

番红花城的建筑是保存良好的奥斯曼住宅建筑，因而在1994年被列为世界遗产。

奥斯曼土耳其语是土耳其语的变种，深受波斯语及阿拉伯语的影响。土耳其语、波斯语及阿拉伯语对奥斯曼人来说都是有影响力的语言，例如重视阿拉伯语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是古兰经的书写语言。奥斯曼帝国官僚，特别是奥斯曼宫廷在后期以一种土耳其语沟通，同时采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文法及字汇。即使基本的文法是土耳其语，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字词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对于并非精通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人来说都是不能理解的。奥斯曼土耳其语这两种变体的极度差异令民众的识字率偏低（十九世纪初的识字率是2-3%，十九世纪末是大约15%），普遍民众须聘用写手与政府沟通。各个种族在家庭和邻居内说本族的语言（如犹太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等），在一些两个或两个以上族群聚居的村落，居民不时也会说对方的语言。在一些国际都市，人们通常会说家族语言，接受过教育的官员主要多说奥斯曼土耳其语或波斯语，但都能说阿拉伯语。在帝国沦亡前的两个世纪，法语及英语开始成为流行语言，特别是在累范特地区的基督教社区，精英以学习法语、使用欧洲制品以示上流地位。奥斯曼帝国统治时，土耳其语的使用稳步上升，但仍保留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后来，波斯语只作为文学语言，阿拉伯语则纯粹用在宗教仪式上，当时出现了许多波斯语诗人。

奥斯曼古典音乐是奥斯曼精英教育的重要部分，一些奥斯曼帝国苏丹是娴熟的音乐家及作曲家，如塞利姆三世，他的作品直至现今都经常被演绎。奥斯曼古典音乐主要由拜占庭音乐、阿拉伯音乐及波斯音乐发展而来。在结构上，奥斯曼古典音乐透过一种称为乌苏尔的节奏体制及旋律体制木卡姆组织起来，乌苏尔类似西方的韵律，木卡姆则酷似西方的调式。乐器方面以安那托利亚、中亚（巴古马三弦琴、撒兹、肯门杰提琴）及中东乐器（乌德琴、弹不拉、卡龙琴、奈伊笛）为主，后来出现西方乐器（小提琴、钢琴）。由于首都与其他地区的地理及文化差异，奥斯曼帝国出现两种明显不同的音乐风格：奥斯曼古典音乐及民间音乐。在地区上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民间音乐，当中孕育出著名的音乐风格的地区如巴尔干-色雷斯民间音乐、东北民间音乐、爱琴海民间音乐、安那托利亚中部民间音乐及高加索民间音乐。一些具独特风格的有新军音乐、罗姆音乐、肚皮舞及土耳其民间音乐。

奥斯曼菜是指首府君士坦丁堡的菜式，各种文化汇聚的帝国创造了一种让所有人都享受的菜式。皇宫御膳房的厨师测试不同的食材，创造了各式各样的菜式，这种菜式透过赖买丹月活动、帕夏岸边别墅烹饪等方式流入民间，并流传开去。现今，奥斯曼菜可见于巴尔干半岛、安那托利亚及中东地区，这是“奥斯曼生活方式的遗产”。这种菜式基于地区变化并互相交流，但时又在首都居民的精炼下同化。

大量的传统和文化被奥斯曼吸纳，并以新的形式展示出来，将它们融入奥斯曼帝国不同地区的种族及宗教族群，产生了一种新颖及独特的奥斯曼文化特征。

经济

奥斯曼帝国每定都一处，皆大幅改革当地经济，使其成为新政经中心。诸如布尔萨、埃迪尔内、君士坦丁堡皆然，因商人及工人对于创造大都会尤其重要。穆罕默德二世与其继承人巴耶塞特二世鼓励欧洲各地,尤其是被西班牙天主教政权迫害的塞法迪犹太人移居君士坦丁堡或其他城市，如萨罗尼加等，而在许多欧洲地区，犹太人受到基督教徒的迫害。其经济政策之最终目的仍使苏丹之权力得以巩固并扩大，故此特别着重于生产阶级之利益上，使之生活富裕，从而使帝国生产力大增。另一方面，亦可减少纷乱，帝国清平。

直至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国库管理与法治组织皆领先同侪，伊斯兰世界诸国无有及者，而经过高度训练之金融专才亦不断涌现。这些组织发展出来的文书官僚，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杰出宗教领袖，使这些组织成为专业团体，许多奥斯曼帝国政治家的成功都是基于这些专业团体发挥的效能。

帝国的经济结构受到地理因素影响，帝国掌控东西贸易之咽喉，堵塞了欧洲向东的陆路交通，迫使西班牙及葡萄牙的航海家遁海路前往东方。帝国亦控制了马可·波罗所用的香料之路。正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1492年抵达巴哈马时，奥斯曼帝国的国势正处于高峰，其经济影响力横跨三大洲。现代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学者认为，奥斯曼帝国与中欧关系的转变是源于海路的开通，西欧打通了绕过中东和地中海的远洋路线，使陆路的重要性大减，从而导致帝国的衰落。《盎格鲁-奥斯曼条约》，又称《巴尔塔李曼条约》（Treaty of Balta Liman），将奥斯曼帝国的市场开放给英国及法国，减缓了其衰落。纵然如此，其仍鼓励城镇自行发展，通由扩张领域至未开发地，吸引更多民众聚居，增强生产力，从而发展成金融中心以保持竞争力，颇有现代资本主义之影子。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帝国主义时代

帝国主义，一种政治主张或实践，主要内容是通过一个国家夺取其他国家的领土和奴役被占领土国家的人民，建立经济及政治霸权，而凌驾于别国之上。帝国主义可能衍生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一词带贬意。帝国主义一般是视为负面的，因为在被占领的国家中，大多数人受到剥削，只有极少数的人从中得利。

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借由殖民、军事或其他手段扩张其国力及其影响力”。帝国主义对现今的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像西方国家及日本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新帝国主义对亚洲及欧洲的政治、经济地位。学者对帝国主义准确的定义仍有争议，像爱德华·萨义德就用此词来描述一个由中心国家及周围国家形成，有支配和从属关系的系统。

牛津字典对帝国主义的定义是“不平等的人类及领土的关系，一般会以是帝国的形式出现，基于优势及主导的行为，将权力及控制延伸到其他国家的人民。”。帝国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仅强调政治主导权，也重视征服其他国家，使影响力扩张。帝国主义特别着重在一个国家可以掌控另一个国家。帝国主义也有分为“正式”及“非正式”的，正式的帝国主义是指实体控制或是完全的殖民统治。非正式的帝国主义不会如此直接，但仍然是有力的控制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塞缪尔·福耶尔将帝国主义分为二类：一种是“回归式帝国主义”（regressive imperialism），其中只有征服、剥削、减少或消灭不想要的族群，让想要的族群移居到国家以内，纳粹德国即为这类的例子。另一种是“渐进式帝国主义”（progressive imperialism），是以世界主义为基础，希望可以提升所谓的“落后社会”，提升所征服领土中的生活水准及文化，允许其中的人民融入帝国社会中，像罗马帝国及大英帝国即为这类的帝国。

（一）传统的帝国主义

曾被认为是实施帝国主义的有：亚述、中国、罗马帝国、古希腊、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古埃及、大英帝国、法国、德国、蒙古、意大利、日本、奥匈帝国、俄罗斯、美国、苏联、印度等。像蒙古的成吉思汗统治各国时，帝国主义即为其中基本的元素。历史上已知的穆斯林帝国即有数十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欧洲殖民之前，也有许多帝国，像埃塞俄比亚帝国、奥约帝国、阿散蒂王国、卢巴帝国、伦达帝国及穆塔帕帝国。哥伦布前的美洲也有像阿兹特克、印加帝国之类的大帝国。

历史上的中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土耳其帝国、蒙古帝国、波斯帝国、英国、美国及二战中的轴心国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大日本帝国等，都有以武力扩张领土，掠夺被占领土国家的资源，奴役当地人民，在此基础之上直接强权统治当地人民，或者建立起当地人的傀儡政权按照侵略者的意愿代理行使强权统治从而建立起本地人在武力胁迫下的政治经济霸权的行为，因此也可以叫做“帝国主义国家”。但“帝国主义”一词，是近代欧洲开始殖民征服世界后才正式出现。

帝国主义的形态不局限于对领土的占领和直接的政治统治，有着更为广泛的涵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在于强者对弱者的赤裸裸的剥削而非其采用的手段，如：以技术或者经济优势建立起技术和经济话语权也可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可能形态之一。

历史上，强国的帝国主义更为引人关注，但是帝国主义并非强国的专利，中小国家往往也会有着惊人的帝国主义梦想。1978年12月，越南进攻柬埔寨就是其“印度支那联邦”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

（二）近代的帝国主义

大英帝国

英国的帝国主义在十五世纪时已经开始，在1599年成立了英属东印度公司，第二年伊莉莎白女王给予特许权。英属东印度公司建立印度的贸易据点，贸易实力和之前已在印度设置贸易据点的葡萄牙相当。1767年的政治活动造成对东印度公司的剥削，也影响了当地的经济，甚至几乎让英属东印度公司破产。

1670年英国也在洪都拉斯、安地卡岛、巴巴多斯、牙买加及新斯科舍等地建立了殖民地。由于欧陆国家帝国主义的野心，英国及法国有数次的冲突，像两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即为一例。乔瓦尼·卡博托以英国为名，命名为纽芬兰岛，而法国在圣劳伦斯河河畔建立殖民地，称为“新法兰西”。英国也在纽西兰及澳洲建立殖民地，当时这些地区已有原住民，有自身的土地及文化。英国建立了这些大英国协的国家，其中有共通的国家认同。

法兰西殖民帝国

法国的第一个殖民帝国，在1814年失去了许多的殖民地，殖民帝国结束。第二个殖民帝国在1830年攻占阿尔及尔时成立，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开始独立时结束。法国历史的特点是许多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是这些战争使法国成为殖民国家。16世纪起，法国在美洲建立了新法兰西，开始了法国在美洲的殖民，之后17世纪在非洲及亚洲建立了殖民地，亚洲的是由法国东印度公司管理。在19世纪及20世纪时，法国是第二大的殖民帝国，仅次于大英帝国，面积最大是在1920年代及1930年代，为12,347,000平方公里，面积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0，在二次大战前，人口有一亿一千万人，约为当时世界人口的5%。

德国

日耳曼民族的家乡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在古典时代中期扩展到北欧及西欧，后来在古典时代后期打败了塞尔特人，在西元800年形成了神圣罗马帝国，是第一个日耳曼帝国。不过在西罗马帝国接续到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没有实质系统上的一致性，神圣罗马帝国也被描述为“既不神圣、又非罗马、更无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是由许多小国家组成的松散联邦，约在西元1000年时日耳曼人战胜了中欧、西欧及南欧，只留下穆斯林的伊比利亚。不过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没有文化同化也没有国家认同，德意志当时只是中欧一段地区的名称。

德国的帝国主义一直到十九世纪才开始。拿破仑使得神圣罗马帝国瓦解，拿破仑失败后，普鲁士参与了欧洲协调，后来普鲁士统一了奥地利外的日耳曼民族，在普法战争后成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62–90）一直反对殖民地，认为殖民地的获得、维持等成本超过可以从殖民地的获利，而且会让德国远离其主要关注的地区，欧陆本身。德国民众希望德国用建立殖民地来提升名望，俾斯麦也知道了。德国殖民地也渐渐的成立，由1884年建立德属新几内亚开始。德属东非、胶州湾租借地也曾是德国的殖民地。纳粹德国及纳粹党试图在欧亚大陆建立大德意志的计划失败，在二次大战后分为东德及西德两国，在柏林围墙倒下后才重获统一。

参考资料：一次大战前夕各国主要的殖民地冲突

1881年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对立所引发的突尼西亚冲突

1882年英国及法国争夺埃及所引发的对立

1896年至1902年英国和德国就南非布尔战争引发的对立

1898年英国及法国争夺苏丹法绍达一地所引发的法绍达事件

1898年美国及西班牙争夺古巴和菲律宾所引发的美西战争

1905年法国及德国之间对立所引发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1911年法国及德国之间对立所引发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三）社会帝国主义的鼻祖列宁

社会帝国主义的鼻祖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论，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列宁在1916年发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又称《帝国主义》），共分十章，从经济观点较有系统地探讨了帝国主义。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政策多在资本主义国家被实施，而且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基础实行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

在列宁此后不久的另一篇文章《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中，他做出更简要的勾勒：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分三个方面：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

（谢选骏指出：其实，上面所说的，都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特点。列宁因此成为一个“自我预言者的社会帝国主义分子”。）

垄断制表现五种主要形式；成立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生产集中达到了产生这种资本家垄断同盟的阶段；大银行占垄断地位，3—5家大银行支配美、法、德三国的全部经济生活；原料产地被各托拉斯和金融寡头占据（金融资本是同银行资本融合的垄断工业资本）；国际卡特尔开始（在经济上）瓜分世界。这种国际卡特尔的数目已超过100个，它们控制着整个世界市场，并且“和睦地”进行瓜分（在战争还没重新瓜分它以前）。资本输出作为一种非常典型的现象，和非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输出不同，它同从经济上，从政治和领土上瓜分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从领土上瓜分世界（瓜分殖民地）已经完毕。

（谢选骏指出：其实，以上所言乃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纲领”，列宁作为一个“否决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我预言者”，成功地创造了历史。）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及军事干预转趋细致，但是这套富国输出资本、在经济上压榨穷国的框架仍吸引了不少学者及左派人士。后起的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等，均可视为帝国主义论的余绪。

（四）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若一个国家在其社会制度及文化上有其影响力（即软实力），因此用其影响力而改变另一个国家在道德、文化及社会上的价值观。文化帝国主义不只是外国音乐、电视剧或电影等会在年轻人中风行的娱乐而已，而是整体的流行文化，使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及对自己国家的渴望越来越接近流行文化中描绘的外国。例如在冷战时期，Dallas影集中描绘的美国生活就改变了罗马尼亚人对生活的期待。更近的是南韩影片在北韩的风行。软实力在专制政权中仍有其影响力，因此专制政权会禁止外来流行文化的影响、管制网路及卫星天线。文化帝国主义也不是近代的产物，罗马帝国也会特意向当地的精英阶级表示罗马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好处及奢华，目的是让他们比较愿意支持罗马帝国。

环境决定论曾成为一些国家统治其他地区及人民的道德理由。此论点认为一个地区人民的行为是由其地区的环境及气候所决定，因此产生了统治这些地区的有效性。例如认为住在热带地区的人“较不文明”，因此殖民是正当的，带有文明使命。在欧洲殖民主义在美洲、亚洲、非洲三波殖民主义时，即用此方式将当地人民分类。

若将全世界依气候分类，环境决定论认为北美及大西洋中部的气候会造成较勤劳、道德和正直的人，而地中海气候会造成较懒散、性滥交的文化，在道德上也比较低落，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气候则会造成较孩子气的个性。因此欧洲人的入侵是要来帮助这些地区的人，因为他们无法面对他们本身的挑战。

文化上欧洲各国也以所谓“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来推动他们的殖民地拓展，他们认为将落后地区归入殖民地是给予这些地区机会进行文明开化，随此之外，教会也希望随欧洲文明的进入向他国宣导基督教思想。

（五）新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是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欧洲各国（主要包括大英帝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王国等），及后来的美国及日本以其科技及经济力量，对亚洲、非洲进行殖民地及经济势力扩张的行为。在1870年普法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十多年间，是其发展最快的时期。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邦对新帝国主义作出精确的时间段限，他把1875-1914年定义为“帝国的年代”，强调欧洲人因为1873-1896年间严重的经济萧条，为了纾缓经济困难，大幅向亚非地区殖民，以获取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并提供本国人急需的就业机会，并将商品倾销以获取暴利，因而此次扩张主要是以资本和商业行为来驱动的，与旧时代农业帝国等争夺自然地理资源的权力扩张有着分别，便称之为新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和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的殖民形式旧帝国主义或古代的帝国主义（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中华帝国）有所不同，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初的旧帝国主义，其目的主要是通过争取海外贸易利益以富裕母国，当时的西方各国会利用殖民地作为贸易补给站（如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的作用）或利用殖民地生产货品，直接转售给顾客（如荷兰人直接将香料转卖予自己人或其他欧洲国家）。但新帝国主义是在贸易的基础上，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而产生的，殖民地的作用是作为欧洲工业的原料生产地，原料从殖民地运往母国经过工业加工，再运往他处进行倾销。

其次，旧帝国主义时西方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地位上大致是平等的，双方同以农业为基础，国力相差不远，有时西方各国甚至要屈从于其他国家的限制，以维持贸易的可能性，如西方国家必须遵守清廷和江户幕府规管下在华及在日的贸易限制。但新帝国主义时，两者的国力存在着很大的落差，西方各国以船坚炮利打破其他国家的限制，进行工业倾销，以及大幅度的领土、法令与外交要求，譬如在1840年代前，英国对华只要求允许自由贸易及平等外交，但数十年后，英国的目标便是获取经济特权，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以至占领中国藩属和划分势力范围以扶助本土工业发展。

大致说来，新帝国主义与旧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旧帝国主义注重经济和权力的调配掌控，而新帝国主义更有领土掠夺的野心和明确的政治目的，例如德国、意大利即想藉对外殖民，证明自己已跻身列强之林。

十九世纪开始，欧洲步入工业革命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加速发展，并开始令世界的各国发展趋向两极化，一是工业发达的强国，另外的则是工业落后的弱国。机械的原材料——铁和钢以及燃料——煤产量的提高使各个国家能够加速商品的生产，以令本土市场的需求逐渐不能满足物品的供应，与此同时，工业生产增加也令原料的需求不断上升。故此推动工业发达的国家开拓其工业制成品的外销市场，也加强西方各国着力控制以至争夺原料产地，而工业落后的弱国正适合成为各工业强国输出商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的对象，故此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各大国的商人及企业界皆催促着列强政府争夺殖民地以取得原料供应地及市场。

经济的发展推使工业强国藉占据殖民地来拓展原料供应及市场，使殖民地逐渐成为衡量强国的标准。这解释了当时一些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如俄罗斯、义大利、日本（它们本身每每正是他国货品的倾销对象）等何以开拓殖民地帝国，它们以开拓殖民地来彰显己国的民族光荣及国际地位。如在1870年代统一的新兴国义大利，在立国统一短短十余年之间便着意于殖民地开拓（1881年，和法国争夺突尼西亚），很大原因在于意图跻身强国之林。1890年威廉二世推动殖民地扩张，也是表示德国由欧洲强国晋身至世界强国。法国也借殖民地扩张来提升在普法战争后因战败而大幅下跌的国际地位。而德国更是积极鼓励法国向海外发展，借此使英法产生冲突，而欧洲也欲以法国向外发展来降低法国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复仇心态。

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争夺会引致列强彼此间有所冲突，如1881年的突尼西亚、1896年波耳战争、1898年法绍达事件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次摩洛哥危机，都引致列强关系的僵局，另外，新帝国主义的扩张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军备竞赛，如英德两国在海军规模上彼此竞争。殖民地扩张也加剧敌对同盟的形成，如法国侵占突尼西亚迫使意大利投向德奥同盟，德国进行殖民地扩张也迫使英国投向法俄同盟。故此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扩张某度上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六）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

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暴力夺取政权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一直非常友好，中国在数十年中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不断增加，尤其在最近几年，中非关系在经贸方面有大幅度提升，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非洲人却指责中国对非洲大陆实行的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的讲话中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将继续为非洲发展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他称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任何人同非洲发展关系都要尊重非洲的尊严和自主性。但是对于“中国为非洲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帮助”的说法，外界对此一直有不同观点，非洲问题专家、BBC国际部电视节目《聚焦非洲》的编辑斯蒂芬·马约克斯对BBC中文网说，一些非洲人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帮助他们，但因为没有对那些违反人权和自由的政府施加压力，所以并没有改善非洲的现状。

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说，中国不会像冷战时期的苏联一样，向非洲强制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不过朱锋教授说，通过最近15年来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的发展，北京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光靠利益驱动的关系是不可靠的，双方的经贸关系想要在利益层面上取得长久发展，就必须在观念上和思想上建立起有更坚实的基础。

据中国媒体的报道，近年来北京在与非洲增强经济关系的同时，也正在向非洲国家加大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中国在非洲已经有31个孔子学院。朱锋教授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非洲的人文和社会交流，促进更多非洲年轻人认识和学习中国文化，提升双方对彼此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经验的认识。朱锋教授说，习近平代表了中国新一代更年轻更有自信的中国领导人，这种加强社会与文化交流的希望，是这代领导人想要影响非洲的一个新的重点。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的讲话中承诺，将落实好在未来3年内对非洲提供的20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近年来对非洲援助的资金总额，包括进出口银行的低息贷款，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非洲援助金额的总和。

BBC国际部电视节目《聚焦非洲》的编辑马约克斯说，许多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认为，中国给了他们很大的支持，帮助他们搞基础建设，修公路、建医院。此外，中国的效率也很高，如果西方帮助修建一条铁路要花20年的话，中国只需2年。

但即是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援助越来越大，不仅西方国家，非洲国家也有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在非洲实行的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它使用的是和当年西方列强一样的剥削非洲的手段，只不过用更友好的外表来掩盖而已。

最典型的是尼日利亚央行行长Lamido Sanusi的观点，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中国拿走了非洲的自然资源，再转回身向非洲销售制成品，这种手段非但不是互利互惠，而且是殖民主义的真髓，对非洲的非工业化和落后起了很大的消极的作用。但朱锋教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虽然中国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既然非洲今天对中国如此重要，是中国最大的资源来源之一，就应该进一步加强在非洲的战略存在。

但中国在非洲没有一个军事顾问，没有一个军事基地，也没有任何士兵，既不像英美那样明目张胆的殖民非洲，也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用提供军事顾问的方法来操纵非洲政府。朱锋教授说，如果中国把非洲视为自己在海外的一个势力范围，想不断加强军事影响，那么中国对非洲的重大经济贡献和双边关系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就不会成为非洲真正的朋友。

读者反馈说：非洲气候炎热，在热带的人比较懒与笨（不爱用脑筋，不是笨蛋那种笨，别误会），那些地方土地都非常肥沃，中国应该多教他们，农产品丰收，畜牧增产，人民生活就富足，也会感恩及增加向心力。

如果按照尼日利亚央行行长Lamido Sanusi的观点，中国掠夺了非洲的资源，扼杀了非洲的制造，那么换个角度是不是西方也掠夺了中国的资源（中国成为廉价代加工厂，牺牲了环境和资源最后自己没有任何品牌和技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应该自责西方对中国实行了新殖民主义？由此可见尽管这位Lamido Sanusi虽然高居行长，但对经济学一窍不通。按照西方的经济学逻辑分工促使人民从事擅长的职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既然中国产品充斥非洲市场，就说明非洲的基础制造业落后经不起竞争（有本事就拿出可以和中国产品竞争的东西来）。中国真的应该重新审视下对非洲（包括朝鲜）的政策，因为人很多时候就是有奶便是娘！

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是个地道的老殖民主义者代言人，中国凭着资金和援助互利进入非洲，而不是枪炮，这暴露出西方列强仍垂涎于昔日殖民乐园的贪婪心态。

北京的《环球时报 》则声称，近年来，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错。这本身是好事，对非洲而言更是如此，因为非洲大陆长期以来的境遇就是被西方强国侵略、忽视和误导，可以说，在发展问题上，非洲国家之前并没有真正的伙伴。但现在西方却有人把中国发展与非洲的关系诋毁为“新殖民主义”，称中国是在“剥削非洲”。 

西方指责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殖民主义是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在世界发展史上留下的最肮脏的一页。欧洲之外的几乎世界上所有地区都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其中尤以非洲为甚。19世纪中后期，欧洲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的狂潮，争先恐后地在非洲版图上划上虚构的边界线，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

当20世纪60年代欧洲国家对非洲的殖民主义走到尽头的时候，它们留下的是一个支离破碎、贫困、落后的非洲。它们在殖民主义时期给非洲国家划定的本不存在的边界线，成了这些国家间冲突和内战的重要根源；它们也没能给当地留下有助于稳定的制度性遗产。按西方的标准来看，非洲是有很多所谓的“失败国家”，但这些国家为什么失败，西方有没有从自己的历史中去反思过呢？ 

现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对非洲的发展问题很关注，这大概和它们与非洲的历史瓜葛有一定联系。从一些欧洲人来看，他们确实对现在非洲的落后抱有一定的内疚之情。西方给非洲注入了大量的发展援助资金，并派遣专家为非洲国家设计发展道路。但是，正如它们自己经常强调的，这些援助资金是有条件的，即非洲国家必须按照西方开出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处方制定内外政策，因为它们认为非洲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所致。但是，西方的处方效果如何呢？“华盛顿共识”不仅在拉美失败了，在非洲也失败了。 

中国目前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与当年西方的殖民主义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一点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实际上，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非关系的进展时，流露出既赞赏又嫉妒的心态。

比如，2006年8月7日的德国《经济周刊》明确表示“中国的崛起为非洲创造了融入国际贸易和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其中写道：“中国……令非洲经济在去年增长了5％以上，而且也将通货膨胀压缩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在非洲历史上，以经济投资形式流入的资金首次超过了以发展援助形式流入的资金（许多人认为这是非洲历史的转折点）。”“非洲有史以来首次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而为这块大陆创造这一绝佳契机的正是中国人。” 

这篇报道也坦承：“几十年来，石油跨国公司在安哥拉实现了辉煌的经营业绩，但并不关心这个国家的问题。”而中国虽然同样开发能源，却“也从农民、商贩和手艺人的身边经过，使他们终于可以去邻近省份的市场出售产品，并提供服务”，而且“中国人在尼日利亚人迹罕至的乍得盆地开发了油田，西方企业一直认为开发那里过于困难”。有了这样的对比，中国在非洲越来越受欢迎难道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吗？ 

当然，更多的西方报道流露出的是嫉妒和对西方在非洲地位的担忧，如称“中国将使非洲地缘政治发生重大演变”。这也是一些人抛出“新殖民主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看到的是中国的挑战，不管是中西石油企业在非洲的竞争，还是中非之间正在建立的有别于西方的、互利且不干涉内政的平等伙伴关系。但是，如果西方对全球共同发展的态度是认真的，它就应该感谢中国，因为中国为非洲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不管这种发展模式的效用如何，它对非洲——从而对世界——而言都是一个福音。 

中国在非洲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中国在与非洲国家开展互利互惠的能源合作的同时，也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更多的中国人应该去非洲看看我们自己修建的公路、饭店、医院和体育馆），拉动了非洲经济的增长。这和西方企业基本上只索取不回报的做法有本质区别。所谓“新殖民主义”，只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又一个例子。西方认为既然它过去在崛起时到非洲推行了殖民主义，今天崛起的中国在非洲也逃不出“殖民主义”的范畴。这种逻辑是不值一驳的。

（另起一单页）

第六章

民族解放与复国主义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民族解放运动

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此时的帝国主义是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的压迫剥削，争取民族解放，维护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亦称“民族民主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世界已被英、法、俄、德、美、日、比利时、荷兰等国分割完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成了帝国主义的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农业附庸和军事基地。这时，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形成，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剥削，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当代的基本矛盾之一。

于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便成为帝国主义时代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

（一）早期的民族解放运动

1、以美洲为中心时期（17世纪—19世纪前期）

在18世纪中期以前，民族解放运动还是零星分散的、单一的，主要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维护民族自身利益而进行的一系列反侵略、反殖民斗争，还不是近代意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前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殖民掠夺的加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运动才开始出现，运动的中心在北美和拉美，突出的有美国独立战争和拉美独立革命。这些革命与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相互影响，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基本取得了独立。

2、以亚洲革命风暴为代表阶段（19世纪中期）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初步形成。宗主国对殖民地的侵略主要是假手当地封建者进行的。

此时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运动仍屑旧式的民族反抗运动，宗教色彩较浓，缺乏新的奋斗目标和纲领，领导者多是农民领袖或封建王公。

同时期，东南欧还爆发了一系列民族运动，德意志、意大利的统一也有民族统一的成份。这一系列运动成为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股进步潮流之一。

3、亚非拉民族运动兴起（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帝国主义完成了对世界的分割，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殖民侵略的形式主要是资本输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亚非出现民族民主运动新高潮。

其运动性质由旧式民族运动演变为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掌握领导权。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因素就是新的经济成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成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非洲主要是反帝性质的民族战争。

（二）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原因有四:一、战时帝国主义向殖民地过度掠夺军事物资，引发殖民地人民不满；二、大量生产战争物资，使得殖民地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壮大起来；三、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为了填补国内损失，过分压榨殖民地；四、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俄政府的援助。

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和支持各派军阀相互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美日掠夺中国。1919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爆发了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后，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但又重回到了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局面。美日英帝国主义纷纷寻找军阀代理人，军阀混战。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让孙中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24年国民党一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基础。之后工人运动浪潮高起、农民运动势不可挡、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美日英帝国主义施展种种手段和伎俩破坏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之后，蒋介石在1927年4月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大革命失败。中共也开始总结教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民族解放道路。

朝鲜：1910年8月，日本控制了朝鲜，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推行同化政策。日本残暴的殖民统治加深了朝鲜人民的仇恨，激化了民族矛盾。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加之李熙事件，1919年初爆发了以学生为先锋、工人农民为主力，旨在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群众性爱国运动——“三一运动”。由于敌众我寡以及起义缺乏统一和强有力的领导，起义持续半年后终于失败。但是，其沉重打击了日本的殖民统治，从此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

印度：一战期间，印度蒙受了巨大的民族苦难，同宗主国英国的矛盾加剧。因为战争的原因，民族工业也得到发展。一战后，英国为了巩固在英国的殖民统治，采取了怀柔和高压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利用宪政改革来拉拢、安抚印度上层阶级，一方面颁布了罗拉特法案，赋予英国殖民当局以镇压印度人民的非常权限。罗拉特法案的颁布引发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1919年发生了阿姆利惨案。1920年，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的特别会议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印度人民空前团结，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示威，反英情绪高涨。之后由于发生了暴力事件，1922年，终止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18—1922年的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最后失败。

阿富汗：1919年，阿富汗新国王要求与英国谈判，谋求完全独立。遭到英国拒绝，并之后发动了第三次殖民战争，阿富汗人民坚强抵抗，并同苏俄建交，和土耳其签订友好同盟条约，阿的外交成果，迫使英国让步，1921年11月，英阿条约签订，阿富汗取得了完全独立，成为20世纪以来亚洲出现的第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

土耳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争结束时，国内已危机四伏。战争结束后，协约国对土耳其领土进行了分割占领。1920 年《色佛尔条约》签订后，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主义者领导了抗击外国干涉者、挽救民族危亡的民族独立运动。1920年成立了安卡拉政府，并得到苏俄承认和支持。安卡拉政府在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同时，充分利用协约国内部分歧，分化瓦解敌人。1922年，全歼希腊军队，协约国侵略土耳其的行动败局已定。1923年，《洛桑条约》的签订使土耳其摆脱了《色佛尔条约》的屈辱和奴役，使帝国主义奴役土耳其的计划彻底破产，获得了独立，成为打开凡尔赛体系缺口的第一个国家。1923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任总统，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1931年，其革命纲领被概括为六大原则，即凯末尔主义：共和、民族、平民、国家、世俗、改革主义。其是穆斯林核心部分的一场世俗革命，不仅挽救了土耳其的命运，对后来的国际关系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埃及：一战爆发后，埃及沦为英国的保护国。战争激化了矛盾发展了经济。战后，埃及人民要求独立，并成立了华夫托党。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华夫托党一无所获。英国则因埃及对立运动的高涨而加紧了对埃及人民的镇压，并提出了“米尔纳方案”，企图维持在埃及的特权，遭到埃及人民的反对，继续开展反英斗争。1922年英国被迫宣布埃及独立，但英国仍控制着埃及。

摩洛哥：摩洛哥人民也掀起了抵制和反抗西班牙和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战后，法西两国继续在摩洛哥扩展地盘，并觊觎里夫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1921年，里夫人民起义，击败了西班牙殖民者，并成立了里夫共和国。1924年，法西联军向里夫共和国发起联合进攻，1925年，里夫共和国最后遭到失败。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靠近苏伊士运河，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巴勒斯坦的核心问题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的争夺。19世纪末，欧洲各国掀起了排犹运动，残酷迫害犹太人，于是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著名领导者西奥多·赫尔兹。一战时，英国允诺支持阿拉伯人独立来利用阿拉伯人对付土耳其。战后，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为了镇压阿拉伯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维护自己的统治，英国又开始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7年，英国提出了“贝尔福宣言”。犹太人势力不断壮大。此后阿犹矛盾严重，阿以冲突不断。

墨西哥：墨西哥的国际资源和经济命脉主要控制在美国资本手中。1910-1917年，墨西哥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通过了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新宪法，并对外国企业对国家资源占有进行了限制，美国施压，策划叛乱。后，发生政变，在美国压力下，同美做出妥协。

尼加拉瓜：1914年，尼加拉瓜沦为美国的保护国。1925年，出现了亲美与反美两派。1926年，美国武装干涉，遭到尼加拉瓜人民反对。在桑迪诺领导下，最终使美国于1933年撤出。但美国仍培训和支持尼加拉瓜反动政府，1934年，桑迪诺被暗杀，1936年，尼加拉瓜政权又落入亲美家族手中。

泛美会议：起始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期间，后美国企图使之成为排斥欧洲列强、保证美国独霸美洲的工具。美国除了用军事手段侵略和干涉拉美国家内政外，还企图通过多边外交，加强对拉美的经济渗透。1889年，第一次泛美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罗斯福上台后，放弃了对拉美各国的“大棒政策”，实行睦邻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国家和欧洲国家经济贸易中断，美国利用一战的时机成为在拉美地区的头号投资者，取代了英国的优势地位，之后，拉美一片和平和繁荣。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拉美国家经济波动，社会和政治也出现动乱，实行的改革也没什么效果。另外，美国在一战后，加强了对拉美的军事干涉和政治控制。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掠夺成为一战后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和义务。

（三）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

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本民族国家的利益，所以民众心中的民族主义的觉醒是爆发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源。二战后，亚非拉地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运动空前的高涨，并取得广泛的胜利。

二战后，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首先在亚洲爆发，接着转向非洲和拉丁美洲，从40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形成了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体系，成为世界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极大的削弱了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并提高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们的觉悟，增强了民族意识，成为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的有力条件。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45年—50年代中期）亚洲的觉醒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对外殖民扩张加剧，在殖民势力的压迫下，亚洲各国民族矛盾激化，亚洲各国的民族危机加深了，亚洲人民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心高潮。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中朝人民抗美卫国战争的胜利。

这时期印度人民也掀起了民族独立运动的新高潮。英国政府改变殖民政策，推行“分而治之”方针，把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1947年8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尼赫鲁成为印度自治领第一任总理，真纳出任巴基斯坦第一任总督。5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成为共和国。除此之外，还有伊朗、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个时候民族资本主义兴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意识产生。这些都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进行。

2、第二时期（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非洲和拉美人民的反抗

20世纪50年代，一些北非国家先后取得独立。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由埃及中下层青年军官组成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废黜国王，建立新政府，埃及成为共和国。1956年，最后一批英军撤走，英国对埃及的殖民占领结束。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

1954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成立，组织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军逐步控制了全国大部分地区。1962年，法国政府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长期殖民统治结束。随着亚非民族独立国家的纷纷建立，亚非国家联合反帝、反殖的新局面逐渐形成。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段期间，非洲大陆诞生了三十多个独立国家。其中在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因此，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70年代主要是葡属非洲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时期。1975年，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赢得独立，结束了葡萄牙在非洲长达500年的殖民统治。90年代初，是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最终崩溃的时期，其标志是纳米比亚的独立。1994年，在南非举行了第一次各个种族都参加的全国大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摆脱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揭开了历史的新一页。

同亚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相比，非洲独立运动起步是比较晚，但发展迅速，在几十年中就摧垮了殖民主义者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殖民体系。没有出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非洲国家取得独立的斗争方式多种多样，但大多数国家是通过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迫使殖民主义者放弃统治的，也有少数国家是通过武装斗争赢得独立的。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不仅使遭受殖民奴役的非洲人民获得解放，改变了非洲的面貌，而且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标志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世界殖民体系最终瓦解。新兴的非洲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中占有大约1／3的席位，成为一支重要的反帝反殖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民族解放运动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展开，第三世界崛起，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之一背景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导致殖民地人民同帝国主义矛盾十分尖锐，

3、第三时期（70年代至今）世界殖民体系崩溃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纵向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第三世界开始了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这个时候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已经转向巩固政治独立的同时，着重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并争取改变旧的世界经济秩序，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且亚非拉国家在联合国的作用逐步增强。

（四）民族解放运动的原因

（1）二战的推动作用

西方学者说：“如果对战后亚洲和非洲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在规模和数量上空前高涨的现象求解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是最主要的催化剂。”《现代非洲史》写道：“推动非洲殖民地发生变革的因素很多并相互关联，其中起决定性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增强了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意识，提高了殖民地人民的作战能力。殖民地人民参战，题目远渡重洋，奔赴欧亚非战场，脱离原来闭塞的环境和保守的思想传统。对自己民族的力量有了鉴定的信心，同时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政治觉悟提高。以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瓦米恩克鲁玛写道：“参加过1939年爆发的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回到了黄金海岸，在题目有机会拿到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加以比较后，题目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任何路线，只要能改善题目的处境，他们就准备采取。”

（2）战时殖民地经济的发展，为民族解放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形成和壮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要求独立自主的发展民族工商业，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据1961年统计，非洲各地共出现了147个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其中战前建立的只有8个。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团体已实现殖民地自治和最终独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在战争中掌握独立运动的领导权。

（3）殖民政策的调整

战后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问题的选择，是让殖民地独立，还是发动殖民地战争，英国工党活动家威廉说：“无论英国的舆论或者世界舆论，都不允许使用武力征服要求自由的人民”；科利普斯分析印度形式时说，现在能选择的政策只有连个，一是增加兵力，维持英国的直接力量；二是移交政权。而第一个办法，政府断定是“不可能……我们命运这个能力去执行它”。所以英国在1948年作出了政策调整，在政治上有步骤的给予殖民地独立，由以前的直接政治统治转变为间接控制，摆脱对殖民地承担的义务。

在经济上，保存和巩固英国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在赋予殖民地“独立”的权利的同时，尽可能的保持和扩大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

殖民政策的调整，推动了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提供客观条件。一方面，殖民地附属国人们可以利用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矛盾加快摆脱宗主国的统治，而且由于认识到这种可能性，民族解放的愿望更为迫切。另一方面，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英国为首的旧殖民统治，使战后初期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力量相对加强，为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4）二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全面的胜利

据统计，截止至1990年，全世界180多个多家中，有近100个国家是在二战后宣布独立的，其中亚洲国家27个，非洲国家48个，拉丁美洲国家10个，大洋洲国家11个，欧洲国家1个。在短短的45年间，如此多的国家挣脱殖民的枷锁，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世界近代民族独立运动所不能够比拟的。说明民族解放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了，第三世界的国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已然瓦解。

（另起一页）

第二节

锡安主义与犹太复国

锡安主义运动导致犹太复国，并创造了现代以色列、引起了以巴冲突……

（一）锡安主义

锡安主义（Zionism），也称“犹太圣会主义”，中国官方习惯（择其用意）译为“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发起的一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和犹太文化模式，旨在支持或认同于以色列地带重建“犹太家园”的行为，也是建基于犹太人在宗教思想与传统上对以色列土地之联系的一种意识形态。

犹太人是一个源自古代近东地区黎凡特地区的特殊民族，其居住地迦南（即以色列地）在历史上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过犹太王国及其自治领。根据圣经旧约，以色列为希伯莱人的应许之地。有人类学研究认为，该地区曾经于铁器时代存在过犹太部落王国，时间约在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

19世纪80～90年代在俄国、法国、德国出现反犹太主义浪潮后，形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1882年俄国敖德萨犹太人医生L.平斯克尔提出：“人们歧视犹太人，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

（谢选骏指出：人们歧视犹太人，主要是因为他们杀害了耶稣基督，承诺要子子孙孙承担耶稣的血债，并且拒不认罪、更不悔改。相比之下，所以不信耶稣基督的穆斯林并不像基督徒那样歧视犹太人。）

同时，在俄国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比路，并开始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有组织的移民。1895年维也纳犹太人记者T.赫茨尔撰写《犹太国》一书，进一步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在他领导下，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了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法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会上成立了以赫茨尔为主席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声称“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为达到此目的而竭尽努力”。在此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在1882～1948年间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万多人移居巴勒斯坦。希特勒德国奉行的灭犹政策加快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用武力抢占了拟议中所谓犹太国的领土，同时强占了分治计划中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部分地区，在4个月内迫使30多万阿拉伯人离乡背井，成为难民。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国，大大激化了西方社会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冲突，成为以后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

犹太人返回祖辈所居住的地方的愿望已成为全球犹太人的中心主题，自从古代的犹太人起义失败，以及在公元70年罗马帝国对耶路撒冷的毁灭，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地区，然后犹太人就散居到了帝国的其他地方，虽然在Hellenistic Age许多犹太人自愿决定离开巴勒斯坦而移居到地中海盆地的其他地方（这些移居所造就的著名的人士中包括亚历山大的斐洛）。

如同Moses Hess在他1862年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所论，有些犹太思想家认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是一个民族问题。

发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关键事件是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犹太人被这起在他们认为是自由与启蒙的发源地的国家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深深地震动了。这个事件的一个见证者是犹太裔奥地利人西奥多·赫茨尔。在1896年他出版的一个叫做《犹太国》的小册子中，他将这个事件描述成一个转折点——在德雷福斯事件以前，赫茨尔曾经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事件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热烈追随者。然而，历史学家们一直没有重视赫茨尔的自述，转而指出推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煽动政治家卡尔·鲁埃格所持有的反犹太人主义观点的流行化。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WZO），并推选赫茨尔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锡安主义”这个字根源于“锡安”（Tziyyon），是圣经中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别名。这是奥地利犹太出版商Nathan Birnbaum在他1890年的刊物《自我解放》中对犹太民族主义所创的词。虽然犹太复国主义是以犹太教为根据将犹太人与以色列地区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来不是宗教性质的，开始是为了逃避19世纪末叶欧洲的政治反犹主义，它是犹太人对东欧——主要是俄国——发生的屠犹运动的一个反应。

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乡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的政治主张与运动，因此称为犹太复国运动。这种运动追求的是自身民族的自由，然而却忽视了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

（二）锡安主义与以色列

自以色列立国开始，锡安主义这名词变得常用于指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但是，一系列不同，而且互相竞争的支持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切合了锡安主义的广义范畴，例如宗教锡安主义、修正锡安主义和劳工锡安主义。于是，锡安主义有时也会用作指定形容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例如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活动。虽然旧约的历史远超过现代锡安主义运动，锡安主义这名词亦会用作形容有千年历史的旧约与犹太人和以色列国的关系。在一些情况下，锡安主义者会用作泛指所有犹太人，以作为对反犹太主义的一种美化和掩饰，1968年的波兰反犹运动就是一例。

在犹太复国运动发展初期，锡安主义是世俗化的，也是一定程度上对19世纪时在欧洲的以天主教徒为首的社会中十分猖獗的反犹主义的一种回应。从1世纪开始，犹太人遭受来自罗马天主教会不同程度的歧视和迫害，原因是犹太人被认为对耶稣受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居住在阿拉伯和北非地区的犹太人则相对而言得以和当地人较为和睦地相处。在经过一连串的进展和挫折，以及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摧毁了欧洲的犹太族群后，锡安主义的民粹运动于1948年达到了高潮。犹太人全国委员会于1948年5月14日发布了《以色列独立宣言》，现代以色列建国。 

“锡安主义”来自“锡安”（希伯莱语Tzi-yon）一词，也就是位于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有代指“耶路撒冷”之意。在旧约圣经里，《撒母耳记下5:7》提到：“锡安的堡垒，大卫的城”（fortress of Zion, city of David）。在大卫王的统治下，“锡安”一词成为“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之地”的代名词。在圣经的各种版本中，以色列人或犹太人多被通称为“锡安之子（女）”或“锡安的人民”。

纵观整个东欧，有许多草根组织都在犹太人的“居民安置”议题上进行宣传和提供协助，皆因他们认为“祖先的家园”是希伯莱语得以孕育和振兴的源泉。这些社会团体被史学家统称为“圣山狂热派”。

“锡安主义”一词首次出现在由奥地利犹太出版商纳坦·伯恩鲍姆于1890年所出版的《自我解放》（Selbstemanzipation）期刊当中，而此人也是犹太人学生运动组织“卡迪玛”的创始人。

锡安主义者生活在欧洲受到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的影响，法西斯主义涉及反犹的观点，根据相关的意识形态，认为犹太人并不属于欧洲。

锡安主义的分类

自以色列立国开始，锡安主义这名词变得常用于指对以色列国的支持。但是，一系列不同而且互相竞争的支持以色列的意识形态切合了锡安主义的广义范畴。有社会主义锡安主义、自由派锡安主义、修正派锡安主义、宗教锡安主义、新锡安主义和后锡安主义。于是，锡安主义有时也会用作指定形容这些意识形态的活动，例如鼓励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活动。在一些情况下，锡安主义者会比用作泛指所有犹太人，以作为对反犹太主义的一种美化和掩饰，1968年的波兰反犹运动就是一例。

锡安主义运动的开始

犹太人返回故土的愿望已经成为当今全球犹太人的中心主题。在历经犹太人大起义失败、罗马帝国在公元70年对耶路撒冷的毁灭、以及公元135年的“巴尔科赫巴起义”（Bar Kokhba revolt）失败之后，犹太人散居到了帝国的其他地方；即便是在希腊化时代，许多犹太人也自愿决定离开巴勒斯坦而移居到地中海盆地的其他地方（这些移居所造就的著名的人士中包括亚历山大的斐洛）。

如同赫斯（Moses Hess）在1862年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最后的民族问题》（Rome and Jerusalem: The Last National Question）所论，有些犹太思想家认为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是一个民族问题。

发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关键事件是1894年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犹太人被这起在他们认为是自由与启蒙的发源地的国家发生的反犹太主义事件深深地震动了。这次事件的见证者，犹太裔奥地利人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1896年出版的一本叫做《犹太国》的小册子中，将事件描述成一个转折点——在德雷福斯事件以前，赫茨尔曾经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事件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热烈追随者。然而，历史学家们一直没有重视赫茨尔的自述，转而指出推动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煽动政治家卡尔·鲁埃格所持有的反犹太人主义观点的流行化。1897年，赫茨尔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这次大会成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WZO），通过了锡安主义的纲领性文件《巴塞尔计划》，并推选赫茨尔为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主席。

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巴勒斯坦不再受制，犹太复国运动进入崭新的局面。首先扩大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屯垦区，开始国家公共基础建设和筹募建设基金，并且劝阻或迫使英国当局不可采取任何将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成为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动作。1920年代犹太人口稳定成长，犹太建制亦具国家雏形，扩展至沿海一带，但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移入的抵制升高。

（三）现代以色列的复国

 

1947年英国宣布了他们从巴勒斯坦撤出的愿望，然后在同年的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的议案，中间的耶路撒冷成为国际领土。但是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马上爆发了内战。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领导人宣布独立，从而建立了以色列国。这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历史中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运动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采用了新方针，而那三个军事组织也组合而成了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 IDF）。 

在独立战争时期，大多数阿拉伯人口或是逃离了巴勒斯坦，或是被驱逐出境，所以犹太人在1948年停火线中的地区人口中占多数。直到1967年以前，这停火线变成了以色列实际上的边境。1950年以色列国会通过了“回归法”（Law of Return），给所有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权利。这法令，和从欧洲来的犹太难民潮与之后的被阿拉伯国家驱逐出境的犹太人潮一起令以色列的人口变为犹太人占了绝大多数。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尤其是以巴和平协议的签订，阿拉伯人口比例急剧提高，再加上被迫迁移走的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以色列的人口慢慢多了其它种族。

以色列建国后，世界锡安主义大会于1951年通过了《耶路撒冷计划》（Jerusalem Program），以取代《巴塞尔计划》（Basel Program）作为锡安主义运动纲领之功能。目前耶路撒冷计划最新版本为2004年修订之“新耶路撒冷计划”，内容如下：

锡安主义的基石为：

犹太民族的团结、与历史上故土的羁绊、以及以色列及其首都耶路撒冷作为该国生活之核心。

从所有国家移入以色列，以及所有移民有效融入以色列社会。

将以色列强化为一个犹太的、锡安主义的及民主的国家，并将其形塑为一个带有相互尊重多元犹太民族的，及根植于先知预言之独特道德及精神特质的模范社会。致力于达成和平，并为构筑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

透过深化犹太、希伯莱及锡安主义教育，确保犹太民族之未来及独特性，强化精神及文化价值，并教导希伯莱语为国语。

培养相互的犹太责任，捍卫犹太人作为个人及民族的权利，代表犹太民族锡安主义利益，并为抵抗展现反犹太主义之活动而奋斗。

将国家设定为是锡安主义的具体表现。

1968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采用了以下的准则：犹太人的团结与以色列在犹太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犹太人从所有国家移民到祖先的土地——以色列地区，在“预言的正义与和平”之下的以色列国的富强，通过犹太、希伯莱与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和强化犹太的文化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而保存犹太人的身份，和在所有地区对犹太人权的保护。

（四）锡安国际

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巴勒斯坦不再受制，犹太复国运动进入崭新的局面。首先扩大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屯垦区，开始国家公共基础建设和筹募建设基金，并且劝阻—或说迫使—英国当局不可采取任何将导致巴勒斯坦地区成为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动作。1920年代犹太人口稳定成长，犹太建制亦具国家雏形，但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对犹太人移入的抵制升高。

国际间犹太人对锡安主义仍存在意见分歧。许多在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犹太故土”，因为即使不支持锡安主义，犹太人一样能以平等公民身分居住于西方民主国家。

国际联盟的《1922年巴勒斯坦托管方案》和联合国的《1947年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均赞同锡安主义目标。后者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罕有意见一致的产物。

近年不少人反对锡安主义，认为锡安主义及以色列的建立，使一些居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导致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的侵略者。

部分支持巴勒斯坦的反锡安主义团体，推动“抵制、撤资、制裁”行动，要求以色列终结对巴勒斯坦人的不人道政策。反锡安主义在2009年加萨战争结束后，在全世界普遍蔓延开来，并受到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政府定性为反犹太主义。

然而原教旨的极端正统犹太教教派（Haredi Judaism）认为建立以色列是对上帝的不敬，因为等于干涉历史进程，人为地加快弥赛亚降临。

《以色列曲解了犹太复国主义》（罗杰·科恩）说：

我曾祖父的兄弟迈克尔·阿德勒（Michael Adler）是一名杰出的拉比，曾于1916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上编撰了《犹太水手士兵祈祷书》（Prayer Book for Jewish Sailors and Soldiers）。作为“随军神职人员”，他在战场上巡视，主持临终圣礼。在战争结束后，他提出一个问题：英国犹太人是不是尽到了自己的义务。

“国家已经在大约六十年前，向这些出自以色列家（House of Israel）的英国公民赋予了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机遇。这些男男女女在战争的磨难中，有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他写道。“我的回答是明确、不容置疑的‘是’！英格兰的犹太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在国内的参与、以及在前线奋战取胜的投入感到满意。那超过2300名阵亡英烈的记忆，就能证明这一点。”

欧洲犹太人面临的问题始终是相同的：归属感。即使是在经历了解放运动之后，犹太人也仍在担忧，并未全心全意接纳他们的基督教社会，无论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有朝一日会与他们为敌。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德雷福斯（Dreyfus）事件期间，目睹了法国的反犹太情绪。他认定了欧洲人全面接受犹太人永远不会实现，于是在1896年撰写了《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

赫茨尔有先见之明。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不情不愿的结论：犹太人需要一个家园，因为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家。清瘦的学者来到圣地（Holy Land）满怀热情地耕作。犹太人再也不会温顺地面对杀戮了。

欧洲不接纳犹太人的灾难性影响长期存在，我在自己的家族内部就看到过，一名犹太妇女的失踪对其后代是怎样的折磨。她是1941年在街头被纳粹掳走的。我理解以色列人内奥米·拉根（Naomi Ragen）的愤怒，她的一位表亲转达了她的话：“我想到了欧洲的其他人，他们曾不分男女老少，把我们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和其他亲人集中起来，用毒气熏死，没人提出任何疑问。我想：他们如今居然成了自由世界的道德裁判？他们居然要求被他们杀害的人们的后代，在其他反犹主义者想要杀死自己的时候仍然要老老实实的？”

那些反犹主义者就是哈马斯了，他们正在以色列制造大量恐怖事件，他们的目的就是消灭以色列。以色列提出，面对这样的挑衅，没有国家会不做出武力回应。以色列称，如果说有超过1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200名儿童），以及超过50名以色列人死亡，那也都是哈马斯的错；而对于哈马斯来说，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巴勒斯坦受害者是反对以色列的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我之所以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因为我祖先的经历让我相信，犹太人需要祖国，这是在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中通过的，该决议呼吁在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一个阿拉伯国。我还相信以色列1948年的建国宪章中的话：这个新国家将建立在“以色列先知设想的自由、公正与和平的基础之上”。

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曲解，这种曲解见证了弥赛亚以色列民族主义不可阻挡的抬头，甚至要求获得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所有土地；它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带来了对西岸另一个民族的长期压迫；它导致了以色列定居点在任何巴勒斯坦国的西岸土地的不断扩张；它以分而治之的名义孤立了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这样的温和的巴勒斯坦人；它推行的政策让犹太人的民主国家成为不可能；它追求的是战术效益，而不是两国和平的战略突破；它封锁了加萨地带，把180万人关进监狱，然后震惊于囚徒的周期性暴动；它做出了过度的反应，发动杀害了数百名儿童的袭击。

这是我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接受的。犹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什么是压迫。几千年来，孩子一直是犹太民族传承的纽带，以色列小说家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女儿法尼亚·奥兹-扎尔茨贝格尔（Fania Oz-Salzberger）曾说，犹太人传承的目标是“用两代人之间的问答测验确保火炬的传递”。无论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还是托辞，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掩盖大批儿童死亡所代表的犹太人的失败。

以色列本可以为轰炸加萨找到无懈可击的依据。如果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做出善意的努力，为实现和平与巴勒斯坦温和派找到共同的目标，然后遭到拒绝，就会是如此。但是他没有。哈马斯是邪恶的。我乐于看到它的毁灭。但哈马斯也是眼下这个局面的产物，以色列选择去强化而非解决这个局面。

以色列对另一个民族实施的恶性控制，激发受压迫者对当权者的蔑视，是对我仍然相信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背叛。

（五）美国的锡安主义

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是二战以来，美国各种教会和犹太会堂成员的比例一直保持在美国成年人总数的65%以上，84%的美国人宣称信奉某种形式的基督教。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基督教主流派在欧、美出现全面衰退趋势时，福音派却在美国强势崛起，并发展成为一股极富攻击性且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有人认为，只有从美国这种“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文化特性出发，将基督教锡安主义纳入解释的范畴，对美、以特殊关系问题的解释才能更有说服力。作为一种跨越自由和保守阵线的、在美国基督教中广泛存在的思潮，基督教锡安主义形成了美国长期亲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持续强烈，他们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最喜欢的国家之一，而很少受美、以双边关系起伏的影响。半个世纪以来，一个被反复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中东局势，你更同情（喜欢）以色列还是阿拉伯国家？结果显示，同情以色列的始终占压倒多数。1967年“六五战争”后，美国公众舆论更向以色列一边倒，民意测验相继出现了41%∶1%（1967年7月）、50%∶5%（1969年2月）、44%∶3%（1970年5月）、50%∶7%（1973年12月）的悬殊比例。只有在臭名昭著的沙巴拉大屠杀发生后，才短暂地出现了32%∶28%（1982年9月22—23日）这样一个比较接近的比例，但很快又回升为49%∶12%（1983年1月）。

1、美国犹太社团

美国的这种公共舆论倾向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超越现实利益算计的重要原因。何况，信仰本身对美、以关系中的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倾向于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战略资产”，越倾向于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解释成合乎美国国家利益。在持狂热亲以立场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那里，“战略考虑只是次要的动因”。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犹太社团是美国最活跃的锡安主义力量，但其作用却极易被夸大。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民主党阵营（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党更亲以色列；国会持续亲以色列，但大部分亲以提案是由犹太裔议员很少的共和党提出来的。从地域来看，美国犹太人主要集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以及西部的加州，但南部乡村的“《圣经》地带”更亲以色列。在诸多支持以色列的游说团体中，“美以关系委员会”只是规模很小的一个组织。小布什当选总统也并未依赖犹太人。美国犹太社团为以色列而积极活动被指责为“双重忠诚”。“反诽谤联盟”（ADL）2002年进行的反犹主义调查显示：有51%的人认为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过于偏向以色列；相当多的人认为美国犹太人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太大；从1964年到2002年，一直有30%—3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犹太人更忠诚于以色列。而美国主流社会竟怡然自得地接受这些心怀贰心的“同伴”，对他们并不过于反感，从而使美国的反犹主义一直处于很低的程度并呈现减弱的趋势。一位美国分析家就此得出结论：“锡安主义主要是一种右翼的、非犹太的现象。从数量上来看，共和党人、保守派、给布什投票的选民、新教徒、南方人、白人构成了美国锡安主义的主体，而不是犹太人。”这只是就20世纪末以来的情况而言的。

2、美国行政当局

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经常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尤其是白宫的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杜鲁门总统闪电般承认以色列建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出于个人情感并需顶住国务院强大压力的行为，那么，在30年后，支持和保卫以色列已经成了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美国的“使命”和“责任”。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制定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批评。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莫过于里根和小布什,他们都有强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又跟有强烈的锡安主义情结并以美国犹太右翼政治精英为主的新保守派结盟。这是一种锡安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在小布什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众的教义至关重要。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现在的以色列之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正是这种“神圣同盟”，成了小布什—沙龙特殊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倒萨继而“改造”整个中东的重要政治动力。

跟行政当局受一些偶然因素（如总统个人的信仰）影响而产生波动不同，更能代表美国民意的国会则持续向以色列一边倒。1970年，当美国国会讨论是否向以色列提供安全保障时，美国的《新共和》周刊吁请美国政府给予以色列正式的、无条件的支持。这种立场也得到了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喉舌《今日基督教》的支持。它主张一个外部大国介入，以确保以色列的生存，而“以色列只有从美国才能寻求充分的支持和保护”。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大力压缩美国对外财政援助的同时，却批准对以色列的大量援助。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 Helms）就是“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者，受到众多福音派教友的嘱托和支持。神学化的思想对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总有重要影响，如汤姆·迪莱（Tom Delay）依据《圣经》称呼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而其前任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则曾经公开提出从这些土地上驱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的理念。

3、锡安主义组织

除了影响民意和政府政策外，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和个人的直接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前面提到的以尼布尔等人为领导的“基督徒巴勒斯坦理事会”和“美国基督徒巴勒斯坦委员会”，就有效地动员了美国社会舆论关切犹太民族的命运，它们支持锡安主义，并抑制了亲阿拉伯势力在美国活动的效果。如果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犹太社团的支持和推动，那么，20世纪末各种新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出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主动和热情。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持锡安主义活动、频繁地公开发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向政府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持以色列。20世纪70—90年代，还有上千名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当时几乎所有驻耶城的外国使、领馆都迁移到了特拉维夫，以抗议以色列对耶城的兼并，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却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该组织长期亲以色列的立场深得以色列右翼势力的赞赏。1998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就出席了该组织的年会；当时的耶路撒冷市市长奥尔默特还在会上向该组织的听众宣称：“我要告诉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你们是我们军队的一部分、我们力量和国防的一部分。”期待耶稣再来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跟犹太教极端分子共同推动在圣殿山重建第三圣殿并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尽管那里有着最重要的清真寺，乃全球穆斯林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此外，福音派基督徒还是以色列“信仰者集团”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它不仅为扩建犹太定居点运动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持，还成了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出、以土地换和平的障碍。跟犹太右翼势力的立场一样，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奉行道德绝对主义，将巴、以冲突看作善与恶的决斗。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恶的、不容妥协的一方，也是不应享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一方。这种来自基督教阵营的无视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利的极端主义加深了中东的文明冲突，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

（六）反锡安主义及其回响

《旧约关系的消灭与新约关系的成立》指出：

时代论者错误地教导人说：“犹太人由于旧约的关系今天仍算是神的选民。”他们以为今天神有两种选民并存在世上：旧约的选民-犹太教徒以色列人、以及新约的选民-耶稣基督的教会。时代论者没有看见“新约关系取代旧约关系”的基本事实，误以为按旧约成立的选民关系仍然存续，这是一种错谬的教导，其直接衍生的思想就是基督教锡安主义，一种误认20世纪犹太人归回建国已经应验“选民归回”之预言的错误思想。

以下三处先知的预言，预告了旧约关系的消灭与新约关系的成立。“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毁灭的由他毁灭，余剩的由他们吃彼此的肉。我将我那根称为荣美的杖拿来折断，表明我废弃我与万民所立的约。”（撒迦利亚书11:9~10）“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杰里迈亚书31:31~32）“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这样，在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的行径，自觉羞愧；并且我要将她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着你的约。”（以西结书16:60~61）由圣经的话语可证明，在新约关系成立之前，神只有一种选民，就是奉割礼的以色列人；而在新约关系成立之后，神仍然只有一种选民，先是由奉割礼并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所组成，后来又加入了从万国中赎回的、肉身上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信徒。新约关系成立之后，犹太人中不信耶稣的那一部分，早已不再被视为是神的选民，圣灵论到他们，说：“那自称是犹太人，却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启示录2:9）圣灵既然这样说，但今天许多犹太人自以为按照旧约关系仍是神的选民，仍有权利归回并住在应许之地，而基督徒中的时代论者和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竟然肯定他们的想法，期望看见第三圣殿的重建以应验他们的末世论观点，真是怪哉！

“你支持以色列吗？”

末世基督教会面临的最大分裂危机，将是来自对“锡安主义”的支持或反对（简单地说，锡安主义是指犹太人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专属犹太民族之国家的一种政治信念，与宗教信仰无关）。今天的基督徒如何看待以巴冲突？如何看待锡安主义者建立的以色列政府和军队？有些基督徒支持，但另有些基督徒则反对，支持与反对的背后各有一套神学见解，依其立场可以明确区分出两个阵营：“反锡安主义”或“基督教锡安主义”，这两种思想势不两立，根本没有调和的可能。

在美国，非常多福音派基督徒受到了19世纪基要派教师达秘宣扬的“时代论”所影响，认为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并未失去作神选民的资格，这些福音派基督徒听任犹太人选择自己的宗教，承认他们仍是神的选民，有资格回到“应许之地”居住，并且相信他们的归回本地乃是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必先应验的末世征兆。

美国基督徒支持锡安主义的组织中，最具规模的就是“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盟”（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是由约翰哈吉（John Hagee）创立，这名牧师前不久才出书探讨2014~2015年间的“连环四血月”天文现象，预言世界必有大事发生，书中还引用历史事实暗示必定是关乎犹太民族权益的重大改变。约翰哈吉和众多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力挺以色列政府，是因为他们相信神喜悦他们这样作，他们对锡安主义者表达出来的坚定支持，使他们的信念被称作是“基督教锡安主义”，甚至连犹太锡安主义者都称他们为好友，双方关系非常良好。“你支持以色列吗？”

我们知道，20世纪以后，美国一直以其傲人的力量影响着国际局势，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支配着“美以关系”背后的神学思想基础。如果不是因为司可福（Cyrus Ingerson Scofield）在20世纪初的努力，让“时代论神学”透过圣经批注在美国福音派教会中生根立基，就不会孕育出支持锡安主义者独立建国的总统杜鲁门，以及后来坚定支持以色列政府的历任美国总统。时代论神学主张，即使为数众多的犹太人并未接受神透过耶稣基督成就的救赎工作，他们作为神的选民之资格和权益，仍然透过“旧约”而延续至今，并未丧失，时代论者认为神有两种选民同时并存着，就是“新约的选民-教会”和“旧约的选民-以色列人”，而达秘更在他的末世论中主张，前者-教会将在七年灾期之前被隐密地提升到天上，留下后者-以色列人在世上经历可怕的七年大灾难，直到耶稣基督最后公开降临拯救全体以色列人。这种思想导致许多福音派基督徒相信：今日他们尽力支持“以色列”乃是为了加速耶稣基督的再来，此举即使遭遇欧洲列国的反对，他们也仍然义无反顾，因为这么做乃是实行神的旨意，上帝特别拣选了美国来实行这一旨意！“天佑美国！”（杜鲁门就曾自比为古时帮助犹太人归乡重建圣殿的波斯王-居鲁士。——却不懂得居鲁士并非上帝的信徒。）

在绝大多数时代论者眼中，启示录预言的敌基督将会出自末世复兴的欧洲列国。华人基督徒中传扬这种预言见解最著名的莫如倪柝声、李常受。“主的恢复”至今虽然没有公然表达支持锡安主义运动，像福音派的约翰哈吉等人一样，但双方却都一致推崇达秘的时代论神学，而“时代主义”正是“基督教锡安主义”的母亲，它会无可避免地导致一种偏袒以色列政府的国家外交政策，正如我们在美国人身上所见到的一样。20世纪中叶，上帝在远东容许共产党人兴起，建立了新中国政府，一方面否定了欧美模式民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时代论神学在华人基督中的散播。若非如此，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在20世纪后半叶与美国并肩支持锡安主义者的国家，但上帝显然并不许可中国扮演这样的角色。（至于中国共产党今后若解禁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著作，会不会间接影响到她与锡安主义者的关系，这点我们无法加以预测。）然而，基督教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时代论、支持锡安主义运动，仍有一大部分基督徒不认同时代论的神学见解，例如绝大多数改革宗的教会、安息日会、以及一部分五旬节教派团体。

反对时代论的见解则认为：神在每个时代的选民都只有一种，并没有“两种选民并存于同一时代”的道理。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来到以前固然是神的选民，但是，等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选民的“定义”就得到了更新，从那时直到如今，唯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才被神算作是祂的选民（彼得前书2章9节、歌罗西书3章12节），而不信耶稣的以色列人已经从“选民”的行列中被剪除、被剔除了（罗马书11章20节）。由此可见，时代论者并不真的确切认识神在每个时代的安排，他们说有两种选民并存于今日的教义，乃是对于新约真理的一种背叛，而19世纪的达秘就是造成这种背叛的始作俑者。当然，我们相信达秘的原始用意很可能并不是恶意的，他可能只是为了阐明“以色列人”和“以色列地”在末世论中扮演的角色和份量，这点确实是改革宗神学家长久以来所忽视的部分，时代论者只是想要尽力填补末世论中的这一块空缺，才会构想出那种“两种选民并存”的神学思想，谁知道竟然超乎预期地影响了20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国际政治局势。

那么，神永远撇弃了那些不信耶稣的以色列人吗？当然不是！使徒保罗早已说出答案：“神并没有弃绝祂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罗马书11章2节）根据罗马书11章（而不是时代论）所阐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伟大的末世征兆，并不是锡安主义者建立犹太人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是会有大批的犹太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基督教锡安主义者由于受到偏差的末世论影响，他们对“以色列”的关怀已经从“福音”的面向漂移到“政治”的面向，将“以色列人得救”全然留给七年灾期结束时驾云降临的耶稣基督，现今只注重给予以色列人经济的、政治上的支持，造成了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丢弃了对犹太人传扬福音之使命的遗憾。当基督徒从传播媒体上看见了锡安主义者对待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公义、无怜悯的作为，他们是否选择视而不见？是否早已放弃对以色列人传扬悔改以得赦罪之道？当神差遣启示录11章那两位先知前去谴责以色列人的罪恶时，基督教锡安主义者会否将这两位先知误认作假先知，只因为他们不认同时代论？那些到处宣扬“基督徒支持以色列”的牧师和教师，有没有可能根本对以色列人传达了虚妄的讯息，其实没有平安，他们却说平安、平安？

神的选民要被招聚归回锡安-应许之地，这是圣灵透过历代先知一再重申的不变应许。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确认过这件事：“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30~31）在此，我们应当注意两大重点，避免落入偏差的解释。第一是关于“选民”的定义，谁是耶稣基督的“选民”？祂要招聚归回的是谁？是那些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吗？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说：是。但我们说：不是。成千上万福音派基督徒相信，20世纪有几次犹太人大批归回以色列地，已经开始应验了一系列选民归回的预言。但是，他们对于“选民”的定义与新约圣经的观点并不一致，大批犹太人虽然返回以色列地定居，但如果这些“选民”不信从耶稣，关于选民归回的预言怎能应验在他们身上？耶和华上帝曾对摩西说：“我必从他们弟兄们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谁不听他在我名里所说的话，我必亲自向谁讨罪。”（申命记18:18~19）第二个要注意的重点，是关于选民归回的“时刻”，选民归回的“时刻”是从19世纪末锡安主义运动兴起后开始，或是从耶稣驾云显现时才开始？基督教锡安主义者认定前者，但我们认定是后者。现代以色列国倚靠自己的战车马兵，用坦克、战机、飞弹、种族隔离墙…保障自己的安全，数十年来上演的流血事件恰说出那地仍在咒诅之下，尚未得赎，以色列人迫切的需要仍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综合以上两点，时代论者说20世纪犹太人返乡建国已经开始应验选民归回的预言，进而推论基督徒应该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支持“以色列国”，这两种说法都属虚妄、并不真实。恐怕基督徒继续默许锡安主义者争战、杀人、流血，并不是有益于以色列，反倒是害了以色列？

谢选骏指出：

在以色列的实地考察使我相信，锡安主义和以色列国的存在，有助于打破穆斯林对于圣地的垄断。打破了伊斯兰教用暴力在圣地建立起来的控制权，可以帮助基督徒比较自由地进行朝圣活动，从而达到一种比较公平的制衡。

  

（七）反锡安主义过敏症

在美国，反锡安主义（一译反犹太复国主义）是个敏感词。如果名人与这个词连在一起，铁定是个大新闻。

梅吉森7月28日因醉酒开车，被警察截停检查，不知怎的扯上战争和犹太人，梅吉森口无遮拦，说什么战争都是犹太人开始的，他说犹太人应为战争负责。梅吉森随后向犹太人社区道歉，表示那是酒后乱性所致，当不得真。

一般而言，酒后驾车要认真对待，酒后失言则不必当真，不过要是这两件事都出在名人梅吉森身上，结果就不太一样。梅吉森酒醉驾车，被警察拦下检查，演成报纸头版新闻，一时间梅吉森被视为反锡安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然接下来的媒体中所出现的新闻，就是名人们就梅吉森的酒后醉话如何选边站的报道，新闻记者不断追着娱乐界名人们要他们表态。例如“今日美国报”，就列出一组表示理解梅吉森的娱乐界名人，认为他并非是反锡安主义者，只是有酗酒的坏习惯，应该原谅他，支持他，另一组娱乐界名人，则认为吉森可耻，更绝的是，他们中有的发誓绝不再与他合作，有的发誓再也不看他的电影。有趣的是，还有人是列在未决定之下，大概还在权衡该如何表态吧。

吉森是娱乐界名人，闹得娱乐界纷纷表态也合情合理，但由于他曾拍过电影基督受难记，并受到美国福音教会的一致推崇，甚至可以说还没有哪一个文学议题让教会如此团结一致。因此媒体也不放过教会的名人，一个个名牧师，也要发表个人看法。

福音派教会对待吉森的态度，《华盛顿邮报》用一句话概括，“福音派痛恨吉森的罪，但拥抱他的受难记”。酒醉驾车和口无遮拦，当然不可能得到教会牧师认同，但如果说吉森有反锡安主义思想，那么这种思想就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可能体现在他的电影作品中，那么就涉及到对《基督受难记》的评价了。而这当中就涉及到了教会的立场。因此大多数被媒体访问到的牧师，都十分小心，避免否定基督受难记。

基督受难记还未上映时，就受到犹太社区的责疑，认为是一部宣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电影。因为电影渲染了犹太人杀害耶稣的细节，并借用圣经中的话，让犹太人表白，“让流耶稣的血归到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后代”。这让犹太社区感到会掀起反犹太主义思想来。

电影的影响：基督受难记最后上映时，把这句话删除，并在电影结束时，以字幕方式陈述，有多少犹太人在二战中死去。电影上映后的事实证明，基督受难记并未引发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潮。

爱家协会主席道生牧师的态度是：吉森的言行是伤害性的和不幸的，但与基督受难记毫无关联，基督受难记是本世纪最好的电影。超大型教会新生命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全美福音联合会的主席特·赫格德认为此事值得关注，但还看不出有重新评价基督受难记的必要，他此举基本上划定了福音派教会的立场底线：即不赞成吉森的言行，但那是个偶发的不幸事件，与他的作品无涉。这是比较公事公办的态度。

不过还是有不少牧师更体现出宽容和慈爱，他们会为吉森辩护两句。同样也是全美十大教会之一，会友有两万人的社区教会的一位同工就指出，人喝醉了酒就会说些违背他本意的话，当不得真，再说他不在现场，又没听见梅吉森说话，因此无法去论断。

（另起一页）

第三节

现代以色列造成的撕裂

驱使以色列非法移民组织者们的动力，实在就是德国难民营中的犹太人寻找一个新家园的生存需要，而这种愿望却悲惨地同托管国的意图大相径庭，后者急于想制止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不让它失去控制。

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希特勒实现在以色列的实际缔造者”。

犹太代办处目前的活动仍旧是促进非法移民，这是得到巴勒斯坦犹太组织全力支持的，甚至包括那些温和派的支持：例如朱达·马格纳斯博士，他是始终如一地反对代办处的种种政治目标的，但支持非法移民。一个美国犹太报纸记者，一直劝告保持克制态度，乃至英美委员会提出其建议时，他就报道说他已经得到了答复：“我们在等待那几个民主大国的行动，而六百万犹太人已在欧洲死掉了。如果我们在冬季十指交叉地坐在这里，等他们再来调查时，将会有成千成万更多的幸存者死去的。”

一艘非法移民船在特拉维夫市北面约十二英里海面上被截获之后两夜，即11月24-25日夜里，两个有截击装备的海岸警卫站被“派尔马契”分子炸毁了，两个警卫站里的警察先开火，“派尔马契”分子是予以还击的。警犬从海岸警卫站凭嗅觉跟踪到四个犹太定居地，英国军队就在定居地四周设置封锁线，意在搜查破坏分子。可是，犹太复国主义地方当局以为英国军队的意图在于搜查非法入境移民（估计在遭受拦截之前已有大约两百个移民从船上逃脱），并且按照这种猜想采取行动，对周围各定居地进行煽动，于是就有上万名组织得很好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以木棍和石块为武器阻止搜查。他们顽强的抵抗也付出了代价，至少有六人被杀，四十二人受伤，而搜查的主要结果是，在一个定居地发现有一百七十五磅以上的炸药。犹太代办处把一份“严正抗议”的海底电报发到美国，指责英国军警强行进入三个和平的犹太农业居民区。残暴殴打成百男女居民，枪杀四人，而且无理取闹地打伤多人。再者，正当保安部队庆祝圣诞节时，在“哈加纳”周密部署的一次行动中，有一批二百五十名非法入境移民在海法登陆，并即潜入邻近的定居地。这次行动，“哈加纳”像任何正规武装力量一样，任命了一些联络官员，还同一个犹太血统的英籍路透社记者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并带他到进行战斗的地方去参观。“哈加纳”与“持不同政见的”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谅解，并不妨碍恐怖主义组织的独立活动；因而经过一段平静时期以后，大概是出于对当时所公布的英美调查委员会成员名单的反响，伊尔贡（它作为一个报复性暴力组织，是由于英国当局不断把恐怖主义嫌疑分子放逐到厄立特里亚的英国拘留营去而建立的）于12月27日对耶路撒冷以及位于雅法-特拉维夫边界的两处公安指挥部发动了毁灭性的破坏活动，还袭击了特拉维夫的一个军火库，共杀死保安人员九人。根据伊尔贡领导人后来的公开证言：“哈加纳”的那些首脑人物事先已“非正式”同意伊尔贡的上述攻击行动。但是根据代办处发表的一项通报，本-古里安和谢尔托克则在高级专员召见时，认为这些行动“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完全无关”，并对造成伤亡一事表示遗憾，可是又说：“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协同制止这些过火行动所作的努力，由于当前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的缘故，已经变得徒劳了。当巴勒斯坦政府本身就是一贯地违反托管国的根本法的时候，向犹太人所提出的遵守法律的任何号召，都会被置若罔闻的。”

（一）委任统治国和犹太抵抗运动

（1945年8月至10月）

三十年来日益增长的巴勒斯坦的紧张局势，终于导致1948年战争的爆发，这部分地是由于在这段时期内支配着巴勒斯坦的外交文件措词含糊不清。贝尔福宣言和委任统治允许“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而不使“现存的非犹太人社团的公民和宗教权利”受到损害。一个律师可能会辩护，这两种条款不是彼此不相容的。但是，这种法律观点，在心理学的必然性面前总是脱离实际的，因为这个公式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双方的心灵中，会唤起种种的确是不能调和的期望。这种委任统治是属于“甲”级的，适用于已经“达到一定发展阶段的属于土耳其帝国的某些社团”，“而它们作为独立民族的存在”是能够“得到条款上的承认的”；再考虑到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构成当时巴勒斯坦人口的压倒多数，他们自然会把委任统治当作是承认他们有权成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阿拉伯民族——像前奥斯曼帝国的其他阿拉伯人终于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成为完全自治一样——尽管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又包含这么个条款：要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同时，这也并不奇怪——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遵守委任统治的规定，保证非犹太的巴勒斯坦居民的权利——他们竟然会把“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之家”这一点解释为“承认巴勒斯坦为犹太人民的民族之家”，这是他们曾经在1917年提过的要求，事实上并没有获得同意。

1939年5月的《巴勒斯坦白皮书》对进一步扩张犹太人民族之家这一问题，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基地的安全，防止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采取同仇敌忾的行动，在当时迫在眉睫的战争中对基地进行破坏（那就会对整个战争部署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个目的，白皮书已经多半完成了。但是在限制未来五年内犹太人移民总数为七万五千名这一点上，就使不知其数的犹太人不能进入巴勒斯坦，否则的话，这些人可能已从欧洲逃出来了，可是这样一限制，也就把他们划入四百万到六百万的希特勒的犹太牺牲品中间去了。因此，到欧洲战争末期，由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白皮书本来就忍受不了；如今再加上但愿为欧洲大陆幸存的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提供家园，而由此愿望又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和更为迫切的考虑，这就对白皮书越发感到忍无可忍了。

由于他们最近同集中营里或大半是同刚从纳粹魔掌下解放出来的那些欧洲地区的犹太幸存者建立了联系，这种极端迫切的感觉就更加加重了。因为总数估计为一百二十五万到一百五十万名的犹太幸存者，绝大多数似乎感到在他们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惨无人道的迫害的国家里没有前途；而且（即使犹太复国主义者已准备在新的情况下，否定1905年所做的关系重大的决定，当时他们拒绝了大不列颠提出的，在东非为犹太人提供一个民族之家的提议），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海外避难所现在主动提供任何值得考虑的容身之地。欧洲犹太人的最大潜在避难所是美国，1945年12月22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告一项迅速接纳来自欧洲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进入美国的政策，并且对有关政府机关发布一个相应的训令，立即设立一个部间委员会去实施这项政策。这一工作的执行，当然要遵照现存的美国移民法规办事。一年以后，在1946年12月19日，总统宣告，到10月21日为止，只有四千七百六十七人在这些行政安排下被接纳入境。此后，就准备好一个现行法规修正案；而由此产生的难民条例，则规定二十万零两千名难民在两年之内进入美国，不考虑移民的分配限额，但是这个条例直到1948年8月才成为法律，也就是说，一直到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和以色列国家成立一个月以后才成为法律。这些措施并不是全部地为着犹太难民的利益的；在美国，任何大量地在犹太社团增加人数，似乎连犹太社团本身也不赞同；因为犹太人总数业已达到五百万以上，而且犹太人集中在美国那些大城市里也早已引起了程度严重的反犹太主义，而犹太社团则极力希望不要去使它激化。除了人道主义的理由迫使大规模的移民立即进入巴勒斯坦以外，还有一种顾虑是时间可能不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像韦茨曼于1945年8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讲到的那样，“中东正在造成许多新的事实，据推测这些事实不利于这个问题。”而其中主要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联盟作为一个松松垮垮的邦联于1945年3月宣告成立，这个邦联在其宪章中立誓要抵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种种政治目标，这使它的英国倡议者很有点为难。这些政治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灭绝政策的压力下，已经找到了极端的表现，而当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操纵的机构，已经势不可挡地采取了1942年初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他们当初曾经要求在委任统治下把整个巴勒斯坦领土建成一个犹太国，作为保证在移民和购买土地这些大事上有完全自由的唯一手段；但由于英国在中东有着重大的利益，它需要去研究阿拉伯的各项要求，如同它需要去研究犹太复国主义者所主张的各项要求一样，所以，犹太人在委任统治下并不曾得到移民和购地的自由。

早在1945年5月22日，就在欧洲胜利日过去了仅仅两周以后，犹太代办处已经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后来塞缪尔勋爵在上院把这些要求描绘成“一种造成惨重损失的政治错误”，这些要求包括政府接受极端的比尔特莫尔计划：

（1）应即决定把巴勒斯坦建成一个犹太国，并将决定公布于世；

（2）授予犹太代办处一切必需的权力，以便使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有可能来到巴勒斯坦落户，并全面而迅速地发展这个国家的一切资源，特别是土地和动力资源；

（3）给予国际贷款和其他帮助，以便第一批一百万名犹太人移居到巴勒斯坦，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虽然丘吉尔作了答复：巴勒斯坦问题一定要等待大国在和平会议上加以研究，尽管巴勒斯坦的希伯莱报纸采取慎重态度，但工党在英国普选中获得的大胜，还是在该地区的犹太社团中间放出了“一个无限乐观的信号”，诚然，长期处于反对派地位的工党的一些决议，已经一贯地激起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而在1944年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所表示的要求（他们只要求在巴勒斯坦有放手处理的权力）。

在选举结果公布一星期后，即8月1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在伦敦召开，韦茨曼博士表示了这种信念，认为从贝尔福宣言以来，他已采用与英国政府合作的办法，试图驾御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而这种办法随着工党的执政可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特别是因为英国政府的反对派依然是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老朋友丘吉尔领导的。另一方面，犹太代办处的执行主席和巴勒斯坦犹太人孚有众望的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对他的听众的过度乐观发出了警告；决定性的考验将是新政府贯彻白皮书的行动，所以他号召“对白皮书政策的施行，不管采取现在的形式还是采取修改过的式样，都要作消极和积极的抵抗。”美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拉比阿巴·希莱尔·西尔弗宣布，“昨天的个人外交途径”（像韦茨曼所用的）“在今天是完全不适当的”；“政治艺术的高峰就在于不带政治家的味道”，在于使犹太群众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紧急情况，并保持他们的战斗精神，他们必须永远不再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国的目标去同单纯的移民和“避难主义”混淆起来。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领导人摩西·谢尔托克（后名沙雷特）承认，现在没有希望在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基础上同阿拉伯人达成定，而犹太代办处却在尽力辩论：同巴勒斯坦问题密切有关的主要是各大国、全世界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而阿拉伯世界的其余部分，除了联合国成员国的身分以外，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地位的。

这样，就在大战刚结束的日子里，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得到他们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前辈政治家的任何警告，就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激烈要求。一年之后，丘吉尔在下院说：如果他在普选中恢复执政的话，他打算，“就在战后初期的讨论中，把下列问题向我们的美国朋友提出，要么他们应该参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问题……以同等的条件平均分担义务，来帮助我们，要么我们应该辞去我们委任统治的任务”；凡是“超过委任统治国所同意的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全部重量”，都是对英国的一种“不公平的负担”，而对我们帝国说来是“休戚相关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却在诚惶诚恐，并且同我们疏远起来，而美国……和其他国家却以完全不相干的自由态度，坐在界线外批评着我们的缺点”。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和（随着普选的结果而发生的政府变动以后的）新首相艾德礼同杜鲁门总统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希望完成一个共同的英美政策，但是结果完全徒劳，因为这时美国的公共舆论是全部赞成“把孩子们送回家里去”，而反对承担任何新的海外义务。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泛阿拉伯政客们（后者定要坚持1939年白皮书的信件，他们威胁说，如果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投降的话，他们就要采用暴力手段）双方散布的激烈宣传，英国工党政府就设立了一个内阁附属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却搞得左右为难，因为工党当初在承担执政责任以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许诺的义务，同专负责中东事务的常设官员们在当前提出的劝告之间，显然存在着鸿沟。由于战争的结果，英国物资力量的衰落，增加了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地区维护睦邻夫系的重要性，从的黎波里塔尼亚到波斯湾口的这个三千英里宽的国家集团，其中部的三分之一——包括从埃及到伊拉克——大多数穆斯林阿拉伯人，对于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具有政治意义的主张，从来总是敏感的。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本-古里安曾经在伦敦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说过，同1939年白皮书有关的行动，将是对新政府一场决定性的考验；这个文件强行规定的七万五千名移民限额，现在只有千把人到达巴勒斯坦。在工党政府执政的头十天内，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团（由本-古里安领导）再次对新任殖民大臣（乔治，以后更名为第一代霍尔子爵）提出了曾于六月中旬向丘吉尔政府提过的那个要求；立即发放十万张移民许可证书，以满足对集中营内发现的犹太人幸存者作好安排的紧迫需要，并立即宣布巴勒斯坦应成为一个犹太国。工党成员理查德·克罗斯曼，对巴勒斯坦问题深感兴趣，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边表示同情，他后来评论说，这是一次“灾难性的会见”。殖民部于8月25日答复，提出了一个看来是主要想给政府争取喘息时间的建议：白皮书限额中留着来用的约莫两千张许可证，应该首先予以分配。或许殖民部希望谋求阿拉伯人同意继续移民，每月移入一千五百人——即按照1937年皇家委员会提议的限额增加百分之五十，万一它初步建议的分治不被接受的话。而犹太代办处认为这个建议完全不适当，就简单化地予以拒绝了。同时，杜鲁门总统已受到了强大和一致的压力，要他去支持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提出的种种过分的要求。美国四十八州中，有三十八个州的州长，最近支持了一个请愿书，要求杜鲁门采取步骤为犹太人的大量移民和殖民打开巴勒斯坦的大门，并“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为了确定犹太民族独立，把巴勒斯坦改成一个犹太人的国家。8月31日，杜鲁门对艾德礼传递了他提名参加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的代表所提出的那个建议，即对德国犹太难民应同意发放十万张进入巴勒斯坦的移民许可证，还评论说，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主要解决办法，看来在于迅速撤走“尽可能多的犹太人……把他们遣到巴勒斯坦去。如要收到实效，此举就不应拖延”。据悉英国首相于9月对此回答说，移民政策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任何根本改变将取决于美国，它要准备为维护巴勒斯坦的安全分担义务。这个条件曾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总统建议过，但为总统所拒绝。

“抵抗”、“战斗”、“进攻”和“斗争”是8月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所用的关键字眼；而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利益很不相同，所显示的影响也很不相同，它们就这样神经质地触动着两个单独的然而又相互联系的问题，即：欧洲犹太人没有家园的问题，巴勒斯坦在其中东环境中的前途问题。而犹太代办处工作人员中有一批急躁的“行动主义者”，为了迫使英国政府从犹豫不决的一手转向坚决行动，同背离犹太代办处当局的那些极端派组织的“持不同政见分子”，已开始在搞阴谋策划。犹太代办处在不到一年前曾强烈地斥责极端派的暗杀活动，而后者最近一直在实施他们的威胁：“英国的欧洲胜利日就是我们的进攻日”。8月，三十七岁的摩西·斯奈博士（近在1940年他才从波兰到达巴勒斯坦，并立即在犹太复国主义党中取得一个领导地位）已被增选为犹太代办处负责人）成为那个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活动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的司令，有人认为“哈加纳”约有六万名主要是为了自卫其居留地而装备和训练起来的成员。早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斯奈就说过，犹太复国主义者“不得不发明新的方法去抵抗白皮书的全部政策。他们不得不只当这个文件并不存在那样去行动。他们不得不公然违抗白皮书的规定，而这并不意味着恐怖行动”。然而，他回到巴勒斯坦时，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韦茨曼、本-古里安、谢尔托克）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斯奈与两个恐怖主义组织的那些领袖们则在达成一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他们和“哈加纳”，可在“哈加纳”的指挥下，在进攻军事设施的行动计划上共同合作。9月23日，斯奈给犹太代办处的伦敦办事处发了一份密码电报，这是许多为英国当局所截取、破读的密码电报中之一，但决不是第一份。斯奈在电报中建议，如果英国政府不同意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战斗组织就得制造“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以便公布于世，作为“一个警告和一个象征，暗示着会有更多更严重的政治事件要威胁一切英国利益的安全”。这个建议，显然标志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成员们进一步求助于组织暴力行动的一个新阶段。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当时负责在广阔的中东背景上执行巴勒斯坦政策，他在接见韦茨曼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以前，一直在同来自中东的英国外交代表们交换意见。按照韦茨曼的说法，在10月5日他们举行的会议上，贝文的“开场白”里有这么两句话：“你们打算逼我摊牌吗？如果你们要打仗，你们可以打嘛。”假使贝文说过这些话，这就可以推定，这些话是贝文对截取到的斯奈那份电报的反应，显然至少有一个犹太代办处的负责人准备利用恐怖手段胁迫英国政府。

诚然，犹太代办处内部的这些“行动主义者”表现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内心的急躁情绪，这些社团中很可能有极大多数的人或者不得不为纳粹统治下死亡的亲戚和朋友而哀悼，或者已重新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有了接触，希望把这些人引向安全。几个星期过去了，英国政府正急于谋求同美国合作，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种过分要求和阿拉伯人拒绝放松白皮书的种种限制之间，寻找折衷办法；而犹太复国主义的“抵抗运动”却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骚扰纳粹，曾由盟国（特别是英国）热心地在欧洲鼓励过这种抵抗运动。10月4日，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号召在四天以后举行半天的总罢工，作为反对继续实行白皮书政策的群众性抗议；同日，“哈加纳”的非法流动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从1939年大战爆发起原已停止广播，现在又以“犹太抵抗运动广播电台”的名义重新开始广播了。同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各个官方组织，现在通过犹太旅队以及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犹太人的“分配联席委员会”等救济组织，同欧洲各地幸存的犹太人充分地建立了联系，已经积极地恢复偷运非法移民进入巴勒斯坦，一面走海路，一面走陆路，越过北部地区的边界。10月6日那天，就在边界上，搜查一股非法移民的外约旦边防军，同窝藏这股非法移民的邻近的犹太定居地居民发生了一次冲突。“哈加纳”的突击队——“派尔马契”，10日袭击了海法南部阿斯利特为移民而设的巴勒斯坦政府的调度营，释放了二百零八名被拘留的非法移民，随即由各犹太定居地吸收，并发给了伪造的身分证。12日，巴勒斯坦高级专员戈特勋爵，接见了三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其中包括加拿大出生的伯纳德·约瑟夫，他在谢尔托克长期驻在伦敦的情况下正在充当犹太代办处的政治部首脑。早在10日，伯纳德·约瑟夫已向犹太代办处伦敦办事处打了报告，汇报了犹太代办处负责人内部对于向英国当局挑战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存在着意见分歧。在他看到高级专员的那一天，有人把一个预先安排的密码答复，从伦敦以谢尔托克的名义发送给他，传达了本-古里安批准搞些“孤立行动”的指示，这样就不致同英国卷入一场总冲突中去。

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预料到形势不稳，正在增援之中，最显着的是第六空运师的到达，这个师是以1944-1945年的西欧战役而闻名的；为了拦截非法的移民船只，英国海军和皇家空军巡逻着海岸；并且积极招募巴勒斯坦警察的英国干部。10月份过去了，并没有得到不耐烦地等待着的英国政策的声明，但是在这个月的月底，有一些报道说，有希望设立一个英美联席委员会去调查巴勒斯坦问题。10月31日-11月1日的晚上，犹太抵抗运动发动了警告性的打击。“派尔马契”击沉了三艘用来拦截非法移民的小军舰，破坏了五十个地方的巴勒斯坦铁路的铁轨；伊尔贡-兹瓦伊-卢米袭击了卢德火车站，造成某些破坏和死伤，还有斯特恩集团对海法炼油厂进行了袭击，该厂中有一人被杀。11月1日，犹太代办处在本-古里安和谢尔托克常驻在国外的情况下，向伦敦办事处报告了这次一致发动的行动。他们吹嘘说：“这些行动在国内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官方被搞得晕头转向；“哈加纳”的秘密电台“以色列之声”公布，“阿斯利特事件以来的英雄主义之夜，是我们的力量和决心的表现”；斯特恩集团的非法刊物也宣布：“这是策一次协调而集中的攻击。犹太抵抗运动已团结了一切犹太抵抗力量，以期在一个权力的统一指挥下共同作战。”《巴勒斯坦邮报》的社论宣布：“那些答应把这片土地给犹太人作为民族之家……又威胁着这片土地上的犹太人生存的外在因素，将要受到人民的反对。因为人民认为，他们已经被迫要为他们生存作战斗了”；《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记者直截了当地说：“即使犹太人不能而且不要对英帝国进行武装斗争，他们一定也要表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将也是难于适用的，它甚至要比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政策带来更大的损失。”

（二）英美调查委员会及其流产报告

（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

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并没有立即对这些挑衅行动的肇事者们起诉，因为在11月13日贝文终于能宣布美国政府已接受邀请，参与英美调查委员会这一联合组织进行合作了。贝文也宣布了委员会的受权调查范围，其内容是：

“1、调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情况对犹太人移民和定居问题的影响。……

2、调查在欧洲各有关国家遭到纳粹和法西斯迫害的那些犹太人的处境……”

上述权限范围，把重点等同地放在这个问题的欧洲方面和巴勒斯坦方面，但是贝文在他的附带声明中说，在最近提出的为犹太移民大规模进入巴勒斯坦的那些要求中，英国政府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原来居留在欧洲各有关国家的犹太人，曾经成为纳粹的受害者，现在再也不能在那里生活下去而不遭到歧视了。虽然巴勒斯坦可能对欧洲犹太人问题有所贡献，但它本身并不具备解决全部问题的充分条件；英国政府对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负有双重义务，后两者之间的主张相互冲突，极易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区域里导致混乱；未经适当协商的任何急剧的政策变更，都“可能在整个中东引起种种严重的反响，并在印度激起普遍的不安”，也就是说，在印度占少数的九千万穆斯林中间引起普遍不安，当时他们还没有成为独立出来的巴基斯坦国家。英国政府不会允许用暴力冲突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在等待委员会那些临时建议的时候，他们希望阿拉伯人同意这样一个协定，允许犹太移民继续按照现行月度限额进行下去（由1939年白皮书所规定的七万五千名犹太移民的明确限额，现在实际上已完成了）。贝文在结束他对下院所作的说明时，对偏袒犹太人和偏袒阿拉伯人的双方质询者们呼吁，不要继续进行种族对抗，还补充说，“我愿以我的政治前途来担保解决这个问题，但不限于目前这种有限的范围之内。”后来报社记者们问到犹太复国主义者设想大力开发自然资源以增加巴勒斯坦吸收移民的容量的问题，据报道，贝文说过，那些设想，在他看来，似乎把八分宣传同两分事实结合起来了，但是专家们必须作出鉴别。他还发表了另外一个意见，后来经常被人们断章取义地引用来反对他，他说：“我非常渴望，犹太人不要过分强调他们在欧洲的种族处境。我在下院所作声明的基调是希望制止种族冲突，因此，如果那些遭受了种种苦难的犹太人，要想站在受施舍者队伍的最前面大捞一把，那么，在各方面你就会都碰上另一次反犹太人的那种反应的危险。”他最后警告犹太人的武装组织，指出他们的进攻只会使他们的事业遭到误解而蒙受不利，他强烈要求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放下他们的武器。

英国政府已经明确决定，巴勒斯坦问题必须根据英国在中东利益的格局在总的方面予以考虑。虽然英国内阁的某些成员被认为一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是表示同情的，但现在由于犹太代办处为了表达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急切心情而求助于“行动主义”，这种同情已一扫而光了。在美国，贝文的声明遭到各种各样犹太人组织、宣传部门和形形色色的政客们的大量批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参议员塔夫脱（一个强有力的共和党总统竞选者）和民主党参议院代理议长都支持了美国巴勒斯坦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联合主席，而这个委员会是被怀疑与恐怖主义的斯特恩集团有联系的。在纽约市举行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群众大会，据说在全城二百万犹太人中有十五万人来参加；据报道，他们当中许多领导人，不仅公开赞成巴勒斯坦的“行动主义”，而且还谴责英国政府在阿拉伯各国挑起反犹太人的暴行。在巴勒斯坦，“哈如纳”的秘密广播电台“以色列之声”于11月14日作了一次号召积极抵抗的广播！

为了反对犹太人，过去希特勒用杀人放火的闪电战所做过的，现在又由民主国家通过缓慢、折磨人的政策的形式重演出来。今天我们正被赶到难以容忍的贫民窟里去生活，却是为了不使欧洲丧失它的犹太籍天才。新的建议是反犹的，也是不近人情的。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劳动，建设，创造，我们也要保卫这块土地。……我们号召你们起来反对这种阴谋，全力以赴，同新民主政策的那些邪恶的法令进行战斗。在此时刻我们要再次重复我们的誓言，我们要用一切力量保卫我们所最珍视的一切。

鉴于这样的煽动，发生下列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犹太民族会议在这一天宣布罢工十二小时以示抗议，这给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少数暴乱分子造成了机会，他们放火焚烧政府建筑物，抢劫英国商店，用石块投击军队和警察，结果导致特拉维夫市被置于军事占领下达五日之久。一个美国犹太记者，于11月早些日子到达巴勒斯坦，目击了特拉维夫市的暴乱，他描述一帮一帮的犹太青少年怎样大肆破坏；他听到一个英国军官命令他的部下对准成年教唆分子开枪，但是据报道，这五天内，在犹太人伤亡总数中有六名被杀害，大约六十名受伤，其中包括二十名十六岁以下的受伤儿童。空运师的历史学家观察到，由于军队作了“坚决处理”，这种规模的群众暴乱从此就不再在特拉维夫发生了。在那一天（11月18日），特拉维夫市市长对巴勒斯坦政府秘书长抱怨说，如果早点采取警察行动，生命的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而犹太代办处英方联合秘书则面告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说，他们必须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如果他们打算永远把巴勒斯坦犹太人限制成国内的少数，他们就得“消灭每一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犹太代办处目前的活动仍旧是促进非法移民，这是得到巴勒斯坦犹太组织全力支持的，甚至包括那些温和派的支持：例如朱达·马格纳斯博士，他是始终如一地反对代办处的种种政治目标的，但支持非法移民。一个美国犹太报纸记者，一直劝告保持克制态度，乃至英美委员会提出其建议时，他就报道说他已经得到了答复：“我们在等待那几个民主大国的行动，而六百万犹太人已在欧洲死掉了。如果我们在冬季十指交叉地坐在这里，等他们再来调查时，将会有成千成万更多的幸存者死去的。”驱使非法移民组织者们的动力，实在就是德国难民营中的犹太人寻找一个新家园的生存需要，而这种愿望却悲惨地同托管国的意图大相径庭，后者急于想制止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不让它失去控制。一艘非法移民船在特拉维夫市北面约十二英里海面上被截获之后两夜，即11月24-25日夜里，两个有截击装备的海岸警卫站被“派尔马契”分子炸毁了，两个警卫站里的警察先开火，“派尔马契”分子是予以还击的。

原来的设想是，仔细制定这些权限内的各项工作，就是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可是，由于改变了授权范围指示的先后次序，委员会反而在此阶段先访问了欧洲。这就使委员会在访问巴勒斯坦和中东之前接触了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遭到巨大的感情上的冲击。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集合地点看到几乎足足有十万名犹太人的幸存者，物质生活条件虽差强人意，但由于长期来在这些地方深受拘留之苦并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种种恐怖，以致精神状态越来越走下坡路。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就成了抵制这种精神状态的在组织和自我约束方面积极的力量源泉。虽然实际上所有的幸存者首先都渴望在某种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但对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们——大部分都是从集中营中活了下来的青年人来说，除了以色列的土地（巴勒斯坦）而外，其他避难的地方是不能想象的。

委员会的权限范围允许它发表一个临时性报告和其他种种建议，因此敏感的克鲁姆提议，委员会应该干脆建议，允许这十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表示反对：认为还没有踏进巴勒斯坦，还没有研究当地形势，就接受这么个整数，这会给阿拉伯人以合法控告的理由。大多数英方成员诚然希望对犹太人从东欧渗入这一事实及时引起注意，因为这正在增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压力。两名英方成员，包括两主席之一的英方主席在内，要求英美双方 政府注视这个反常现象：虽然来自东欧的渗入正在受到德国美占区的怂恿，而英占区执行的却是阻止渗入的政策。克鲁姆因为他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建议让移民入境的要求未被接受而恼火了，甚至以辞去委员会的职务来要挟，只是由于杜鲁门总统提出不应有临时性报告或建议的咨文，他的气恼才被平息下去。

在开罗，委员会听取到阿拉伯国家联盟观点的一个不妥协的表态，即：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它在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里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权利以外，他们在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其他权利；这个表态在3月6日传到了耶路撒冷。1月17日，贝文通知联合国大会，他的政府的意图要在不久的将来把外约旦变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予以承认。过去，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外约旦的特殊地位，1922年英国就援用了该条规定，说对外约旦不适用委任统治书有关在巴勒斯坦促进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那些规定，并且以后又说在外约旦不适用英国-外约旦所签订的、有关巴勒斯坦走向自治政府的总方向的各项规定。现在，上述英国政府的意图总算是向前迈出了合乎逻辑的一步。联合国大会托管委员会相应地接受了英国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承认外约旦不包括在他们可能建立他们的民族之家的那个地区范围之内；的确，按照他们的名词解释，约旦河仅仅把“东巴勒斯坦”从“西巴勒斯坦”划分了开来，而并不是巴勒斯坦的一道边界线；因此他们强烈抗议使外约旦独立的建议。

1939年白皮书所准许的七万五千名犹太移民到这时已经额满，高级专员根据伦敦方面的指示，谋求同巴勒斯坦政治领导者们就继续移民这件事达成协议，在英美委员会作出新的建议之前，暂时按照每月移民一千五百名的现行定额进行。可是，阿拉伯国家联盟所宣布的联合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商品的运动，就在这年年初付之实施，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导者们在移民这个重大问题上也就拒绝作出任何让步。与此同时，那些犹太恐怖组织据传在“哈加纳”默许下继续进行他们的破坏活动，以抗议对非法移民的拦截。1月28日，巴勒斯坦政府相应地公布了保卫治安的补充条例，对参与恐怖主义者的袭击，或“系任何集团成员而该集团的个人或多人犯有本条例所规定的罪行者”，或非法持有或制造枪枝、弹药、炸弹、纵火物或炸药者，一律予以严惩，直到判处死刑；而在该项条例有效期间，高级专员有权把任何人驱逐出巴勒斯坦或拒绝他入境。不管怎样，高级专员在30日相应地宣布了每月移民定额将暂时仍保持一千五百名。次日，犹太社团对继续限制他们自由移民及购买土地举行了罢工抗议，并作了这样的决定：假使白皮书的限制不取消，“对其余的以色列人进入巴勒斯坦的大门不敞开”，那么，他们就绝不罢休。犹太代办处继续按月接受到期的入境人员，这样，在多事的次年，有二万一千名犹太人（或现有人数的百分之一点一）合法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于2月2日举行罢工，抗议这种不照白皮书所严格规定的条文办事的背离行为，虽然大多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白皮书公布时曾认为规定很不适当，但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迁，白皮书己演变成为他们渴望争取独立的依据。而准许被放逐了的穆夫提的亲戚贾马勒·侯赛尼重返巴勒斯坦，这事也使他们感到欣慰；贾马勒·侯赛尼是1941年伊拉克政变之后被俘，拘留于罗得西亚的。

英国军事当局企图使用德国战犯在巴勒斯坦南部兴建军事设施的声明，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强烈攻击，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搞这些军事设施是英国在加强它的统治权力。而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的常务理事会也提出抗议：“任何德国人以任何原因进入巴勒斯坦”都是“一种粗暴的挑衅……一种很可能扰乱国家治安的行动”，这种“治安”实际上早已被破坏了，那是由于“哈加纳”重新与恐怖主义者勾结起来，一再联合袭击那些用以对付非法移民的军事设施。2月20日，“派尔马契”炸毁了海法雷达站，八名皇家空军人员受伤；两天以后，对巴勒斯坦别动队（巴勒斯坦警察的一种特殊组织）的三个营地同时进行了袭击；25日，伊尔贡与斯特恩集团破坏或摧毁了三个飞机场上的十五架飞机，估计造成英国损失七十五万英镑。“哈加纳”通过散发小册子及其“地下”电台的广播，为“犹太抵抗运动”参与这些行动而大吹特吹。尽管对巴勒斯坦政府采取挑战蔑视的态度，曾经长期负责“哈加纳和民族自卫工作的本-古里安（据笔者目前所知，这个情况后来已经证实而未加否认）还是在3月11日第一次出现于耶路撒冷英美委员会面前，他显然表现得不够坦率，以致克罗斯曼在他的日记中作了不利于他的评论，也导致了本-古里安本人再度被传至耶路撒冷英美调查委员会，出席3月26日的最后一次质问，由两主席之一的英方主席进行了法律上的质问。这次活动的逐字逐句记录，无须再加评论：

辛格尔顿：……“哈加纳”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本-古里安：我并不曾谈到过它。“哈加纳”是一个希伯莱字，字义是“防卫”。

问：它是个某种类型的团体吗？

答：我认为在巴勒斯坦有很多防卫团体。

问：不要把它说成一种想象的事物，我们在这个大厅里曾听到过属于军事组织性质的团体，就用“哈加纳”这个名称，它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答：我不认为有取名“哈加纳”的这样一种组织。我只认为在希伯莱语中，“哈加纳”这个字的字义是“防卫”。在巴勒斯坦当然有犹太人的防卫组织，我相信到处都有。我可以肯定在每一个犹太人社团中都有这样一种组织。

问：这种组织是设在犹太代办处之下的吗？

答：不，它是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之下。……犹太代办处所从事的工作非常多——这是一个属于防御和安全的问题，时常要求英国政府加强殖民地、定居地、城市的安全。……

问：……那末，“哈加纳”并不是在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控制之下？是吗？

答：不，代办处并不从事于任何非法的或任何秘密的活动。

问：我没有问你那个问题，我问你的只是这个问题：“哈加纳”“是”或者“不是”处于犹太代办处的某种形式控制之下？

答：我可以奉告的是关于代办处的事，但不是关于“哈加纳”的事。我在这里代表犹太代办处，并不代表“哈加纳”，我也只可以就代办处作答。代办处同在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的任何非法或任何秘密活动毫无关系，因此也就同任何秘密组织毫无关系。

问：本-古里安先生，你必须明白，你答非所问……“哈加纳”是处于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吗？

答：据我所知，尚无这样一种组织处于犹太代办处的控制之下。

问：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吗？

答：是的，先生。

问：那末你是在说，“哈加纳”不是处于犹太代办处某种形式的控制之下吗？

答：……它不受犹太代办处的控制。

问：谁支付它的经费呢？

答：先生，我不知道。是巴勒斯坦的那些犹太人吧。

问：是通过犹太代办处这样做的吗？

答：先生，不是，我告诉你了，不是。

问：在你的账目中，有用于防卫组织开支的吗？

答，是的，有很多。

问：很好，我可以认为犹太代办处同“哈加纳”组织毫无关系吗？

答：毫无关系，先生，那是一个秘密组织。就防卫来说，有关系。“哈加纳”这个字有双重含义。“哈加纳”这个字的字义是防卫，但当你提到“哈加纳”时，是指一种秘密组织的专门名称。我们同防卫是有关系的；但同名称叫做“哈加纳”的组织，没有关系。

问：你可以把我问你的问题看作是就最广泛的可能含义而言的。犹太代办处同“哈加纳”有任何关系吗？

答：我已告诉你了，没有关系；就防卫而言，有的，因为“哈加纳”也含有“防卫”的意思。

无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言人，还是阿拉伯的发言人，在耶路撒冷所提出的论据都无非是些老生常谈；因为不在场的穆夫提及其被送回来的仆从贾马勒·侯赛尼这两个人物，都有势力去威胁任何可能持不同政见的阿拉伯人，而在犹太社团中间后来有一种说法是：“有人下了严格的命令，除了按照‘官方路线’以外，任何人都不得作证。”委员会的各个部门在其他那些阿拉伯国家中举行了意见听取会，它们以一种令人回想起那些极权主义国家的传统做法，把当地一些犹太社团的代表们带到意见听取会上来，使他们顺从地去证实：他们对当前的地位是满足的，也并不希望移民到巴勒斯坦去。委员会在洛桑起草报告时，显然只有克罗斯曼和克鲁姆赞成把巴勒斯坦分割为一个处于地质肥沃的低地的犹太国和一个处于高地的阿拉伯国。但是委员会中的大多数人，因为考虑到这两个在政治上敌对的社团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毫无疑义，还考虑到苏联对中东北部边缘地区的压力），全不顾以往十年来所有的经验，还始终抱着希望，认为如果能从美国获得一个更大的合作方案，作出担保使好斗分子不从国外接受财政上和物质上的援助的话，就能设法导致这两个集团和平共处。委员会回想起：1938年的英国分治委员会在两个地理上纠缠在一起的社团之间决定一条公正的分界线曾遭到巨大的困难，一方面即便分治这种设想也会引起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国的反感，而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很可能拒绝任何一个不给他们许多新的地区作为定居地的分治方案。由于心中有着这些事实，英国的官方意见事实上对这种没有美国撑腰而试着去强行分治的想法，就表示了畏缩。当时正赶上这样一个当口：苏联政府在积极从事“神经战”，想把土耳其和波斯降低到卫星国的地位，而列万特各国和埃及则在要求英国军队全部撤离，因而使英国继续在巴勒斯坦占有一个基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英国就渴望在阿拉伯各国和英国的关系上避免发生纠纷。这两个分治问题的鼓吹者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而那个报告就在4月19日由全体一致同意签署，以备在4月30日到5月1日的午夜发表。虽然报告对巴勒斯坦问题各个方面的评价，特别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经济不稳定这方面，含有许多健全的意见，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显然试图使所有各方都感到有所满足，把它们的提议四平八稳地凑在一起，作为这个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建议提出立即发放十万张犹太难民的移民许可证，但是摒弃了赞同托管制的一个犹太国或一个阿拉伯国的想法；建议要求援助犹太移民和取消对犹太人购买土地的种种限制，但是也要求撤销那些由犹太国民基金会提供经费的企业单位不得雇用非犹太劳动力的法定禁令；建议鼓励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但是也注意到犹太复国主义者为利用约旦河水源进行大规模灌溉而制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需要得到阿拉伯邻国的自愿合作。最后，根据英国的坚决主张，建议提出还应该予以明确的是：

毫无疑问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说来，任何一方试图以暴行威胁，以恐怖主义，或者以组织或利用种种非法武装部队去阻止本建议的执行，则任何一方的这种行为，将要受到坚决的压制。

此外……在镇压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方面，在维持整个巴勒斯坦的法律和秩序方面（这对包括新移民在内的各方的利益说来，都是必要的），犹太代办处应立即重新恢复其与委任统治国的积极合作。

克罗斯曼和委员会中美国委员的观点是：“用武力解除犹太人的武装这一尝试，只会加强恐怖主义者的地位，并且还会牵涉到承担较之迅速而果断的贯彻执行这个报告远为巨大的军事义务”；但是正当苏联在中东北侧进行着“神经战”的紧要关头，而英国又正在试图与埃及拟订一个新的条约时，美国拒绝分担责任同落实报告搞在一起，就会牵涉到英国政府（像克罗斯曼所承认的）重新检查其整个中东政策。克罗斯曼的估计——认为犹太社团“在其不公平待遇一旦被纠正时”，就会压制恐怖主义者并忠诚地与英国合作——大概没有充分考虑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些不可妥协的要求，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要满足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就不可能不促使阿拉伯各国同样不可妥协的各派政治力量方面发生亲苏反应的危险。“尽管一再紧急请求”，贝文仍不愿与克罗斯曼以及他的一名英国同僚在未来的几个月中间讨论这件事。根据克罗斯曼的说法，内阁只是在英美委员会的那个报告经过军政官员们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苛刻地分析了以后，才对那个报告加以考虑的。4月25日，这些深思熟虑还在继续酝酿，一次恐怖主义袭击却在特拉维夫的一个军车停车场上发动了，该场有七名士兵被猝然捉住并杀死，这就坚定了英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见。此外，克罗斯曼还承认，杜鲁门总统在4月30日公布英美委员会报告时发出的信件，在英国造成了“可悲”的影响。该信件把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切建议，都作为“当前的一些目标”来欢迎，却把另外那些建议作为“需要仔细研究，而且我还要进行周密考虑的长期政策问题和国际问题”来摆脱。欧内斯特·贝文的传记作者报道，杜鲁门的信件使贝文陷入了“我所见到的最厉害的狂怒”。他立即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抗议，而克罗斯曼说，艾德礼在5月1日在下院所作的一个声明中的反应也是“极端尖锐的”。首相“非常合乎分寸地”反对总统对委员会建议的挑剔态度；他希望知道，履行那些建议附加的军事责任和财政责任，英国将分担到什么程度；他还宣布，除非在解散巴勒斯坦的“非法军队”并缴械以后，英国政府硬是不能承认这么一大批移民，尽管这十万名原来是由韦茨曼作的计划，为杜鲁门总统所赞同也为委员会所采纳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样必须立即解除武装，同时必不可少的是，在压制最近对英国人的生命和军事设施进行猛烈袭击那方面，犹太代办处应“发挥积极作用”。

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各界人士，强烈地批评英国政府把发放建议中的十万张移民许可证同解除犹太复国主义非法组织的武装这样牵连在一起，他们辩论说：因为委员会的报告从来没有这样的使这一个建议取决于另外那一个建议的。人们一定会回想起，英国政府可不像它的批评家们和委员会，它通过所截取的密码电报，是完全能明白犹太代办处的负责人和4月25日刚犯过“残酷谋杀”罪的恐怖主义者还在继续进行经常的勾结的；因此，它既不倾向于把“哈加纳”和“持不同政见分子”所各自遵守的关于暴动的不同道德概念区别开来（这种区别是克罗斯曼和其他关心于陈述犹太复国主义的情况的人们所划分的），又不倾向于相信“哈加纳”会一心一意地把那些恐怖主义分子们限制在某些范围以内。5月3日，“哈加纳”的“地下”电台“以色列之声”谴责英国政府把移民问题和解除武装问题牵连起来，“只是想妨害和竭力避免实行报告中……的有效建议”。5月7日，“哈加纳”司令部通知伊尔贡-兹瓦伊-卢米的领袖，为了使英国政府撤销关于解散非法组织的坚决主张，犹太复国主义者正在对美国施展影响，要美国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5月12日，当英国政府有条件地向埃及政府提出英国军队全部撤出埃及时，“以色列之声”发表了一个由谢尔托克授权的挑战性的广播。在这个广播里，犹太抵抗运动对英国政府“以错误设想为基础的……策略”发出了警告。英国政府设想以巴勒斯坦取代埃及作为它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而又不履行其委任统治国的责任，一如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所解释的那样。如果英国政府继续在英美委员会“不冷不热的结论”上摇摆不定，特别是在允许十万名移民问题上犹豫不决，犹太抵抗运动将“尽一切努力去阻挠英国的基地转移到巴勒斯坦，并阻止他们在这个国家把基地建立起来”。

5月15日，英国外交部通知说，他们根据英美委员会的建议所作出的决定必须等待同美国政府达成协议，并且也要同阿拉伯和犹太的领袖们达成协议。与此同时，在美国，代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0日已向阿拉伯各国的代表们保证，根据1945年罗斯福对伊本·沙特的允诺，美国政府在对巴勒斯坦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以前将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商议；20日，美国国务院邀请双方在一个月内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迪安·艾奇逊评论说，英美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谘询机构，因而它的建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华盛顿的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的会议，宣布对于因循延误“甚为愤慨”。他们的发言人非常不满地说：美国国务院一般的态度“与其说符合于总统的观点，倒不如说更符合于英国的观点”；而《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的记者则报道说：

平心静气地考虑最新的发展是困难的。虽然尽一切努力保持心平气和，血还是非常迅速地在血管中奔流，当钢笔写到纸上的时候，墨水就变成愤怒的红色。对于要同阿拉伯各国协商的决定，伊休夫群情沸腾，这样说并不过分。

如果对中东安全有什么危险的话，这种危险更可能是来自犹太人，而不是来自阿拉伯人。……对于伊休夫的许多成员说来，特别是对于年青人说来，这些事情的逻辑是不可避免的：阿拉伯人凭借其空洞的威胁，再一次迫使英国让步。那末，为什么不以武力为后盾，再搞一点破坏行动，借此试试威胁的效力，表示我们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呢？

（三）实力的较量和妥协的失败

（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

由于英国政府对英美委员会报告的态度，这一次他们在工党惠特森年会上受到了批评。这次批评主要来自该党的政治哲学家和主席哈罗德·拉斯基教授。他虽然承认巴勒斯坦的局势是过于复杂，以致人们难于接受一个犹太国的“方案”，但是却提出要求说：不应该容许“阿拉伯的讹诈”和大不列颠的中东战略把十万名欧洲犹太难民变成“唐宁街犹豫和怯懦不决的牺牲品。……把那些从希特勒主义折磨下逃出来的犹太人牺牲给阿拉伯国家领导者的一个英国政治家，是不理解社会主义者的设想的基本原则的。”对于这种诉诸社会主义原则的作法，贝文在6月12日以他的实用主义态度作了回答，但有些地方几乎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他宣称，如果采纳立即容纳十万名犹太人的建议，就需要另派一师英国军队到巴勒斯坦去，并且要花费两亿英镑，财政大臣也认为这是办不到的。因此，政府已向美国政府建议，任命一个专家联合委员会来考虑这些有关的实际问题，“财政、军事、运输、住房，以及或许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即土地问题”；而杜鲁门总统也在前一天任命了一个内阁委员会来研究英国提出的有关这些项目的一份调查询问表。

《犹太复国主义评论》杂志6月21日的一篇社论问道：“贝文先生是否如此确信，把犹太人拒于巴勒斯坦门外比起放他们进去——从军事观点来看——会使他花钱更少？”按当时的情况看，这就是在宣战，因为16日傍晚“派尔马契”就炸毁或破坏了四座公路桥、四座铁路桥和约旦河上的艾伦比桥，而在第二天傍晚，斯特恩集团又袭击了海法铁路的工厂厂房。犹太抵抗运动如此重新恢复其阴谋活动，促使英国政府决定采取军事当局所力求采取的措施，即授权高级专员对那些据知是参与这些暴力行动的人起诉。在6月29日开始的军事行动中被捕的人当中，有犹太代办处的这样一些著名的成员，如谢尔托克和伯纳德·约瑟夫（但没有本-古里安，他仍然在欧洲），以及犹太民族会议主席戴维·雷梅兹。耶路撒冷的犹太代办处大楼曾一度被占，以便查封文件，特拉维夫的许多大楼也曾被占，据信，一些非法组织把这些大楼用作司令部。最后，英国军队受命尽量逮捕“派尔马契”的成员。两年以后，“派尔马契”的一位营长承认说，英国人“完全知道到哪里去搜查和逮捕哪一个。……我们许多最高指挥官及时得到了警告，但是我们有两百名军官被捉住并被投入监狱”；总计有二千七百人被捕，其中约有七百人在审讯之后被拘留起来。当军事行动开始时，还没有料到有可能彻底搜查军火；但是在靠近海法的亚瓜尔定居地（后来，“派尔马契”一位营长承认，这是他们的主要军火库之一），经过一周的搜查。发现三十三个隐藏在幼儿园的地板下和牛棚等处的军火库，包括十挺机关枪，三百二十五支步枪，九十六门迫击炮，八百磅炸药，四十二万五千发小型武器弹药等等。后来，在8月28日和9月2日之间，英国军队搜查了杜鲁特和鲁哈马，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两个定居地，被“哈加纳”用作收藏从埃及偷运进来的偷窃来的英国军火的寄存处。“我们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只要高兴，随时都可以查封他们的武器，使他们无法活动，”威尔逊少校写道，“或许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放老实些。这种希望是很有根据的，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哈加纳’以其行动一再显露出他们很明白他们是有隙可乘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一年来一直在试图强使英国人屈从于他们的不妥协的要求，他们对英国人的这种正面攻击感到恼火，并在一些无稽的批评中表现了这种怒气。韦茨曼把耶路撒冷的穆夫提现在的地位同谢尔托克之被拘留作一对比，谢尔托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拉起一支二万五千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军队，与英国人并肩作战”，而穆夫提则是：“一个战犯和一个英国的不共戴天之敌”。穆夫提在5月29日，作为一个政治难民在巴黎附近从半监视的情况下逃脱，并冒名用一张叙利亚护照，乘一架美国飞机飞往开罗，韦茨曼说，现在他“坐在一座宫殿里”——似乎这次成功的逃跑是得到英国赞助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宣传说，围捕“派尔马契”，目的是反对犹太工联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和合作村社居留地，克罗斯曼在下院宣称，军队已逮捕了“全部……政治左派……认为他们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贝桑地区的定居地所发表的一个荒谬透顶、颠倒黑白的声明中宣称：“男女老幼，孕妇病人以及跛子，均被用枪托野蛮殴打，用刺刀戳，用脚踩，被踢得不省人事。……很多人手足断折，失去知觉。”然而，后来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承认，全国“在第一天军事行动结束后，只有一名英国士兵和四个犹太人被打死。……此后，再也没有人被打死。……在数十名受伤的人当中（据官方公报的说法是八十名）——移民们计算的数字加在一起就高得多了——只有一个人……在医院住了一个相当的时期。”

杜鲁门总统听从了英国人一再坚持的意见，认为英美委员会的报告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并派遣他的巴勒斯坦问题内阁委员会中的“代表”们到伦敦去，在亨利·F·格雷迪大使领导下，与英国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寻求一个谅解。与此同时，伊尔贡和“哈加纳”的指挥官看到，由于6月20日英国大规模的逮捕，使相当一部分犹太人的自信心发生了严重的动摇，并判定“只有通过一次成功的反击，才能使他们重振士气”。早在春天的时候，伊尔贡就想出了一个炸毁巴勒斯坦政府总部的计划，这个总部与军事司令部同设在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的东侧和上面几层楼上，下面几层楼通常用作旅馆。对这个计划及时提交“哈加纳”的指挥官加以考虑，他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当时认为尚不成熟。然而，在6月29日英国的围捕之后，他们立即批准该项计划，作为一种报复，并决定在下班之后执行，以免人命损失。在以后几周内，显然他们曾两次或三次要求过推迟拟议中的日期，最后，伊尔贡决定在7月22日中午单独行动。卡车上放着装满炸药的牛奶桶，车上配备有穿着阿拉伯人衣服的恐怖分子，开进了（显然是没有设岗的）饭店的厨房入口处，并沿着底层走道一直开到东侧的底层：厨房人员被阻止入内，一位在场碍事的英国军官被开枪打死。恐怖分子在一个不伤人的“爆竹炸弹”掩护下安全逃脱，并嘱咐一个女党徒打电话警告饭店经理人员从大楼撤退，还对靠近饭店的《犹太复国主义巴勒斯坦邮报》的办公室和法国领事馆发出警告。定时信管拨准在半小时后引爆五百磅梯恩梯炸药和硝酸甘油炸药。这次爆炸造成了饭店东侧的整个南部一半房屋的倒塌，炸死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九十一名，伤四十五人。

在这次暴行事件发生后的当晚，“哈加纳”最高指挥部命令其下属对英国当局采取顺从态度，“以表示犹太人反对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件”；正如以往发生这类事情时的情况一样，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对犹太人发表了一个敷衍塞责的呼吁，号召他们“起来反对这些令人憎恨的暴行”；然而，与此同时，新的“哈加纳”指挥者显然恢复了和恐怖分子领导人的共谋活动，摩西·斯奈在哪里停下来，他们就从哪里接着干。“我觉得，”伊尔贡领导人写道，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们与我们的关系也许最为亲密”；“我们长久继续准备协同行动的计划”。与此同时，代办处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些多种多样的宣传途径再次做了他们对摩根将军1月记者招待会所做的事。他们发现，现在正好有一个办法，可以用来转移人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运动的注意力。巴勒斯坦地区的总司令（陆军中将伊夫林·巴克爵士），发布了一项限于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传达的命令：着即停止军队和犹太人之间的一切社会接触。其措辞如下：

巴勒斯坦犹太人对于一连串暴行事件（其顶点是炸毁大卫王饭店中的大部分政府办公室，造成人命的惨重损失）决不能逃避罪责。如果没有一般犹太老百姓的现行的或消极的支持，则真正进行这种犯罪行动的恐怖主义匪徒们一定会很快被挖掘出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国家内的犹太人都是同谋，都在参与犯罪。

我决心要使他们受到惩罚，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以蔑视和憎恶看待他们这种行为。……

我估计到采取这些措施将使我们的士兵遭到一些困难，然而，我确信，如果把我的道理向他们讲清楚，他们就会懂得这些措施是适宜的，就会用这种措施（这也是犹太民族或任何民族所最不喜欢的方式）去惩处犹太人——打击他们的巢穴，显示我们对他们的轻蔑。

这个命令的全文很快就落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命令的希伯莱译文贴满了巴勒斯坦的三座主要城市，一位犹太记者乔恩·金奇把它传到了国外。7月31日在下院辩论巴勒斯坦问题的过程中有人就巴克将军的这个命令提出质问时，英国政府感到他们同这份命令的实际措辞必须摆脱干系，尽管他们“表示满意，认为这些指示……是正当的”，并且“完全谅解我们部队所遭受的这种挑衅”；这个命令在8月9日被撤销了。英国首相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时，贝文生了一场大病（这场病使他在后来的几年中逐渐丧失工作能力），于是便由枢密院长赫伯特·莫里森勋爵来宣布政府的目前政策。他说，英国和美国的“专家代表团”已作出“双方一致的建议”，打算首先使相当数量的在欧洲和国外的欧洲战时流民重新定居下来，并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省，在中央政府管辖下，这些省享有较大程度的自治。为此，这个国家将划分为一个犹太人省和一个阿拉伯人省，其中前一个省将“包括犹太人已经定居的大部分地方，以及在各定居地之间和周围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而后一个省将“几乎把全部阿拉伯人的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都包括进去”；中央政府将继续直接管理包括伯利恒在内的耶路撒冷地区，以及“目前耕种范围以外的巴勒斯坦南部的三角地带的荒地”。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将在内部实行自治，而中央政府将单独拥有国防、外交、征收关税和消费税的权力，并在开头时拥有管理法律和秩序的权力。高级专员在同他们选出来的立法机关协商之后，任命犹太人省和阿拉伯人省的各部部长，并可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那些法案行使否决权，倘若该法案与所规定的保卫国内和睦和少数民族的权利不相一致的话。犹太人省有权在其经济吸收能力的限度以内容纳移民（中央政府有权最后控制），希望在计划付诸实施的一年之内，容纳来自欧洲的十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省完全有权拒绝犹太移民。鉴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双方都需要大规模发展经济，共同的水源应当尽快地进行勘测，但需征得外约旦政府的同意。当下院在第二天继续进行辩论时，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解释说，政府虽然不打算“把犹太代办处放在次要地位，却有意在伦敦同‘来自世界各地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代表’讨论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且也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进行讨论，虽然并不把穆夫提从他在开罗的新避难所请来。

在辩论过程中真相就立刻清楚了，原来这个地方自治计划并不是英国和美国顾问们的新创造，而是战时联合政府属下的殖民部搞出来的一份计划，准备在万一最后确定的分治计划不被采纳时作为替代的方案（当时的殖民大臣奥利弗·斯坦利及其许多同僚都认为这个分治计划是切实可行的，“许多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威人士也认为它切实可行而接受了下来”）。斯坦利补充说，他始终把地方自治计划看成是次好的计划。此外，1月份有一套与此十分类似的建议提供给英美调查委员会，但被它拒绝了，“因为它似乎并不具有完美无缺的优点”。工党政府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第一次遭到来自议会中其他方面、而不是他们自己这边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少数人的严厉对待。奥利弗·斯坦利批评他们说，现在这份计划一直都搁在殖民部里，却又听任英美委员会去毫无目的地白费时间和精力；但政府本来是可以回答说，在令人烦恼的管理巴勒斯坦问题上，如果（尽管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能够最终地导致美国政府对一项解决办法分担责任的话，那么消耗一年的时间，将不算是付出重大的代价。或许最激烈的建议是丘吉尔所提出来的，他主张，政府应当说：“如果美国不来分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重担（作出规定或是达成协议都可以），我们现在就应公开声明：我们要把我们的委任统治的职责还给联合国组织，我们还要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从巴勒斯坦撤退。”大约两年以后，一位保守党党员宣称，政府在那时没有听从丘吉尔的这番劝告，是“由于顽固不化和用错了的乐观主义两者相结合，并且也是因为它拒绝……相信社会党不能使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达成协议”；这种指责的前一半或许有一部分道理，但是就整个事实而论，就不那么有道理了。1946年8月，对任何一个英国政府来说，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问题上决不是一个可以采取决定性步骤的时刻，这时候，同埃及的条约谈判，以及能否把眼看可能落到苏联卫星国地位的波斯挽救回来，这两个问题都正处于一种微妙的似稳非稳的状态；而在下一年，我们将能看见，在中东总的形势中，变化不定的成分已从这两个重要因素中暂时消除了，于是英国政府至少在那样一个程度上，可以变得比较没有拘束地选择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了。

在丘吉尔发表演说之前，事情已十分明显，政府希望美国能接受地方自治计划（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格雷迪-莫里森计划，或称莫里森-格雷迪计划），看样子不会实现。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姑且不谈美国政府和人民传统上一向厌恶在平时对海外承担义务，目前正逢到11月要举行的国会选举的硬仗，无法指望民主党会有所作为，它只可能与反对党共和党争着去讨好那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压力集团。早在地方自治计划的内容公布之前，詹姆斯·G·麦克唐纳，即英美调查委员会美国成员中两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决支持者之一，就曾说服两名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参议员同他一起向杜鲁门总统抗议这个新计划。总统在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冷淡，以至他竟想不准麦克唐纳宣读一个表示他看法的简短的备忘录；但他的民主党顾问当中的犹太人显然警告过总统说，如果他的政府继续支持新计划的话，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可能使“犹太人选票”受到影响。杜鲁门举棋不定，在美国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主持下，他重新召集英美调查委员会中的六名美国成员同新从伦敦回来的内阁委员会“代表”一起讨论这项新计划；这六名委员自然而然地把这个计划看成是一个激进的方案，认为它已经背离了他们早些时候所推荐的方案，便一致建议予以拒绝。总统这才放弃了这个计划，没有听从国务卿的劝告，而且美国也没有参加即将举行的由英国政府召开的讨论这个计划的伦敦会议。

与此同时，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在巴黎开会，这是为了本-古里安也能参加，他与他的其他“行动主义分子”同僚仍然列于巴勒斯坦政府要拘捕的名单之中。这个委员会在8月5日宣布，它拒绝地方自治计划；但是十分明显，尽管在大卫王饭店暴行之前，一位犹太抵抗运动的宣传家曾经威胁说，如果英国在移民问题和购买土地问题上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就要显着地加强斗争”，然而巴勒斯坦的英国军事当局采取的更为坚决的反措施，已动摇了代办处执行委员会的信心。它现在答应撤回比尔特莫尔计划所提出的极端的政治要求，虽然为时已晚，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仍然把这个计划作为他们的正式政策向英美委员会提出。现在他们在巴黎起草一个计划，要“在巴勒斯坦的一个适当地区建立一个可以生存下去的犹太国”，除了地方自治计划所建议的地区之外，它应当包括整个加利利地区（这是1937年皇家委员会建议过的）以及整个内格夫即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则将占有从杰兹里勒谷往南到希布伦和比尔谢巴两地中间的一条界限为止的那个地区，并且在雅法还有一条通往地中海的走廊。这个计划用飞机送到华盛顿，提交杜鲁门总统；8月15日，韦茨曼和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中的两名美国代表，向英国殖民部建议，把它作为谈判的基础。然而，关于代办处正式参加建议中的巴勒斯坦问题伦敦会议的程序并未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坚持地方自治计划作为第一项议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代表可以充分提出修改意见；而代办处则要求完全自由指派自己的代表，“包括一切现在已被拘留或作为拘留对象的人”，并要求在与英国政府协商的情况下，邀请犹太代表团的所有成员，该代表团中将包括代办处以外的重要团体和组织的代表。

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最高委员会也拒绝派遣一个代表团，除非这个代表团是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唯一代表参加会议，因此，只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出席了9月10日召开的会议。他们建议巴勒斯坦的权力应移交给一个单一的国家，这个国家由分别按人数比例普选出来的各方代表来治理。只有在奥斯曼帝国或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时期出生为本地公民的人，或在1939年白皮书发表之前通过入籍取得巴勒斯坦公民身分的人，或在以后取得公民身分并曾定居十年的人，或根据同样条件可能在后来取得公民身分的人，才能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然而，任何情况下，在立法议会中的犹太人代表人数不得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现行的土地转移限制应该保留，将来犹太人移民应受到完全禁止，除非立法议会中占大多数的阿拉伯人议员投票通过其他决议，方可解禁。在犹太人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希伯莱语应成为第二种官方语言，而犹太人以及其他团体可以保留私立学校和大学，但必须强制教授阿拉伯文，并受政府监督，“以保持教育水平，防止讲授颠覆性内容，从而创造一种普遍的忠诚”。原来保证给予犹太人的各项权利，未经立法议会中大多数犹太人议员的同意，不得变更。会议就以这样的调子休会二至三个月，直到美国举行选举以及联合国大会和外长会议开会之后再开。

与此同时，当恐怖主义组织在9月重新恢复他们的暴力活动时，代办处谴责他们；而“哈加纳”虽然没有重新恢复与政府的合作来反对他们，也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谴责他们是靠“匪徒行为、走私、大规模贩毒、武装抢劫、组织黑市和盗窃”的办法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的。10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同韦茨曼及其代办处的同僚初步交换意见，在会议上，贝文提出一个想法（和克罗斯曼在下院早已建议过的一样），暂时安排为期三年、五年、或十年的托管，最后导致自治。十分清楚，政府像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一样，急于想沟通他们之间的分歧。10月4日，作为内阁改组的一部分，克里奇·琼斯从政务次官提升为殖民大臣，他本人是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的；同代办处代表的对话继续进行，尽管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威胁要给英国谈判人拆台。对犹太人定居地的军事搜查停止了，另一方面，10月21日在阿拉伯抵制委员会的海法办事处捉了人，因为该委员会的人员曾阻止和没收过境的犹太货物。第二天宣布巴克将军（他对大卫王饭店暴行的无法衡量的愤怒大家还记忆犹新）不久将提升为一支国内部队的司令官。29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会议在伦敦举行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议，他们一方面拒绝考虑在任何情况下的任何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权利的建议，拒绝在释放现已被拘留达四个月的他们的领导人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也谴责了恐怖主义，并号召犹太人拒绝对那些犯有这类罪行的人提供任何帮助。因此，新的殖民大臣在11月5日宣称，政府已经同意释放犹太领导人和在6月中旬围捕中所拘留的其他人。这个月稍后时又宣布，有二千八百名被拘留在塞浦路斯的非法移民，将被准许移居巴勒斯坦，作为11月至1月（1946年）名额的一部分，尽管同时新到达的非法移民继续被送往塞浦路斯。20日获悉，政府部门前因大卫王饭店暴行事件而迁地办公，凡属为之提供房舍而被逐出的犹太人店主以及其他一切人等，将从政府得到补偿；自从对“派尔马契”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已经停止为犹太人定居地招募警察（它的核心就是这种警察），这种招募工作将恢复进行。用一位犹太代办处所赞同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这些姿态，尽管半心半意，确实达到了消除紧张气氛的目的。……如果没有给人以一种新开端的耳目一新之感的话，如果没有重新恢复真正的自信的话，那么至少给了人们一种可以喘一口气的感觉。”全世界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这时正在选举出席第二十二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的代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这是第一次举行；而犹太代办处的领导人需要有这样一个喘息时机，以便使他们能够组织起对他们最近的政策改变的支持，即他们现在愿意接受仅仅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既然不可能在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然而，当12月9日大会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时，十分明显，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中更好战的一翼有希望形成一个强大的阵线。韦茨曼以勉强的百分之五十一的代表票数当选为大会主席；他在他的主席致词中推荐执行委员会的分治计划，本-古里安也同样推荐，他们受到毫不妥协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副主席伊曼纽尔·纽曼博士的斥责，说他们放弃了在1945年8月伦敦会议上予以重申的比尔特莫尔决议，该决议要求在一个“不可分割和不能缩小的”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执行委员会中两个美国成员之一，内厄姆·戈德曼博士，曾把新的计划带到华盛顿，并同韦茨曼一起在8月15日把它交给英国殖民大臣；他回答说，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必须准备作出“惨痛的让步来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以摆脱外国统治并给大规模移民打开大门。

1942年的比尔特莫尔计划，以及它所要求的对整个巴勒斯坦进行委任统治，是建立在战后几百万犹太人能够立即移居巴勒斯坦的设想这个基础之上的；但此事并未实现，而设想美国会同英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占有巴勒斯坦问题上认真地发生争吵，也只是一种幻想。拉比西尔弗再次抨击他所说的英国政府的“有组织的阴谋”，即企图否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的“权利”；他表示担心，执行委员会的分治计划将会削弱他们在伦敦会议上进行讨价还价的力量；他并且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代表参加会议。这场政治辩论是由韦茨曼来收场的，他回忆说，1944年他曾希望从丘吉尔政府那里获得一个“或许是建立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相当大的地区上”的犹太国，由于斯特恩集团杀害莫因勋爵，这个希望便被粉碎了，他说，这是“最近几年来使我们一蹶不振的一场最大的灾难”。韦茨曼所持的论据是本-古里安在驳斥拉比西尔弗与伊曼纽尔·纽曼时候用过的，他宣称，在南巴勒斯坦建立的新定居地，要比讲一百遍关于抵抗的话还有价值，“特别是准备在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进行抵抗，却在华盛顿和纽约讲这种话。……当你把别人送去充当英国枪炮和坦克的炮灰时，在道义上、财政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对美国好战分子进行的一场正面攻击，它显然使这位年高德劭的主席遭到来自伊曼纽尔·纽曼的反击，被斥为“蛊惑人心”。韦茨曼在讲话结束时对想走捷径的办法提出警告，特别是警告恐怖主义，说这是“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国家身上的一块癌肿”：

我们经常对我们自己援引爱尔兰、布尔人和其他民族革命运动的例子。但是忘记一件事。……假如你们对好时光终将到来这一点失去信心，而想通过与犹太人的道德、犹太人的信条或犹太人的历史不能相容的手段来获得赎救，我对你们说，你们这是在对冒牌的神灵烧香。……去重读一下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吉书吧，按照我们伟大的先知和圣人的教义去检验一下我们所作的和我们所想作的事吧。他们知道犹太民族的本性和品格。“犹太国将通过正义而得到赎救”——而不是用任何其他手段。

用一位当代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次大会呈现出一片混乱不堪和令人惶惑的景象，最后对各项决议的表决，总是与局外人的，也往往与投票者本人的分析大相背谬；不过……尽管有某些集团投票反对他们所支持的建议，又中了别人的圈套，把他们所憎恶的领导人选进了领导机构里，尽管大会及其各种委员会被徒尚空谈的风暴所席卷，被个人恩怨搞得七零八落……其结果倒也大体上是准确地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状况及其政策所遭到的失败。

本-古里安的马拜党（工党）与韦茨曼在中产阶级的普通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中的支持者，联合提出一项决议案：如果自由移民，大规模定居和在巴勒斯坦一部分地区上建立一个犹太国等条件得到承认，执行委员会有权决定参加或不参加重新召开的伦敦会议；但是早在12月24日，这个决议就被否决，仅得到一百五十四票，却有一百七十一票赞成一个限制更大的决议。支持这后一个决议的有：来自美国的拉比西尔弗的追随者，修正派，要求占有整个巴勒斯坦的精神中心党，以及想在整个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而反对分治的左翼政党。鉴于人们反对他的渐进主义政策，韦茨曼放弃了他的代办处主席候选人资格，结果这一职位无人承担，因为他本人的卓越地位还没有人能取而代之。从拉比西尔弗一派人中多少有点儿生硬地选出了一个新的执行委员会。

然而，大会禁止参加伦敦会议。并没有能阻止本-古里安和代办处其他领导人对克里奇·琼斯进行初步的试探，根据某种理由，克里奇·琼斯暗示：如果能有三个月不在巴勒斯坦搞恐怖活动或非法移民的话，那么英国政府那时也许会变得慷慨些；而困难在于，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正因为禁止移民才激起了恐怖活动”。事实上，恐怖活动是在10月29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会议谴责它之后才变本加厉的，但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期间，出现了一种“不稳定的停战”，这显然是受到“哈加纳”压力的结果。在整整一年中，有二十八名巴勒斯坦警察被打死，四十五名英国军人被打死，九十三名受伤，巴勒斯坦各种团体的三百名平民被杀害（包括大卫王饭店的牺牲者）或受伤，在这些犯罪行为中，没有一个直接参与其事的犯人被判过罪。恐怖主义者得以逍遥法外的主要原因，是犹太人与英国当局的不合作，而这部分地也由于他们害怕在恐怖主义者手中受到报复，由于犹太人从传统上希望避免同外国军官接触；但是，或许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犹太人对他们的民族敢作敢为所怀有的某种自豪感，甚至这种行为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恐怖主义形式时，他们也为之自豪，而且也由于他们相信，他们那些在希特勒手下死去的亲人，如果没有被英国逐出国外的话，现在还会在巴勒斯坦活着。与此同时，英国军事法庭处理被捕的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例行诉讼，正遭到伊尔贡的大肆报复。据信这又引起英国军事当局方面再次要求放手采取反击措施。

12月29日，由于对一个年轻的极端分子参与武装抢劫一家银行判处鞭刑之后，伊尔贡捉去了一个英国军官和三名军曹，把他们也痛打了一顿。在高级专员离开耶路撒冷去伦敦进行磋商期间，秘书长（亨利·格尼爵士，他新近继任约翰·肖爵士的职务）赦免了陆军总司令批准的另一起鞭刑；而在1947年1月21日，又宣布了一项国防条例的修正案，把可受鞭刑的青年人的最高年龄从十八岁降低到十六岁。与此同时，在本-古里安和从伦敦返回的高级专员会谈以后，犹太民族会议在1月20日通过了一项决议，宣称它痛恨把暗杀作为政治抵抗的一种手段，但又申言它支持政治斗争并斥责任何一种想对恐怖主义采取积极对抗的主张：“我们不是在挑起内战，我们也不希望挑起互相残杀的格斗，当我们在外面为我们的权利进行战斗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在内部进行任何争斗。”

从1942年发生犹太恐怖主义活动以来，在巴勒斯坦从来也没有对恐怖主义分子执行过死刑，尽管在1946年有十九个人被判死刑，而后来则被减为终身监禁；但是在1947年1月24日，巴克将军批准了对道夫·格鲁纳判处死刑，由于他参加袭击一处警察岗哨，有一名警察在岗哨中被打死。伊尔贡立刻反击，在1月26日和27日绑架一名特拉维夫区法庭的英国法官和一个英国平民作为人质。高级专员发布了一个最后通牒，宣称，除非在四十八小时之内，不加伤害地释放他们，否则即对特拉维夫地区实行军管。1月28日和29日，有人告知说，格鲁纳的律师在申请向枢密院上诉，反对判处死刑；陆军总司令答应暂缓执行，尽管格鲁纳已拒绝在上诉书上签字；两名人质被释放了。这个时候，英国政府正身受双重压力，在内政上大伤脑筋：一是战后的财政虚弱；二是遭到燃料生产的严重不足，这种情况更因为遇上了六十六年以来最冷的冬天而愈加恶化。这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妇幼可能会遭到绑架，并被拘留起来作为人质，他们对这种威胁的反应是：1月31日，下令妇幼和其他一些平民撤退，以便不妨碍政府和军队执行他们的任务；2月4日透露说，仍然留在三个主要城市的英国基本人员，将集中在许多筑起围墙和进行戒备的地区，在这些地区里，有二千三百名犹太人和八十名阿拉伯人被赶出自己的住房，以便为他们腾出地方。在这前一天，秘书长接二连三地建议犹太代办处进行合作以阻止恐怖主义活动（这些建议全都遭到拒绝或回避），并要求它必须“立即断然表态：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是否准备协助政府在七天之内同警察和军队合作，找出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并把他们缉拿归案”。尽管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间谣传说，即将颁布戒严法，但代办处在2月10日直截了当地拒绝了秘书长的要求：

犹太人……不能应召以受政府的驱使，去同一种政策的恶果作斗争，这种政策是政府自己制定的，而且伊休夫把它看成是对其自身存在的一种威胁。政府建议向犹太人发出的任何呼吁，将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很可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这次还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1月27日在伦敦恢复了他们与英国政府的谈判，而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在29日开始同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分别举行非正式的会谈。据说，在这些讨论中，贝文透露，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政府打算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似乎并不喜欢这种前景，他们提出，如果在委任统治下，英国能够承认他们一贯的要求，使移民“达到国家经济尽可能吸收的程度”和不受限制地购买土地的话，“就不提成立一个犹太国的目标而留待以后再说”，然而，如果英国寻求一种立即解决的办法，他们就将重申他们的要求，在巴勒斯坦适当地区建立一个能够生存的犹太国。据说在英国内阁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克里奇·琼斯主张：既然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要求显然地不能调和，那就应该提出分治；但政府的法律顾问说，企图把分治强加于任何一方，都将与委任统治的条款不符；在阿拉伯人这种毫不妥协的情绪下，外交部显然感到英国或许会卷入与他们的严重冲突中去。因此一致同意贝文应当提出一项最后的折衷建议：英国继续管理五年，并事先言明，以准备实现该国独立为目的；中央政府将在较大的范围内把它的权力移交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地区的地方政府，而高级专员将尽力组成一个由这些地方行政当局和劳工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代表构成的谘询委员会；在以后两年内犹太人的移民将保持在每月四千人的名额，以保证近十万人左右进入，此后则由高级专员与谘询委员会协商后决定，如果意见不一致，则提交联合国仲裁法庭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地方行政当局，分别控制他们地区范围内的土地转移；在四年结束时，在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双方成员的多数的赞同下，一个选举产生的立宪大会将应邀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这个打算行不通，则请联合国托管委员会就以后该怎么办提出意见。

这个在2月7日作出的建议，被双方所拒绝，谢尔托克抱怨说，“分配给犹太人的地区不够用，没有进一步扩充的余地，而只是把他们围起来罢了”，并再次提出要“建立一个适当的犹太人地区，能充分控制移民问题……并至少在巴勒斯坦一部分地方最终承认犹太人的独立。”而阿拉伯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则再次强调他们拒绝包括任何形式的分治或犹太人移民的任何建议。僵局就这样造成了，于是，2月14日，贝文宣称，政府决定把整个问题提交联合国，自己不提出任何特别解决的办法。当25日在下院辩论这种新的形势时，代表反对党的奥利弗·斯坦利和代表另一方的克罗斯曼都批评政府没有早在数月之前看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的要求是不可调和的，因而未能及时把这个问题提交给1946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他们催促说，如果联合国不能同意某种英国能够支持的政策，英国就应当讲明一个日期，到时即放弃委任统治，并让联合国去制定政策。英国议会中的一位犹太籍无党派议员丹尼尔·L·利普森，他经常批评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这次向政府和阿拉伯人呼吁，准许每月四千人移民的名额，正如在2月7日被否决的英国建议中所规定的那样，直到这件事提交联合国为止；但外交部的看法是，正如后来所表示的那样，移民政策对于法律和秩序的维护“极为重要”，而政府不仅有责任维护法律和秩序，而且也有责任保证不发生任何足以损害联合国最后决定的事情。

现在伊尔贡恐怖分子加倍努力来迫使英国政府放松对移民的限制。3月1日下午，他们用炸药炸毁了耶路撒冷的戈德史密斯军官俱乐部；同一天，海法一处停车场上的一些车辆遭到了破坏，在别处还发生小规模的暴行，总共有十八人被杀，二十五人受伤，某中一些是平民。因此，高级专员决定把一些犹太人地区置于成文的戒严法管制之下，人所周知，绝大多数恐怖主义行动是从这些地区搞起来的，这些地区是一条宽约三四英里的狭长地带，从特拉维夫向东延伸七英里，直到佩塔提克瓦，和一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半贫民窟地区；在这些狭窄的区域内约住有二十四万犹太人，超过犹太人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个决定生效后，该地区的正常的文官政府，包括民事法庭在内将停止活动，银行关闭，并按照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对进出这个特殊地区的人和车辆加以控制。这个禁令一直延续到3月17日，这时正式宣布说，有七十八人因与恐怖分子共谋而被捕（然而，恐怖分子的活动始终没有减弱）；同时也宣布说。在犹太人中有许多自愿协助当局的“事例”；并称“不希望无限制地扩大损失、失业和经济情况的混乱”。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记者认为，这条禁令是“正当其后果眼看就要变得真正严重时”才被取消的，据估计直接损失是二十万英镑，而恐怖分子却怀着“一种真正胜利之感”依然健在。在温和派报纸《国土报》上刊登了一系列社论（1947年3月11-23日），谴责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对比尔特莫尔计划和“行动主义”的口号采取墨守成规的态度，来鼓励和提高恐怖主义极端派的威信，并要求由韦茨曼博士领导的新的执行委员会，应当在此事提交联合国之前再作一次努力，以求寻找一个同英国政府谈判的基础。然而，执行委员会举行了十天的会议，会议结束时，否认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中间出现任何分裂，本-古里安对犹太民族会议发表了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用最不妥协的口气斥责了英国的政策。第四节 联合国的调查和辩论（1947年4月至11月）

出席联合国的英国代表团，要求秘书长召集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来建立一个研究巴勒斯坦问题并向9月间的大会常会提出报告的特另委员会；在大会特别会议上，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表达英国的意见说，英国“不应单独负起责任强迫实施一种双方都不接受的和违背我们良心的解决办法”。大会根据地区原则，并（违反苏联的意愿）排除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选出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被授与“最广泛的权力……去调查与巴勒斯坦问题有关的一切问题和争论”，“在巴勒斯坦和它可能认为有用的任何地方进行调查”，并于9月1日之前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苏联集团在这个特别会议期间的政策是要致力于结束英国和巴勒斯坦的联系：苏联代表团和它的三个卫星国代表团支持阿拉伯国家提出的、但没有获得成功的一项修正案：把结束委任统治和宣布巴勒斯坦独立列入这次特别会议的议程。葛罗米柯在他的最后发言中说，如果一个单一的独立国家难以实现的话，他赞成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之间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

其间，巴勒斯坦犹太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犹太人方面，恐怖行动持续不断；在英国人方面，军队和警察在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攻击的次数也有一些增加；4月16日道夫·格鲁纳和另外三个恐怖分子的被绞死，更加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本来期望对这些政治犯所判的死刑能有所减轻。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之后，当联合国秘书长应英国的请求，要求所有成员国在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期间尽可能阻止前往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时，犹太代办处谴责英国的这种行动是“一种不正当和不道德的诡计”，并指责秘书长的依从英国的要求也是不道德的。

在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里有一位对犹太复国主义坦率地表同情的危地马拉成员——豪尔赫·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他并且得到乌拉圭代表们的支持，在乌拉圭有一个组织得很好并且很活跃的犹太人团体集中在它的首都。当这个委员会于6月2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时，正如预期的那样，瑞典法官、原海牙国际法庭成员埃米尔·桑德斯特勒姆被选为该委员会的主席；但是加西亚-格拉纳多斯这位与之竞争的对手也得到了由他自己和乌拉圭、南斯拉夫的代表所构成的少数票。在这个委员会到达巴勒斯坦之前，受开罗的穆夫提势力控制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曾决定抵制它的行动；比较更有远见的阿拉伯社会的成员也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事业可能要遭到损害，但是，因为确实害怕激烈的报复，使他们不敢违背穆夫提的命令，于是阿拉伯人一致持这种消极态度。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接近这个委员会却是积极的和投机性的。当巴勒斯坦政府由于安全的理由要求该委员会的发言人在秘密会议上听取意见时，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和委员会的另外两个成员就出来反对；当犹太代办处派驻于这个委员会的两位联络员被排除在秘密会议之外时，犹太代办处也表示抗议。这些抗议的目的就是要在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政府之间建立一个“严格平等”的待遇。这时恰巧军事法庭刚刚通过对三名伊尔贡恐怖分子判处死刑，使得巴勒斯坦政府处于一个很为难的地位，这三个恐怖分子的罪状是在5月4日参加了一次组织得很好的对巴勒斯坦主要监狱阿卡（阿克）要塞的袭击，让四十一名犹太人和二百一十四名阿拉伯人（后者主要是普通罪犯）得以从狱中逃跑。伊尔贡已经宣布，在联合国委员会来访期间，他们准备停止他们的恐怖活动，但是唯一的条件是英国人同样应该不再阻挠非法移民，不再宣判死刑，不再进行搜查或实行宵禁。犹太代办处的一位发言人评论说，这个委员会将要在“绞刑架的阴影”下开始它的工作，这是“非常可悲的”，于是，这就成了这个委员会内部争论的一个问题。经过将近两天的讨论之后，以十一名成员中六人赞成的勉强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判刑的执行“可能会引起的不利反击表示关切”。政府的秘书长回答说，除非经总司令批准，否则判刑没有法律效力。

在这个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整个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表示他们自己行动的独立性和使英国当局为难方面始终保持主动，而英国当局现在也使用了比过去英美委员会时期更为尖锐的语言来议论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种气氛，还受到当时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武装力量同犹太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斗争相关的一些事件的影响。据说，联合国委员会的两位成员，曾出席参加在特拉维夫为“派尔马契”分遣队的一名成员举行的“英雄葬礼”。这个人是在封锁一条地道时被隐藏的炸弹炸死的，恐怖分子掘这条地道是打算炸掉特拉维夫的英军司令部。一件英国警察也卷进去的非常严重的事件是，一名曾参加恐怖组织斯特恩集团的十六岁犹太青年亚历山大·鲁博威茨，在5月6日失踪了。他显然是被巴勒斯担警察的一支突击队抓去的，这支由陆军十字殊勋勋章获得者、二十六岁的罗伊·法兰少校指挥的新近组成的队伍，是专门为了以机智来击败恐怖分子的。从此没有找到过鲁博威茨，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法兰后来也从未被绑架鲁博威茨一案中的任何犹太见证人指认为案犯，他还声称那时候他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一位朋友在6月2日警告他说，当局为了抢在犹太复国主义向联合国委员会陈述之前，已经决定要他对那个青年的被害负责；因此，法兰两次从拘禁中逃走，又两次回来自首，这自然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抗议增添了力量。7月7日，犹太代办处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陈述巴勒斯坦的混乱状况，要法兰的突击队对鲁傅威茨被拷打致死负责，并说一些警察成员应对3月16日炸毁代办处的新闻处负责。

当联合国委员会还在巴勒斯坦的时候，那里的英国当局由于“1947年出国”号这只船的到达而感到很为难（可能是故意选择这个当口）。这只船装来的非法移民，其数目之大是过去任何一只船所不曾有过的。这只船是“‘哈加纳’的朋友们”从美国一家轮船公司买来的，并配备有一个“哈加纳”的船员班子，在中美洲的一个国家登记后，从美国东海岸的一个港口出海航行的。由于英国伙同葡萄牙和意大利政府进行干预，这只船受到追踪和耽搁；有人领航，这只船进入了马赛以西八十五英里的一个法国小港——塞特。“哈加纳”组织的卡车队在6月底把总数有四千五百五十四名的犹太人从德国装运到了塞特，他们都持有去哥伦比亚共和国的护照和签证。虽然由于英国的建议，派了一名哨兵去防止这艘船启航，但是它再一次成功地溜出了港口，并且在7月17日到达了离巴勒斯坦海岸大约六十英里以内的地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海法记者写道：“在这里的犹太人相信，要促使委员会信服，一艘‘非法的’船，也许抵得上一千万句空话”。“哈加纳”的“地下”电台开始转播这只船的无线电广播。英国的办法照例是只在巴勒斯坦三英里的领水之内拦截这种船只，据官方所声明，这一次就是照此办理的；但是这只船的无线电则声称它仍处于领水之外十四英里。它采取了“急剧的逃避行动”，企图再次驶往三英里的界限之外，以致使它自己和正在拦截它的几艘英国驱逐舰都受到损伤。英国海军的上船检查队伍受到了“喷气、浇油、放烟雾弹和爆竹、投掷罐头和瓶子以及催泪弹”等等的反击，及至这只船被控制住的时候，有两名犹太人被棍棒打死。当“出国”号被押送到海法的时候，耶路撒冷的“哈加纳”总部便对于“罪恶地违犯国际法在领水外进行海盗式的攻击”一事，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抗议；犹太代办处也对“一种肆无忌惮的、恶毒的行为……一种毫无人性的残暴行为”提出控诉。原来想要得到的效果，事实上在这个委员会于7月20日离开巴勒斯坦去贝鲁特之前就已经得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的代表叫喊说：“这是我们所能够得到的最好的证据。”联合国委员会发现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代表们仍旧毫不妥协，不亚于他们在伦敦会议上的表现；当7月30日在日内瓦开始考虑委员会的建议时，它的成员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是这样的大，以至于委员会在8月5日同意正式会议休会，改为非正式的讨论。讨论一直继续到27日，距离应该向秘书长作出报告的限期只剩下五天了。一致同意的一点是委任统治已证明不切实际，但是波斯和印度两国的穆斯林代表以及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赞成两个民族的联邦国家。八国的多数派则开始拟订一个“实行分治但在经济上联合”的方案，但是像他们的前辈英国人在1938年时的情况一样，他们发现要分配西部加利利、南部沙漠（内格夫）和耶路撒冷地区的领土，就会遇到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经过一系列仓促的磋商和互让，结果是把这个只比威尔士或马里兰大一点的国家从纵的方面分为两半；然后再从横里分三段；此外，还建立一块被包围在中间的国际化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地区；设置了各“交叉点”，以便使阿拉伯和犹太的南北各两块土地同它们各自的中心地区之间得以沟通。按照这个方案，各由三段领土构成并像两条互斗的蛇一样纠缠在一起的阿拉伯和犹太这两个国家，只有当它们签署了一项十年经济联合条约，并于其中规定，由经济上较优裕的犹太国给予较贫弱的阿拉伯国以财政补助时才能得到独立；这种规定使得这个“割成千段而死亡”的方案更加不可能实施。据估计，在犹太国内，起初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如果贝督因人也计算在内，则占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不是犹太人；但是，在过渡阶段提供犹太移民，将很快地改变这种反常状态；另一方面，在建议中的阿拉伯国内，少数民族犹太人将只占它的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稍多一点。

9月2日，犹太复国主义者总会政治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关于早日建立一个主权的犹太国家的建议。这一决议还写道：“但是，建议中的领土，只是原先根据犹太人民的历史权利而答应给予犹太人的领土中的一小部分，并且没有包括那些最重要的地区。”韦茨曼在7月8日曾亲自告诉联合国委员会说：“我相信有很多认真思考的阿拉伯人，如果他们感到这个计划是以联合国所拥有的全部权威、尊严和……道义力量来推动的话……最终将会予以默认。也许穆夫提将不会予以默认，但是我不认为这将引起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普通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据说对这个报告“在目前基本上是乐观的和满足的”，这种满足在《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一位正式记者对阿拉伯人可能会有反应的估计中也反映了出来。不顾阿拉伯国家的不可避免的反对，联合国大会设立了一个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就巴勒斯坦问题的各种建议进行研究和提出报告。在这个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英国还宣布了一项决定：把英国主要的中东军需仓库从运河地区迁往肯尼亚；这项决定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考虑后作出的。克里奇·琼斯于9月26日这个委员会开幕时致辞说：

……联合王国政府不准备用武装力量在巴勒斯坦强制推行一项政策。在考虑它将参加执行一项解决办法的任何建议时，它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即这种解决办法固有的合法性和实行这种办法将需要多大力量……在缺乏解决办法时，它不得不计划从巴勒斯坦早日撤出英国的部队和英国的行政机构。

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英国意图的这种警告当作是“讹诈”，不予理睬，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评论》的驻耶路撒冷记者却注意到，高级专员10月8日重申的，除非犹太人和阿拉伯达成协议否则就要撤离的意图，“肯定造成了一个局势严重的印象”。

阿拉伯国家拒绝作出最微小的让步（这种让步可能会影响一部分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未承担义务的联合国成员国转过来支持它们），这就再一次表明它们十分缺乏建设性的政治理智。相反地，从9月16日至19日在苏法尔（黎巴嫩）举行会议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却作出决定，要用一切实际可行的和攻击性的手段，来抵制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建议的实施。开罗《金字塔报》也写道：“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来击退对他们国家的这种攻击，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将支持和援助他们，供给他们人员、金钱和弹药。”犹太选举会议立即宣布犹太人力总动员，并且以“狂热的活动”开始改组“哈加纳”，把它从地下部队改变成一支正规军。“哈加纳”部队被部署在叙利亚边界沿线，据未证实的谣传，那里有阿拉伯军队在集中；夜间，他们给碉堡和装有探照灯的岗楼配备人员。然而，《犹太复国主义评论》驻耶路撒冷记者，对于真的会跟阿拉伯人发生一场冲突仍旧表示怀疑。英国下院议员、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丹尼尔·利普森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不要追求一种将会增加另一次战争危险的政策”，但没有成效。

在特别委员会的一般辩论中，美国和苏联的代表都支持分治建议，尽管对于建议中的犹太和阿拉伯两国之间的边界有所保留。美国代表指出，在通向独立的过渡时期内，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责任仍由委任统治国担负，独立之后，为了维持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可能需要建立一支由联合国在自愿基础上征募的特别保安部队或警察部队”。克里奇·琼斯在10月16日的答复中表示，英国政府拒绝“单独地或在起主要作用方面”承担责任；他对犹太复国主义者“造谣和断言”巴勒斯坦政府正在鼓励阿拉伯人暴动表示悲愤；他还抗议，“某些政府默许由它们的国家提供船只、武器和金钱”来帮助非法移民，“这种做法大大影响了阿拉伯世界的感情，并且对不大容易控制的工作施加了不负责任的影响”。但是，美国代表赫谢尔·约翰逊，还是在小组委员会上竭力敦促英国部队在一个联合国三人委员会的监督下负起法律和秩序的责任，一直到1948年7月1日犹太（和阿拉伯）国诞生的那一天为止。另一方面，苏联代表则想让委任统治在1948年1月1日结束，要英国军队在那个日期之后三四个月内撤出；到11月10日，美苏两国就下列两个日期达成了协议：委任统治在5月1日结束，两个国家在1948年7月1日建立。

因此，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在11月13日宣称，英国政府打算到8月1日把他们的军队从巴勒斯坦撤退完毕，尽管由于联合国大会显然已经不能订出一个为犹太人和阿拉伯入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民政管理随时都可能结束。他反对小组委员会在11月19月向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包含的那项建议，即联合国大会一旦采纳了一项解决办法，巴勒斯坦的行政管理应立即移交给由大会委任的一个五人委员会，而英国的委任统治则仍可继续维持到不迟于1948年8月1日。他说，只要英国政府还掌握委任统治权，它就要坚持不可分割的统一管理，但是一旦已从那个领土上撤走军队时，它就会把它的权力移交给建议中的委员会。在逐步撤离期间，英国军队将维持他们仍驻守地区的秩序；但不能把英国军队作为无论是对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强制实行一种解决方案的工具来使用，也不能用它来替建议中的委员会维持秩序，尽管它将不妨碍委员会的工作。卡多根的副手补充说，委任统治国“只能是注意到”小组委员会的这样一个建议（最初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伊曼纽尔·纽曼博士提出来的），即委任统治国应尽最大努力来保证尽早地、无论如何不迟于1948年2月1月，从犹太国领土内具有能为广大移民提供一切方便的海港和内地的地区撤走。犹太代办处表示，如果小组委员会的建议被接受，它愿意对拥有六千五百名阿拉伯居民的比尔谢巴镇，对该镇以北和东北的一百零六平方英里地区，对内格夫南部沿埃及边界的大约七百平方英里地区，均放弃其要求；但阿拉伯代表仍旧不屈服。小组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要求，在过渡时期内委任统治国和五人委员会之间应尽可能地协调一致和进行合作；但是万一要把联合国的一项决定强加给不情愿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那种可能性，还没有受到充分的正视，因为除了苏联集团外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亟于想卷进去。当各种建议回到特别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时，委员会首先表决并否定了一项主要是由穆斯林国家支持的建议：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然后于11月25日再表决分成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的建议。委员会如要通过一项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建议，只需要有一个简单的多数就够了；但是大会最后采纳这个建议，就需要有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弃权除外。委员会中投赞成票的只差一票就达到了这个三分之二的多数：二十五票对十三票（后者包括穆斯林和亚洲国家，再加上古巴），而缺席和弃权的也有十九票之多。

当联合国大会于11月26日开始研究这个决议草案时，在举行“大集会”于公众旁听席上的纽约犹太人的面前，卡多根根据他政府的指示，明确地重申：英国的军队和行政机构不能被用来保证不为巴勒斯坦双方所接受的决议。赫谢尔·约翰逊代表美国表示遗憾地说，英国正在为它们的合作制造“不可能办到的条件”；他说，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需要“使用刀子”；但是他希望阿拉伯和犹太两国之间的边界将像美国各个州之间的界线那样可以自由跨越，并且像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边界那样可以友好地通过。某些在特别委员会上曾经弃权的代表团现在宣布他们的立场：荷兰、新西兰和比利时赞成这个解决方案，因为除分治之外唯一的抉择是“如果不是完全的混乱，也是更为严重的麻烦”；希腊和海地反对。菲律宾仍旧摇摆不定；在特别委员会上曾经反对这个解决方案的暹罗代表，则已被政变后新近掌权的暹罗新政府免职。联合国大会在感恩节休假，在这期间争取选票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据非官方的一项估计，现在可望有三十一票赞成分治，或许能保证稳得三分之二的多数。可是，当大会于11月28日继续举行时，法国（它的一票仍未确定，这也许是因为它在非洲有几百万穆斯林归它统治）怀着在最后一分钟达成一个双方让步的协议的希望，建议再休会一天；尽管美国和苏联代表团反对，这个建议还是以二十五票对十五票被采纳。但是以前在小组委员会上曾打算在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之间进行的调解，没有成功。尽管担任英国代表团顾问的哈罗德·比利提出了一个新方案，黎巴嫩代表11月29日的首次发言表明，阿拉伯国家联盟方面的立场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于是，分治建议得到三十三票对十三票的胜利，大大超过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十票弃权。第五节 巴勒斯坦的游击战和以色列国的宣告成立（1947年12月至1948年5月）

在联合国委员会离开巴勒斯坦后的四个月内，阿拉伯人不时地袭击犹太人，只有在“哈加纳”施加报复后才得以制止。正当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欢庆联合国投票支持他们的时候，在各阿拉伯国家内，其中包括像亚丁这样远离巴勒斯坦的地方，爆发了骚乱性的示威（骚乱中还有一些外国人受害）来反对犹太人和当地的共产党人（因为苏联集团支持分治）。就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当局宣布圣战的时候，在巴勒斯坦，由当时在大马士革的穆夫提领导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也宣布自12月2日至4日举行为期三天的总罢工，然后在5日（星期五）中午的祈祷后再举行一次游行示威。罢工的第一天，阿拉伯骚乱者就在耶路撒冷烧掉了一个犹太商业区，次日阿拉伯人又在雅法和特拉维夫边境的贫民区大打出手。

在海法，阿拉伯最高委员会书记（侯赛因·哈利迪博士）拒绝了巴勒斯坦政府要委员会取消罢工的要求，并且声称委员会希望罢工能“尽可能和平地”过去，而不负责任的分子则“不可避免地”要“像他们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为所欲为。“哈加纳”被动员起来进行自卫；犹太复国主义者抱怨说，英国治安力量在保护犹太人的生命和财产方面做得很不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事要比他们应尽的责任来得少，因为英国驻巴勒斯坦士兵的情绪业已受到下述事实的影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47年10月20日这个期间，他们中已有一百二十七人丧命于犹太恐怖分子之手，另有三百三十一人受伤（在该时期最后三个月中被杀害的八人和负伤的八十二人也包括在内）。耶路撒冷市政委员会的英国人主席谈到他的印象说，在该城市发动骚乱的那些阿拉伯“青年无赖汉”，由于英国警察的“漠然置之”而肆无忌惮。据犹太人方面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立即报复行动是由极端分子挑动起来的，是违反“哈加纳”的初衷的。而且从这时起，除非想夺取武器，伊尔贡已经几乎不再攻打英国人的设施了，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阿拉伯人。

在这一时期，英国人的政策是仍然不愿意叫“哈加纳”作为一支武装力量公开出来抛头露面。但是，12月15日巴勒斯坦政府却宣布说，特拉维夫-佩塔提克瓦地区的警察任务将全部转交给犹太人，雅法的警察任务则转交给阿拉伯人。就在游击战声势正盛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却抱怨说：尽管英国军队奉命在两个敌对的社团之间严守中立，然而这些命令一般解释得都比较片面，对他们很不利；英国海军为了防止非法移民潜入而在沿海进行巡逻，这就使得犹太人从海外获得武器要比阿拉伯人经内地从阿拉伯邻国得到装备自己的武器来得困难；再加上好几个星期以来，英国警察当局都拒不准许犹太人定居地的警察（他们实际上全都是“派尔马契”的积极成员）使用他们在1936-1939年阿拉伯人反叛期间所搞到的装甲车，结果便有一批人都中了阿拉伯人的埋伏而作战身亡。“哈加纳”坚决地反击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阿拉伯人出击地的据点；而且力图使阿拉伯的村民得到深刻的印象：他们最好还是采取消极不介入的态度，因为能够使他们最感到害怕的乃是犹太人的报复，而不是阿拉伯的战斗人员。当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双方在海法和耶路撒冷都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在约旦河的上游，报复和反报复的结果是1948年1月9日阿拉伯非正规军首次自叙利亚越界入侵，攻打两个犹太人定居地。英国装甲车干预了这次战斗，并且给叙利亚政府发了外交照会，要它阻止这种入侵行动。尽管如此，1月下半月，受过训练、装备得很好的叙利亚人，在从叙利亚军队中抽调的军官的带领下，进一步成队地进入了巴勒斯坦，去加强作战效率较差的当地的阿拉伯战斗人员。他们还不时乘坐卡车在阿拉伯军团的默许下驶过约旦河上的几座桥梁。英国人在他们陆续撤走的时候，正在把巴勒斯坦的完全是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的守卫工作，交给阿拉伯军团。尽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报复行动给阿拉伯巴勒斯坦边缘地区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很大损失，然而据3月初估计，共五千多人的七批援军的到来，还是给加利利和萨马里亚的阿拉伯人地区以及耶路撒冷附近地区增添了纪律的因素，也暂时提高了农民和易受外界影响的城市下层居民的士气。对犹太人定居地正面的攻击，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使阿拉伯人遭到惨重的失败。然而他们终于施展了一种更有效的、也就是扫除外围定居地的持久战的策略，其办法就是袭击公路交通线，以切断对这些地方的粮食和弹药的供应。这些袭击充满了血腥味，没有一方会放过一个活着的敌人或交还俘虏。阿拉伯人一举歼灭了一支三十五人的“哈加纳”分遣队，他们是奉命前往增援守卫着埃特锡翁村据点的另一支“哈加纳”支队的；那里有四个犹太居民点，孤零零地座落在耶路撒冷和希布伦之间的犹太山中。

1月20日，英国殖民大臣宣称，允许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他们各自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为本身的安全作出安排的政策，已经进一步得到贯彻，所以英国的警察就可以集中驻扎在耶路撒冷和这两个民族混杂居住的其他一些地区；并已通知犹太代办处，只要它的防务组织纯粹起防御自卫作用的，就不会受到阻挠；也不会再去搜查武器，除非武器被错误地用之于发动进攻。接着，利斯托韦尔勋爵又谈到了近几周来在耶路撒冷旧城内所发生的激烈冲突：大多是犹太恐怖组织投掷炸弹而引起的，而阿拉伯人则对旧城犹太人居住区实行封锁，以资报复。在“哈加纳”威胁要用武力来突破封锁后，只得在英军的武装护送下，对被围的犹太人运送食物。就在这个时候，奉命实施联合国大会分治计划的五国委员会（由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巴拿马和菲律宾的代表组成），已于1月9日在成功湖开始工作。然而，他们发觉：巴勒斯坦的战斗，已使英国政府愿意协助该委员会贯彻联大决议的劲头大为减弱。英国代表团通知委员会说，根据巴勒斯坦政府的意见，假如委员会到巴勒斯坦去的话，那末就有遭到阿拉伯人袭击的危险，而且它肯定得不到一般阿拉伯人的合作，也肯定得不到构成行政机构成员约百分之六十二的阿拉伯文职人员的协作。英国政府无法负责委员会的安全，也不能在他们决定结束委任统治的那一天（5月15日）之前，就把一部分权力移交给委员会，因此也就不准备让委员会在更早于，譬如说，5月15日前两个星期的某一个日子，就来到巴勒斯坦。他们不能遵从联大的决议，把一个海港及其内陆让给犹太复国主义者，以便利大量的移民，因为大批移民、可能还有武器的到来，无疑势必会进一步使内部冲突白热化，也会使巴勒斯坦行政机构中英国人员的退出和英国军队以及物资的撤走变得更加危险。英国方面还反对让所建议的犹太和阿拉伯两个国家的临时委员会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力，反对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就授权组织武装民兵。事实上，巴勒斯坦的两个敌对社团已经变得越来越独立于委任统治的政权之外；对于英国想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前至少保留一点残存的秩序的愿望，设在成功湖的委员会可能没有给以足够的估价；但联合国和全世界还是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英国的态度说来说去还是由不愿意合作的想法所左右着的。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委员会就在2月16日向安理会提出了给予武装协助的问题，因为只有在这种武力的支持下，委员会才能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24日，英国殖民大臣就他的政府所以不遵从联大决议的某些条文这一问题，在安理会极力辩解说，他们认为那些条文不现实地忽视了安全方面的困难和责任分散所造成的危险。他说，某些重要的行政职务正在转交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政权机构，英国并不想破坏它的统治在巴勒斯坦已完成的事业；在过去三个月的游击战争期间，又有近一百名英国军警人员被杀害，另外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因此，英国的公众舆论，不再会同意用牺牲英国人生命和浪费英国人财富的办法，在巴勒斯坦硬性推行某种政策。而谢尔托克则代表犹太代办处谴责英国人采取一种保持中立的理论，“一种在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在维护与蔑视联合国权威的双方之间，不分青红皂白、等量齐观”的理论。他还抱怨说，英国人实际上是歧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如果那个“清楚指明的”维护巴勒斯坦秩序的国际力量无从建立的话，那末他就要求对“那些准备为贯彻”联合国建议而“承担起防卫责任的人”（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取消武器禁运，而对那些抵制联合国建议的人，包括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则不得再供应武器。

联合国秘书长在巴勒斯坦委员会于1月9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时，曾乐观地告诉它的成员们说：“你们可以深信，一旦有必要的话，安全理事会将在贯彻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时担负起全部责任。”然而，及至安全理事会面临着委员会的要求予以武装协助时，事情也就不那末简单了。联合国大会关于巴勒斯坦的决议，本来也只是一种建议，因此它对任何国家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贯彻这一决议的最大责任，则要落在美国的身上，美国的制订计划人员要考虑到许多麻烦的问题，诸如苏联可能会钻空子，乘机把军队或军官作为联合国部队的一部分而派到巴勒斯坦去，还有巴勒斯坦危机也会影响到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石油储备等等。如果西半球的石油储存有一部分要作为战略储备而保存起来，那末这就更是生死攸关的了。另外由于实行欧洲复兴计划，西欧对石油燃料的需求，预期将会大大增加；已经在计划把中东石油的产量从1947年的三亿零八百万桶增加到1951年的六亿二千万桶。因而，早在1月21日，华盛顿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就已得出结论：联合国的分治计划是“行不通的”；如果不使用武力就不能使这一计划付诸实现，那末美国也就没有义务去支持它。没有局部的动员，美国能够抽调动用的兵力就很少，所以必须采取步骤撤销这一计划。2月24日，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建议安全理事会，要它的五个常任理事聚集在一起考虑一下：是否存在着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他的建议于3月5日被采纳；19日在向安全理事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时，他说（针对苏联的异议，苏联在去年12月曾呼吁安全理事会担当起全部责任来贯彻实施分治计划），安全理事会不准备设法使用武力来强制贯彻一项计划。这项计划（正如巴勒斯坦委员会、英国以及犹太和阿拉伯双方发言人自己已指出的那样）由于双方都得到了从外面进来的大量的战斗人员和非法的武器，所以就无法和平地加以实现。因此，美国政府相信，应该在托管理事会的领导下对巴勒斯坦进行临时性的托管，以便再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个机会来达成一项协议，对于协议的性质则不应事先存有偏见。安全理事会如提出这样一项建议，就得立即召开一次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而在此之前，安全理事会应命令巴勒斯坦委员会暂时停止在贯彻执行所建议的分治计划方面的一切努力。

英国政府于2月22日宣布，巴勒斯坦的英镑结余（总计约1亿英镑）在最近几个月里支取极快，现在要加以冻结，巴勒斯坦今后将不再是英镑区的一个成员。对此，犹太复国主义者曾表示十分愤慨。现在他们又强烈抗议美国政策的这种“令人吃惊的大转变”。在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和犹太民族会议也于3月23日坚决拒绝了任何要建立一个托管制度的计划，哪怕是短时期的也不行。因此，沃伦·奥斯汀在30日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决议草案，不再提托管的建议，而是号召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政权都派代表到安全理事会来安排停火事宜。草案特别强调说，任何一方如不遵从这一决议，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它号召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武装团体立即停止暴力行动；它还要求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叙利亚代表欢迎召开特别会议的建议，因为这对阿拉伯人想延缓实行分治的打算是有利的，但在停火建议上，他仍保留以往的态度。对英国高级专员在4月3日广播的在整个巴勒斯坦实行停火的呼吁，犹太代办处表示接受，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坚持“所有外国军队和游击队”都必须撤出；根据新的英国-外约旦条约，英国有责任把阿拉伯军团的所有部队都调往外约旦；必须防止阿拉伯国家在将来进行入侵；并且必须明文规定，军事上的停火不排斥犹太移民，“不问他们的年龄或健康情况如何”。总之，犹太代办处在安理会的发言人谢尔托克始终坚持，停火不得使独立为之延期；他满怀信心他说，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踏上了建国的大道，他们拒绝再倒转回去。他谴责英国人默许阿拉伯武装力量大规模地越过边界进行渗透；在拒绝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提供武器的同时，却继续武装阿拉伯国家，让耶路撒冷旧城的控制权依然落在阿拉伯匪帮的手里。犹太复国主义者责备英国人有意在撤出后给巴勒斯坦留下一个“行政上的烂摊子”，但这种责难是有些过甚其辞的。因为尽管英国当局确实拒绝在委任统治结束前把行政管理职能转交给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或阿拉伯人的中央政府，然而他们倒也时常在把这样的职能转交给地方当局。犹太复国主义者久已准备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干部班子，这样就能随着英国人的撤出而逐步接管权力。

由于缺少武器，犹太复国主义者迄今未能充分运用他们的人力来从事进攻，虽然3月底从捷克斯洛伐克运来了一船军火，对他们有所帮助，这船军火的货款是用美国犹太人捐献的美元来支付的。4月初，犹太复国主义者仍严重地受到“阿拉伯解放军”的挑战。这时候，这支军队已公开地得到各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庇护，并且已增强到大约有六千到七千五百人的兵力，其中多数是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再加上在加萨的一个埃及分遣队。阿拉伯武装力量的基地分设在分治决议指定给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内的各个地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英国人容许的。在北部，他们袭击海法东南二十六英里的米什马尔哈伊米克犹太人定居地，使得海法与特拉维夫之间的犹太人交通线受到威胁。为了避开敌对的沿海公路上的阿拉伯村落，这条交通线不得不绕道翻过卡尔迈勒山脉。在南面，他们主要攻击耶路撒冷的犹太“新城”和被阿拉伯山村控制着的公路大道，这座城市就是通过这条公路，从四十五英里之外的犹太沿海平原取得必要的物资供应的。耶路撒冷以西五英里的卡斯塔勒村是一个战略要地，两军在那里曾进行过激烈的争夺战。在4月9日清晨的一次战斗中，“哈加纳”占领了这座要塞，在这次战斗中，阿拉伯的耶路撒冷军区司令官（阿卜德·卡迪尔·侯赛尼）也被打死了。与此同时，在靠近耶路撒冷二英里的地方，伊尔贡和斯特恩集团共约二百人的一支武装力量袭击了戴尔亚辛的阿拉伯村庄，这里的居民还是以爱好和平并同他们的犹太邻居保持友好关系而闻名的。后来，另一方面又有不同的说法：说是一支阿拉伯队伍夺取了这个村庄，以便进攻耶路撒冷；说这是该地区阿拉伯游击队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甚至说，“哈加纳”的耶路撒冷地区司令曾批准这次进攻，因为计划在此地建立一座犹太机场。伊尔贡进攻者从一辆装甲车上通过扩音器用阿拉伯语大声叫喊，命令居民们在十五分钟内离开住屋躲藏起来。有一些居民照办了。伊尔贡后来宣称，在随后的逐屋战斗中遭到了相当大的伤亡，但阿拉伯人方面则大约有二百五十人被打死，其中约半数是妇女和儿童。两天后，国际红十字会驻巴勒斯坦的首席代表访问了该村，他所得的印象是：伊尔贡的行动是由一帮“严守纪律和按命令行动”的青少年干出来的一次“有计划的大屠杀”，现在因为阿拉伯人也尝到了残忍暴行的滋味而大为高兴（这种残忍暴行正是阿拉伯人曾施之于犹太人的）。红十字会代表返回耶路撒冷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当局对他的报告表示“极大的憎恶和讨厌”；但就在这同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者总委员会批准了一项大屠杀前签订的“哈加纳”与伊尔贡之间进行合作的协定。阿拉伯人也回过来进行了报复。他们在耶路撒冷郊外拦劫了一支护送车队，这支车队是开往孤悬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斯库普斯山岭上的哈达萨赫医院和希伯莱大学的，大约有七十七个医生、护士和大学师生被杀害。

在巴勒斯坦北部，“哈加纳”成功地击退了由福齐·卡武克吉指挥的一支人数上占优势的阿拉伯队伍对米什马尔哈伊米克的进攻。犹太复国主义者现在也准备在这个地区发动进攻了。看来在3月底左右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就可以开始陆续运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手里，这批军火靠了美国犹太人提供的美元和运输方面的帮助才得以避开英国人的封锁。不管这批新军火的重要性如何，战事的发展趋势现在是极其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方。在太巴列，阿拉伯人在地势低下的市区阵地，被犹太人在山坡上的较高阵地所控制。英国人主持的停火谈判，据说由于外来的阿拉伯武装力量的抵达而被打断了。4月18日，英国军队把阿拉伯居民（在平常时期占人口百分之四十七，居少数地位）撤了出来，把城市让给了犹太人。在海法，阿拉伯人有了一支很可观的增援部队（主要是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前外约旦边防军士兵——巴勒斯坦政府保持的一支正规部队，但最近被解散了——以及几个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已经可以进攻和威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要阵地：阿拉伯旧城附近山坡上的哈达尔-哈卡尔迈勒地段。犹太复国主义者也召来了增援部队。到4月19日时，战事已迫在眉睫了；而当地的英国部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又很分散，实在无法控制这种紧张局势。由于不到一个月英国的委任统治就要结束了，英国驻军师长决定把他的部队撤到港口地区以及通往港口的大道上，以便掩护英军和物资撤退；同时又可以不介入犹太阿拉伯双方的冲突。4月21日晨，在相继一个小时之内，他把自己的计划通知了双方。当天下午犹太人发动进攻时，阿拉伯平民的逃亡也就开始了，并且由于“哈加纳”的广播车和传单搞的“心理闪击战”而更加快了速度。经过一夜的战斗，当他们的司令官和参谋人员已偷偷地溜走时，阿拉伯军队的抵抗也就停止了。在一个星期之内，由于纷纷逃跑，人口从往常的五万人减少到只剩下八千至一万人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减少。4月25日，又轮到雅法和阿卡分别受伊尔贡和“哈加纳”的攻击；在英国皇家军队将进行干涉的威胁之下，虽然雅法暂时停了火，但是该城已经有三万名左右的阿拉伯居民逃跑了，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继续外逃。犹太复国主义者当时估计，逃亡的阿拉伯人总数超过十五万人，在所建议的犹太国的地区之内，大约有三十个阿拉伯村庄被放弃了。

大批阿拉伯人的开始逃亡，可以追溯到阿犹冲突的前一阶段。早在1月27日，高级专员就已承认：有能力离开的阿拉伯中产阶级家庭，带着他们的车子和大批家用物品，正在“源源不断地出国”。据犹太复国主义者方面估计，三月份已有两万到两万五千阿拉伯人离开海法和一万五千到两万阿拉伯人离开雅法。由于阿拉伯非正规军利用地点方便适中的阿拉伯村庄作为进攻犹太人区域的基地，结果犹太人对这些村庄进行了报复，这就使很多阿拉伯人从犹太人领土边缘的村庄逃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后来，犹太复国主义者断言，戴尔亚辛大屠杀之前“好几个星期”，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就已经“号召阿拉伯居民成群结队地离开该国”。对这种说法应该持保留态度，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但是毫无疑问，阿拉伯报纸和电台宣传报道戴尔亚辛大屠杀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引起同情，结果却反而大大加速了士气的瓦解和非战斗的阿拉伯人的逃亡。在战争的这一阶段，犹太人对阿拉伯人逃亡这一件事抱什么态度，是不够清楚的。确凿的证据表明，海法民政当局曾试图安抚阿拉伯居民；可是犹太战斗人员却在该地和其他地方都巧妙地运用心理战术来瓦解敌方的士气，结果在平民身上恰巧收到了原来所指望的效果。在稍后阶段，以色列军队毫无限制地对阿拉伯平民施加压力，以引起平民的恐惧情绪。他们用武力来驱逐平民。例如：5月份对阿卡居民（包括从海法逃来的人）；7月份对卢德和腊姆拉居民（包括从雅法逃来的人）；10月份对比尔谢巴和西加利利居民。也有一些犹太人想逃避战争。但是那些弄到外国护照想出国的人，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不仅要他们呈验“哈加纳”发给的免服兵役的证件，而且还必须呈验纳税收据，证明他已向犹太当局缴付过“一笔税款以供军费开支和救济欧洲犹太人之用的”。这种税款是按惩罚性的标准来估计征收的，征收多少按实际情况而定。犹太人的迁移就这样受到了官方的控制和管理；而有限制的从耶路撒冷迁往沿海平原，就成了人口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确实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犹太人的事业现在最直接地处于危险境地，因为不仅旧城的犹太区仍然处于阿拉伯人的封锁包围之中，而且北面的阿拉伯人居高临下，使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新城的一部分也处于他们的火力之下。因此，当4月18日高级专员提出当地局部停火建议时，犹太代办处就表示准备接受，但是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拒绝了。接着又开始谈判只限于旧城的停火。主持谈判工作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于4月23日成立的一个停战委员会，委员会由美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组成。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不相信阿拉伯人提出的保证，即：如果“哈加纳”部队撤离旧城的话，阿拉伯人将保证该地犹太区的安全和粮食供应。但是，28日还是达成了一项旧城停火的协定。然而，4月29-30日夜间，“哈加纳”向卡塔蒙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居住的郊区发动了进攻。卡塔蒙座落在一条山脊之上，当地中产阶级居民已经逃走，阿拉伯人以该地为坚固据点，居高临下地向犹太人郊区开火。“哈加纳”占领了这个阵地；当它同意5月2日英国人发出的停火命令，以便谈判一项更广泛的休战时，也还坚守在那里。现在，问题的焦点并不是一千七百名被围困在旧城的犹太人的处境，而是新城十万犹太人的粮食供应问题。“哈加纳”于4月9日夺取卡斯塔勒以后，护送亟需的食品的车队，已从海岸开抵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区。但是，4月17日阿拉伯人开始在城西十二英里的瓦德隘口拼命攻打，力图切断大路，断绝犹太人的水与食品的供应，因为这个城市的用水绝大部分是依靠极易受到破坏的一连串抽水站从特拉维夫以东十英里的艾因角的一些水井输送过来的，而这些井已经被伊拉克非正规军占据了，水管也被炸坏了。停火谈判一次次地继续下去；到5月9日，阿拉伯人的军事处境已十分恶化，以至不得不宣布他们准备在整个耶路撒冷实行停火。但是现在轮到犹太代办处来不理睬高级专员的邀请了。他们在安理会的发言人（美国公民伊曼纽尔·纽曼）解释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几位高级官员大概已经会见了高级专员，而他想会见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则在特拉维夫。纽曼还说：

在这些日子里，从特拉维夫去耶路撒冷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里有着某些障碍和困难。犹太代办处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总的说来现在是在竭力设法排除这种障碍，希望不久就可以让人民更加自由地来往。

在这次含蓄而带讥讽的谈话中，纽曼提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俯瞰瓦德隘口路障的阵地所发动的一次新进攻。虽然最初他们是成功的，但是阿拉伯人进行了反击，使他们仍然不能打通通往首都的交通线。耶路撒冷的大量英军，从5月8日至14日，在那儿维持了这一种不牢靠的停火。但是，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破坏了停火的时候，他们双方都动用重武器再度开战。5月12日，即委任统治结束前两天，高级专员提出了一项新的停火建议。沮丧的阿拉伯最高委员会接受建议，但是犹太代办处再次不予答复。14日上午6时，英国国旗从政府建筑物上降落下来，最后一批英军从耶路撒冷撤走了。过了几个小时，“哈加纳”和犹太“异端分子”在新城的几个他们还未曾占领的重要地点挫败了阿拉伯人的抵抗。

就在这个时候，参议负沃伦·奥斯汀4月5日非正式地告诉安理会成员们一项美国提出的建议，把它作为在委任统治结束之后确保公共秩序和维持政府工作的一种紧急措施。建议主张由托管委员会通过一名总督来管理巴勒斯坦，直至这一制度为阿拉伯和犹太双方大多数人所赞成的一项政府方案所替代的时候为止。4月20日，根据安理会的提议，联合国大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进一步考虑巴勒斯坦未来的问题，在会上美国提出了它的建议。几名犹太复国主义高级官员，其中包括谢尔托克，据说曾表示愿意接受这项建议作为一项临时性的权宜措施，但是被本-古里安和支持他的好斗的极端分子们否决了。据报道，沃伦·奥斯汀曾说过，他希望可以利用驻在巴勒斯坦的英军和别国的部队，在托管制度下帮助维护法律和秩序。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条强有力的路线，其坚定不移的目的是：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势力并阻止美国势力在中东的增长。当联合国大会上旷日持久的争论继续下去的时候，美国政府同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们开始讨论。它建议委任统治结束的日期延迟十天，以便代表们前往巴勒斯坦商量制订停止敌对行动的条件。这个建议没有被交战双方接受，也没有被英国人接受。大会所能作出的最大成就也只是于4月15日任命了一个联合国调停人；很有意义的是，规定给他的职权并没有要他受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分治决议的约束。

这时，在杜鲁门总统的干预之下，国务院负责管巴勒斯坦事务的洛伊·W·亨德森（他很久以来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攻击的一个目标）把他的职务转交给了J·H·希尔德林少将。希尔德林在上一年秋天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美国第二代表时，就已经热烈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在这最近一次任命的前一天，在1948年犹太人福利基金募捐运动的开幕大会上，他在一次演说中又坚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事情就变得很清楚了：当5月14日委任统治结束时，在那里将既没有停火，也没有在新的犹太国家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各国军队之间的任何临时性安排；而国务院与总统的政治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也缩小到了美国承认那个犹太国家应提早到什么程度。直到5月13日总统才同意暂且慢一慢；对他施加政治压力还在继续；14日中午，国务卿要求再给他几天时间，以便同英法两国政府磋商；但是总统的一位政治顾问，据说在最后终于说服他要坚持必须立即承认。据一位可靠的记者说：

政府中没有一个人否认，想要胜过俄国人是一个重要因素……假如终究得承认一个犹太国家的话，政府觉得十分重要的是，做这件事的第一个政府应当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不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大国。苏俄很难说是应当享有这样一种有历史意义的权利而赢得以色列人民的感激的。而且，别人这样告诉我说，被一个民主国家首先承认，不仅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美国的犹太人甚至更为必要，一个犹太国家将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这种话已经谈得够多的了。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准备迎接它的奇迹般再生的独立。

他们的脸上容光焕发。他们保持平静，非常平静，好像是在默默地祈祷和感谢上帝的仁慈，让他们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来临。他们已经一代又一代地祈祷，有的人天天祷告，有的人每周一次，也有人一年一次，祈求这得到拯救的一天的来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对多数犹太人来说，它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了——一种不可能如愿的祈求，一种被逐走了的希望。这可能是真的吗？这是真的。

此时此刻的英雄是工党领袖本-古里安。在最后几个星期，当他的那些同事已经打算妥协的时候，他的勇气和决心仍然坚定不移。正是他，这一位当选总理而又尚未就职的人，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在特拉维夫现代美术馆举行的一次犹太民族会议上，简短地回顾了犹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的变迁和悲剧，犹太复国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纳粹的大屠杀和联合国成立前的活动，接着他以响亮的声调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犹太国家叫作以色列”；他宣布给予国内阿拉伯居民以充分的和平等的公民权利，同所有邻国和睦友好，并呼吁全世界的犹太人与以色列团结一致。他结束讲话时宣称：“怀着对全能的上帝的信任，我们在5708年8月5日，安息日的前夕，于特拉维夫城召开的这一临时国务会议上，谨作此宣布。”然后本-古里安宣读了新政府通过的第一号法令，即废除1939年的英国白皮书以及白皮书对移民和购买土地所施加的限制。金奇加以评论说：“这证明了一个人和一种理想的正当；这是先知、极端分子和鼓动家反对现实派、温和派以及政治家们的永久的保证。”而且，似乎是为了提供更多的对照，年老力衰的钱姆·韦茨曼甚至当时没有在场，而是在美国充当驻联合国的以色列发言人和对国务院的发言人；只是在三天以后临时议会召集第一次会议时才推选他担任总统。

特拉维夫的公告发表后十六分钟，杜鲁门总统办公室就立即宣布美国在事实上承认以色列；这一宣布打断了正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当天傍晚加西亚-格拉纳多斯驱车从芳草地回到纽约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国旗骄傲地飘扬在许多高楼大厦上。真的，这个美国大都会的犹太居民比整个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的犹太人还多两倍；这个新国家——只就它的诞生得归功于强权政治的作用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是在纽约诞生的，虽然这听起来也许有点荒唐。危地马拉政府（它的驻联合国代表就是加西亚-格拉纳多斯）只比美国晚一天就承认了以色列；接下来是苏联（5月17日）；波兰，乌拉圭和尼加拉瓜（5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5月19日），后者这时还没有公开脱离苏联集团；南非是在5月24日承认以色列的，即在标志着史末资将军终于退出政治舞台的大选的两天之前；匈牙利于6月1日，芬兰和罗马尼亚也分别于6月11日和12日承认了以色列。

（以上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主编：阿诺德·汤因比）

谢选骏指出：

由上述故事的结尾不难看到，两个超级大国所代表的两个大阵营竞相承认以色列的诞生。这似乎是令人困惑的。但这个竞相承认毕竟发生了，这是为什么呢？经过我的实地考察，觉得这里面宗教因素、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交织在了一起。因为上述竞相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虽然在现实政治中分属于两大阵营，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属于“基督教传统国家”。

“基督教传统国家”在感情上在伊斯兰教与犹太教、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斗争中，可以是中立的；但是在现实利益上来说，以色列的诞生，有利于中东地区的开放，有利于打破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对于那里的垄断控制。

以前，基督徒到圣地朝觐，要经过阿拉伯人关卡，很不自在；以后，那里“二虎相争”，却给世界各地人民的自由往来提供了可能。

例如，现在世界各地的人都不能去沙特阿拉伯旅游，圣地以前也是这样的。以后，如果在麦加出现了一个“非阿拉伯人”的独立力量，麦加也能对外开放了。

不可否认，现代以色列的诞生造成了某种撕裂：不仅是巴勒斯坦的撕裂，而且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社会的撕裂。这个撕裂在持续扩大，并在无意之中改造了整个国际社会。可以预期，这一演变将继续下去，因为“HOLY LAND”（圣地）确实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

（另起一单页）

第七章

中国的皈依与重回耶路撒冷

（另起一单页）

第一节

中国的皈依

（一）玩世不恭的老油条

《中国赴美留学生皈依基督教，需要担心吗？》据美国《侨报网》2月12日编译报道，数千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读书期间皈依基督教。2015年，30.4万中国学生来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许多大学基督教团体觉察到了这个机遇，提供各种帮助吸引中国留学生。尽管对皈依人数没有准确数字，但在一家覆盖全美的校园基督教组织里，约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来自中国。

该文作抱怨说和“法国朋友”们讨论过很多次类似问题，这些人一边接收着西方媒体关于“共产党中国禁止宗教传播、侵害宗教自由”的宣传，一边又对中国迅速增长的信教人数和拥有最多信教者的消息迷惑不解，看到展示给他们的中国寺庙里拥挤上香的人群的图片惊叹连连。

作者相信，肯定有不少中国学生皈依了基督教，但老实说不怎么相信它会成为一种趋势或改变中国的宗教状况，因为中国信教者和欧美信教者有着巨大的不同。

第一，中国的信教者们对宗教怀着一种极其的实用性心理，这种实用性绝对是超乎西方想象的，但是在皈依和背弃宗教里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举个简单例子，现在农村的基督教成蔓延趋势，信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病痛。笔者一个朋友的老家在农村，他的一个亲戚因为患癌症身心痛苦，经村里的教友劝说信主可以缓解病痛，就加入了基督教。但过了一阵子朋友回乡，惊奇地发现他退了教，问为什么，这位前教徒气愤地说：“信了恁老多日子，病也没起色，还信它干嘛？不信了！”

看看美国的报道，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许多大学基督教团体觉察到了这个机遇，主动提供针对中国新生的机场接送和临时住宿，甚至还有购物和搬家服务。”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人都是奔着帮助去的，但是一个学生初离家乡，只身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人生地不熟，被这些及时周到的服务吸引一点不奇怪，而且参加一些教会活动可以练习外语，体验生活，增长见识，何乐而不为？至于能够延续多长时间另当别论，何况现在学成归国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回到了中国的环境里，有多少人能保持信仰也很难说。

而且现在的教会为了吸引外国学生，也可谓使尽浑身解数。尽管欧美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凡公共场所如学校、医院都不许传教，但大街上可以。笔者不止一次在法国的街道上碰见传教者们散发材料，有的还会说些中文。甚至一次还有一个传教者直接按响了笔者家里的电铃，待开门后笑眯眯地用音调不准的汉语问“能不能宣讲一下主的光辉？”被笔者拒绝了，因为知道这一开了头至少一个下午就得搭进去。他们为了传教和蔼可亲，耐力十足，按中国人抹不开面子拒绝的习惯，很难抵挡，何况是年轻没经验、又需要帮助的学生。

第二，中国式宗教实用性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宗教的广种兼收，除了少数专业宗教人士，大部分信教者没有对某种宗教的专一忠诚，而是同时对能接触的所有宗教都献上敬意。

前年笔者的一个朋友过本命年，他开玩笑地发信说，准备初一去西什库教堂，初二去红螺寺，初三去雍和宫，初四去白云观，请所有神佛保佑他平安度过这一年。当时笔者也开玩笑地回他一句怎么不去清真寺呢，不然世界三大宗教和中国三大宗教岂不都凑齐了？后来笔者问法国朋友，他这样的算不算信教者？法国人也只有翻白眼的份儿。

中国的各派宗教和平共处的多，你死我活的少。古代办仪式，常常这边和尚念经，那边道士摇铃。《红楼梦》里一僧一道形影不离，现实生活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参会，请见网站以前的文章《一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参会的旧照片走红 网友感叹“为啥中东那么乱”》。

这种现象的背后实际反映了中国“和平共处”和“宽以待人”的思想，相信“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相信神佛之间也是和谐相处的，相信神佛都是慈悲为怀、宽容大度，不会因为我拜了别的佛就惩治我，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思想的解放和自由。但对欧美 “非我即敌”的人来说简直不可理解，也很难接受，西方多少次宗教战争血流成河啊。

笔者在法国当老师，我们项目的学生没有皈依者，后来倒是接触过几个，仔细考虑，试着“总结”了下皈依者的特征：自己独居，少与人交流，或住在信教法国人的家里，或成绩迟迟不好，丧失信心，或遭受重大挫折或打击。说白了，就是自己心态低沉的时候，没有朋友开解帮助，只能向外寻求精神抚慰和心灵寄托，合伙群居的学生就很少出现这种状况。这是一种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和特定环境下出现的变化，存在着，但不代表中国留学生的整体风貌和趋势。

现在即使在西方国家，随着教育和科学的进步与宣传，信教者也是越来越少。根据法国的调查，声称自己“无宗教”的人的比例逐年上升：

1981: 10.0 %

1990: 11.0 %

1994: 23.0 %

2003: 26.0 %

2007: 31.0 %

2012: 35.0 %

而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预计直到2050年这种趋势都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不必对中国学生皈依宗教的现房大惊小怪，谁不是从迷茫无知、眼花缭乱到学会取舍、努力向前的岁月里走过来的呢？从流毒甚广的《中日夏令营的较量》到现实中的汶川志愿者，从所谓的“小皇帝”到奥运圣火传递中的守护者，一代一代的中国青年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请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选择，让他们成长。

PS: 附赠一个老段子，虽然看着夸张，但从西方宗教历史的角度讲，还真有几分神韵。

一个人走过海旁，看见另一个人想跳海自杀。

他走上前去劝说：“先生，不要跳下去！”

那人问道：“为什么？”

他说：“生命是美好的嘛！你是无神论者还是教徒？”

那人答：“我是教徒。”

“太好了，我也是教徒。你是佛教、道教、回教还是基督教？”

“基督教。”

“太好了，我也是基督教！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

“新教。”

“太好了，我也是新教！圣公会还是浸信会？”

“浸信会。”

“太好啦！我也是浸信会，你是Baptist Church of God还是Baptist Church of the Lord? ”

“Baptist Church of God. ”

“真是太奇妙啦！我也是，那你是原教旨的Baptist Church of God还是改革派的？”

“改革派的。”

“1879年的改革派还是1915年的？”

“1915年的改革派。”

那人朝他屁股一脚把他踢进海里：“异端！去死吧！”

谢选骏指出：

上述文章虽然玩世不恭，却是说出了玩世不恭的理由。

（二）“基督教中国化”的陷阱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全面基督教化”，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在进行全面的基督教化”，而不是别国别族在进行基督教化，所以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全面吸收基督教元素，然后是把中国带入基督教世界，最后是基督教世界的改变。这是“与‘ABC神学’相反的过程”。ABC神学先是拒绝基督教化，然后无法把中国带入基督教世界，最后也无法更新基督教世界。

《从中国基督教化到基督教中国化》（蔡大海）则企图模糊这一点，让中国人见好就收，不必认真对待基督教。他说：

近代以来，基督教一直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人对基督教漠视，甚至敌视态度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文第一部分分析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失败与西方中心论的关系；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基督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和谐统一，旨在说明基督教对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的价值。

任何宗教，都是以济世救人为宗旨。基督教更不例外。工业、民主和基督教曾被誉为产生西方强国的三大法宝。然而，当西方传教士将这一法宝（基督教）移植到古老的中国时，却似乎种瓜得豆。晚清教案、义和团扶清灭洋、非基督教运动、文化大革命。在一次次的冲击下，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大陆似乎荡然无存。

（谢选骏指出：“救人”不是目的，因为人无法直接得救，人需要通过天国才能得救，结果，救人的目的，变成了“彰显天国的光”。）

然而，在进入21世纪的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这一现状说明了中华儒家文化什么呢？到底是整个中华民族是幸还是不幸呢？鉴于历史教训，基督教对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意义何在呢？

1、中国基督教化与西方中心论

基督教传到中国，受到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排斥。从异质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冲突是很自然的。在一定意义上，人类就是在多种异质文化比较融会中走向文明。同时，文化也是一种思想统治工具，当强势文化进入弱势文化领域，尽管自称拯救落后世界，但由于人为的不善，强势文化会遇到排斥。特别是在近代中国，基督教能在中国盛行一时，与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不无关系。虽然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做了一些善事，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的外国传教士是伪善。1925年圣诞节，在长沙的教会建筑物上贴满宣传画，号召人们“打击基督教”，因为帝国主义荷枪实弹的侵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基督教无形而险恶的“文化侵略”，因为它是以仁慈博爱作为面具，具有欺骗性，它的险恶用心是想根除中国传统文化，奴役中国人。①面对非基督教运动，外国传教士一再强调他们来的目的是成全，而不是废掉。基督不是到世界来毁灭（或消灭世界）、而是来成全（充实它）的。他们引用了《马太福音》的记载，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到世间，并不是要完全废掉（原来的）希伯莱的传统文化，却是要让传统文化的精神更丰富、更得充实；基督教对今日的中国文化，也是如此。这就是“成全”的意思。②

“成全”即充实、帮助。但帮助的前提是平等，在不平等的情况下的帮助实质是一种凌辱；帮助还应当是无私心的、谦卑的，公开的。相互成全，共同进步。

基督教文化和儒家传统文化分别是东西方古代思想的奇葩，是人类最智慧的思想精神财富。它们形式不一，但殊途同归。无论天堂还是大同世界，无不表达人类对光明、和谐世界的渴望。正所谓一脉相承，万流归宗。

西方人花费那么多的人力、财力和时间向全世界传播福音，想要基督教全球化，普世化。但是，他们多以基督教为主体，只重视基督教的全球化，普世化本身，一厢情愿地推行，甚至武力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教义，价值观。其结果是：其他民族认为基督教是西方征服者的侵略工具，是精神鸦片。另外，世界近代以来，西方人在物质生产上走在世界前列，不自觉地、习惯地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高于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它的最极端、粗劣也令人反感的形式是种族优越论。它的最温和的、使人觉察不到的，也“科学化”、概念化的形式是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文化在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来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制度装置、价值观念、生活取向，具有普遍意义。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它的成功，更强化着这种普通性的意识。

西方人的西方文化中心意识实际上是一种傲慢、无知的表现。人类历史是一个多种文化对垒，渐近文明的动态过程，时而冲突，时而对话。对于区域文化，时而领先，时而落后。谁若以中心自居，必走向衰败。古罗马、伪满清就是明证。正如西方谚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所言。

西方文化中心论是违背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基督教终极观，从一种超越历史的审视来看待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出现的新矛盾和冲突，提醒人们认清其不足和历史局限性。这种审视，是以洞观历史全部过程的眼光来明察历史的阶段性和局部性，认为只有在历史的终结才能揭示历史的整体意义，而这种揭示乃超出困囿于历史阶段之中的人的能力，是一种神启或世人不能悟透的奥秘。人们若基于终极关切来观察历史的演进过程及其具体阶段，则可防止其对相对历史的满足、陶醉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具有更现实和认真的历史态度和责任感。在现代世界的多元发展中，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谈不上哪一个民族或其文化能真正领导世界潮流。一些人抱着某种政治动机，用粗暴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文化霸权，剥夺别人的话语权，这必然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弹，对抗和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基督教只所以没有在中国扎下根来，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即异质的文化之间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尊重，上帝告诫世人：只有上帝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人类才会平等；上帝告诫世人：人要时时谦卑，这样人类才会和谐。

2、基督教中国化

无论是耶稣还是孔圣人，都是人类的楷模，世界公民的典范。有一个名词叫基督教君子。这一名词颇能体现基督教中国化。21世纪，如果西方世界继续一味地朝着文化霸权的方向行事，那么，西方人就再不配带十字架，因为西方世界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教世界。而作为正积极创造和谐世界的儒家圣地——中国应当义不容辞地扛起基督教大旗。

如果说近代由于中国的落后、封闭及西方的殖民侵略让基督教很难在中国传播，扎根，发挥其价值的话，那么在今天开放，与时俱进的中国，正是耶儒相互成全，中西合璧的大好时机。原因如下：

（1）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义与基督教徒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礼仪之争、晚清教案、义和团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有关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事件，其实是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吃教之人、及反对外国人拿基督教当文化侵略工具。傲慢、无知和贪婪，这正是基督教义所不容的。

（2）基督教义与儒家伦理思想有众多异曲同工之处基督教义最感人之处就是博爱、牺牲精神，这与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很相似；“上帝是否存在”一直是中国人信仰基督教的障碍，当年的政治宠儿陈立夫晚年远离政治，扮演儒家文化的推手。对于诚字的阐释：God is wisdom上帝即智慧, God is strength上帝即力量，God is faith上帝即诚信。中国的这个诚字其实就是外国的上帝。中国落后需要内伤调整，第一着手应于文化精神道德重建。基督教义提倡拯救人类和儒家积极入世兼济天下如出一辙；基督教义和儒家思想都强调诚信、宽恕的待人思想，特别是在物质世界发达的今天，基督教和儒家思想都强调精神世界的重建，坚守精神阵地。

（3）动态的、发展的教义很多历史文化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迷信的、但是文化是与人类认识自然和生命的水平紧密联系的。可以这样说：人类早期文化带有迷信色彩是正常的，不带迷信色彩是不正常的。文化是在不断的更新发展的，而不是凝滞不前。众所周知，基督教脱胎与犹太教，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前后的基督教又有很大的不同，在不断地自我批判、改革、分裂及重组中，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义日臻完善，儒家学说岂也不是一样。任何人若静止地看待二者，以偏概全，批判基督教是迷信，儒家思想保守，压抑人性，都只能说明其机械和无知。

（4）基督教义与儒家伦理思想都具有普世性世界上存在多种文化意识、思想精神，虽然形式各异，但仍然存在着重要共性的价值趋向，这种普世的重要共性的价值趋向，就是适用于全人类的价值观，可以来自西方，也可以来自东方。孔子可以说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生活在经常打些无义战的春秋时代，或周游列国，或退而办学，孔子一直在推销和传授他的治国方略和仁义礼智的理想。孔子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国家概念，从孔子周游列国看，虽然他是鲁国人，如果有哪个国家同意，他都愿意去推行他的一些想法。爱、仁、诚、孝、谦、恕这些被基督教和儒家强调的思想是不以时间、空间、对象的改变而改变的。就像燕京大学教授赵紫宸说：“耶稣是人，和孔子一样都是人类的至宝，人类的模范；并不是犹太人所独占有，也并不是英、美、德、法、意诸信基督之国所独占有。谁有他的精神，谁就是耶稣……。”③世人不可能都成耶稣，都作孔子，但是世人应有耶稣基督的精神，假如世人皆能心向耶稣，行如孔子，和谐世界岂不是指日可待？

（5）儒家文化的稳定性和兼容性中国传统文化，至秦汉以来就以儒家文化为主脉。儒家文化的历史渊源多种多样，既有中原本土文化，又有所谓蛮夷文化，还有异域高级宗教文化。例如，佛教起源于印度，却兴旺于中国，中国对佛教的改造很明显，这说明儒家文化有很强的同化，以华变夷的能力。晚清中国的落后挨打唤起了中国人对传统儒教文化的反思，促使形成新儒学，新儒学是继程朱理学后中国传统文化一次革命性的飞跃，而“基督教中国化”正体现这种革命性的飞跃。

3、结论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中国基督教化”比“基督教中国化”更刺眼，更能唤起中国人的民族热情和民族自尊。相对于20世纪初中国基督教徒的大量增加，中国人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基督教进入中国犹如一把双刃剑，基督教曾让西方人经受了黑暗的中世纪，但基督教又是自由、平等、民主的西方文明的渊源。

从本质上讲，基督教和儒家伦理一样都是人类发明的高级形式的工具，不能人为地说基督教是西方的，好的东西应该属于全人类的财富。就像当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无论市场还是计划，都是一种经济手段，资本主义运用市场经济，同样，社会主义也可以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发展国民建设。基督教和儒家伦理都存在普世的，全球性的价值观。不论是“中国基督教化”还是“基督教中国化”，那都是中国国力或强或弱的表现，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要清楚一点：基督教义和基督教徒是应该区别看待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可以引狼入室，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基督教徒的大量增加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需要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国人的智慧和胸襟。

____________

注释:

①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95 页.

②刘家峰编.离异与融会：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48 页.

③[奥]雷立柏.论基督之大与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6 页.

参考文献：

[1]郭清香.耶儒伦理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年.

[2]袁正光.现代文明的基石.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3]李跃森.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年.

[4] 吴梓明. 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

（三）“中国基督教化”的光明

《中国不可能全面基督教化——兼论中国“拯救”西方的问题》则比上文更加离谱：

谢选骏先生是海外华人中罕有的一位具有深远眼光的人文思想者，他看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提出了：中国可以拯救西方之论。

但是谢选骏先生却认为：中国拯救西方，必要通过基督教。他在《谢选骏读史笔记：中国可以拯救西方》一文中说：

“也就是说，中国进一步基督教化，然后通过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中国，来拯救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

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道路。

相反，如果中国不能完成基督教化的历史过程，那么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与西方的冲突甚至对决；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道路。

谢选骏预言：“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必将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同时结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丰硕果实。”

对于以上谢选骏所论的、“中国拯救西方文明”的方式，笔者无法苟同。笔者以为，谢选骏先生没有看透一个深层次的事实，即：

大不同于西方文明（欧美文明），中华文明是一个不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几乎一切，包括文字、政治、文化、艺术、技艺、伦理道德、、.都建立在周易阴阳二元论的基础上，共产党短短几十年的统治，只是破坏和扭曲了中华文明，而并未能毁灭她（毛共以拼音字母取代汉字方案的破产，标志着中共毁灭中华文明未能得逞），要毁灭中华文明，必要彻底消灭汉字、进而禁毁中国传统一切典籍才行。

因此，中华文明具有汲纳和包容宗教的巨大能力，这个优势是欧美文明无法比拟的；由于中华文明非以宗教为本，因此中华文明内的任何宗教，都只是用，而不是本。

历史上，中国早在西汉时就接纳了佛教，后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到隋唐时鼎盛，甚至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多位帝王都信仰佛教，但中华文明并未变身为佛教文明，反倒是佛教中国化了；基督教其实早在唐朝时就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到了明末，基督教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在被满洲人的屠刀限禁两百余年后，清末基督教再次更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到民国时期鼎盛，直至被共产党的血腥的专政打断。

中国文明的特质，并未因为这些个宗教的传入而改变：犹太人教因其民族宗教的性质，影响很小，中国的犹太人早就被同化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中国的基督徒普遍是同时信仰上帝和尊奉中国传统的基督徒。

由此可断：中国今后决不可能全面基督教化，现今基督教虽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但冲顶只能改变中华文明的一些子色彩，而不可能改变其底色；基督教将如历史上传入中国的佛教一样，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将从以往的“儒释道”演变成“儒释道耶”。

由于中华文明的非宗教性，她是难以被某一种宗教改造和支配的，这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了两千年以上的原因之一（而其他的古文明都灭绝了）。除非大屠杀或者汉族民族自宫剪丁（典型如邓小平开启的“一胎化”计生），否则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搞掉中华文明，全面地宗教化中国。

历史上只有穆斯林差一点局部地改变了中华文明：满清末年，回教徒先后在云南和甘陕宁等地区对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大屠杀，屠杀汉人数千万人，许多州县的汉人被杀光，回教徒企图以种族灭绝的方式，在中国土地上建立他们的伊斯兰国，结果他们被左宗棠等人剿灭驱除了。

但在现今中国生育传统已遭中共严重破坏，中南海仍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形势下，高生育率的穆斯林群体，仍然能够以生育战略威胁中华文明。

（所以说穆斯林是中国未来的头号威胁）

其实中国之基督教化，并非“拯救”西方的必要条件。如果基督教能够拯救西方文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就不会衰落了；基督教之所以在西方衰落，是因为西方文化在基督教里面已经找不到出路，因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疏离了基督教。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在欧美的衰落，并非极权的强力引发，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试问：英、法、北欧有什么极权统治？但是基督教在这些国家深度衰落了：基督教堂越来越冷清，而穆斯林的清真寺却越来越多。美国则在步欧洲的后尘。

基督教在西方衰落进程之自然，反映出西方文明缺乏某种东西，因为此种缺乏，西方人对基督教已厌倦。在此种厌倦的情况下，中国又怎样重新以基督教来“拯救”西方呢？

西方年轻人对基督教的厌倦，我在老家桂林就已经察觉。十多年前的一个爽秋晚上，在阳朔西街的一家酒吧里，我偶遇四个白人小伙子，分属瑞典人、德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他们都不信基督教，对我的基督教话题颇不耐，但对周易、孔子、书法、中餐、茶道、气功、养生等中国传统文化饶有兴趣。

当时我非常吃惊和不解，现在想来，那个晚上其实意味深长，西方文明缺什么？其实尽在那个晚上的偶遇中。

由此可见，谢选骏先生的论断——全面基督教化的中国，将以基督教拯救西方，诚可谓倒错矣！

真正可以“拯救”西方的，不是西方人已经厌倦的基督教，而是伟大的中华文明中，所包含的某些独特的优点——现今西方文明没有且亟需的优点！

其实中国不是上帝，谈不上“拯救”西方，要拯救西方，得靠西方人自己，唯有到西方人意识到中华文明的优点，并加以汲纳的时候，西方文明才能获得拯救。

正如西方文明亟需中华文明的优点互补一样，中华文明也亟需西方文明的优点以改进和完善，今天的中国精英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今天拥抱西方宪政文明的人越来越多；在共产党统治下痛苦挣扎的中国民众，张开双臂地拥抱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但另一方面，西方的主流却因为傲慢，对中华文明的优点仍然拒而不纳，甚至不屑一顾；西方人缺少失败，更缺少痛苦。

所以，现今中国的大势是上升（共产党统治这一页行将翻过），而西方的大势是下行。

（曾节明 悟于民国104年十二月十四日于暖冬纽约上州）

（四）再论中国的基督教化

《再论中国的基督教化——答“中国不可能全面基督教化——兼论中国‘拯救’西方的问题”》说： 

……

网文《中国不可能全面基督教化——兼论中国“拯救”西方的问题》之所以提出上述的看法，是因为其作者并不了解“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充分吸取基督教文明的基础上，形成不同于第一期中国文明（中国本土文明）、第二期中国文明（吸取了西域佛教文明的中国文明）的新型文明。

因此，中国若不经历深入的基督教化，就无从发育良好的“第三期中国文明”，无从创造新的世界格局。

附录

《中国可以拯救西方》（谢选骏）

看完下述资料，可以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西方文明不仅仅是百年前开始发生的“衰落”了，而是开始进入了“解体”阶段。

而相形之下，中国或许可以拯救西方。

中国如何可以拯救西方呢？

通过基督教。

也就是说，中国进一步基督教化，然后通过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来拯救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

（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统治，可能是中国社会被迫全面基督教化的一个准备时期。）

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道路。

相反，如果中国不能完成基督教化的历史过程，那么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与西方的冲突甚至对决；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道路。

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必将使得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同时结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丰硕果实。

网文《美国悲伤的孤独：欧洲的穆斯林化和西方的衰落》（作者：GK同人于野）指出：伊斯兰恐怖分子跟美国历史上的“印第安恐怖分子”截然不同，他们直接进入外国的文明城市的腹地，他们有现代化技术，甚至核武器。基地组织是跨国的，全球化的，连锁的，甚至外包的。面对这样的敌人，欧洲人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没有这个意志去与之作战。”

这是一篇关于《American alone》的读书笔记。此书副标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的结束，西方世界的结束。

[

此书作者Mark Steyn是美国保守派，支持共和党，支持伊拉克战争。读书笔记并不表示赞同其观点。完全是开卷有益，美国右派的思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作者所讲述的问题是真实的而且是严重的。这本书最主要的思想并不是人口，或者伊斯兰，而是西方文明的衰落。对于欧洲福利制度，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套东西，读了此书我们会有一个 second opinion。对于美国为什么允许一般人持枪之类的问题，我们也会加深一点认识。

Prologue

现代人总觉得应该担心一些事情，he feels good about feeling bad。有什么事最值得担心呢？

——核大战么？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担心的事情，那时候大家对核大战如此担心花样百出，结果证明核大战的担心根本是多余的。

——全球变暖？是，Gore整了个An Inconvenient Truth，可是海平面上升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发生。

但眼前就有一个重大危机：西方文明快要消失了。

其实说到全球变暖这样的“预言”，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

——1968年资深科学家 Paul Ehrlich 出畅销书预言1970年地球上数亿人将死于饥荒；

——1972年Club of Rome的研究表明世界将于1981到1993年把金属等资源消耗光；

——1976年Ponte预言新的冰川时代；

——1977年卡特总统预言十年之内石油消耗完毕。

以上这些都没发生。这些人被称为doom—mongers（世界末日贩子）。

然而从1970到2000年有一件事情是真实发生了的：发达国家人口从占世界总数的30%缩小到刚过20%，穆斯林世界总人口则从世界总数的15%增长到20%。

1970年穆斯林以外没有多少人拿伊斯兰当个大问题，然而今天它是全球性的。9/11并不是“the day everything changed”，而只不过是揭示了早就改变了的世界形势。这个形势的改变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

1.人口减少；

2.发达西方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可持续性；

3.文明社会的衰竭。

People Power

有人力才有一切，而且还必须要有年轻人，你才能干大事情，比如闹革命什么的：）关注“中东和平进程”的人是否注意到一个事实：加萨地带人口年龄中位数是15.8岁。一群失业，没受过教育的小孩，你怎么让他们有理性？不考虑这个因素怎么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则是缺孩子。维持一个社会人口，需要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几个孩子）是2.1。现在欧洲，希腊是1.3，意大利1.2，西班牙1.1!相比之下美国正好2.1，新西兰略低一点。

现在为什么到处都是穆斯林在惹事？因为人有人力。1970和1980年代，穆斯林世界在努力生孩子，而西方世界仍然在愚蠢的说什么人口过剩资源不够危机。Diamondd的书《Collapse》，好像什么社会崩溃都跟砍树有关。其实错了，不是tree，是fammily tree，是孩子。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国家都快完了，跟树有关系么？

Welfare and Warfare

欧洲的人口减少，与欧洲国家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能否持续下去密切相关。在美国政客们辩论的是福利把太多债留给子孙，欧洲的情况则是根本没有子孙来替你还债。

老龄化 + 福利 = 你的灾难

年轻 + 意愿（will） = 任何敢挡你的人的灾难

意愿，是一种文化概念。比如说非洲人就没有意愿，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己部族的人。伊斯兰是有意愿和年轻，欧洲则是老龄化和福利。欧洲人口减少没有人来维持福利，只能引进移民，而移民来的大多是穆斯林：冲突不可避免。

Fighting Vainly the Old Ennui

欧洲的真正问题在于大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有政府管，人民根本不想依靠自己，没有自信。冷战本来是欧洲和美国的共同胜利，但很少有欧洲人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欧洲人本来也没在其中做出什么贡献。相反苏联的解体只是加快了整个欧洲的衰弱。

伊斯兰恐怖分子跟历史上的“印第安恐怖分子”截然不同，他们直接进入你文明城市的腹地，他们有现代化技术，甚至核武器。基地组织是跨国的，全球化的，连锁的，甚至外包的。面对这样的敌人，欧洲人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没有这个意志去与之作战。

西方军队看上去兵强马壮，但是如果你不敢用这个军事力量，人家就当你是弱马。这不仅仅是欧洲，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世界都讨厌美国。本来是正常的，因为所有强权都招人恨，但是大家恨美国的原因很奇怪：比如穆斯林恨美国的脱衣舞，欧洲人恨美国反同性恋和堕胎，等等，世界人民恨美国的可乐，汉堡，美国什么都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的超级大国。美国帮助欧洲防务，结果欧洲人自己就不想搞防务了；美国乐于在联合国分权，结果这个措施也没有给自己带来朋友。

作为一个强权，美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自己的意志不够。美国一个常见体恤衫上写着“These Colors Don't Run”，然而美国从战场逃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越南，从伊朗，从索马里。世界其它国家已经开始怀疑美国的力量。在越南，美军死了5万人才撤退，现在在中东可能只需要5千，也许下一次战争50？或者根本不考虑？

整天想着“exit strategy”的国家不叫强权。有力量不用，就好像你有一辆法拉利却因为害怕路上有坑洼而不愿开出去一样。

Alternative Realities

欧洲穆斯林化的进程可能是和平的么？法国天主教堂变成清真寺，英国酒吧禁酒，荷兰同性恋俱乐部转移到旧金山，但其它生活不变？可能么？不太可能。因为伊斯兰国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不是宗教问题，是欧洲要不要重新回到中世纪黑暗时代（Dark Ages）的问题。一定会有人指责说这些防止穆斯林化的思想是种族主义，其实不是种族，是文化。对美国来说，“war on terror” 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以外，中东沙漠里作战，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内战。

很多人指责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作者认为很遗憾美国还真不够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应该是你理解自己的伟大不是偶然的，你应该把你的成功秘诀传播出去，而不是像现在美国这样在联合国里面跟古巴苏丹平等投票。西方有力量但是没有意志。长期来看情况就更不妙：双方势力人口增减，欧洲福利体系的破产，以及穆斯林化的欧洲必将导致美国失去更多盟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多数doom—monger 给出的解决全球变暖之类的“末日危机”方案都是加强政府管理，都是大政府。但作者认为解决与穆斯林文明冲突只能靠人民自己。是小政府。

如果不这么办那就是欧洲的那一套，现在欧洲对伊斯兰步步退让：丹麦讽刺圣战的漫画被禁止了，因为“敏感性”（sensitivity），这就是大政府。在政府“敏感性”的纵容下，伊斯兰在欧洲日益强大。好多荷兰人受不了都移民了。

第一章 The Coming of Age: Births vs Deaths

21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事实是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欧洲，日本的人口都迅速老龄化，美国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伙伴们都老死了。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生育率是2.1，现在美国是2.1。加拿大1.48，欧洲平均1.38，日本1.32，俄罗斯1.14。

老人并没有错，但是只有年轻人才有创造力。对国家来说，老龄化是大政府的灾难。与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算小政府了，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假设到2075年人口比现在增长30%，而且即使这样，在2017年以后也是赤字运行。美国尚且如此，你以为出生率只有1.1但是政府什么都管，福利体系大得多的西班牙会怎么样呢？

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生率也在下降，但这里是谁下降的最快的问题，是最后剩下的人通吃。何况欧洲人还指望别人移民过去。十年之内欧洲就会穆斯林化，其政治——文化特征将彻底改变。14世纪的黑死病曾经使欧洲减少1/3的人口，而现在情况则更加严重，而这一次是自我选择的。

The Math of the Map

人口统计可以解释很多，比如说90%的事情。

——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什么不愿参与伊拉克战争？法国城市人口30%是穆斯林，大多数很年轻，而且很多失业的，正是闹事的好时候。80年代人们担心的“黄祸”（Yellow Peril）根本没有发生，日本也没有崛起，因为他老龄化了。同样道理中国能崛起么？不能。因为中国将未富先老。

——为什么波斯尼亚崩溃甚至导致大屠杀？因为二战以后塞尔维亚人口比例从43%降到了31%，而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则从26%增长到了44%。民主时代没人能抵挡人口构成的威力，除非内战。

——2006年一家丹麦报纸发表了几个漫画家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引发“卡通圣战”事件，抗议，诉讼，死亡威胁，暴乱等等。这都是人口比例的问题：也许每个网络博客都会支持丹麦报纸，但只有500万人写博客。可是欧洲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2000万。鹿特丹40%人口是穆斯林，比利时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是默罕默德。

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被西方文化主导，为什么英国价值观，英语这么流行？因为19世纪英国是第一个真正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这导致英国人口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增长很快，使得他有富裕人力去占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乃至印度，非洲，世界各地。而现在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英国是18%，美国21%，沙特39%，巴基斯坦40%，也门47%，正如上世纪英国做的，现在该谁把多余年轻人口派往全世界了？设想一下各国议会和最高法院按照也门的价值观来运行的是什么局面。

人口减少问题远远比什么环保问题重要的得多。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不是石油。现在根本不是什么人口过剩，而是社会自杀。环保主义者完全是杞人忧天。

The West Runs Out of Stock

出生率最高的几个国家，尼日尔7.46，马里7.42，索马里6.76，阿富汗6.69，也门6.58，他们都是伊斯兰国家。

西班牙社会党在2006年曾经提案给猩猩人权，因为猩猩跟人的基因有98%左右是一致的。作者调侃说可惜西班牙人不具备的猩猩的2%的基因包括繁殖基因。到2050年，意大利人口将减少22%，保加利亚36%，爱沙尼亚52%，甚至更多。一个有意思的事实：2004年美国大选，选了布什的州出生率比选Kerry的高12%，其中有西班牙语系移民的功劳。但即使是白人妇女，美国也在1.85左右，高于加拿大和欧洲。这样欧洲和加拿大只能用引进移民的办法来把社会维持下去。

西方世界把制造业外包，等于把自己的孩子也外包，等于把未来外包了。即使是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世界总人口也在减缓增涨，2050年到顶。你想吸引高素质外来移民，但可能不久以后高素质人才会非常难找，因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可能觉得何必非得去加拿大呢。

East Meets West

伊斯兰教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他有很强的政治性。穆斯林移民不是被欧洲同化，真实情况是欧洲被穆斯林移民同化：法国游泳场的浴室分男女了（这一点没看明白，难道本来不分么？）澳大利亚医院餐厅现在不提供猪肉了。欧洲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左派，比如说女权主义者。一个本身不是穆斯林，但有很多很多穆斯林邻居的法国女人出门，也要带头罩。

可兰经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杜绝一切好奇和问题。联合国统计，2002年一年内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籍，甚至超过上千年内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书籍地总合。伊斯兰国家不可能登月或者发明互联网。他们不都是极端分子，但是2006年的调查表明，只有17%的英国穆斯林相信9/11跟阿拉伯有关。作者2002年走访中东，发现很多阿拉伯人同时相信两件事情：a，9/11是以色列摩萨德干的；b，9/11是穆斯林的胜利。

第二章 Going Going Gone: Demography vs Delusion

这一章分析社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三个不同类型：日本，基本不存在移民问题，就好像实验室条件下的老龄社会；俄罗斯，未来前途取决于跟邻居中国的关系；欧洲，客人们已经准备取而代之了。

2005年开始日本死亡人口开始超过出生人口。这是一个最纯粹的人口减少模型：没有移民，没有显着少数民族，就是日本人。日本这么拥挤减少点人口难道不是好事么？但政府面临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方面的问题。

——产科医生减少了，不够了。明知孩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医学院学生谁愿意学产科？比如在Oki Island，人口并不少有17000，但产科医生只在每周一工作，你想生孩子得准时，不然就得坐直升飞机到外地生。

——孩子不够怎么办呢，日本人发明了人工智能孩子，成年女人的玩具。玩玩具？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成年人本身就是他们所没能生出来的孩子。

——没有年轻人谁来照顾老人，谁来工作呢？机器人？或者给索尼公司发克隆执照么？

七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人中的51%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

Red Sales in the Sunset？

俄罗斯人口在1992年达到顶峰，148m。到2015，人口将减少到130m，到世纪末可能减少到50m到60m，最差的估计是到2050减少到85m。俄罗斯的出生率只有1.2，而70%的妊娠都被中止了！一部反堕胎的美国电影，The Silent Scream，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结果是，大部分女性观众被美国先进的医疗设备所吸引，认为以后做堕胎手术最好能去美国做。

——对于2000年出生的俄罗斯男子而言，其预期寿命只有58.9岁，女性寿命则与美国相当。俄罗斯最致命的传染病是肺结核。而其HIV感染率增长世界最快，俄罗斯5年内HIV阳性的人数超过美国20年总和，据说总人口的1%被感染了。

——俄罗斯甚至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边境，这种情况下怎么防治核扩散呢？

——俄罗斯的确有些地区生育率不低：伊斯兰地区。

非洲有艾滋病问题，中东有穆斯林问题，北朝鲜有核武器问题，俄罗斯同时有这三个问题。

俄罗斯资源多人少，中国人多资源少，那么……其实俄罗斯还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光棍，一方是女多男少一方是男多女少，这个……

基地组织认为并不是美国拖垮了前苏联，是他们在阿富汗拖垮了苏联。俄罗斯最终很可能进一步四分五裂，导致世界上多出几个穆斯林国家，中东核武器化，而且他的一部分领土会被中国取走，这样就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国——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以前俄罗斯觉得阿拉斯加反正也守不住，干脆卖给了美国，现在能不能把西伯利亚卖给中国呢？

中国和俄罗斯都有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的问题，不过在作者看来，这两个国家目前打算主要让美国来跟伊斯兰扛。

Les Feuilles Mortes

1775年弗兰克林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你们英国花了300万英镑才杀死我们150个美国人，相当于2万英镑一个，而与此同时我们这边又出生了60000孩子……”

弗兰克林有点说过了，其实当时很多在美国的人为了能继续效忠英王宁愿搬家。但其它人的自我认同则是“美国人”取代了“英国人”。那么现在欧洲人的自我认同会不会从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变成穆斯林人呢？谁强才会认同谁。南亚的温和穆斯林已经变成了极端穆斯林，尼日尔从非穆斯林社会已经变成了半穆斯林，欧洲呢？民主社会，人口的变化直接左右政治格局。

2005年底法国发生穆斯林骚乱，媒体报道的时候不敢用伊斯兰这个字，把暴乱者称为“青年”。不过这也说明问题，穆斯林的优势就是有青年。如果看人口统计，法国只有10%的人口是穆斯林，但问题在于不是均匀分布的。城市里面45%的青年是穆斯林，街头械斗谁吃亏。2006年比利时一个54岁的火车列车员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被6个“青年”（穆斯林）殴打致死，结果车上其它人40来人没人敢管，事后居然只有4个人敢于接受调查。比利时人怕穆斯林（“青年”）。

The Rain in Spain

欧洲大陆的9/11是2004年3月11日的马德里。正好在西班牙大选之前，系列火车爆炸案杀死了至少200人。前政府是Popular Party，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而竞争者社会工人党则要求撤出西班牙在伊拉克的军队。恐怖分子显然是想通过爆炸事件吓唬西班牙选民。

结果怎么样？西班人人还真把社会工人党选上台了。“We apologize for catching your eye.”国家打仗都是为了未来，一个生育率只有1.1的国家有什么未来啊。

美国反恐战争是在外面打仗，欧洲也有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但欧洲的反恐战争是内战。谁能赢？在奥地利的Linz，穆斯林要求所有女教师上课必须带面纱。英国穆斯林要求取消大屠杀纪念日，因为这个纪念日只纪念被屠杀的犹太人，而不纪念被以色列屠杀的巴勒斯坦人。面对穆斯林的咄咄逼人，各国政府却只是一味退让。泰国10%的佛教徒受不了穆斯林干脆搬家了。

欧盟，“西方”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4，而同样住在欧盟国家的穆斯林妇女的生育率是3.5。

第三章 Men Are from Venus: Primary Impulses vs. Secondary Impulses

（再说明一下，我已经说了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说人口或者宣传要抵制伊斯兰，而是说西方社会的衰落。作者作为一个右派共和党，他重点抨击的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包括美国民主党的政策。重点反对的是包办一切的大政府。当然作者所描绘的人口和伊斯兰问题，也是相当触目惊心。本章所描述的大政府问题，跟当下中国没关系。）

这一章分析欧洲是怎么到这个地步的，为什么人不愿意生孩子。作者认为低生育率与包办一切的大政府有关，而且与政府和精英对道德优越感的追求有关。大政府加上道德优越感，现在的局面就是加拿大和欧洲都女性化了。

1945年的加拿大皇家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三大的水面舰队，空军是世界最有效率的，诺曼底登陆加拿大部队负责最艰难的海滩。两代人过去了，现在加拿大流行的是男人穿女人衣服。

如果你看现在西方的竞选议题，除了美国共和党以外其它所有政党的政治主张都是关于第二本能（Secondary Impulses）：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政府提供托儿所（2006加拿大选举的最重要议题）；政府提供的父亲产假（英国）。然而却忽略了第一本能（Primary Impulses）：国防，依靠自我，家庭，生育行为。如果你不前进不繁殖你根本负担不起那些第二本能。而绝大多数第二本能是为了满足自我：老人最好让政府负责照顾，别占用他们时间。

有人调侃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其实应该说本来都是火星人，只不过欧洲人爱穿金星衣服。现代西方民主除了生育之外，各方面都越来越女性化。美国人理解不了发达世界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欧洲国家内阁中，国防部的职位还不如卫生部有吸引力。

福特总统曾经说，“A government big enough to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is big enough to take away everything from you.” 但中间其实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政府已经大到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得到东西了，但是却没有大到能让你偿还这些东西。结果就是政府寅吃卯粮。美国预计2040年养老金支出将占GDP 6.8%，而希腊这个数字是25%，社会崩溃。

左派常常鼓吹道德，说多纳税就等于为社会做贡献，少纳税就等于自私。其实这种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最自私：只要他死之前都能拿到养老金，才不管下一代政府破产有什么后果。公民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很容易上瘾，很难改革。除美国之外西方其它国家都认为政府应该来运行你的医疗保险。大家在超市买东西都希望选择越多越好，可是到了医疗保险却放弃了选择权。

大政府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更是追求道德优越感的问题。其它西方国家现在追求所谓“软力量”（soft power），而鄙视美国的硬力量。日本自二战以后就没有一个士兵在战场被杀，都去唱卡拉OK“给和平一个机会”去了。“软力量”起源于软文化，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持自己“硬力量”的意愿。但软力量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无法面对外来强硬的力量。9/11发生以后英国穆斯林青年上街游行，敲打汽车让司机们跟他们一起喊“本拉登伟大”。

这种事情要放美国德州，早让人拔枪打死了。可是在英国法律不但禁止你持枪，而且面对骚扰甚至禁止你反抗。穆斯林在欧洲这么牛，在美国就没脾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比较能强硬。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之所以犯罪率低，就是因为持枪率高。你让枪支非法，结果就是只有非法的人才有抢。作者同时认为宗教信仰也重要，你要让宗教边缘化，那就只有边缘人才有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穆斯林聚集区比富人区更有文化自信。

Moral Health

政府麻醉剂下的欧洲软文化已经如此普遍：国家养老，被保护的工作，每年6周带薪假期，大方的失业补助，每周工作35小时，公民已经被麻醉上瘾了。政客们已经意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但说服不了公民，普通老百姓才不管20年后会发生什么。大政府对人的控制甚至已经到了只要他认为对你有好处什么都管的程度：不要吸烟，健康饮食!政府什么都管，帮你照顾老人和孩子，你自己就可以除去泡吧什么的了。当人把个人美德全都交给政府，最终结果是这些美德将从社会消失。就算没有穆斯林，这些被惯坏了的人民也好不了。

西方社会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美国。然而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对此例外却是指责，要求美国加入世界。

其实历史上的欧洲也是一直迷信中央集权制（statism），比如说法西斯和……都起源于欧洲。这种集权主义的本质是少数精英代替人民决定“公共价值标准”。然后是每个人都乐于在这种社会生活——有谁会不喜欢那些福利呢？问题是这些福利无法长久运行。

选择欧洲标准的医疗保险就等于选择得了什么病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看。而且之所以加拿大和欧洲能有钱搞这种大福利，是因为美国二战以后接管了其防务。这样这些国家不必在国防方面花太多钱。如果美国也像这些国家一样，结果就是美国既没钱搞军事，没钱赞助联合国，也没钱让自己的国内机构为世界服务。比如说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现不明病毒，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美国亚特兰大的CDC而不是世界卫生组织。

最后作者试图从统计角度发现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首先人口跟宗教没关系。即使在伊斯兰世界，两伊战争之后的伊朗，其出生率也降到了2.33。

——跟经济自由度有关。欧洲的情况基本上是经济越自由的国家出生率越高。但是，世界其它地方，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很自由，可是出生率也很低。

——跟结婚率有关。但，不能解释日本。日本结婚率高，出生率低。

——跟讲英语可能有关。西方世界，英语国家的出生率高于非英语国家。

——跟穆斯林人口有关。穆斯林人口多的欧洲国家，出生率高。

真正的原因在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比如加拿大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很像美国，唯一区别就是加拿大是大政府。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拿大无论是结婚率出生率都比美国低，老龄化速度比美国快很多。

现在不是美国要不要加入世界的问题，而是世界应该学美国。

接下来的三章讲伊斯兰在欧洲的发展，为什么欧洲穆斯林比中东穆斯林还激进的问题。这本书一共有10章。

第四章 Flying the Coop: Big Mo vs. Big Mac

1865年三月4日林肯就职演说的时候拍了张照片，几个策划6周之后刺杀他的人跟他同时出现在这张照片上。有时候敌人就在你身边而你浑然不觉。今天这个时代感染非典病毒绝对不需要真去一趟亚洲。很多人指责第一世界国家借助全球化破坏第三世界，却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也是用全球化方式运行的。极端主义伊斯兰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不仅仅是穆斯林移民的功劳，更有幕后策划。

伊斯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是政治：伊斯兰会议组织（OIC， O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跟欧盟，Commen wealth 和 G—7一样，都是领导人定期会面的国家组织。相比之下谁敢设想一个“基督教会议组织”？伊斯兰同时也是一个法典。而对比之下基督教就没有法律影响力，英国法典和拿破仑法典在哲学思想上十分不同。并不仅仅是圣战潜伏在伊斯兰教之中，而是伊斯兰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项目。

伦敦2005年7月7日的地铁爆炸案主谋之一是在纽约一个有英国军方背景的清真寺里面被招募的，然后送到巴基斯坦受训。恐怖分子不需要像前苏联那样费尽心机在美国安插卧底，也不需要那种对间谍的垂直指挥系统，现在完全是“连锁经营”，松散管理。

尽管西方媒体处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不愿承认，大量恐怖事件主角都有个名字是默罕默德。这些默罕默德们不必像9/11那样直接从基地组织接受命令，有的是松散管理，有的甚至完全是自发行为。穆罕默德这个名字同时是：

——西方世界很多地区最流行的男孩名字

——恐怖分子最常用名字

——西方增长最快的宗教的先知的名字。

这些穆罕默德们，伊斯兰教，与西方社会之间已经渗透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例子是Abdurahman Alamoudi，此人2003年因为帮助黎巴嫩恐怖组织洗钱被捕入狱，他的身份包括：

——美国军方的认证穆斯林随军牧师，隶属沙特资金支持的“美国军人穆斯林事务委员会”（American Muslim Armed Forces and Veterans Affairs Council）

——帮助设计了加州公立学校的三周伊斯兰教课程

——他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前伊斯兰事务顾问

CIA永远也不可能往基地组织安插一个这样的人物。在鞋里放炸弹的那个恐怖份子，Richard Reid，是在监狱里被转化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转化他的是监狱牧师，是英国政府因为感到本国伊斯兰牧师短缺，而采取“伊斯兰教长移民快速通道”的方法引进来的。

监狱罪犯是圣战组织的重点转化对象。伊斯兰教的特点是你有暴力倾向没问题，只要是为了安拉，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奢侈生活。这样一个宗教招人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还很有吸引力：你可以当它是终极全球黑帮，是后女权时代堕落形象的避难所，是新奇的东方神秘宗教，反犹太人阴谋之家，……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怎么渗透得这么快的？瓦哈比（Wahhabism）是最具有军事性质的穆斯林教派，也是本拉登和9/11的11个恐怖份子的教派，也是沙特国教。沙特通过赞助学校和清真寺来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这个信仰，结果就是本来不激进的穆斯林人口也变得激进了。

输出宗教需要钱，沙特的钱恰恰来自美国。9/11之后五年内，石油价格从每桶12美元涨到70美元，沙特每天多赚5亿美元。他们的最主要出口产品不是石油，是宗教。除了清真寺和学校，沙特还在美军基地和监狱渗透，收买退休外交官，左右美国政治和媒体。作者这里直接点名老布什夫人和鲍威尔的夫人。

Global Take——out

现在西方流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人人标榜自己头脑开放，鼓吹所有文化都平等。你要真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你至少也要积极去了解别的文化，瓦哈比教派怎么回事你知道么？沙特运用现代世界的一切便利，去推行他宗教。1974年石油占沙特总出口的91%，到2001年，石油占91.4%。两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用来发展工业或者旅游业什么的，很多都被用来在海外发展清真寺和学校了。

2005年一个23岁的美国公民被控图谋刺杀总统，他是在弗吉尼亚州的高中里面被转化成极端主义穆斯林的。媒体未能报道的事实是这所高中是沙特出钱，在美国开办的伊斯兰沙特学院。学校课程由沙特教育部制定，鼓吹圣战。这所中学，和沙特在西方建立的其它学校，其一年级一道典型的练习题是这样的：填空题，

——除__之外的其它宗教都是假的。

——伊斯兰以外的人死后进入__。

第一题的答案是“伊斯兰”，第二题的答案是“地狱之火”。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怎么看沙特？沙特是我们的__。对了，答案是“朋友”。

如果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在全球开办教堂和中学会怎么样呢？

西方的鼓吹所谓“文化多元”的主流社会对此是纵容态度。2004年一个英国女孩要求有权在学校穿戴“jilbab”（伊斯兰服装，把人从头包到脚，只露出眼睛和手），在法庭上被判决获胜，直到2006年改变判决。布莱尔的夫人，居然和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团体，一起支持这个女孩。首相夫人的理由是支持“穆斯林保留自己的伊斯兰认同”。

然而实际情况是“jilbab”根本不是什么伊斯兰传统服装，这种服装实际刚刚起源于1970年代。

当年比利时人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是新移民适应东道主国家，而现在是东道主国家去适应穆斯林移民。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穆斯林移民本身也要不断适应这个越来越激进的伊斯兰教。在西方长大的年轻穆斯林，比其父辈要激进得多，很多人同情甚至赞赏恐怖分子。7%的英国穆斯林认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是正义的，如果是军事目标，认同比例是16%。伦敦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一百万，也就是说英国首都有7万恐怖活动的潜在支持者。与此同时很多人支持恐怖分子的战略目的，60%的英国穆斯林希望在英国生活在伊斯兰教教法（sharia）之下。

伊斯兰组织不断要求西方政府对其让步，尽管其与恐怖分子的理念是相同的。而在政府还乐于与之打交道，甚至认为不极端的伊斯兰组织不是真正的伊斯兰组织。

有人鼓吹西方文化要与伊斯兰“共存”，但现实是伊斯兰拒绝与别的文化共存。穆斯林根本想法是把美国变成伊斯兰国家。作者认为恐怖活动只是症状，意识形态才是疾病。认为西方必须致力于摧毁这个意识形态，至少要摧毁瓦哈比教派。同时为了对付这个全球化了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应该把西方自己的意识形态也给全球化。

最后作者调侃道，这样下去21世纪的全球化局面是，美国人开餐馆，中国人开诊所，沙特人开教堂。

第五章 The Anything They'll Believe In: Church vs. State

西方社会想要同化穆斯林，而实际情况是欧洲穆斯林在同化西方社会，而且早就开始熟练利用西方体制。在西方从事政治游说的穆斯林团体比伊拉克穆斯林要激进得多。恐怖分子在阿拉伯社会没有西方这一套法律体系，但是到了欧洲很快学会了利用这一套社会体系去为自己服务：

——麻省最高法院判决监狱必须给穆斯林囚犯提供可兰经。

——英国监狱改建一半以上的卫生间，因为穆斯林囚犯抗议马桶朝向麦加，他们使用的时候必须侧身很不方便。

——欧洲绝大多数穆斯林恐怖分子正是靠欧洲社会福利供养生活的，什么工作都不干，自己被捕了政府还得养活其家人。

——就算你把恐怖分子抓获，结果到了监狱律师还要帮他扞卫自己的权利，比如抱怨伙食什么的。

穆斯林团体学会了同性恋团体的“斗争”技术。二者关系很有意思。如果一个穆斯林说伊斯兰反对同性恋，政府会对他进行“hate crime”的调查，说他“homophobia”（同性恋恐惧症）；而如果一个同性恋说伊斯兰反对同性恋，政府也会同样调查他有“Islamophobia”（伊斯兰恐惧症）。这两种“恐惧症”在欧洲都政治不正确，两个团体则互相学习。

The Non——Visible Minority

十字路口有一张十美元钞票。北边走过来的是圣诞老人，西边是Tooth Fairy（不知道是什么神话人物），东边是一个极端主义穆斯林，南边是一个温和穆斯林。请问最后谁能得到这张钞票？

答案是极端穆斯林。因为其它三个都是虚构人物。

作者说，“温和穆斯林”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更应该称他们“静止穆斯林”，因为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实际上是西方政府在“代表”温和穆斯林说话，比如禁用“伊斯兰恐怖分子”这个说法，而必须说“滥用伊斯兰的恐怖分子”，暗示存在温和穆斯林的绝大多数。在西方穆斯林社区中，只有那些鼓吹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受到支持，而宣传“温和”的穆斯林则被排斥。

只有温和穆斯林，却没有温和伊斯兰教。所有正式的伊斯兰教学校都在讲授要实行伊斯兰教教法，要暴力圣战。温和穆斯林没有话语权，你根本就不可能谈论改革伊斯兰教。同时，西方社会对极端穆斯林是迎合的，你温和穆斯林还能干什么呢？

那些真正的温和穆斯林都不是因为伊斯兰教本身而温和，而是因为其所在地区的强硬文化，比如说苏联政权，中国商业阶级，欧洲帝国主义。是这些有自信的文化让穆斯林温和的。

伊斯兰教有强硬的文化自信，就好像是一个国家，你入教就好比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退出就等于叛国。

The Post——Christian West

在这个后基督教时代，如果一个西方人不信上帝的话，什么都可以信。比如有人信仰冬至日。在现在众多的宗教选择之中，伊斯兰教，是在欧洲转化（convert）人最多的宗教。被转化者甚至包括欧洲世家名流之后。

一方面是如果你周围都是穆斯林你可能也会选择加入大多数；另一方面是很多西方人，白人，发现伊斯兰教相当有吸引力。很多女人认为伊斯兰教比女权主义更能给她们带来尊重。恐怖分子之中有很多都是被转化了的西方人。而“转化”也是基地组织的重要策略。

伦敦将主办2012年奥运会，就在奥运设施旁边，穆斯林社团正在准备建设一个最大的清真寺，可容纳7万人，之比奥运主体育场少1万，比最大的基督教教堂多6万7千人。资金将来自英国国内和“海外”（沙特吧估计）

The Potemkin Church

作者认为欧洲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世俗化，不重视宗教，在欧洲眼里美国对宗教的坚持不但奇怪而且原始。作为保守主义者，作者显然在这里对共和党的宗教思想进行了辩护。

第六章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Eupocalpyse: Eutopia vs. Eurabia

这一章用圣经启示录里面的四马夫来调侃指责欧洲政治。

欧盟是有点把欧洲建立成一个国家的意思。欧盟设计的一个最初设想就是要避免二战时代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但现在的欧盟相当于是 对40年代的问题给出一个70年代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要把政治阶层和民粹主义分隔开来。因为二战的教训是民粹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获得了大多数的本国人的支持。也就是说今天，包括推行欧洲宪法在内，其主要思想居然是避免欧洲再出现一个被大多数人支持的希特勒。劝说选民支持欧盟宪法的时候，荷兰首相的宣传就是你要是不支持欧盟宪法你就等于支持大屠杀。欧洲精英政客的思想是老百姓不真正理解政治，也没必要让他们了解。

然而最终欧盟宪法因为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定而没有通过。就是这样政客们还是对民意充耳不闻。作者说，这正是福利社会的一个特点，政府拿人民当不懂事的孩子。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欧盟将在2020年崩溃。作者则认为情况只能更糟，因为有“欧洲启示录”的“四马夫”：

——死亡：低生育率

——饥荒：社会福利体系的崩溃

——战争：穆斯林带来的欧洲内战

——征服：欧洲再次成为伊斯兰殖民地

Death

生育率什么的不必再说了。这里强调的是欧洲人精神上的死亡。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这么多休闲时间的情况下，欧洲人生活得并不快乐。2002年的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对未来乐观，而这个比例对加拿大是43%，英国42%，法国29%，俄罗斯23%，德国15%。

作者说，过去十年内美国大报上发表的最可笑文章是2005年普林斯顿经济学家 Paul Krugman（纽约时报专栏版还免费的时候，此人文章我最爱看，是我偶像）在纽约时报发表的《French Family Values》一文。这篇文章说，美国右派整天谈论家庭价值，可是人欧洲人少工作点，多交点税，每天有更多时间享受家庭价值。作者对此的评论是，你没看见欧洲人连家庭都没有，谈什么家庭价值啊。

欧洲现在还有什么成就？大公司不用说了，欧洲人说大公司都是资本主义野兽。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欧洲人发展出来什么新的艺术成就来没有？巴赫莫扎特早没了，50年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福利的时候，法国流行歌曲和意大利电影都很好，现在全都美国化了。科学？欧洲科学家都在美国大学呢。欧洲政府还喜欢“白象”式的欧洲形象工程，比如说空客380这样的大飞机，号称能装500，800，甚至1000个乘客，就是不知道那个机场能用。作者调侃说我看这飞机2015年用来大规模疏散撤离不错。

如果生活中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你的生活也就完了。欧洲缺孩子，不过那些听着iPod喝咖啡的大人全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Famine

德国经济，现在失业率是1930年代以来最高的，房价低迷，2005年的新车注册比1999年少了15%。在这种情况下选民是不会跟你理性讨论改革福利体系和增加人口的。2005年选举，70%的人不希望减少福利，而是希望进一步对富人加税。只有45%的德国人同意竞争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好处。一个平均德国工人每年工作的总小时数比美国工人少22%。

在社会福利体系即将破产的情况下，为什么政客们就不能站出来说话，号召改革呢？这是正是因为前面提到的精英政治阶层与民众隔离。政客们只会说漂亮话。过去50年以来欧洲政治已经演化到了任何真正重要的问题都不会被政客辩论的程度。各个政党所谓的左，右，其实之间没有显着区别，政策都是高税收，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这一点我听意大利人说过，在意大利政客们基本上不辩论任何重要问题。）

War

美国曾经从一元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但欧洲跟穆斯林移民现在不是这个路线。欧洲不是多元文化，是二元文化：西方文化和伊斯兰。而二元文化是最不稳定的。举了斐济从一元变二元以后频频政变的例子。

巴黎2001年选了个同性恋做市长，结果被穆斯林行刺。

Conquest

作者援引历史，公元732年法国曾经被穆斯林征服，不久的将来的欧洲会以不同方式再发生一次。原因是软弱。

作者曾经写过一篇专栏，说什么是现在西方人值得为之而死的事情。他收到一个法国教授的email，说这正是我们欧洲的优越性：一个你不需要为之而死的后历史乌托邦。

作者说，But sometimes you die anyway.

第七章 The State—of—the—Art Primitive: The known unknowns vs. the knowingly unknowing

很多美国人喜欢在自己车保险杠上贴一个“FREE XZ” 标语（ZD分子在西方的宣传绝对超过比中——宣部）。似乎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一个“自由XZ”，可你要是觉得他们真想去解放XZ就错了。事实上如果拉姆斯菲尔德说，“解放XZ是吧，下星期四让第叁步兵师去”，这帮人就会把“FREE XZ”换成“WAR IS NOT THE ANSWER”了。在保险杠贴标语的人真正意图是想宣扬自己的到的优越感。只说不做的结果就是根本就不会有什么XZ留给他们去“自由”了。

这就叫“稳定”。作者批评说，正如环保主义者相信气候将会巨变一样，外交政策则相信“不变”。其实“稳定”只是表面上的假相。国际事务中根本没有什么“现状”（status quo）或者稳定。

另一个高估了的策略叫做“遏制”（containment），这是对付独裁政权的一个昂贵策略。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对伊拉克的策略就是遏制，12年之中每两周例行轰炸，结果美英两国得到的只是世人关于制裁导致饿死伊拉克儿童的指责。“遏制”政策在冷战中被认为是成功的，“遏制了”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但是这种政策对于那些“被遏制”的国家的人民则不叫成功，他们必须在那样的政体内生活50年之久。这些国家也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所以如果再“稳定”和“遏制”一二十年，世界将进入新的黑暗时代。与过去的黑暗时代相比有很多共同点：欧洲统治者都什么也不做；都有大瘟疫（现在是伊斯兰）；都有大移民；都必须遵守容忍令（edict of toleration，当时是指必须容忍基督教，最终导致教会权利膨胀）。

但是新黑暗时代有一个重大不同：这是一个不存在拥有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的时代。美国强权消失之后将不会有新的超级大国来取代美国地位。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可能，但中国有人口减少和其它结构性问题，俄罗斯和欧洲不必提了。

伊斯兰也不能成为强权。马来西亚算是伊斯兰国家里面不错的了，可是马哈蒂尔说：“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会生产，甚至都不能管理自己的财富。”

朝鲜则是最弱的。2006年7月4日朝鲜试验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是实验是失败的。本来设计可以打到夏威夷的只打到了日本海。其实这种没能力不负责任还要乱打，才是最危险的。

中国变成超级强权或者伊斯兰强权都不可怕：如果有新老板你只要学习新规则再调整自己就行了。可怕的是没有强权：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中，存在几个暴徒国家，输出自己的疯狂。

塔利班很喜欢使用斩首这个原始杀人方法，然而不仅仅是塔利班。在沙特一个人甚至因为偷车就会被斩首。2006年有人计划对加拿大总理进行斩首，这件事几周之后美国南部边境四名警察被斩首。世界上有一帮人正在重新变成原始人。这种“重返原始”现象绝非偶然，作者引用National Review 编辑的话说，建设高楼大厦是西方思想，把这些高楼大厦夷为平地是极端主义伊斯兰的思想。

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实际上作为一个由十七世纪意识形态所驱动的一个21世纪政治运动，他们采用了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

针对濒死的西方，伊斯兰有三个战略：

——第一是人口

——第二是利用宗教转化人

——第三就是把现代科技和古代仇恨结合起来

2003年苏丹首都喀土穆广泛流传一个谣言：外国人用跟苏丹男子握手的办法可以使其阴茎消失。故事被描写的有声有色，问题在于这个流言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连手机都有了，居然还会相信这种事情，这就叫高科技原始人。

90年代，苏丹有两百万人因为信奉基督教被屠杀，相当于纳粹大屠杀的1/3.本拉登在苏丹招募了不少人，苏丹人口只有27%的识字率，但是拥有现代武器。（作者说这些武器是从伊朗进口的中国产品）伊朗2006年公开表态愿意把他的核技术传播给其它国家。一个有手机但是怕握手的人可能不要紧，而一个怕握手，有手机，同时还有核武器的人就可怕了。而且高科技原始人哪都有。2004年英国报道说英国穆斯林青少年通过手机来收看伊拉克斩首录像。

The Look

1914年圣诞节，正在交战的英德两支部队停火，互祝节日，合唱平安夜，然后过完节接着打。说明在战争中也有人性。但是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这种理论不适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针对平民，甚至是小学生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的家人居然还引以为荣，并且受到邻居的祝贺。极端分子中，死亡文化普遍深入，甚至是公开表态要让儿童去做自杀炸弹。

What Part of “Know” Don't We Understand？

2003年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他的著名讲话：“存在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但是也存在未知的未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个讲话被认为不是正规英语，但其实他说的完全符合英语，而且有道理。

——9/11在没发生以前就是“未知的未知”，就算知道有年轻的阿拉伯人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也很难想象他们要干什么。

——对比之下冷战是“已知的未知”，尽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核战争，但蘑菇云大家都明白。

——现在是一个“未知的未知”的时代。比如说西方社会越来越依赖于电子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是最容易被攻击的。

但伊朗则是“已知的已知”。都知道伊朗正在搞核武器，而且伊朗有了以后会使用这些核武器，现在问题是西方打算怎么反应？作者还提到伊朗有意识的掩盖自己在恐怖活动中的指纹。

Our Word Is Our Bomb

一般的邪恶力量都会给自己找一个虚假外衣，正义口号什么的。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则完全没有任何掩饰。

法国在反恐战争中表现算是最不应该激起穆斯林仇恨的了，法国油轮仍然被袭击。然后说，“我们当然更希望攻击美国驱逐舰，不过没问题，因为反正他们都是异教徒。”作者认为，伊斯兰主义，存在就是为了破坏。他们的第一选择是杀美国和以色列人，不过别人也无所谓，反正都是异教徒。

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会放开所有的限制。伊斯兰极端分子如果认为自发式的恐怖袭击是单向的，那他们就太愚蠢了。如果一颗有核指纹的脏弹在伦敦爆炸，不用政府等反应，民间就会有人组织起来反抗。这样的世界最终是穆斯林也会受害。

第八章 The Unipole Apart: America vs. Everyone Else

Fallujah现在是最不安全的伊拉克地区，美国人去了很可能被绑架杀死。但是作者本人在萨达姆倒台之后不久曾经独自去过那里，还在一个当地小店吃了一顿午饭，当地人用敌意的眼光看他，但是没人敢动。如果是现在他去的话可能早让人打死了。

原因很简单。正如本拉登所说，当人们看到一匹强壮的马和一匹弱马，人们自然喜欢强壮马。美军刚刚攻进巴格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美国是强壮马，没人敢动；但是随后的表现却越来越像弱马了。一方面是因为宣传失败主义的媒体，一方面是因为布什当局希望被人看作是“富有同情心的十字军”。在阿拉伯人想法之中“同情心”被视为软弱。媒体则整天计算死了多少人，尽管死亡人数跟被萨达姆政权迫害死亡的人数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摧毁敌人的武力，是摧毁敌人的意志。只有当敌人意识到自己彻底完了，他才能停止。美国特别善于摧毁别人的武力，但是意志不行。作者认为美军在伊拉克的最主要问题是手太软：把萨达姆，乌代和Quesay之外的几乎所有人都看成“人盾”不敢打。如果美军一开始杀死更多的伊拉克社会党员（Baathists），或者杀死更多外来的圣战者，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平民被这帮人杀害。自己给自己缩手缩脚没法打仗。从二战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来看，要想真正重建一个极权国家，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彻底摧毁它。

现在世人的印象就是美国外强中干，这完全是美国自身的问题。2003年因为穆斯林抗议，加州一个天主教高中橄榄球队把名字从“十字军”改成“狮子”。然而与此同时，20英里之外的穆斯林球队名字是“阿拉之剑”。你以为你慷慨容忍，人家当你软弱。

这场长期战争的战场绝非仅仅在阿拉伯沙漠，而是也在球场，以及金融领域。决定战争胜负的综合国力：外交，信息，军事，经济，和法制。美国在这几个方面的力量如何呢？

（来源: 共识网 ）]

……

谢选骏指出：看完上述资料，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西方文明不仅仅是百年前开始发生的“衰落”了，而是开始进入了“解体”阶段。

而相形之下，中国或许可以拯救西方。

中国如何可以拯救西方呢？

通过基督教。

也就是说，中国进一步基督教化，然后通过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来拯救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

（从第三期中国文明的角度看，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统治，可能是中国社会被迫全面基督教化的一个准备时期。）

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道路。

相反，如果中国不能完成基督教化的历史过程，那么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与西方的冲突甚至对决；这对中国和西方，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道路。

一个全面基督教化了的中国，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西方文明，必将使得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同时结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丰硕果实。

（另起一页）

第二节

“中国的耶路撒冷”

（一）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1867年11月，中国内地会来华后的第二年，派遣独脚教士曹雅直牧师首先进入温州，虽然遭受不少敌视，然而温州地区却成为内地会在中国最兴旺的地区。当时开辟的花园巷堂存留至今。

英国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1911年改名圣道公会，1934年再改名循道公会）在1877年派遣李华庆牧师进入温州。1881年冬，偕我会派遣年仅20岁的苏慧廉（W·E·Sootill，1861年—1935年）到温州，他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学习温州方言仅半年，即能用温州话登台讲道，以温州方言翻译《新约圣经》，并且根据温州方言的发音规律，创编了曾盛行一时的瓯音拼音文字。乡村妇孺学习一、二个月，即可用以通信。苏慧廉在温州地区传教26年，先后发展教徒万余人，建立9个联区，270余处分堂。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是1898年他主持重建的温州城西堂，至今保存完好。苏慧廉还创制了没有7、4两个不易唱的音名，只有1、2、3、5、6五个音名的中调、长调、短调、八七调、七调等五支曲调，有的至今尚为信徒所传唱。苏慧廉还在温州创办了最早的西式教育和医疗事业，其中著名的有艺文中学（1897年—1925年）和白累德医院（1906年—1953年，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温州教区是循道公会在华传教最成功的2个地区之一（另一个是以云南昭通为中心的西南教区，信徒大部分是苗族）。

1928年，一批平阳县传道人参加倪柝声在上海哈同路文德里召聚的得胜聚会后，脱离原有宗派，回乡建立地方教会。此后，温州地区，尤其是南部苍南、平阳一带，陆续成立了数百处地方教会，成为地方教会在中国最兴旺的地区。

到1949年以前，温州地区已经有7万多基督教信徒，占全中国的1/10。今天，基督教在温州仍然非常活跃，信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5％，也就是100多万（官方数字）。教堂与聚会场所相当密集，城乡各处十字架随处可见。很多村庄都不止一间教堂，因此温州也常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市区著名的基督教堂有：城西堂（城西街73号）、花园巷堂、吴桥堂、警世堂、将军桥教堂等。

每个省会，每个县市，几乎都有温州商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国内，有160多万温州人遍布大江南北。在海外，有40多万温州籍华侨、华人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200多万在外生活、创业的温州人，是一笔人才、技术、资金、信息等方面的巨大财富，是温州最宝贵的资源和最大的优势。到现在世界500强的海外企业还没有一家进入温州的。另一方面，加入WTO以来，温州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圈也遇到了一些挫折，比如像打火机行业就曾经遭到欧盟的抵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温州市总人口呈现出先快后慢的增长之势），总人口规模由1949年建国时的276.06万人稳步增加到2004年的746.19万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温州市总人口增加了170.30%，净增加470.13万人，总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1.82%。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温州市常住人口规模即达到756万人，我们依据“五普”资料估计到2004年末温州市常住人口规模已经达到775万人，与统计局公布的746.19万人有一定的出入。）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近日报告显示，自2006年以色列国庆日起一年内，以色列人口增长1.8%（12.1万人），全国总人口达到715万。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温州的发展，温州人经商的智慧和以色列犹太人都是耶和华神特别恩宠赐予的智慧；）

 

*中国目前最大基督教堂——温州基督教会柳市堂，被誉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基本信息：

中国目前最大基督教堂，该教堂外的十字架高63米。

该教堂可以容纳5000人同时敬拜，感恩礼拜时会有6000到8000人参加。

温州是中国福音最兴盛的地区之一，被誉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历史沿革：

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已有120多年历史。

柳市堂原址于柳市后街向阳路，一个多世纪以来，原教堂经多次毁坏、重建、重修，现因老教堂年代久远房屋失修被定为危房，且规模难以满足教会发展信徒增多的需要，故易地复建于柳市吕岙村。

2008年6月26日，奠基开工，历时五年现已全面竣工。

2013年1月1日，落成，新堂献堂并欢庆圣诞，席开900桌

2013年2月19日～20日，举行落成感恩庆典。

2013年2月19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温州柳市调研基地，尚属国内首例。

教堂设计

投资人民币4500万，总规划用地13973㎡，其中大教堂用地6194㎡，计划建成一所现代化大教堂。

该教堂在设计理念上运用了简洁、现代的设计手法，简单、纯净的几何形体、全新的空间形式及造型，来塑造宗教建筑的时代特征以及教堂所特有的宗教语言。

而在主题思想上新堂以《创世纪》诺亚方舟故事为题材，以船帆和白鸽为基本元素，运用象征纯洁、高尚的白色石材为大教堂外观的主要材料。

（我们大家也看到了被誉为是“中国的耶路撒冷”。）

书11:3 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希未人。 

15:8 上到欣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又上到欣嫩谷西边的山顶，就是在利乏音谷极北的边界。　

书18:28 洗拉、以利弗、耶布斯（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基比亚、基列，共十四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是便雅悯人按着宗族所得的地业。

士19:10 那人不愿再住一夜，就备上那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加4:25 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儿都是为奴的。 

4:26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 

 

*温州是主钉“十”字架之处：

启11:8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 

（“温州的区号”我们大家都知道《0577》；《0577》翻出是个“十”字（http://www.diycode.net/default.asp）温州的人口是775万人；）

 

*温州还有座《橄榄山》：

亚14:4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结11:23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11:24 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藉着　神的灵，将我带进迦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

（将我带进迦勒底地：）

尼9:6 你，惟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军也都敬拜你。 

9:7 你是耶和华　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迦勒底的吾珥，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9:8 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革迦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 

结11:25 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 

太21:1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 

26:30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徒1:12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撒下15:30 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 

太24:3 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路22:39 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

（二）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

《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说，主耶稣在升天前向门徒述说了福音广传的行动策略：从教会的发源地耶路撒冷开始，广延向外直到地极。素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的温州，其福音拓展路向亦相类似，不过，初期教会迅速向外发展，主因是“受逼迫”，而近代的温州，则是由于经商。    

温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在浙江省南部，早在宋朝时已是当时的四大海港之一，更是朝廷的对外贸易重镇。经济发展蓬勃，对外接触频繁，早就养成温州人敢于外闯的习性。清末虽行锁国政策，但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将温州辟为通商口岸以后，情况又再恢复。在此之前，内地会在刚成立的第二年（1867年）便已差派宣教士到温州来，英国循道公会后来亦设立有温州教区，因此温州教会的发展较早及较具基础、规模，不少地方更是全村信主的福音村，连圣经译本中亦有温州方言的新约圣经。1949年前，温州信徒已有七万多，占全国信徒的十分之一。近代，改革开放以后，温州人更跑在前头，几乎全民皆商，足迹遍及全国及海外（温州是著名侨乡，侨居欧、美人数甚多），而温州信徒也秉承传统的教导，将信仰带到他们脚踪所及之处。

据官方统计，温州（包括辖下县、市）现有信徒一百多万，占该地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温州教会甚有特色：随处可见的大小教堂，建筑样式都很相像，大都附有教学楼；信徒几乎晚晚聚会，祷告会、查经会、诗歌练习、各种培训等，主日崇拜和主日学不少更是从早上到黄昏，在教堂内吃过晚饭才回家的；由于成年信徒多在外经商，所以平日聚会多是老人及妇女小孩，过年过节信徒回乡，情况最为热闹；信徒的家也很易辨认，除十字架外，外墙常有“耶和华以勒”“以马内利”“神爱此家”等字样。

温州人深知出外靠朋友之道，因此在外打拼时多互相关照，信徒间的联系就更是紧密。起初，他们以老人不懂普通话为由，在家中开始聚会，拓展该地福音工作，规模愈来愈大。近年，温州教会致力培育年青一代接班人，全国各地的温州人教会也相继响应，开办圣经班、神学班、音乐事奉培训班等。由于信徒散布面广，资源丰富且互相支持，所以成效较为显着。温州教会在经济的强大助力下有长足发展，加上近年又成功举办大型布道会等等，吸引不少教会慕名邀请他们的讲员去讲道、培训，“温州模式”造成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

然而，强劲经济背后带来的问题也不断浮现，如有些教会内奉献愈多者愈有“话事权”，受薪的传道人只能靠边站；富裕信徒中的婚外情、离婚率不断攀升，而传道人因缺少辅导训练，也不知如何处理等。我们为此祷告，深愿教会能在经济势头下站稳，走正道并补不足。      （作者专职国内事工）

温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基督教中心，民间称其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里是一群“老板基督徒”的故事。

（2015年10月12日曹南来 温州特写）

经商就是事奉。——一位温州基督徒商人

1、受上帝和国家保佑的民营企业家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温州的基督教伴随着区域发展而得到复兴。由于“温州模式”的经济发展自八十年代末已经成为官方媒体中改革的象征，温州历史上首次占据了中国政治地图的一个中心位置。在改革时期基督教复兴中也存在一个“温州模式”，其特征是在基督徒企业家领导下，当地教会发展迅速。很多基督徒企业家用圣经中的人名、地名来命名他们的企业，例如迦南鞋厂、伯特利钮扣厂、以斯拉书店和弥迦阀门厂。这些基督徒企业家因其逐渐增长的经济实力，已经赢得政府和当地百姓的颇多赞誉和尊重，而这增加了他们就宗教问题与当地政府官员协商的自信。

40岁出头的刘弟兄是温州一间家具厂的老板，同时他还是当地教会的领袖。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创办了自己的企业。在那之前，他是国营部门的一名普通工人。从一个出租房中的手工作坊扩展为现在拥有几条现代生产线和几百名员工的工厂，刘弟兄把自己的成功故事描述为“上帝特别的眷顾”。如他所说：

我们抓住了建厂的良好机遇，当时这一行业刚刚兴起并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看到了市场的前景，所以我们成功了。如果我们现在开工厂就可能会有困难。每年我们都有一个新的愿望而且每年总是能实现。我们的发展非常顺利。首先，这要归于上帝的保佑。其次，这与我们股东和工人的努力密不可分。现在，我们不仅在温州而且在同行业中都享有良好的声誉。这不能归于我个人的努力，而完全归于上帝特别的眷顾。

受家庭影响，刘弟兄在少年时期就成为基督徒。尽管他把自己财富的急剧增长主要归结为上帝的作工，但是他知道只有当政府在改革初期开始保护私有经济时，他才能够抓住这个对商业发展来说史无前例的机遇。作为经济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刘弟兄对改革时期的政府和融入当今社会经济主流，持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而作为当地一所教会的创建者之一，刘则为他的教会找到了合法的公共身份。他详细描述道：

目前，相对其他家庭教会而言，我们教会的观点不同。我认为我们也是家庭教会，但是我们需要有勇气面对政府。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使用政府赋予我们信仰自由的权利。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邪教，我们应是合法的。近年来，政府也倾向于承认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纳税人，并且或多或少都为社会做了一些贡献。此外，他们知道我们做事的方式和背景。他们肯定相信我们不会做类似于邪教或反政府的事情。我们遵守所有的官方规定，缴税，服从政治秩序。此外，我们正在服务社会。现在，社会上存在一些问题。政府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在和谐社会中，宗教的力量不容忽视。因此，政府相对承认我们。所以，我们的教会有很大的空间。严格地说，我们的教会不是官方许可或在官方登记的。但是我们这样一个家庭教会与政府有着一定联系。

表面上，刘在谈论他的教会，但是他的企业家身份在他的语言中更为凸显，就好像他是在评论他的企业的社会角色，以及他作为一个国家许可的私营企业家的权利。当谈到他“对社会的贡献”、“缴税”、“与政府的联系”这一点时尤为明显。他清楚地知道国家承认他的教会是基于他作为一个老板，或用他的话来说——一个“纳税人”的成功。

三年前，刘和另外几个捐助人花了800万元，在一栋办公楼里买下了现在这个1，500平方米的教会场地。温州市政府大楼距此仅仅几个街区之遥。刘原本是想在当地宗教事务局为自己的教会登记的，但是宗教局的官员拒绝了他的申请。这种新型的城市教会，是介乎于官方登记教会和传统意义上“未经许可的”家庭教会之间的第三条路，即作为政府默认而未登记的“家庭教会”。尽管他的教会没有拿到体现国家宗教管理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但是刘运用他通过商业与当地政府建立的平稳关系，获得了相关部门的非正式承认。“那些官员喜欢和老板维持良好的关系”，他自信地说。事实上，当地宗教事务局领导的一位亲戚，是刘的工厂的商业合作伙伴。中国现在普遍的情况是，地方上的一些党员干部羡慕新富裕起来的人的经济实力，他们想要联合新富裕的人来谋取自身物质利益。刘对他的教会的现状很满意，因为政府已经允许他们可以举行宗教活动。此外，教会的非登记身份得到很多年长信徒的支持。这些信徒仍留存着极左时期受“国家”迫害的痛苦记忆。

既是成功的商人又是有影响的教会领导，刘弟兄的这种双重身份属于老板基督徒的温州模式。尽管温州“老板基督徒”未必都能像刘弟兄一样，平衡好他们在商界和基督教社群的角色，但他们仍是温州改革时期基督教复兴的重要人物。一位年老的当地教会领袖不情愿地说道：“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人和农民是教会中的领袖，而现在则是老板担任教会领袖。”他把这种转变归于上帝，说“上帝作工的环境变了”、“老板有从上帝而来的异象”。所谓“上帝作工环境的转变”，反映了从毛泽东主义工农领导到现今企业家和科学家领导的意识形态转变。在如此快速的转型时代，基督徒企业家已经在威望和领导能力上，超越了年老的教会成员。从那些在当地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基督徒企业家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50多岁的陈弟兄拥有最大的温州基督徒企业——神力（字面意思是“神的力量”）集团有限公司。该集团成立于1984年，目前有20多家制造公司，总资产超过一亿美元。陈是奉行改革的当地政府想要急切联合的较为典型的私营企业家。陈的身份使他获委担任体制中的几个重要政治职务，并且获得了“全国杰出民营企业家”的称号。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私人商业活动的禁令，严厉地打击了他在经济上的雄心;他曾因犯“投机倒把罪”而被收监69天。今天他把自己在监狱中对上帝的体验讲述为一个神迹，而把自己很快被释放看作是不断祈祷的结果。然而，他从一个贫穷的三轮车夫到中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的个人转变，则是更为神奇的故事。在一个主要是企业家基督徒的聚会上，他做了这样的见证——他回忆自己以前的艰辛并对目前的成功做了超自然的解释：

我过去曾失业，但是现在我是神力集团的总裁。当然，上帝肯定是借我来作祂的工。以前我是拉板车的，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但是上帝现在给我温州商会主席、温州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等职务。这些都是普通人不能想象的事情。过去我也不会想到，但是这些都已经发生了。我想上帝肯定有祂自己的安排，祂让我做祂想做的？？所以我认为上帝这些年一直很爱我，作为牧羊人，上帝不让任何一只羊走失。

就像陈为自己的企业所起的名字那样，他认为上帝的能力能使他在新兴的市场经济中勇往直前。陈在当地的电视节目和报纸上公布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我曾听过很多温州基督徒复述他的个人见证，他们把他看作温州官方对基督教高度宽容的象征。他曾在不同场合强调信仰和国家的和谐共存，宣称：“国家的稳定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几年前他以私营企业家代表的身份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经历，使他在当地基督教社区成为一个更加备受尊敬的人物。尽管他作为一个繁忙的企业家，未能频繁参与教会的日常事务，但是他在当地教会的出现，常常会增强当地信徒面的自信心，也向他们表明，基督教是一种得到社会承认的信仰。

与陈所发挥的象征性影响不同，高弟兄是国家管理地方社区的实际执行者。40多岁的高弟兄经营服装厂已经十多年。一年前，上级选派他为所在工业区的负责人，管理区内三千多居民。那时，他正在当地教会上一个为期六个月的神学培训课程，因为他计划有一天能全身心地服务于教会。作为一个地方商业领导者，他因为有能力带领当地群众一起致富而享有声誉。如他所说：

如果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上帝的支持，我会本着正义和爱做出最大努力。在这三年的任期中，我可能会损失上百万元，但是如果我促进了这个区的发展，这种荣耀就远远超过损失。我知道发展的机会来了。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为什么工作那么努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和基督的爱？？用这个职务来彰显基督之光，并让人们看到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有能力和决心做到。我们不会感到疲倦，相反我们会很高兴地去追求它。

高的基督教信仰激励他细心公正地管理这个社区的事务。他按照“上帝的标准”，成功地应对了当地一个筑路工程中黑恶势力的干扰，拒绝了各种形式的贿赂。当高的一个对手试图通过向其上级组织打小报告，说他信教是迷信时，他没有妥协。他甚至借机抨击当地政府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因为基督徒把彼此都当作兄弟姊妹并且实事求是。事实上，在处理当地的各种问题时，他的基督徒身份比他的其他身份更突出更有帮助。当地人普遍认为官员干部是腐败的和自私自利的。事实上，与他竞争同一官职的对手曾经试图通过贿赂获得这一职位。尽管现在说政府和教会在共同追求当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有效合作还为时尚早，但是基督教无疑已经在当地的行政管理中被视为有用的社会力量而得到政府的承认。至少这个个案表明，当地政府可能更偏好一个遵守基督教伦理、努力促进当地发展的干部，而不是贪婪寻租但在意识形态上“值得信任”的无神论官员。

上述几位基督徒企业家快速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经历，在改革时代的温州并不罕见。从贫穷的工人、农民到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甚至政府合作者的急剧个人转变，反映了在改革时期市场转型中，温州从贫困的乡镇发展成全球市场经济中一个充满活力的区域中心的过程。国家政策调整以后，温州基督徒企业家得到国家的认可，他们也更为积极地配合政府，并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国家的宗教管理。此外，他们所具有的现代商业逻辑，极大地推动了各项教会活动的开展和管理，其中，传福音正是此类活动的核心。

2、发展语境中的福音传播

为了回应“上帝的呼召”，很多温州基督徒企业家都怀着与他们追求经济抱负相同的热情，在温州内外进行福音布道。一些人已经放弃了经商而专门在全国传播基督教。更多的人找到了一种方法——把传福音整合到他们经济发展计划之中。基督徒企业家在实践中，已经将他们的战略视野和管理经验，运用到组织传播福音工作中去。为了协同努力和调配资源，温州在1980年代末建立了一个跨教会福音团体。这个团体得到当地企业家的赞助，其目标有三个：传福音、培养当地福音传播的力量和建立全国范围内温州商人的福音网络。他们已经成功地在很多贫穷的内地省份传播了福音。他们的经济实力，为他们在获得当地干部的批准和吸引当地群众皈依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到中年的戴弟兄从前是做生意的，现在是一位牧师。在一次讲道中，他与大家分享了他近期在中国西南贫穷地区一次布道的经历。乡镇政府、当地宗教事务局都支持他们在一个体育馆进行福音传道，并且欢迎他们以后再来。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的背后，是温州基督徒带来的投资和物质利益。这近似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行为。事实上，戴弟兄的福音传道，是在“西部大开发和扶贫”这样一个中央政府推进区域发展规划的背景下进行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基于基督徒企业家的经济优势及其对国家政治运行情况的了解，他们响应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号召，并以接近那些当地高级官员作为要务，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推动福音传播的策略。

有着十一年传道经验的常姊妹把自己的策略总结为“自上而下”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特征是：在向当地群众传福音之前，先从该地区最高层的干部开始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常姊妹过去经营一家衬衣厂，后来把生意交给她的亲戚而全职“为主工作”。她代表温州的一家私营企业游说一位内陆贫穷城市的市长，在他的城市建立了一所以孤儿院为基础的福音传播中心。

（谢选骏指出：在这样一个“官本位社会”里，“自上而下传播福音”的方式，显然“合乎国情”。）

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们则有时把地方政府看作能够极大推动他们信仰传播工作的潜在合作者。这与他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与政府形成的积极工作关系是相对应的。侯弟兄曾经分享了他与华中地区的一个地方政府谈判的经历：

他们邀请我们温州企业家去投资当地一个占地五百亩的高中。作为基督徒，我要求他们提供包括三件圣事在内的投资环境。首先，我要求在那里建立一所宗教学校，一所像哈佛大学和剑桥大学那样基于基督教文化的学校，他们同意了。第二，我要求建一间专门用于教会聚会的礼拜堂，他们也答应了。第三，我想要他们提供一个像韩国的祷告山那样的圣山。韩国的快速发展就是他们祈祷的结果。当地政府答应批给我5,000亩山地。

侯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中年商人，拥有一间总部设在上海的投资公司。他也是一位区级基督教协会的领导，这个协会是由宗教事务局直接管理和政府批准的新教组织。他曾因为捐助各种救济和公共发展项目而得到当地政府的赞赏。侯具有引人注目的商人风格。他在一栋高层商务楼的顶层拥有自己的基督教协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由一位基督徒企业家朋友提供的。作为一位虔诚的信徒和被政府认可的教会领袖，他为信徒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架设了一座桥梁，并以此服务于教会。

对基督徒企业家们来说，将福音传道和经济发展成功地结合在一起的经验，已经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他们在应对当地政府时表现出的自信，部分来自于他们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原则的认知。

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们将福音和商业发展结合起来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创造一种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企业文化，他们对这种文化赋予现代的、进步的和有助于推动生产力的内涵。一些按照圣经来处理雇主与员工关系的译著（例如《管理箴言》），在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中十分流行，有些甚至被列为温州企业管理层的必读书目。部分基督徒领导的温州工厂，会定期邀请当地教会的小型布道团，向大多来自贫穷内陆省份的员工传福音。在某眼镜厂内进行的一场布道会中，一位年轻的老板传道者对着一群刚刚完成当天任务身着工服的工人说道：

温州有很多老板。这是因为上帝的特殊恩典。你们从外省市来的或许也有将来在这里成为老板的强烈愿望？？你们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你们的老板。相反，你们应该感激你们的老板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工作环境。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成为一个被他人需要的人。我们的工作是由上帝安排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上帝的特别召唤？？

这种类型的基督教训导被证明不仅是一种福音传道的有效方式，而且也是加强纪律和实施工厂管理的一种新方法。诸如辛勤工作是人们的天职、经济上的富有印证了上帝保佑之类的观念，都为贫穷但有抱负的工人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出于一些实际原因，工人们通常会殷切地追随他们温州雇主的信仰。一些人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皈依了基督教。

刘弟兄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商人，他努力把基督教信仰应用到他的工厂经营中，并且在他的员工中推广作为企业文化的基督教。用他的话来说，此举的目的就在于“提高教育程度不高的民工的素质和净化他们的心灵”以及“以上帝的道来治理工厂”。他认为在工人中培养一种强烈的自发工作伦理，有助于降低日常管理的成本，最终会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他在工厂里面设有一个小教堂，这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教堂每天早上都会举行宗教仪式。他每个月在那个教堂讲一次道，作为公司的领导，他的出席自然会吸引大量工人参加。为了进一步贯彻基督徒企业观念，刘要求厂内所有的经理和主管，每周都去参加一个小型的圣经学习班来了解基督教文化。这个学习班的主旨在于提高他属下的管理技能，他表示自己并不太在乎这些经理和主管们是否真正信仰基督教。

把世俗企业管理和基督教信仰完美结合的实践，不仅满足了要达到的经济目标，而且也实现了传福音的目标。正如刘弟兄曾说：“我真诚地希望所有工人不仅追求物质上的丰富，而且能够认真思考他们的人生价值。通过聆听福音，他们能够接受基督教信仰，改变生命，真正成为一个被上帝祝福的人。”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名工人在刘的不断影响下受洗。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企业文化和工厂管理的语境下进行的福音传道，显然已经与国家宗教管理的政治语境分离。这在改革时期的国家空间中实际上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在这个空间中，经济发展是核心工作，而传统道德的说教，已经无法有效地监管工人和激发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3、与政府融合并改革教会文化

当国家把温州模式纳入其经济发展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区域发展促进了当地宗教环境的去政治化和政教关系的重塑。今天的信徒能够通过现代商业行为使他们的信仰身份合法化。正如一位基督徒老板所说：“经商不等于事奉上帝，但是对那些有着真正基督教信仰的人来说，经商就是在事奉上帝。”在被要求就温州的经济发展和信仰的关系发表评论时，很多老板基督徒都经常把欧洲与美国的教会数量与经济领先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显而易见的答案。一些人甚至在他们布道时引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精神》（1976）来强调这种相互关系。然而他们颠倒了韦伯关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的经典论点，以此合法化他们在市场转型中的基督教信仰和企业家身份。基督教伦理在这里显然已经成为温州老板为理性化的市场经济提供超越性意义的一个文化“工具箱”（a cultural “tool kit”）。在这个意义上，温州的基督教与中国乡村基督教相比较，它更多地充当了西方现代性的象征而不是提供一种救赎或反抗的媒介。

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试图通过信仰来寻求他们的重新定位。作为改革中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已经为刚刚获得的财富找到了超自然的理由。他们将自己在改革时代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功和温州的快速发展，归功于“圣灵的作工”、“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怜悯”和“上帝因温州长期的基督教传统和大量基督教人口而赐福”。但是却很少提到温州模式中的辛勤工作和勇于冒险的精神。

这种超自然的归因也与他们对于传福音的热情紧密相连。很多人深信，如果他们支持传福音的工作，上帝就会保佑他们的企业，并且他们相信自己给予的越多，上帝的回报也就越多。温州基督徒关于“经商就是事奉上帝”的观念与政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致富光荣”的话语相呼应。他们在企业界的成功，不仅完成了新教徒为了荣耀上帝而努力工作的义务，而且也符合改革导向的政府强调经济发展的世俗要求。因而，他们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不管是在基督教还是在政府的话语中，都得到了颂扬。基于在日常商业实践中形成的强烈的能动性，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们积极地调和个人信仰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重塑宗教和政治的界限。

富裕的城市基督徒企业家们不仅想在教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也想极大地扩大信仰在教会有形边界之外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必须妥善处理乡村地区阻碍社会经济参与的保守信仰传统。有些人在面临企业家和宗教身份的冲突时，会通过放弃其中一种身份来解决冲突，而更多信徒力图寻求将二者结合之道。城市基督徒群体具有一定的优势，他们能够通过重塑教会文化以及疏远传统的乡村基督教而构建一种双重身份。

新近成立的、每月一次而被称为“事业人团契”的企业家聚会，正是体现这一宗旨的创举。据一位基督徒企业家组织者说，团契的目标就是“为所有事业人提供一个相互交往的平台，以及为了基督而整合与分享资源”。按照他们的定义，事业人是指居于教会“高端”的人，包括企业家、教师、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和牧师，但是他们明显地优先考虑大企业家。这个针对当地基督徒精英的社交聚会，是一个原则上需要获邀才可以参与的活动。组织者会在预定会议时间之前的一周，打电话或者用请柬发出邀请。大会要求所有参加者必须签到并留下他们的头衔和联系资讯。每次团契聚会持续四小时。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外请的一位专家做演讲，随后总会有活泼的讨论互动环节。外请的讲员全部是基督徒，并且都在信仰与经济关系方面具备专门的知识，尤其是在推动以圣经原则为基础的商业管理方面颇有心得。发言人中包括一位教授，演讲的内容围绕基督教信仰在发展健康的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还有一位是作家，他探讨基督徒如何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团契最重要的一次活动，就是摩托罗拉中国总部前总裁来的那一天，这位总裁是著名的美籍华裔基督徒，他作了关于基督徒企业家的机会和责任的发言。

每月一次的事业人团契通常会吸引来自城市不同区域的众多参加者。这个团契有助于使企业家们自感融入并参与和从事教会事务。很多人感觉专家的演讲，帮助他们厘清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信仰问题，并且纠正了他们对于信仰和经商关系的态度。在参加了一次团契聚会之后，一位年轻的商人评论道：“我们过去认为只有布道和传福音才是服事上帝。实际上，发展个人商业也是一种事奉上帝和展现基督的爱的方式。”一位中年老板回应道：“如果我在十年前听到这个演讲，现在就会发展出更大的企业、挣更多的钱。”之前，当他生意做得很好的时候，曾被年长的信徒指责为“崇拜玛门”和“爱世界”。

以往那种保守的信仰传统对年轻一代的信徒影响相对较小，这些人都成长于改革时代，因而他们几乎没有历史包袱。20多岁的田弟兄代表了年轻一代的基督徒老板，他们对教会与社会隔绝的状况十分不满。作为团契的一个策划人，他向当今的基督徒企业人提出了一系列质疑：

如圣经所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16）

回顾教会的历史发展，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将灵巧和驯良完美结合的时代。是耶稣的要求太高了，还是我们需要更深刻地反思自己？一个教会如果没有良好的管理意识和战略眼光，怎么能做到灵巧、机智？一个不考虑社会和责任的教会，如何见证驯良和爱？现在整个社会都支持“构建和谐社会”，所有的企业也都在专注于制定使他们的品牌适应当前环境的计划。基督徒专家们能为教会和社会做些什么？“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我们该怎样期待，该怎样为之祈祷？

谈论“构建和谐社会”和提到“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表明田弟兄非常熟悉政府的用语。他对教会在未来促进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持一种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一点与很多年长的教会成员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后者对社会参与持一种消极的态度。

作为企业家，团契的组织者定位这个团契时表现出十足的精明。尽管这个团契通常在当地的教堂举行，但它却有自己的组织结构，而且独立于任何教会。在中文里，“团契”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是社交聚会或组织。因此，严格意义上这个团契是违反当前限制官方登记教会之外的基督教组织或聚会点活动的国家法律。团契的组织者意识到了这个潜在的法律问题。田弟兄向我解释说这就是他决定在下一期的简讯中，把“团契”这个词改为“讲坛”的原因。实际上，组织者在交谈中经常使用“团契”，而在所有的书面交流中（包括背景幕布、赞美诗册、团契徽标和参与者的标识卡）均使用“事业与信仰讲坛”。

尽管很多温州基督徒还挣扎于圣俗两分的困境，但是团契的参与者已经在建构双重认同和形成信仰与商业活动相辅相成的新愿景。不同于别的企业家社交俱乐部或者聚会，这个基督徒企业人团契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为终极目标，并严格地在灵性架构内进行一切活动。这个团契总是在开始时唱半小时的赞美诗，接着进行众人同声的祷告，就仪式形式而言，这些与定期教会聚会并无区别。细微的区别在于，团契中温州基督徒企业家通常会带领祈祷，以此来感谢上帝引导演讲嘉宾来到温州，并希望上帝赋予演讲嘉宾讲真话的力量。接着，演讲嘉宾会作一段祈祷，作为演讲的开端。他们为聚会选择的赞美诗比那些典型的温州教堂中所唱的赞美诗更具有社会意义。比如，他们反复唱《中国早晨五点钟》和《给我一颗中国心》。这两首歌都表达了基督徒们为祖国和平进行诚恳祈祷和祝福。田弟兄简单地评论了赞美诗的挑选，“我们想从基督徒的立场表明我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怀”。虽然最后的讨论环节经常会产生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但所有的分歧都会在结束会议时的同声祈祷和颂唱赞美诗中，达到形式上的和解和完美的统一。

这种定期聚会成为基督徒企业家们身份重建的重要文化仪式，并且创造了一种当地语境。在这个语境中，他们能够超越道德和灵性层面上对世俗商业交易的限制。一般最富有的基督徒企业家是在会上得到最多关注的人。这并非认可他们对教会的服事，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个人信仰和商业成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陈弟兄可能是温州最大的基督徒企业家，他总是受邀坐到演讲者对面的第一排，他有时也会受邀坐到台上，面对观众与演讲嘉宾对话。这个团契已经成为一个提供情感支援的团体，宗教身份和职业身份在这里得到调和。通过唱赞美诗、祈祷、听演讲和与其他基督徒企业人在演讲之后讨论，基督徒企业家们体验了一系列对保持他们双重身份认同非常重要的仪式。他们找到了传统教会背景下无法获得的文化资源和相互认可，并共同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教会文化。

这种新的教会文化其实与现代企业家的逻辑是一致的。一些温州基督徒企业家私下里谈到将事业人团契作为一个“开发有吸引力的信仰产品”、“提供高品质、专业的信仰服务”和“打造基督教的温州品牌”的机会。实际上，事业人团契提供了一个在高端环境中展示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机会，而且还增加了企业家们的文化资本。如上所述，演讲嘉宾都是著名的、有造诣的专家。因此，每月的聚会都是以专业的商务会议的形式召开。这尤其反映在井然有序的会议议程上，这些程序包括注册、发言人介绍、茶歇、小组讨论和总结发言。由几个基督徒企业家组成的策划执行组，负责监管所有会议相关环节的运作，其中包括发言人的邀请和接待、协调、技术支援、资金筹集和开会地点的选择、设计和装饰。在团契聚会的组织和管理的每个环节，这些基督徒企业家们都高度尊重专业技能和知识，并且依靠现代专业化的劳动分工，而正是这种分工构成了他们私营企业的基础。进口的身历声系统、投影仪、显示发言者自传的新潮展板，以及专门设计的团契徽标和参与者标识卡，都使会议呈现出现代、专业的面貌。还有身带基督教缎带的年轻女孩在入口处迎宾。此外，为了扩大影响，在会后还出版和传阅通讯，通讯上附有彩色照片及短文描述这一事件。团契的现代风格体现了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们作为社会领导成员的自我定位，以及他们对自身在经济现代化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自我认知。

尽管现代性的官方话语中并没有为宗教发展留下多少的空间，但是温州的企业家团契表明，作为一大世界宗教传统的基督教，代表了一种高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伦理基础，这与受到官方禁止的宗教活动类别——“封建迷信”形成鲜明对比。基督徒企业家们正在用他们的社会经济优势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话语权，来吸引潜在的皈依者，并且通过展现高素质信徒的生动事例来影响国家和社会。刘弟兄这样评论道：“我们想要改变人们认为基督教是没有知识和无事可做的人才信的这样一种观点，这样人们才能重新定位基督教。”

改革时期，政府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是强调个体对市场原则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双重忠诚，这体现在精神文明的官方话语中。通过温州模式的经济发展所获得的成功，温州企业家已经向全国展现了他们在现代市场经济生产中的能力。而通过对引人瞩目的企业人团契的组织和管理，温州基督徒企业家们既显示了宗教虔诚，又展现了企业家精神。他们同时忠诚于宗教信仰和理性化的现代性，在这一点上，他们反驳了将现代、文明、世俗与贫穷、迷信和宗教视为二元范畴的看法。

4、结语

在本文中，我尝试就关于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后韦伯式议题展开对话，指出由改革推动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既使得当地信仰活动脱敏，又促进了当地的信仰活动。新兴的市场经济已经通过塑造国家和教会都嵌入其中的大众意识而在政教互动中发挥了媒介作用。因其遥远的地理位置和以私营领域为中心的经济，温州在政府控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地图上处于边缘位置。然而，作为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公开支持的市场经济的成功模式，温州已经经历了一个逐步成为中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温州人在维护和展现他们当地的文化传统和宗教身份方面获得了自信。快速的区域发展已经中立化了（neutralizing）社会政治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当地宗教信徒们学会如何面对国家的权力，而众多城市企业家信徒的存在极大地增强了当地基督教的社会力量。

本研究以改革时期温州的基督徒企业家阶层为研究对象，提供了一个现代性中宗教创新和成长的范例。现在的基督徒企业家大多是中年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只有十几岁。作为改革的受益者，他们已经渐渐内化了改革中国家政权的治理模式。一些非常有抱负的信徒，已经利用现有的体系来传播信仰，这样一来，他们就参与了政教关系的重塑。很多企业家已经担任了当地的教会领袖和牧师，他们把自己在现代商界所获得的经济资本、社交知识和公民技能，转化为他们在教会管理中的能力。他们与老一辈的信徒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于边缘化的乡村信徒，企业家们想要融入当前的社会经济主流当中，并且想在公共场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塑造了适合他们情感和身份需要的教会文化，而并不一定与制度化的宗教权威保持一致。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宗教和企业家身份积极地、创造性地整合在一起，在国家所鼓励的商业发展的大环境中对基督教进行脱敏。

（三）“中国耶路撒冷”的成因

从2014年2月到7月底，中国浙江全省至少二百二十九座教堂十字架被拆除，而“重灾区”是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温州。教会在温州地区比较普及，每一个县，很多乡镇，都建立起了教会，信徒数量众多，因而温州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

十字架被拆除，与中国当局几十年来执行的宗教政策相抵触。“这是宪法层面的问题，中国大陆的宪法还是有一个落不落地的问题，并不是宪法写上了，就真有保障了。我们要追溯的，还是宪法的可信赖性。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原本就拥有的权利”。但是，从根本上说，十字架被拆除并没有伤到教会，反而很可能是对教会的成全。对于教会来说，你可以拆掉有形的看得见的十字架，却拆不掉人们对上帝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政府行为，政府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组织，是一个高度精细化的系统，它做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是精密推算过的。但信徒说，当看到大规模拆十字架的时候，他感受是“上帝改变中国的时代来了，《圣经》中的话将要应验，我非常平安”。

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在中国基督教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了解温州基督教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你知道为什么吗？——聊聊温州基督信仰的传播历史》说：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教会也被迫分裂为东部教会与西部教会。1054年的时候东西部教会正式分化，在西部的被称之为“罗马公教”也就是天主教，东部的教会被称之为“希腊正教”也就是东正教。十六世纪欧洲开始了宗教改革，而改革的对象就是天主教。改革之后的天主教分为旧教和新教，旧教依然被称之为天主教，而新教简称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其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基督教指的就是“新教”。新教又区别为三大派别：路德宗、加尔文宗和英国国教（也叫“圣公会”）。相对于马丁路德，加尔文对教会的改革更加的彻底和激进，而“英国国教”的诞生却颇具戏剧性。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妻子是当时西班牙的凯瑟琳公主，本来是要嫁给亨利八世的哥哥的，但还没等过门亨利八世的哥哥就去世了，在父亲的强迫下亨利八世娶了这位凯瑟琳公主，但他却爱上了公主身边的侍女，于是就想要和自己的妻子离婚，然而教皇并不批准。亨利八世一气之下就自己做了英国天主教的教宗不再承认罗马教皇的地位。

改革后的基督教传入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基督教在我国的传播受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基督教的传入是伴随着晚清政府被打开国门和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之下的被动接纳，民众在心理层面上多少有些难以接受。另外基督教的一神教信仰的特征也与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差异。

但晚清基督教的传播却在温州地区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到1949年为止基督新教在温州共有教堂628座，教徒83308人。天主教教堂128座，教徒31867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会的严厉打压之下温州的信徒们依然悄悄地开展地下团契的聚会，改革开放后政府放松了宗教信仰政策，温州的教会发展迅速信徒达到数百万之众，几乎村村都有自己的教堂，因此温州也被称之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现在一说起温州，说起温州人，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温州人有钱，但和大家印象中不同，晚清时期的温州却是穷得叮当响，老百姓们都快活不下去了。用郭德纲的一个段子来比喻就是穷得：“茶壶除了嘴不漏哪儿都漏，一家三口晚上睡觉就盖一张创可贴”。赵钧在《过来语》中描述当时的温州：“饿死于路中者，日有数尸”。首先开拓这样一片贫瘠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福音的种子的人中不得不提一位被温州人称之为“跛脚番人”的传教士——曹雅直（George Stott）。

曹雅直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岁那年他不留神在路上跌倒磕到了膝盖，就是这个看似很正常的小意外却导致他两年后被迫截掉了左腿。他在病床上痛苦地躺了九个多月，然而就是这九个多月的时间让他加固了对基督信仰的信心，苦难带给他的不只是折磨还有生命的长进。痊愈之后的曹雅直开始从事教育工作，在一间学校教书，后来他从一位准备去中国的朋友那里了解到了中国是一片缺乏信仰的土地。我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可能很多人不同意，然而中国人之所谓信仰是“灵则信”，要是花完钱去庙里烧完香所求之事不灵验转头就骂娘。我们还很自豪地说我们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其实就是啥也不信。用袁腾飞的话说：“一边读四书五经，一边烧着香炼着丹，家家户户都是孔子、释迦摩尼、老子并排挂，也不怕他们哥仨掐起来”。什么是信仰？易中天先生说，信仰就是对超自己、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

当时的曹雅直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定要去中国宣教。然而当时并没有一个宣教机构愿意派一个瘸腿的传教士去中国。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Hudson Taylor）在中国创立了“中国内地会”，此时的戴德生深感宣教工作的压力，急需更多的传教士来帮助他。1865年8月他特地跑到苏格兰找到曹雅直，并为其安排了去中国的事务。后来有人问曹雅直说：“为什么是你？一个只有一只脚的人，想到中国去呢？”他说：“因为我没有看到两只脚的人去，所以我必须得去。”

经过了一路四个多月的奔波，曹雅直一行终于在1866年2月抵达了宁波，曹雅直在宁波待了18个月后就前往温州开始在温州开展传福音的工作。当时的国人对于洋人有一种又惧怕又恨恶的情感，初到温州的曹雅直一行人甚至都找不到可以居住的地方，因为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一个洋人。好不容易从一个沉迷于抽大烟和赌博的人手中租到了房子还被当地的老百姓砸烂了房门。艰难的落了脚之后，曹雅直在当地办起了一所男童学校，他为学生们提供免费的午餐，慢慢的参加的孩子越来越多。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当地却流传开了一个谣言，说曹雅直是在诱骗这些孩子，要挖他们的心肝来制作药物。

1869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曹雅直说“在我家里有十二个男孩，小学校长，我的私人教师，两个佣人以及一个老洗衣妇。如果按我的意愿来管理他们，那是可以的，但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我日常时间安排的清单。早上六点起床，灵修、祷告并吃早餐。早餐之后，我在学校里有一个短讲，然后祷告。接着，就是检查和供给家里的需要，如买米、菜、鱼以及柴火；针、纽扣、鞋子等等；尺寸、数量、以及它们的质量，都要作好决断。去市场购买完了之后，我就要去做自己的研究，并预备礼拜天的讲章和事务，或者去接待一些重要的来宾，然后寻找一切的机会向他讲解真神、罪恶以及救恩。晚餐后，我继续自己的研究、接待来宾、或者带上一些福音小册子去乡村寻找机会为耶稣基督传道。因为我还是不敢公然地冒险在大街上传道。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孩子们跑到学校之外，我就必须为孩子们而忙碌不停或尽量不让他们胡闹直到晚饭时间（在黄昏之后）。晚饭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娱乐，如背诵一些故事，或者展示图片，还有一些音乐直到祷告时间。当一些朋友加入，大家有能力时就诵读经文，接着有短讲，然后以祷告结束。接着是孩子们提问的时间，我总是尝试展开他们的理解力，一旦发现思想开小差，就帮助他们安静下来。我的身体很好，这里的天气对我来说特别合适；有时我的灵性很好，但有时又会陷入低谷，甚至想到面前许多事和人的困难，甚至包括我自己的。若你没有尝试过连续两年或更久的时间把自己拴在同一件事情上，你就不能明白我的处境。从这里到最近的宣教点需要八天时间。然而，要是有人给我机会去选择自己今天的处境，我只能说‘温州’，纵使我有能力去治理一个国家，我不愿改变。”

为了便于在女性当中做传播福音的工作，曹雅直和在宁波的一位英国女传教士结了婚。结婚后的第二天夫妇二人就匆忙赶回了温州，并建立育婴堂等慈善和教育组织。在曹雅直的努力之下男童学校的12名孩子中后来有两位正式受洗。1870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这样说：“……主经常以这些鼓励我们，即使处在黑暗的时刻，也是如此。这显示了应许的时刻已经来到，庄稼成熟了！”

还有许许多多像曹雅直这样为传播福音奉献自己，为开拓温州这片信仰荒蛮之地付出许多辛勤的人，例如在温州传教26年之久的著名汉学家、英国传教士苏慧廉，他一个洋人用被网友称之为“最难懂的方言”的温州话翻译了《圣经新约》，可想而知其中的艰辛，但他们坚信神会纪念他们。曹雅直、苏慧廉只是众多为传播福音奉献自己的人中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这些传教士以及一代代牧师们的耕耘，如今的温州才成为了全国基督教信徒最多的“中国的耶路撒冷”。

基督教在19世纪由内地会和循道公会的英国传教士传入。

1867年11月，中国内地会来华后的第二年，派遣独脚教士曹雅直牧师首先进入温州，虽然遭受不少敌视，然而温州地区却成为内地会在中国最兴旺的地区[1]当时开辟的花园巷堂存留至今。

英国偕我会（United Methodist Free Church，1911年改名圣道公会，1934年再改名循道公会）在1877年派遣李华庆牧师进入温州。1881年冬，偕我会派遣年仅20岁的苏慧廉（W·E·Sootill，1861年—1935年）到温州，他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学习温州方言仅半年，即能用温州话登台讲道，以温州方言翻译《新约圣经》，并且根据温州方言的发音规律，创编了曾盛行一时的瓯音拼音文字。乡村妇孺学习一、二个月，即可用以通信。苏慧廉在温州地区传教26年，先后发展教徒万余人，建立9个联区，270余处分堂。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是1898年他主持重建的温州城西堂，至今保存完好。苏慧廉还创制了没有7、4两个不易唱的音名，只有1、2、3、5、6五个音名的中调、长调、短调、八七调、七调等五支曲调，有的至今尚为信徒所传唱。苏慧廉还在温州创办了最早的西式教育和医疗事业，其中著名的有艺文中学（1897年—1925年）和白累德医院（1906年—1953年，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前身）。温州教区是循道公会在华传教最成功的2个地区之一（另一个是以云南昭通为中心的西南教区，信徒大部分是苗族）。

1928年，一批平阳县传道人参加倪柝声在上海哈同路文德里召聚的得胜聚会后，脱离原有宗派，回乡建立地方教会。此后，温州地区，尤其是南部苍南、平阳一带，陆续成立了数百处地方教会，成为地方教会在中国最兴旺的地区。

到1949年以前，温州地区已经有7万多基督教信徒，占全中国的1/10。今天，基督教在温州仍然非常活跃，信徒占总人口的比例是15％，也就是100多万（官方数字）。教堂与聚会场所相当密集，城乡各处十字架随处可见。很多村庄都不止一间教堂，因此温州也常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市区著名的基督教堂有：城西堂（城西街73号）、花园巷堂、吴桥堂、警世堂、将军桥教堂等。

（四）说说温州民间的宗教信仰

谢选骏指出：有些人说温州人善于经商就是信仰的回报、上帝的恩典。其实，基督徒在温州人口中的比例，不过百分之十五。虽然大大高于中国基督徒的平均值，但是事实上其他宗教的魔鬼信徒也许更多。

《温州民间的宗教信仰》描述了这种宗教混杂的状态：

当今，在社会上人们常常会碰到问及你信什么的问话，都会听到回答：信佛。其实在温州民间一般称其信佛的大都是信奉“道教”，信奉的即是玉皇大帝所统的各路诸神与诸仙。信仰佛教的则大都是年龄已上岁数的信徒，信奉的是释迦牟尼佛之法门。在信仰的视觉里出现进了神殿庙，烧了寺院香的朦胧信仰。更有信仰基督教的信徒把自己所信奉的说作是：信道教。在当今民间所出现混淆朦胧的信仰，在此借助一角之空间同大家略讨信仰之历史概况。当今，在社会上人们常常会碰到问及你信什么的问话，都会听到回答：信佛。其实在温州民间一般称其信佛的大都是信奉“道教”，信奉的即是玉皇大帝所统的各路诸神与诸仙。信仰佛教的则大都是年龄已上岁数的信徒，信奉的是释迦牟尼佛之法门。在信仰的视觉里出现“进了神殿庙，烧了寺院香”的朦胧信仰。更有信仰基督教的信徒把自己所信奉的说作是：信道教。在当今民间所出现混淆朦胧的信仰，在此借助一角之空间同大家略讨信仰之历史概况。

温州历史上信奉宗教概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

1、温州信仰道教的历史概况

温州道教源远流长。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温州的东瓯王驺摇，酷信鬼神。历史上温州道教的广泛、传播之昌盛与之有着直接的关系。三国朝吴时代，自道教徒在永嘉大箬岩劈石室以来，温州的道教也曾历经兴废交替。清末至民国时期，温州市区有道观：85座，永嘉32座，乐清18座，瑞安102座，平阳21座，泰顺2座。公元2000年，温州各地已达到848座。

东晋朝代，著名道士葛洪，曾到永嘉东蒙山、平阳昆阳东山炼丹；孙恩，世奉“五斗米道”，举义旗后波及温州，遂有道教徒加入义军，更推动温州道教的发展。

南朝， 著名道士“山中宰相”陶洪景， 先后居永嘉大箬岩、青嶂山、瑞安陶山， 著作《真诰》和《本草经集注》七卷， 并采药为民治病。

唐、宋朝时代，温州道教相当盛极，宫洞、道观众多，道教名流相继辈出。据道书记载，道教所称的“洞天福地”，温州就有五、六处之多。

至元朝，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清微等道派逐渐合流，归并以“符箓”为主的正一派。其时，在温州道派有：茅盈之清微派、许逊真君之净明派、张天师之龙虎山派、玄武派、神宵派、闾山派、三奶派等。

元朝以前，在温州的道派有：金丹派、紫阳派；到元朝时，紫阳派和龙门派等，分别又称为：全真道之南宗和北宗。龙门派，于元延佑年间，自黄岩委羽山传入；明、清朝代至民国时期，在温州道脉渐盛。此时，温州的宫洞、道观除市区的应道观、紫宵观、玄真观（巽山斗姥阁）属紫阳派外，其余大多属龙门派。温州道教遂正式分为：正一道、全真道两大道派。

（1）、全真道：又称：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道义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主张：道教、释教（佛教）、儒教，三教合一。不尙符箓，不事烧炼，提倡全神炼气，出家修真，不娶妻室，不茹荤腥，生活主要是：习经、清修、炼养。男性为道人，称乾道；女性为道姑，称坤道。全真道有：南、北宗之分。支派有：龙门、华山、蓬莱、金山、金辉、尹喜、真武、玄武、请静等派别。

（2）、正一道：又称：正一派，原身为“五斗米道”。东汉朝顺帝时期，为张陵所创，到元朝初，已传至三十六代后裔张宗演，被忽必烈封为：“汉天师”、“辅国天师”。至元朝成宗诏见其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村，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龙虎山、茅山、阁皂山）符箓”。此后，凡是道教的符箓各派统称“正一道”。正一道“专侍符箓，祈雨驱鬼”，主要从事符箓斋醮，为人祈福消灾、保阳生、度亡灵。道士生活和俗人一样，食酒肉、娶妻室、生子女、其道观系父子相袭。俗对其称呼为：师公或经友先生。正一派支派也较多，有：茅君派、净明派、清微派、武当派等。

2、温州信仰的佛教宗派类有：禅宗、天台宗、律宗、密宗、净土宗。

西晋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在永嘉罗浮山立佛塔；东晋太宁三年（公元325年），在永嘉习礼坊（今鹿城公园路），建崇安寺；唐改称：开元寺。以此温州的东瓯大地上，开创了佛教的先河.自南北朝到隋唐，温州建寺院近百座。天宝年间（公元665年至713年），玄觉大师在永嘉西山龙兴寺创禅宗道场，弘扬禅法，时成为江浙一带的禅学中心。会昌年间（公元845年），唐武宗下昭灭佛，寺庙被毁，僧尼还俗，温州虽地处海隅，亦遭波及。

五代十国，吴越王钱弘俶，笃信佛法，在平阳南雁荡山，设螺溪“普照道场”，复兴天台宗，并建崇教禅寺等十八座寺庙及沉香塔、铁塔：到宋代，温州寺庙已达200座。其时，天台宗已分化为：山家、山外两派。文昌.继忠法师旨在弘扬山家宗在妙果寺，设开元寺道场；山外宗信者众多，立教有规，著述辞理切直，为世人所崇信。唐朝盛传“永嘉禅”（即：禅宗）。入宋后，禅宗深入民间，演变成为：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

元、明、清三代，温州佛教曾几度兴衰。元代，省初法师著作《五门禅》，弘扬天台宗教规。明初，逆川法师（曾主持钟山元遮法会）。回温州后兴建大龙山报恩寺、茶山实际寺等十余座。金壁峰禅师，创玉苍道场，成为玉苍派（属临济宗）开山祖师：后在浙南、闽北陆续分化为：仙坛、半山庵、岩庵.宝兴庵等，师徒相承，经济相袭的子孙派系。 清初，著名高僧法幢，在头陀山重建密印寺，设临济宗道场，温州禅门又呈中兴之势。清末，谛闲法师竭立中兴天台宗，光绪皇帝赐《龙藏》一部，奉旨于密印寺传戒，并在岑岐重建宝坛讲寺、灵岩寺等。明清年间，由于各宗各派兴衰，温州佛教渐以净土宗为主流，户户观音，阿弥佗佛名号深入民心，家喻户晓，妇幼皆知。

公元一九二一年，弘一法师来温，卓锡庆福寺、江心寺，景徳寺、伏虎寺，闭关潜修，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公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部份僧尼还俗，有些寺院改作他用。六十年代中期，庙宇、佛像，法器等遭受严重毁损，宗教活动停顿。八十年代初，政府放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归还改作他用的寺庙。几经翻修、重建，至使当今，寺庙林立，金砖碧瓦，宏伟亮丽，瓯越大地呈现一片辉煌景象。

3、温州信仰天主教的历史概况

天主教：在历史上，曾两度传入温州，均受挫而止。

元朝年代，景教与天主教传入，史称“也里可温”（蒙古语，意为：有福缘的人）。据《元史. 典章》三十三卷记载：大徳八年（公元一三0四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房计（籍），与佛、道教分争教徒。元亡后，“也里可温”亦渐消失。

明末清初，多明我黎玉范（西班牙籍）等传教士，从福建福安来永嘉、瑞安、平阳等地传教。后因“中国礼仪之争”，而再度中断。

清朝道光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法国遣使会传教士以宁波为主教驻地，在浙江开展传教活动。公元一八六九年，乐清陈希林、陈茂庆到黄岩栅桥天主堂领洗信教；公元一八七四年十一月，该堂中国籍马宗良神甫访温州，为祖籍福建的三十来位老教徒在温州花柳塘巷设立活动点。从此，温州天主教教务隶属于宁波教区；公元一八八0年十二月，温州成立本堂区；一九0三年升格为总本堂区。此后，平阳于一九一一年，永强于一九二0年，虹桥、枫林于一九二八年，瑞安于一九三0年，钱库、坎门于一九三二年，蒲门于一九四一年，先后成立本堂区。公元一九四九年六月，温州天主教脱离宁波教区，自成教区。初名为：永嘉教区，不久改为温州教区。主教由宁波主教戴安德（法籍）兼任，副教主为：苏希达。

公元一九四八年十月和一九四九年五月，天津望海楼教堂法籍传教士司仪芳两次来温州，在董若望医院，进行反对共产党活动，“妄图破坏人民解放事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与该医院大姆姆葛良贞（意籍）同时被驱逐出境。

公元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市区周宅祠巷教堂组织“圣母军”支会，随后，永强、平阳、钱库等本堂区亦建立支会。一九五0年又设温州区会，并向“爱尔兰总部”备案。敌视各项政治运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被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取缔。

公元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潘嘉禄、吴钦华等三十二人发起，响应四川广元天主教徒《自立革新宣言》，发表《温州市天主教革新宣言》，倡导发扬自治精神，实行经济自养，贯彻自传原则。三月十二日成立温州天主教革新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召开温州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建立了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陈达夫；同月四日，方志刚被选为主教，成为温州教区首任正权主教。公元一九九九年，天主教温州教区召开第二届换届选举会议，蔡叔毅当选温州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公元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温州各地出现首批天主教徒，有来自祖籍福建的老教徒，有乐清里岙、永嘉茶坑等地的新教徒，有永嘉、瑞安等地的一批“无为教”信徒者。一九四九年统计，温州地区有信徒：32730人，玉环757人，青田温溪628人；到一九九九年统计，天主教信徒已发展到98397人。

历史上，于公元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在温州才始有外国传教士。一九三四年以前，以法国传教士为主，后由波兰传教士接替。一九四六年七月最后一批外国传教士离温。七十年来，来温的外国传教士共二十四人，其中法籍九人，波兰籍十二人，意籍二人，荷籍一人。

4、 温州信仰基督教的概况

历史上温州信仰基督教教派有：内地会、循道公会、耶稣教自立会、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分会、基督徒聚会处（又称：兄弟会、地方教会）、交通会、祈祷山、呼喊派。

（1）内地会：于公元一八六七年七月，由英国传教士曹雅直，自宁波来温州传教而传入，一八七七年设堂于市区花园巷，称：内地会，为基督教传入温州最早的一个教派。后渐扩大到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教徒要求自办教会，于一九二七年改名为：中华基督教自治内地会。到一九四九年，内地会在温州建有城区、西区、永乐、永瑞、瑞文、平泰六个区联会，有分堂134座。

（2）循道公会：于一八七七年十月，由英国传教士李华庆来温州传教传入，翌年三月在城西街嘉会里巷购房设堂，称：偕我会。一九一一年改为：圣道公会，一九三四年又改称：循道公会。先后建立城厢、永嘉楠溪（枫林）、永嘉西内（碧莲）、永嘉西外（西溪）、江北、上戍、乐清西（柳市）、乐清东（虹桥）瑞安、平阳十个联区，到一九四九年有分堂115座，栈房120处。

（3）耶稣教自立会：（分温属总会、平阳分总会），一九0七年平阳林湄川、黄里中等响应上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号召，从内地会和循道公会中分裂出来，开展自立运动，至一九一0年春，堂、点发展到40处，正式成立平阳耶稣教自立会。一九一二年，梁景山、谢楚廷等亦在府城施水寮建立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温属分会，一九一四年七月建首座教堂于乘凉桥。一九二0年，经中国耶稣自立会全国代表会议后，同意成立分别建立温州、平阳分总会。平阳分总会称：浙闽分总会，温州分总会称：温属总会，一九四一年迁址至三牌坊教堂。

（谢选骏指出：我的祖父就是谢楚廷，他们那一辈人在温州建立了“中国的耶路撒冷”，我们这一辈人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来到了地理上的“耶路撒冷”，而不仅仅是精神上的耶路撒冷。）

（4）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国籍牧师尤树勋等毅然决定脱离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圣道公会”，与一批教徒一起进行自立。于一九二五年七月在沧河巷建立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活动范围渐及永嘉、乐清、瑞安、青田、玉环。至一九四九年，在温州建有五个联区，121座分堂。

（5）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浙南区会：一九一六年，上海的曾路得、熊湘元来温州宣讲安息日道理，并在五马街建立活动点。后又遣：支访坚、邬天恩来温州传道，活动点迁至甜井巷，后移沧河巷。一九一八年夏，华东教区联合会会长：韩尚理（美籍）来温州筹建安息会浙南分会，翌年春在南塘街成立，会长为美国传教士：韦更生。一九二四年建总堂于：头梳脑。至一九四九年，设有永嘉、乐清、瑞安、平泰四个区分会，53座教堂。53处堂点，主要分布在温州、瑞安、苍南，“守安息日”，区别于其它教派的是“星期六”之特点。

（6）基督教聚会处：又称：兄弟会、地方教会。一九二九年平阳桥敦：王禹亭、张悟生等人在石丁步头建立聚会处。翌年春，温州：潘活灵、章高来等先后在珠冠巷、大厅巷、仓坦前进行聚会活动，一九四三年在西城下购房建堂。一九四九年发展到有活动场所111处。至今已发展到有堂点360多处。地方教会自称无上下组织隶属，以地名为名，无论大小均一律平等，故称之为：兄弟会。在教会里，不设牧师、教师等圣职人员，只有信徒、同工、长老称谓，他们只负责聚会时的整领兼办理一些事务性工作。

（7）交通会：交通会来自于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其活动范围只在乐清的翁详、黄华、白象、柳市、虹桥、天成、乐城等地。一般都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基督教分派组织。到八十年代，交通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自愿加入了"三自"组织，服从政府领导和管理。另一种却不服从政府领导和管理，不参加“三自”组织，与“三自”组织抗衡，属于无组织的自由派。堂点有80余处，信众约四万余人。

（8）祈祷山：系部分基督教反对“三自爱国组织”，不接受政府领导和管理。其活动范围只在永嘉的桥头、阳岙、桥下、西溪、岩头、枫林、昆阳、翼宅等地。宗教活动中喜欢召开所谓：“灵感奋兴会”、“守望祷告”活动，其活动大都选择在农村或偏僻的地方搞宗教狂热，有扰乱正常宗教秩序趋向。

（9）邪派组织呼喊派：该派的策源之地是在苍南龙港镇新美洲村，“政府”于八三年、八七年、九一年、九六年、九九年先后五次对其进行打击与专项整治，其活动有所收敛，信徒人数有所减少。其活动范围主要分布在鹿城、苍南、平阳、瑞安、乐清、文成，该教为逃避政府对其的打击，除个别不定时在教堂活动外，大部分以“小排”为单位进行活动（10人至20人信徒为一排），无固定聚会点。近几年，其内部也发生分歧，分成两派，一派仍不参加“三自”组织，不与政府接触；另一派不参加“三自”组织，但同意接受政府领导和管理，要求政府给予场所登记。

自“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会、循道公会、基督教自立会、耶稣教自立会都取消各派名称，统一实行“联合礼拜”。

黑暗时代降临了。

（另起一页）

第三节

历史的沉思

（一）耶路撒冷三千年

《耶路撒冷三千年》读后说：

看耶路撒冷的历史就像在看犹太人的历史，它在公元前曾经是辉煌圣洁的圣城，但它被异教徒摧毁后，它便仿如从天堂堕入凡间，尽管圣殿还在，但是城市残破凌乱，市内污秽不堪，贫穷人四处何见。耶路撒冷直至二十世纪才再度于战火中缓缓重生。它的兴衰起落，就和犹太人的命运紧紧相扣。作者赛门·蒙提费欧里就把这三千年的耶路撒冷历史娓娓道来，让我对犹太人和亚伯拉罕教派有很深的感叹。

看罢本书我才知道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原来有如此深的渊源，但这一历史事实令我益发对这三个宗教之间的冲突（特别是近代社会中伊斯兰与基督教的纷争）感到悲哀，说得夸张一点，三个宗教其实“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是即使到二十一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间的冲突仍然是此起彼落，对于一些教徒来说，信仰影响的不只是习俗及价值观，它更可能决定一个人的财产、地位甚至生命（在Eliza Griswold的《The Tenth Parallel – Dispatches from the Faultlin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Islam》有详细报导）。当然若果我们仔细分析这些冲突，便不难发现很多宗教冲突往往都涉及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如争夺石油、水源、统治权等），但是不少涉及冲突的当事人都是基于自己的“信仰”、“神的旨意”等宗教理念来引导他们的行动。而最令人惋惜的是，历史上其实不乏三教信徒和平共处的时代，如波斯时代的大流士王朝及公正者欧玛尔时代，基督、犹太、伊斯兰教徒混杂在耶路撒冷城内，为何千年过去，基督徒及伊斯兰教徒到今天仍要刀剑相向？

相信听过犹太人立国故事的人，都会对犹太人抱有一份同情之心。三千年前犹太人曾建立自己的犹太王国，但先后被外围的大帝国所歼灭，他们经历了超过二千年寄人篱下的日子，统治过犹太人的国家亦不计其数，从远古的埃及、巴比伦、罗马，到中世纪的十字军、阿拉伯军，及至近代的奥斯曼、英国，个中犹太人经过无数次的被劳役、被打压、被宰杀，及至二十世纪中还要经历德国纳粹灭族大屠杀，让人不禁想起旧约圣经的预言──在获得救赎前，犹太人必定会经历一场大浩劫。二战过后犹太人好不容易才重回耶和华赐予他们的应许之地，建立现代以色列，这样的“结局”彷佛就如童话故事般美好（当然童话故事不会有这么血腥悲惨的剧情）。但是当我们只要一看今天约旦河西岸和加萨地带每天所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以色列无理的围城行动及限制人和物资进入巴人区域的禁令、还有以色列（以及美国）在联合国上不停阻挠巴勒斯坦人立国的意图，我们难免会想︰为何惜日的弱者今天竟然反过来成为施害者？是因为昔日的悲惨遭遇让他们忘记了慈悲及同理心，取而代之是麻木不仁。这样的结果又是三千年前的犹太人所预想、是圣经所预言的吗？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报应”，所有的反侵略，最后都会演变成为反向的侵略，这是由人类的原罪决定了的。）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阅罢《耶路撒冷三千年》后的我不禁会想：如果旧约圣经没有指明犹太人要重回耶路撒冷、如果公元一世纪维斯帕和其儿子提多没有攻陷耶路撒冷、如果一战后阿拉伯人接受英国人提出的立国建议（将巴勒斯坦分为70%阿拉伯国和20%的以色列国，耶路撒冷则交由英国管治）……这些如果一旦实现，今天的以巴冲突局面会否能够避免呢？另一方面，面对这三千年用血写成的历史，以巴双方何时才会承认双方共同在迦南地生活繁衍的合法性？而作为两个民族所共同敬仰的神，祂又为何忍心让自己的子民互相斗争？还是我们的智慧不足以领悟神的启示？ 

谢选骏指出：

所谓“两个民族所共同敬仰的神”其实并不存在。在他们彼此看来，对方崇拜的其实是魔鬼。就基督教而言也是如此，所以在约翰福音中，耶稣基督称犹太人为“魔鬼的子孙”。

（二）犹太人、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

《犹太人、耶路撒冷及巴勒斯坦》这样说“犹太人的起源”：

根据旧约记载，犹太人的祖先是埃布尔兰。埃布尔兰99岁的时候仍然膝下犹空，耶和华向他立约、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并把他改名做亚伯拉罕。神又要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礼。亚伯拉罕其时笑着想：“一百岁的人还可以有孩子吗？撒拉（他妻子）已经90岁了、还可以生养吗？”但结果不久后他妻子便生下艾萨克。艾萨克的儿子雅各布曾用“一碗红豆汤”骗取了哥哥以扫的长子名份。他亦曾与天使摔跤，故因此被改名为以色列（希伯莱语，意指与神角力之人），而他便成为犹太人的祖先。雅各布有十二个儿子，他们的后代成为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雅各布第十一子约瑟曾被嫉妒他的十个哥哥卖到埃及为奴，后来却成为埃及的宰相。及后由于雅各布及众子所住之地迦南有大饥荒，约瑟将父亲连众兄弟等人举家迁往埃及居住，雅各布全家族从此便在埃及落地生根。数百年后，埃及人奴役以色列人，耶和华于是呼召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并应许将他们祖先所居住的迦南重新赐给他们。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征服迦南后，将迦南地分给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公元前1050年左右，非利士人击溃以色利人。面临威胁的以色列人推举扫罗作为领袖，又选出大卫来辅助扫罗。大卫骁勇善战，在和非利士人的战争中打败巨人勇士歌利亚，自此一战成名。后来扫罗因为嫉妒戴维而反目成仇，最终大卫出走叛变至非利士麾下，并获得一座城池作为领地。扫罗其时统治北方的王国（以色列），大卫后期则统治南方（犹大）。后来大卫攻入耶路撒冷，统一以色列，并建都耶路撒冷。

大卫死后，他的皇位由所罗门夺得。所罗门在位期间建立圣殿和所罗门宫殿。他死后，国家再度分裂成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在公元前八世纪，亚述崛起，它呑并以色列，当中雅各布的十个支派便因而灭亡（或因民族融合的关系而不再成为独立的部族），余下的两个部族则尚在犹大。灭亡后的以色列曾一度反抗亚述人的统治，但叛乱始终被敉，叛变的以色列人亦被放逐至亚述国内其它地方充当奴隶。另一方面南方的犹大同样面对亚述的威胁，在耶路撤冷快要失守时，希西向亚述王献上无数财富以求换取和平。结果亚述王答应，但犹大王国缩小至仅耶路撒冷一地。

亚述帝国其后被新巴比伦王国所灭，犹大王国亦趁机扩张至昔日以色列的领地，但不久亦被新兴的新巴比伦王国所攻破，耶路撒冷被摧毁，圣殿也被夷平。但该次陷落却对三个宗教有深远的涵意︰对基督教来说，耶路撒冷陷落是一种明确而永恒的期望；对伊斯兰教来说，它的陷落则表示犹太人并非被选中的民族；而对于犹大人来说，这次灾难则代表他们以前未能恪守上帝的律法，故此他们尽管苟延残喘于巴比伦王国下，但仍坚守自有的习俗。

强大的巴比伦王国终有衰落一天，最终它被波斯王国所推翻，而统率波斯的正是居鲁士大帝。和残暴的巴比伦王国不同，居鲁士大帝容许犹大流亡者返乡，并容许他们重建圣殿。为了与巴比伦统治期间居住的撒玛利亚人有所区分，这批返回故土的犹大人自此便改称为犹太人。居鲁士大帝逝世后，继位的大流士继续履行居鲁士大帝所订下的法令，容许犹太人继续建造神殿。最终神殿在公元前515年完成重建，是为第二圣殿。

波斯帝国最后被希腊的马其顿王国所取代，马其顿君主亚历山大没有太干预耶路撒冷。他死后，耶路撒冷数度易手。在欧洲，罗马开始崛起，并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在庞培统治时期，统治犹太人的领袖安提帕特向庞培靠拢，最终获得庞培信任，而安提帕特的次子希律则获委派管理耶路撒冷。希律虽然性格残酷（如他为了向罗马示好而杀害国内的犹太人），但他懂得迎合罗马皇帝（包括安东尼、埃及艳后克利欧佩特拉及屋大维），故获得罗马帝国的支持。在他治下曾一度失落耶路撒冷，但最终亦重新统治圣城。他又重建圣殿，所以犹太人对他是既爱亦恨。

希律逝世后，他的职位被多人争夺。此时拿撒勒人耶稣已开始在耶路撒冷内传教，并成为一股新兴力量。他抨击当权者腐败，又宣扬末日的来临，故为当权者（包括罗马帝国和希律政权人士）所不满。最后耶稣的门徒犹大将他出卖，令耶稣被捕，他在受到犹太人胁迫的罗马总督彼拉多的审判下，被判十字架死刑。耶稣的死象征了他代世人赎罪受难，而他所宣扬的基督教学说自此在历史上开枝散叶。

但是作为一个新兴宗教，基督教受到罗马政权的强力镇压（如暴君尼禄便是当中的臭名昭著者），而统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为了巴结罗马，也不遗余力地迫害基督徒。尽管面对严厉打击，但是基督教仍然日趋盛行，其中保罗的努力功不可没。他努力传播耶稣的福音，主张任何人只要信奉基督，即使信奉者不守犹太人的律法，也可获得上帝救赎，故此不少非犹太人开始转而信仰基督教。

除了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受到罗马帝国打压外，杀害基督的犹太人亦无时无刻不忍受着罗马帝国和他所委任的傀儡的压榨，所以这些邪恶的人民也对罗马心存不满。一次意外的叛乱使犹太人公然挑战罗马帝国，面对圣城的叛乱，尼禄采取毫不姑息的态度来应对：他派出维斯帕及其儿子提多率领大军进攻耶路撒冷，结果耶路撒冷被攻陷，大量犹太人被屠杀，仅存的生还者亦被关押成为奴隶，罗马军进城后大肆放火抢掠，这个曾经是无比神圣、被信徒视为人死后最先复活的地方经此一役后沦为废墟，而“以色列”一国便从史书上消失了近二千年，直至二十世纪才重见天日。

耶路撒冷的衰亡，造就了大量犹太人流亡至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备受打压的基督教在经过三百多年的传播后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直至公元312年，东罗马帝国（亦称拜占廷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进攻意大利前夕看到天空出现巨大的十字，他领悟了这个启示并下令士兵们在盾牌上绘上十字，最终战胜敌军。君士坦丁自此宣告不再迫害督教，宽容基督教正式进入罗马帝国。崛起的基督教在当权者的加持下蓬勃发展，相反迫害基督的犹太教则渐渐受到执政者的排挤甚或打压，信徒要么改信基督教，要么只能掩饰他们的信仰及习俗。

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的带领下诞生。穆罕默德自称他是继大卫、所罗门及耶稣等人之后的“使者”，开始传教，并渐渐夺取了阿拉伯地区的领导权者。他死后，继位的伯克尔巩固及扩大已有的领土，而下任领导欧玛尔更成功打败东罗马帝国，进占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领土。作为胜利者及异教徒，欧玛尔没有在耶路撒冷内进行大肆破坏或压榨基督徒，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及伊斯兰信徒三方混杂而居。

（上文主要参考赛门·蒙提费欧里的《耶路撒冷三千年》一书。

谢选骏指出：公元七世纪时候的阿拉伯人是野蛮民族，文理不通的“可兰”足以说服他们了。公元四世纪时候的中国人已经是文明人了，即使高深的佛教也还是不能最终说服他们。至于现代就更是如此了——阿拉伯只是文明过一次，中国可是已经文明过两次了，所以现代中国人就成了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仅仅害怕肉体的酷刑。除非杀光他们，就不足以获得稳定的秩序，这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周期屠杀的内在原因！

（二）英国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罪魁祸首

犹太人的上述起源，深深影响了现代巴勒斯坦的格局。

《被出卖的阿拉伯人》指出：

一战时期，英国为了应对奥斯曼帝国，做出了三个互相冲突的承诺，致使中东埋下了大量冲突和战争基因。

位于欧亚交汇之地的中东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大国政治博弈和玩弄权术的重要舞台。从奥斯曼帝国灭亡到伊斯兰国的兴起。这近一百年时间里中东乱局，就从没有停止过。

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当年西方殖民列强“人造”中东政治版图，才埋下了大量冲突和战争基因，开启了一个世纪之久的中东政治版图裂变进程。这个“西方列强”就是英法两国。

当今中东的多数国家，原本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疆域或属国。奥斯曼帝国鼎盛的时候，疆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从东欧一路绵延到阿拉伯半岛南部再环绕地中海地区。

其实，在一战前，曾经辉煌一时令欧洲人闻之色变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沦为“欧洲的附庸”。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竟然不顾国力衰落，加入德意奥三国同盟。这场席卷欧洲的风暴也彻底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

奥斯曼帝国的加入对英国的利益影响最大。英国当时正称霸中东，其势力从印度和埃及进入这块辽阔的地区。为了保住利益，英国在一战期间许下了三个诺言，这三个诺言相互抵触，以至于英国根本无法做到，从而导致今天的中东乱局。

奥斯曼苏丹以伊斯兰教领袖的名义，号召世界穆斯林同协约国进行"圣战"。英国为了消除这一威胁，争取阿拉伯人的支持，积极鼓励麦加谢里夫·侯赛因对土作战。侯赛因为了摆脱土耳其的统治，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也急需英国的支持，于是双方进行了旨在结为军事同盟的谈判。

侯赛因一开始胃口很大，1915年7月14日，他写信给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提出双方结盟的基本条件，欲建立起一个涵盖整个阿拉伯半岛、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庞大帝国，并要求英国同意废除外国在阿拉伯国家内享有的特权。英国政府拒绝了这些条件。

经过几次信件讨价还价，在局势的压迫下英国只好做出模糊的承诺，基本同意侯赛因所提出的要求，但列出了两个例外：叙利亚西边地区（考量法国利益）以及巴格达以南（英国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马洪只字不提巴勒斯坦。

1916年，侯赛因恪守信用，履行了和英国人达成的协议，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叛乱活动。此举对英军从西奈半岛经由耶路撒冷进军大马士革有着决定性的帮助。英国派劳伦斯组织阿拉伯反抗者进行奇袭。屡建奇功的他名垂青史，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在长达八月的秘密通讯当中，英国做出了第一份领土承诺。这份通讯在当时从未公开，而通讯本身也非正式文件，事后等到英国反悔时，有些评论便指责侯赛因对于英国人的承诺有过多美好的幻想。

在麦克马洪爵士与侯赛因通信的同时，英国政府又派出了赛克斯爵士和法国政府磋商战后的中东政治安排。法国的代表是曾担任驻贝鲁特领事的皮科，两人于1916年十月达成秘密协议，大笔一划地在中东分出两国的势力范围：巴格达以南为英国势力范围，叙利亚海岸区域为法国势力范围，两者在此地享有直接控制权。

英法同时又对承诺给侯赛因建国的地区划定各自势力范围，英国的涵盖北阿拉伯半岛，从今伊拉克的基尔库克横跨到迦萨走廊。法国的从大马士革延伸到今伊拉克的摩苏尔。

为获得俄国赞同，英、法同意俄国吞并安那托利亚的东北部。但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这个协定，揭露了英、法的阴谋。让英、法难堪不已。

赛克斯-皮科协定是英、法两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交易。协定中谈到的独立阿拉伯国家，实质上是受英、法控制的殖民地，其版图比侯赛因-麦克马洪信件中规定的更小，而且大部分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贫瘠的地区。

由于侯赛因并不知道该协定的存在，事后便觉得被狠狠遭到背叛。该协定同时忽略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教种族背景，导致今天伊拉克与叙利亚纷乱不断。

1917年11月2日，英国人又做出了一份领土承诺，这一次，不要说阿拉伯人，连法国人也被蒙在了鼓里。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向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盟保证，“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巴勒斯坦被一许三国。

“民族之家”是“民族国家”吗？这又成了日后又一个争议点。如此模糊的承诺却是符合英国利益，因为英国需要博取犹太人的支持却又不至于将自己绑死到锡安主义的运动上面。而英国明确表态同情锡安主义的国际支持也正是锡安主义梦寐以求的。

英国能同意被压迫的犹太人进行民族自决，并大方将奥斯曼帝国的一块领土送给他们，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避免同盟国拉拢犹太人，并因而导致庞大的犹太资金流入同盟国手中；二是随着一战的深入，国际上对英国的帝国主义行径的批评越来越多，特别是来自美国的批评。

三个互相冲突的承诺最终炸开，1917年贝尔福宣言公开发表以寻求犹太人支持，同一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将赛克斯-皮科协定给公之于世。全世界震惊，各方也知道自己都被狡诈的英国给卖了。

1939年2月7日，英国政府召开希望犹太人与阿拉伯人达成协议的巴勒斯坦大会。英国颁布了一份白皮书，限制犹太人的移民数量至75,000人，并且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这份白皮书被许多犹太人和锡安主义者视为是对犹太人的背叛，并且认为那违背了贝尔福宣言。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做出的三个互相冲突的承诺以及战后的冲突大致决定了今天中东的政治格局，一百年来，中东地区一直无法摆脱一战的影响。

在非洲、拉丁美洲以及造成惨烈伤亡的二战后的欧洲，绝大部分国家基本上接受了战胜国家强加给他们的国境线，但是，中东的各个国家却不这样。1914年后中东成立的国家，以及划分的国境线，至今仍被这些国家的国民以及邻国视为非法。

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弗洛姆金的著作《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阐述了现代中东的由来：在这一广阔的区域，只有埃及、伊朗、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这四个国家相对比较稳定，埃及和伊朗因为悠久且未被外族割断的历史，即使遇到艰难的危机，领土完整也得以最终实现。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因为开国者的权力和血缘能够服众，因此相对稳定。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奥斯曼帝国不参加一战，那么土耳其可以保有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等地。石油资源异常丰富。然后帝国继续推行奥斯曼主义，弱化民族主义，以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国家主义维持帝国。这样现在中东或许不会像如今这般动乱。

一战已经结束近一百年，中东地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杀戮。

（三）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英国虽然制造了巴勒斯坦问题，但无意间打破了穆斯林垄断圣地的不幸局面。

在这样的乱局之中，使得“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末世呼召”得以兴起。

《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末世呼召－犹太人重返锡安，荣耀君王再临前的最终回》（蔡宜倩台北市报导）说，在末后的世代，这是一份全体华人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透过“一带一路”接棒，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更藉由《圣经》唯一提及的历法《犹太历》，参与犹太人回归的“阿利亚”行动，对齐天上的永恒时间。

“阿利亚”（Aliyah），一个鲜少被提及的美丽“名字”。

她，是希伯莱文音译，意指“犹太人移民回归以色列”，也是今年犹太历5776年－《2016祷告日志》的主题。

专家指出，“2015年是反犹声浪最高的一年”。以色列官方数据指出，犹太人在以色列境外致死的机率，比境内还高。这些，势必带动犹太人回归以色列——“阿利亚”的最高峰。

末世动荡不安，没有一人能置身事外。

无独有偶，近年中国大陆喊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称），与“华人接棒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命定呼声渐相契合。

由此可见，华人接棒福音的轮廓正逐渐清晰：几百年前，真理如何透过陆上与海上丝路“十字军西征”传给华人；如今，正是华人的机会，要按着“一带一路”承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使命，通过进一步的“十字军西征”，协助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地，实现神赋予华人的命定。

2015年，是二战结束70年，许多帮助“犹太人”免于纳粹杀害的各国“辛德勒”英勇事迹，纷纷上报。

然而，自去年（5775）犹太新年初，传出拉比在以色列遭枪击事件。2015年初，法国《查理周刊》枪击案后，犹太教堂、超市接连遭攻击。而时值犹太5776新年住棚节期间，以色列竟也传出犹太人遭巴勒斯坦人刺死事件。

对比70年前拯救犹太人的情形，现今犹太人的地位与局势，更加岌岌可危……

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译：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何西阿书3章4-5节

层出不穷的犹太人迫害事件，促使弥赛亚犹太人领袖伊坦·许克夫（Eitan Shishkoff）认为，现今的犹太人回归机会，前所未见。

而随着中东地区冲突不断，导致伊斯兰国哈里发横行、难民遽增，穆斯林恐怖分子化身成难民游走世界边缘的消息，层出不穷。同运势力近年在欧美等各国崛起，更企图攻占号称“亚洲第一个民主化国家”的台湾。

荣耀君王再临前，势必有更多动荡。然而，《圣经》多处指出，祂的选民——以色列12支派必须先回归以色列地，对齐“弥赛亚”（救主基督），欢迎祂降临，那可安歇的“新天新地”才会临到。因此，加入“阿利亚”，成为救援行动的一份子，形同迫在眉睫。现今的“阿利亚回归”机会，更是前所未见。

1995年成立帮助犹太人回归的“怜悯帐幕事工网络”（Ohalei Rachamim）、弥赛亚犹太人领袖伊坦·许克夫（Eitan Shishkoff）受访时表示：神曾藉先知书多次应许，必将祂的百姓从我们所散居的各地带回以色列。

“犹太人回归在我们这时代是超自然的征兆，先知何西阿说：经过漫长的日子之后，我们（犹太人）必归回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城，为要寻求神和我们的王大卫。”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怀中抱来，将你的众女肩上扛来。－以赛亚书49章22节

开封犹太人“阿利亚”回归纪录

“神能在所定的时间，带我们回以色列”

而华人中的犹太人足迹，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开封犹太人”。曾任ICEJ（耶路撒冷国际基督徒协会）芬兰办事处代表

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路；随着这条丝绸之路，唐朝在8世纪时，继续与阿拉伯国家贸易往来。而开封犹太人的已知历史，则可追溯到公元9世纪；同样随着丝绸之路，波斯犹太商人来到开封，受当时皇帝赐封“赵、张、石、金、艾、李”6个中国姓氏，并在1163年获准建立第一个犹太会堂。随着政权更迭，犹太人在开封的脚踪，也渐渐销声匿迹。

17世纪最后一名拉比逝世，最后一位智者也在1990年代离世，300个犹太家庭也被强行更换身分，登记为“汉族”或“回族”，开封犹太人似乎就此与“神的选民”断了联系。幸运的是，芬兰基督徒嘉维尔多夫妇当年来到开封，遇到开封犹太裔“金广元”一家，并鼎力协助金家在2000年经芬兰回归以色列。

接着2009年，第二批开封犹太人回归；今年（2015）11月，更将有5名开封犹太年轻人踏上“阿利亚”回归之旅。

“神已经开始预备他们的心回归以色列了。”“年轻一代对自己的犹太根源很感兴趣。他们给孩子取犹太的名字…”“我记得打从我还是小女孩时，父亲就告诉我：神能在所定的时间，带我们回以色列。”

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台湾总会理事长沈孝芬。（照片提供/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台湾总会）

此外，大陆南方，被称为“多马殉道”的所在地－印度，其间的玛拿西支派回归以色列，也时有所闻。“我们之前也欢迎过衣索比亚回来的犹太人。可是最让我感动的，是今年6月，有幸在以色列本古里昂机场欢迎200多名从印度回归的玛拿西支派后裔。”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台湾总会理事长沈孝芬说道。

当时，以色列内政部新移民局宣布，这群玛拿西支派将被安置在“戈兰高地”，也就是2000年前其列祖分配所居之地。“我与当场见证这一刻的姊妹都哭了！信实的神守约施慈爱，履行祂的诺言！”

即使现今的戈兰高地不如2000年前列祖所居时安全，面临的是动荡不安的叙利亚；他们仍旧欢喜快乐地“重返锡安”，“上行”至耶和华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

2015年6月，印度马拿西支派200人，回归其列祖所居之地－戈兰高地。

犹太人回归后的移民生活挑战

“身分认同危机，会因为认识弥赛亚耶稣而化解”。

众多回归案例固然令人欣喜，但犹太新移民同时也必须面临回归后的生活挑战。

“年长移民未有机会学习流利的希伯莱语。”ICEJ台湾代表云岚牧师受访时，提及一名回归以色列北方城镇卡兹林（Katzrim）的老奶奶，几乎不会说希伯莱语，无法谋生，只得靠政府救济。她指出移民现况，“尽管移民二代已融入以色列生活，却面对经济危机、缺少工作机会，甚至战争的压力。”

ICEJ台湾代表云岚牧师提到，一名移居以色列的弥赛亚信徒分享，以色列国中的犹太人身分认同危机，最好的解决之道就是“认识耶稣”。

令人兴奋的是，尽管新移民为以色列带来语言、纳税和工作竞争等挑战，回归人数却仍年年增加。而以色列社会是否因此对新移民产生不一样的声音？一名第二代移民说，“不会，因为以色列立国的精神即是成为每一个犹太人的家！”这让云岚更坚定地相信，“以色列立国宣言”是犹太人世代对应许之地的渴望，更是对上帝应许带他们回家的信心！

犹太人移民回归以色列的挑战，不只在实际生活层面上，更在心里认同上。“以色列社会中，大家老爱争论从哪里回归的犹太人比较优秀？谁才是真犹太人？是西欧的‘阿胥肯纳吉犹太人’？西班牙的‘赛法迪犹太人’？还是衣索比亚的‘贝塔以色列’？”

一名乌克兰回归移民、信耶稣的弥赛亚信徒“雅各布”相信，回归的最高目的应是认识耶稣，靠着信仰扶持克服内心空虚与回归生活的失落感。“这种身分认同危机，会因为认识弥赛亚耶稣而化解，犹太人的共同身分是弥赛亚耶稣的门徒。”

“所以最要紧的，不只是让犹太人回到以色列，这只是先知何西阿说的第一阶段。他也提到灵命的复兴，因为当他说到大卫王，他指的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耶稣。所以我们要祷告的，不只是让犹太人有实际的回归，也要有心灵的回归，归向真正的弥赛亚。”

然而，你知道吗？“受洗的犹太人”无法归化以色列国籍，因掌管移民归化的犹太事务局（Jewish Agency）当局较为传统保守。ICEJ回归工作总监、俄罗斯办事处代表傅沃德（Howard Flower）即在《2016祷告日志》专文分享－以色列认定犹太人身分的标准：

1. 传统犹太律法，母亲为犹太人即为犹太人；但改革派犹太教则认为，认定标准可放宽至双亲。

2. 根据犹太回归法（Law of Return），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其中一位是犹太人，即认定为犹太人。

3. 藉由正规的犹太教入教手续，非犹太人也能移民以色列。

他同时在专文中分享，十二支派（包括消失的十支派）回归以色列的现况与展望。回归的2万印度犹太人本尼以色列（Bene Israel），部分认为自己属“西布伦”或“亚设”支派；部分人的DNA却显示，其为“利未”支派后裔。而印度东北方则有7千“玛拿西”支派……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以西结书36章24节

1991年圣诞节，苏联共产政权垮台解体。3个月后，傅沃德从美国来到俄罗斯圣彼得堡，投入“俄罗斯大回归潮”的工作。“当100万名说俄罗斯语的犹太人，不断回归以色列的同时，前苏联国家也同步经历了极大的复兴。主让我明白这是圣灵双向式的动工！”他受访时表示，这正是以西结书36章22-36节说的：犹太人回归必成为神向列国未信者所作的见证，这是神在末世复兴万物的计划。

“因着在弥赛亚（基督）里成为一个新人，让犹太人和外邦人，让以色列和中国一同兴起……让我们一起展开‘上行’（Aliyah）之旅，使祂可以‘下行’（y’ridah）降临在这地……”复兴以色列事工（Revive Israel）使徒型创始人－亚设·因崔特（Asher Intrater）在《祷告日志》今年特别设计的“阿利亚留言板”上，留下这段话。

究竟，华人要如何与以色列一同兴起？“犹太人回归以色列”与“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两者间的关系为何？华人又如何难以置身事外？

华人回家风起云涌，一带一路兴起　“华人对齐犹太历，就是参与阿利亚”。

2015年，是回家运动风起云涌的一年。去年822耶路撒冷聚集，今年二战结束70年的日本回家；7月在香港甫落幕的“2015年亚洲回家”，列国站立宣告10月在德国举办的“全球回家”，要预备耶路撒冷大道。圣灵的风也吹到新加坡，9月首办回家。

然而，今年各场回家，均得见一个族群的身影，海外各地华人都参与其中。这是由于2010年正式定名“回家”的该运动，就是源自华人中间。

无独有偶，近年中国大陆也喊出“一带一路”，要透过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以及“亚投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振兴大国与路线所经国家的经济。太平洋建设总经理、以琳书房暨TOD大卫会幕祷告中心创办人章启明长老相信，由华人领军的“一带一路”，将兴起更多职场宣教士，承接福音“上行”耶路撒冷的使命。

“以色列拥有万国进入命定的钥匙。这份呼召，就是从华人中释放出来。‘华人参与回家’，就是一同参与‘耶路撒冷回归’。”而《圣经》新、旧约唯一提及的“历法”就是“犹太历”！“犹太历，是对照天上永恒的时间观。对齐以色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对齐犹太历。”

除了华人回家运动兴起，无形中促成圣灵运行“阿利亚，犹太人回归锡安”的平台，华人基督徒也可透过使用《2016祷告日志》，参与“阿利亚行动”（即帮助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对齐天上的永恒。犹太历是个不断循环的历法，第7年为安息年、第50年为禧年，而今年5776正逢禧年，别具意义。

不要觉得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或为犹太人祷告很狭隘，因世界的中心、神国永恒的首都耶路撒冷一旦有动荡，全世界必不得平安；而12支派的犹太人能否回归以色列地，集体欢迎耶稣，更关乎主的再来，以及这世界能否得享永远的真平安……

这群由犹太和外邦人组成的重量级阿利亚领袖，首次连袂在《2016祷告日志》多达55周的“本周守望重点”单元，分享全球五大洲犹太人的分布和回归概况，提出数据简介、以及节期守望与深度祷告重点。此外，《祷告日志》除了附上圣经记载的“耶和华的7大节期”，也附上重要的以色列节期，如：耶路撒冷日、以色列独立纪念日、大屠杀纪念日，便于掌握以色列的现况与脉动。各专文后特设的“阿利亚留言板”，期唤起华人基督徒对“阿利亚”的负担；读者可从“你也可以参与阿利亚”单元，了解各“阿利亚”事工的奉献与联系方式。盼望藉此满足荣耀君王降临的必要条件，让12支派都对齐天上君王，如施洗约翰般，预备荣耀君王的道路。

今年的《祷告日志》，除了单色印刷的生活版，更有放大的豪华彩色版，其颜色除尊贵的“君王紫”、象征禧年“受压制得自由”的“天空蓝”，更有契合伊坦牧师“怜悯帐幕事工”异象、如同绿洲般生意盎然的“清心绿”。因当初伊坦成立“怜悯帐幕事工”，就是因异象中看见，回归后的以色列新移民状况不佳，但在进到有神同在的绿洲后，身心灵皆得恢复。

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他们必须放弃原有国家的富裕生活，重新在以色列学语言、过生活。回到以色列的境内生活，不比原本在“巴比伦”好，选择回去，是出于相信弥赛亚的应许。

而今年，你每买一本祷告日志，都是在为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铺一条回家的路…

谢选骏指出：

耶路撒冷所囊括的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虽有差异，但他们的差异乘以几倍，也不如它们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差异大。由此可以想象推论，要中国人改宗基督教，比消灭上述三个宗教的差异，还要困难。但是，中国一旦实现了基督教化，则将陈底改变世界历史的运行模式。

（另起一页）

第四节

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兴起

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是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新教部分组织宣称得到的异象，目的是要努力传福音给中国周边以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亚洲国家。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目标是差派出传教士沿古老贸易通道丝绸之路，从中国到基督教的发源地地中海地区。

自2003年以来，“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最活跃的宣传者是的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家庭教会牧师刘振营，也被称为“天上人”。刘振营四处宣传这一运动，号称要沿着丝绸之路传送至少10万名中国传教士，并在国外募集了大量款项。但刘振营本人是中国教会内很有争议的人物，有牧者说刘振营是骗子，做假见证，打着传福音的名号骗钱。也有基督徒质疑这一运动的圣经基础，认为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且耶路撒冷和中东始终有基督教存在。

（一）反对意见之一

《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是撒旦导演的荒唐闹剧》说：

据行家说，传回耶路撒冷是纯中国特色的传教大行动，是最后收割的壮举，是全球差传的最后一棒，是神命定给华人的启示，这些讲法最能激起华人的自豪感，因此，受到很大热捧。据说，这个运动的异象起源自上世界四十年代西北或山东的尚处于襁褓中的一两个基督教团体和几个幼嫩的新生命的冲动，后来因为环境不合适中断了几十年，到了最近一二十年，因为这种口号被污秽不堪的极端灵恩派利用，又传到国外华裔中，被一批有文化的名望人所劫持，所以死灰复燃，演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闹剧。他们的讲法大概是我们华人基督徒不能只吃不拉，受了西方传教士的恩惠，也应该有所回报表示，就把福音再往西边传吧，传遍最后接受福音的阿拉伯人住的地方，一直传到耶路撒冷，完成福音传遍全球的大使命，然后迎接耶稣基督的回来。随着时间的递进，他们的一个个预言和大计划相继失败，丑态百出，最近又改口说，传回耶路撒冷不是传教运动的结束，而是开始，中国基督使徒应该先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传出来，传遍全世界。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们用圣经为试金石，马上就看出这个运动的本质是撒旦主导的抵挡耶稣再来的闹剧。

1、这异象出自人的骄傲和撒旦的欺骗。传福音是圣灵主导的工作，人只不过是配角。宣传这口号的人却妄图用人的策划运动“为荣耀君王预备道路”、“重建大卫的帐幕”，劫持圣灵工作的方向，牵着圣灵的鼻子走，这是控告圣灵比他们愚蠢。这是亵渎。

2、这异象与大使命的方向背道而驰。大使命说得很清楚，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向地极。无论福音书还是使徒书信从来没有说过要外邦教会往回传到耶路撒冷。大航海时代后的全球差传运动是符合圣经的，并不是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是传向地极。犹太人全民族悔改是圣灵自己在末世的大浇灌，不是外邦教会的工作（结34章，罗11：26）。这是不务正业。

3、这异象是拦阻耶稣的再来。耶稣有权柄在任何时候回来。外邦教会的任务是填满以色列人缺少的数目，而不是拿以色列人来充外邦教会的数目（罗11：25）。这个缺少的数目谁也不知道多少，只有神知道，所以谁也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者却规定在他们没有成功之前，耶稣没权利回来，这是抵挡神。

4、这异象是对末世论的错误认识。虽然对于末世论有几种解释，但最传统和正统教会普遍接受的乃是灾前被提，就是说，耶稣再来时，第一阶段先到天上接走新妇外邦教会（包括已睡的圣徒复活被提），然后是地上的大灾难，以色列人在大灾难前段认出被他们所扎的耶稣就是他们世代盼望的弥赛亚而悔改接受福音，以十四万四千以色列传教士为骨干的以色列人凭着他们坚强的信心、毅力、勇气、智慧和高科技迅速将福音传遍全地，也因为传福音受到全世界不信的人迫害，全世界敌对以色列人的国家民族联合起来进攻以色列，危难之时，耶稣带着千万圣徒从天而降，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和大灾难中信了以色列人所传福音的外邦人活着进入千禧年国度。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者却把以色列人全民归主放在了教会被提之前。这是无知。

5、这口号是体贴肉体的软弱，想走捷径缩短十架苦路。耶稣耽延不来，把我们放在十架苦路上熬炼，一方面是给更多人有机会悔改得救，一方面是要炼净我们，配得荣耀冠冕。（彼后3：9）高喊传回口号者却违背神的心意，想让主耶稣早点来，得救的人少点就少点吧，让他们少受点洋罪就好了。这是自私。

6、这口号是属灵的急躁症。自己生命不成熟就想担起属灵的重担，自己脚跟没站稳就想拉起别人，还没有学会走就想飞跑。这种急躁症和施洗约翰在监里时催促耶稣发动革命是一样的：我受够了这监牢的待遇，你不是弥赛亚吗，怎么还不动手，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起义，不知道我在这里遭罪吗。这是幼稚。

7、得到异象高喊口号者大多数自己并不去学阿拉伯语言，而是鼓动别人去献身，他们想自己不动一个指头，把重担放在别人的肩上，还要落个领袖头羊的名号。这是欺骗。

今天参与“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主要是哭重生派、灵恩派、和南韩的灵恩派在那里推波助澜，说要派十万宣教士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的目的乃是劫财。还有一批认为没有天国，没有地狱，没有审判，没有悔改的文化名人兴风作浪，胃口更多，说要兴起百万华人宣教士，除掉耶稣迟延不来的借口，妄图早点把耶稣接回来帮他们在地上建立天国，挽回他们民运政改失败丢的面子。当然也有些老实人是被忽悠跟着瞎起哄的，或者有些名人被人利用来作招牌了，求主怜悯他们。愿人们小心分辨，不要中了仇敌的诡计。

（二）反对意见之二

《慎思明辩》说——

1、小心陷入追星族——名人效应

近代世界上有不少人不知不觉成为追星族，就是成为世界各种明星的崇拜者、粉丝，什么球星、歌星、影星等等，各人投其所好，爱什么就追捧什么明星。可是这种风气不知不觉也吹进了某些教会中，使某些盲从的弟兄姊妹和同工开始注重名人效应，成为教会的追星族，一听说某人以前是搞政治的，某人是搞民运的，某人是高干子弟，现在信了耶稣，就开始吹捧起来了，不管他们的信仰是否真实，讲的道是否纯正，就一味地吹捧跟随，前些日子有人问我说，某某牧师是刘伯承的儿子是否属实，我说教会没有设组织部、人事局，去内查外调，就算是刘少奇、刘伯承的儿子又怎么样，在神面前同样都是罪人，没有例外，人人平等，其实有些所谓的名人，往往就像商业宣传名牌货一样被炒作起来的。现在教会的追星族，一听说是名人就觉得与众不同了，什么大牧师、大博士、大布道家，大仆人等等，大家以为只要是名人就不错，其实名人也会错，甚至错的更大、更重。张家坤姊妹曾说：“往往领人走错路的，就是这些名望人。又说名望害了名望人。”中国有句老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人一出了名，就往往看重自己的名超过主的名，不知不觉就落进撒旦所设的网罗里去了。所以我们不要成为教会的追星族，去追随那些名望人，那样是很危险的，就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讲的道，走的路，行的事、我们更要慎思明辨，以圣经为准则来衡量他们讲的是不是纯正，真正神的仆人我们要尊重，但不要过于圣经所记，更不要代替主的位置，唯有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要追随的对象。

2、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没有圣经真理的根据和支持

2004年，海外有个王永信牧师，在他主编的《大使命》刊物当中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叫《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国内国外有的教会和工人不加分辨盲目的随从，海外差传使团OMF称这个运动为“伟大的异象”，另外，在C牧师主编的《中国心》刊物中，后来也提到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有的弟兄姊妹可能要问，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有什么不对啊？向耶路撒冷传福音不错，若说《传回》有什么圣经真理的根据啊？圣经从来没有叫人《传回》耶路撒冷，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也没有命令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反而命令从耶路撒冷开始直传到地极，诸位神的仆人不要忘记，这个大使命主自己说是直到世界末了的，并没有一句话一个字叫《传回》耶路撒冷。如果是主的命令，怎么在这个大使命中主自己忘了说呢？

《传回》异象的说法前后不符互相矛盾。

W牧师主编的《大使命》双月刊2004年4月49期大意是这样讲的：1942年11月25日，有个马可牧师得到了一个“遍传异象”，他当时是陜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副院长。他在祷告中看到一个大水池，水从四面八方流进去，但一直装不满，因池底有洞，水又不停地流出去，于是他在灵里与神对话，他问主说：“主啊！这是甚么意思？”主回答说：“我不只要中国教会担负起传福音到新疆的责任，我更要你去完成大使命，将福音传遍天下。”传到新疆，传遍天下没有错，但W牧师的杂志讲的是《传回》耶路撒冷。

可是五年后在C牧师主编的《中国心》2009年4月至6月大意是这样说的：（回归耶路撒冷已经在中国沉寂了近六十年的光阴，突然2008年底网路上一则消息再次触动中国基督徒的心。）1942年11月25日晚上，是遍传福音团的特殊之夜，这一晚福音团发起人领受了组织《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福音团的使命与异象，神在他祷告之际，以突然而轻微的声音向他说：“新疆福音之门早已打开，要进去传福音！”

令人不解的是04年到09年才相隔五年，异象的内容就变了吗？怎么由传遍天下居然变成传回耶路撒冷了呢？稀奇的是，两种刊物讲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但差别太大了，今天参与《传回》运动的就是哭重生派、灵恩派、和南韩的灵恩派在那里推波助澜。说要派十万宣教士到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请想想耶路撒冷到底有多大的地方、本身又有多少人啊？不过六、七十万人，去那么多人怎么安置啊？再说十万宣教士得有十万宣教士的后盾资金啊，他们说派十万的目的是什么，只有神和他们自己知道了，当年戴德生向我们这么大的中国传福音还没派几万呢，会不会《传回》耶路撒冷是人自己发起的呢？是不是人为的炒作呢？之所以“传回”运动又在当今的中国教会中热闹起来，令人不得不怀疑。这是因为现今是一个大迷惑的时代。各种异端邪说，假预言、假异象、假道理到处横行泛滥；我们在面对形形色色，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预言、异象、教训，务要慎思明辨。

3、正在推行的大陆改革宗派

在道理上他们讲加尔文的五要点，就是五点教义：——（1）人全然败坏（2）无条件的拣选（3）有限的救赎（4）不可抗拒的恩典（5）圣徒的保守/坚忍

加尔文神学强调神的绝对主权，这本没有错，但这是圣经的一面真理，他们忽略了圣经的另一面真理，就是人的责任。只从有限的救赎，和不可抗拒的恩典这两条看，人灭亡，人没有责任，因为是神叫他灭亡的，人不信耶稣，人也没有责任，因为耶稣没有为他死，在大陆加尔文的神学里，人就像机器人一样，得救灭亡都没有自己的责任，这种讲法明显不合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的真理是两面的，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壹2:2）又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前2:4）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路13:34）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3:16

这些经文充分说明神的心愿和人的责任，圣经的教训是，神有主权，有恩典，有公义，人也有责任，在人看，好像矛盾，在神那里并不矛盾。

甚至把社会关怀、文化使命，也列为大使命的一部分，其中有的说文化使命就是大使命，把地上的国建成基督的国，（弟兄姊妹请想想，人能建立神的国吗？更何况是在地上呢？）想把世界变成天国，王x说：高举“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的大旗，以个人重生的生命为基点，重建教会与国家。摘自王x《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神学原理传习录》

根据圣经预言，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主再来之前只会越来越败坏，不会越来越好，因为主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路17:26）

他们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从中国的北方到中国的南方他们都在封官把守，划分势力范围，建立他们的改革宗派，还仗着某某名人做遮盖，说T某某说的等等。是不是拉着虎皮做大旗呢？是不是另有目的呢，这个只有神和他们自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慎思明辨。

4、第三路线——推动教会登记合法化

最近几年以刘同苏牧师为代表的一班人，在许多地方推动家庭教会向有关方面登记合法化受保护，被家庭教会称为“第三路线”，刘同苏牧师经常在基督教刊物和网站上发表文章，说明登记的好处，他的观点就是：家庭教会是人民团体的一部分，向有关方面登记的目的是为家庭教会争取“合法权利”，好得到有关方面的保护，使家庭教会“浮出水面”，“落地生根”，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神知道。在他的号召下还真有一部分牧师和教会积极响应，还为虎作伥竭力鼓动别的教会主动到有关方面去登记争取合法化受保护。但是他们的做法明显不合圣经的真理，因为教会是属神的，只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一个民间组织和人民团体，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而不是什么政治势力、人民团体。神对教会拥有绝对的主权！教会必须像新妇对丈夫忠贞一样地对基督耶稣忠贞。难道天地的主不能保护他的身体？不能保护他的童贞女、新妇吗？难道看顾小麻雀，数算我们头发的天父不能保护他的儿女吗？刘同苏牧师所说的主不是我们所信的主，刘同苏牧师所说的教会也不是圣经所说的教会，以北京守望教会为代表，他们把“城造在山上”说成是教会大型化，正规化的根据，是他们不懂解经呢？还是有意歪曲圣经呢？根据圣经主耶稣的话，真正的教会是不被世界承认和保护的，相反却是被世人和世界恨恶的，因为主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主耶稣曾对彼拉多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约15：18-20）

很明显，我们的主受审的时候并没有为自己争取“合法权利”；历史告诉我们，耶稣所处的时代，是罗马政权非常强调法治的时代，不像现代的法治只在文字上，执行的时候还要内外有别、法外有法。所以神的众子民务要慎思明辨，免得上当受骗。

5、旧金山共识

一代人的见证，在2008年底由三百多位“传道人”在美国旧金山发表了一个旧金山共识。

《旧金山共识》共分三部分，第一是“信仰告白”，第二是“我们看见”，第三是“我们祈祷”。这是代表他们的信仰宣言。咋看起来面面俱到，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其中只字不提基督“道成肉身”“童女生子”“基督再来”、“末日审判”、等真理，或者是忘了？自己的信仰内容怎么会忘呢？就算是一般信徒能忘，作为传道人也忘了？就算一个传道人忘了，三百多位传道人也都忘了？是否有意无意的把重要的信仰教义漏掉了呢？弟兄姊妹，这样不完全的信仰，我们是否能认同呢？没有“道成肉身”“童女生子”“基督再来”、“末日审判”、的基督是什么基督呢？是否藉着共识企图修正我们基本的信仰呢？

6、合一侍奉——又称联合侍奉（某些地区称为大行政）

我们来看圣经中讲的合一，约翰福音十七章整章都是耶稣的祷告，尤其在约17：11—23“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这里我们看到，真正的合一，是神使我们合一，是神作的，不是人在那里作的，神作的是在主里面的合一，生命的合一，不是组织，行政，形式上的合一，人作的是联合不是合一。

近来有很多人在倡导合一、联合。叫什么合一宣教，联合礼拜，就是组织合一、行政合一、侍奉合一，奉献合一，宣教合一，礼拜合一，还有宗派合一等等，最后不管信仰合不合圣经，甚至倡导，基督教、天主教、灵恩运动、家庭教会、三自会都要合一，现在有人已经这样做了，并且正在做，弟兄姊妹，当你听见或看见这样的事发生，就更当防备、慎思明辨了！

主以弗所书4:1--6“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4:3—6）

从这段经文中看到，真正的合一，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也就是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天起，神已经把合一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的责任是竭力保守已经有了的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真正的合一不是我们去争取去努力做到的，更不是形式上的、组织上的、财政上的、管理上的，那种所谓的合一，是人的做法，不是圣经的真理，只能是统一管理、统一领导，甚至可能是一个大杂烩。

“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惟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弗4:14-16）

圣经早已提醒我们，末世是个大迷惑的世代，不仅外面有患难逼迫，里面还有异端邪说的搅扰，真真假假，真假难分，以假乱真，幼稚的群羊就像属灵的孩童一样，真假不辨，是非不明，狼羊不分，轻而易举的就上当受骗，被引到邪路上去了，后果十分可怕。因此，作为与主同工的仆人使女们，必须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慎思明辩，免得入了迷惑。对任何人讲的道、写的书、做的光盘和在网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加以慎思明辨，就像谨慎有见识的庇哩亚人那样。（使徒行传17：11-12）要特别注意那些陌生来历不明的人。

第一、听他所讲的是不是合乎圣经真道。

第二、看他所行的是不是合乎圣徒的体统。

第三、核实一下他的个人身份来历和他说的是不是相符。

第四、不要轻易接待他，也不要把教会同工和会众的个人资料泄露给他。

第五、更不要叫他站教会的讲台。

总的来说：要听其言，观其行，知其人，才能防止外贼加内鬼，破坏主的葡萄园，杀害神的儿女，拆毁神的教会。

本文可能挂一漏万，盼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并参与其中。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与你一起跟随主做工的仆人——王老弟兄等，于远方。

（三）支持意见之一

其实，“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源远流长。

《我对“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一点反思》（甄凤玲）这样说：

何谓“传回耶路撒冷运动”（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根据于2004年在美国旧金山所发表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异象宣言：“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作出承诺，我们要顺服神给中国教会所看到的异象，在与不同地区的教会一起合作下，我们要完成在中亚及中东地区的大使命，并将荣耀归予耶稣基督。”从以上的宣言见到，这运动的形成，乃是中国教会在得到神的召命后，他们要在中国与耶路撒冷之间的每一个国家、城市、种族部落宣讲福音并建立教会。当福音回到耶路撒冷时，这亦代表着福音已传遍整个世界。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会简介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然后评估发展这运动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及重要事项。保罗．皮尔逊博士（Dr. Paul Pierson） 于1985年提出一些促使更新运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而本文将会以他理论中提及的架构来分析“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这些决定性因素包括历史处境因素（climactic contextual conditions）、关键人物（key persons）、灵性上的动力（spiritual dynamics）、领导的模式（leadership patterns）、神学上的突破（theological breakthroughs）、会众与使命的架构（modality and solidarity）和信息传播（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一、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是怎样出现的﹖

“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异象是于1920时代的后期开始的，当时山东的“耶稣家庭”之成员相信上帝告诉他们要一步步地回到耶路撒冷，途中他们要宣扬福音到每一个城市和民族。可惜，他们当时未能完成这异象。直到1940年代，张谷泉弟兄成立了“西北灵工团”和马可牧师组织了“遍传福音团”或称为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

遍传福音团的工作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他们将福音传遍中国境内的七个省份，包括新疆、内蒙古、西藏、西康（四川）、青海、甘肃、宁夏，继而延伸至七个亚洲国家：阿富汗、伊朗、阿拉伯、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及巴勒斯坦。第二阶段，他们效法圣经的记载，在宣讲福音的地方建立新的教会，同时牧养、复兴及服侍当地原有的教会。

根据海特威（Hattaway）在书中所说，当中国的传道人队伍等待进入新疆的大门时，共产主义的力量正席卷全中国，因此一些信徒包括麦马可（Mark Ma）、赵麦加（Mecca Chao）和何恩证（Ho En Cheng）转为暗地里继续传道的工作。而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亦于1940年代后期至1950年代的初期这段时间暂停下来，好让同工能有更好的准备去进行往后重大的使命。经过五十多年后，这异象终再被唤起，而中国的信徒亦回应着传回耶路撒冷这大使命的呼召。除了向西方进发到的回教世界外，海特威说明中国家庭教会成员已自发地组织起一些网络，当中一些组织希望将福音带到居住于中国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及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二、促成“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出现的重要因素

（1）历史处境

皮尔逊博士认为，历史处境是导致宣教运动出现的其中一个决定性因素。虽然“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仍需静候时机成熟，但我们可以评估一些环境的因素并预计怎样能让运动得以完成。

马礼逊于1807年9月首次来华，另一位宣教士戴德生亦在1854及1865年由英国来到当时福音仍未普及的中国。那时候，基督教在中国境内仍被视为属于西方的宗教，中国人的信徒会被其它中国人瞧不起。当时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多一个中国人成为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考夫曼（Kauffman）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宣教工作与殖民主义两者是没有分别的，教会和宣教士是蕴藏着外国人的各种诡计，而这观念亦深深地烙在中国的文化中。

中国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在1950年代初期，政府对于中国教会的压制日益增加。在1953年后，差不多所有的外国宣教士都已被驱逐出境。在毛泽东的共产党管治下，基督教会要揭发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制度和官僚政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祸害，并要协助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爱国。

在1954年，“三自运动”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调解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冲突。可是，那些拒绝参与该运动的基督徒却会被政府迫害和监禁入狱。为避免参与这充满政治意识的运动，基督徒开始私下在家中聚会，家庭教会运动亦从此而生。现时，有几个主要的家庭教会组织均支持“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并集中计划派出同工去完成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

（2）关键人物

皮尔逊博士指出一位关键人物能有助发起宣教和更新运动。不过，“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不是由一个关键人物带动的，而是由一群家庭教会领袖一同发起的。

麦马可（Mark Ma）出生于河南，他曾担任过政府学校的教师，他后来于1937年信主，继后成为“西北圣经学院”副院长，而当时的院长则是戴永冕。后来他蒙召到新疆传福音，并决心要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赵麦加（Mecca Chao）在1947年遇上麦马可，及后动身到中国偏远的西部。赵麦加的妻子何恩证（Ho En Cheng）亦是他在完成这梦想的一个伙伴。至于Simon Zhao，他从神领受异象，但后来他与妻子却一起被囚禁；在经过33年的监禁后终于获得释放，可是他的妻子却于监狱中过世，不过他的见证却激起了很多家庭教会基督徒的心。通过以上的关键人物的事迹，我们可以看到神正让来自不同岗位的同工集合起来，吩咐他们要完成大使命，将福音传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3）灵性上的动力

根据皮尔逊博士所说，灵性上的动力对宣教和更新工作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当年，中国的家庭教会成员一直受到中共政府的压迫。其中政府的行动包括（a）禁止印制及派发圣经及基督教文献；（b）关闭所有教会；（c）公开羞辱信徒；（d）监禁信徒并进行劳改等。虽然“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说话不能适用于所有环境，但用来形容当时中国信徒的情况却十分贴切。是什么让中国信徒坚持他们的信仰的呢？他们是靠着要效法耶稣基督为他们舍身而坚忍下去的。在经过了受尽压迫的日子后，这一群信徒学会了无畏无惧。不管曾遇过多少苦难，这些“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领袖仍一直坚持着神给他们的异象。在1949年，麦马可、赵麦加和其它领袖在中国西方偏远的地方曾进行了一些大胆和冒险考察，结果他们的工作在1949年被中共禁止了。出狱后，赵麦加一直住在新疆。Simon Zhao于获释后，回到喀什噶尔居住，他曾于河南的教会做了很多牧养的工作，令数以千计的信徒受到感动并接受了肩负传福音的使命。

恒久而恳切的祷告一直是家庭教会工作的基础。从翻阅他们的见证所见，祷告是激励着每位信徒和让每一位领袖坚持着信念的共同元素。就以麦马可为例，他在1942年11月的一个晚上祈祷时，神呼召他要去中国西北的新疆宣讲福音，可是他当时并未受到感动而出发；过后，他的八个学生也都受到类似的呼召。之后，麦马可不管自己心里仍对神的旨意有所挣扎，及因要进入一个伊斯兰势力主导的地区而产生的忧虑，他毅然决定要完成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使命。而另一位领袖Simon Zhao，他同样是在祈祷期间领受到上帝给予的异象。

延续“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重要考虑

在思考“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将来的路向前，有几项重要的事项是必须考虑的。第一，这运动原本是由一群出色的领袖而发起的；到了现在，他们的继承者是否拥有和上一辈领袖一样的热诚和能力呢？第二，这些运动领袖会否作出一些神学上的反思来解释、支撑他们的经历呢？第三，他们会否建立一些架构和系统来让这运动得以持续发展呢？以下，我会继续以皮尔逊博士的理论去响应上述的考虑。

（1）领导的模式

从我们的经验所知，现时大部份的“传回耶路撒冷运动”领袖都是由一些只接受过少量神学训练的家庭教会领袖所担任的，他们当中甚至有些人是从未接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虽然如此，他们却是在种种苦难、磨折中学习到其它东西。由于当时太多牧师被囚禁在监狱或劳改营中，因此中国的家庭教会只可倚靠这群平信徒领袖。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我们应如何为这些运动挑选领袖及提供合适的训练。因为除了怀着一股热诚之外，继承者还需要有系统的圣经与神学知识作基础才可以令宣教的工作更有效，及令这异象得以延续。现时，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已开设了专为装备信徒去回教国家宣教的训练课程了。另外，有些中国人亦自己选择于大学中修读阿拉伯语，好让他们能与中东国家的居民沟通。除了于正规大学学习外，一些地下的家庭教会亦会邀请懂阿拉伯语的信徒开班教授新一代的宣教士，为他们将来在伊斯兰国家的宣教工作而预备。

（2）神学上的突破

在以往的日子，中国是从外来接受到福音的国家。但现在，他们希望能肩负起宣教的责任，将福音带到世界上所有地方。到底这些同工和领袖是怀着什么圣经和神学信念去工作的呢？

自1920年代开始，中国的信徒便有向世人宣讲福音及与耶路撒冷连系于一起的意愿。在那时，山东省的“耶稣家庭”认为信徒应该卖掉自己全部财物平分给其它家庭成员，而他们的口号是“牺牲、遗弃、贫穷、受苦、死亡”。之后，“西北灵工运动”的成员接受了异象开始在全中国和中国西北面的国家宣教，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会随时回来，所以他们要把握一分一秒去让世人听到福音。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随后由“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使团”延续下来，麦马可、赵麦加和Simon Zhao均是这运动的先驱者。现时，这异象已伸展到各个家庭教会网络，他们亦希望派出宣教士去世界各地。所有家庭教会都有同一个信念，就是耶稣基督会再来，并以耶路撒冷为基地重新掌管各地。

至于宣教的目标，现在是直指向回教的世界。根据Aikman的记录，在2001年夏季曾经有一位家庭教会的领袖张荣亮告诉其它美国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适合去回教地区宣教。他认为回教人民比较容易接受中国人。此外，因为中国基督徒有比较多受迫害的经历，而这些经历亦较易得到回教人民的共鸣，所以中国人便可运用这共通点拉近与回教人民之间的距离。

（3）会众与使命的架构

皮尔逊博士提出了两个架构，一个是会众架构（亦可称作modality），而另一个是使命架构（亦可称作sodality）。它们都是为实行上帝救赎的计划而存在的。根据有限的数据显示，现时中国并未为传扬福音的工作发展出任何使命架构或理论。

凭着以往来华宣教士的努力，福音终于传到中国，而其中一位最具影响力的宣教士便是戴德生了。他视自己为一个训练者，主要推动和训练当地的中国人领袖。他没有掌管当时新建立的教会的一切事务，而只是集中于训练的工作。这是因为他明白到中国教会如果一直倚赖着外来的宣教士，是无法独立地成长的。因着戴德生的策略，家庭教会和中国的基督徒得以发芽成长，并且现在已成为积极参与“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一份子了。不过，家庭教会现时仍未有架构或计划。

皮尔逊博士强调几乎所有宣教运动都是通过使命架构而形成的。那么，会众架构与使命架构的功能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皮尔逊博士认为会众架构在救赎的过程中发挥的功用包括提供合一、延续性、长远性及稳定性，它又是一个资源基地，并且发挥制衡和给予权柄的作用等。至于使命架构在救赎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功能则是：激励新生命、带来革新和多样性、容许流动性与扩张、委身于神的理想旨意及覆行各种特别的任务等。在分析中国教会的架构和功能时，我们必须要考虑中国的背景。不容否认的，中国教会的架构与西方主流教会文化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为了令救赎的计划运行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家庭教会应评估现存的架构和功能，并达至能发挥出使命架构的功能。

（4）信息传播

皮尔逊博士认为信息的传播可助长宣教运动的出现。

一位教会领袖曾分享他读过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收集了一些前人在1940年代为“传回耶路撒冷”时所唱过的诗歌。不过，当时讲述“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书刊是不多的，家庭教会的领导也表示他们对“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认识并不足够，Hattaway因而于2003年撰写了《传回耶路撒冷》一书。Hattaway在书中描述了“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国信徒对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这异象的热诚。此外，他还提供了一些能令运动成功的计划和策略。《传回耶路撒冷》一书出版后，这运动渐渐得到在海外的中国人教会的关注，而“福音入中国，福音在中国，福音出中国”这一句口号亦随之而生。

上述的例子说明了“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是怎样开始受到中国家庭教会、海外华侨，甚至是外国人的关注。在中国，家庭教会为避过公安的拘捕，他们的聚会通常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家庭教会和信徒间信息的传递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要让“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广泛地流传，更多有关宣教的书籍、教育课程和训练等都是必须的。

总结

“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这异象是由1920至1940年代开始的，而现在由家庭教会继续实行。透过运用皮尔逊博士的理论架构，我认为时代处境的转变、关键的领袖和灵性的动力皆是令这运动出现的因素。不过，要让运动得以成功，我们还要处理领导的模式、神学上的突破、使命的架构和信息的传播等课题。

（四）支持意见之二

《再看“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和“1040窗口”的异象——“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符合耶稣的教训吗？》这样述说“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由来”：

1942年11月25日，有个马可牧师得到了一个“遍传异象”，他当时是陜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副院长。他在祷告中看到一个大水池，水从四面八方流进去，但一直装不满，因池底有洞，水又不停地流出去。于是他在灵里与神对话。他问主说：“主啊！这是甚么意思？”主回答说：“我不只要中国教会担负起传福音到新疆的责任，我更要你去完成大使命，将福音传遍天下。”

马牧师再问主说：“主啊！福音不是已经传遍了吗？”主说：“自五旬节后，福音的管道主要是向西行，从耶路撒冷、安提阿到整个欧洲，从欧洲到美洲又到了东方，之后由南到北、由东传向西。到如今，从甘肃以西，可说还没有一间根基稳固的教会。你可由甘肃西行，将福音一路传回耶路撒冷，使得福音的火炬照在这黑暗的世代里。”马可牧师哭道：“主啊！我们是何等人，怎能担负如此大任呢？”主回答说：“我要将我的能力彰显在那没有能力之人的身上。”马可牧师向同学们传递了这信息，赵麦加和何恩证等人回应了呼召。

1943年5月23日，当马可牧师和同学们商议如何为团队命名时，主把以下经文放在他的心中：“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廿四14﹚“遍传福音团”因此成立，西方则称之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使团”﹙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于是他们开始往西进发，一直到新疆。1949年中国政局改变之后，这事工便停滞了。是否因中国教会尚未充份预备，神暂时冻结这运动呢？或是中国教会必须经历大逼迫来预备自己呢？都不得而知。根据马可牧师的描述：“1943年5月23日我对神说‘那地是伊斯兰教的大本营，穆斯林也是最难接受福音的。’主回答说：‘最叛逆的民族是我的以色列百姓，内心最刚硬的是犹太人。’接着又说：‘其实你们中国人也相当顽梗，包括你自己在内，然而还是被福音感化了！’我回答说：‘主啊！他们的心一定是特别刚硬的，欧美宣教士在中国建立了这么多教会，但为何无法打开西亚之门？’主回答说：‘并非他们内心刚硬，而是我为中国人预留一份产业，等我再来时，你们将不至贫乏。’当我听见主为中国人留下产业，我内心充满感恩，口中涌出赞美。我不再与神争论。”

二十世纪40年代，马可牧师组织了“遍传福音团”，张谷泉弟兄成立了“西北灵工团”，两个机构都有同一异象，领受异象的弟兄姊妹们，从家乡步行到新疆，然后希望再进入中亚及中东地区；广传福音，直到耶路撒冷。双方的同工们都先后到达新疆，并建立了教会。1949年后形势改变，他们无法继续西进，停留在新疆，继续传福音并建立家庭教会。张谷泉于1956年离世，而遍传福音团的团员赵麦加及何恩证夫妇仍住在新疆，他们对耶路撒冷仍有负担。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中止。近年来，此“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已在中国的一些家庭教会中“重燃”。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中国自身如不先行完成彻底的基督教化，“传回耶路撒冷”就缺乏根基、无法前进半步。）

1980年代，一些家庭教会领袖开始再为“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祷告。在过去十年，这个异象，已在海内外华人教会、甚至西方教会及其它族裔教会间蔓延，欧洲及亚洲一些地区更成立了“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中心。“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国际谘商会议在2004年7月7至8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目的在促进各方的了解、沟通、合一、复和与合作。中国、海外华人及来自不同国家的领袖重申了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异象，并认为“传回”运动是大使命的重要环节和延伸。这次参加会议者来自中国、欧美及世界各地。大家肯定了中国教会在这任务上的重要角色。与会者的心都火热起来，呼召得到更新。多次祷告里，不少人将自己重新献上，委身心志得到更新，更有19位愿意献身踏上通往耶路撒冷的宣教旅程。

华人福音普传会国际总部的林牧师在“华传”2005年9月9日晚上的感恩会中，以“面对福音回归耶路撒冷的挑战与前瞻”一题，讲了三方面的忧虑：第一方面的忧虑：是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被一些不良机心的人利用取利。他表示有很多人利用运动成为得利的途径，令运动变质。有一个领袖收取大笔奉献后，放在自己的户口并且花光了。第二方面的忧虑：是不少人仍保留数十年前的回归耶路撒冷思想模式。有些人仍打算用步行、骑骆驼等方式进入。然而现在已是科技时代，应与时并进。第三方面的忧虑：就是中国出去的宣教士难以得到正式的宣教训练，以致他们的宣教之旅很快出现问题。他说中国大陆教会往往只给宣教士一张单程机票，便让他们走上宣教之路，却没有给予继续的支持和后援，令很多宣教士灰心却步，失望而回。愿向已在10/40窗内事奉的机构学习，并且一同服事。西方与海外华人教会可作桥梁，协助中国家庭教会接触10/40窗内的未得之民。“传回”运动是“大使命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大使命在当代工作的延伸。”

（谢选骏指出：由此可见，任何“收取奉献”的“传教行为”都不可取。“传回耶路撒冷”及其先决条件“中国基督教化”都只能建立在“只是付出、不收奉献”的基础上。这样才能鉴别“吃教者”与“真信徒”。）

林牧师还认为，中国有6000到7000万基督徒，可以出十万名宣教士，如果这十万人经过训练，将成为强大的宣教人力，在中东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谢选骏指出：在“中国彻底基督教化”之前，这个“十万名宣教士”的说法只能是空中楼阁，甚至是欺人之谈。）

（五）中立意见之一

《怎么看待“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谢迦勒）说：

很多弟兄姊妹都听到过一个说法“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伊斯兰国要复兴，最后一棒传福音的火炬已经交给了华人”。这种说法听上去是很有道理的，似乎也很能鼓舞人心。但是，我要说这种说法，没有圣经根据。如果谁说他自己有这样感动，是可以的。如果谁说我们应该向伊斯兰国传福音，也是可以的，因为圣经吩咐我们应该向万民传福音嘛，当然肯定也包括伊斯兰国。但是，如果谁说这是神给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异象，我们就不能同意了。这个说法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人，并且几乎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轰轰烈烈的运动了？就是因为声称这是神给中国人的异象。既然都是异象了，谁还敢不加入？那还不争先恐后的，生怕赶不上这项运动而被神淘汰，这是“挟异象以令众徒”。在这个“大异象”的背后，又此起彼伏的派生出了许多“支异象”，这就令这个异象借着旁证的辅助显得更加清晰了。

但，无论得异象的人有什么来头，也不论他是从哪里得的异象，即使是天使亲自向他启示的，也一定不能与圣经有冲突，否则，这个异象就有问题。神论到差遣门徒传福音的方向，圣经中是有清楚的记载：

【可16:15】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徒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不断地向外辐射，一直传到地极，主耶稣就来到了。正像马太福音24章论到主耶稣再来的预兆，也提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也就是说，福音的传播方向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外传播的。可是，这个“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谓的异象，刚好与圣经的方向是相反的，他得到的异象是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主耶稣才能再来。如果这是主耶稣再来的预兆的话，这么重要的预言为什么不写在圣经中？

况且，圣经中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个传播方式，还未必就是简单的一点发散的模式。我们常常把这节圣经解释成多点发散的模式。也就是说，福音的火种传到了哪儿，那里就是新的福音中心，然后再以这个点为中心实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传播方式。圣经要求的福音传播方向，不是只往一个方向传播的，而是向四面八方辐射的。

有人觉得，不管这个异象是真是假，反正把福音向伊斯兰传、向耶路撒冷传不也是件好事吗？我们只能说是好事，不错。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传回”的异象，大家响应主耶稣的大使命，也会向伊斯兰传福音、向耶路撒冷传福音的。只是一旦有人声称这是神给中国人的异象了，那就不一样了，你就得把精力、金钱、人力、祷告等方面的投入主要要投向这个方面了。并且如果这与神预知计划不同的话，等于是白白耗费资源，使有限的资源不能够投入到更有价值的地方。

神论到将来聚集列国万民的时候，有一句很重要的预言：

【赛49:12】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作希尼）

这里提到了三个方向和一个国家。三个方向分别是“远方”、“北方”、“西方”。如果是笼统的提到各处的人的话，一般都会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提到。可是，为什么这里要避开东方与南方，也就是说，神没有招聚这两个方向近处的人来。我们对照地图就能看到，这两个方向近处的国是主要的伊斯兰阵营。而伊斯兰阵营与以色列是不共戴天的世仇，从亚伯拉罕时候一直对立到今天，而且，我们从以西结书里的预言看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攻打以色列的三大集团军，仍是以伊斯兰为主。这也就是说，在这些回教国家中不会出现福音大复兴。如果某个异象说，中国向伊斯兰国宣教，带来他们的福音大复兴之后主就会回来了。那么，我们今天也不必警醒了，也不必告诉弟兄姊妹主耶稣即将再来了，让大家只要盯着伊斯兰国就好了，等他们什么时候复兴了，基督才会回来。而且他们若是出现了大复兴，那最后一仗也打不起来，主耶稣也不会用口中的气消灭他们了，那圣经中只怕很多内容都得改一改了。

这里还提到一个国——秦国。将来会有很多人从秦国来。秦国在圣经中仅仅出现过这一次，所以，肯定无法用以经解经的方法解释这是哪个国家。我们只能根据这节圣经的本身来解释这个国家。那么，参考一些前辈的观点，有很多人说，这个秦国就是指的中国，当然，也有人表示不同意。既然全本圣经只有这一处提到秦国，别无旁证了，我们只能说，接受的就接受，不接受的就不接受吧。我本人的立场，是接受秦国就是指中国的这种解释，理由如下：

a.在秦以前，根本还不存在一个完整的中国，秦统一了以后，才大致形成中国今天的版图，并统一了货币与度量衡。

b.原文用的是希尼，希尼也是以色列人对中国的一个叫法。

c.把这个国与几个大的方向相提并论，可见这个被称为秦的国家，一定是一个在末世举足轻重的大国。而中国的疆界与人口与此也大致相符。

发起“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动机初衷或许是很好地，向伊斯兰人、以色列人传福音也是应该的，谁有这个感动，谁有这个条件谁就做，只是不要将此说成是神给中国人的异象。这人可以向伊斯兰人传福音，那人也可以向蒙古人传福音。圣经给我们的是向万民传福音才是神给中国人的异象。我们更要小心假借“传回”运动的名义，搞个人利益之实。

（六）中立意见之二

《对“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的反思》这样认为：

1、马可牧师的“传回”异象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根本无法考证的；因为只有他一人“看到”了此“异象”。但此异象却是与耶稣告诉门徒的大使命背道而驰的。试想耶稣复活升天以前告诉众门徒，要让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却又在一千九百四十年后，再告诉马可牧师从地极传回耶路撒冷？如果真是这样，圣经岂不是要重新改版了吗？

2、如此“伟大的异象”居然在圣经里没有任何记载；使徒保罗、彼得、约翰及任何初代使徒的书信中从来没有提到此“异象”。圣经虽然讲到以色列要全家得救，但那是在外邦信主的人数填满以后，而不是等到马可牧师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以后才能发生。从这一点上，更说明传福音的工作是在外邦人中而不是在犹太人中。

3、当初，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来的，今天仍然有犹太基督徒在那里传福音；比如“Jews For Christ”（犹太人归主）等许多教会或组织。为什么还要中国基督徒，克服各种障碍不远万里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呢？

4、有人会问当年戴德生等西方宣教士不是也远渡重洋把福音传到中国吗？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了，我们也要效仿西方宣教士的做法。福音的接力棒要让中国人来接。这种情怀和热心固然可爱，但是不要忘记戴德生的时代，中国人没有听见过福音；中国当时是需要福音的地极，因此，西教士们才克服重重障碍，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把福音传到中国。

5、向任何没有听见福音的“地极”传福音都是应该的。今天中国有14亿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5%，还有千千万万将亡的灵魂没有听见过福音；作为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和语言困难的中国基督徒，撇下自己的弟兄、骨肉之亲，放下这么大的福音禾场，反到去回教国家和耶路撒冷去传福音，实在令人费解。中国还有很多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极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应该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首先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

6、如果说“传回”是大使命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就是说没有“传回”运动，大使命就无法完成了吗？如果说“传回”是大使命的延伸，那么耶稣当年向门徒发出大使命的呼召时，为什么居然只字没提福音传到地极以后，还要再传回耶路撒冷呢？

7、如果“传回”是为了把福音传向回教国家的外邦人，为什么要打着“传回耶路撒冷”的旗号呢？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传福音从来没有停止过，任何强权和暴政都无法阻挡神的计划；如果“传回”真是从主耶稣来的异象，即便从1949政治形势改变，神的计划也不会受到拦阻和改变。怎么会“停工”三十多年呢？

8、近年来“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对许多家庭教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青年信徒中，一味地追随一些海外教会的做法，标新立异，放下当地的福音工作不作，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阿拉伯语，准备将来在“传回”运动中大干一番……

把应该用在传福音上面的时间、精力、金钱耗费在一个不符合圣经教训的“异象”上，这是对神的亏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应该做的吗，很值得我们深思…

9、之所以“传回”运动又在当今的中国教会中死灰复燃，就是因为今天是一个大迷惑的时代。各种异端邪说，假预言，假异象到处横行泛滥；蒙蔽和吸引一些年轻信徒，如同浮萍一样盲目地随波逐流。

10、如果中国教会真的有十万名宣教士出来奉献自己，他们在中国所能做的工作岂不比去阿拉伯国家所能做的更多更大吗？另外，随着今天高科技的发展，各种通讯技术；例如，广播，电视，互联网，多媒体等等传播工具，正在每天昼夜向回教国传福音。

11、林牧师的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似乎已经预感到这个“传回”的“异象”已经变了味道。很多人都看到了“传回”运动已经成为许多“江湖骗子”的保护伞和得利的门路。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教会中到处为“回传”募捐，为“回传”打造声势弄得好不热闹……

12、有些“回传”的先进分子真的踏上了丝绸之路，但是出去的“宣教士”们没有充足的准备和学习，很多年轻人都是出于一时的激动“奉献”了自己。但是在宣教的路上遇到困难无法应对，自己的生命又不成熟，真理上的根基也不够深，只好打道回府，羞辱了神的名。这不得不使人发问：这个运动到底是出于人的手，还是“从神来的异象”呢？

13、如果“传回”是神给马可牧师个人的托付和呼召，像当年的保罗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样；那么马可牧师应该首先自己去耶路撒冷传福音呀！如果当年他听从了神的呼召去了耶路撒冷，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耶路撒冷应该有许多马可牧师当年所建的教会啦！像保罗在小亚细亚所建立的许多教会一样。

因此，“传回”运动是不是符合主耶稣教训的非常令人怀疑。今天是一个大迷惑的时代，神的儿女要用慎思明辨的眼光，用圣经为根据来分析教会中的各种“运动”、“异象”、“亮光”等等。看看这些是出于神的旨意还是出于人的意思。不要被人动听的口号所吸引，也不要被别人的“异象”干扰了自己所受的托付。因为，各人将来要单独向神交账。

什么是“1040窗口的异象”？

这又是一个与“传回”类似的所谓“异象”。这是从20世纪末初开始的一个运动，首先见于北美教会中。本“异象”的领受人说，神告诉他们传福音的目标是北纬10度到40度横跨西非到中国的窗口。这个窗口里有许多未得之民。

人们不仅要问：如果这又是一个从天上来的“异象”，那么这个“1040窗口”是人划定的呢还是神划定的呢？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如果用前面两段“大使命”经文为圣经依据，主耶稣当年并没有为门徒划定任何的“窗口”呀！

如果说这是神给某个人的托付像给使徒保罗的托付一样，那么接受托付的人就应该自己努力去完成主的托付。可能会有人说，向这个窗口的国家传福音没有错啊！当然没有错，向任何没有听见过福音的人群、国家和地区传福音都是没有错的，而且也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但是神既然托付了你，你就应该去完成，而不是动员别人、分派给别人去完成。如果告诉人传福音的目标应该限制在你的工场范围内，就不符合主耶稣的教导了。

有人一定会问保罗不也是和巴拿巴一起去外邦人中去传道吗？

不错，如果我们仔细看保罗的书信和使徒行传中的记载，就会发现那是圣灵的吩咐和神的呼召。是圣灵派他们去的。

【徒13:2】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保罗并没有用神给他的托付去动员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和他一起去做外邦人的工作，他明明地知道向外邦人传福音是神给自己的托付。因此，保罗敬重自己的职分和神的托付。保罗在外邦传道的时候，虽然有几个同工，但他们是受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委托（如西拉）才去帮助保罗的。其实，保罗的许多同工都是在外邦的宣教工场中得到的同工。比如，提摩太，西拉，亚居拉，百居拉等等。他们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外邦人。

今天许多人声称得到了从天上来的异象，或圣灵向他说了什么，或耶稣向他启示了什么。但是他自己不去完成反而要动员别人去完成，如果是神给大家的异象，为什么只让他一个人知道呢？

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人的号召，什么是神的呼召；什么是人的意思，什么是神的旨意。不要把宝贵的时光和有限的精力浪费在人所组织的运动中，魔鬼虽然不能阻止我们传福音，但是可以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一些没有意义的活动上。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要在神面前交代清楚。传福音应该从我们自己的身边开始，从我们的本地，本族，本乡，本家开始。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地极”是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让我们照着主耶稣的吩咐赶紧去完成大使命，免得我们将来无法向神交账。

如果神对你个人真有特别的托付，真给你特别的异象让你到异国他乡传道；那就请你毫不犹豫地立即去做他差你去做的工，不要耽误时间。主必与你同在，在你所行的路上他必赐给你力量和智慧。

如果神也把同样的托付给其他的人，神一定也会让其他人知道神的心意。而不需要你去分享神给你的托付和异象；或用你的异象去鼓动别人和你同去，因为各人所受的托付未必相同。

（另起一页）

第五节

华人的命定还是华人的使命

（一）回家？

《回家华人的命定》说：

在十多年前，主开始告诉我华人在祂末后全球计划里的角色。

2001年7月，牧师邀请我到他在洛杉矶主办的大型特会分享信息，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信徒都有出席。当我为所要分享的信息求问主时，主问了我一个问题。

“大卫，是什么东西拦阻我在中东建立我的国度？”

对此我非常清楚，因为我出生及成长于埃及──一个穆斯林国家。

“是人们对逼迫与死亡的恐惧。”我回答。

“是的，但我预备了一群人。”主继续说：“在我的身体中，有一群不惧怕逼迫和死亡的余民，他们就是华人，在释放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进入末后命定的事情上，他们将会扮演一个非常特别的角色。”

这启示令我惊讶。我一直心系我的民族──阿拉伯人，在加拿大生活的年月里，神亦给了我爱犹太人的心，但我从来没想过这与中国人的关系。

当天晚上我在会上分享了主的启示，神彰显了非一般的同在。我们彷佛置身于神权能彰显的神圣时刻。陈牧师听后非常激动，更即场提出制作100万张光盘，把此信息分享给华人世界，并鼓励会众透过奉献来为此撒种，结果在当晚就筹得了所有经费。

可是当我们到了那负责把特会录制成光盘的公司，竟发现我那段信息成了空白！只能听到我一开始的祈祷，然后整段信息分享都是一片寂静，直到我的结束祈祷。当我说“阿门”，声音就恢复了。

我们以为那是机件故障，所以我的朋友建议从他的录影机里撷取那段录音。可是当我们重播他的录影带时，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信息一开始，录音就停了，直到整段信息结束，声音又恢复了

。

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从仇敌来的攻击。但后来主清楚地告诉我：“大卫，现在还没到广传这信息的时候。”

从那次特会结束时，我已知道华人有一个重要的命定，只是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在何时何地发生。几个月后，牧师邀请我一起参加十一月在亚洲举行的一些会议。我祷告后觉得主要我去。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安排了到以色列一个国际特会分享信息。

然而九一一事件发生了！飞机航班一片混乱，机场实施的新保安措施也造成了极大的延误。那时候一个埃及人要飞到以色列真不容易。所以我求问主我是否应该取消旅程，可是主却说我必须去，因为我要到那里见一个人。

在特会里我和很多人见了面，但我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谁就是“那个人”，所以我怀着困惑回家了。几天后，牧师来电，说他收到一个刚在耶路撒冷跟我见过面的牧师的信息，想请我在十一月到他的教会分享。突然我记起这个人──他本来应该在我到达会议前就离开了，但由于九一一之后的航班问题，延迟了几天才能回程。所以我演讲的时候，他“碰巧”在场。我分享完后他过来见我，但因为他不谙英语，我们要通过翻译才能沟通。

“大卫，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牧师后来说：“牧师建立了一个在全球拥有过百间分堂的运动，并是那运动使徒性的监督。他是最受尊重和信任的领袖之一。”到了那一刻，我才明白神的计划是远超我的理解。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次特会，该运动的领袖来自世界各地聚首一堂，当我开始分享华人的命定，我的翻译突然哭不成声。其他在场的人同样被深深触动，纷纷走到台前俯伏丶痛悔丶哭泣，为华人的命定呼求神。

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主告诉我，必有一日祂将召聚华人敬拜寻求祂的面，等候神寻求华人的命定成就的步骤。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不仅华人蒙福，也祝福了神对中东和全球基督身体末世的旨意。

（二）旅程开始

我相信我们正活在一个华人命定与神的时间对接的时刻。在2009年犹太新年期间，主开门使第一次华人聚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一千个信徒聚集敬拜和等候主，聚会并未按人的议程或时间表进行。华人都是很擅于筹划和安排事情的，但在这聚会里面，他们都把天然人的才干放在一边，完全让圣灵完全带领聚会。主彰显祂的同在来尊荣他们的顺服，也使用这次聚会播下种子，结果在2010年5月，举办了第一次全球华人聚会。

第一次聚会，主使5000位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华人连结，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先知性的标记，表明神对更大规模的华人教会的渴慕。在聚会里，当神的余民一同顺服等候祂，祂就释放一个悔改的灵，突破了传统上因宗派与国家而造成的隔阂，让人心结连，成为真正的一家人。在聚会的尾声，所有参与聚会的家人都站立起来，代表更大华人基督的身体作出了先知性的宣告：“华人都是一家人！华人回家了！回到天父的家了！”

接下来的那一年，主对亚洲及世界各地的信徒释放了另一个呼召，召聚他们在五旬节期间（2011年6月8-11日）聚集，并赐给我们应许：“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耶三十二39）　一万二千个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信徒回应了这个呼召，在聚会中，主挑战华人放下自己的议程与计划，无条件地将生命降服于祂。祂渴望这个集体的降服能成为一颗种子，藉此施行神迹，使全球教会能恢复合一，让新妇预备末后的日子，使主更快回来。当在场的人都凭信心站立丶立约，我相信我们在灵界里已经为全球的基督身体成功抢滩。

2012年，一万五千名来自各国的信徒再次齐集，在2012年8月1-4日参加“神国降临”聚集。若神的国要在世上建立，祂必需先能先在祂百姓中间掌权。神使用华人作为整个基督身体一颗先知性种子，宣告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各肤色丶各种族丶各国的基督新妇都要承认祂超然的主权。恰克．皮尔斯牧师代表西方教会领袖将一把刻着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的钥匙交给中华人教会领袖，先知性象征西方教会确认神如今赐给华人的角色，来领导教会下一波的浪潮。

谢选骏指出：传播基督教，实为一个自我重建的过程。所以其中最大的恩惠，恰恰来自牺牲和奉献，类似于消费和施舍，是超然、高傲、分别为圣、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最大的平安，不是家财万贯，而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圣法兰西斯懂得这个道理。这也是我在进入拿撒勒的前夜，被迫“立地一夜”的时候所获得的最大感悟。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就意味着连“靠坐的地方”都没有，其姿势是最为接近“祷告”状态的。

（三）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当我们回想由基督降世开始整个教会的大图画，就会发现，教会的根基是由犹太那个地方的人奠定的──包括十二门徒和那些早期改信基督教的信徒。在那时候，教会里还没有外邦人。

当神把门对外邦人打开，教会就被带进全新的向度，也标志着我们的旅程开始：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这一个阶段主要由西方教会带领，横跨了过去二千年，并以布道和宣教为主。但在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的阶段里，我相信教会将从地极回归耶路撒冷，并带来前所未有的圣灵浇灌丶影响全球的复兴。

许多人都在谈论“回归耶路撒冷”运动，华人教会也认同这是自己的命定的一部份。但“回归耶路撒冷”到底是什么意思？其中一个说法是要把福音传到中东去，这诚然正确，我们有责任不断在所到之处传扬福音，使失丧灵魂蒙拯救。

但我认为，这其中还有另一个角度是我们未曾完全了解的。我相信主正差派华人带领列国进入末后国度的汇合。这是什么意思呢？全球的教会都会在灵里“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夺回主对祂身体的旨意。在这旅途上，神要对付那些历世历代以来囚禁教会的执政掌权者。

（四）震动偶像

神的国度不是光停留于教导而已，而应该是教会活泼的真实。为了让这个不能震动的国能透过并在基督的身体中间生出来，祂必须先震动这世界的国度，使教会从那些亵渎祂名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

从2008年犹太新年开始发生的金融风暴，动摇了许多国家的经济，这是震动的第一个征兆。神定意让祂的子民从玛门中得释放，以致祂能藉着教会生出一个依据神的律法和原则所建立的新经济体系，那就是约瑟和但以理的经济体系。

过去几年中东地区日益动荡，是两个国度的冲撞的另一个主要征兆。埃及丶伊朗丶伊拉克丶叙利亚丶土耳其等国家都在震动。为什么？因为许多古老的坚固营垒都从这些国家诞生，时至今日许多掌控全地的邪灵仍住在那里。神要对付这些邪灵，像波斯的魔君丶巴比伦系统等，它们借助人的私心建立自己的名声。神也要对付那在以色列争战不休宗教的灵和埃及的众神。

有些人认为，埃及的众神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失了，事实却不然──它们只是在现代文化里披上了新名：共济会和新纪元。这两个系统的根源都在埃及。因此，共济会采用了方尖碑（即金字塔）和全视之眼（华盛顿纪念碑）。你有否想过为什么许多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都采用方尖碑？那是因为共济会的成员把它从埃及带来，竖立在这些地方，好让他们在灵界里控制世界的金融系统。

按着我们西方的理性思维，我们会问：“你在说什么？方尖碑不过是个雕塑，能有些什么能力呢？”如果你想认识它的能力，请读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当约柜进入非利士人的神庙，里面的大衮像就跌倒。假如那只是一块石头，为什么会倒下？一块石既不能思考，也不能看见，为什么它会倒下？那是因为有一个灵住在那雕像里面，而在神的同在里，没有权势能站立得住，所以大衮像就仆倒在约柜面前。到了第二天，非利士人看见它倒下，又把它扶起。猜猜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大衮像在哪里？它不但仆下，而且破碎了。

以赛亚书第十九章提及了埃及和末世，预言的第一句就说主要乘驾快云临到，埃及的偶像都在祂面前战兢。那些古老的“埃及众神”，那些企图透过政府和金融机关施行掌控的灵，全都要被震动。

（五）建立不能震动的国

我们都必须谨记，这场国度冲撞之战，不是我们能够独力面对的。这场争战乃属于主，我们要做的就是与这位统帅对齐。神正在寻找一群人，一群在列国中愿意让祂掌权管治的余民。主愿意使用那些谦卑丶破碎的人，他们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只在乎神的名被尊荣，祂的国被建立。祂会藉着这群人来对付这些灵。

因此，我相信在这个时刻，神正在呼召祂的教会进入另一个标准，因为祂要在我们的心上建立祂的国度。祂要在教会里掌权丶管治，为此我们要定意不再容忍生命中有任何污秽，也不容让心思意念里有任何掺杂。

假如你的生命正面临震动，不要沮丧。这是主对你的预备。祂让你经历震动，不是为要拆毁你，而是为要预备你成为那不能震动的。你当为此而喜乐，不要回头观看！你活在此时此刻，是因为神对你有一个目的。你蒙召要成为祂那得胜国中的一名。

（六）雁群的阵式

因为神要建立祂得胜的国度，所以祂命定了华人在此时此刻担任带领的角色。华人教会经历许多震动丶考验和试炼，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但他们仍然坚守丶忠心，笃定不移的对王降服和委身。因他们愿为神的缘故谦卑自己，拥抱破碎，神就如今兴起他们，并赐给他们权柄，能生出一颗纯净的种子，代表整个基督身体来建立神的国度。

但这并不意味其他人，尤其是西方教会，能停观不动。我们常常听到人形容神的工作是一场接力赛，一位跑手完成自己的路程后交棒给下一位。若是形容一个世代的人离世交棒给下一代，这比喻的确是正确的。但在我们如今步伐加快的世代里，神的工作并不限于一代，而是在多代中发生。因此，用加拿大常见的V形雁群来看世界各地领导位置的更换，或许较为贴切。雁群总是一起飞翔，总有一只雁飞在V形的最前端，承受着最猛烈的风阻力，好让飞在后面的雁能较为轻松。但承受风阻会令领头雁很快疲倦，因此一段时间后它就会飞移到雁群中，让另一只雁取代它的领导位置。

我认为现在神在华人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在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西方教会被放在雁群的最前头，在许多个世纪中带领教会经历神的工作。我相信神现正在说：“西方教会，你做得很好。你曾多次为全球教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但现在我特别预备了我身体的另一部分──华人教会──带领这一段跑程。他们将拥有足以面对未来抵抗的信心与坚忍，能够刚强站立。”

面对这样的领导位置转换，双方都需要某种程度的谦卑与恩典。首先，曾经长时间担任领导位置的西方教会，必须愿意承认神的手正在华人身上。我们也要明白，虽然我们的位置转换，但这并不代表西方教会可以任意离群。我们仍要继续保持队形丶一同飞翔丶支持华人教会领导的位置。于此同时，华人也要谦卑的尊荣西方教会所栽种的，因为透过尊荣那些行在我们前面的父老，我们才能够持守留在神的祝福中。

当我看见神如何在华人中间预备这颗愿意尊荣的心，我实在被深深触动了。当皮尔斯牧师在2012年8月将钥匙交给中国大陆的领袖时，他们马上跪下，感谢西方教会的牺牲，差派了像戴德生等数以千计的宣教士来中国，为了让神的旨意成就在华人中间，甚至摆上自己的性命。他们也为华人在历史上的罪悔改，他们的先祖曾拒绝丶逼迫，甚至杀害这些宣教士。他们更作出了一个极美的宣告：“神现今如此厚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去带领，我们将会兴起来完成西方的属灵父母亲所渴望看见的一切。”然后又转向站在台上的西方教会领袖，说：“请与我们同行，我们需要你们得智慧丶支持和爱。我们是一家人。”

（七）神掌权的计划

因此我相信，因着华人的忠心与谦卑，神特别地将华人安置在这末后旅程──从地极回归耶路撒冷──领导的位置。华人不但拥有不惧怕死亡的自由，还有另一个使他们有资格奔跑这段旅程的钥匙：他们对以实马利和以撒的后裔拥有同样热切的爱。

华人教会深爱犹太人，正如他们深爱阿拉伯人一样。神藉着祂的智慧，让华人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两方面前极蒙恩宠，因而得以进入西方教会无法进入的领域，伸出膀臂去连结以实马利的后裔丶以撒的后裔和西方教会，使整个基督身体成为一家人。

（八）万物复兴

使徒行传三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在耶稣再回来之前，天父会首先复兴万事。神所应许的每一件事都必然成就，包括哈该书二章九节所提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相信，随着基督的身体“回归耶路撒冷”，我们将见证的下一个重要的复还将是住棚节预言的成就──神将会用前所未有的方式住在祂的子民当中，这是自所罗门的日子以来未曾发生过的。

我可以再次看见神如何按着祂至高的智慧与时间，为全球教会的缘故，兴起华人在此事上作先锋。今天我在华人当中所看见的是言语所无法形容的。他们全然谦卑，彻底放下自己来顺服神的旨意，让主能迅速地带领他们彼此合一，与祂对齐。我同样相信，我在华人当中所经历的神的同在，就是基督新妇将要在末后所得着的荣耀之预尝。我相信主会使用祂在华人中间所彰显的同在来激动其他基督身体的嫉妒，好叫每个国家中的余民都起来呼求主，来预备他们成为祂荣耀的安息之所。

（九）从东方来的智者

在二千年前，从东方来的智者跟随那指向弥赛亚的征兆。今天，主再次兴起“东方来的智者”，在永恒里命定里成为先锋，向全世界的教会吹号，使他们都认出那将再来君王的征兆。

在神末后计划的全球“棋盘”上，神将祂的“中国棋子”放在策略性的位置上，能在属灵里置敌人于死地，出奇制胜。

华人信徒们：圣灵正在呼召你拥抱你的命定──你是为着现今的时刻被带进国度里的。

亚洲的家人们：现在是“东方智者”如同一人步入谦卑与破碎的时候，好让你能完成使命：唤醒全球基督身体，进入我们所处现今的时刻。

西方教会：神正在邀请你以信心和谦卑与华人信徒同行，跟随他们带领整个基督身体开展这段新的旅程，从地极回归耶路撒冷。

愿神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能如同一人地完全顺服于元首基督，使父神的心欢喜，完成祂对全球基督新妇的旨意。

戴冕恩生于一个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家庭。在1984年，他顺服主的呼召，毅然放弃行医，转而预备新妇迎接耶稣再来。他渴慕成为神的密友，而这也成为他的生命与事工的基础。他的妻子路德是一位在加拿大执业的医生，他们二人在埃及邂逅，并在1988年诞下第一名儿子后去加拿大。虽然他们数月后打算回到埃及去，但神却清楚显明祂的心意，要他们留在加拿大。现在他们仍定居于温哥华，育有七名子女，路德仍然是位执业医生。

在过去十五年，戴冕恩牧师在万国守望者（Watchmen for the Nations，一个连系数百个事工的加拿大关系网络）的遮盖下，策动了一群加拿大教会余民站在破口上，为赎回国家的命定而代求。在2006年，一班华人领袖参与了一个加拿大全国性聚集后，表示也渴望看见华人也能经历像加拿大一样的救赎旅程，自此戴冕恩开始往中国去。今天，戴冕恩主要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领袖同行，帮助他们开展各自的旅程，释放列国的救赎性命定，预备基督新妇迎接耶稣再来。

（十）传回耶路撒冷

福音和教会最初的伸展由耶路撒冷向西传至北非，小亚细亚和欧洲，也向东去到中国。在还未有英国肯特伯利（Canterbury）大教堂之前，在中亚洲的布哈拉、撒马尔罕、梅尔夫、今日阿富汗的赫拉特、西藏、西安和北京都已经有健康成长的教会。但在被穆斯林征服后的四世纪后，在今日所谓的10／40之窗的大部份区域里，这些教会及基督徒的见证湮没了，这些区域成为今日基督教差传的终极大挑战。

在1940年代，一群中国基督徒有一个异象，是要把福音由中国，向西经丝绸之路传回耶路撒冷，成就主的大使命。于是，一小群“回归耶路撒冷”的传教士，由中国西北向中亚洲出发。在共产党封闭疆界之时，刚巧到达边界，全班人被捕监禁，这异象也就进入冬眠状态。直到1981年，其中一个被囚禁的成员赵西门获释，这异象因他的见证才被复苏起来。

（十一）从西安到锡安

“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秦”原文作“希尼”）。”（以赛亚书49:11-12）中国的基督徒相信这里所说的‘秦’指的就是中国。

2008年10月，15位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从西安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开车到耶路撒冷，沿途为所经之城祷告，这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铺定了道路。我们的同工在以色列与他们相聚，并和一位犹太人的拉比分享了神的话语，一同祷告。2009年，我们的同工又再次和这位犹太拉比来到中国，与家庭教会带领者们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分享了神的话语。

已经有不少中华信徒回应了这异象，故此在跨文化差传的训练、语言学习、发展渠道让中国基督徒工作者能够带福音从丝绸之路经过穆斯林，印度教，佛教的坚固大本营，有很急切的需要。

（十二）上耶路撒冷来守住棚节

我了解或许您正担心以色列安全吗？看了许多新闻报导，以色列遭到火箭炮的攻击，但是，以我在以色列服事的亲身经历，向您保证，这里絶对安全！我们的同工正欢喜快乐地准备迎接10月的住棚节庆典。

目前，还没有飞弹能够射入耶路撒冷丶特拉维夫或提比里亚的人口密集区（飞弹未落地前，即遭到以军拦截），这些都是游客最常游览的地区。反而是在加萨附近的郊区受创较严重。以色列全境，很奇妙地被新式且高准确率的“铁穹飞弹防御系统”（Iron Dome）所保护。因此，耶路撒冷及特拉维夫居民的生活，一如往常，民众仍然光顾咖啡店丶超市丶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我们的同工其及家人丶孩童，在耶路撒冷都感到十分安全。

我们期盼目前的冲突在住棚节特会开始之前，即早早结束。以色列的观光部长和其他国安专家，也都保证战事不会拖延太久。所以，您来参与住棚节的决定，不要随着目前的政军局势起舞，并且要明白，就是在此时，才是我们支持以色列，并且展现与以色列坚固友谊的最佳时刻。当哈马斯恐怖组织企图释放恐惧在以色列与其支持者的心理时，我们应当拒絶恐吓。

箴言17:17:“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我们不但是以色列的朋友，与他时常亲爱，更是他们的弟兄，是在患难时与他们同站立的一家人。同时，也鼓励大家读以下的经文：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撒迦利亚书8:20-22）

我很兴奋地向大家报告，目前我们的住棚节报名人数，比去年同期人数多了将近一倍。所以，如果您已决定来耶路撒冷参加住棚节，请坚持您的决定，并邀请您的朋友们一起前来。告诉他们：“我要去参加，你何不也加入我们上耶路撒冷的住棚节庆典呢？”通过彼此鼓励，相信神会大大祝福我们！

我们期盼今年举办前所未有的大型住棚节特会，且有神大大的同在。我们很荣幸在耶路撒冷全新的大型体育馆，举行基督徒的住棚节庆典。盼望在隐基底（Ein Gedi）沙漠的开幕式中迎接神荣耀的同在。也期待神在花园冢（Garden Tomb）的圣餐时刻，触摸我们。此外，我们会在圣殿山（Temple Mount）南面阶梯上，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复兴祷告。这会是一个独特且得胜的庆典，您一定不想错过！

因此，鼓励您刚强壮胆，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您会在耶路撒冷大大蒙福，以色列也将看见，因着基督徒同站立，她并不孤单。

（十三）《中国人，去耶路撒冷》

谢选骏指出：

以色列虽受美国保护，但却不乏仇美心态——那多少类似法国人的自卑情绪，体现为拒说英语，尤以那些身着军服、背着长枪、挎着手铐、游荡街头的男女民兵为甚。犹太人对美国的恨意，还体现在他们的海关人员在翻看美国护照时，非常粗鲁的态度，就像法国人对待中国护照一样。相形之下，阿拉伯人还试图和人用英语沟通。因为犹太人比阿拉伯人早一步“野蛮化也就是民族主义化”了。

现代以色列扮演的其实是古代非利士人也就是所谓“海上民族”的殖民主义角色，而土著人反过来却被叫做“巴勒斯坦人”，也就是非利士人了。这就是所谓的“角色互置”。也许有一天，某种更新的东西，也会从现在毫无希望的土著中产生出来。那是，历史将进行再次互相置换。但在此之前，不妨把现在的“巴勒斯坦”叫做“巴力斯坦”，也就是相当于崇拜古代迦南凶神巴力的受诅咒之地。

不是“古代以色列的复国”，而是“欧美犹太人在古代以色列故土新建了一个殖民地”。在这种意义上，“现代以色列国”其实是一个“没有十字军、反对基督教的十字军国家”。正因为如此，“周边的闪族弟兄们”变得不堪一击，这些名为“阿拉伯人”的杂种，早在一千年前，就先后被塞尔柱土耳其人、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反复征服了，并且蹂躏为汉人类似的烂透的稀泥了。

《中国人，去耶路撒冷》（王正弟兄）是这样说的：

不一样的人去耶路撒冷

从来没有想到会去耶路撒冷，也从来没有想要去。那天，牧师和师母对我说：“去吧”。太太也竟然跟着说：“去吧”。我就这样去了。结果是一路不顺风，诸事不如意。

先是飞机误点，只好更换起飞的地点，从Newark市转到Atlanta市。结果飞机再次误点，他们竟然要我再飞回Atlanta市。原本8小时的路程，变成了48小时。我在Atlanta机场打电话给太太：“出师不利，这是不是神的阻拦呀？”总算到了以色列，那天正好是他们的农历初一，又是安息日，公共汽车，出租车一起罢工休息。物换星移，人地生疏，我去找谁啊？那种感觉真不好。感谢神，终于到了耶路撒冷，可万国祷告院负责接待的人却把我的性别弄错了，竟然和两个女生安排在同一个房间。原定的旅店已经客满了，只好把我塞进另一家旅店的地下室里，而且是独自一闲房。更令人紧张的是，公用的浴室竟然只供应冷水！最糟糕的是，阴差阳错，我和所属的团队脱了节；至始至终，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小组；直到离开，我都没搞清楚特会的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最后是时差反映，整整一个礼拜我都处在昼夜颠倒，黑白不分的状态中。……都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这话若没有信心很难领受。有谁能事先看见上帝放在苦难里面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

化了装的祝福

事后证明，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没有一件事是徒劳的。我们的天父真是信实的。凡真心寻求他而经历磨难的，没有不得赏赐的。因着飞机误点，同样被困在机场的一群犹太人和我有了患难之交；我把从LA带去的茶叶蛋分给了他们，他们便向我打开自己的心，主动告诉了我许多意想不到的关于以色列的事。他们在美国的机场里为我唱犹太人的歌，跳犹太人的舞，一起在美国庆祝以色列的除夕。在我抵达特拉维夫机场，接受海关极严格的检查时，他们当中甚至有人不顾警告，坚持站在我旁边，声称这人（中国人）是朋友，他不过关我（犹太人）就不走。一直到为我找到安全的车为止。因着安息日，找不到正常的交通工具，只好和十几个当地人挤进一辆面包车里，我们从特拉维夫机场一路交谈到耶路撒冷，他们成了我的第一批热心的导游。因着独自一房，凡事不必商量。何时休息何时起床自己定，祷告无须忍声吞气，打呼噜也不必道歉。因着冷水浴，食量大增。我通常都是早出晚归，一日两餐。冷水浴对我的体力和精力有极大的帮助。因着和团队脱了节，缺乏肢体的连结；被逼上梁山，下决心独自闯天下。每天早餐后，坐公共汽车，旅游车，出租车，甚至步行，按着当地人的指点，天天去不同的地方。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大卫城博物馆，希伯莱大学，国会大厦，死海，加利利海，地中海岸，昆兰山洞，耶利哥，伯利恒，迦百农，公共汽车总站，特拉维夫旋转大楼，中东最大的贸易中心，农贸市场，跳蚤市场，耶路撒冷最商业化的街道，初代教会第一处聚会所，第一家中国超市……我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走南闯北。最重要的是，这使我不得不时时求教于当地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事事依靠他们，观察了解他们，接触认识他们。这使我对以色列人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每天都会有切身难忘的体验和心得。因着时差反映，夜不能寐；便和几位旅店前台由无事闲聊变成了彻夜恳谈，彼此由他乡陌客成了交心朋友，他们也是我最热心的导游。

天父的礼物

在这次以色列之旅，每逢不顺，天父必赐予一件出人意外的礼物，而且都是一样的礼物：以色列人——从一本正经不拘言笑的拉比（Rabbi），到高声叫卖分厘必争的小商贩；从荷枪实弹一言不发的士兵，到热情洋溢滔滔不绝的公交车司机；从黑衣黑帽表情严肃的Orthodox（正统派），到天真浪漫无拘无束的导游小姐；前前后后至少认识了有20几位当地人（包括阿拉伯人）。可以这样说：在我还没有认识以色列这个地方之前，就已经开始认识以色列人了。与各行各业的以色列人交往，甚至比旅游景点更使我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在两个星期的特会期闲，我有许多次机会与当地人交谈，交往和交结。在和他们面对面地的接触过程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受至深：

第一，犹太人对传统宗教（犹太教）的热诚减退。今天的以色列人与圣经中所记载的那个年代已经大不相同了。既使是一年一度的赎罪日，来到哭墙（Western Wall）前的犹太人和宗教氛围远不如我所期望的。在犹太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什么都不信，有一小部分偶尔去会堂，只有25%的Orthodox还持守传统信仰。在他们发给我的单张上，第一句话是：Messiah is on the way! （弥赛亚快来了）。可是当我拿着单张询问一位拉比：“你们到底根据什么说弥赛亚还没有来呢？”他说：“你看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战争，灾害，苦难，罪恶……”我再问：“圣经上什么时候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世界已经是一个太平的世界了？”他的回答却是：“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以后再讨论吧。”而他那若有所思的表情给我的印象，是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我小心地询问当地人的宗教信仰时，他们眼光中多少带着善良的嬉笑，好像我是刚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老问些傻帽问题。在赎罪日的当晚，我从旧城哭墙步行回旅店，所经过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犹太人。他们全家出动，衣着鲜艳，成伙结队，高声笑谈，彼此问安；他们不是去会堂，也不是去哭墙，而是在散步赏月。当我对此表示不解时，一位银须白发，德高望重的长辈笑着对我说：“你以为我们犹太人在赎罪日做些什么？First, we fast; and then we play.”（我们先禁食，然后就是游戏玩耍）他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婆媳妯娌儿子孙子，个个脸上都是幸福的微笑。感叹之余，心里既为他们高兴（总算是从律法下走出来了），又为他们担忧（他们又会走向何处呢？）

第二，他们对真理的渴慕远远超过我所期望的。他们中间确实有人拒绝我传讲福音，但大多数人对福音的好奇和渴慕超过我的想象。一到以色列，他们问我大老远的来干什么？我说来为以色列的平安祷告，他们就笑了，说：“不可能，我们说这块地是我们的，他们说这块地是他们的，不可能有平安。你知道我们怎么说: We fight for peace! Fight for peace?!（为平安而战！为平安而战？！）”在许多犹太人的理念里，是枪杆子里面出平安。我说：“对，永远不可能。但我们所求的是另外一种平安，不是谈判桌上的平安，不是飞机大炮下的平安，而是自上而下属天的平安，是上帝所赐的。只有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了平安，我们人与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让我意外的是，竟没有一个人反对我，大家都在若有所思，甚至有人点头称是，说：“有道理。”在我离开以色列之际，特拉维夫机场的海关人员（国际货币兑换处）拒绝为我兑换美元，并坚持要我解释：安息日的安息与主日的安息到底有什么区别？说不明白就不准拿钱出关。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我可以强烈的感受到以色列人那曾经刚硬顽梗的心土已经开始松动了。既使在自称无神论者的犹太人中，言谈之间仍常听到“耶和华”，“弥赛亚”，“得罪神”等字句。可见，神在他的“选民”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属灵印记。

第三，他们对福音的认识极其贫乏和模糊。Firh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是当地的导游并兼差做旅店前台，是一位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不仅精通旧约，对新约也有所涉略；好像什么都知道，就是不信主。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信？他满脸胀红，忿忿地说：“眼睁睁的看着600万犹太人被屠杀了，其中有150万是儿童！这叫什么神？我就是不信！”最可惜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恳谈，真应该和他多说几句。对犹太人来说，像“神就是爱”，“恩典和真理”“律法的功用”，这样一些福音基本概念竟是如此陌生和遥远。他们的心里只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概念，却没有耶和华神的国度的概念。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只有对弥赛亚到来的既模糊又强烈的盼望，却缺乏对弥赛亚本质的认识。我的感觉是，他们大多数人没有真正听过到过福音。

多少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包括教会）的反犹排犹灭犹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和残害，刻骨铭心，难以抹平。与其说犹太人排斥福音，还不如说他们在骨子里排斥的是传福音的西方人，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谁来向他们传福音呢？谁来引导他们得救呢？是阿拉伯人吗？

博物馆的启示

我会对任何一位“爱慕耶路撒冷的”（赛66：10）建议，认真参观一下以色列国家博物馆。在入口处左侧的第一个展览馆，是一个平实无华的组合建筑，里面却是设计现代，设备先进，装潢华贵。几百件出展物竟是一样的东西——面包！各种不同加工制作的面包，各个不同时代的面包，各种不同产地的面包，各种不同气味口味的面包，逼真至极形态各异的面包，……应有尽有，不一而足。不知情的人还会误认为以色列是个专门制作面包的民族呢。

你曾听到过游客谈到以色列，提到他们的面包吗？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级的博物馆是以面包为主题的呢？他们要藉此告诉我们什么呢？我的理解是——民以食为天。这个民族如今所关心的最大问题并不是宗教文化，政治军事，甚至不是国土问题，而是如何生存问题。难道这不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不是宗教历史）的真实写照吗？这与我过去关于以色列是宗教至上的习惯观念截然不同。

由此而入，便是名副其实的展览馆了。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室外的艺术展览品（特别是雕塑绘画和工艺品）所表达的独特风格，常使我的心灵感到困惑和震撼。一方面是希腊文化的特质：流畅的线条，丰满的形体，完整的造型；一方面是历史现实的写照：断裂的构思，病态的抽象，残缺的形体。一件托腮静坐，低头沉思的塑像旁，放着充满本能欲望的一对男女；一个正在怀中喂乳新生儿的母亲旁，放着因战争和饥饿造成的尸体和残肢断臂……这两种对比鲜明，格格不入陈列品有意识的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艺术感染。温情与血性，执着与迷失，尊贵与卑贱，以及完美的扭曲，混乱的和谐，迷失的盼望，……这使我猛然想起刚到以色列时，他们对我说的第一句话：“We fight for peace!”这种矛盾的交织，对立的统一，不可遏止的冲动和不可名状的失落感正是我所体验到的当代以色列人心灵写照。很想信些什么，又不知道该信些什么；很想做些什么，又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一代，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一代多么相似！对于以色列人而言，这是一个极可能福音广传的良时，也是一个祸音趁虚而入的机会。（据我在网络上所知，摩门教已经开始有所动作。）

他们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

上帝又一次把最初的选民引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面是对传统宗教的淡漠，一面是对未来信仰的迷惘。在这信仰危机和虚空中，何去何从？这决不仅仅是犹太人自己的问题。别忘了，主的再来，天国的降临，都与犹太人悔改归主息息相关。面对哭墙下一群群咏经呼求的人，面对石墙缝隙中塞满了祷告乞求的纸条，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直到现在我一想到他们还是想哭）——数千年来，他们一直是一个认罪悔改的民族（在神颁布的律法面前，他们是唯一的一个），却仍然不是一个得救的民族。他们是神所应许中的长子，但至今尚未认主归宗。我仿佛看见九十九只羊快要归回羊圈了，那原本该做头羊的却仍在外面游荡，四处寻找回家的路。我们若是置他们的挣扎于不顾，我们若是置他们的呼求于罔闻，有一天我们怎能去面对那从他们中间走过来，并用自己的生命和寶血救赎我们的耶稣呢？外国宣教士的鲜血是今天华人教会的种籽；我们正在看到一个福音广传的中国，我们是否应该期待着一个宣教的中国呢？天涯海角，中国人仅向中国人传福音这种模式，是否因该有另外一种心志呢？都说传福音的接力棒交在了中国人的手里。那么，这接力棒的下一站和终点站又在哪里呢？福音是从主耶稣的故乡起步的，有一天福音要回到自己的故乡，这就是主赐给每一位圣徒的使命。在这个荣耀的征途中，最后几个脚印若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将来在救主耶稣面前，我们华人教会的圣徒们能抬的起头来吗？

中国人，去耶路撒冷。

（十四）一生至少朝觐耶稣的圣迹一次

基督教新闻“基督徒守望禾场”说，《以色列回家特会822聚集耶路撒冷举行逾3000人参与内地信徒遍布会场属灵的父母》（2014-11-12 16:00:56）——

从11月10日到13日，一场名为“822聚集”的活动在耶路撒冷举行。有华人事工将此次的活动称呼为“以色列回家”。

有华人事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大会现场直播视频的一些截图照片，可以看到有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的参与，其中有不少是华人与亚洲教会的领袖，大家共同敬拜赞美。

香港的国度复兴报报道说，来自世界自世界各地约3，500人，聚集于耶路撒冷国际会议中心，同心合意敬拜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

“822”来源于圣经旧约撒加利亚书8章22节的经文，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国度复兴报报道说，该经文预言列国会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独一真神，而今次聚集的参与者来自北美、南美、亚洲、欧洲、非洲等不同地方，当中以华人最多，中国内地信徒遍布会场。有领袖在台上惊叹表示，这是历年来最多华人参与的以色列聚会。早前11月5日曾有消息指，当时报名人数已经超过逾二千多人，来自世界各地，而其中逾1，500名报名者是华人。

台湾的基督教论坛报报道说，在纷乱动荡的末世时代，这次的聚集预期将带出以阿之间，以及犹太人与外邦列国一起回到神的家，彼此废掉冤仇，有突破性的饶恕与合一，别具有历史意义；而华人也居中扮演特别的角色。

大会采取的是和“回家”特会类似的方式“聚集”。“聚集”是一种聚会的形式，大会主办方对此的解释首先引用了撒迦利亚书10:8的经文“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说到“不同于一个有预定的讲员和预定的教导的大会，在一个聚集中，信徒们回应主的呼召聚集在一起敬拜等候主，共同聆听圣灵对教会所讲的话。大会中有一支有经验并成熟的领袖团队（属灵的父母），负责提供属灵的指引和保护，他们会一起分辨主透过祂的肢体所讲的话，并使圣灵的工作在聚会中畅顺。”

此次大会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同时亦开通网络直播，设有英语与普通话。在大会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日上午11时11分，牧师带领会众一同宣告以赛亚书11章11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忒罗、古实、以拦、示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教牧领袖们表示，只有和平之子才能解决这片土地上的纷争，参加者一同呼求主基督的再来，为这地求平安。

谢选骏指出：我号召所有的中国基督徒，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一生之中应该去圣地亲近耶稣的生平所在地区至少一次——以便更深地理解福音的意义、更真地体会基督的艰难、耶稣的奉献。并以此血泪的榜样给自己的一生注入无穷的动力。

“中国基督徒一生必须朝觐耶稣的圣地一次”——这不仅是神学，也是经济学。须知回教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因此不断团结着自己、扩充了势力范围。基督教要是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又怎能谈得上对于耶稣的追随和对于基督的效忠呢？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会产生新的果子，那是今日的人们所无法预见的丰盛。“神圣经济学”可以使得一个费拉民族获得重生。

（另起一单页）

后记

思考“耶路撒冷会议”

（一）

耶路撒冷不仅是主耶稣殉难和升天的所在，也是奠定全球基督教基础的所在——因为有了“耶路撒冷会议”（参考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五章1-31节），才有基督教后来的发展，才有基督教未来的活力。

“耶路撒冷会议”为何能够成功？

我觉得，这是耶稣的宝血显灵了。

在耶稣的宝血面前，没有人再好意思把自己的私心升为至高，于是就能按照圣灵的意思来做了。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耶路撒冷会议目的：目的是解决外邦人信主后，加入教会要遵守的条件（徒十五）。这里有两派主张，一派以法利赛人为主，要求严格遵循摩西律法（当然是已经被祭司与文士过度仪式化的规矩），包含割礼。另外一派，以保罗和巴拿巴为代表，主张摩西律法连犹太人都觉得难以遵守，不必强求外邦人遵循。两派因此起了冲突。

参与人员：

1、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的代表。

2、使徒和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包括西门彼得和雅各布。

开会时间：

现在称为第一次教会大公会议，是主后48或49年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目的是解决外邦人信主后，加入教会要遵守的条件（徒十五）。

从此以后，教会也举行过一连串的地方会议，像安提阿、迦太基、亚历山太、撒底加（苏菲娅）、里昂及其它地方，好排解教义的纷争，和缝补不同的分裂。

会议结论：

一、不要求外邦人遵循已经僵化的律法，以利宣教。

依据《使徒行传》十五章28-29节，雅各布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摩西的律法已经被精简到剩下：

1、不祭拜偶像

2、不可奸淫

3、不吃被勒死的牲畜和血。

二、派遣代表陪同保罗和巴拿巴去向外邦人说明，以免争议。

依据《使徒行传》十五章22-25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意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西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作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作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惑乱你们的心。（有古卷加：你们必须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怕保罗和巴拿巴回安提阿之后，仍无法说服坚持守割礼的人，所以派了比较有声望的两个人，犹大与西拉，陪同到安提阿，并向会众说明在耶路撒领会议上的结论。

日后影响

1、外邦人不必施行割礼，使宣教工作更容易为外邦人接纳，福音才能广传。

2、摆脱已经僵化成繁文缛节的摩西律法，使信徒的心灵更加自由。

3、使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而不只是成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

4、开了大公会议的先例，使得以后教徒能以会议讨论方式解决教义上的争论。

这次会议是因争论非犹太人改信基督教后是否必须行割礼而召开。由使徒彼得和雅各领导的这次会议作出了有利于保罗和非犹太人基督徒的决定，这有助于早期基督教脱离犹太教。圣经使徒行传十五章对此作了生动的记载。当时有“犹太派”的基督徒强调必须遵守犹太人的一切律法、规律和习惯，包括割礼等，于是同非犹太人的基督徒产生了矛盾。彼得、保罗和巴拿巴等人则认为不守犹太习惯的非犹太人接受了主，也同样得到圣灵的恩赐，所以他们不赞成把犹太教的一切要求强加于非犹太人，还述说了“上帝藉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为的神迹奇事”。由此，基督教会才得以突破犹太教的小框框，突出基督，强调唯有信靠基督才能出生入死，并传扬这是上帝为世界万民预定的福音。

（二）

约在公元49年，安提阿教会派派保罗、巴拿巴及其他几个代表前往耶路撒冷，会见使徒、长老和平信徒；

参会议题是决定外邦人入教问题。主持人是耶稣的弟弟雅各；时值保罗三次旅行传道中的第一次旅行，约为公元47-49年，见《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不把遵行律法的重担加在外邦人身上（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外邦信徒）身上。【徒5：17-40】但要禁戒3件事：

禁戒任何与拜偶像相关的事；

禁戒吃不放血的肉；

禁止男女间一切不正当关系的事；

（使徒行传15：6-29）

该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外邦人信教后，加入教会所要遵守的条件。当时有两派主张：一派以法利赛人为主，要求严格遵循摩西律法（当然是已经被祭司与文士过度仪式化的规矩），包含割礼。另外一派，以保罗和巴拿巴为代表，主张摩西律法连犹太人都觉得难以遵守，不必强求外邦人遵循。

外邦人不必施行割礼，使宣教工作更容易为外邦人接纳，福音才能广传。

摆脱已经僵化成繁文缛节的摩西律法，使信徒的心灵更加自由。

使基督教神学有独立发展的空间，而基督教不只是成为犹太教的一个教派。

开了大公会议的先例，使得以后教徒能以会议讨论方式解决教义上的争论。

（三）

论耶路撒冷的教会

约翰．甘乃迪

耶路撒冷教会的地位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后不久就开始出现衰退，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他原来应该去广传福音与及藉神的话语去服事和喂养各地初生如婴孩般的众教会，在这两项事工上担当重要的角色。耶路撒冷教会原来是充满属灵生命力，正如路加所形容“得众民的喜爱”（徒 2:47）。可惜不到三十年，居然被描述为大部份的人是“为律法热心”（徒 21:20）。再过十年，当教会被迫逃亡之先，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重要的属灵能力。是什么理由造成这种可悲的崩溃呢？盼望藉着这三章篇幅来探讨耶路撒冷教会失败的三大困局。

1、统一划一化的危机（The Danger of Uniformity）

（译注：划一化的统一或是单一化是指外形式和做法上的统一，这和灵里生命的合一[Unity]不可混为一谈。）

早期耶路撒冷会众的组成，特别是适应将来在广泛的同情下把福音广传自列邦的。因着五旬节各地说希伯莱语的犹太人、希腊语的犹太人以及那些出生是外邦人却入了犹太教的人都聚集至耶路撒冷。毫无疑问，当圣灵倾倒下来的时候，这些人都被带进教会的相交里去。有不少的人无论神拣选何种工作的方式，他们的心总是打开向着神的。我们清楚的看见司提反之死所带来的逼迫事，那些逃离耶路撒冷的门徒所做的一切（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传广主耶稣）（使徒行传11:19-2l）。巴拿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有异象的人。当然也有一些坚守传统犹太教的人，他们对任何跟外邦人有瓜葛的事都抱怀疑态度。无可否认因着外邦人道德败坏以及犹太人尊重神的圣洁，我们难免会同情犹太人的忧虑，他们担心若不警醒，教会将会受到外邦人低下的道德所污染。可是对于这种忧虑的答案乃是圣灵的生命，“他们（包括外邦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

事实上，圣灵的生命和圣洁的生活是无法分割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果这还不是圣洁，那么重生到底是甚么呢？在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中，圣灵的生命乃是强大的合一力量和见证的来源，这并不是说教会就毫无瑕疵。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假冒圣洁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这种装假也逃不过圣灵生命的要求，结果是“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徒 5:13）。基督在人身上显出的圣洁能保护教会免于世界和肉体的败坏。

司提反殉道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信徒分散在各处。（使徒行传八章1节），但似乎此次逼迫的忿怒主要还是倾倒于这些非主流犹太正统背景的信徒身上，就是在教会中占大多数说希腊语的人，至于那群正统犹太的信徒就没有什么麻烦。像主的兄弟雅各后来就成了这一群人的领袖。他们持守犹太教古老的仪式，因此在犹太人当局中也居高位。耶路撒冷经过这一次的清除异己后，从教会生活的外表上看来是有了前所未有的划一化，可是这种外表的统一就逐渐取代了灵里更深的合一。

地方教会其中最大的一个致命伤就是传统。他把教会的敬拜系统化，变成一套冰冷形式的礼仪。也许因为有些服从了主的祭司（徒 6:7）把他们对传统的忠贞带到教会来，但是传统并不一定需要继承过去。神的子民一但厌倦灵里不断的追求，而满足于对基督已有的认识时，他们就有极大的可能在教会里发展出一套传统。今日世界各地都有许多神认真的儿女，他们正如昔日的法利赛人般看重传统，却以为别人在传统里，只有他们才例外。在耶路撒冷，传统包括除了要有基督生命外也得加上一些必须遵守的礼仪，如此才可以相交。这外在的要求就会激发人对那些没有遵守这套礼仪的人生出一种优越感。

当一个教会若安于划一化（Uniformity）的时候，他们就是处于可怕的属灵的难关中。一般来说，划一化就是把曾经是生命和祝福的态度和做法固定下来。我们是否也会特别强调教会生活中一些所谓“我们的做法”？我们会否认为特殊的神圣祝福临到是因为跪着或站着祈祷？是因为聚会的长或短？是因为我们已准备好了讲章、或是信靠圣灵、或其它？我们是否认为任何人做这些事情都是对的，而若做其它就是错呢？我们是否已经堕入了一个陷阱，认为跟我们想法一样的做法才能在灵里行事？相反地，我们会否认为对传统做法的效用提出质疑的人是不属灵呢？

圣经里其中一个伟大的吊诡，就是一切事物都要被交于死地才会有属灵的生命。“一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死了”（约 12:24）才能结出许多子粒。这个原则适用于属灵生活的许多方面。当然更适用于地方教会的形式上！所有“根据圣经的做法”都必须经过十字架，就像神的儿子一样，否则，结果就像耶路撒冷一样，因相交断绝而灭亡。耶路撒冷的教会成了那些在属灵方面未经过死的圣经做法的牺牲品。在属灵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只要不越过圣经，不同的看法和做法的空间仍相当大的，我们只要审察往圣的生命，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教会的见证是生命而不是划一化。要集合一群看法和做法都一致的人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他忠于接受一定的属灵仪式，说一套属灵的术语，他就是“自己人”，否则，他就不是。这些事情，天然人无论他的属灵光景如何，固然可以明白并作出清楚的判断，就是甚至没有属灵生命的，也可以作出判断。然而一旦统一划一化代替了圣灵生命（多是无声无息地发生），任何原本想要保守教会纯洁的方法都将终结。耶路撒冷教会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用划一的律法代替，影响属灵生命的合一。

地方教会划一律法的生活把属灵的生命连根斩除。这也是因为对圣经有了错误的理解。让我们郑重声明划一不需要一套清晰的“官方标准”。尽管聚会未必按着一套写下的章则进行，且让我们不致愚蠢到一个地步，认为因为教会没有规章册子规范所有的程序，所以一切事情都在灵里作成。无形的律法跟有形的仪文同样危险可怕，有时更甚于后者，因为他能在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变为传统的奴隶。

耶路撒冷教会强行划一性的统一，讽刺的是尽管教会特意想用这来保住属灵的生命，结果却是压制了那个生命。教会所见证的是一套的形式多于见证基督，而最终连结果子的属灵生命也衰竭了。在不知不觉间，我们的心思改变了：从看重属灵的生命转到许多代表性的仪式上。举受浸和主的桌子为例。这两件事情都是主亲自交付的，所以，我们认为爱主的人都应该遵守。然而我们能等同地说凡守住这两件事的人都爱主吗？许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实际上真的持这样的看法吗？“某某人重生了吗？”“这个”然后我们会说“他已经受浸而且一直参加主桌子的聚会。”换句话说，“我们想他是重生了”。当一个人这样回话的时候，人的心思已经从看重主变为看重形式。这就是至终将主从宝座上挤下的第一步。我们可以热衷于遵行主的话，但是让我们牢记着基督的生命大于受浸，主自己大于祂的桌子。大多数法利赛人堕落明显是因为没有发现主大于祂所设立的仪式。耶路撒冷教会正重蹈法利赛人的覆辙。

统一、划一是误解圣经所致的。法利赛人再一次难辞其咎，因为他们把圣经贬为一套冰冷的，法律性的规条，并且拒绝赐生命和自由的圣灵。不少人可以根据圣经谈及教会的模式，但是我们清楚知道圣经并没有记载教会的模式，没有好像造会幕和圣殿那样的蓝图。圣经不是一本规则的书，用来机械性地管我们每天生活的细节。它启示了神圣不朽的原则，唯有信从基督，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才能把这些原则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上去，就好像保罗适切的提醒我们“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林后 3:6）。我们实在容易透过翻查圣经，找到一些先例帮助自己解决一些小问题，然后认定那就是必须遵行的律法。但是神的话是活泼的。圣经所发表的是那位活的基督。当我们让活道在我们里面留下基督的形象，主的恩惠就是要透过荣耀的自由的圣灵去模造我们的一举一动，好叫我们荣耀祂。

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不少警告，但是很少有比起不结果的耶路撒冷教会更令人悲哀。耶城教会开始了基督的福音。这福音显明了升天的主满有恩惠和权能。教会属灵的生命被残存的传统蚕蚀，被划一化的墙壁窒碍，将神的儿女被关在外头，（墙内坐着优越的一群，但是有谁会想到要推倒这墙垣呢？）结果耶城教会就只不过成了第一个基督教的宗派。

2、一人独断的危机（The Danger of One Man Rule）

教会是主掌权的特定范围。保罗在以弗所书谈到这件事实的时候，做了很好的结论。“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以弗所书1:22-23）难怪几千年来最激烈的争战之一，就是撒旦想要把基督从祂子民当中的宝座上赶下来。我们不必怀疑神透过分别为圣的人带领教会的事实，在教会的交通中有其必要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属灵的带领”和“人来掌权”只不过是一线之差。

圣经清楚记载了管理地方教会的原则。属灵的带领跟方向都不应该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而是在一群长老身上。圣经并没有记载产生长老的任何方法，这跟新约启示的内容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它主要谈到神作事的原则，而不是建立组织的步骤。

耶路撒冷教会起初似乎是由使徒们来管理，他们也顺理成章成为了起初基督徒会堂的管理层。后来，我们发现是一群长老带领教会，而使徒们就可抽身专注于不断扩展的福音工场。这对初期教会有重大的意义因那时是有恩赐的人直接行使徒的权力和职分，不像今日可以藉着神完全启示所写下的话语（圣经）。尽管事实是如此，当我们谈到早期使徒们的特殊情况，我们必须注意他们总是共同决定耶路撒冷教会的一切事务。新生命的灵是要与人交通分享的，这在教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应该随处可见。更重要的是教会的领袖必须有这样的品质，就像彼得所说的他们乃是作群羊的榜样（彼前 5:3）。如果会众不能在公认为属灵的长老身上看见榜样，我们很难想象在真理刚起步的信徒身上能期盼有这种生命的表现。彼得清楚指出了教会和长老的关系（彼得前书5:1-4），他们是群羊的牧者，同时，他们也受一位“牧长”所管理。所以地方教会的管理并不是根据会众的概念，不是每一个人在凡事上都有权发言。教会不是讲民主，但也不是独裁统治。教会不能是一个人做主的地方，而是基督作主掌权。教会长老跟所有的会众都得向他跪拜。

耶路撒冷教会随着由使徒带领过度到为长老带领后，我们发现有一人逐渐出头，最终就独掌大权，这就是主的兄弟雅各。起初雅各和众长老平起平坐，他不过是一个领头的人。他就是众长老的发言人或是主席。正如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记载，当他们讨论割礼之事，他们是需要一位发言人，总不能要求所有的长老同声发言。但是雅各后来的地位不仅是一位发言人而已。本来他是众长老中的第一人，后来他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地变成了独一的老大。在使徒行传中也能找出雅各地位改变的蛛丝马迹。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会时只是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徒 11:1）。但是后来当彼得从监里得释放时，就特别提到雅各，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徒 12:17）。再以后，当保罗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读到“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徒 21:18）

我们千万不要轻视雅各在耶路撒冷的服事；他的品格出众，眼光过人，凭着令人钦佩的恩典和智慧，他带领着会众经历一段相当艰难的日子。他的神圣品格是有历史评价证明的，在历史上他被称为“公正的雅各”。他是最佳的和平推动者，他总能看到争执双方的角度。但从他保持的立场也可显出他品格的高尚。他在耶路撒冷温和派的信徒和极端律法主义的信徒中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虽然还有小数叛逆份子，不过由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中对讨论割礼的结果可以看得出，整个教会还是对雅各忠心的。他所做的决定，圣经记载说“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意（或作认为美好）”（徒 15:22）。

究竟雅各对着那些从耶路撒冷出去的犹太教师持什么的态度呢？他们给众教会带来混乱，又影响了彼得和巴拿巴的信心。（加拉太书2:11-13）。并且引起争论，使得保罗和巴拿巴要上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15:1-2）。无论他们原来的使命是什么，这些人肯定是做得太过火了。耶路撒冷给众教会的信上讲论到他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惑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徒 15:24）我们不敢肯定这些人是脱离了教会自己行动或是受差遣传信息，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说他们去加拉太和安提阿所传讲的，是未经耶路撒冷教会所核准的；他们也可能是自尊为教师的。然而在保罗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他清楚指出那些人是从雅各那里来的。（加 2:12）。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他们一定是雅各所信任的人。他们有意或无心之间滥用这一份信任，就在信徒当中惹起许多纷争。

如果说这件事暴露了雅各在判断力上的一些弱点，是否太过了呢？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处事温和的人，他虽然对律法派采取一种容忍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同时，雅各也注意到极端主义和其支持者倾向暴力的危险。那些人能够摇动彼得和巴拿巴的心思，又可以造成很大的混乱的，肯定有很强的性格。我们得相信雅各或许没有完全了解这一点，又或是他知道这一点而且接受他们所带来的影响。

另外一个做成问题的因素，就是雅各在耶路撒冷教会中主导的地位所带来的影响。那些从耶路撒冷出去的人常会狗仗人势，狐假虎威。这些雅各的密使，毫无疑问是有一股当权派的味道。雅各可能没有完全同意这些犹太教师所传的教导，但是因为他在两派中间的平衡作用。就使得这些人有理由相信雅各并不反对。当保罗提到这些教师对彼得的影响时，他特别指出彼得是担心幕后的雅各。因为雅各地位令人慑服。当彼得看到别人对雅各影响力的尊重，他也无力抗拒（加拉太书2:12-13）。雅各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远达到耶路撒冷教会以外之地方。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要批评雅各。我们只是想要说明纵然有雅各这样杰出的品性，他到底还只是一个会犯错的人，跟所有人一样都有限制。他恩慈的个性使他天生就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本身并没有错。他在多人中间有影响力也没有错。问题乃是他在教会中占到独霸的地位。这就使得他那种令人和睦的恩赐反倒成了一个陷阱。他这个弱点因着他的长处而被人忽略。他的影响力，在对的事上极为有效，但在错的事上也就遗害非浅。

人谁无错，就是在属灵判断上也是如此。人性复杂，与生—俱来的偏见和潜意识里的自我中心，使得我们除非是无所不知，否则就不可能不犯错误。甚至使徒保罗也不敢认定他的判断力。所以他说“我想是受神的灵所感动了”，当然不但一个人可能会犯错误，就是一群长老也会犯错。但是一群长老乃是；神所设立来补足个人属灵上的不足。腓利被术士西门欺骗而替他施浸，可是藉着彼得的判断力来加以改正（使徒行传八章）。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份忠诚的反对。神就是用着一批顺服他自己的长老来扮演这个角色。最可悲的就是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一个已经无法接受其它敬畏神而有谦卑之灵的人所提出属灵上的查验。

雅各似乎是就没有这样一类的反对。他仿佛是一个英明的独裁者，以老练的手法和智慧带领着会众。毫无疑问，他是大权在握一个慈爱而属灵的独裁者，这是充满了许多危险的。如果像大多数人一样，因受英雄崇拜以及独裁者的关爱而感动，世上最容易的事就是去为他卖命。在这种情况下，将导致人们放弃了自己做决定的责任，什么事都只要听神和雅各就行了。这种危险对人的品格影响太大，并且会极远极远地影响到整个教会的生命。更悲惨的是这种慈爱的独裁者，时常会吸引许多跟随他。而这些跟随者又是崇尚权威多过慈爱。许多人可能因为独裁者的关爱而跟随他，可是他们却因着绝对的权威而变得要去操控别人。正如那些在加拉太书二章里所提的犹太教师一般。实在是令人惊讶，神的儿子拥有世上一切的权柄，他却从来不在门徒的身上施展。他对门徒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约 15:15）

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取代主所设立的原则：那就是只有主在教会中可以居首位。祂可以透过一些牧人来管理和带领祂的群羊。一个人，无论他何等的圣洁，都不可能取代基督直接管治的地位。

雅各的下场十分可悲，令人惨不忍睹。雅各的虔诚曾一度保护他脱离恶人的手，但结果他也被处死。耶路撒冷教会经历这个损失，受到损创，再找不到性格相若的人继任。只剩下神自己，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也就进入安息。

3、中央集权化的危机（The Danger of Centralization）

耶路撒冷教会开始了今天所谓的“运动”。前两章我们主要讨论了在耶路撒冷当地的一些因素，现在我们希望特别讨论一下耶路撒冷教会以外的影响。

首先我们必须先看一下一个地方教会跟其它地方教会的关系上所有的原则。新约圣经并没有明文规定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立和自治，但是我们在圣经中也找不到任何先例或原则是允许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些教会中行使权柄的。至于一个教会有权管理另一个教会，在神的话语中也是找不到的。圣经中所承认的有组织的单位就是地方教会。换句话说，圣经只承认这个管理权柄的范围。保罗的服事或许可以算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保罗多次为自己使徒的职任辩护，正说明他之所以得到众教会的接纳并不因为他使徒的身份，而只是按他属灵的声誉和事奉来量度的。尽管这些发生在教会的初期，及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前，使徒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是今日的人无法再拥有的。

新约圣经中所形容的教会乃是信徒在工作和见证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合一，也就是在这背景下，圣经才记载了教会管治和权柄的原则。如果我们真的接受在二、三个人中间基督居首位的事实，那么要接纳任何从外面而来的管理就是夺了主的权柄。

使徒时代之后，有一段时间，一般都接受教会有独立性。即使在主教取代长老管治教会的时候，也没有人提出由主教监督许多教会的想法。教区的观念是以后才有的。早期主教的地位就像今天区会里的牧师。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在新约里仍然可以看见教会倾向一个紧密有组织的联盟。这种情况显示了人类与生俱来崇尚权力的结果。耶路撒冷教会对这种权力，特别感兴趣，他们一方面清楚说明一间教会管治另一间教会是不合宜的，但是另一方面又积极维持主导的地位，又管理着别的教会。

在灵里彼此分享交通不应该受地域的限制，而且是极有价值。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有些缺点，却有很丰富的经历。因为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日子，他们对主有亲密的认识。所以尽可能利用这些优点，向他们请教属灵的事是很自然也是应该的。基于这一点，保罗，巴拿巴跟众人就一同把割礼的问题带到耶路撒冷去。结果就召开了众所周知的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大多数的信徒对奉割礼都立场坚定，但是他们也很清楚，这批代表所来自的安提阿教会并没有把受割礼作为相交的条件。尽管他们也十分反对安提阿会众的立场，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要替别人立法。要是他们认为立法限制其它教会奉行割礼是职权所允许的，那么早在保罗和巴拿巴到耶城之前，他们必定多次讨论这个题目，割礼就已经成为全城的热门话题。事实上，耶路撒冷教会至少在理论上承认各教会的独立性。所以，那次会议的结果纯是建议性质而不是宣告律法。他的作用不在设定教会相交的条件，乃是鼓励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更容易交往。

耶路撒冷会议结果的性质在保罗给哥林多人的第一封信里得到进一步证实。（林前十章）很明显的，如果保罗把耶城的决定看为律法，根本就不必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需提供一些跟那决定颇相反的意见。因为律法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众教会欢迎耶路撒冷教会的意见，同样欢迎保罗或是其它属灵人物的意见。只是最终仍是各教会自行决定有关的事情。保罗不认为奉行耶路撒冷的决定是他的职份，众教会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跟主直接的关系主导一切的事。

到此为止，这不过是整件事的一面而已。理论上，耶路撒冷教会的立场是清楚和正确的，但是教会的生命却因双重标准，这样惑人的矛盾而受到影响，在些明显有圣灵工作的外邦人身上有一套标准，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的身上，除了在基督里的信心还加上割礼才是相交的条件，又是另一套标准。这里我们看见肉体和圣灵的争战。这争战不在信徒个人身上，乃是发生在教会的生命里。这是自大精神跟生命自由的灵在角力。前者要支配一切的人和事，后者藉着使人有生命和自由的圣灵，要使基督住在祂的民中间使他们连于主，只倚靠祂并向祂负责。

当讲到耶路撒冷教会之事时，难免会感受到他们想要站在主导的地位以及表现出属灵上的自大。但是神不尊重这份妄想。耶路撒冷教会在祷告及广传真理的事上，日渐沦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无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参观者，但在广传真理上却没有多少积极的参与。我们也发现，耶路撒冷教会在不知不觉中想要把他们的一套作法加在别的教会身上而不顾灵里的自由。

在新约里，耶路撒冷那份优越感是有迹可寻的。那次会议的建议所用的语言，尽管是明显合理地给众教会的一种纯建议，但是教会还是期望各地信徒加以遵守，而且不得异议。不错，众教会都乐于接受那封书，因为那是一个好的建议，而不是因为他来自耶路撒冷。当建议每一次都自动地被遵守，那就变成了命令。再者，教会要求保罗只是“记念穷人”代表什么呢？（加 2:10）。真正的穷人乃是耶路撒冷的信徒自己，当时耶城教会十分贫困，接受不少各地信徒慷慨的捐助。保罗接受教会的训诫，认为是互相负责的表现，因为恩和爱本来就是神子女的特征，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很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他们似乎认为各教会的捐助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犹太人普通都捐献给圣殿一样。

那些犹太教师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促使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他们来自耶路撒冷，至少有一部份是带着雅各的吩咐。（加 2:12）从他们所引起的混乱可见他们是带着权威而来。那些人的重要性究竟从哪里来的呢？即使我们相信他们是自任为使者，但结果并非如此，相反他们那份自傲肯定不是从别处得来，乃是来自“母会”。如果他们的工作带来了预期的果效，那肯定会强化母会的权威性。这是神的恩典没有让事情那样发展。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耶路撒冷教会极力尝试管治其它教会的信徒。这可能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是没有注意到这种做法把众教会带进中央集权的人为组织中，结果仍是致命的伤害。

我们看过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态度。现在也需要来看看众教会的看法：前面说了一点，安提阿乐意接受那次会议的建议，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却没有把建议视为神谕。有这种健康的情况，完全是因为那些带信的使者，保罗、巴拿巴、犹大和西拉等人对神的看法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为人谦卑，不因自傲而膨胀，也不会因为自己所属的教会而退缩。但是在加拉太，情况却截然不同。犹太教师倚靠自己的属灵权威和地位（如果有的话），有不少信徒都听他们。他们从雅各或耶路撒冷来的事实不但使他们高估自己，活像带着神的话语，更误导其它信徒尊崇他们，听他们错谬的信息。

彼得是一恰当的例子。他的失败告诫我们，不管人的成熟度和属灵经历如何，当要去面对伪装成属神样式的那种人的权威时，也是会亏欠神，让神失望的。在他一生之中，最深刻的属灵经历也许是看见“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缒在地上。”（徒 10:11）。后来，彼得明白了教会的启示。对于神给他的异象，他初时拒绝，最终也接受了。那肯定是神的声音。就是耶路撒冷的弟兄们，当彼得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也只得相信。“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徒 11:18）这些宝贵的，神给的教训，彼得竟一下子忘记得一干二净。虽然那些犹太教师肯定没有他的经历和成熟度。但是他们来自雅各和耶路撒冷。这件事比一切都重要，彼得害怕雅各和耶路撒冷过于神。（加 2:12）这证明了我们不期然倾向用耶路撒冷代替了耶路撒冷的神。如果彼得因为错误地顺从“母会”而导致失去属灵的判断力，那么很难想象一般信徒会怎样？他们很快就像彼得一样，被权威吓退。保罗公开责备彼得。（加 2:11）保罗不是制造麻烦。他对耶路撒冷的弟兄们是尊敬的，但对神的尊敬就更大。

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指出了中央集权和权威主义（centr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的危险。两者最终要跟基督的权柄角力，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乐意住在祂民中间。基督是神和人的中保。在世界上，神赐权柄给教会，能在世上代表他自己。但是神从来不许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教会中来代表神，没有人或集体有权向教会传达神自己，因为基督是亲自住在教会中间的。

神在怜悯中，早早阻止了将众教会集中在人的一套权柄之下。于是耶路撒冷被放在一旁，在使徒时代，没有任何迹象或任何野心倾向显示安提阿会接续耶路撒冷成为尊荣的中心，也不见他们有这种野心。我们只看见圣灵从安提阿再开始，给与安提阿教会他自己的影响力，鼓励信徒把福音传遍世界各地。

我的心在耶路撒冷

昼思夜想漫游驰骋

橄榄山布满了踪迹

各各他吹拂着雄风

我的心到了拿撒勒

加利利的梦魂锁系

耶稣预言圣地空虚

天国就住在我的心

我想设立全球网站

征集所有教堂景观

打破世界金氏记录

宗教艺术神秘概览

2017年3月1日

（另起一单页）

版权页

书名

中国来到耶路撒冷

——人类历史的回归

China came to Jerusalem

- the return of human histor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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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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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17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八十二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LXXXII